第5章
他在心里替那个男孩想了几个理由,像在货架上码商品一样,把各种可能性一件一件摆上去。
第一件:伤那么重,总得养一天吧。左眉骨到颧骨青了一大片,嘴角还有血痂,那样的伤不休息几天,走路都疼。脸上的淤伤每一块都连着面部肌肉——说话会扯到,吃东西会扯到,连转头太快都会被皮肤牵拉。他知道这些,因为他给那个男孩处理过伤口,看到过他咬紧后槽牙不吭声的样子。
第二件:或者今晚有人盯着,翻不出围墙。体校宿舍晚上十一点查寝,宿管阿姨拿着手电筒一间一间照,手电筒的光从门上的小窗扫进来,在每张床上停一秒。翻墙得趁巡逻的空隙——围墙边上有个垃圾桶,踩上去能够到墙头,但翻过去的时候训练鞋会在铁皮围栏上磕一下。不是每晚都有机会。
第三件:再或者——他压根没打算再来。
这个理由不像前两个那么理所当然,但周屿还是把它摆上了货架。并且发现它比其他理由都重。
那个人第一次来买泡面,也许只是路过。从体校翻墙出来,沿着后街走,第一家亮着灯的店就是便利店。他走进来不是因为想进来,是因为只有这扇门开着。第二次来,也许也只是路过——训练结束得晚了,食堂早关门了,宿舍里的泡面被室友吃光了,只能翻墙出来买。便利店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真真实实买东西的地方,不是什么特殊的去处。两根火腿肠而已,谁会为了两根火腿肠特意翻墙出来。也许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根本没注意到火腿肠是送的——他连掏钱的时候都低着头,怎么可能注意到多出来的两根;也许注意到了,但没当回事,走出门就忘了。也许他现在正在器材室的地铺上,拆开泡面,用热水壶烧了水,把调料包挤干净,吃完就睡了。根本没想过便利店里的那个人还在等他。
第三种可能性让周屿在理货的时候把绿箭和白箭放错了位置。他回过神来才发现三包绿箭夹在两包白箭中间,像一排整齐的牙齿里嵌了颗错位的智齿。绿箭的包装是绿色的,白箭是白色的,放在一起很扎眼。他默不作声地把它们换回来,手指碰到货架边缘的金属条,凉凉的——不锈钢货架在冷气里待久了,表面温度比室温低好几度——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在走神。而走神的内容,是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陌生人。
他不喜欢自己这么在意。才见过一次。严格来说是两次——第一次,那是更早之前,凌晨两点,瘦高的个子,卫衣帽子压得极低,左眉骨到颧骨青了一大片,额角也有一块暗沉的淤紫,边缘已经泛黄了。那时候他还没记住这个人的脸,只记住了他蹲在货架前选泡面的姿势——蹲下去的时候膝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修长的指尖拈起桶身时小心翼翼。第二次,那是又隔了几天,还是凌晨两点,还是同样的深蓝卫衣,右眼角又肿了,新伤叠旧伤,脸上的淤伤像一幅没画完的地图,每次见面都比上次多了几个标注点。那次他在收银台前掏钱的时候,周屿从抽屉里摸出两根火腿肠,说“店里活动”。也是那次,他在收银台上发现了那枚混在零钱里的纪念章。两次加起来,总共说了不到十句话——“多少钱”“四块五”“谢谢”。他连那个人的名字都是从一枚纪念章上看到的——陈渡。而东陈,渡口的渡。
按理说,这种程度的交集,应该过了就忘了。他每天在便利店里见上百个顾客,大部分人的脸他都记不住——昨天早上来买牛奶的女人长什么样,他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那双在淤青之间亮晶晶的眼睛,他就是忘不掉。左眉骨的青紫和右眼角的红肿之间,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干净得出奇,眼白很白,瞳孔很亮,睫毛很长。像一块被碎瓷片扎遍全身的木头里嵌着两颗没被打磨过的玉石——周围的木头已经被划得伤痕累累,但玉石本身完好无损,还在发着光。那种干净不是不谙世事的干净,是经历了太多不该经历的事之后,还没有被染脏的干净。
他在心里想,那个人不只是来买泡面的。是来找一个能喘口气的地方的。
他自己也找过那样的地方。十四岁那年被扔在便利店门口之后,他找过很多能喘口气的地方。学校的图书馆算一个——下午放学后到晚自习之前那段时间,阅览室里没什么人,他坐在最后一排靠暖气的位置,翻开一本地理课本,其实没在看,只是需要一个低头就能躲进去的空间。但图书馆晚上会关门。管理员会在六点半的时候挨个敲桌子说“关门了关门了”,他得走。网吧算一个——巷口有一家黑网吧,一小时三块,里面全是烟味和机械键盘的咔嗒声,他坐在最角落那台显示器坏了一个角的电脑前面,不开机,只是趴着。但网吧太吵,烟味太重,他的眼睛被熏得发酸。公园的长椅算一个,后街走到头右拐有一条小河,河边有几棵槐树,树底下有水泥长凳。但冬天太冷,水泥凳的凉意透过裤子渗进骨头里,坐十分钟腿就麻了;夏天蚊子太多,腿上被咬了一片包,第二天还在痒。后来他发现,最好的地方就是便利店里那间逼仄的小休息室。行军床的弹簧硌背——最中间那根塌了,躺上去之后那个位置会往下沉,他每次都要在塌掉的地方垫一块硬纸板。天花板有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和门口那根灯管的裂缝差不多长。隔壁是冰柜的压缩机,随时会嗡鸣,嗡鸣的时候整张行军床都跟着微微颤抖。但这里永远不会关门。凌晨三点,凌晨四点,凌晨五点——任何时候他睁开眼睛,头顶那根灯管都亮着。小叔从来没有锁过休息室的门。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你该回家了”,因为小叔知道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想,如果这个叫陈渡的男孩也在找一个能喘口气的地方,至少这盏灯应该亮着。不是亮一天,是一直亮着。
小叔白天来盘货的时候发现灯箱的灯管老化了。
那是下午三点多,店里没什么顾客。阳光从玻璃门外照进来,在收银台前面铺了一块斜斜的亮斑。小叔站在门口,仰头看着灯箱,手指夹着的烟忘了弹,烟灰积了长长一截,终于掉在自己肩膀上也没掸。烟灰是灰白色的,落在深灰色夹克的肩部,像一小撮雪。“你看这个灯,”小叔说,“忽明忽暗的,像一只快闭上的眼睛。该换了。”
周屿从货架后面探出头,看了一眼灯箱。确实在闪——不是那种明显的忽亮忽灭,而是亮度在微微波动,像一个人的呼吸不均匀。灯管两端的黑色区域比上次看到时又扩大了一圈,镇流器也开始发出很细微的电流杂音。他知道小叔说“像一只快闭上的眼睛”是什么意思——这盏灯在便利店门口亮了这么多年,是小叔当年开店时亲手装的,每一个镇流器、每一根灯管、每一颗螺丝都是他自己挑的。现在它在闪,就像一个人困了,眼皮在往下坠。
“换个亮点的。”周屿说。
小叔看了他一眼。周屿对那种眼神再熟悉不过了。小叔看人从来不多说话,但那双眼睛能读出很多东西——买最便宜的烟的工人肯定手头紧,他会把烟放在收银台上,找零的时候多找五毛;赊账的大学生会还的,他在账本上写个数字,从来不去催;半夜来买牛奶的老人肯定是失眠,他每次都给老人把牛奶放在微波炉里转一分钟。他看了周屿一眼,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换灯不是为了招揽顾客,不是为了营业额,不是为了把促销海报照得更亮。是为了找一个人。一个在凌晨才出现的人。一个带着满身伤、买最便宜的泡面、要用灯箱的光才能找到便利店大门的人。
小叔没说“等谁呢”,也没说“别等了”。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拿的时候拇指和食指捏着烟蒂,中指在烟身下面托了一下,动作很稳,和他搬了十几年货的手一样稳。在台阶上摁灭,烟头在水泥面上拧了一下,留下一个小小的黑色焦痕。台阶上已经有好多个这样的脚痕了,都是他这些年摁出来的。说了句:“行。”下午就扛了个新灯管回来装上了。
新灯管不是老式的日光灯管,是LED的,比旧灯管亮了将近一个色度。小叔把铝合金梯子架在门口——就是那把缺了防滑垫的梯子,最下面那级用胶带缠了好几圈——爬上去,把旧灯管拆下来放在一边,换了新的镇流器,再把新灯管拧上去。装的时候他嘴里叼着手电筒,两只手扶着灯管两端,对齐卡槽之后往上一推,咔哒一声扣紧。原来的光线是那种惨白里透着青的荧光色,照在人脸上显得气色很差;新的是偏暖的白光,但照度更高,光照范围也宽了半米左右——本来勉强能照到门口第一级台阶,现在连台阶下面那片坑洼的水泥地也一并罩了进去,连台阶缺角处积的那一小撮灰都看得清清楚楚。装好之后小叔从梯子上下来,退后两步看了看。手电筒还叼在嘴里,光柱在他下巴上晃了一下。他把手电筒拿下来,说了句:“太亮了,招虫子。”然后进屋去了。进屋的时候顺手把旧灯管靠在墙角——没扔。旧灯管还能用,只是不够亮了。不够亮了就不扔,是小叔的习惯。
周屿站在门口试了一下。退后十步回头看——灯箱明晃晃扎眼。白色的LED光从磨砂灯罩里透出来,在后街的水泥路面上铺了一块比原来大一圈的矩形光斑。后街上所有招牌里,这一盏是最亮的。隔壁奶茶店的灯箱是暖黄色的,光线温吞得像一杯忘了加糖的柠檬水——灯管也已经用了很久,灯罩内侧积了一层小飞虫的尸体,透过灯罩看过去是一个个黑色的小点。烧烤摊的招牌用的是红色LED,油腻腻的,被油烟熏得暗了一层——那个灯箱挂了好几年从来没擦过,表面有一层黏糊糊的油垢。只有便利店这盏灯是干净的白光,像手术室里的无影灯——没有色偏,没有闪烁,没有油垢,没有虫尸。隔壁奶茶店的老板娘路过时仰头看了一眼,手里拎着两杯刚封好口的奶茶,杯壁上凝着一层水珠,说了句:“换灯啦?这么亮,省得我门口再开一盏。”周屿说嗯。他说嗯的时候嘴角动了动,但没笑出来。老板娘没注意到,拎着两杯奶茶走了。
亮一点好找人。从这条街的任何一個角落,只要往这个方向看,都能看到这盏灯。体校的围墙后面能看到——翻墙的时候踩在垃圾桶盖上,一抬头就能看到后街尽头那团白光。器材室的气窗看不到,但巷子拐角能看到——走到那个被卡车压出来的坑旁边,往右看,灯箱的光刚好能照到坑里的积水。那个摔跤鞋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他希望今晚能听到。
那天夜里,他在收银台后面坐着,隔一会儿就瞥一眼门口。冰柜压缩机照常每隔一阵便嗡鸣起来——启动,运转,停机,再启动。他在这声音里断断续续地睡着了几次,每次都不超过十分钟。这是一种他在便利店里练出来的睡眠方式:趴下去睡,冰柜压缩机停机时的安静把他叫醒,抬头看一眼门口,没人,再趴下去。凌晨一点左右,他似乎听到了鞋底蹭过门槛的声音,猛地抬头——颈椎咔嗒响了一声——是风吹着一张废纸从门口刮过去。废纸是隔壁烧烤摊的菜单,被风吹得在路面上翻了好几个跟头,最后卡在台阶的缺角里。他看了看时间:凌晨一点零三分。
他又趴下去,但睡不着了,只好拿起手机刷了会儿后台数据。林小禾晚上发了几条消息,都是关于物流渠道的事——某个快递公司涨价了,另一个新开的物流平台有补贴但覆盖范围不够。他一条一条回完,每回一条都抬头看一眼门口。然后继续等。凌晨两点左右,他又听见了一次——这次不是风,是一只橘猫蹲在门口舔爪子。那只半截尾巴的橘猫,毛色比上次看到时更脏了一点,左耳上粘了一小块泥。它蹲在台阶上,抬起右前爪一下一下地舔,舔完之后用爪子洗脸。洗完之后它隔着玻璃门看了周屿一眼,打了个哈欠,走了。周屿看了看时间:凌晨两点十分。比那个人平时来的时间晚了十分钟。他把视线从玻璃门上收回来,拿起手机,没有新消息。凌晨两点半。凌晨三点。天快亮了。
第三天晚上。周屿发现自己在煮关东煮的时候多放了两块萝卜。不是故意的——他把萝卜从纸箱里拿出来,洗了,切成均匀的块,放进格子里。放完之后低头一看,第三格里的萝卜比平时多了两块。这个季节其实还没到煮关东煮的时候。九月的省城白天还是热的,体校的学生训练完来买水,拉开冰柜门时带出来的冷气还能让人打个寒颤。大部分人还喝着冰水,关东煮的格子往年要到十月中旬才会开。但周屿提前煮了。汤底是下午四点开始熬的,先用昆布和木鱼花吊出鲜味,再加酱油和味淋调色,最后转小火慢慢笃。中间掀了好几次盖子——萝卜不能煮散了,散了就不成型了,要用筷子戳得动但不会裂开的程度。他现在已经能掌握这个分寸了——筷子戳进去,感觉到萝卜的中心还保留着最后一点韧性,就关火,让余温把剩下的距离慢慢煨透。浓郁的鲜味从关东煮格子里升起来,在便利店的空气里氤氲开来,将惯常的消毒水和泡面调料味冲淡了几分,多了一种沉稳的、让人安心的香气。
晚上十点多,一个来买啤酒的中年男人闻到味道,说“这么早就煮关东煮了”。周屿说“嗯”。男人又问“有什么的”。周屿说“萝卜、鱼豆腐、海带结”。男人探头看了一眼格子,说“萝卜能吃不”。周屿夹了一块放在纸杯里递给他。男人咬了一口,嚼了两下,说“不够咸”。周屿说“淡一点能喝汤”。男人耸耸肩,付了啤酒钱走了。周屿把剩下的萝卜翻了个面,让它们在汤里继续浸着。
第一件:伤那么重,总得养一天吧。左眉骨到颧骨青了一大片,嘴角还有血痂,那样的伤不休息几天,走路都疼。脸上的淤伤每一块都连着面部肌肉——说话会扯到,吃东西会扯到,连转头太快都会被皮肤牵拉。他知道这些,因为他给那个男孩处理过伤口,看到过他咬紧后槽牙不吭声的样子。
第二件:或者今晚有人盯着,翻不出围墙。体校宿舍晚上十一点查寝,宿管阿姨拿着手电筒一间一间照,手电筒的光从门上的小窗扫进来,在每张床上停一秒。翻墙得趁巡逻的空隙——围墙边上有个垃圾桶,踩上去能够到墙头,但翻过去的时候训练鞋会在铁皮围栏上磕一下。不是每晚都有机会。
第三件:再或者——他压根没打算再来。
这个理由不像前两个那么理所当然,但周屿还是把它摆上了货架。并且发现它比其他理由都重。
那个人第一次来买泡面,也许只是路过。从体校翻墙出来,沿着后街走,第一家亮着灯的店就是便利店。他走进来不是因为想进来,是因为只有这扇门开着。第二次来,也许也只是路过——训练结束得晚了,食堂早关门了,宿舍里的泡面被室友吃光了,只能翻墙出来买。便利店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真真实实买东西的地方,不是什么特殊的去处。两根火腿肠而已,谁会为了两根火腿肠特意翻墙出来。也许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根本没注意到火腿肠是送的——他连掏钱的时候都低着头,怎么可能注意到多出来的两根;也许注意到了,但没当回事,走出门就忘了。也许他现在正在器材室的地铺上,拆开泡面,用热水壶烧了水,把调料包挤干净,吃完就睡了。根本没想过便利店里的那个人还在等他。
第三种可能性让周屿在理货的时候把绿箭和白箭放错了位置。他回过神来才发现三包绿箭夹在两包白箭中间,像一排整齐的牙齿里嵌了颗错位的智齿。绿箭的包装是绿色的,白箭是白色的,放在一起很扎眼。他默不作声地把它们换回来,手指碰到货架边缘的金属条,凉凉的——不锈钢货架在冷气里待久了,表面温度比室温低好几度——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在走神。而走神的内容,是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陌生人。
他不喜欢自己这么在意。才见过一次。严格来说是两次——第一次,那是更早之前,凌晨两点,瘦高的个子,卫衣帽子压得极低,左眉骨到颧骨青了一大片,额角也有一块暗沉的淤紫,边缘已经泛黄了。那时候他还没记住这个人的脸,只记住了他蹲在货架前选泡面的姿势——蹲下去的时候膝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修长的指尖拈起桶身时小心翼翼。第二次,那是又隔了几天,还是凌晨两点,还是同样的深蓝卫衣,右眼角又肿了,新伤叠旧伤,脸上的淤伤像一幅没画完的地图,每次见面都比上次多了几个标注点。那次他在收银台前掏钱的时候,周屿从抽屉里摸出两根火腿肠,说“店里活动”。也是那次,他在收银台上发现了那枚混在零钱里的纪念章。两次加起来,总共说了不到十句话——“多少钱”“四块五”“谢谢”。他连那个人的名字都是从一枚纪念章上看到的——陈渡。而东陈,渡口的渡。
按理说,这种程度的交集,应该过了就忘了。他每天在便利店里见上百个顾客,大部分人的脸他都记不住——昨天早上来买牛奶的女人长什么样,他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那双在淤青之间亮晶晶的眼睛,他就是忘不掉。左眉骨的青紫和右眼角的红肿之间,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干净得出奇,眼白很白,瞳孔很亮,睫毛很长。像一块被碎瓷片扎遍全身的木头里嵌着两颗没被打磨过的玉石——周围的木头已经被划得伤痕累累,但玉石本身完好无损,还在发着光。那种干净不是不谙世事的干净,是经历了太多不该经历的事之后,还没有被染脏的干净。
他在心里想,那个人不只是来买泡面的。是来找一个能喘口气的地方的。
他自己也找过那样的地方。十四岁那年被扔在便利店门口之后,他找过很多能喘口气的地方。学校的图书馆算一个——下午放学后到晚自习之前那段时间,阅览室里没什么人,他坐在最后一排靠暖气的位置,翻开一本地理课本,其实没在看,只是需要一个低头就能躲进去的空间。但图书馆晚上会关门。管理员会在六点半的时候挨个敲桌子说“关门了关门了”,他得走。网吧算一个——巷口有一家黑网吧,一小时三块,里面全是烟味和机械键盘的咔嗒声,他坐在最角落那台显示器坏了一个角的电脑前面,不开机,只是趴着。但网吧太吵,烟味太重,他的眼睛被熏得发酸。公园的长椅算一个,后街走到头右拐有一条小河,河边有几棵槐树,树底下有水泥长凳。但冬天太冷,水泥凳的凉意透过裤子渗进骨头里,坐十分钟腿就麻了;夏天蚊子太多,腿上被咬了一片包,第二天还在痒。后来他发现,最好的地方就是便利店里那间逼仄的小休息室。行军床的弹簧硌背——最中间那根塌了,躺上去之后那个位置会往下沉,他每次都要在塌掉的地方垫一块硬纸板。天花板有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和门口那根灯管的裂缝差不多长。隔壁是冰柜的压缩机,随时会嗡鸣,嗡鸣的时候整张行军床都跟着微微颤抖。但这里永远不会关门。凌晨三点,凌晨四点,凌晨五点——任何时候他睁开眼睛,头顶那根灯管都亮着。小叔从来没有锁过休息室的门。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你该回家了”,因为小叔知道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想,如果这个叫陈渡的男孩也在找一个能喘口气的地方,至少这盏灯应该亮着。不是亮一天,是一直亮着。
小叔白天来盘货的时候发现灯箱的灯管老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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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下午三点多,店里没什么顾客。阳光从玻璃门外照进来,在收银台前面铺了一块斜斜的亮斑。小叔站在门口,仰头看着灯箱,手指夹着的烟忘了弹,烟灰积了长长一截,终于掉在自己肩膀上也没掸。烟灰是灰白色的,落在深灰色夹克的肩部,像一小撮雪。“你看这个灯,”小叔说,“忽明忽暗的,像一只快闭上的眼睛。该换了。”
周屿从货架后面探出头,看了一眼灯箱。确实在闪——不是那种明显的忽亮忽灭,而是亮度在微微波动,像一个人的呼吸不均匀。灯管两端的黑色区域比上次看到时又扩大了一圈,镇流器也开始发出很细微的电流杂音。他知道小叔说“像一只快闭上的眼睛”是什么意思——这盏灯在便利店门口亮了这么多年,是小叔当年开店时亲手装的,每一个镇流器、每一根灯管、每一颗螺丝都是他自己挑的。现在它在闪,就像一个人困了,眼皮在往下坠。
“换个亮点的。”周屿说。
小叔看了他一眼。周屿对那种眼神再熟悉不过了。小叔看人从来不多说话,但那双眼睛能读出很多东西——买最便宜的烟的工人肯定手头紧,他会把烟放在收银台上,找零的时候多找五毛;赊账的大学生会还的,他在账本上写个数字,从来不去催;半夜来买牛奶的老人肯定是失眠,他每次都给老人把牛奶放在微波炉里转一分钟。他看了周屿一眼,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换灯不是为了招揽顾客,不是为了营业额,不是为了把促销海报照得更亮。是为了找一个人。一个在凌晨才出现的人。一个带着满身伤、买最便宜的泡面、要用灯箱的光才能找到便利店大门的人。
小叔没说“等谁呢”,也没说“别等了”。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拿的时候拇指和食指捏着烟蒂,中指在烟身下面托了一下,动作很稳,和他搬了十几年货的手一样稳。在台阶上摁灭,烟头在水泥面上拧了一下,留下一个小小的黑色焦痕。台阶上已经有好多个这样的脚痕了,都是他这些年摁出来的。说了句:“行。”下午就扛了个新灯管回来装上了。
新灯管不是老式的日光灯管,是LED的,比旧灯管亮了将近一个色度。小叔把铝合金梯子架在门口——就是那把缺了防滑垫的梯子,最下面那级用胶带缠了好几圈——爬上去,把旧灯管拆下来放在一边,换了新的镇流器,再把新灯管拧上去。装的时候他嘴里叼着手电筒,两只手扶着灯管两端,对齐卡槽之后往上一推,咔哒一声扣紧。原来的光线是那种惨白里透着青的荧光色,照在人脸上显得气色很差;新的是偏暖的白光,但照度更高,光照范围也宽了半米左右——本来勉强能照到门口第一级台阶,现在连台阶下面那片坑洼的水泥地也一并罩了进去,连台阶缺角处积的那一小撮灰都看得清清楚楚。装好之后小叔从梯子上下来,退后两步看了看。手电筒还叼在嘴里,光柱在他下巴上晃了一下。他把手电筒拿下来,说了句:“太亮了,招虫子。”然后进屋去了。进屋的时候顺手把旧灯管靠在墙角——没扔。旧灯管还能用,只是不够亮了。不够亮了就不扔,是小叔的习惯。
周屿站在门口试了一下。退后十步回头看——灯箱明晃晃扎眼。白色的LED光从磨砂灯罩里透出来,在后街的水泥路面上铺了一块比原来大一圈的矩形光斑。后街上所有招牌里,这一盏是最亮的。隔壁奶茶店的灯箱是暖黄色的,光线温吞得像一杯忘了加糖的柠檬水——灯管也已经用了很久,灯罩内侧积了一层小飞虫的尸体,透过灯罩看过去是一个个黑色的小点。烧烤摊的招牌用的是红色LED,油腻腻的,被油烟熏得暗了一层——那个灯箱挂了好几年从来没擦过,表面有一层黏糊糊的油垢。只有便利店这盏灯是干净的白光,像手术室里的无影灯——没有色偏,没有闪烁,没有油垢,没有虫尸。隔壁奶茶店的老板娘路过时仰头看了一眼,手里拎着两杯刚封好口的奶茶,杯壁上凝着一层水珠,说了句:“换灯啦?这么亮,省得我门口再开一盏。”周屿说嗯。他说嗯的时候嘴角动了动,但没笑出来。老板娘没注意到,拎着两杯奶茶走了。
亮一点好找人。从这条街的任何一個角落,只要往这个方向看,都能看到这盏灯。体校的围墙后面能看到——翻墙的时候踩在垃圾桶盖上,一抬头就能看到后街尽头那团白光。器材室的气窗看不到,但巷子拐角能看到——走到那个被卡车压出来的坑旁边,往右看,灯箱的光刚好能照到坑里的积水。那个摔跤鞋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他希望今晚能听到。
那天夜里,他在收银台后面坐着,隔一会儿就瞥一眼门口。冰柜压缩机照常每隔一阵便嗡鸣起来——启动,运转,停机,再启动。他在这声音里断断续续地睡着了几次,每次都不超过十分钟。这是一种他在便利店里练出来的睡眠方式:趴下去睡,冰柜压缩机停机时的安静把他叫醒,抬头看一眼门口,没人,再趴下去。凌晨一点左右,他似乎听到了鞋底蹭过门槛的声音,猛地抬头——颈椎咔嗒响了一声——是风吹着一张废纸从门口刮过去。废纸是隔壁烧烤摊的菜单,被风吹得在路面上翻了好几个跟头,最后卡在台阶的缺角里。他看了看时间:凌晨一点零三分。
他又趴下去,但睡不着了,只好拿起手机刷了会儿后台数据。林小禾晚上发了几条消息,都是关于物流渠道的事——某个快递公司涨价了,另一个新开的物流平台有补贴但覆盖范围不够。他一条一条回完,每回一条都抬头看一眼门口。然后继续等。凌晨两点左右,他又听见了一次——这次不是风,是一只橘猫蹲在门口舔爪子。那只半截尾巴的橘猫,毛色比上次看到时更脏了一点,左耳上粘了一小块泥。它蹲在台阶上,抬起右前爪一下一下地舔,舔完之后用爪子洗脸。洗完之后它隔着玻璃门看了周屿一眼,打了个哈欠,走了。周屿看了看时间:凌晨两点十分。比那个人平时来的时间晚了十分钟。他把视线从玻璃门上收回来,拿起手机,没有新消息。凌晨两点半。凌晨三点。天快亮了。
第三天晚上。周屿发现自己在煮关东煮的时候多放了两块萝卜。不是故意的——他把萝卜从纸箱里拿出来,洗了,切成均匀的块,放进格子里。放完之后低头一看,第三格里的萝卜比平时多了两块。这个季节其实还没到煮关东煮的时候。九月的省城白天还是热的,体校的学生训练完来买水,拉开冰柜门时带出来的冷气还能让人打个寒颤。大部分人还喝着冰水,关东煮的格子往年要到十月中旬才会开。但周屿提前煮了。汤底是下午四点开始熬的,先用昆布和木鱼花吊出鲜味,再加酱油和味淋调色,最后转小火慢慢笃。中间掀了好几次盖子——萝卜不能煮散了,散了就不成型了,要用筷子戳得动但不会裂开的程度。他现在已经能掌握这个分寸了——筷子戳进去,感觉到萝卜的中心还保留着最后一点韧性,就关火,让余温把剩下的距离慢慢煨透。浓郁的鲜味从关东煮格子里升起来,在便利店的空气里氤氲开来,将惯常的消毒水和泡面调料味冲淡了几分,多了一种沉稳的、让人安心的香气。
晚上十点多,一个来买啤酒的中年男人闻到味道,说“这么早就煮关东煮了”。周屿说“嗯”。男人又问“有什么的”。周屿说“萝卜、鱼豆腐、海带结”。男人探头看了一眼格子,说“萝卜能吃不”。周屿夹了一块放在纸杯里递给他。男人咬了一口,嚼了两下,说“不够咸”。周屿说“淡一点能喝汤”。男人耸耸肩,付了啤酒钱走了。周屿把剩下的萝卜翻了个面,让它们在汤里继续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