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番外2：阴影下的生活（下）
【作者有话要说】
断断续续终于把这一章写完了，希望大家爱看！
安德烈亚斯在柏林大陆酒店的餐厅等了十五分钟，他手边的高脚杯空了三次。空腹饮酒让他头晕，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状态。一个追求理智的人试图把思维从大脑中扫地出门，就必须借助非常手段。香烟和酒是他二十岁以后的新爱好，他吞下酒精和尼古丁，就像鸟类啄食砂砾，它们帮助他研磨无法咀嚼的生活。
谁也不知道他今天很早出门是为了什么，除了卢卡斯。月底，菲利克斯回飞行俱乐部去了。为了消磨时光，他不得不另寻他人——安德烈亚斯不爱交际，但他更不愿意待在家里。原本，他打算物色几位叫人满意的“新朋友”，但罗姆等人的惨案让柏林的地下场所风声鹤唳。所幸在阳光下的世界里，他也不算走投无路。医生邀请他到家里做客，那顿晚餐的丰盛程度吓到了他。没过多久，卢卡斯休假了。他这位“表弟”每次从寄宿学校归来都神采奕奕，这次却不同。他没打电话，随便选了个休息日登门拜访，意外撞见了一节痛苦的音乐课，紧接着又是拉丁语的教学。安德烈亚斯对此深表同情，在母亲离开以后，他就再也不碰小提琴了。作为补偿，周末他开车带卢卡斯去了乡下。两人相约去林子里骑自行车，但卢卡斯因为烦心课业，睡眠不足，在旅馆倒头就睡，安德烈亚斯叫不醒他。
“得了。”安德烈亚斯怒气冲冲地埋怨，“这些神父管的学校到底在教什么？学了拉丁文，你觉得自己变聪明了么？他们到底在你们的脑袋里塞进了什么有用的知识？”
卢卡斯十分愧疚，抱歉连连。他发誓，下一个月将唯安德烈亚斯马首是瞻。他对于上大学没有兴趣，但父母指望他学些工商管理的知识——他去念文理学校，只是因为安德烈亚斯把军校描绘得恐怖无比。
作为补偿，安德烈亚斯叫卢卡斯替他安排一位司机，时间定在周六下午一点，到大陆酒店来接自己。他最近和父亲关系紧张，家里的司机也连带着受冷落。更要紧的是，一些关于格拉夫·赫贝特的传言被吹进他的耳朵，他打算提前做一些准备。
这位年轻的司法官员态度温和。他来到柏林的第一天，就盘桓在各路勋贵的酒席之间。对小地方来的新星施予轻蔑或怜悯，那是上流社会交际的重头戏之一。从安德烈亚斯第一天认识他起，他就没见格拉夫对人发过脾气。他也暗中打探过这位司法新秀的底细，同他亲近的人说他有一位妻子，但他的私人生活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也有人说他在床帏当中有些怪癖。那么，他很适合在柏林生活，安德烈亚斯评价。他不喜欢格拉夫的性格，对方递给他的名片被他放进了官员而不是情人们当中。某次私人聚会上，格拉夫谈起他的上司，说自己有一些证据可以帮助他取而代之，条件是另一种交易。安德烈亚斯并没有因为他的“越界”而恼怒，只是戏谑地拒绝了。然而，马努埃尔死去之后，他萌生了新的想法。
我再做一次尝试。他对自己保证，最后一次。他越级打了一份报告，控诉施劳恩不顾同事安全，采用不必要的、冒险激进的行动。他列举了此人违反警察条例的诸多行为，并且在信纸上签了自己的大名。他尚不了解自己的姓氏在何时可以充当通行证，何时不可以。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自己壮胆，甚至给父亲找找麻烦。安德烈亚斯自信是一个高效的官僚，拥有少见的敬业精神——上司应当尊重他的效率、他的手段。在马努埃尔死后，他不再在意工作的构成，杀死一个人和杀死一百个人有什么区别？他不再为了尊严和生存工作，他工作只是为了杀死自己、报复他人。然而在第二个月，施劳恩把他叫到办公室，客客气气地请他落座。
“您看，我知道您是什么人。”他对安德烈亚斯微笑，“您很擅长工作，对规章制度也很熟悉。可您知道的，只要那么一点儿瑕疵，就会把一切都毁啦……”
安德烈亚斯的心沉下去。这是噩梦里才有的场景，但他为此做过准备，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他平静异常，甚至觉得这个时刻似乎来得太晚了。施劳恩没有选择检举他，而是选择同他私下谈话。他明白过来：“那么，您想要什么？”
他为此付出了一些经济代价。安德烈亚斯不害怕勒索，那些钱同他父亲的家业相比，如同九牛一毛。他甚至嘲笑起学术界人士对企业家生活贫瘠的想象来。但他必须为此向父亲伸手要钱，那几乎是天大的侮辱。他开始愈发厌倦家庭，巨大的寂寞让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但那封短信石沉大海。他来到母亲的小画室，那儿已经人去楼空。他不甘心，在工作之余明察暗访。圣诞节之前，他终于得到了母亲的消息，也对她所提倡、践行的隐居生活向往起来。两周后，他开车去另一座城市，得到了一扇对他永远关闭的门。
期间，格拉夫来找过他几次，他还是拒绝，但他知道自己在动摇，格拉夫也明白。当他结束了短暂的城际旅行，回到柏林的时候，格拉夫看他的眼神像在看一只行将就木的动物。他不用开枪，那张皮毛就将属于他了。
安德烈亚斯知道自己站在悬崖边缘，秋季伊始他被推了下去。柏林的警察们有相约喝酒的习惯，吵嚷的俱乐部、摇晃的肢体和闪亮的酒杯，一切感官刺激都能让他们暂时忘却与日俱增的工作。安德烈亚斯所在的部门年轻人多，更是聚会的常客。吵闹的放纵结束以后，人们三三两两地在人行道上谈话、吸烟，彼此告别。安德烈亚斯头痛欲裂，心里埋怨那份他必须向实习警察追讨的报告，否则他就可以早些下班，逃过这一切——
他贴着人行道的边缘，想尽快离开。然而，施劳恩醉醺醺地叫住了他，夹着烟的手对他一指：“您，希望您以后客气些。”
安德烈亚斯本可以一言不发。可他今天喝了不少，酒精在他的胃里被点燃了，一串红蓝相间的火花顺着他的食道爬上来：“哈——博士教授先生，没有人教过您警察守则吗？”
施劳恩的大嗓门在他周围吸引了不少奉承者。现在，他们仍然在观看，脊背却像弹簧似的压紧了。除了上司，没有人有权利“冒犯”，这场异常的冲突让他们激动又害怕。他们睁大眼睛，假装义愤、然而兴致勃勃地从安德烈亚斯转向他们的长官，仿佛有一个火圈挂在两人之间，耍马戏的猴子正从一头跳到另一头。施劳恩的脸变红了。他站在车门边，同样一言不发，像等着安德烈亚斯后悔、自己收回那不得体的话似的。半分钟过去了，他年轻的下属们还看着他，等着他对侮辱的反应——这完全是不可忍受的挑衅。
“收回您说的话。”他要求道，“并且向我道歉。”
“您提前做了我们约定的事，您会害死我的。”不知怎么，安德烈亚斯的自制力消失了。“我想，这是您应得的。”
“很好，您，您可以辱骂上司——但我依旧是您的上司。冯·里特贝格先生，您应该知道，在警务中，牺牲都是正常现象……您没有，是您的运气……”
没等他说完，安德烈亚斯冲到他的面前，一拳把他放倒了。施劳恩试图躲避，但安德烈亚斯毕竟在军事学校受过几年的训练。那位被学术界驱逐的老博士躺在马路边哀嚎。安德烈亚斯看着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每当他使用暴力，世界给他的回馈就是如此，如此幽默、如此顺承、如此怯懦，包括他向祖先的画像放枪以后，他那几位痛心无比的叔伯。几双手抓住了他的肩膀，人们在他耳边吵吵嚷嚷，试图把他们拉远一些。街道对面，有醉汉在高唱“万岁胜利者的桂冠”，声音凄厉地穿过水泥路。他晕头转向，那天午后的记忆闯进他的脑海。一股无名之火烧在他的胸膛，他无人可责怪，便认定那歌声在讽刺他，于是他挣脱了，又冲到施劳恩身边。他向上司又挥了几拳，也许还踢了一脚。
“你差点害死我！”他吼道，“你去死吧。你这蠢货、猪猡……”
没有人再敢上前来了。安德烈亚斯拽拽衣领，转身扎进柏林街头。他毫无目的地快步走着，不知怎么来到了运河边。微风一吹，他才感到肩膀发麻，手背隐隐作痛。在无人的河岸边，他趴在栏杆上喘气，粼粼波涛和其上漂浮的灯火让他眼晕。他弯下腰呕吐起来。
那是施普雷河的哪一段？他不记得。他在那条林荫步道上晕倒了。醒来时，他正躺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再愤怒，也不再恶心。恶意的松快晃动他的肩膀。我只能这么做了，我别无选择，他欣喜而后怕地为自己开脱。早餐后，他换了身家居服，在电话簿里找到格拉夫的名片，拨通了电话。
之后的一切都无比顺利。格拉夫给了他一打证据，而他，借助父亲在工业部的关系，将消息投递给了一位议员。抓捕、判决、行刑，施劳恩太贪婪了，检察官与法官不必巧立名目就把他送去了刑场。等这场阴谋化作报纸上三指宽的一则消息时，安德烈亚斯重新接到了格拉夫的电话。
“一切顺利。”格拉夫对他说，“明天你有空吗？明天，在大陆酒店，你什么时候能来……”
格拉夫是一个讲道理的卖家，现在，该由他支付报酬了。
安德烈亚斯坐在靠窗的位置，大陆酒店离柏林的交通枢纽很近，他大可以看着神色匆匆的来往过客打发时间。赫贝特·格拉夫迟到了十五分钟。以往，都是别人等待他而非他等待别人。他没感到冒犯，只有一阵困倦，今天他起得尤其早——他可不希望为了那些蠢事受伤，因此需要做一些准备。同他一窗之隔，在酒店门前的大街上，正对弗里德里希火车站的位置，有一个头戴麂皮小帽，挎着手提包的女人。她刚刚从马路对面走来，在距他不到五米外停下了。安德烈亚斯可以想象她周身的香气——她的姿态、打扮、顾盼的眼神，那都是些不该出现在阳光下的事物。她不属于这里，一个餐厅正提供者世界美食的高档酒店的门外。安德烈亚斯对她所属的人群不算陌生，许多爱找乐子的年轻人喜欢和夜场的姑娘们厮混。他们和他有什么差别？只是喜爱不同种类的身体罢了。他的同学与同事当中不乏生活不检点的人，但他们从不用把死亡看做一位朋友。
她在等着什么人呢？她能够等到吗？安德烈亚斯想，他暂时让直觉主导他的头脑，放任思维四处驰骋，好让他不必关注自己的命运。他看着那个风尘女人的肩膀，她穿着深蓝的裙子，哑光的丝绸紧紧包着她的大臂，一串斑点从她的后背正中爬向她披散的鬈发间。现在是早上七点半，她却出了一身汗。是因为阳光吗？还是因为她像刚才那样跑过马路？又或者，在此之前她已经赶了不少路，坐了两班电车，匆匆忙忙地来到她的目的地？
酒精让他对周围的感知减退了。我是怎么到的这里？我又是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不离开？潜意识中，仿佛有那么一个路口可以让他免于至此，但他在恍惚中错过了它。是因为他醉酒了吗？还是他根本就没有在看？因为痛苦，因为绝望，或者因为他对自己的放纵，然而，人生的道路何尝在他的脚下，他又何尝有机会看一看它……
这一切想法都没有意义！他暴躁地打断了自己。也许是因为酒精，也许是因为天气，他闷热难耐，扯了扯衬衫的袖口。
就在这时，大街上的女人转过脸来，同他对视了。刹那间，安德烈亚斯看到一双深色的眼睛。化开的妆容环绕着她的睫毛，晕染着她窄窄的面庞，让她看起来泫然欲泣、情深义重，但她僵硬的嘴唇紧紧闭合着，像一道拉链，阐发着某种赖以生存的冷漠无情。他心里怵然一惊，像梦见从高处跌落似的。她误读了他的注视，把那当做富有男性对待她们这类女人的惯例，露出了轻蔑的笑容，不再看他了。
她还是站在原地，后背深蓝色的裙子让那面玻璃变成了镜子。安德烈亚斯惨白的脸正映在其中。他穿着体面的衣裳，酒杯放在手边，领带上的银夹子闪闪发亮。
五分钟后，格拉夫到了。他们寒暄了一阵子，走向了通往六楼的电梯。
安德烈亚斯对之后的事记忆模糊。在他的人生中，有不少模糊的记忆片段，仿佛他的生命记忆是一份机密文件，要将不想给别人、甚至自己阅读的部分涂抹干净。在酒店的浴室，他看着镜子里腿上的伤痕，那看起来不像是他能处理的。格拉夫说他晕过去了，他不知道，也无所谓——他想到医生，可很快回心转意了。
该死的，那个让他局促不安、尴尬无比的家庭聚会，忽然闪现在他的大脑中。那一盒名贵的糖果为他带来了甜蜜的抱怨。医生的家庭不大，他的夫人是个矮个子、面目慈善的女人，她浑源的臂膀和丰满的脸颊冒着炉火的热气。她是个技术高超的面包师，为了安德烈亚斯的来访，她在厨房满头大汗地忙碌了半天。他是在场唯一的男青年，被迫和女孩儿们对戏。米娅挽着他的胳膊，罗塔坐在他脚边的地毯上。这两个女孩儿准备排一出话剧。她们不想演战争英雄的爱人或者妻子，就挑了另一个爱情故事。安德烈亚斯怀疑炉子烧得太热了，否则他怎么一直出汗。这本小说他当然读过，但要他作为其中的人物发声，他羞愧无比。他干巴巴地念道，“伊丽莎白，他说，我们的青春就在那边的青山后面。如今它在什么地方呢？”所有人都笑起来。不对不对，那个姑娘说，你不能加上“他说”呀，再多一点感情，放松一点儿。他只好拿起书本，再读了一遍。
这周四，你有时间吗？临别时医生问道。我们可以去看看那栋两、三层的小房子，它离医院很近，我们可以选在那里……
当然，安德烈亚斯说。他因为窘迫有点儿头晕，但他感觉安全无比。别忘了，弗里德里希，他说道，那是挂牌的“传染病病房”，你对外也要这样说。没有警察会总去那种地方搜查，人人都怕死的，对没有医学知识的人来说更是。
医生点点头：我们也要算一算那里能容下多少人，需要多少开支，租下它要多少钱。
别担心这个，安德烈亚斯说，再见，周四见……
你还想回到那间房子里去吗？那个闪耀的、温暖的客厅？你离那儿有多远？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如果你去找医生，让他看到这一切，你还能够回到那间房子里去吗？
我应付得来。他安慰自己道，一点皮肉伤而已。
“没什么，只是有点不习惯——我应该吃一点早饭的。”安德烈亚斯说道。他穿着浴袍，踱步走出浴室，从外套口袋里掏出烟盒。“我没事。”
格拉夫说道：“你很倔强，但这不是好事，尤其对我们这一类人来说。每个人都在犯错，不要惩罚自己。你不是挺喜欢的？为什么非要拒绝自己的喜好呢？”
我们这一类人，安德烈亚斯又感到恶心。“我只是忘记吃早饭了。”他冷漠地回答，“你过度解读一切。”
格拉夫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你需要学会融入。明白吗，小安迪？不是那种交际上的融入，是另一种……你很聪明，你会明白的。人不应该相信教育当中好的一面，要高尚、要拥有美德，那是方便别人把你当做奴隶对待的要素。你要享受乐趣，不是吗，不要抗拒本来就很少的快乐……难道你还希望得到别的吗？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像一种特别的朋友，不用像那些政府里的俗人一样精打细算，按需处理关系——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搭档。”
安德烈亚斯看向窗外，他的左眼一阵刺痛，让他几乎流出眼泪。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满头冷汗，又或者是他忘记了擦干头发。水滴从眼窝掉进了他的眼睛。在坐下的时候，他深吸一口气，身上的淤青一阵钝痛。格拉夫看着他，眼神里混合着观赏和戏谑，还有一种貌似真切的同情。这是他应得的，他杀死了马努埃尔，折断脖子的一声脆响……他已经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无比可笑地，他还没有过一个真正的爱人，一个真正让他满足的时刻，却先得到了一位已婚男士的高超表演。
刹那间，他回忆起了前半个钟头，那个让他昏厥的时刻：他试图扮演一个熟练的、勇敢无畏的形象，在他的童年，他从没有惧怕过疼痛，现在更是如此。难道他还不知道和男人上床是怎么一回事吗？怎样进行，怎样结束，那都不重要。但最后，格拉夫俯下身，试图总结这个早晨的一切时，他把双眼移开了。
一扇敞开的窗户出现在他的视野中，窗外的天气好得过分，阳光照得他眼前浮动起一片黑斑。他想起某个十五岁的下午——天啊，那段被他剪碎的永远封存的历史，让他憎恨、唾弃的贪婪的自己，在这时候找上了他。那位教育家、他的校长，也这样俯身看他，端详他的表情。躲避那双眼睛时，他看到了同一扇充满阳光的窗户——在那间办公室当中。他从未觉得太阳如此可怕，因为它的光和热，因为它像一只明察的眼睛，因为人们对光明的一切寄寓。他们把期待抛向它，它却允许人的尊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夺走。
我是自愿的！他像念咒语似的，在心里念动这个句子，至少这一次，我是自愿的……但可怕的、相似的屈辱从他的胃里翻涌上来，让他无法辩驳。这是不同的！他在心里尖叫，可疲劳让他抬不起手臂。他挣扎了一下，肩膀抽搐起来，因为疼痛，他的肌肉太紧绷了。一片彩色的光斑飘过他的视野中心。格拉夫看着他，安德烈亚斯不想听见他的声音。
“我很好。”于是他率先开口了，喘息着说，“没什么……”
那是他最后的意识。等他醒来，他已经穿着睡袍躺在了床上。墙上的挂钟指向十一点半。
他当然可以答允格拉夫，反正他已经不可能再从井底爬上去，不是么？再向下滑落一点又怎么样？格拉夫蹲下来，抓着他冰冷的手，试图靠近他的脸颊：“别这么沮丧，许多人，我知道的……当你说爱多种多样的时候，爱就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在任何的两个人之间，以任何形式发生。我可以把我公寓的钥匙给你，你想要吗？”
格拉夫等待着他的答案，手背上的触感让他的闪回停止了。安德烈亚斯想起了下周四和医生的约定。
他低下头，闭了一会儿眼睛，缓缓吐出一口烟雾：“不。”
【作者有话要说】
思来想去还是把这个部分放上来了，供大家参考讨论。一些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简略思考：
1. 法西斯主义作为政治经济结构与社会心理反应 宏观上讲，法西斯主义发生于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再互相制约而达成完全统一的时刻，它的扩张，是资本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为什么发生，何时发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关键的经济因素——经济大萧条。这是资本主义周期律的一环，从这个位置起，除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我们看到一些政府走向宏观调控，一些政府头也不回地冲向法西斯主义；前者意味着国家尚有能力指挥资本家向工人让利，后者意味着放弃内部调控而转向对外剥削。
当资本主义彻底夺舍民族国家，把国家/民族共同体当作一个“没有法律管束的大公司”来运营。国家机器成为少部分人攫取利益的手段，它放弃了一切内部矛盾的解决，直接向资本效忠，成为它的打手和保安。又因为法律本身就只传达统治阶级的意志，法西斯主义国家看似有法实则无法，而正巧国际公约没有执行力度、形同无物——当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全部失效，一切可怕的罪行就开始发生。
微观上讲，法西斯主义通过审美扭曲道德规范、通过血统/文化划分出敌我群体，应对了资本主义时代广泛存在的湮灭焦虑和孤独感，使人获得虚假的归属感；又以撤销社会规则为权力诱惑，允许个人也成为剥夺行为的实施者，应对了个人被剥削后失权的处境，激发人本身的权力欲望，从而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恰好嵌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被剥削的心理废墟。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社会心理结构并非是“少数欺骗者引领多数被骗者”，而是由一个个个体与其握手成交最终形成的社会契约——通过交出个体人权以获得剥削能力，通过交出个人自由以获取集体归属。我们应当把部分的道德责任交还给个人，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结构对人的异化。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得到了凸显。与此同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在法理上仅根据自然人的行为本身来确认惩罚，确立“奉命行事”“系统推动”不再是可供辩护的依据，个人对于法西斯机器的服从性将大大降低。打个比方，当行刑队或者集中营看守知晓人性伦理在规章和惯例中高于系统职责的时候，也就是说，就算他们能拿出上级命令，依旧要为杀人的罪行全权负责时，他们将不再服从不合理的命令。建立这样一种追究个人的伦理惯例、法律判例，将有效防范法西斯主义再一次作为“群众运动”而发生。
2. 关于所谓“法西斯美学”的一些讨论：
审美是深层的、隐秘的、原始的人生动机。道德是一种审美，不道德是一种审美，高尚是一种审美，堕落是一种审美，入世是一种审美，隐逸是一种审美，生活是一种审美，死亡也是一种审美。一个人的审美取向，往往比ta的哲学理论结构以及意识形态更能够决定其对特定情形的反应。这是生活的真相，我们常在文艺作品中看见它的蛛丝马迹，譬如去年上映的《南京照相馆》这样描绘人物原初的爱国主义动机：“我从小学戏，唱的是穆桂英、梁红玉……”这是对人的内心世界有所理解的优秀写作。与此同时，纳粹的宣传理念则是它的反面应用。
在理性和道德形成之前，人首先依据审美直觉生活：“何为值得过的人生”、“何为具有光辉的姿态”。这也是我为什么总说美的背面是一把悬挂的刀——美本身就有塑造灵魂的力量，它可以用于善举也可以用于恶行，它是锋利的、危险的、寒光闪烁的，美绝不是一种空泛而无所谓的东西。尽管有很多创作者不承认、不敬畏也不愿承担随它而来的伦理责任，然而不可否认的，美激发情感、改变现实的力量是一切文艺创作的基石。美不是中性的、无法用道德或伦理评述的，创作者使用它，就必须应对它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我一直不提倡把“法西斯美学”和法西斯主义本身分割看待。细看纳粹党的崛起，它的诱饵就是一种审美教育，关于外型/血统、关于荣耀、关于生命该如何处置才具有“美感”的一整套理论。千万不要小觑审美给人带来的引诱。什么时候这种虚拟的“战争审美”才最具引诱力呢？当现实生活被持久的挫败充斥时候：从宏观经济来看，那是资本主义周期律的低谷；从个人心理来看，那可能由一连串环境中的应激事件构成——在这些时刻，出于湮灭焦虑、出于孤独、出于匮乏，人需要以另一种激烈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当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广泛出现“虚拟战争”和“标签神圣化”现象时，最应当反思的是当下的教育环境，再者就是社会心理架构，是否同质化？是否太过功利？是否缺乏尊重？是否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残酷的审美导向？青少年是最易受外界影响的群体，他们的心理是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
3. “原生家庭”：资本主义对小家庭职责的解释——社会原子化如何必然地导向法西斯主义心理结构的典例：
有人说，人际情感联结的匮乏和孤独感是当今世界的通病，许多人用原子化社会来解释它，把它当做现代性悲哀的一方面，但我更愿意把它明确地解释为某种政治经济制度下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的政治伦理使得“家庭”不得不承担它不足以、也不可能完全承担的养育、早期教育、提供情感联结与心理疏导的任务。这是明晃晃的责任推诿。资本主义的社会架构和法律制度，把家庭标绘成唯一的“温暖”且“独一无二”的社会支持，看似强调了血缘关系和传统价值，实则意味着公共服务将不再承担任何维护个体心理健康与人格发展的责任，而它们本该是需要保障的基本人权。当下家庭中，情绪疏导和未成年人教育也是无偿劳动，和家务一样，都常常被宣传忽略，或者描绘成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责任——资本主义既需要人作为劳动力劳动，又不提供给其为人之所需，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欺骗、赖账、拖欠、推诿，不承认家庭中的无偿劳动只是典例之一。
我可以再举一例，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法理提倡部分地管理家庭事务。我们假设回到过去，封建时代的大家族可以随意决定成员的生死，而这显然危害了社会劳动力——资本主义需要肢体健全的工人。因此，沉塘、赐死、砍断手脚等家族内部的刑罚被法律杜绝了。那么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法律和制度对家庭暴力甚至精神虐待往往执行不力、甚至麻木不仁呢？因为轻微的家暴和精神虐待并不会导致人无法作为螺丝钉工作，不会严重危害社会劳动力。对于这一部分家庭内部事务的管理，在资本主义的伦理之下，是亏损行为。然而，“不遭受家庭暴力和精神虐待”乃是人的基本权利，这又印证了上文所述：资本主义既需要人作为劳动力劳动，又不提供给其为人之所需。
这个理论也解释了另一个现象：为什么现如今我们不断重复“原生家庭”的概念？因为除了家庭，青少年并没有其他有效的社会支持，而当家庭的职能失效时，他们将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痛苦境地——用一根唯一的、随时可能断裂的柱子来支持青少年的早期发展，这很荒谬。此逻辑放到成年人乃至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身上也都说得通。我们几乎默认了一个事实：没有家庭的支持，人就只能受苦，而这是绝对不公平的。综上所述，“缺少家庭以外的社会支持”，这个让许多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无可奈何的情境，也许并非命运使然，而是一个被政治经济特质塑造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保证人的情感满足和心理健康是公共服务必须承担的义务”，也就是说，要确保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即便不在家庭之中，也能获得尊严、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精神状态。
如果这一政治经济框架和心理结构无法变革，那么精神上的痛苦和匮乏将把大众心理导向一个危险的位置：总被剥夺的人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被剥夺感？什么样的心理结构会吸引这些人？他们又会在被剥夺感的驱使下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另外，资本主义父权制度下，小家庭内部本身就不断表演着被复制、被微缩的社会结构。让我们从一个轻松、幽默的视角来阐释它：除去少部分高尚之人构成的家庭，资本主义小家庭大部分时候是一个小型法西斯主义政府，由一个独裁的父亲、财政部章、将军和元首；一个服从的母亲、宣传部长和军需部长，以及一个或者数个不管支持父母与否反正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小公民构成。它的任务，让我们接地气一点儿说，是要让老x家屹立于社区家庭之林，最好成为社区一霸，光宗耀祖。因此，小公民的个人意志、情感发展、未来选择必须以“家庭荣誉”为最高纲领。这个小小法西斯主义政府对内实施独裁统治，剥削女性、残酷地处理不再有用的“老弱病残”，对外则实行坑蒙拐骗的外交政策、发动战争掠夺资源。偶尔高层也会通敌，偶尔小公民也会获得选举权：“你想吃什么呀？”当你回答肯德基、麦当劳而得到西蓝花的时候，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议会制民选政治。
断断续续终于把这一章写完了，希望大家爱看！
安德烈亚斯在柏林大陆酒店的餐厅等了十五分钟，他手边的高脚杯空了三次。空腹饮酒让他头晕，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状态。一个追求理智的人试图把思维从大脑中扫地出门，就必须借助非常手段。香烟和酒是他二十岁以后的新爱好，他吞下酒精和尼古丁，就像鸟类啄食砂砾，它们帮助他研磨无法咀嚼的生活。
谁也不知道他今天很早出门是为了什么，除了卢卡斯。月底，菲利克斯回飞行俱乐部去了。为了消磨时光，他不得不另寻他人——安德烈亚斯不爱交际，但他更不愿意待在家里。原本，他打算物色几位叫人满意的“新朋友”，但罗姆等人的惨案让柏林的地下场所风声鹤唳。所幸在阳光下的世界里，他也不算走投无路。医生邀请他到家里做客，那顿晚餐的丰盛程度吓到了他。没过多久，卢卡斯休假了。他这位“表弟”每次从寄宿学校归来都神采奕奕，这次却不同。他没打电话，随便选了个休息日登门拜访，意外撞见了一节痛苦的音乐课，紧接着又是拉丁语的教学。安德烈亚斯对此深表同情，在母亲离开以后，他就再也不碰小提琴了。作为补偿，周末他开车带卢卡斯去了乡下。两人相约去林子里骑自行车，但卢卡斯因为烦心课业，睡眠不足，在旅馆倒头就睡，安德烈亚斯叫不醒他。
“得了。”安德烈亚斯怒气冲冲地埋怨，“这些神父管的学校到底在教什么？学了拉丁文，你觉得自己变聪明了么？他们到底在你们的脑袋里塞进了什么有用的知识？”
卢卡斯十分愧疚，抱歉连连。他发誓，下一个月将唯安德烈亚斯马首是瞻。他对于上大学没有兴趣，但父母指望他学些工商管理的知识——他去念文理学校，只是因为安德烈亚斯把军校描绘得恐怖无比。
作为补偿，安德烈亚斯叫卢卡斯替他安排一位司机，时间定在周六下午一点，到大陆酒店来接自己。他最近和父亲关系紧张，家里的司机也连带着受冷落。更要紧的是，一些关于格拉夫·赫贝特的传言被吹进他的耳朵，他打算提前做一些准备。
这位年轻的司法官员态度温和。他来到柏林的第一天，就盘桓在各路勋贵的酒席之间。对小地方来的新星施予轻蔑或怜悯，那是上流社会交际的重头戏之一。从安德烈亚斯第一天认识他起，他就没见格拉夫对人发过脾气。他也暗中打探过这位司法新秀的底细，同他亲近的人说他有一位妻子，但他的私人生活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也有人说他在床帏当中有些怪癖。那么，他很适合在柏林生活，安德烈亚斯评价。他不喜欢格拉夫的性格，对方递给他的名片被他放进了官员而不是情人们当中。某次私人聚会上，格拉夫谈起他的上司，说自己有一些证据可以帮助他取而代之，条件是另一种交易。安德烈亚斯并没有因为他的“越界”而恼怒，只是戏谑地拒绝了。然而，马努埃尔死去之后，他萌生了新的想法。
我再做一次尝试。他对自己保证，最后一次。他越级打了一份报告，控诉施劳恩不顾同事安全，采用不必要的、冒险激进的行动。他列举了此人违反警察条例的诸多行为，并且在信纸上签了自己的大名。他尚不了解自己的姓氏在何时可以充当通行证，何时不可以。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自己壮胆，甚至给父亲找找麻烦。安德烈亚斯自信是一个高效的官僚，拥有少见的敬业精神——上司应当尊重他的效率、他的手段。在马努埃尔死后，他不再在意工作的构成，杀死一个人和杀死一百个人有什么区别？他不再为了尊严和生存工作，他工作只是为了杀死自己、报复他人。然而在第二个月，施劳恩把他叫到办公室，客客气气地请他落座。
“您看，我知道您是什么人。”他对安德烈亚斯微笑，“您很擅长工作，对规章制度也很熟悉。可您知道的，只要那么一点儿瑕疵，就会把一切都毁啦……”
安德烈亚斯的心沉下去。这是噩梦里才有的场景，但他为此做过准备，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他平静异常，甚至觉得这个时刻似乎来得太晚了。施劳恩没有选择检举他，而是选择同他私下谈话。他明白过来：“那么，您想要什么？”
他为此付出了一些经济代价。安德烈亚斯不害怕勒索，那些钱同他父亲的家业相比，如同九牛一毛。他甚至嘲笑起学术界人士对企业家生活贫瘠的想象来。但他必须为此向父亲伸手要钱，那几乎是天大的侮辱。他开始愈发厌倦家庭，巨大的寂寞让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但那封短信石沉大海。他来到母亲的小画室，那儿已经人去楼空。他不甘心，在工作之余明察暗访。圣诞节之前，他终于得到了母亲的消息，也对她所提倡、践行的隐居生活向往起来。两周后，他开车去另一座城市，得到了一扇对他永远关闭的门。
期间，格拉夫来找过他几次，他还是拒绝，但他知道自己在动摇，格拉夫也明白。当他结束了短暂的城际旅行，回到柏林的时候，格拉夫看他的眼神像在看一只行将就木的动物。他不用开枪，那张皮毛就将属于他了。
安德烈亚斯知道自己站在悬崖边缘，秋季伊始他被推了下去。柏林的警察们有相约喝酒的习惯，吵嚷的俱乐部、摇晃的肢体和闪亮的酒杯，一切感官刺激都能让他们暂时忘却与日俱增的工作。安德烈亚斯所在的部门年轻人多，更是聚会的常客。吵闹的放纵结束以后，人们三三两两地在人行道上谈话、吸烟，彼此告别。安德烈亚斯头痛欲裂，心里埋怨那份他必须向实习警察追讨的报告，否则他就可以早些下班，逃过这一切——
他贴着人行道的边缘，想尽快离开。然而，施劳恩醉醺醺地叫住了他，夹着烟的手对他一指：“您，希望您以后客气些。”
安德烈亚斯本可以一言不发。可他今天喝了不少，酒精在他的胃里被点燃了，一串红蓝相间的火花顺着他的食道爬上来：“哈——博士教授先生，没有人教过您警察守则吗？”
施劳恩的大嗓门在他周围吸引了不少奉承者。现在，他们仍然在观看，脊背却像弹簧似的压紧了。除了上司，没有人有权利“冒犯”，这场异常的冲突让他们激动又害怕。他们睁大眼睛，假装义愤、然而兴致勃勃地从安德烈亚斯转向他们的长官，仿佛有一个火圈挂在两人之间，耍马戏的猴子正从一头跳到另一头。施劳恩的脸变红了。他站在车门边，同样一言不发，像等着安德烈亚斯后悔、自己收回那不得体的话似的。半分钟过去了，他年轻的下属们还看着他，等着他对侮辱的反应——这完全是不可忍受的挑衅。
“收回您说的话。”他要求道，“并且向我道歉。”
“您提前做了我们约定的事，您会害死我的。”不知怎么，安德烈亚斯的自制力消失了。“我想，这是您应得的。”
“很好，您，您可以辱骂上司——但我依旧是您的上司。冯·里特贝格先生，您应该知道，在警务中，牺牲都是正常现象……您没有，是您的运气……”
没等他说完，安德烈亚斯冲到他的面前，一拳把他放倒了。施劳恩试图躲避，但安德烈亚斯毕竟在军事学校受过几年的训练。那位被学术界驱逐的老博士躺在马路边哀嚎。安德烈亚斯看着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每当他使用暴力，世界给他的回馈就是如此，如此幽默、如此顺承、如此怯懦，包括他向祖先的画像放枪以后，他那几位痛心无比的叔伯。几双手抓住了他的肩膀，人们在他耳边吵吵嚷嚷，试图把他们拉远一些。街道对面，有醉汉在高唱“万岁胜利者的桂冠”，声音凄厉地穿过水泥路。他晕头转向，那天午后的记忆闯进他的脑海。一股无名之火烧在他的胸膛，他无人可责怪，便认定那歌声在讽刺他，于是他挣脱了，又冲到施劳恩身边。他向上司又挥了几拳，也许还踢了一脚。
“你差点害死我！”他吼道，“你去死吧。你这蠢货、猪猡……”
没有人再敢上前来了。安德烈亚斯拽拽衣领，转身扎进柏林街头。他毫无目的地快步走着，不知怎么来到了运河边。微风一吹，他才感到肩膀发麻，手背隐隐作痛。在无人的河岸边，他趴在栏杆上喘气，粼粼波涛和其上漂浮的灯火让他眼晕。他弯下腰呕吐起来。
那是施普雷河的哪一段？他不记得。他在那条林荫步道上晕倒了。醒来时，他正躺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再愤怒，也不再恶心。恶意的松快晃动他的肩膀。我只能这么做了，我别无选择，他欣喜而后怕地为自己开脱。早餐后，他换了身家居服，在电话簿里找到格拉夫的名片，拨通了电话。
之后的一切都无比顺利。格拉夫给了他一打证据，而他，借助父亲在工业部的关系，将消息投递给了一位议员。抓捕、判决、行刑，施劳恩太贪婪了，检察官与法官不必巧立名目就把他送去了刑场。等这场阴谋化作报纸上三指宽的一则消息时，安德烈亚斯重新接到了格拉夫的电话。
“一切顺利。”格拉夫对他说，“明天你有空吗？明天，在大陆酒店，你什么时候能来……”
格拉夫是一个讲道理的卖家，现在，该由他支付报酬了。
安德烈亚斯坐在靠窗的位置，大陆酒店离柏林的交通枢纽很近，他大可以看着神色匆匆的来往过客打发时间。赫贝特·格拉夫迟到了十五分钟。以往，都是别人等待他而非他等待别人。他没感到冒犯，只有一阵困倦，今天他起得尤其早——他可不希望为了那些蠢事受伤，因此需要做一些准备。同他一窗之隔，在酒店门前的大街上，正对弗里德里希火车站的位置，有一个头戴麂皮小帽，挎着手提包的女人。她刚刚从马路对面走来，在距他不到五米外停下了。安德烈亚斯可以想象她周身的香气——她的姿态、打扮、顾盼的眼神，那都是些不该出现在阳光下的事物。她不属于这里，一个餐厅正提供者世界美食的高档酒店的门外。安德烈亚斯对她所属的人群不算陌生，许多爱找乐子的年轻人喜欢和夜场的姑娘们厮混。他们和他有什么差别？只是喜爱不同种类的身体罢了。他的同学与同事当中不乏生活不检点的人，但他们从不用把死亡看做一位朋友。
她在等着什么人呢？她能够等到吗？安德烈亚斯想，他暂时让直觉主导他的头脑，放任思维四处驰骋，好让他不必关注自己的命运。他看着那个风尘女人的肩膀，她穿着深蓝的裙子，哑光的丝绸紧紧包着她的大臂，一串斑点从她的后背正中爬向她披散的鬈发间。现在是早上七点半，她却出了一身汗。是因为阳光吗？还是因为她像刚才那样跑过马路？又或者，在此之前她已经赶了不少路，坐了两班电车，匆匆忙忙地来到她的目的地？
酒精让他对周围的感知减退了。我是怎么到的这里？我又是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不离开？潜意识中，仿佛有那么一个路口可以让他免于至此，但他在恍惚中错过了它。是因为他醉酒了吗？还是他根本就没有在看？因为痛苦，因为绝望，或者因为他对自己的放纵，然而，人生的道路何尝在他的脚下，他又何尝有机会看一看它……
这一切想法都没有意义！他暴躁地打断了自己。也许是因为酒精，也许是因为天气，他闷热难耐，扯了扯衬衫的袖口。
就在这时，大街上的女人转过脸来，同他对视了。刹那间，安德烈亚斯看到一双深色的眼睛。化开的妆容环绕着她的睫毛，晕染着她窄窄的面庞，让她看起来泫然欲泣、情深义重，但她僵硬的嘴唇紧紧闭合着，像一道拉链，阐发着某种赖以生存的冷漠无情。他心里怵然一惊，像梦见从高处跌落似的。她误读了他的注视，把那当做富有男性对待她们这类女人的惯例，露出了轻蔑的笑容，不再看他了。
她还是站在原地，后背深蓝色的裙子让那面玻璃变成了镜子。安德烈亚斯惨白的脸正映在其中。他穿着体面的衣裳，酒杯放在手边，领带上的银夹子闪闪发亮。
五分钟后，格拉夫到了。他们寒暄了一阵子，走向了通往六楼的电梯。
安德烈亚斯对之后的事记忆模糊。在他的人生中，有不少模糊的记忆片段，仿佛他的生命记忆是一份机密文件，要将不想给别人、甚至自己阅读的部分涂抹干净。在酒店的浴室，他看着镜子里腿上的伤痕，那看起来不像是他能处理的。格拉夫说他晕过去了，他不知道，也无所谓——他想到医生，可很快回心转意了。
该死的，那个让他局促不安、尴尬无比的家庭聚会，忽然闪现在他的大脑中。那一盒名贵的糖果为他带来了甜蜜的抱怨。医生的家庭不大，他的夫人是个矮个子、面目慈善的女人，她浑源的臂膀和丰满的脸颊冒着炉火的热气。她是个技术高超的面包师，为了安德烈亚斯的来访，她在厨房满头大汗地忙碌了半天。他是在场唯一的男青年，被迫和女孩儿们对戏。米娅挽着他的胳膊，罗塔坐在他脚边的地毯上。这两个女孩儿准备排一出话剧。她们不想演战争英雄的爱人或者妻子，就挑了另一个爱情故事。安德烈亚斯怀疑炉子烧得太热了，否则他怎么一直出汗。这本小说他当然读过，但要他作为其中的人物发声，他羞愧无比。他干巴巴地念道，“伊丽莎白，他说，我们的青春就在那边的青山后面。如今它在什么地方呢？”所有人都笑起来。不对不对，那个姑娘说，你不能加上“他说”呀，再多一点感情，放松一点儿。他只好拿起书本，再读了一遍。
这周四，你有时间吗？临别时医生问道。我们可以去看看那栋两、三层的小房子，它离医院很近，我们可以选在那里……
当然，安德烈亚斯说。他因为窘迫有点儿头晕，但他感觉安全无比。别忘了，弗里德里希，他说道，那是挂牌的“传染病病房”，你对外也要这样说。没有警察会总去那种地方搜查，人人都怕死的，对没有医学知识的人来说更是。
医生点点头：我们也要算一算那里能容下多少人，需要多少开支，租下它要多少钱。
别担心这个，安德烈亚斯说，再见，周四见……
你还想回到那间房子里去吗？那个闪耀的、温暖的客厅？你离那儿有多远？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如果你去找医生，让他看到这一切，你还能够回到那间房子里去吗？
我应付得来。他安慰自己道，一点皮肉伤而已。
“没什么，只是有点不习惯——我应该吃一点早饭的。”安德烈亚斯说道。他穿着浴袍，踱步走出浴室，从外套口袋里掏出烟盒。“我没事。”
格拉夫说道：“你很倔强，但这不是好事，尤其对我们这一类人来说。每个人都在犯错，不要惩罚自己。你不是挺喜欢的？为什么非要拒绝自己的喜好呢？”
我们这一类人，安德烈亚斯又感到恶心。“我只是忘记吃早饭了。”他冷漠地回答，“你过度解读一切。”
格拉夫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你需要学会融入。明白吗，小安迪？不是那种交际上的融入，是另一种……你很聪明，你会明白的。人不应该相信教育当中好的一面，要高尚、要拥有美德，那是方便别人把你当做奴隶对待的要素。你要享受乐趣，不是吗，不要抗拒本来就很少的快乐……难道你还希望得到别的吗？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像一种特别的朋友，不用像那些政府里的俗人一样精打细算，按需处理关系——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搭档。”
安德烈亚斯看向窗外，他的左眼一阵刺痛，让他几乎流出眼泪。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满头冷汗，又或者是他忘记了擦干头发。水滴从眼窝掉进了他的眼睛。在坐下的时候，他深吸一口气，身上的淤青一阵钝痛。格拉夫看着他，眼神里混合着观赏和戏谑，还有一种貌似真切的同情。这是他应得的，他杀死了马努埃尔，折断脖子的一声脆响……他已经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无比可笑地，他还没有过一个真正的爱人，一个真正让他满足的时刻，却先得到了一位已婚男士的高超表演。
刹那间，他回忆起了前半个钟头，那个让他昏厥的时刻：他试图扮演一个熟练的、勇敢无畏的形象，在他的童年，他从没有惧怕过疼痛，现在更是如此。难道他还不知道和男人上床是怎么一回事吗？怎样进行，怎样结束，那都不重要。但最后，格拉夫俯下身，试图总结这个早晨的一切时，他把双眼移开了。
一扇敞开的窗户出现在他的视野中，窗外的天气好得过分，阳光照得他眼前浮动起一片黑斑。他想起某个十五岁的下午——天啊，那段被他剪碎的永远封存的历史，让他憎恨、唾弃的贪婪的自己，在这时候找上了他。那位教育家、他的校长，也这样俯身看他，端详他的表情。躲避那双眼睛时，他看到了同一扇充满阳光的窗户——在那间办公室当中。他从未觉得太阳如此可怕，因为它的光和热，因为它像一只明察的眼睛，因为人们对光明的一切寄寓。他们把期待抛向它，它却允许人的尊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夺走。
我是自愿的！他像念咒语似的，在心里念动这个句子，至少这一次，我是自愿的……但可怕的、相似的屈辱从他的胃里翻涌上来，让他无法辩驳。这是不同的！他在心里尖叫，可疲劳让他抬不起手臂。他挣扎了一下，肩膀抽搐起来，因为疼痛，他的肌肉太紧绷了。一片彩色的光斑飘过他的视野中心。格拉夫看着他，安德烈亚斯不想听见他的声音。
“我很好。”于是他率先开口了，喘息着说，“没什么……”
那是他最后的意识。等他醒来，他已经穿着睡袍躺在了床上。墙上的挂钟指向十一点半。
他当然可以答允格拉夫，反正他已经不可能再从井底爬上去，不是么？再向下滑落一点又怎么样？格拉夫蹲下来，抓着他冰冷的手，试图靠近他的脸颊：“别这么沮丧，许多人，我知道的……当你说爱多种多样的时候，爱就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在任何的两个人之间，以任何形式发生。我可以把我公寓的钥匙给你，你想要吗？”
格拉夫等待着他的答案，手背上的触感让他的闪回停止了。安德烈亚斯想起了下周四和医生的约定。
他低下头，闭了一会儿眼睛，缓缓吐出一口烟雾：“不。”
【作者有话要说】
思来想去还是把这个部分放上来了，供大家参考讨论。一些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简略思考：
1. 法西斯主义作为政治经济结构与社会心理反应 宏观上讲，法西斯主义发生于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再互相制约而达成完全统一的时刻，它的扩张，是资本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为什么发生，何时发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关键的经济因素——经济大萧条。这是资本主义周期律的一环，从这个位置起，除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我们看到一些政府走向宏观调控，一些政府头也不回地冲向法西斯主义；前者意味着国家尚有能力指挥资本家向工人让利，后者意味着放弃内部调控而转向对外剥削。
当资本主义彻底夺舍民族国家，把国家/民族共同体当作一个“没有法律管束的大公司”来运营。国家机器成为少部分人攫取利益的手段，它放弃了一切内部矛盾的解决，直接向资本效忠，成为它的打手和保安。又因为法律本身就只传达统治阶级的意志，法西斯主义国家看似有法实则无法，而正巧国际公约没有执行力度、形同无物——当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全部失效，一切可怕的罪行就开始发生。
微观上讲，法西斯主义通过审美扭曲道德规范、通过血统/文化划分出敌我群体，应对了资本主义时代广泛存在的湮灭焦虑和孤独感，使人获得虚假的归属感；又以撤销社会规则为权力诱惑，允许个人也成为剥夺行为的实施者，应对了个人被剥削后失权的处境，激发人本身的权力欲望，从而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恰好嵌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被剥削的心理废墟。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社会心理结构并非是“少数欺骗者引领多数被骗者”，而是由一个个个体与其握手成交最终形成的社会契约——通过交出个体人权以获得剥削能力，通过交出个人自由以获取集体归属。我们应当把部分的道德责任交还给个人，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结构对人的异化。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得到了凸显。与此同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在法理上仅根据自然人的行为本身来确认惩罚，确立“奉命行事”“系统推动”不再是可供辩护的依据，个人对于法西斯机器的服从性将大大降低。打个比方，当行刑队或者集中营看守知晓人性伦理在规章和惯例中高于系统职责的时候，也就是说，就算他们能拿出上级命令，依旧要为杀人的罪行全权负责时，他们将不再服从不合理的命令。建立这样一种追究个人的伦理惯例、法律判例，将有效防范法西斯主义再一次作为“群众运动”而发生。
2. 关于所谓“法西斯美学”的一些讨论：
审美是深层的、隐秘的、原始的人生动机。道德是一种审美，不道德是一种审美，高尚是一种审美，堕落是一种审美，入世是一种审美，隐逸是一种审美，生活是一种审美，死亡也是一种审美。一个人的审美取向，往往比ta的哲学理论结构以及意识形态更能够决定其对特定情形的反应。这是生活的真相，我们常在文艺作品中看见它的蛛丝马迹，譬如去年上映的《南京照相馆》这样描绘人物原初的爱国主义动机：“我从小学戏，唱的是穆桂英、梁红玉……”这是对人的内心世界有所理解的优秀写作。与此同时，纳粹的宣传理念则是它的反面应用。
在理性和道德形成之前，人首先依据审美直觉生活：“何为值得过的人生”、“何为具有光辉的姿态”。这也是我为什么总说美的背面是一把悬挂的刀——美本身就有塑造灵魂的力量，它可以用于善举也可以用于恶行，它是锋利的、危险的、寒光闪烁的，美绝不是一种空泛而无所谓的东西。尽管有很多创作者不承认、不敬畏也不愿承担随它而来的伦理责任，然而不可否认的，美激发情感、改变现实的力量是一切文艺创作的基石。美不是中性的、无法用道德或伦理评述的，创作者使用它，就必须应对它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我一直不提倡把“法西斯美学”和法西斯主义本身分割看待。细看纳粹党的崛起，它的诱饵就是一种审美教育，关于外型/血统、关于荣耀、关于生命该如何处置才具有“美感”的一整套理论。千万不要小觑审美给人带来的引诱。什么时候这种虚拟的“战争审美”才最具引诱力呢？当现实生活被持久的挫败充斥时候：从宏观经济来看，那是资本主义周期律的低谷；从个人心理来看，那可能由一连串环境中的应激事件构成——在这些时刻，出于湮灭焦虑、出于孤独、出于匮乏，人需要以另一种激烈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当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广泛出现“虚拟战争”和“标签神圣化”现象时，最应当反思的是当下的教育环境，再者就是社会心理架构，是否同质化？是否太过功利？是否缺乏尊重？是否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残酷的审美导向？青少年是最易受外界影响的群体，他们的心理是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
3. “原生家庭”：资本主义对小家庭职责的解释——社会原子化如何必然地导向法西斯主义心理结构的典例：
有人说，人际情感联结的匮乏和孤独感是当今世界的通病，许多人用原子化社会来解释它，把它当做现代性悲哀的一方面，但我更愿意把它明确地解释为某种政治经济制度下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的政治伦理使得“家庭”不得不承担它不足以、也不可能完全承担的养育、早期教育、提供情感联结与心理疏导的任务。这是明晃晃的责任推诿。资本主义的社会架构和法律制度，把家庭标绘成唯一的“温暖”且“独一无二”的社会支持，看似强调了血缘关系和传统价值，实则意味着公共服务将不再承担任何维护个体心理健康与人格发展的责任，而它们本该是需要保障的基本人权。当下家庭中，情绪疏导和未成年人教育也是无偿劳动，和家务一样，都常常被宣传忽略，或者描绘成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责任——资本主义既需要人作为劳动力劳动，又不提供给其为人之所需，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欺骗、赖账、拖欠、推诿，不承认家庭中的无偿劳动只是典例之一。
我可以再举一例，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法理提倡部分地管理家庭事务。我们假设回到过去，封建时代的大家族可以随意决定成员的生死，而这显然危害了社会劳动力——资本主义需要肢体健全的工人。因此，沉塘、赐死、砍断手脚等家族内部的刑罚被法律杜绝了。那么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法律和制度对家庭暴力甚至精神虐待往往执行不力、甚至麻木不仁呢？因为轻微的家暴和精神虐待并不会导致人无法作为螺丝钉工作，不会严重危害社会劳动力。对于这一部分家庭内部事务的管理，在资本主义的伦理之下，是亏损行为。然而，“不遭受家庭暴力和精神虐待”乃是人的基本权利，这又印证了上文所述：资本主义既需要人作为劳动力劳动，又不提供给其为人之所需。
这个理论也解释了另一个现象：为什么现如今我们不断重复“原生家庭”的概念？因为除了家庭，青少年并没有其他有效的社会支持，而当家庭的职能失效时，他们将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痛苦境地——用一根唯一的、随时可能断裂的柱子来支持青少年的早期发展，这很荒谬。此逻辑放到成年人乃至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身上也都说得通。我们几乎默认了一个事实：没有家庭的支持，人就只能受苦，而这是绝对不公平的。综上所述，“缺少家庭以外的社会支持”，这个让许多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无可奈何的情境，也许并非命运使然，而是一个被政治经济特质塑造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保证人的情感满足和心理健康是公共服务必须承担的义务”，也就是说，要确保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即便不在家庭之中，也能获得尊严、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精神状态。
如果这一政治经济框架和心理结构无法变革，那么精神上的痛苦和匮乏将把大众心理导向一个危险的位置：总被剥夺的人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被剥夺感？什么样的心理结构会吸引这些人？他们又会在被剥夺感的驱使下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另外，资本主义父权制度下，小家庭内部本身就不断表演着被复制、被微缩的社会结构。让我们从一个轻松、幽默的视角来阐释它：除去少部分高尚之人构成的家庭，资本主义小家庭大部分时候是一个小型法西斯主义政府，由一个独裁的父亲、财政部章、将军和元首；一个服从的母亲、宣传部长和军需部长，以及一个或者数个不管支持父母与否反正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小公民构成。它的任务，让我们接地气一点儿说，是要让老x家屹立于社区家庭之林，最好成为社区一霸，光宗耀祖。因此，小公民的个人意志、情感发展、未来选择必须以“家庭荣誉”为最高纲领。这个小小法西斯主义政府对内实施独裁统治，剥削女性、残酷地处理不再有用的“老弱病残”，对外则实行坑蒙拐骗的外交政策、发动战争掠夺资源。偶尔高层也会通敌，偶尔小公民也会获得选举权：“你想吃什么呀？”当你回答肯德基、麦当劳而得到西蓝花的时候，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议会制民选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