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反派

林昭选的那个反派角色,是一部民国悬疑剧的男二号。剧本我当晚就看完了——不是因为他让我看的,是因为他看完之后把剧本放在茶几上,封面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沈”字,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箭头。这种不动声色的推荐方式,比赵恒写的任何一份项目评估报告都管用。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林昭演的角色叫宋辞,是一个表面上温文尔雅的书店老板,实际上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情报贩子。他没有杀过人,但他提供的情报杀过很多人。他的悲剧在于,他不是坏人,他只是太聪明了,聪明到以为可以在乱世中独善其身,聪明到以为可以用别人的血来洗自己的手,聪明到最后发现自己洗不干净了。

这个角色确实很好。好到我读完剧本之后,在书房里坐了很久。

不是因为剧本写得好——虽然确实写得不错。而是因为林昭选中了这个角色这件事本身,让我看到了他身上的某种变化。以前的他会选程蝶衣,会选那个在杂货铺里等人的林昭,会选那些“惨”的角色,那些观众看了会心疼的角色。但这一次,他选了一个会被观众讨厌的角色。他想证明的不是“我能演好”,而是“我敢演一个不讨喜的人”。

这种转变,比任何演技上的进步都大。

“为什么选这个?”第二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我问他。

林昭正在往吐司上抹黄油,听到这个问题,手上的动作慢了下来。他想了想,说:“因为他让我觉得不舒服。”

“不舒服?”

“嗯。读剧本的时候,读到宋辞做的事,我心里不舒服。我想让他换一种选择,但他没有。他就那样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走到所有人都回不了头。”林昭把抹好黄油的吐司放在盘子里,没有吃,看着它,“我想演一个让我不舒服的角色。因为舒服的角色,谁都演得了。”

我端起咖啡杯,挡住了自己嘴角的弧度。

开机定在七月,地点在横店。横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林昭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但我看到他握着咖啡杯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点。他知道我记得,他也记得。

“这次去多久?”我问。

“大概两个月。宋辞的戏份贯穿全剧,从开头到结局。”

两个月。比上一次多一倍。

“中间能回来吗?”

“不一定。要看拍摄进度。”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两个月的概念,在我说出口之前就已经在心里换算过了——六十天,一千四百四十个小时,减去睡觉和工作的时间,剩下的大概只有几百个小时是可以用来想他的。这几百个小时,我会一点一点地用掉,用在会议间隙的走神里,用在深夜书房的消息提醒里,用在每一个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想起他的时刻里。

“沈彻。”

“嗯。”

“你会来看我吗?”

“会。”

“多久来一次?”

“你想让我多久来一次?”

林昭低下头,咬了一口吐司,慢慢嚼着。嚼了很久,久到像是在用咀嚼的时间来思考一个很难的问题。

“一个月一次?”他终于开口,语气像是在商量,又像是在请求。

“太少了。”

“两周一次?”

“太多了。你还要拍戏。”

林昭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是笑的先兆——嘴角还没有动,眼睛已经先笑了。

“那你自己定。”他说,“你说多久就多久。反正你说了算。”

“我说了算?”

“你什么时候不算过?”

我也笑了。不是那种克制的、收敛的笑,而是那种被他的话逗到的、从嘴角蔓延到眼睛的笑。林昭看到我笑,也笑了,笑得比我还大,笑得吐司屑从嘴角掉下来,落在盘子里,像一小片一小片的雪花。

去横店之前,林昭回了两次公司,见导演、试装、围读剧本。每次回来都会跟我讲剧组的事——导演叫什么名字,摄影指导得过什么奖,对手戏演员是谁,哪个演员他以前跑龙套的时候远远地看过、现在要跟他演对手戏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不是那种浮夸的、表演出来的兴奋,而是一种朴素的、真实的、像一个终于拿到了心爱玩具的孩子,迫不及待地想跟人分享。他分享的第一个人,是我。

“你知道吗,那个演女一号的演员,我以前在横店见过她。”有一天晚上他窝在沙发里,抱着靠枕,眼睛亮晶晶的,“当时她在拍一部大剧,我是她身后的路人甲,连正脸都不能看镜头。现在她要叫我‘宋辞哥’。”

“那你要叫她什么?”

“叫她老师。她比我大,而且她是前辈。”

“你也是前辈了。”

林昭愣了一下。“我不是。我才演了一部综艺,一部文艺片,算什么前辈。”

“你跑龙套跑了五年。”我说,“这个圈子里,能在底层待五年还不放弃的人,每一个都是前辈。”

林昭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没有说什么。他低下头,把脸埋进靠枕里,只露出两只红红的耳朵。

七月初,林昭去了横店。

走的那天,北京下了一场暴雨。雨大得像是天被捅了个窟窿,雨水从天上倒下来,打在落地窗上噼里啪啦地响。林昭的行李箱还是那两个——一个是他自己那个灰色的、边角磨得发白的旧箱子,一个是上次我让人送去的黑色硬壳箱。他把两个箱子并排放在玄关,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T恤和一条黑色的运动裤,头发刚洗过,还没完全干,发梢微微卷着。

“雨太大了,”我说,“等小点再走。”

“不行,剧组今天下午有围读,我是男二号,不能迟到。”

我看着他弯腰换鞋。他穿的是那双旧运动鞋,鞋带上的红色绑绳已经换了新的——不是原来的那种,是他在云南的时候买的,比原来的粗一些,颜色也更亮。系鞋带的时候,他的手指还是那样,三绕两绕就是一个紧实的结。

他直起身,转过身看着我。

“沈彻。”

“嗯。”

“我走了。”

“嗯。”

“你记得吃饭。”

“好。”

“记得回我消息。”

“好。”

“记得想我。”

我走上前,把他拉进怀里。他的身体很轻,很暖,带着洗发水的香气和雨后潮湿的水汽。他的脸埋在我的肩窝里,鼻尖蹭着我的脖子,呼吸温热而均匀。我们就这样抱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窗外的雨声很大,大到几乎要把整个世界都淹没,但在这个拥抱里,一切都变得很安静。

他松开我,拉起行李箱的拉杆,打开了门。

走廊里的风灌进来,带着雨水的气息和夏天特有的、闷热的潮湿。

他走了出去。

门在他身后慢慢地关上。

我站在玄关,听着他的脚步声沿着走廊远去,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楼层数字一跳一跳地变小。然后我走回客厅,坐在沙发上,看着那扇关上的门。

雨还在下。

北京的这个夏天,好像从今天才算真正开始。

林昭到横店之后,比在云南的时候更忙了。

民国悬疑剧的拍摄强度很大,尤其是宋辞这个角色,表面上一套、底下一套,每一场戏都要在“演”和“不演”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林昭发来的语音里,声音总是哑的,但语气里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

“沈彻,今天拍了一场宋辞和女一号的对手戏。他要骗她,但他骗她的时候,眼睛里是真诚的。导演说这个感觉对了,就是要这种‘真诚的欺骗’。”

“沈彻,今天拍了宋辞暴露那场戏。他没有逃跑,没有求饶,就坐在书店里,等人来抓他。他等了很久,等到天黑,等到灯亮了,等到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沈彻,我今天杀青了。”

最后这条语音是凌晨三点发来的。我第二天早上才听到,听完之后给他回了两个字:“恭喜。”

他回了一个笑脸。

然后说:“明天回北京。”

“航班发我。”

“不用接。我自己回去。”

“航班发我。”

他发来一张截图。横店没有机场,他要先从横店坐车到杭州,再从杭州飞北京。起飞时间下午两点,落地时间四点半。他在航班号下面又画了一条红线,比上次更粗,像是故意画给我看的。

我笑着把那张截图存了下来,和上一张存在同一个相册里。

第二天下午四点半,我站在首都机场T3的到达口。

和上次一样,我没有举牌子,没有告诉他自己会来。我只是站在那儿,看着那扇不断吐出旅客的玻璃门。

四点四十三分,他出来了。

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他和剧组的一个男演员一起走出来,两个人边走边说话,不知道在聊什么,笑得很开心。林昭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薄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下面是一条卡其色的休闲裤和那双旧运动鞋。头发又长了一些,被风吹得有些乱,但那种乱不是狼狈的乱,而是一种好看的、随意的、像是杂志大片里故意做出来的乱。

企鹅群3901∵337∴14

他走到到达口,目光扫过接机的人群。

然后他看到了我。

他的脚步顿了一下。和他一起走出来的男演员还在说话,但林昭已经听不见了——我从他的表情变化就能看出来。他的眼睛先是睁大了一些,然后是嘴角开始上扬,上扬到一个完整的、灿烂的、让周围一切颜色都变得黯淡的弧度。

“不好意思,我有人接。”他对那个男演员说了一句什么,然后朝我走过来。

这一次他没有快步走,也没有小跑。他就那样不紧不慢地走过来,步子很稳,嘴角挂着笑,眼睛里有光。他走到我面前,停下来,仰起头看着我。

“你来了。”他说。

“我说了会来。”

“你没说要来。”

“我说了会来。”

林昭笑了。他伸出手,勾住了我的小指,就像在边境小城的主街上那样。他的手比我的凉一些,指腹的茧蹭着我的皮肤,粗糙但温柔。

“走吧,”他说,“回家。”

我接过他手里的行李箱,和他并肩走向停车场。他的行李箱比以前重了一些——大概是带了新的剧本回来,或者是在横店买了什么东西。他的手指勾着我的小指,力度不大,但一直没有松开。

停车场在航站楼外面,要走一段露天的路。北京的七月,傍晚的空气中还残留着白天的热,但已经没有那么灼人了。夕阳在天边铺展开来,橘红色的光落在林昭的脸上、肩膀上、浅蓝色的衬衫上,把他整个人都染成了温暖的颜色。

“沈彻。”

“嗯。”

“你知道我今天在飞机上想了什么吗?”

“什么?”

“我想吃你做的饭。”

“我不会做饭。”

“你学。”林昭转过头来看我,夕阳在他的瞳孔里燃烧,“你不是说什么都会吗?”

我看着他,没有回答。

他笑了,笑得很得意,像一只偷到了鱼的猫。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两个影子并排走在停车场的水泥地面上,中间连在一起——因为他的手勾着我的手。

在北京的黄昏里,在这个我们共同生活的城市的黄昏里,他从远方回来了。

不是从边境小城,不是从横店的片场。

是从有我的地方,回到了有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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