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2章
几天后，林木木拎着行李袋走下火车，她拎着行李袋往出站口走，远远就看到她妈站在栏杆外面，头发烫了新式样。她爸站在她妈旁边，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
陈桂兰看到她就招手，喊了一声“木木”，林木木加快脚步走过去，刚出站，陈桂兰就抱住了她，下巴搁在她肩膀上，肩膀在抖。林木木把手里的行李袋放下，伸手搂住了她妈的腰。林国栋站在旁边，把公文包夹在腋下，腾出手来拍了拍林木木的背。
一家三口在出站口抱了一会儿，陈桂兰松开手，上下打量着林木木，用手摸了摸她的脸，眼眶红红的。“瘦了，黑了，下巴都尖了。在那边是不是没好好吃饭？”林木木说吃了，吃得挺好的，陈桂兰不信，又捏了捏她的胳膊，说“就是瘦了”，把行李袋从她手里接过去拎在自己手上。林木木伸手去拿，陈桂兰躲开了，说“你刚下车，歇着”。林国栋从陈桂兰手里把行李袋接过去拎在自己手上。
回到家，陈桂兰做了一大桌子菜，红烧肉、糖醋鱼、酱牛肉、炒鸡蛋、白菜豆腐汤，把那张小方桌摆得满满当当。林国栋开了一瓶茅台，给自己倒了一杯，给林木木也倒了一杯。林木木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辣的，辣得她直皱眉。林国栋看着她那个样子，笑了，笑着笑着眼眶红了，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把那股酸意压了下去。陈桂兰不怎么吃，给林木木夹菜，一筷子红烧肉，一筷子糖醋鱼，一筷子酱牛肉，碗里堆得冒尖。林木木低着头把那碗菜一口一口地吃完了。
接下来的日子，林木木去报到。办公室不大，坐了六个人，她是最年轻的，也是最安静的。每天准时上班，准时下班，不迟到不早退，不跟人吵架也不跟人拉帮结派。领导安排什么她做什么，做完了就看书，看得最多的是各种专业书籍，从机械制造到化工原理，从企业管理到市场营销，什么都看，什么都学。有人问她看这些干什么，她说闲着也是闲着，随便翻翻。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有人开始给她介绍对象了。第一个是她妈医院的一个阿姨，说对方是个医生，年轻有为，长得也精神。陈桂兰回来跟她说了，她说不去，陈桂兰问为什么，她说不想去，陈桂兰又说去见见又不会少块肉。她放下手里的书看着陈桂兰，说“妈，你是不是嫌我在家碍事”。陈桂兰被她噎得说不出话，瞪了她一眼转身走了。过了几天那个阿姨又来问，陈桂兰说“我闺女不想见，算了吧”，那个阿姨叹了口气说她闺女眼界太高了。陈桂兰笑笑没接话。
第二个是她爸厂里的一个同事，说他儿子在机关工作，条件不错。林国栋回来在饭桌上提了一嘴，林木木说不去，林国栋没再问了。陈桂兰在旁边说了一句“你倒是问问她为什么不去啊”，林国栋说“不去就不去，哪有那么多为什么”。陈桂兰气得把筷子放下了，看着林木木想说什么，嘴张了一下又闭上了，拿起筷子继续吃饭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一个比一个条件好，一个比一个介绍得天花乱坠。
陈桂兰终于忍不住了。那天晚上，她坐在林木木房间里，“木木，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你跟妈说说，妈心里有个数。”
“妈，我不找对象。”
“不找对象？那你以后怎么办？一个人过一辈子？”
“妈，我不喜欢男的。”
陈桂兰看着林木木，眼睛里的光从疑惑变成了震惊，从震惊变成了心疼。嘴唇动了好几下，“木木，你说什么？”
“妈，我不喜欢男的。我喜欢女的。”
陈桂兰坐在那里，她的眼睛红红的，“木木，这事你还跟谁说过？”林木木摇了摇头，“没有，就跟你说。”
陈桂兰点了下头，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喊了一声：“老林，你过来。”林国栋正在客厅里看报纸，听到声音放下报纸走过来，看到陈桂兰站在门口眼眶红红的。他愣了一下，走进来把门关上了。
陈桂兰坐在床沿上，林木木坐在椅子上，林国栋站着。
陈桂兰把林木木刚才说的话复述了一遍，林国栋听完以后没有暴怒，他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慢慢攥成了拳头，又慢慢松开了。他开口了，“木木，你确定？”林木木看着他爸的眼睛，点了点头。
林国栋沉默了。
过了很久，林国栋走到林木木面前蹲下来，跟她平视。“木木，爸不懂这些。爸只知道，你是我的女儿。不管你喜欢男的还是女的，你都是我的女儿。别人怎么说，爸不在乎。你妈也不在乎。”他偏过头看了陈桂兰一眼，陈桂兰点了点头，眼泪掉下来了。
林国栋站起来，转过身走了出去。门没关。陈桂兰也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林木木一眼，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出声，走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切照旧。陈桂兰在厨房里做早饭，林国栋在客厅里看报纸。林木木去洗漱，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陈桂兰已经把粥盛好了，一人一碗摆在桌上。三个人坐在桌前喝着粥。
陈桂兰喝完了粥，把碗放下，看着林木木。“木木，妈想了一宿。你不找对象就不找吧，一个人过也挺好的，自由自在的，不用伺候男人，不用看婆婆脸色，不用生孩子遭那个罪，你爱怎么过怎么过。”
林国栋在旁边把报纸翻了一页，声音闷闷地补了一句：“就是。一个人过怎么了？我闺女有工作、有工资，一个人过得比谁都好。找个人回来伺候他，图什么？”
林木木看着她爸、她妈，嘴角翘了一下。
日子又恢复了平淡。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看书。
改革开放那年，林木木动了心思。她跟她爸说想让他辞职下海，林国栋抽着烟想了半天，说再看看吧。这一看就看到了另一个的国营单位来挖他，让他去做厂长。工资比原来高了一截，级别比原来高了两级，手里的权力也大了不少。林国栋在饭桌上说了这事，说算是又稳当了些。林木木看了她爸一眼，把那句“你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咽了回去，换了句“恭喜爸”。林国栋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笑了。
林木木在国营单位干了几年，积攒了不少经验和人脉，也攒了不少钱。她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股市，在第一批股票认购证发行的时候就买了。她在那么多世界里待过，见过太多财富起落、人间兴衰。她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收手；知道什么行业是风口，什么行业是陷阱；知道哪些公司会在这个时代的大潮中崛起，哪些公司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股市、房市、实业，她每一步都踩得很准，准到连她爸都觉得不可思议。
八十年代末，她用赚来的钱在市中心买了一套房子。九十年代初又买了一套，过了几年再买了一套。房价飞涨的时候她已经不用上班了，光靠收租就能过得很好。
她爸退休那年，她送了他一辆小汽车。林国栋围着那辆车转了好几圈，摸了摸车头，又摸了摸车尾，问这车多少钱。她说没多少钱，你开着玩。林国栋没再问了，开着那辆车带着陈桂兰去了很多以前想去但一直没去成的地方，每到一个地方就给她寄明信片，明信片上写着“这里天气很好，你妈吃得好睡得香，勿念”。
陈桂兰退休那年，林木木带她去了一趟香港。这是她妈第一次坐飞机，紧张得手心直冒汗。林木木握着她的手说没事，飞机比火车稳，陈桂兰说“你净瞎说”。飞机起飞的时候她闭上了眼睛，降落的时候她睁开了，说“也没那么吓人”。林木木笑了，陈桂兰看到她笑愣了一下，伸手摸了摸她的脸，说“你笑起来好看，以后多笑笑”。林木木收起笑容，挽着她妈的胳膊走出了机场。
她妈走的那年是个春天，她爸走的那年是紧接着的冬天。两个老人走的时间挨得很近，像约好了似的，一个先去，另一个跟上，谁也不让谁等太久。林木木一个人办了两场丧事，她把父母的骨灰合葬在一起，墓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生卒年月，下面是四个字——“恩爱永存”。
她把房子卖了，把股票清了，把钱分成了两份份。一份捐了，一份留给自己。然后租了一个农村的小院，在南方的一个山脚下，三间瓦房，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枇杷树，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大伞，把半个院子都罩在树荫下。她把院子收拾出来，翻了一块地，种上了花，月季、茉莉、栀子，还有一丛竹子，种在墙角。
她在那个小院子里住了很多年。从满头黑发住到两鬓斑白，从腰板挺直住到微微佝偻。她种的花一年比一年多，院子的花香一年比一年浓。每年春天枇杷树结果的时候，她会搬一把椅子坐在树下，剥几颗枇杷吃了，把核吐在土里，那些核有的发了芽，长出了小苗，她也不拔，让它们自己长。
她死的那天也是个晴天。枇杷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月季开得正艳，茉莉的香味飘满了整个院子。她坐在那把老藤椅上，身上盖着一条旧毯子，手里还握着一本书。
来送报的邮差发现她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凉了，然后公社的人员在她的房间发现了一封信，信里有一笔钱说若是她走了就用这些钱把它安葬了，剩下的就把它捐了。
—-
另一边，沈知节跟着父母一起下放的那个地方，火车走了三天三夜，又换卡车在山路上颠了一整天，最后下来步行，踩着泥泞的山路走了大半天，才到了那个藏在深山沟里的农场。说是农场，其实就是一片荒坡，几排漏风的土坯房，四面全是山，山上是密不透风的林子，天黑以后能听到野兽的叫声。
日子过得比在青溪大队苦多了。这里什么都没有，荒山，野岭，几间破屋子，十几户同样被下放的人家，谁也不跟谁说话，谁也不信谁。沈怀远被分配去喂猪，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煮猪食、挑猪食、喂猪、扫猪圈，干到天黑才能歇。他的腰不好，弯下去就直不起来，直起来要半天才能弯下去。周婉清被分配去锄草，手上的茧子磨破了又长，长了又磨破，手指肿得像胡萝卜。沈知节什么活都干，劈柴、挑水、修房子、挖地，别人不干的活他都干。他的手上全是口子，冬天的时候裂开，血渗出来，冻成了冰碴子，他也不吭声。
第二年，沈怀远身体越来越差，他本来就瘦，喂猪的活又重，吃不饱，睡不好，还要担心明天会不会又被拉出去批斗。他的腰疼得越来越厉害，后来连站都站不直了，弯着腰走路，第三年春天，他在猪圈里倒下了，手里还拎着半桶猪食，桶翻了，猪食流了一地，猪围过来抢着吃。周婉清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眼睛睁着看着天，嘴唇动了几下，没发出声音。她凑到他嘴边，听到他喊了一声“知节”，沈知节跪在他父亲旁边，握着他的手，他握着它，感觉到那点温度一点一点地往下掉。沈怀远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周婉清在丈夫死后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再说话，除了干活不再出门，整天坐在那间漏风的土坯房里，看着墙上那幅褪了色的年画。年画画的是连年有余，一个大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娃娃的脸看不清了，鱼也看不清了，只剩一片模糊的轮廓。她看了一年，第二年秋天，她也走了，走的时候很安静，头天晚上还喝了半碗粥，第二天早上就没起来。沈知节站在她的床前，看着她花白的头发散在枕头上，脸上没有痛苦，表情很平静，像睡着了一样。沈知节站在床前站了很久，慢慢跪下去磕了三个头。
他把父母合葬在农场后面的山坡上，两座坟并排挨着，头朝着京市的方向。
改革开放的消息传到农场的时候，沈知节正在地里挖土豆。有人从场部带来消息，说政策变了，被下放的人可以回城了。农场里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沈知节蹲在地里，手里握着锄头，低着头，看着脚下那片挖了一半的土豆。
他没有回京市，京市的房子没了，亲戚不联系了，朋友——宋辞和赵晓曼已经结婚了，听说过得不错，他不想去打扰他们。他在县城找了一份工作，工资不高，但够吃饭，够租房，够过日子。
他在县城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她叫王桂香，是隔壁村上的姑娘，父母早亡，吃百家饭长大的。
两个人去领了结婚证，然后一起搭伙过日子。
林美兰那边，是另一番光景。
她的身体从那次流产后就再也没有好过。脸色蜡黄，嘴唇发白，走路的时候总佝偻着背。刘老六打她打得越来越勤了。以前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后来变成一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再后来没有什么“小打”了，每一次都是大打，往死里打。
那年冬天特别冷。林美兰在灶台边烧火，柴是湿的，烧不着，烟从灶膛里涌出来，糊了她一脸。她咳了几声，用袖子擦了擦被烟熏出的眼泪。刘老六从外头回来，喝了酒，脸通红，眼睛血红，看到灶膛里只有烟没有火，一脚踹在她腰上。她整个人扑倒在灶台边，额头撞在灶沿上，磕出一道口子，血顺着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里。她用手背擦了一下，手指上全是血。刘老六又踹了一脚，踹在肋骨上。她听到自己骨头响了一声，她趴在地上，抱着肋骨，疼得浑身发抖，想喊，喊不出来。
刘老六蹲下来，扯着她的头发把她的脸抬起来，嘴里的酒气喷在她脸上。“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老子养你有什么用？”
第二年开春，刘老六从外面喝了酒回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又发了火，把她从灶台边拖到院子里，一脚踹在胸口上。她仰面倒下去，后脑勺磕在门槛上，她躺在地上，眼睛睁着，看着天。刘老六蹲下来推了推她的肩膀，推了一下没动，又推了一下还是没动。他伸手探了探她的鼻息，没有气了。他蹲在那里，手还放在她鼻子下面，整个人像被人定住了一样。
村里的人报了案。公社来人，县公安局来人，把刘老六带走了。他被判了死刑，公社的人把他埋在了村后乱葬岗上，林美兰这边村里的人通知了她的家人，她的家人得知那个老光棍被判了死刑拿到不到一分钱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回信了，然后她被村里的几个妇女用一张旧席子裹了，也埋在了乱葬岗上。
来年春暖花开，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陈桂兰看到她就招手，喊了一声“木木”，林木木加快脚步走过去，刚出站，陈桂兰就抱住了她，下巴搁在她肩膀上，肩膀在抖。林木木把手里的行李袋放下，伸手搂住了她妈的腰。林国栋站在旁边，把公文包夹在腋下，腾出手来拍了拍林木木的背。
一家三口在出站口抱了一会儿，陈桂兰松开手，上下打量着林木木，用手摸了摸她的脸，眼眶红红的。“瘦了，黑了，下巴都尖了。在那边是不是没好好吃饭？”林木木说吃了，吃得挺好的，陈桂兰不信，又捏了捏她的胳膊，说“就是瘦了”，把行李袋从她手里接过去拎在自己手上。林木木伸手去拿，陈桂兰躲开了，说“你刚下车，歇着”。林国栋从陈桂兰手里把行李袋接过去拎在自己手上。
回到家，陈桂兰做了一大桌子菜，红烧肉、糖醋鱼、酱牛肉、炒鸡蛋、白菜豆腐汤，把那张小方桌摆得满满当当。林国栋开了一瓶茅台，给自己倒了一杯，给林木木也倒了一杯。林木木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辣的，辣得她直皱眉。林国栋看着她那个样子，笑了，笑着笑着眼眶红了，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把那股酸意压了下去。陈桂兰不怎么吃，给林木木夹菜，一筷子红烧肉，一筷子糖醋鱼，一筷子酱牛肉，碗里堆得冒尖。林木木低着头把那碗菜一口一口地吃完了。
接下来的日子，林木木去报到。办公室不大，坐了六个人，她是最年轻的，也是最安静的。每天准时上班，准时下班，不迟到不早退，不跟人吵架也不跟人拉帮结派。领导安排什么她做什么，做完了就看书，看得最多的是各种专业书籍，从机械制造到化工原理，从企业管理到市场营销，什么都看，什么都学。有人问她看这些干什么，她说闲着也是闲着，随便翻翻。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有人开始给她介绍对象了。第一个是她妈医院的一个阿姨，说对方是个医生，年轻有为，长得也精神。陈桂兰回来跟她说了，她说不去，陈桂兰问为什么，她说不想去，陈桂兰又说去见见又不会少块肉。她放下手里的书看着陈桂兰，说“妈，你是不是嫌我在家碍事”。陈桂兰被她噎得说不出话，瞪了她一眼转身走了。过了几天那个阿姨又来问，陈桂兰说“我闺女不想见，算了吧”，那个阿姨叹了口气说她闺女眼界太高了。陈桂兰笑笑没接话。
第二个是她爸厂里的一个同事，说他儿子在机关工作，条件不错。林国栋回来在饭桌上提了一嘴，林木木说不去，林国栋没再问了。陈桂兰在旁边说了一句“你倒是问问她为什么不去啊”，林国栋说“不去就不去，哪有那么多为什么”。陈桂兰气得把筷子放下了，看着林木木想说什么，嘴张了一下又闭上了，拿起筷子继续吃饭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一个比一个条件好，一个比一个介绍得天花乱坠。
陈桂兰终于忍不住了。那天晚上，她坐在林木木房间里，“木木，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你跟妈说说，妈心里有个数。”
“妈，我不找对象。”
“不找对象？那你以后怎么办？一个人过一辈子？”
“妈，我不喜欢男的。”
陈桂兰看着林木木，眼睛里的光从疑惑变成了震惊，从震惊变成了心疼。嘴唇动了好几下，“木木，你说什么？”
“妈，我不喜欢男的。我喜欢女的。”
陈桂兰坐在那里，她的眼睛红红的，“木木，这事你还跟谁说过？”林木木摇了摇头，“没有，就跟你说。”
陈桂兰点了下头，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喊了一声：“老林，你过来。”林国栋正在客厅里看报纸，听到声音放下报纸走过来，看到陈桂兰站在门口眼眶红红的。他愣了一下，走进来把门关上了。
陈桂兰坐在床沿上，林木木坐在椅子上，林国栋站着。
陈桂兰把林木木刚才说的话复述了一遍，林国栋听完以后没有暴怒，他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慢慢攥成了拳头，又慢慢松开了。他开口了，“木木，你确定？”林木木看着他爸的眼睛，点了点头。
林国栋沉默了。
过了很久，林国栋走到林木木面前蹲下来，跟她平视。“木木，爸不懂这些。爸只知道，你是我的女儿。不管你喜欢男的还是女的，你都是我的女儿。别人怎么说，爸不在乎。你妈也不在乎。”他偏过头看了陈桂兰一眼，陈桂兰点了点头，眼泪掉下来了。
林国栋站起来，转过身走了出去。门没关。陈桂兰也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林木木一眼，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出声，走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切照旧。陈桂兰在厨房里做早饭，林国栋在客厅里看报纸。林木木去洗漱，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陈桂兰已经把粥盛好了，一人一碗摆在桌上。三个人坐在桌前喝着粥。
陈桂兰喝完了粥，把碗放下，看着林木木。“木木，妈想了一宿。你不找对象就不找吧，一个人过也挺好的，自由自在的，不用伺候男人，不用看婆婆脸色，不用生孩子遭那个罪，你爱怎么过怎么过。”
林国栋在旁边把报纸翻了一页，声音闷闷地补了一句：“就是。一个人过怎么了？我闺女有工作、有工资，一个人过得比谁都好。找个人回来伺候他，图什么？”
林木木看着她爸、她妈，嘴角翘了一下。
日子又恢复了平淡。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看书。
改革开放那年，林木木动了心思。她跟她爸说想让他辞职下海，林国栋抽着烟想了半天，说再看看吧。这一看就看到了另一个的国营单位来挖他，让他去做厂长。工资比原来高了一截，级别比原来高了两级，手里的权力也大了不少。林国栋在饭桌上说了这事，说算是又稳当了些。林木木看了她爸一眼，把那句“你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咽了回去，换了句“恭喜爸”。林国栋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笑了。
林木木在国营单位干了几年，积攒了不少经验和人脉，也攒了不少钱。她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股市，在第一批股票认购证发行的时候就买了。她在那么多世界里待过，见过太多财富起落、人间兴衰。她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收手；知道什么行业是风口，什么行业是陷阱；知道哪些公司会在这个时代的大潮中崛起，哪些公司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股市、房市、实业，她每一步都踩得很准，准到连她爸都觉得不可思议。
八十年代末，她用赚来的钱在市中心买了一套房子。九十年代初又买了一套，过了几年再买了一套。房价飞涨的时候她已经不用上班了，光靠收租就能过得很好。
她爸退休那年，她送了他一辆小汽车。林国栋围着那辆车转了好几圈，摸了摸车头，又摸了摸车尾，问这车多少钱。她说没多少钱，你开着玩。林国栋没再问了，开着那辆车带着陈桂兰去了很多以前想去但一直没去成的地方，每到一个地方就给她寄明信片，明信片上写着“这里天气很好，你妈吃得好睡得香，勿念”。
陈桂兰退休那年，林木木带她去了一趟香港。这是她妈第一次坐飞机，紧张得手心直冒汗。林木木握着她的手说没事，飞机比火车稳，陈桂兰说“你净瞎说”。飞机起飞的时候她闭上了眼睛，降落的时候她睁开了，说“也没那么吓人”。林木木笑了，陈桂兰看到她笑愣了一下，伸手摸了摸她的脸，说“你笑起来好看，以后多笑笑”。林木木收起笑容，挽着她妈的胳膊走出了机场。
她妈走的那年是个春天，她爸走的那年是紧接着的冬天。两个老人走的时间挨得很近，像约好了似的，一个先去，另一个跟上，谁也不让谁等太久。林木木一个人办了两场丧事，她把父母的骨灰合葬在一起，墓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生卒年月，下面是四个字——“恩爱永存”。
她把房子卖了，把股票清了，把钱分成了两份份。一份捐了，一份留给自己。然后租了一个农村的小院，在南方的一个山脚下，三间瓦房，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枇杷树，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大伞，把半个院子都罩在树荫下。她把院子收拾出来，翻了一块地，种上了花，月季、茉莉、栀子，还有一丛竹子，种在墙角。
她在那个小院子里住了很多年。从满头黑发住到两鬓斑白，从腰板挺直住到微微佝偻。她种的花一年比一年多，院子的花香一年比一年浓。每年春天枇杷树结果的时候，她会搬一把椅子坐在树下，剥几颗枇杷吃了，把核吐在土里，那些核有的发了芽，长出了小苗，她也不拔，让它们自己长。
她死的那天也是个晴天。枇杷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月季开得正艳，茉莉的香味飘满了整个院子。她坐在那把老藤椅上，身上盖着一条旧毯子，手里还握着一本书。
来送报的邮差发现她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凉了，然后公社的人员在她的房间发现了一封信，信里有一笔钱说若是她走了就用这些钱把它安葬了，剩下的就把它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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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沈知节跟着父母一起下放的那个地方，火车走了三天三夜，又换卡车在山路上颠了一整天，最后下来步行，踩着泥泞的山路走了大半天，才到了那个藏在深山沟里的农场。说是农场，其实就是一片荒坡，几排漏风的土坯房，四面全是山，山上是密不透风的林子，天黑以后能听到野兽的叫声。
日子过得比在青溪大队苦多了。这里什么都没有，荒山，野岭，几间破屋子，十几户同样被下放的人家，谁也不跟谁说话，谁也不信谁。沈怀远被分配去喂猪，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煮猪食、挑猪食、喂猪、扫猪圈，干到天黑才能歇。他的腰不好，弯下去就直不起来，直起来要半天才能弯下去。周婉清被分配去锄草，手上的茧子磨破了又长，长了又磨破，手指肿得像胡萝卜。沈知节什么活都干，劈柴、挑水、修房子、挖地，别人不干的活他都干。他的手上全是口子，冬天的时候裂开，血渗出来，冻成了冰碴子，他也不吭声。
第二年，沈怀远身体越来越差，他本来就瘦，喂猪的活又重，吃不饱，睡不好，还要担心明天会不会又被拉出去批斗。他的腰疼得越来越厉害，后来连站都站不直了，弯着腰走路，第三年春天，他在猪圈里倒下了，手里还拎着半桶猪食，桶翻了，猪食流了一地，猪围过来抢着吃。周婉清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眼睛睁着看着天，嘴唇动了几下，没发出声音。她凑到他嘴边，听到他喊了一声“知节”，沈知节跪在他父亲旁边，握着他的手，他握着它，感觉到那点温度一点一点地往下掉。沈怀远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周婉清在丈夫死后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再说话，除了干活不再出门，整天坐在那间漏风的土坯房里，看着墙上那幅褪了色的年画。年画画的是连年有余，一个大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娃娃的脸看不清了，鱼也看不清了，只剩一片模糊的轮廓。她看了一年，第二年秋天，她也走了，走的时候很安静，头天晚上还喝了半碗粥，第二天早上就没起来。沈知节站在她的床前，看着她花白的头发散在枕头上，脸上没有痛苦，表情很平静，像睡着了一样。沈知节站在床前站了很久，慢慢跪下去磕了三个头。
他把父母合葬在农场后面的山坡上，两座坟并排挨着，头朝着京市的方向。
改革开放的消息传到农场的时候，沈知节正在地里挖土豆。有人从场部带来消息，说政策变了，被下放的人可以回城了。农场里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沈知节蹲在地里，手里握着锄头，低着头，看着脚下那片挖了一半的土豆。
他没有回京市，京市的房子没了，亲戚不联系了，朋友——宋辞和赵晓曼已经结婚了，听说过得不错，他不想去打扰他们。他在县城找了一份工作，工资不高，但够吃饭，够租房，够过日子。
他在县城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她叫王桂香，是隔壁村上的姑娘，父母早亡，吃百家饭长大的。
两个人去领了结婚证，然后一起搭伙过日子。
林美兰那边，是另一番光景。
她的身体从那次流产后就再也没有好过。脸色蜡黄，嘴唇发白，走路的时候总佝偻着背。刘老六打她打得越来越勤了。以前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后来变成一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再后来没有什么“小打”了，每一次都是大打，往死里打。
那年冬天特别冷。林美兰在灶台边烧火，柴是湿的，烧不着，烟从灶膛里涌出来，糊了她一脸。她咳了几声，用袖子擦了擦被烟熏出的眼泪。刘老六从外头回来，喝了酒，脸通红，眼睛血红，看到灶膛里只有烟没有火，一脚踹在她腰上。她整个人扑倒在灶台边，额头撞在灶沿上，磕出一道口子，血顺着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里。她用手背擦了一下，手指上全是血。刘老六又踹了一脚，踹在肋骨上。她听到自己骨头响了一声，她趴在地上，抱着肋骨，疼得浑身发抖，想喊，喊不出来。
刘老六蹲下来，扯着她的头发把她的脸抬起来，嘴里的酒气喷在她脸上。“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老子养你有什么用？”
第二年开春，刘老六从外面喝了酒回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又发了火，把她从灶台边拖到院子里，一脚踹在胸口上。她仰面倒下去，后脑勺磕在门槛上，她躺在地上，眼睛睁着，看着天。刘老六蹲下来推了推她的肩膀，推了一下没动，又推了一下还是没动。他伸手探了探她的鼻息，没有气了。他蹲在那里，手还放在她鼻子下面，整个人像被人定住了一样。
村里的人报了案。公社来人，县公安局来人，把刘老六带走了。他被判了死刑，公社的人把他埋在了村后乱葬岗上，林美兰这边村里的人通知了她的家人，她的家人得知那个老光棍被判了死刑拿到不到一分钱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回信了，然后她被村里的几个妇女用一张旧席子裹了，也埋在了乱葬岗上。
来年春暖花开，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