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抽屉里的照片
陆砚深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四十七楼的落地窗把夕阳切成碎片，橘红色的光落在深色的地毯上，像某种缓慢流动的熔岩。他没有开灯，走过黑暗的走廊，推开办公室的门，在黑暗中坐了下来。
他的办公室很大，大到说话会有回声。他在这里坐了七年，从二十六岁到三十三岁，从一个刚接手家族企业的年轻人变成福布斯榜上最年轻的地产大亨。七年来他换了三辆车、两套公寓、无数套西装，但这间办公室几乎没有变过——同样的布局，同样的家具，同样的冷灰色调。
唯一变化的，是墙上挂的画。不是名画，是一幅水彩。画的是一个少年坐在医院的飘窗上，侧脸对着阳光，睫毛被染成金色。画得不专业，透视有问题，色彩也过于甜腻，但画里的人笑得太好了，好到不像是真实的。
那是顾眠画的。三年前，住院期间，用水彩颜料在素描纸上画的。顾眠说“画的是你”，陆砚深说“不像”，顾眠说“你在我心里就长这样”。
陆砚深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把那幅画带走了，找人裱了，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每次有人问“这是谁画的”，他都说“一个朋友”。
他的私人侦探在下午四点发来了完整的背景调查报告。他开完一个视频会议之后才开始看，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
林栖。男，二十六岁，G大建筑系应届毕业生。父母于其大一时因车祸去世，无其他直系亲属。父亲生前是渔民，母亲是小学教师。大二那年暑假，父母开车去海边，在高速上被一辆货车追尾，双双当场死亡。
陆砚深在这段文字上停了一下。
他想起林栖说的“我没有家人了”，声音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那种平静不是不在乎，而是已经痛过了、哭过了、接受了，把伤口长成了疤，看起来好了，但按下去还是疼的。
大学期间靠全额奖学金和设计竞赛奖金完成学业，无贷款记录。人际关系简单，朋友圈子小，亲密朋友三到五人，均为大学同学。无不良嗜好，不抽烟，偶尔饮酒，社交场合表现得体。
感情状况：大三时与一名同级男生交往，持续十个月后分手。对方毕业后即与一名女性结婚，目前定居在邻市，育有一子。调查报告中附了对方现在的照片——一个普通的年轻男人，看起来温和无害，穿着格子衬衫，抱着一个婴儿站在小区花园里。
陆砚深翻过这一页。
林栖的感情经历很简单，简单到像是没有真正爱过。十个月，在大学里，可能是一段认真的、但最终没有结果的感情。对方分手后迅速结婚生子，像是一种逃离——也许是对自己的性取向不确定，也许是对林栖的感情不够深，也许只是时机不对。
不管是什么原因，林栖是被留下的那一个。
陆砚深继续往下翻。
林栖在大三之后的感情状态是“空白”。没有约会记录，没有暧昧对象，社交软件使用频率极低。调查报告在最后用一行小字标注：疑似因前一段感情创伤导致对亲密关系持谨慎态度。
创伤。
陆砚深咀嚼着这个词。林栖看起来不像是受过创伤的人——他温和、克制、专业，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声音不大不小，说话的时候喜欢看着对方的眼睛。但如果一个人经历过父母双亡、恋人分手，还能保持这样的体面，那不是没受伤，是把所有伤都藏在了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他翻到最后一页。林栖的证件照贴在右上角，白色背景，没有修图。眉骨高，眼窝深，鼻梁到唇峰的弧线像工笔画。但陆砚深没有在看那些。
他在看眼睛。
林栖的眼睛是一种很干净的深棕色，眼尾微微上挑，瞳孔里有光。那种光不是反射出来的——是瞳孔深处本来就有的，像深海里的磷火。
陆砚深盯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
然后他从抽屉最底层拿出一张照片。
抽屉是锁着的。密码是他自己的生日，简单到可笑，但他知道没有人会来翻他的抽屉。不是因为他信任别人，是因为他的办公室永远锁着门，能进来的人屈指可数，而那些人没有胆子动他的东西。
照片上的少年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坐在医院的飘窗上，侧脸对着镜头。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把他的轮廓镀成淡金色，睫毛的影子落在颧骨上，像一片极轻极薄的羽毛。
顾眠。十九岁。法洛四联症。
法洛四联症是一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通常在婴儿期就会被发现。但顾眠的症状一直不典型，直到十五岁才确诊。确诊的时候，医生说他能活到十八岁已经是奇迹。顾眠活到了十九岁，然后又活到了二十岁，每一次医生说“最多一年”，他都多活了一年。
但现在不行了。
三周前，顾眠的主治医生陈主任给陆砚深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的语气很平静，像在宣读一份判决书：“顾先生的心功能已经进入失代偿期，药物控制效果越来越差。如果不尽快进行心脏移植，预计生存期不超过六个月。”
六个月。一百八十天。
陆砚深当时在开董事会，接了电话之后回到会议室，继续主持会议，声音没有一丝波澜。没有人看出来他在想什么。
但散会之后，他在办公室坐了一个小时，没有开灯，没有看手机，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坐着，看墙上那幅画。画里的人笑着，不知道自己在倒计时。
照片的右下角写着日期：三年前的某一天。那天的天气很好，顾眠的精神也好，坚持要自己画一幅画。他画了三个小时，画完就累得睡着了。陆砚深坐在病床边看他睡觉，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现在在他的抽屉里，和顾眠的其他照片一起，和一份器官移植配型报告一起。
报告是上周新鲜出炉的，封面写着“Rh阴性血供体初步评估报告——林栖”。第一页列出了林栖的基本信息和配型结果，每一个指标后面都写着“合格”或“匹配”。最后一页是医生的结论：供体健康状况良好，配型吻合度高，建议尽快安排移植手术。
尽快。
陆砚深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桌上。左边是顾眠，右边是林栖。
顾眠的眼睛是浅棕色的，比林栖的浅一些，眼尾也上挑，但弧度更小。笑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弯眼睛，但顾眠的嘴角会先动，林栖的眼角会先动。
像，但不像到会被误认的程度。可是在某些角度、某些光线下，乍一看，会有一种微妙的、让人恍惚的相似。
陆砚深把林栖的照片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他把顾眠的照片也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是顾眠的笔迹，歪歪扭扭的，生病之后手不太稳：“砚深，等我好了，我们再去海边。”
陆砚深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他把两张照片叠在一起，放回抽屉，锁好。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拨出之前，他看了一眼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了，城市的灯火在脚下铺展开来，像一片人造的星河。
“陈医生，是我。”
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职业性的温和：“陆总，报告您看完了？”
“看完了。”
“供体的状况非常好，移植窗口建议安排在一个月内。时间拖得越久，顾先生的状况越不稳定，手术风险也越高。”
一个月。
陆砚深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每一下都很轻，但很稳，像心跳。
“供体本人还需要做一些术前准备。体检已经安排好了，下一步是心理评估和法律程序。”陈医生顿了一下，“另外，关于第二颗心脏的事，我已经启动了全球搜寻。Rh阴性血的心脏供体非常稀缺，三个月内找到匹配对象的概率……不高。”
不高。
陈医生没有说“不可能”，但“不高”在医学上的意思就是“很可能找不到”。
“继续找。”陆砚深说，“国内找不到就去国外，欧洲、北美、日本，所有器官库都联系一遍。多少钱都可以。”
“好的。”
陆砚深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
办公室里很安静。中央空调的嗡嗡声很轻，轻到几乎不存在。落地窗外的城市在呼吸，无数个窗户亮着光，每一个光点后面都有人在吃饭、在争吵、在相爱、在死去。
陆砚深站起来，走到窗边。他的倒影映在玻璃上，模糊的、半透明的，像一个还没有完全成形的幽灵。
他想起林栖面试时的样子——白衬衫，深灰色西装外套，头发没有刻意打理，额前有几缕碎发。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会微微偏头，食指会在桌面上轻轻点一下，像是在给自己的思考打拍子。
说到“人不能被空间冒犯”的时候，林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激动，是某种更底层的、像是信仰一样的东西。他相信设计可以让人活得更好，相信空间有情感，相信建筑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容器。
他相信很多东西。
陆砚深不相信什么。他相信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相信权力可以保护一些人，相信计划和执行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他不相信命运——如果相信，他应该在顾眠十五岁那年就放弃，因为“法洛四联症患者的平均寿命是十八岁”。他不相信奇迹——如果相信，他不用花三年时间满世界找Rh阴性血的心脏供体。
他相信的是另一种东西：不惜一切代价。
代价是什么，他现在还不知道。
他只知道，如果顾眠死了，他会失去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让他觉得自己还活着的人。
不是爱情——至少他不愿意把它叫做爱情。顾眠生病之前，他们之间的关系模糊得像一幅没画完的草图。是朋友，又不止是朋友；是家人，又没有血缘。顾眠叫他“砚深”的时候，声音不大，尾音会往上翘，像在叫一个很熟悉很熟悉的人。
后来顾眠病了。草图被搁置了，没有人再讨论“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陆砚深开始工作、赚钱、找医生、找心脏，顾眠开始化疗、吃药、等待、画那些越来越没有力气的画。
三年了。
陆砚深有时候会想，如果顾眠没有生病，他们会不会在一起。会不会牵手走在街上，会不会在周末的早晨一起赖床，会不会吵架又和好，会不会像所有普通的情侣一样普通地爱着。
但他没有答案，因为他从来没有机会知道。
现在顾眠快要没有时间了。
陆砚深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还停留着林栖的作品集，他翻到最后一页——林栖的个人简介，最后一行写着：“我喜欢用光影讲故事。光会消失，但光来过的地方会记得。”
光会消失，但光来过的地方会记得。
陆砚深盯着这行字，嘴角动了动。不是笑，是某种更复杂的、介于叹息和认命之间的东西。
他合上电脑，拿起外套，离开了办公室。
车开出地下车库的时候，他经过了一个公交站。站台上有人在等车，三三两两的，低头看手机，抬头看车来的方向。其中一个穿着灰色风衣的年轻人正在打电话，侧脸被路灯照得发白。
不是林栖。但陆砚深多看了一眼。
他把车停在公寓楼下，在车里坐了几分钟。然后他上楼，开门，开灯。玄关的鞋柜上放着一双不属于他的拖鞋——那是他让人提前准备的，林栖的尺码，深灰色的，和他自己的那双并排摆在一起。
他盯着那双拖鞋看了几秒钟，然后走进书房，锁上门。
他打开抽屉，拿出顾眠的照片。
照片里的少年笑着，不知道自己在倒数。
陆砚深把照片贴在胸口的位置。不是胸口——是心脏的位置。隔着衬衫、皮肤、肋骨，他的心脏在跳。
一下，一下，一下。
他想：对不起。
他不知道对谁说对不起。对顾眠，对林栖，对自己。
也许都不需要。
因为在他的计划里，所有人都会活着。顾眠会活，林栖也会活。他会找到第二颗心脏，他会把一切都安排好。他从来都是安排好一切的人。
他是陆砚深。他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这一次也一样。
他把照片放回抽屉，锁好。然后他去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水是凉的，从净水器里直接接的，没有烧开，也没有加冰。
他站在厨房里喝水，窗外的海平线在黑暗中看不见，但他知道它在那里。潮水在涨，或者退，他没有去看。
喝完水，他洗了杯子，倒扣在沥水架上。他的手很稳，每一个动作都很精确，像他做所有事情一样。
然后他去洗澡，刷牙，上床。
床很大，双人床，但只有他一个人睡。左边的枕头从来没有用过，平整得像没开封的礼物。
他躺在右边，闭上眼睛。
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顾眠在病床上笑着对他说“没事，我不疼”。林栖在会议室里说“因为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陈医生说“三个月内找到第二颗心脏的概率不高”。
最后停留的画面是林栖的眼睛。那种很干净的深棕色，眼尾微微上挑，瞳孔里有光。
陆砚深睁开眼睛。
天花板是白色的，什么都没有。
他在黑暗中躺了很久，才重新闭上眼睛。
这一次，他没有做梦。或者说，他梦到了，但他不记得了。
他只知道凌晨三点的时候他醒了，心跳很快，像是刚跑完一段很长的路。他看了看手机，没有新消息。他把手机放回床头柜，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上有洗衣液的味道，很淡，像某种不知名的花。
他想起林栖身上的味道。面试的时候，他闻到了——不是香水，是洗衣液，和这瓶不一样，更轻，像太阳晒过的棉布。
陆砚深把脸转过来，看着窗外的夜色。
海平线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看不到，但他知道它在。
潮水在涨。
他不知道的是，此刻林栖也在失眠。躺在出租屋的单人床上，盯着天花板，想着今天面试的每一个细节。陆砚深的眼神，陆砚深的声音，陆砚深说的每一句话。
林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他想：新工作，新开始。
他想：那个人，真好看。
他想：不要再想了，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然后他闭上眼睛。
两个人在同一座城市的两个角落，在同一个夜晚，想着彼此，但想的完全不一样。
一个人在想：他能救我的爱人。
另一个人在想：他好像喜欢我。
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地灭了。海潮涨到了最高点，然后开始退。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把银白色的光洒在海面上，像一条通往不知何处去的路。
没有人走上去。
至少，现在还不到时候。
四十七楼的落地窗把夕阳切成碎片，橘红色的光落在深色的地毯上，像某种缓慢流动的熔岩。他没有开灯，走过黑暗的走廊，推开办公室的门，在黑暗中坐了下来。
他的办公室很大，大到说话会有回声。他在这里坐了七年，从二十六岁到三十三岁，从一个刚接手家族企业的年轻人变成福布斯榜上最年轻的地产大亨。七年来他换了三辆车、两套公寓、无数套西装，但这间办公室几乎没有变过——同样的布局，同样的家具，同样的冷灰色调。
唯一变化的，是墙上挂的画。不是名画，是一幅水彩。画的是一个少年坐在医院的飘窗上，侧脸对着阳光，睫毛被染成金色。画得不专业，透视有问题，色彩也过于甜腻，但画里的人笑得太好了，好到不像是真实的。
那是顾眠画的。三年前，住院期间，用水彩颜料在素描纸上画的。顾眠说“画的是你”，陆砚深说“不像”，顾眠说“你在我心里就长这样”。
陆砚深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把那幅画带走了，找人裱了，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每次有人问“这是谁画的”，他都说“一个朋友”。
他的私人侦探在下午四点发来了完整的背景调查报告。他开完一个视频会议之后才开始看，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
林栖。男，二十六岁，G大建筑系应届毕业生。父母于其大一时因车祸去世，无其他直系亲属。父亲生前是渔民，母亲是小学教师。大二那年暑假，父母开车去海边，在高速上被一辆货车追尾，双双当场死亡。
陆砚深在这段文字上停了一下。
他想起林栖说的“我没有家人了”，声音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那种平静不是不在乎，而是已经痛过了、哭过了、接受了，把伤口长成了疤，看起来好了，但按下去还是疼的。
大学期间靠全额奖学金和设计竞赛奖金完成学业，无贷款记录。人际关系简单，朋友圈子小，亲密朋友三到五人，均为大学同学。无不良嗜好，不抽烟，偶尔饮酒，社交场合表现得体。
感情状况：大三时与一名同级男生交往，持续十个月后分手。对方毕业后即与一名女性结婚，目前定居在邻市，育有一子。调查报告中附了对方现在的照片——一个普通的年轻男人，看起来温和无害，穿着格子衬衫，抱着一个婴儿站在小区花园里。
陆砚深翻过这一页。
林栖的感情经历很简单，简单到像是没有真正爱过。十个月，在大学里，可能是一段认真的、但最终没有结果的感情。对方分手后迅速结婚生子，像是一种逃离——也许是对自己的性取向不确定，也许是对林栖的感情不够深，也许只是时机不对。
不管是什么原因，林栖是被留下的那一个。
陆砚深继续往下翻。
林栖在大三之后的感情状态是“空白”。没有约会记录，没有暧昧对象，社交软件使用频率极低。调查报告在最后用一行小字标注：疑似因前一段感情创伤导致对亲密关系持谨慎态度。
创伤。
陆砚深咀嚼着这个词。林栖看起来不像是受过创伤的人——他温和、克制、专业，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声音不大不小，说话的时候喜欢看着对方的眼睛。但如果一个人经历过父母双亡、恋人分手，还能保持这样的体面，那不是没受伤，是把所有伤都藏在了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他翻到最后一页。林栖的证件照贴在右上角，白色背景，没有修图。眉骨高，眼窝深，鼻梁到唇峰的弧线像工笔画。但陆砚深没有在看那些。
他在看眼睛。
林栖的眼睛是一种很干净的深棕色，眼尾微微上挑，瞳孔里有光。那种光不是反射出来的——是瞳孔深处本来就有的，像深海里的磷火。
陆砚深盯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
然后他从抽屉最底层拿出一张照片。
抽屉是锁着的。密码是他自己的生日，简单到可笑，但他知道没有人会来翻他的抽屉。不是因为他信任别人，是因为他的办公室永远锁着门，能进来的人屈指可数，而那些人没有胆子动他的东西。
照片上的少年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坐在医院的飘窗上，侧脸对着镜头。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把他的轮廓镀成淡金色，睫毛的影子落在颧骨上，像一片极轻极薄的羽毛。
顾眠。十九岁。法洛四联症。
法洛四联症是一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通常在婴儿期就会被发现。但顾眠的症状一直不典型，直到十五岁才确诊。确诊的时候，医生说他能活到十八岁已经是奇迹。顾眠活到了十九岁，然后又活到了二十岁，每一次医生说“最多一年”，他都多活了一年。
但现在不行了。
三周前，顾眠的主治医生陈主任给陆砚深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的语气很平静，像在宣读一份判决书：“顾先生的心功能已经进入失代偿期，药物控制效果越来越差。如果不尽快进行心脏移植，预计生存期不超过六个月。”
六个月。一百八十天。
陆砚深当时在开董事会，接了电话之后回到会议室，继续主持会议，声音没有一丝波澜。没有人看出来他在想什么。
但散会之后，他在办公室坐了一个小时，没有开灯，没有看手机，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坐着，看墙上那幅画。画里的人笑着，不知道自己在倒计时。
照片的右下角写着日期：三年前的某一天。那天的天气很好，顾眠的精神也好，坚持要自己画一幅画。他画了三个小时，画完就累得睡着了。陆砚深坐在病床边看他睡觉，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现在在他的抽屉里，和顾眠的其他照片一起，和一份器官移植配型报告一起。
报告是上周新鲜出炉的，封面写着“Rh阴性血供体初步评估报告——林栖”。第一页列出了林栖的基本信息和配型结果，每一个指标后面都写着“合格”或“匹配”。最后一页是医生的结论：供体健康状况良好，配型吻合度高，建议尽快安排移植手术。
尽快。
陆砚深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桌上。左边是顾眠，右边是林栖。
顾眠的眼睛是浅棕色的，比林栖的浅一些，眼尾也上挑，但弧度更小。笑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弯眼睛，但顾眠的嘴角会先动，林栖的眼角会先动。
像，但不像到会被误认的程度。可是在某些角度、某些光线下，乍一看，会有一种微妙的、让人恍惚的相似。
陆砚深把林栖的照片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他把顾眠的照片也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是顾眠的笔迹，歪歪扭扭的，生病之后手不太稳：“砚深，等我好了，我们再去海边。”
陆砚深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他把两张照片叠在一起，放回抽屉，锁好。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拨出之前，他看了一眼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了，城市的灯火在脚下铺展开来，像一片人造的星河。
“陈医生，是我。”
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职业性的温和：“陆总，报告您看完了？”
“看完了。”
“供体的状况非常好，移植窗口建议安排在一个月内。时间拖得越久，顾先生的状况越不稳定，手术风险也越高。”
一个月。
陆砚深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每一下都很轻，但很稳，像心跳。
“供体本人还需要做一些术前准备。体检已经安排好了，下一步是心理评估和法律程序。”陈医生顿了一下，“另外，关于第二颗心脏的事，我已经启动了全球搜寻。Rh阴性血的心脏供体非常稀缺，三个月内找到匹配对象的概率……不高。”
不高。
陈医生没有说“不可能”，但“不高”在医学上的意思就是“很可能找不到”。
“继续找。”陆砚深说，“国内找不到就去国外，欧洲、北美、日本，所有器官库都联系一遍。多少钱都可以。”
“好的。”
陆砚深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
办公室里很安静。中央空调的嗡嗡声很轻，轻到几乎不存在。落地窗外的城市在呼吸，无数个窗户亮着光，每一个光点后面都有人在吃饭、在争吵、在相爱、在死去。
陆砚深站起来，走到窗边。他的倒影映在玻璃上，模糊的、半透明的，像一个还没有完全成形的幽灵。
他想起林栖面试时的样子——白衬衫，深灰色西装外套，头发没有刻意打理，额前有几缕碎发。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会微微偏头，食指会在桌面上轻轻点一下，像是在给自己的思考打拍子。
说到“人不能被空间冒犯”的时候，林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激动，是某种更底层的、像是信仰一样的东西。他相信设计可以让人活得更好，相信空间有情感，相信建筑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容器。
他相信很多东西。
陆砚深不相信什么。他相信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相信权力可以保护一些人，相信计划和执行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他不相信命运——如果相信，他应该在顾眠十五岁那年就放弃，因为“法洛四联症患者的平均寿命是十八岁”。他不相信奇迹——如果相信，他不用花三年时间满世界找Rh阴性血的心脏供体。
他相信的是另一种东西：不惜一切代价。
代价是什么，他现在还不知道。
他只知道，如果顾眠死了，他会失去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让他觉得自己还活着的人。
不是爱情——至少他不愿意把它叫做爱情。顾眠生病之前，他们之间的关系模糊得像一幅没画完的草图。是朋友，又不止是朋友；是家人，又没有血缘。顾眠叫他“砚深”的时候，声音不大，尾音会往上翘，像在叫一个很熟悉很熟悉的人。
后来顾眠病了。草图被搁置了，没有人再讨论“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陆砚深开始工作、赚钱、找医生、找心脏，顾眠开始化疗、吃药、等待、画那些越来越没有力气的画。
三年了。
陆砚深有时候会想，如果顾眠没有生病，他们会不会在一起。会不会牵手走在街上，会不会在周末的早晨一起赖床，会不会吵架又和好，会不会像所有普通的情侣一样普通地爱着。
但他没有答案，因为他从来没有机会知道。
现在顾眠快要没有时间了。
陆砚深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还停留着林栖的作品集，他翻到最后一页——林栖的个人简介，最后一行写着：“我喜欢用光影讲故事。光会消失，但光来过的地方会记得。”
光会消失，但光来过的地方会记得。
陆砚深盯着这行字，嘴角动了动。不是笑，是某种更复杂的、介于叹息和认命之间的东西。
他合上电脑，拿起外套，离开了办公室。
车开出地下车库的时候，他经过了一个公交站。站台上有人在等车，三三两两的，低头看手机，抬头看车来的方向。其中一个穿着灰色风衣的年轻人正在打电话，侧脸被路灯照得发白。
不是林栖。但陆砚深多看了一眼。
他把车停在公寓楼下，在车里坐了几分钟。然后他上楼，开门，开灯。玄关的鞋柜上放着一双不属于他的拖鞋——那是他让人提前准备的，林栖的尺码，深灰色的，和他自己的那双并排摆在一起。
他盯着那双拖鞋看了几秒钟，然后走进书房，锁上门。
他打开抽屉，拿出顾眠的照片。
照片里的少年笑着，不知道自己在倒数。
陆砚深把照片贴在胸口的位置。不是胸口——是心脏的位置。隔着衬衫、皮肤、肋骨，他的心脏在跳。
一下，一下，一下。
他想：对不起。
他不知道对谁说对不起。对顾眠，对林栖，对自己。
也许都不需要。
因为在他的计划里，所有人都会活着。顾眠会活，林栖也会活。他会找到第二颗心脏，他会把一切都安排好。他从来都是安排好一切的人。
他是陆砚深。他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这一次也一样。
他把照片放回抽屉，锁好。然后他去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水是凉的，从净水器里直接接的，没有烧开，也没有加冰。
他站在厨房里喝水，窗外的海平线在黑暗中看不见，但他知道它在那里。潮水在涨，或者退，他没有去看。
喝完水，他洗了杯子，倒扣在沥水架上。他的手很稳，每一个动作都很精确，像他做所有事情一样。
然后他去洗澡，刷牙，上床。
床很大，双人床，但只有他一个人睡。左边的枕头从来没有用过，平整得像没开封的礼物。
他躺在右边，闭上眼睛。
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顾眠在病床上笑着对他说“没事，我不疼”。林栖在会议室里说“因为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陈医生说“三个月内找到第二颗心脏的概率不高”。
最后停留的画面是林栖的眼睛。那种很干净的深棕色，眼尾微微上挑，瞳孔里有光。
陆砚深睁开眼睛。
天花板是白色的，什么都没有。
他在黑暗中躺了很久，才重新闭上眼睛。
这一次，他没有做梦。或者说，他梦到了，但他不记得了。
他只知道凌晨三点的时候他醒了，心跳很快，像是刚跑完一段很长的路。他看了看手机，没有新消息。他把手机放回床头柜，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上有洗衣液的味道，很淡，像某种不知名的花。
他想起林栖身上的味道。面试的时候，他闻到了——不是香水，是洗衣液，和这瓶不一样，更轻，像太阳晒过的棉布。
陆砚深把脸转过来，看着窗外的夜色。
海平线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看不到，但他知道它在。
潮水在涨。
他不知道的是，此刻林栖也在失眠。躺在出租屋的单人床上，盯着天花板，想着今天面试的每一个细节。陆砚深的眼神，陆砚深的声音，陆砚深说的每一句话。
林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他想：新工作，新开始。
他想：那个人，真好看。
他想：不要再想了，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然后他闭上眼睛。
两个人在同一座城市的两个角落，在同一个夜晚，想着彼此，但想的完全不一样。
一个人在想：他能救我的爱人。
另一个人在想：他好像喜欢我。
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地灭了。海潮涨到了最高点，然后开始退。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把银白色的光洒在海面上，像一条通往不知何处去的路。
没有人走上去。
至少，现在还不到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