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别人问“还喜欢他吗”,我说“早忘了”
沈昭序没有在首映现场见到陆时砚。
他坐在角落,看完了整部片子。八十七分钟,没有快进,没有暂停,没有看手机,没有看手表。他就那么坐在那里,看着银幕上那些废弃的车站、荒芜的站台、从裂缝里长出来的草、在风里摇晃的槐树,眼眶热了很多次,但没有哭。
他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哭。
片尾字幕升起的时候,他站起来,拿起那把黑伞,走了出去。他没有等到散场,没有等到人群散去,没有等到灯光亮起,没有等到也许会出现的那个人。因为他怕。怕见到他,怕不知道该说什么,怕说了不该说的,怕什么都没说,又错了十年。
他走出影院,站在巷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秋天的空气很凉,吸进肺里凉丝丝的,让他清醒了一些。他抬头看着天空,天很蓝,云很白,太阳很好。他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然后打了一辆车回家。
车上,他掏出手机,打开和陆时砚的聊天窗口。
最后一条消息还是十年前的那个“好”。
他看着那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打了一行字:“片子很好看。”
他没有发出去。
他把那行字删了,又打了一行:“槐树拍得很好。”
也没有发出去。
他又删了,打了又删,删了又打,反反复复很多次。最后他什么都没发,把手机揣进口袋,靠在车窗上,闭上了眼睛。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敢发。
也许是怕陆时砚不回复。也许是怕陆时砚回复了,但他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也许是怕他们之间的对话会变成一场尴尬的、小心翼翼的、像两个陌生人一样的客套——你好吗,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们之间隔了十年。
十年不是一条河,是一片海。你站在这一边,看不到那一边。你不知道那一边的人变成了什么样子,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恨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新的爱人、新的生活、新的世界。
沈昭序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想见他。
但他不敢。
方砚秋是在首映后的第三天,问沈昭序那个问题的。
他们在一家咖啡馆谈项目,方案已经定了,剩下的只是一些细节的调整。方砚秋合上笔记本,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看着沈昭序,犹豫了一下。
“师兄,”她说,“我能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吗?”
沈昭序看着她。
“你问。”
“你还喜欢他吗?”
沈昭序的手指在杯子上停了一下。
“谁?”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沈昭序低下头,看着杯子里深褐色的液体。美式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和十年前一样。他喝了一口,苦的,很苦。他以前不觉得苦,现在觉得了。也许不是咖啡变苦了,是他的舌头变了。他喝了太多年了,喝到舌头麻木了,喝到以为咖啡本来就是不苦的。但它是苦的。他一直知道,只是假装不知道。
“早忘了。”他说。
方砚秋看着他,没有说话。
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怀疑,不是不信,是一种更复杂的、混合了心疼和无奈和“我知道你在说谎但我不会拆穿你”的东西。
“那就好。”她说。
沈昭序知道她不信。因为他说“早忘了”的时候,声音不对。如果真的是“早忘了”,他不会用那种语气说——那种语气不是释然,是逃避。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别人问他“你怕吗”,他说“不怕”,但他的腿在发抖。
他的腿在发抖。
方砚秋没有戳穿他,低下头继续看方案,但她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叹气。
陆时砚是在一个纪录片论坛上,被一个年轻导演问那个问题的。
论坛在一个很大的会议中心里,台下坐着几百个人,灯光很亮,话筒的声音很大。陆时砚坐在台上,旁边是几个业内前辈,聊的是纪录片的未来、市场的趋势、技术的变革。他回答了几个问题,声音很稳,表情很平静,像一个见过世面的、成熟的、不会被任何问题难住的导演。
然后到了观众提问环节。
一个年轻的女孩站起来,接过话筒,看着陆时砚。
“陆导,您好,我是电影学院的学生,特别特别喜欢您的《废弃车站》。我想问一个……可能有点私人的问题。”她犹豫了一下,“您的片子里,几乎每一部都会出现一棵槐树。不管是拍什么题材,不管在什么地方,您的镜头里总有一棵槐树。我想问——那棵槐树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台下安静了。
陆时砚坐在台上,看着那个女孩,沉默了几秒。
“没有。”他说,“就是觉得好看。”
那个女孩看着他,大概不太信,但也没有追问,坐下了。
程朗坐在台下,听到这个回答,笑了一下。那个笑不是开心的笑,是一种无奈的、苦涩的、像是在说“你又来了”的笑。他知道“就是觉得好看”不是真的。那棵槐树对陆时砚来说,不是“好看”,是“那个人”。那个人喜欢槐树,想住在能看得见槐树的地方,说槐树是“活的地标”,在一棵一百二十年的老银杏树下许过愿,说“以后的每一场雪,都和陆时砚一起看”。
那个人不在了。
但那棵槐树还在。
在每一部片子里,在每一个镜头里,在每一个陆时砚举着摄像机、寻找角度的瞬间里。
它在那里。
小小的,在角落里,在边缘,在不起眼的地方。
但如果你知道它在,你就会看到。
论坛结束后,陆时砚一个人坐在后台的休息室里。
灯光很亮,沙发很软,桌子上摆着矿泉水和水果。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手机,翻看相册。翻到那张黑伞的照片,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翻。翻到一张他在纺织厂拍的沈昭序的背影——站在光柱里,仰头看着屋顶。他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锁屏,放在桌上。
他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是那个女孩的声音——“那棵槐树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他说“没有”。
但有的。
很有。
那棵槐树代表了一个人,一段时光,一个他再也回不去的地方。那棵槐树是他和沈昭序之间最后的联系。纺织厂拆了,水塔没了,唐师傅搬走了,那把黑伞留在了那个家里。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那棵槐树——在片子里,在镜头里,在他每一次按下快门的时候。
他不能没有那棵槐树。
就像他不能没有沈昭序。
但他没有沈昭序了。
他只有那棵槐树。
他坐在角落,看完了整部片子。八十七分钟,没有快进,没有暂停,没有看手机,没有看手表。他就那么坐在那里,看着银幕上那些废弃的车站、荒芜的站台、从裂缝里长出来的草、在风里摇晃的槐树,眼眶热了很多次,但没有哭。
他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哭。
片尾字幕升起的时候,他站起来,拿起那把黑伞,走了出去。他没有等到散场,没有等到人群散去,没有等到灯光亮起,没有等到也许会出现的那个人。因为他怕。怕见到他,怕不知道该说什么,怕说了不该说的,怕什么都没说,又错了十年。
他走出影院,站在巷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秋天的空气很凉,吸进肺里凉丝丝的,让他清醒了一些。他抬头看着天空,天很蓝,云很白,太阳很好。他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然后打了一辆车回家。
车上,他掏出手机,打开和陆时砚的聊天窗口。
最后一条消息还是十年前的那个“好”。
他看着那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打了一行字:“片子很好看。”
他没有发出去。
他把那行字删了,又打了一行:“槐树拍得很好。”
也没有发出去。
他又删了,打了又删,删了又打,反反复复很多次。最后他什么都没发,把手机揣进口袋,靠在车窗上,闭上了眼睛。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敢发。
也许是怕陆时砚不回复。也许是怕陆时砚回复了,但他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也许是怕他们之间的对话会变成一场尴尬的、小心翼翼的、像两个陌生人一样的客套——你好吗,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们之间隔了十年。
十年不是一条河,是一片海。你站在这一边,看不到那一边。你不知道那一边的人变成了什么样子,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恨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新的爱人、新的生活、新的世界。
沈昭序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想见他。
但他不敢。
方砚秋是在首映后的第三天,问沈昭序那个问题的。
他们在一家咖啡馆谈项目,方案已经定了,剩下的只是一些细节的调整。方砚秋合上笔记本,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看着沈昭序,犹豫了一下。
“师兄,”她说,“我能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吗?”
沈昭序看着她。
“你问。”
“你还喜欢他吗?”
沈昭序的手指在杯子上停了一下。
“谁?”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沈昭序低下头,看着杯子里深褐色的液体。美式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和十年前一样。他喝了一口,苦的,很苦。他以前不觉得苦,现在觉得了。也许不是咖啡变苦了,是他的舌头变了。他喝了太多年了,喝到舌头麻木了,喝到以为咖啡本来就是不苦的。但它是苦的。他一直知道,只是假装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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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砚秋看着他,没有说话。
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怀疑,不是不信,是一种更复杂的、混合了心疼和无奈和“我知道你在说谎但我不会拆穿你”的东西。
“那就好。”她说。
沈昭序知道她不信。因为他说“早忘了”的时候,声音不对。如果真的是“早忘了”,他不会用那种语气说——那种语气不是释然,是逃避。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别人问他“你怕吗”,他说“不怕”,但他的腿在发抖。
他的腿在发抖。
方砚秋没有戳穿他,低下头继续看方案,但她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叹气。
陆时砚是在一个纪录片论坛上,被一个年轻导演问那个问题的。
论坛在一个很大的会议中心里,台下坐着几百个人,灯光很亮,话筒的声音很大。陆时砚坐在台上,旁边是几个业内前辈,聊的是纪录片的未来、市场的趋势、技术的变革。他回答了几个问题,声音很稳,表情很平静,像一个见过世面的、成熟的、不会被任何问题难住的导演。
然后到了观众提问环节。
一个年轻的女孩站起来,接过话筒,看着陆时砚。
“陆导,您好,我是电影学院的学生,特别特别喜欢您的《废弃车站》。我想问一个……可能有点私人的问题。”她犹豫了一下,“您的片子里,几乎每一部都会出现一棵槐树。不管是拍什么题材,不管在什么地方,您的镜头里总有一棵槐树。我想问——那棵槐树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台下安静了。
陆时砚坐在台上,看着那个女孩,沉默了几秒。
“没有。”他说,“就是觉得好看。”
那个女孩看着他,大概不太信,但也没有追问,坐下了。
程朗坐在台下,听到这个回答,笑了一下。那个笑不是开心的笑,是一种无奈的、苦涩的、像是在说“你又来了”的笑。他知道“就是觉得好看”不是真的。那棵槐树对陆时砚来说,不是“好看”,是“那个人”。那个人喜欢槐树,想住在能看得见槐树的地方,说槐树是“活的地标”,在一棵一百二十年的老银杏树下许过愿,说“以后的每一场雪,都和陆时砚一起看”。
那个人不在了。
但那棵槐树还在。
在每一部片子里,在每一个镜头里,在每一个陆时砚举着摄像机、寻找角度的瞬间里。
它在那里。
小小的,在角落里,在边缘,在不起眼的地方。
但如果你知道它在,你就会看到。
论坛结束后,陆时砚一个人坐在后台的休息室里。
灯光很亮,沙发很软,桌子上摆着矿泉水和水果。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手机,翻看相册。翻到那张黑伞的照片,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翻。翻到一张他在纺织厂拍的沈昭序的背影——站在光柱里,仰头看着屋顶。他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锁屏,放在桌上。
他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是那个女孩的声音——“那棵槐树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他说“没有”。
但有的。
很有。
那棵槐树代表了一个人,一段时光,一个他再也回不去的地方。那棵槐树是他和沈昭序之间最后的联系。纺织厂拆了,水塔没了,唐师傅搬走了,那把黑伞留在了那个家里。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那棵槐树——在片子里,在镜头里,在他每一次按下快门的时候。
他不能没有那棵槐树。
就像他不能没有沈昭序。
但他没有沈昭序了。
他只有那棵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