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停停停！你快别说了！”欢欢在意识海里模拟出干呕的声音，“我要吐了！真……真有人能干出这种事？这么想……太恶心了！”
“不这么想，你怎么解释她所有的行为？”周茨冷笑，“往往最接近真相的猜测，就是最让人恶心的那个。她不是为了她那所谓的‘爱情’，要所有人铺路吗？好啊，那就让所有人都好好见识一下，她这‘爱情’到底有多‘伟大’，多‘感人’。”
周茨不愿意回顾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借着“严打”这股东风，把张桂花彻底按死。
这种“亲外孙”非要弄死“外婆”的戏码，落在绝大多数正常人眼里，不管前因如何，他周茨都会被打上“大不孝”、“白眼狼”、“心狠手辣”的标签。口水都能淹死人。周茨懒得也不屑于去跟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惯会“慷他人之慨”的人解释、争辩。
所以干脆不回。本来真正的周念恩早就死在了那条冰冷的河里。
将来，所有的骂名——不孝子，天打雷劈，白眼狼，狠心狗肺——那都是他周茨的。关那个什么都没做错、却受尽苦难、最终无声消亡的周念恩什么事？
可是，凭什么？凭什么周念恩短短的一生，就要为张桂花那扭曲肮脏的“爱情”铺路，被牺牲，被遗忘，到头来还要被要求不怨不恨？就凭那层被罪恶玷污了的、可笑的血缘关系吗？
周茨心里憋着的那股火，像是淬了冰的岩浆，不爆发，却冰冷而炽烈地灼烧着他的理智。他不能只是看着，等着，分析着。他得做点什么，让这口浊气有个出口，让这滩狗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既然他被这“伟大爱情”的副产品恶心得不轻，凭什么让始作俑者躲在角落，只用十年牢狱来“赎罪”？不，他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个故事。他要让张桂花哪怕在劳改农场，在出狱之后，也无处遁形，彻底“社死”。
这念头一旦升起，便再也按捺不住。上一辈子他在宣传部没少写这种正确的报告，投稿嘛，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故事，都为这个爱情震撼。
他给《人民文学》构思了《被调换的时光》。他为《安徽文学》打磨了《换亲》。他用化名给《安徽日报》准备了通讯稿《罪恶的“调包计”终难逃法网》。这是最“正”的一篇。他还为《啄木鸟》草拟了《偷换的人生》，为《当代》构思了《无名之辈》。主流的，周边的本省的，面向人群广的，他都根据不同风格写了不同的稿子。
先投《安徽文学》。这篇最贴近生活原型，也最“接地气”。或许是故事本身足够离奇震撼，又或许是他对乡土生活的刻画打动了编辑。半个月后，《安徽文学》上真的刊登了《换亲》，作者“淮上叟”。虽然发表时略有删改，但核心情节和批判力度得以保留。
看到《换亲》顺利发表，周茨知道第一步成了。他立刻将早已准备好的、署名“周念恩”的通讯稿《罪恶的“调包计”终难逃法网》，寄给了《安徽日报》。
《安徽日报》的法制版面很快刊登了这篇通讯。党报的权威性使得这个故事迅速突破了文学圈，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传播开来。虽然用了化名，模糊了地点，但“干部家庭”、“换子”、“遗弃”、“十一年”这些关键词，以及《换亲》小说带来的前期印象，让许多人对号入座变得容易起来。尤其是在顾家和李家谢家所在的系统、街道、以及原籍地，流言像风一样不胫而走。
“听说了吗？老顾家那个孙子，不是亲生的！”
“报纸上登的那个，是不是就是李工他娘那档子事？”
“我的天，真有人干得出这种事？把自己的外孙换了，就为了……”
“怪不得顾成那孩子，越长越不像顾杰……”
顾家和李家周边的亲戚、邻居、同事，都看到了故事，或听说了传言。之前对顾成突然被送走还疑惑不解的人，此刻恍然大悟，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复杂的目光、小心翼翼的探询、以及背地里的唏嘘与鄙夷。
李家陷入了真正的风暴。李洪的岳父，一个退休的老工人，为人耿直刚烈，一辈子最重名誉。他看到报纸，又听到风言风语，气得浑身发抖，觉得八辈子的老脸都被亲家母丢尽了。他指着女儿的鼻子骂，勒令她立刻跟李洪离婚，带着外孙回家，否则就不认这个女儿。
李洪吓得魂飞魄散，在岳父家门前跪了一次又一次，指天发誓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才勉强保住了摇摇欲坠的家庭。但岳父下了死命令：不准李洪再带孩子接触张桂花，更不准去看她！“你要尽孝，你自己去！别脏了我外孙的眼！”
谢家更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家里突然多出一个半大男孩，邻居早就好奇了。虽然说是“亲戚的孩子寄住”，可谢平安和顾成那明显的相似眉眼骗不了明眼人。等报纸上的故事细节逐渐传开，几乎所有人都确定了，顾成就是那个故事里“鸠占鹊巢”的私生子。同情、好奇、鄙夷、幸灾乐祸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涌来，指指点点的议论几乎成了谢家生活的背景音。
李芳根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母亲生的私生子，竟然真是自己丈夫的骨血？这个认知让她感到无与伦比的恶心和崩溃。她无法再面对谢平安，更无法在这个充满流言蜚语的环境里生活。她与谢家大吵一架想要离婚。谢平安在巨大的愧疚和舆论压力下，良心未泯，将家里的大部分积蓄给了李芳。李芳带着女儿谢知，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个让她窒息的地方，在邻县落了户，找了一份临时工，艰难但坚定地开始了新生活。
李芬，这个被张桂花下意识忽略、却又在关键时刻被当作“托孤”对象的二女儿，此刻正承受着最尖锐的内心凌迟。社会的舆论、周边人的指指点点、背后的窃窃私语，像无数根细针，日夜不停地扎着她。她终于清晰地意识到，当初自己那片刻的犹豫和软弱，在儿子眼里，在所有人眼里，意味着什么。她终于明白，儿子那句“血缘上的母亲似乎并不欢迎我”有多么准确，又有多么冰冷。她的儿子，因为她的态度，可能永远都不会真正谅解她了。
顾家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他们坦坦荡荡。当有人问起，顾建设或刘美兰会平静地、带着沉痛地承认：“是，孩子被偷换了，丢了十一年，是我们对不住孩子。” 他们绝口不提周茨现在的具体情况，只说还在找，尽力不把周茨扯进眼前的舆论漩涡。
他们大概猜到了周茨想干什么，也隐约感觉到那些突然出现的、指向性明显的文章背后是谁的手笔。他们心情复杂，有担忧，有愧疚，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配合——既然孩子想用他的方式讨个公道，那他们就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内，尽量不给他添乱，不打扰他。在事情尘埃落定之前，他们甚至不敢过多地去学校看望周茨，怕给他带来不必要的关注和麻烦。
就在舆论发酵、各方压力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孙敏来找顾杰了。他表情严肃：“老顾，你们家这个案子，因为现在社会影响……实在太大了，性质又极其恶劣，上面非常关注。检察院那边已经明确，会以最高标准提起公诉。法院那边……压力也很大。这种情形下，很有可能……会判得非常重。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顾杰沉默地点了点头。他明白孙敏话里的意思。“从重从快”，在“严打”的背景下，当一桩案件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成为彰显法制威严、平息“民愤”的典型时，它的判决，就不再仅仅关乎法律条文本身了。
最终的审判来得很快。公开审理，但限制旁听。公诉词严厉，列举罪状，强调犯罪手段之卑劣、后果之严重、社会影响之极坏。张桂花在法庭上彻底垮了，但她的眼泪和哀求，在如山铁证和沸腾的民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桂花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拐骗儿童、遗弃行为情节特别恶劣，造成严重后果，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民愤极大。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严……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死刑”两个字，被审判长清晰而有力地念出来时，旁听席上一片死寂，随即响起低低的、复杂的唏嘘声。
周茨是在学校公告栏旁边的报纸上看到简化版判决消息的。他看了很久。冬日的阳光苍白地照在铅印的字上，“死刑”两个字格外刺眼。他心里那团燃烧了许久的、冰冷的火，似乎在这一刻，缓缓熄灭了，只余下一片空旷的、带着铁锈味的灰烬。
欢欢在他脑海里小声问：“茨茨，她判死刑了……你觉得念恩会开心吗？”
周茨没有回答。该写的，写完了。该判的，判了。那个叫周念恩的孩子，在法律的文书和舆论的讨伐中，终于得到了公平的交代。
日子不紧不慢地向前滑。周茨的大部分时间，都埋在了课本和试卷里。虽然上两辈子都经历过高考洗礼，但除了自己钻研至深的专业领域知识，其他那些知识不多看两遍也记不起来。他比现在的学生强的是成年人的自制力，更高效的学习方法和时间管理能力，面对难题时更沉稳的心态和更清晰的拆解思路。
知识本身没有捷径。该背的单词、该记的定理、该刷的题海，一样也躲不过。
刘美兰和顾俊几乎成了县一中的“常客”。三天两头的来送东西。他们私下找了周茨的班主任，恳切地说孩子是失散多年的亲人，现在找到了，但孩子心里有疙瘩，暂时不愿回家，请老师多关照。
周末顾俊总会准时出现在校门口接周茨出去“改善伙食”。大部分是下馆子，点几个硬菜。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可能引起周茨不快的话题，尤其是关于李芬。母亲在这里成了一个被刻意模糊的名字。
寒假来临前，周茨去学校图书馆借书，又特意拜托顾俊帮忙。“能不能帮我找几本关于科学养鱼、养鸡，还有病虫害防治方面的书？要实用一点的，最好是针对我们这边水土的。” 顾俊虽有些意外，但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没过几天就搜罗来七八本相关书籍，有些还是内部的技术资料。周茨仔细翻了翻，很满意。他打算寒假带回周家庄。有了这些从“正规渠道”来的书，他脑子里那些关于提高农副业产量的点子，就能顺理成章地“过了明路”，分享给乡亲们。
放假那天，周茨收拾好简单的行李。顾俊开车，载着退休后时间自由的刘美兰和顾建设，一起踏上了回周家庄的路。这是老两口第一次去孙子生活了八年的地方，心情复杂难言。
车子在村口的土路边停下。周茨提着东西走在前面，刘美兰和顾建设跟在后面，打量着这个宁静的皖北村庄。土坯房、砖瓦茅草木房错落，光秃秃的树枝指向灰白的天空，空气中弥漫着柴火和泥土的气息。
他们刚走到周茨那间孤零零的小院外，消息灵通的周立德就像阵风似的刮了过来。“周茨！你回来啦！”他嗓门洪亮，然后才看到后面跟着的两个陌生人，眼睛顿时瞪圆了，凑到周茨身边，压低声音，挤眉弄眼，“这……这两位是谁啊？看着……跟你有点像诶！”少年人的直觉有时很准。
周茨拍拍他的肩：“别急，先帮我收拾。等会儿你留下来吃饭，我再跟你说。” 院子里果然积了层薄灰。水缸是空的，厨房的碗筷倒是都收在柜子里。他得先洗刷一番，再去邻居家借点新鲜蔬菜。肉和米，刘美兰坚持从县城带了一些。正这么打算周立徳就撞过来了，跑腿的人就自动送上门。
还没等周茨开口指派任务，隔壁文婶家的小儿子就抱着两颗水灵灵的大白萝卜和一把腌得黑绿、散发着咸香的雪里蕻过来了。“茨哥，我妈让我送来的！她说你肯定没菜！” 小男孩把东西往周茨手里一塞，又好奇地瞅了瞅刘美兰和顾建设，扭头跑了。
周茨走后，他院子里的那点菜地，是文叔一家帮着打理、收获的。收了你的菜，就总想着给你送点东西，一把蔬菜，几个鸡蛋，新收的花生……这是村里人最朴素的相处之道，不占人便宜，有来有往。
刘美兰和顾建设站在这个小小的、陈设简陋却收拾得井井有条的院子里，百感交集。他们能想象孙子一个人在这里生活的清苦，也能感受到邻里间这份实实在在的温情。
周茨这次回来，给照顾过他的几户人家都带了礼物——给文叔的是一顶厚实的棉帽，给文婶的是一条围巾，给周大爷的是一瓶好酒，给陈奶奶的是一包软和糕点……他还特意称了好几斤水果糖，准备看到村里的小孩就抓一把。
四个人动手收拾，碗筷不缺，甚至比预想的多。周立德和正明哥俩以前常来蹭饭，后来村里其他孩子，为了躲避爹妈检查作业时的“棍棒教育”，也爱偷偷跑来周茨这里“避难”，美其名曰一起学习。
孩子们都懂事，自己带着碗筷来。久而久之，周茨这个孤身人士的灶台上，竟然攒下了六个饭碗、三个菜碗，筷子一大把，连炒锅和煮粥的砂罐都齐全。有些是孩子留下的，有些是婶子们见他缺了悄悄补上的。
对于孩子们来“避难”，家长们其实乐见其成。周茨这孩子，有礼貌，长得好，最重要的是成绩顶呱呱，还能管住其他调皮鬼，教他们做题，讲道理。于是，周茨这里简直成了个“夜间托儿所”，暑假的时候一周里总有三四天晚上，他家得挤两三个甚至四五个半大孩子，炕上地上睡成一团，鼾声混着梦话。
“不这么想，你怎么解释她所有的行为？”周茨冷笑，“往往最接近真相的猜测，就是最让人恶心的那个。她不是为了她那所谓的‘爱情’，要所有人铺路吗？好啊，那就让所有人都好好见识一下，她这‘爱情’到底有多‘伟大’，多‘感人’。”
周茨不愿意回顾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借着“严打”这股东风，把张桂花彻底按死。
这种“亲外孙”非要弄死“外婆”的戏码，落在绝大多数正常人眼里，不管前因如何，他周茨都会被打上“大不孝”、“白眼狼”、“心狠手辣”的标签。口水都能淹死人。周茨懒得也不屑于去跟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惯会“慷他人之慨”的人解释、争辩。
所以干脆不回。本来真正的周念恩早就死在了那条冰冷的河里。
将来，所有的骂名——不孝子，天打雷劈，白眼狼，狠心狗肺——那都是他周茨的。关那个什么都没做错、却受尽苦难、最终无声消亡的周念恩什么事？
可是，凭什么？凭什么周念恩短短的一生，就要为张桂花那扭曲肮脏的“爱情”铺路，被牺牲，被遗忘，到头来还要被要求不怨不恨？就凭那层被罪恶玷污了的、可笑的血缘关系吗？
周茨心里憋着的那股火，像是淬了冰的岩浆，不爆发，却冰冷而炽烈地灼烧着他的理智。他不能只是看着，等着，分析着。他得做点什么，让这口浊气有个出口，让这滩狗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既然他被这“伟大爱情”的副产品恶心得不轻，凭什么让始作俑者躲在角落，只用十年牢狱来“赎罪”？不，他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个故事。他要让张桂花哪怕在劳改农场，在出狱之后，也无处遁形，彻底“社死”。
这念头一旦升起，便再也按捺不住。上一辈子他在宣传部没少写这种正确的报告，投稿嘛，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故事，都为这个爱情震撼。
他给《人民文学》构思了《被调换的时光》。他为《安徽文学》打磨了《换亲》。他用化名给《安徽日报》准备了通讯稿《罪恶的“调包计”终难逃法网》。这是最“正”的一篇。他还为《啄木鸟》草拟了《偷换的人生》，为《当代》构思了《无名之辈》。主流的，周边的本省的，面向人群广的，他都根据不同风格写了不同的稿子。
先投《安徽文学》。这篇最贴近生活原型，也最“接地气”。或许是故事本身足够离奇震撼，又或许是他对乡土生活的刻画打动了编辑。半个月后，《安徽文学》上真的刊登了《换亲》，作者“淮上叟”。虽然发表时略有删改，但核心情节和批判力度得以保留。
看到《换亲》顺利发表，周茨知道第一步成了。他立刻将早已准备好的、署名“周念恩”的通讯稿《罪恶的“调包计”终难逃法网》，寄给了《安徽日报》。
《安徽日报》的法制版面很快刊登了这篇通讯。党报的权威性使得这个故事迅速突破了文学圈，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传播开来。虽然用了化名，模糊了地点，但“干部家庭”、“换子”、“遗弃”、“十一年”这些关键词，以及《换亲》小说带来的前期印象，让许多人对号入座变得容易起来。尤其是在顾家和李家谢家所在的系统、街道、以及原籍地，流言像风一样不胫而走。
“听说了吗？老顾家那个孙子，不是亲生的！”
“报纸上登的那个，是不是就是李工他娘那档子事？”
“我的天，真有人干得出这种事？把自己的外孙换了，就为了……”
“怪不得顾成那孩子，越长越不像顾杰……”
顾家和李家周边的亲戚、邻居、同事，都看到了故事，或听说了传言。之前对顾成突然被送走还疑惑不解的人，此刻恍然大悟，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复杂的目光、小心翼翼的探询、以及背地里的唏嘘与鄙夷。
李家陷入了真正的风暴。李洪的岳父，一个退休的老工人，为人耿直刚烈，一辈子最重名誉。他看到报纸，又听到风言风语，气得浑身发抖，觉得八辈子的老脸都被亲家母丢尽了。他指着女儿的鼻子骂，勒令她立刻跟李洪离婚，带着外孙回家，否则就不认这个女儿。
李洪吓得魂飞魄散，在岳父家门前跪了一次又一次，指天发誓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才勉强保住了摇摇欲坠的家庭。但岳父下了死命令：不准李洪再带孩子接触张桂花，更不准去看她！“你要尽孝，你自己去！别脏了我外孙的眼！”
谢家更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家里突然多出一个半大男孩，邻居早就好奇了。虽然说是“亲戚的孩子寄住”，可谢平安和顾成那明显的相似眉眼骗不了明眼人。等报纸上的故事细节逐渐传开，几乎所有人都确定了，顾成就是那个故事里“鸠占鹊巢”的私生子。同情、好奇、鄙夷、幸灾乐祸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涌来，指指点点的议论几乎成了谢家生活的背景音。
李芳根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母亲生的私生子，竟然真是自己丈夫的骨血？这个认知让她感到无与伦比的恶心和崩溃。她无法再面对谢平安，更无法在这个充满流言蜚语的环境里生活。她与谢家大吵一架想要离婚。谢平安在巨大的愧疚和舆论压力下，良心未泯，将家里的大部分积蓄给了李芳。李芳带着女儿谢知，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个让她窒息的地方，在邻县落了户，找了一份临时工，艰难但坚定地开始了新生活。
李芬，这个被张桂花下意识忽略、却又在关键时刻被当作“托孤”对象的二女儿，此刻正承受着最尖锐的内心凌迟。社会的舆论、周边人的指指点点、背后的窃窃私语，像无数根细针，日夜不停地扎着她。她终于清晰地意识到，当初自己那片刻的犹豫和软弱，在儿子眼里，在所有人眼里，意味着什么。她终于明白，儿子那句“血缘上的母亲似乎并不欢迎我”有多么准确，又有多么冰冷。她的儿子，因为她的态度，可能永远都不会真正谅解她了。
顾家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他们坦坦荡荡。当有人问起，顾建设或刘美兰会平静地、带着沉痛地承认：“是，孩子被偷换了，丢了十一年，是我们对不住孩子。” 他们绝口不提周茨现在的具体情况，只说还在找，尽力不把周茨扯进眼前的舆论漩涡。
他们大概猜到了周茨想干什么，也隐约感觉到那些突然出现的、指向性明显的文章背后是谁的手笔。他们心情复杂，有担忧，有愧疚，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配合——既然孩子想用他的方式讨个公道，那他们就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内，尽量不给他添乱，不打扰他。在事情尘埃落定之前，他们甚至不敢过多地去学校看望周茨，怕给他带来不必要的关注和麻烦。
就在舆论发酵、各方压力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孙敏来找顾杰了。他表情严肃：“老顾，你们家这个案子，因为现在社会影响……实在太大了，性质又极其恶劣，上面非常关注。检察院那边已经明确，会以最高标准提起公诉。法院那边……压力也很大。这种情形下，很有可能……会判得非常重。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顾杰沉默地点了点头。他明白孙敏话里的意思。“从重从快”，在“严打”的背景下，当一桩案件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成为彰显法制威严、平息“民愤”的典型时，它的判决，就不再仅仅关乎法律条文本身了。
最终的审判来得很快。公开审理，但限制旁听。公诉词严厉，列举罪状，强调犯罪手段之卑劣、后果之严重、社会影响之极坏。张桂花在法庭上彻底垮了，但她的眼泪和哀求，在如山铁证和沸腾的民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桂花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拐骗儿童、遗弃行为情节特别恶劣，造成严重后果，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民愤极大。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严……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死刑”两个字，被审判长清晰而有力地念出来时，旁听席上一片死寂，随即响起低低的、复杂的唏嘘声。
周茨是在学校公告栏旁边的报纸上看到简化版判决消息的。他看了很久。冬日的阳光苍白地照在铅印的字上，“死刑”两个字格外刺眼。他心里那团燃烧了许久的、冰冷的火，似乎在这一刻，缓缓熄灭了，只余下一片空旷的、带着铁锈味的灰烬。
欢欢在他脑海里小声问：“茨茨，她判死刑了……你觉得念恩会开心吗？”
周茨没有回答。该写的，写完了。该判的，判了。那个叫周念恩的孩子，在法律的文书和舆论的讨伐中，终于得到了公平的交代。
日子不紧不慢地向前滑。周茨的大部分时间，都埋在了课本和试卷里。虽然上两辈子都经历过高考洗礼，但除了自己钻研至深的专业领域知识，其他那些知识不多看两遍也记不起来。他比现在的学生强的是成年人的自制力，更高效的学习方法和时间管理能力，面对难题时更沉稳的心态和更清晰的拆解思路。
知识本身没有捷径。该背的单词、该记的定理、该刷的题海，一样也躲不过。
刘美兰和顾俊几乎成了县一中的“常客”。三天两头的来送东西。他们私下找了周茨的班主任，恳切地说孩子是失散多年的亲人，现在找到了，但孩子心里有疙瘩，暂时不愿回家，请老师多关照。
周末顾俊总会准时出现在校门口接周茨出去“改善伙食”。大部分是下馆子，点几个硬菜。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可能引起周茨不快的话题，尤其是关于李芬。母亲在这里成了一个被刻意模糊的名字。
寒假来临前，周茨去学校图书馆借书，又特意拜托顾俊帮忙。“能不能帮我找几本关于科学养鱼、养鸡，还有病虫害防治方面的书？要实用一点的，最好是针对我们这边水土的。” 顾俊虽有些意外，但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没过几天就搜罗来七八本相关书籍，有些还是内部的技术资料。周茨仔细翻了翻，很满意。他打算寒假带回周家庄。有了这些从“正规渠道”来的书，他脑子里那些关于提高农副业产量的点子，就能顺理成章地“过了明路”，分享给乡亲们。
放假那天，周茨收拾好简单的行李。顾俊开车，载着退休后时间自由的刘美兰和顾建设，一起踏上了回周家庄的路。这是老两口第一次去孙子生活了八年的地方，心情复杂难言。
车子在村口的土路边停下。周茨提着东西走在前面，刘美兰和顾建设跟在后面，打量着这个宁静的皖北村庄。土坯房、砖瓦茅草木房错落，光秃秃的树枝指向灰白的天空，空气中弥漫着柴火和泥土的气息。
他们刚走到周茨那间孤零零的小院外，消息灵通的周立德就像阵风似的刮了过来。“周茨！你回来啦！”他嗓门洪亮，然后才看到后面跟着的两个陌生人，眼睛顿时瞪圆了，凑到周茨身边，压低声音，挤眉弄眼，“这……这两位是谁啊？看着……跟你有点像诶！”少年人的直觉有时很准。
周茨拍拍他的肩：“别急，先帮我收拾。等会儿你留下来吃饭，我再跟你说。” 院子里果然积了层薄灰。水缸是空的，厨房的碗筷倒是都收在柜子里。他得先洗刷一番，再去邻居家借点新鲜蔬菜。肉和米，刘美兰坚持从县城带了一些。正这么打算周立徳就撞过来了，跑腿的人就自动送上门。
还没等周茨开口指派任务，隔壁文婶家的小儿子就抱着两颗水灵灵的大白萝卜和一把腌得黑绿、散发着咸香的雪里蕻过来了。“茨哥，我妈让我送来的！她说你肯定没菜！” 小男孩把东西往周茨手里一塞，又好奇地瞅了瞅刘美兰和顾建设，扭头跑了。
周茨走后，他院子里的那点菜地，是文叔一家帮着打理、收获的。收了你的菜，就总想着给你送点东西，一把蔬菜，几个鸡蛋，新收的花生……这是村里人最朴素的相处之道，不占人便宜，有来有往。
刘美兰和顾建设站在这个小小的、陈设简陋却收拾得井井有条的院子里，百感交集。他们能想象孙子一个人在这里生活的清苦，也能感受到邻里间这份实实在在的温情。
周茨这次回来，给照顾过他的几户人家都带了礼物——给文叔的是一顶厚实的棉帽，给文婶的是一条围巾，给周大爷的是一瓶好酒，给陈奶奶的是一包软和糕点……他还特意称了好几斤水果糖，准备看到村里的小孩就抓一把。
四个人动手收拾，碗筷不缺，甚至比预想的多。周立德和正明哥俩以前常来蹭饭，后来村里其他孩子，为了躲避爹妈检查作业时的“棍棒教育”，也爱偷偷跑来周茨这里“避难”，美其名曰一起学习。
孩子们都懂事，自己带着碗筷来。久而久之，周茨这个孤身人士的灶台上，竟然攒下了六个饭碗、三个菜碗，筷子一大把，连炒锅和煮粥的砂罐都齐全。有些是孩子留下的，有些是婶子们见他缺了悄悄补上的。
对于孩子们来“避难”，家长们其实乐见其成。周茨这孩子，有礼貌，长得好，最重要的是成绩顶呱呱，还能管住其他调皮鬼，教他们做题，讲道理。于是，周茨这里简直成了个“夜间托儿所”，暑假的时候一周里总有三四天晚上，他家得挤两三个甚至四五个半大孩子，炕上地上睡成一团，鼾声混着梦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