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澄澄姐，走啦！去河边摸螺蛳！”
“澄澄姑姑，后山有野莓子，可甜了！一起去摘！”
“澄澄姑奶奶，咱们玩跳房子，三缺一！”
李澄看着门口一个个晒得黑红、眼睛亮晶晶的小萝卜头，知道是爷奶的好意，不忍心拂了。
而且她也确实需要活动活动，老躺着坐着，血液循环都不畅了。
于是每天下午，只要天气好，“遛娃”就成了李澄的固定节目。
她跟着一群从五六岁到十一二岁不等的孩子们走出小院，穿过村里坑坑洼洼的土路。
孩子们像出了栏的小马撒着欢地跑，你追我赶，笑声叫声能传出去二里地。
李澄就跟在他们后面，慢慢地走。
她跑不动，剧烈的运动还是会让她的胃部和肝脏区域隐隐作痛。
她就看着他们跑，在阳光下扬起细细的尘土，听着他们笑闹，自己心情也会开阔起来。
通常走上小半圈，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刚靠近后山脚，李澄就觉得体力到了极限，胸口发闷，腿脚发软。
她扶着树干或石头扬声喊：“狗剩！铁蛋！二丫！咱们该回去啦！”
大部分时候孩子们正玩在兴头上，哪里肯听。
回头冲她做个鬼脸，喊一声“澄澄姐你自己先回吧！”或者“我们再玩一会儿！”
然后就像受惊的麻雀，呼啦一下，跑得更远，钻进玉米地或者小树林，没了踪影。
李澄也不强求，站在原地缓口气，然后自己慢慢地往回走。
遛完娃，回到她安静的小院，洗把脸，喝口水，她又会重新坐回窗下，摊开书本。
身体虽然疲惫，但呼吸了新鲜空气，精神反而更清明。
等身体能爬山之后，她和爷爷奶奶一起去看了李卫国，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李卫国旁边的地被她预订成了坟墓。
挑了一个没人的早晨，李澄带着一身衣服在这里挖了个坑，起了个小坟，坐了一个早上。
经历了太多给人起衣冠冢的事情，熟练的给原主念了祭文。
完事后还是跟她说：“你要是不怕呢，你可以跟着我，我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
如果你怕的话，也可以守在这里看着你爸和偶尔去看看爷爷奶奶，他们都是最爱你的人。”
小儿子大孙子，老人的命根子，亡子的独女，分量不可能不重。
无论她选择什么在这里陪着她爸还是跟李茨去看看世界对于她来说，都挺好。
下山之后，奶奶已经开始找她吃午饭了，看着她汗淋淋的小脸，心疼的让她小茨叫大堂哥下次跟她一起去，山路不好走，背着她舒服些。
李澄笑着答应了。
她托隔壁大爷爷家的堂哥帮她带了各种课本和能找到的医学书。
她最珍视的，是托唐景楠从城里给她淘换来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
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在李澄看来简直是这个时代的医学宝典。
它用最浅显的语言介绍了农村最常见疾病的识别、预防和基础治疗，涵盖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草药等方方面面，还配有简单的插图。
李澄如获至宝。她不仅看，还用笔记本分门别类地摘抄、整理。
虽然缺乏实践，但凭借着强大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她很快将手册的内容记得滚瓜烂熟，甚至能自己推导出一些简单的诊疗思路。
“欢欢，我觉得我现在算半个理论上的赤脚医生了。”她开玩笑的跟欢欢说。
“理论满分，实践为零。”欢欢毫不留情地戳破，“不过，打好理论基础很重要。尤其是中医部分，和我们之前的世界知识体系有互补之处。”
学习上，得益于前三世积累的学习方法、思维模式和心理素质，她进度很快。
高中的数理化对她而言需要重新记忆公式和适应这个时代的表述方式，但理解起来并不困难。
语文和政治也同样如此。
因为情况特殊，她没法像正常学生一样去公社中学上课。
但托了隔壁堂哥在中学当老师的福，李澄每学期末去学校参加期末考试。她底子好成绩每次都在年级前列。
学校的老师校长也知道她的遭遇，很是同情，加上她成绩实在漂亮，一路开了绿灯。
终于在1977年夏天，她顺利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
紧接着，就是全中国数百万人都屏息凝神的高考。
考场设在县城中学。李澄提前一天在李建军的陪同下到了县城，借住在一位远房亲戚家。考试那天，天气干冷。
李澄搓了搓手，深吸一口气，摊开试卷。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理化……题目有难有易。
公式、定理、文章分析、政治论述……知识从脑海深处涌出，化作工整的字迹落在卷面上。
等待放榜的日子漫长而焦灼。
终于消息传来，通过层层传递，从县里到公社，再到大队，最后被狂喜的李建军一路喊着跑进了家门。
“考上了！澄澄考上了！北京！北京医学院！”
小院里瞬间炸开了锅。
李满仓手一抖，旱烟袋差点掉地上。
王秀英的眼泪唰就下来了，抱着李澄又哭又笑。
左邻右舍全都涌了进来，道喜声、惊叹声几乎要把房顶掀翻。
北京！医学院！那是首都，是大学，是天上的文曲星啊！
老李家祖坟冒青烟了！
李澄自己也有些恍惚。北京医学院中医专业。
选择中医一方面是因为那本《赤脚医生手册》让她对中草药和传统疗法产生了浓厚兴趣；
另一方面，她隐隐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悟性似乎格外好。
很多中医的理论，阴阳五行，气血津液，经络穴位，她理解起来有种天然的亲近感，甚至能举一反三。
欢欢说这是“血脉觉醒”，大概每个华夏人文化基因里的潜在共鸣。
很快，录取通知书到了。随之而来的，是医学生涯的开启，以及与之相伴的、极致的快乐与痛苦。
快乐，来源于汲取知识的充实感，来源于解开一个医学谜题的成就感，更来源于被认可。
人是需要认同和成就感的。当她用清晰的中医理论分析病例，当她准确地认出一味味草药，当她流畅地背诵出《黄帝内经》的篇章，总能得到授课教授赞许的目光。
痛苦，则简单直接得多——背书，背到天昏地暗，背到怀疑人生。
《内经》《伤寒》《金匮》《温病》……浩如烟海的典籍，佶屈聱牙的古文，需要一字一句地啃，理解，记忆。
还有西医的基础课，解剖、生理、生化……同样不轻松。
常常是凌晨一两点，宿舍里还亮着煤油灯，李澄和同学们还在嗡嗡地背着汤头歌诀或者神经传导通路。
她觉得自己脑浆子都快被熬干了。
至于机械这一块，偶尔看到国家因为这那的原因被卡脖子，李澄还是会很心痛，于是她把之前世界了解的难题通过匿名寄信的方式寄去给了研究院，能帮多少是多少。
如果到不了手里，也就当自己复习了。
学习吗，换换脑子。
1981年春，李澄以天赋和经验碾压了一众同学，用年级第一的成绩从北京医学院中医学系提前毕业。
摆在面前的，是两条清晰的路：一是服从分配，回到原籍省中医院，成为一名稳定的中医师；
二是抓住刚刚恢复的研究生招考机会，继续深造。
秦教授在办公室里，用搪瓷缸子喝着茶，看着这个他一路看着成长起来的学生。
三年多时间，那个从乡下来、带着一身病弱和与年龄不符沉静的女孩，如今眼神清亮，身姿挺拔。
“李澄，想好了？”秦教授放下缸子，“我虽然不教这个，好歹人脉广。省中医研究院今年有个名额，专攻温热病，主任是我老同学。你要想去，我写封信。”
李澄站在略显陈旧的书架前，目光扫过那些泛黄的线装书，也扫过秦教授桌上新到的、封面印着英文的《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影印本。
“秦老师，”她转过身，“我想考本校中西医结合基础专业的研究生。方向想选中药药理。”
秦教授眉毛微挑，并不意外，但还是要问一句：“哦？为什么是药理？不是临床，也不是文献？”
“因为青蒿素。”李澄说，“它证明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能出大成果，能救很多人。
我想知道，中药为什么有效，是怎么起效的。知道了这个‘为什么’和‘怎么’，才能更好地用它，改进它，甚至找到下一个‘青蒿素’。”
这话说到了秦教授心坎里。他是传统中医出身，但并不守旧。
这些年，他眼看着“523”项目用现代科技从青蒿里“挖”出宝贝，震动世界，心里何尝不激荡？
中医这座宝库，能挖也值得挖不过也需要新的钥匙。
“有志向。”秦教授点点头，“不过，考药理，你的化学、生理、生化底子得够硬。你们这届，这方面学得浅。”
“我自学了一些。”李澄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几本笔记，是自己整理归纳的化学结构和基础药理知识，还有大量英文文献的翻译摘要，字迹工整，条理清晰。
秦教授翻了翻，眼里赞许更浓：“看来是早有准备。行，我给你写推荐信。不过考不考得上，看你自己的本事。现在想搞科研的年轻人可不少。”
主要是她觉得多学点药理医学，好歹要是下个世界运气不好，能防身。
考场里，李澄看到了不少年纪明显比她大、眼神却同样饥渴的考生。
放榜她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为北京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基础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导师是刚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归来的周明理副教授，一位四十出头、思维敏锐、对新兴的分子药理学充满热情的学者。
李澄被分配的第一个课题，是参与一个“抗病毒中草药筛选”的项目。
80年代初，病毒性肝炎，特别是乙肝，在中国开始受到高度重视，但缺乏特效药。
课题组从上百个民间抗“疫病”的方剂中，初步筛选出几种有苗头的单味药，李澄负责其中的叶下珠。
当时，国内还没有成熟的乙肝病毒细胞培养模型。最前沿的方法，是用鸭乙肝病毒来做。
李澄泡在图书馆，翻遍了能找到的国外文献，又写信求助，辗转联系上了上海一家研究所刚刚建立鸭乙肝模型的研究员，软磨硬泡，才要来一点宝贵的病毒毒种和实验鸭。
接下来几个月，她成了动物房的常客。
给鸭子接种病毒，定期取血检测病毒指标，同时用不同方法提取叶下珠的有效部位，给感染鸭灌胃。过程繁琐，鸭子的饲养、抓取、采血都不轻松。
经过三番五次的失败再去吸取教训再去失败再重复配套枯燥的动物实验。
记录本写满了一本又一本，数据密密麻麻。
同实验室的师兄看她每天灰头土脸地和鸭子打交道，开玩笑道：“李澄，你这哪是药理，简直是养鸭专业户。”
继续埋头干活。失败，调整，再失败，再调整。
直到有一天，她在显微镜下，看到一份编号“YPZ-F7”馏分处理过的感染鸭血清电镜照片时，呼吸骤然屏住。
照片上，代表病毒复制水平的“丹氏颗粒”数量，显著低于对照组！血液检测的病毒DNA指标也同步下降！
当她把题为《叶下珠有效部位对鸭乙型肝炎病毒复制的抑制作用初探》的论文草稿交给周老师时，手心都是汗。
周老师看完，沉默良久，拿起红笔，在标题上划掉“初探”二字。
“我们做的工作，数据扎实，结论明确，不必谦虚。就写‘抑制作用研究’。”
1983年，这篇论文发表在刚刚复刊不久的《中国药理学报》上。
虽然只是中文核心期刊，但在当时的中药抗病毒研究领域，犹如投下了一颗小石子，激起了圈内的关注。
李澄的名字，第一次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印在了学术期刊上。
1983年她实验成功发表的时候，还没等她回去动手。
李澄就听到了冯新的消息，电话里，陈嫂子的声音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她告诉了李澄：冯新死了。
和周立军两个人在打斗中用了刀，她一刀刺死了周立军，可能是觉得自己也跑不掉选择了自杀。
电话最后，陈嫂子迟疑着，还是问了句：“澄澄，不管怎么说，她是生了你一场……这边公安和街道在处理后事，你看……
你要不要回来一趟？送一程？”
李澄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也没什么人死债消，只是不想去沾边，她过去搞不好还以为她对冯新有什么感情。
虽然人没有到场，但是李澄还是寄了200块钱给陈嫂子，说是丧葬费。
麻烦陈嫂子帮转交给公安叔叔，麻烦他们了，尸她就不去收了，随便公安处置。
电话那头的陈嫂子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没再劝：“行，我知道了。澄澄，你……好好的。”
陈嫂子挂了电话之后一阵感慨，她都不知道冯新这一辈子在争一些什么。
“澄澄姑姑，后山有野莓子，可甜了！一起去摘！”
“澄澄姑奶奶，咱们玩跳房子，三缺一！”
李澄看着门口一个个晒得黑红、眼睛亮晶晶的小萝卜头，知道是爷奶的好意，不忍心拂了。
而且她也确实需要活动活动，老躺着坐着，血液循环都不畅了。
于是每天下午，只要天气好，“遛娃”就成了李澄的固定节目。
她跟着一群从五六岁到十一二岁不等的孩子们走出小院，穿过村里坑坑洼洼的土路。
孩子们像出了栏的小马撒着欢地跑，你追我赶，笑声叫声能传出去二里地。
李澄就跟在他们后面，慢慢地走。
她跑不动，剧烈的运动还是会让她的胃部和肝脏区域隐隐作痛。
她就看着他们跑，在阳光下扬起细细的尘土，听着他们笑闹，自己心情也会开阔起来。
通常走上小半圈，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刚靠近后山脚，李澄就觉得体力到了极限，胸口发闷，腿脚发软。
她扶着树干或石头扬声喊：“狗剩！铁蛋！二丫！咱们该回去啦！”
大部分时候孩子们正玩在兴头上，哪里肯听。
回头冲她做个鬼脸，喊一声“澄澄姐你自己先回吧！”或者“我们再玩一会儿！”
然后就像受惊的麻雀，呼啦一下，跑得更远，钻进玉米地或者小树林，没了踪影。
李澄也不强求，站在原地缓口气，然后自己慢慢地往回走。
遛完娃，回到她安静的小院，洗把脸，喝口水，她又会重新坐回窗下，摊开书本。
身体虽然疲惫，但呼吸了新鲜空气，精神反而更清明。
等身体能爬山之后，她和爷爷奶奶一起去看了李卫国，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李卫国旁边的地被她预订成了坟墓。
挑了一个没人的早晨，李澄带着一身衣服在这里挖了个坑，起了个小坟，坐了一个早上。
经历了太多给人起衣冠冢的事情，熟练的给原主念了祭文。
完事后还是跟她说：“你要是不怕呢，你可以跟着我，我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
如果你怕的话，也可以守在这里看着你爸和偶尔去看看爷爷奶奶，他们都是最爱你的人。”
小儿子大孙子，老人的命根子，亡子的独女，分量不可能不重。
无论她选择什么在这里陪着她爸还是跟李茨去看看世界对于她来说，都挺好。
下山之后，奶奶已经开始找她吃午饭了，看着她汗淋淋的小脸，心疼的让她小茨叫大堂哥下次跟她一起去，山路不好走，背着她舒服些。
李澄笑着答应了。
她托隔壁大爷爷家的堂哥帮她带了各种课本和能找到的医学书。
她最珍视的，是托唐景楠从城里给她淘换来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
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在李澄看来简直是这个时代的医学宝典。
它用最浅显的语言介绍了农村最常见疾病的识别、预防和基础治疗，涵盖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草药等方方面面，还配有简单的插图。
李澄如获至宝。她不仅看，还用笔记本分门别类地摘抄、整理。
虽然缺乏实践，但凭借着强大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她很快将手册的内容记得滚瓜烂熟，甚至能自己推导出一些简单的诊疗思路。
“欢欢，我觉得我现在算半个理论上的赤脚医生了。”她开玩笑的跟欢欢说。
“理论满分，实践为零。”欢欢毫不留情地戳破，“不过，打好理论基础很重要。尤其是中医部分，和我们之前的世界知识体系有互补之处。”
学习上，得益于前三世积累的学习方法、思维模式和心理素质，她进度很快。
高中的数理化对她而言需要重新记忆公式和适应这个时代的表述方式，但理解起来并不困难。
语文和政治也同样如此。
因为情况特殊，她没法像正常学生一样去公社中学上课。
但托了隔壁堂哥在中学当老师的福，李澄每学期末去学校参加期末考试。她底子好成绩每次都在年级前列。
学校的老师校长也知道她的遭遇，很是同情，加上她成绩实在漂亮，一路开了绿灯。
终于在1977年夏天，她顺利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
紧接着，就是全中国数百万人都屏息凝神的高考。
考场设在县城中学。李澄提前一天在李建军的陪同下到了县城，借住在一位远房亲戚家。考试那天，天气干冷。
李澄搓了搓手，深吸一口气，摊开试卷。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理化……题目有难有易。
公式、定理、文章分析、政治论述……知识从脑海深处涌出，化作工整的字迹落在卷面上。
等待放榜的日子漫长而焦灼。
终于消息传来，通过层层传递，从县里到公社，再到大队，最后被狂喜的李建军一路喊着跑进了家门。
“考上了！澄澄考上了！北京！北京医学院！”
小院里瞬间炸开了锅。
李满仓手一抖，旱烟袋差点掉地上。
王秀英的眼泪唰就下来了，抱着李澄又哭又笑。
左邻右舍全都涌了进来，道喜声、惊叹声几乎要把房顶掀翻。
北京！医学院！那是首都，是大学，是天上的文曲星啊！
老李家祖坟冒青烟了！
李澄自己也有些恍惚。北京医学院中医专业。
选择中医一方面是因为那本《赤脚医生手册》让她对中草药和传统疗法产生了浓厚兴趣；
另一方面，她隐隐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悟性似乎格外好。
很多中医的理论，阴阳五行，气血津液，经络穴位，她理解起来有种天然的亲近感，甚至能举一反三。
欢欢说这是“血脉觉醒”，大概每个华夏人文化基因里的潜在共鸣。
很快，录取通知书到了。随之而来的，是医学生涯的开启，以及与之相伴的、极致的快乐与痛苦。
快乐，来源于汲取知识的充实感，来源于解开一个医学谜题的成就感，更来源于被认可。
人是需要认同和成就感的。当她用清晰的中医理论分析病例，当她准确地认出一味味草药，当她流畅地背诵出《黄帝内经》的篇章，总能得到授课教授赞许的目光。
痛苦，则简单直接得多——背书，背到天昏地暗，背到怀疑人生。
《内经》《伤寒》《金匮》《温病》……浩如烟海的典籍，佶屈聱牙的古文，需要一字一句地啃，理解，记忆。
还有西医的基础课，解剖、生理、生化……同样不轻松。
常常是凌晨一两点，宿舍里还亮着煤油灯，李澄和同学们还在嗡嗡地背着汤头歌诀或者神经传导通路。
她觉得自己脑浆子都快被熬干了。
至于机械这一块，偶尔看到国家因为这那的原因被卡脖子，李澄还是会很心痛，于是她把之前世界了解的难题通过匿名寄信的方式寄去给了研究院，能帮多少是多少。
如果到不了手里，也就当自己复习了。
学习吗，换换脑子。
1981年春，李澄以天赋和经验碾压了一众同学，用年级第一的成绩从北京医学院中医学系提前毕业。
摆在面前的，是两条清晰的路：一是服从分配，回到原籍省中医院，成为一名稳定的中医师；
二是抓住刚刚恢复的研究生招考机会，继续深造。
秦教授在办公室里，用搪瓷缸子喝着茶，看着这个他一路看着成长起来的学生。
三年多时间，那个从乡下来、带着一身病弱和与年龄不符沉静的女孩，如今眼神清亮，身姿挺拔。
“李澄，想好了？”秦教授放下缸子，“我虽然不教这个，好歹人脉广。省中医研究院今年有个名额，专攻温热病，主任是我老同学。你要想去，我写封信。”
李澄站在略显陈旧的书架前，目光扫过那些泛黄的线装书，也扫过秦教授桌上新到的、封面印着英文的《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影印本。
“秦老师，”她转过身，“我想考本校中西医结合基础专业的研究生。方向想选中药药理。”
秦教授眉毛微挑，并不意外，但还是要问一句：“哦？为什么是药理？不是临床，也不是文献？”
“因为青蒿素。”李澄说，“它证明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能出大成果，能救很多人。
我想知道，中药为什么有效，是怎么起效的。知道了这个‘为什么’和‘怎么’，才能更好地用它，改进它，甚至找到下一个‘青蒿素’。”
这话说到了秦教授心坎里。他是传统中医出身，但并不守旧。
这些年，他眼看着“523”项目用现代科技从青蒿里“挖”出宝贝，震动世界，心里何尝不激荡？
中医这座宝库，能挖也值得挖不过也需要新的钥匙。
“有志向。”秦教授点点头，“不过，考药理，你的化学、生理、生化底子得够硬。你们这届，这方面学得浅。”
“我自学了一些。”李澄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几本笔记，是自己整理归纳的化学结构和基础药理知识，还有大量英文文献的翻译摘要，字迹工整，条理清晰。
秦教授翻了翻，眼里赞许更浓：“看来是早有准备。行，我给你写推荐信。不过考不考得上，看你自己的本事。现在想搞科研的年轻人可不少。”
主要是她觉得多学点药理医学，好歹要是下个世界运气不好，能防身。
考场里，李澄看到了不少年纪明显比她大、眼神却同样饥渴的考生。
放榜她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为北京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基础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导师是刚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归来的周明理副教授，一位四十出头、思维敏锐、对新兴的分子药理学充满热情的学者。
李澄被分配的第一个课题，是参与一个“抗病毒中草药筛选”的项目。
80年代初，病毒性肝炎，特别是乙肝，在中国开始受到高度重视，但缺乏特效药。
课题组从上百个民间抗“疫病”的方剂中，初步筛选出几种有苗头的单味药，李澄负责其中的叶下珠。
当时，国内还没有成熟的乙肝病毒细胞培养模型。最前沿的方法，是用鸭乙肝病毒来做。
李澄泡在图书馆，翻遍了能找到的国外文献，又写信求助，辗转联系上了上海一家研究所刚刚建立鸭乙肝模型的研究员，软磨硬泡，才要来一点宝贵的病毒毒种和实验鸭。
接下来几个月，她成了动物房的常客。
给鸭子接种病毒，定期取血检测病毒指标，同时用不同方法提取叶下珠的有效部位，给感染鸭灌胃。过程繁琐，鸭子的饲养、抓取、采血都不轻松。
经过三番五次的失败再去吸取教训再去失败再重复配套枯燥的动物实验。
记录本写满了一本又一本，数据密密麻麻。
同实验室的师兄看她每天灰头土脸地和鸭子打交道，开玩笑道：“李澄，你这哪是药理，简直是养鸭专业户。”
继续埋头干活。失败，调整，再失败，再调整。
直到有一天，她在显微镜下，看到一份编号“YPZ-F7”馏分处理过的感染鸭血清电镜照片时，呼吸骤然屏住。
照片上，代表病毒复制水平的“丹氏颗粒”数量，显著低于对照组！血液检测的病毒DNA指标也同步下降！
当她把题为《叶下珠有效部位对鸭乙型肝炎病毒复制的抑制作用初探》的论文草稿交给周老师时，手心都是汗。
周老师看完，沉默良久，拿起红笔，在标题上划掉“初探”二字。
“我们做的工作，数据扎实，结论明确，不必谦虚。就写‘抑制作用研究’。”
1983年，这篇论文发表在刚刚复刊不久的《中国药理学报》上。
虽然只是中文核心期刊，但在当时的中药抗病毒研究领域，犹如投下了一颗小石子，激起了圈内的关注。
李澄的名字，第一次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印在了学术期刊上。
1983年她实验成功发表的时候，还没等她回去动手。
李澄就听到了冯新的消息，电话里，陈嫂子的声音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她告诉了李澄：冯新死了。
和周立军两个人在打斗中用了刀，她一刀刺死了周立军，可能是觉得自己也跑不掉选择了自杀。
电话最后，陈嫂子迟疑着，还是问了句：“澄澄，不管怎么说，她是生了你一场……这边公安和街道在处理后事，你看……
你要不要回来一趟？送一程？”
李澄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也没什么人死债消，只是不想去沾边，她过去搞不好还以为她对冯新有什么感情。
虽然人没有到场，但是李澄还是寄了200块钱给陈嫂子，说是丧葬费。
麻烦陈嫂子帮转交给公安叔叔，麻烦他们了，尸她就不去收了，随便公安处置。
电话那头的陈嫂子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没再劝：“行，我知道了。澄澄，你……好好的。”
陈嫂子挂了电话之后一阵感慨，她都不知道冯新这一辈子在争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