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革命党
回到堂口，已经接近子时了。李乐一从侧门进去，绕过院子，回到自己的房间。
阿九坐在门房里，膝盖上放着那把匕首，看见他回来，站起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确认他身上没有新的伤，才松了口气。
桌上放着一封信。信是傍晚送来的，阿九把它压在李乐一的茶盏下面，用一个镇纸压着，怕被风吹走。
信封上没有写名字，没有收件人，没有寄件人，只有右下角画了一个小小的暗记，一支钢笔插在一本打开的书上。线条简洁，像是随手画的，但笔锋利落。
革命党的暗记。
李乐一看见那个暗记，眉心微微动了一下。
他撕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是普通的毛边纸，折了两折。
展开，里面只有两行字，用钢笔写的，字迹清瘦而有力，每一笔都收得很干净。
“乐一，见字如面。下月抵津，有要事相商。望一晤。”
落款：程砚舟。
李乐一看着那个名字，手指停在信纸的边缘。
程砚舟。
这个人从南方的硝烟里重新浮出来，像一艘从浓雾里驶出的船。
三年前在天津救过他命的人。革命党南方支部的负责人。
那时候李乐一被赵四爷的人追杀。有人出了五十块大洋买他的命，天津卫的杀手像闻见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涌过来。
他躲进法租界的一间教堂，子弹打穿了左肩，血从袖口滴下来，在教堂的大理石地面上留下一条断断续续的红线。
是程砚舟把他藏在神父的衣柜里。衣柜里挂着黑色的长袍，散发着樟脑和乳香的气味。
他蜷在袍子中间，听见外面赵四爷的人踢开教堂的门，听见程砚舟用流利的法语跟那些人周旋，听见脚步声在教堂里转了一圈，然后渐渐远去。
后来程砚舟回了南方。临走的时候留了一句话：“乐一，天津卫是个泥潭。哪天你想走出来，南方有你的位置。”
李乐一没接话。两个人就此别过，再没见过。
李乐一把信看了一遍，然后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信纸的一角。
火焰从纸边蔓延开来，墨迹在火里卷曲、发黑、变成灰烬。
他把烧尽的纸灰扔进痰盂里，倒了一杯茶进去，灰烬被茶水浸透，沉到盂底，变成一团模糊的黑色。
阿九站在旁边，比划：谁来的信？
“一个朋友。”李乐一说，把火柴盒扔回抽屉里。“三年前救过我命的朋友。”
阿九没有再问。
但他注意到了李乐一烧信时的表情，不是紧张，不是警惕，而是一种复杂的、说不清的犹豫。
像是在掂量什么，又像是在等什么。
程砚舟到天津那天，是十一月十七。天津卫下了一场薄雪，把街面弄得湿漉漉的。
他约李乐一在租界的西餐厅见面。
那家西餐厅在英租界维多利亚道，门口挂着英文招牌，橱窗里摆着假花和红酒瓶。
餐厅里铺着白色的桌布，银质刀叉在灯光下闪闪发亮，留声机里放着轻柔的西洋乐曲。
李乐一到的时候，程砚舟已经坐在里面了。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正午的光线从窗户照进来，把他的轮廓照得清清楚楚。
三十岁，比三年前瘦了一些，颧骨更高了，眼窝更深了。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温和而锐利。
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规规矩矩，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
整个人干干净净的，跟天津卫的帮派、军阀、日本人都不一样。
他身上是南方的、革命党的、另一种气息——干净的，有理想的那种。
那种理想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是渗进骨头里的东西，让他坐在那里的时候，腰背自然就挺得很直。
“乐一。”程砚舟站起来，笑着伸出手。
他的笑容跟三年前一样，嘴角往上翘的时候，让人觉得温暖。“三年不见，你还是老样子。”
李乐一握了他的手。程砚舟的手掌干燥而温暖，没有贺少霆手上那种握枪磨出的茧子，是一双拿笔的手。“程兄也还是老样子。”
两个人坐下。侍者送上来两本菜单，封面上印着花体的法文。
程砚舟翻开菜单，熟练地点了牛排和红酒——他在法国留过学，西餐的规矩摸得门清。
李乐一跟着点了一样的，他吃不出牛排的好坏，但程砚舟点什么，他就点什么。
程砚舟一边切牛排一边说南方局势。他说北伐军已经准备好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打过来。
说孙先生虽然不在了，但革命的火没有灭，黄埔的学生军已经练成了，只等一声令下。
说他们要在华北建联络站，需要信得过的人——能在天津卫站稳脚跟的、黑白两道都走得通的、关键时候能打开城门的人。
李乐一听。手里的刀叉没停，牛排切成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脸上带着笑，桃花眼弯着，像是在听一件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
程砚舟喝了几杯酒，话多了起来。红酒是法国波尔多的，单宁重，后劲大。
他的脸颊上泛起了一层薄红，金丝眼镜的镜片上蒙了一层雾气。他摘下眼镜用桌布擦了擦，重新戴上，看着李乐一。
他忽然问：“乐一，你有没有想过离开天津？”
李乐一端着酒杯的手停了一下。红酒在高脚杯里晃了晃，液面漾出一圈细小的涟漪，沿着杯壁慢慢回落。他没有回答。
程砚舟推了推眼镜。他喝得有点多了，但眼神还是清醒的，清醒得近乎锐利。
“我知道你在这里有牵挂。青帮，老鬼，码头，三条街，这些东西捆着你，像绳子一样。但老鬼那个人，不是你能托付的。我在南方收到消息，他和日本人……”
“我知道。”李乐一打断他。
程砚舟看着他，眼神里闪过一瞬的惊讶。然后那惊讶慢慢地沉了下去，变成了一种更深的、更复杂的东西，心疼。
是那种看见一个人明明知道前面是悬崖、却还站在那里不走的、无能为力的心疼。
“你知道？”
“知道。”李乐一把酒杯放下。“但知道归知道，怎么做是另一回事。”
程砚舟沉默了一会儿。
他看着李乐一，镜片后面的眼睛里有一种被压得很深的情绪。
“乐一。”他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三年前我在教堂里救你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你说，你的命是我救的，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你一句话。”
李乐一记得那句话。三年前，教堂的衣柜里，左肩的血还没止住，他用没受伤的右手攥着程砚舟的袖子，说了那句话。
“现在，我要你用这句话。”程砚舟说。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
阿九坐在门房里，膝盖上放着那把匕首，看见他回来，站起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确认他身上没有新的伤，才松了口气。
桌上放着一封信。信是傍晚送来的，阿九把它压在李乐一的茶盏下面，用一个镇纸压着，怕被风吹走。
信封上没有写名字，没有收件人，没有寄件人，只有右下角画了一个小小的暗记，一支钢笔插在一本打开的书上。线条简洁，像是随手画的，但笔锋利落。
革命党的暗记。
李乐一看见那个暗记，眉心微微动了一下。
他撕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是普通的毛边纸，折了两折。
展开，里面只有两行字，用钢笔写的，字迹清瘦而有力，每一笔都收得很干净。
“乐一，见字如面。下月抵津，有要事相商。望一晤。”
落款：程砚舟。
李乐一看着那个名字，手指停在信纸的边缘。
程砚舟。
这个人从南方的硝烟里重新浮出来，像一艘从浓雾里驶出的船。
三年前在天津救过他命的人。革命党南方支部的负责人。
那时候李乐一被赵四爷的人追杀。有人出了五十块大洋买他的命，天津卫的杀手像闻见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涌过来。
他躲进法租界的一间教堂，子弹打穿了左肩，血从袖口滴下来，在教堂的大理石地面上留下一条断断续续的红线。
是程砚舟把他藏在神父的衣柜里。衣柜里挂着黑色的长袍，散发着樟脑和乳香的气味。
他蜷在袍子中间，听见外面赵四爷的人踢开教堂的门，听见程砚舟用流利的法语跟那些人周旋，听见脚步声在教堂里转了一圈，然后渐渐远去。
后来程砚舟回了南方。临走的时候留了一句话：“乐一，天津卫是个泥潭。哪天你想走出来，南方有你的位置。”
李乐一没接话。两个人就此别过，再没见过。
李乐一把信看了一遍，然后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信纸的一角。
火焰从纸边蔓延开来，墨迹在火里卷曲、发黑、变成灰烬。
他把烧尽的纸灰扔进痰盂里，倒了一杯茶进去，灰烬被茶水浸透，沉到盂底，变成一团模糊的黑色。
阿九站在旁边，比划：谁来的信？
“一个朋友。”李乐一说，把火柴盒扔回抽屉里。“三年前救过我命的朋友。”
阿九没有再问。
但他注意到了李乐一烧信时的表情，不是紧张，不是警惕，而是一种复杂的、说不清的犹豫。
像是在掂量什么，又像是在等什么。
程砚舟到天津那天，是十一月十七。天津卫下了一场薄雪，把街面弄得湿漉漉的。
他约李乐一在租界的西餐厅见面。
那家西餐厅在英租界维多利亚道，门口挂着英文招牌，橱窗里摆着假花和红酒瓶。
餐厅里铺着白色的桌布，银质刀叉在灯光下闪闪发亮，留声机里放着轻柔的西洋乐曲。
李乐一到的时候，程砚舟已经坐在里面了。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正午的光线从窗户照进来，把他的轮廓照得清清楚楚。
三十岁，比三年前瘦了一些，颧骨更高了，眼窝更深了。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温和而锐利。
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规规矩矩，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
整个人干干净净的，跟天津卫的帮派、军阀、日本人都不一样。
他身上是南方的、革命党的、另一种气息——干净的，有理想的那种。
那种理想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是渗进骨头里的东西，让他坐在那里的时候，腰背自然就挺得很直。
“乐一。”程砚舟站起来，笑着伸出手。
他的笑容跟三年前一样，嘴角往上翘的时候，让人觉得温暖。“三年不见，你还是老样子。”
李乐一握了他的手。程砚舟的手掌干燥而温暖，没有贺少霆手上那种握枪磨出的茧子，是一双拿笔的手。“程兄也还是老样子。”
两个人坐下。侍者送上来两本菜单，封面上印着花体的法文。
程砚舟翻开菜单，熟练地点了牛排和红酒——他在法国留过学，西餐的规矩摸得门清。
李乐一跟着点了一样的，他吃不出牛排的好坏，但程砚舟点什么，他就点什么。
程砚舟一边切牛排一边说南方局势。他说北伐军已经准备好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打过来。
说孙先生虽然不在了，但革命的火没有灭，黄埔的学生军已经练成了，只等一声令下。
说他们要在华北建联络站，需要信得过的人——能在天津卫站稳脚跟的、黑白两道都走得通的、关键时候能打开城门的人。
李乐一听。手里的刀叉没停，牛排切成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脸上带着笑，桃花眼弯着，像是在听一件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
程砚舟喝了几杯酒，话多了起来。红酒是法国波尔多的，单宁重，后劲大。
他的脸颊上泛起了一层薄红，金丝眼镜的镜片上蒙了一层雾气。他摘下眼镜用桌布擦了擦，重新戴上，看着李乐一。
他忽然问：“乐一，你有没有想过离开天津？”
李乐一端着酒杯的手停了一下。红酒在高脚杯里晃了晃，液面漾出一圈细小的涟漪，沿着杯壁慢慢回落。他没有回答。
程砚舟推了推眼镜。他喝得有点多了，但眼神还是清醒的，清醒得近乎锐利。
“我知道你在这里有牵挂。青帮，老鬼，码头，三条街，这些东西捆着你，像绳子一样。但老鬼那个人，不是你能托付的。我在南方收到消息，他和日本人……”
“我知道。”李乐一打断他。
程砚舟看着他，眼神里闪过一瞬的惊讶。然后那惊讶慢慢地沉了下去，变成了一种更深的、更复杂的东西，心疼。
是那种看见一个人明明知道前面是悬崖、却还站在那里不走的、无能为力的心疼。
“你知道？”
“知道。”李乐一把酒杯放下。“但知道归知道，怎么做是另一回事。”
程砚舟沉默了一会儿。
他看着李乐一，镜片后面的眼睛里有一种被压得很深的情绪。
“乐一。”他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三年前我在教堂里救你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你说，你的命是我救的，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你一句话。”
李乐一记得那句话。三年前，教堂的衣柜里，左肩的血还没止住，他用没受伤的右手攥着程砚舟的袖子，说了那句话。
“现在，我要你用这句话。”程砚舟说。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