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暗室、旧影与无声的交锋
三天后,程秧获准出院。医嘱是“静养两周,定期复查,避免剧烈运动和情绪波动”,最后一条尤其被医生和前来接他的老警员(张局派来的)反复强调。他拎着简单的行李袋走出医院大楼,午后的阳光明晃晃地刺眼,空气中浮动着城市特有的、混杂尾气和灰尘的味道,与地下溶洞里那甜腥腐败的气息截然不同,却又同样令人感到某种不真实。
车子没有开回警队,而是直接驶向市区边缘一个老旧的、由单位宿舍楼改造的临时宿舍区。张局安排的住处,美其名曰“安静,利于休养”。一套位于顶层的小单间,家具简陋,但胜在干净、独立。带他来的老警员放下钥匙,交代了几句“有事打电话”,便匆匆离开,仿佛这里是什么需要尽快远离的地方。
程秧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窗外是灰扑扑的屋顶和远处施工中的塔吊。寂静无声。这种寂静与医院的寂静不同,医院的寂静是被消毒水和仪器嗡鸣填充的,而这里的寂静,是空旷的、带着灰尘味道的、被遗弃的。
他知道,这是一种变相的隔离。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信息上的。他被从案件中心移开了。
手机是新的,卡也是新的,通讯录里只有张局、邵峥宇、高丞和队里一个内勤的号码。他试着拨了邵峥宇的号码,响了几声,被挂断。片刻后,一条短信进来,来自邵峥宇,只有两个字:“静养。”
程秧盯着那两个字,几乎能想象出邵峥宇发出这条信息时那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他扯了扯嘴角,没再尝试联系。转而拨通了父母的故居——那个在郊区、自从他们出事后就几乎被他封闭起来的家的座机。意料之中,无人接听。他又试着打给父母生前的几位老同事,有的号码已停用,有的接通后听闻他是程教授的儿子,语气顿时变得谨慎而疏离,匆匆几句“节哀”、“保重”便挂断,仿佛他是某种不祥的征兆。
线索似乎断了。他被困在了这间安静的囚笼里。
傍晚,他下楼,在附近的小超市买了些速食和日用品。超市的老板娘一边结账,一边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絮叨着最近的新闻:“……听说没?漕河一中那事,好像说是有学生搞什么危险实验,把自己搞没了……作孽哦,现在的孩子……”
程秧动作一顿,抬眼看她。
老板娘没注意他的神色,继续道:“不过也奇怪,这都几天了,也没见个准确说法,学校封着呢,警察进进出出的……我看啊,没那么简单。”
“老板娘,您还听到什么别的吗?”程秧状似随意地问。
老板娘左右看看,压低声音:“我有个远房侄女在那学校做保洁,前两天偷偷跟我说,警察不光在查学生失踪,好像还在找什么东西……实验室里的东西,一些瓶瓶罐罐,还有电脑里的资料,说是被什么人提前拿走了……神神秘秘的。”
资料被提前拿走了?程秧心中一凛。蒋建国的研究资料?除了警方,还有谁在找?谁又能先警方一步?
他付了钱,拎着袋子往回走,脑海中反复回响着老板娘的话。回到那间寂静的小屋,他关上门,没有开灯,在逐渐降临的暮色中坐了很久。
夜色彻底笼罩城市时,他终于动了。他没有开房间的灯,而是拿出新手机,关掉定位,用流量连接上一个公共VPN,然后打开一个加密浏览器,输入了一个他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忘记的、深藏在记忆深处的网址。
界面跳转,是一个极其简洁、近乎原始的纯文本论坛,没有任何图片和装饰,只有一行行冰冷的代码和加密链接。这是父亲程教授早年参与过的一个非公开学术交流平台,主要用于分享一些敏感或前沿的、不便公开发表的研究思路和初步数据。父亲曾在他很小的时候,半开玩笑地告诉过他这个“秘密基地”的存在和访问方式,说如果有一天他遇到“真正解决不了的麻烦”,可以来这里看看,但“要小心,这里的水也很深”。
程秧从未想过真的会用上。他按照记忆中的方式,输入父亲当年使用的用户名和一组复杂的、由父母结婚纪念日和名字拼音组成的动态密码(他试了三次才成功)。界面刷新,进入了个人后台。
收件箱里有几十封未读邮件,时间跨度从十几年前到几个月前。大部分是系统通知或无关紧要的学术讨论。他快速浏览着,直到目光定格在一年多前,父母出事前三个月收到的一封邮件。
发件人ID是一串乱码,主题空白。点开,内容只有一行字:
“程教授,关于‘共生体神经调控’的伦理边界讨论,附件是近期一些‘失控案例’的匿名汇总。‘净土’可能并不干净。阅后即焚。”
附件是一个加密压缩包,密码提示是:“你女儿最喜欢的钢琴曲第一小节音符(数字)。”
程秧没有妹妹。他盯着那行提示,心脏狂跳。几秒后,他颤抖着输入了母亲最喜欢的肖邦《夜曲》Op.9, No.2 的第一小节音符对应的数字:5176。
压缩包解开了。
里面是十几份扫描文件,有些模糊,显然来自偷拍或非正规渠道。内容触目惊心: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意外”事故报告,受害者多为生物、化学、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或相关产业人员,死状离奇,现场均有“不明生物残留”或“异常化学/生物反应”记录,但最终多以“实验事故”、“意外”或“原因不明”结案。其中一份,赫然是他父母那场火灾的初步现场勘查记录(非正式版),上面用红笔标注了“现场提取到未知荧光真菌孢子,活性极高,建议深入检测”,但这行标注在正式报告中被删除了。
而所有这些“案例”的报告最后,都隐约指向一个代号为“净土回归”的长期、跨学科、资金来源复杂的非公开研究计划。计划的目标语焉不详,只提到“探索人类意识与特定生态环境的终极和谐共生”、“突破肉体桎梏”。蒋建国那份报告上提到的“第二阶段”,似乎正是这个庞大计划的一个分支或子项目。
邮件的最后,发件人用加粗的字体写道:“他们已经在用人做实验了。从‘自愿者’到‘感知者’,下一步是什么?‘容器’?‘养料’?程教授,您是少数还坚持伦理底线的人,请务必小心。某些‘同仁’的狂热,已超越科学,近于邪教。‘母巢’可能不止一个。”
邮件在此处戛然而止。没有落款。
程秧坐在黑暗里,只有手机屏幕幽蓝的光映着他苍白的脸。他感到浑身冰冷,血液仿佛凝固了。“净土回归”……“母巢”不止一个……用人做实验……父亲是因为发现了什么,坚持伦理,才被灭口的吗?母亲呢?是连带,还是她也知道得太多?
“某些‘同仁’的狂热,已超越科学,近于邪教。”这句话像冰锥,刺入他的脑海。蒋建国是狂热的“同仁”之一,甚至可能是核心成员。那么,在警方内部,在更上层,有没有这样的“同仁”?张局的警告,仅仅是出于对“水太深”的担忧,还是……别的?
他不敢再想下去。但一个念头却无比清晰地浮现:他不能待在这里。静养?等待?他等不了。每多等一秒,真相就可能被埋得更深,危险就更近一步。
他关掉网页,清除所有浏览记录和缓存,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然后,他打开行李袋,从最底层摸出一个用防水油布仔细包裹的小铁盒——这是他出院前,趁护士不注意,偷偷从自己那袋“私人物品”(主要是破损的衣物)里藏起来的。里面是那把在地下溶洞里用过、后来被邵峥宇默许他留下的军刀,以及从邵峥宇给他的那个备用弹匣里退出的、仅剩的三颗手枪子弹。还有一张皱巴巴的、从医院病历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是他凭着记忆画出的、父母故居的简要平面图,以及几个可能隐藏重要物品的地点标注。
他知道邵峥宇一定在某个地方监控着他,至少掌握着他的大致动向。张局安排的这个住处,也绝不单纯。他必须小心,非常小心。
第二天一早,程秧像所有遵医嘱的病人一样,在小区里慢慢散步,晒晒太阳,去小超市买东西,和门口下棋的老头闲聊几句。他表现得温顺、疲惫、带着伤病初愈的茫然,完全符合一个需要“静养”的年轻人形象。
第三天,他去了附近一家网吧,用现金开了台机器,玩了几局无聊的网络游戏,中间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在洗手间里,他快速换上了一顶事先藏在口袋里的棒球帽和一件普通的连帽衫,从网吧的后门悄然离开,混入了街边的人流。
他坐公交车,换乘了三次,又步行穿过几个老旧的街区,最终来到了城市另一端,一个正在等待拆迁、住户已搬走大半的城中村。这里环境杂乱,监控稀少,是隐藏行踪的好地方。他按照记忆,找到其中一栋看起来摇摇欲坠的三层小楼,从一堆建筑垃圾后面摸出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这是父母早年租下的一个临时仓库,连他都快忘记了,钥匙是几年前整理父母遗物时,在一个旧铁皮盒里发现的,当时鬼使神差地留了下来。
打开吱呀作响的铁门,一股灰尘和霉味扑面而来。里面堆满了各种废弃的家具、旧书和杂物。程秧反锁上门,打开手机电筒,在堆积如山的杂物中艰难地翻找。他要找的不是父母的遗物,而是另一样东西——父亲早年沉迷无线电和旧物改造时,自己攒的一台大功率军用级无线电信号屏蔽/干扰器,以及几套不同制式的、无法追踪的旧式对讲机。父亲曾半炫耀地说,这东西“理论上能让半个街区的手机和监控暂时变成瞎子聋子”,当时只当是父亲的技术宅玩笑,此刻却成了他唯一的希望。
他在一个落满灰尘的木箱底部找到了它们,用油布包裹着,居然还能用。他又翻出几块老式但电量惊人的铅酸电池,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电子零件和工具。
接下来的两天,程秧没有离开这个仓库。他啃着干粮,喝着瓶装水,利用父亲的旧工具和零件,将那台笨重的屏蔽器尽可能小型化、便携化,并改装了对讲机的频率,使其更难被追踪。他反复研究父母故居的平面图,设想各种可能遇到的阻碍和监控。他像一头被困许久、终于看到缝隙的幼兽,在黑暗中默默磨利自己的爪牙,等待着那个决定性时刻的到来。
这期间,他通过仓库里一台蒙尘的老旧收音机,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新闻。漕河一中事件被定性为“严重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事故”,相关人员被控制,学校整改,对失踪学生的搜寻“仍在继续”。报道语焉不详,刻意淡化了事件的诡异和恐怖。官方保持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
他知道,水面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第三天傍晚,准备就绪。他将改装好的屏蔽器和对讲机装进一个不起眼的旧背包,换上一身深色、不起眼的工装,戴上帽子和口罩。夜幕降临,城中村里灯光稀疏。他像一缕幽魂,悄无声息地离开仓库,融入了越来越深的夜色。
目标:父母故居。那里,或许还藏着“净土回归”计划,以及父母死亡真相的,最后钥匙。
他知道此行危险,可能自投罗网,可能一无所获,甚至可能再次遭遇溶洞里那种非人的恐怖。但有些门,一旦推开,就无法再回头。
城市的霓虹在身后闪烁,而他的前方,是沉入黑暗的郊区,和那栋盛满悲伤与疑问的、沉默的旧屋。
一场没有后援、没有许可、只有一个人的潜入与探查,即将开始。
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离开仓库后不久,一辆没有开灯的黑色轿车,缓缓停在了城中村的入口。车窗降下,邵峥宇冷峻的侧脸在街灯的光晕中明暗不定。他目光扫过程秧刚刚离开的方向,又抬头看了看那栋三层小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副驾驶座上,放着一台正在接收信号的追踪器屏幕,上面,一个微弱的红点,正朝着郊区方向,坚定地移动着。
他拿起对讲机,调到加密频道,声音平静无波:
“目标已离开临时隐匿点,正向二号地点移动。各单位注意,保持距离,非必要不介入。重复,非必要,不介入。”
“另外,”他顿了顿,补充道,“提高对‘净土’相关信号和异常生物迹象的监控等级。猎物出洞了,猎人,可能也在路上了。”
夜色如墨,吞噬了一切声音与形迹。只有无数双眼睛,在黑暗中,各自闪烁着冰冷的光。
车子没有开回警队,而是直接驶向市区边缘一个老旧的、由单位宿舍楼改造的临时宿舍区。张局安排的住处,美其名曰“安静,利于休养”。一套位于顶层的小单间,家具简陋,但胜在干净、独立。带他来的老警员放下钥匙,交代了几句“有事打电话”,便匆匆离开,仿佛这里是什么需要尽快远离的地方。
程秧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窗外是灰扑扑的屋顶和远处施工中的塔吊。寂静无声。这种寂静与医院的寂静不同,医院的寂静是被消毒水和仪器嗡鸣填充的,而这里的寂静,是空旷的、带着灰尘味道的、被遗弃的。
他知道,这是一种变相的隔离。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信息上的。他被从案件中心移开了。
手机是新的,卡也是新的,通讯录里只有张局、邵峥宇、高丞和队里一个内勤的号码。他试着拨了邵峥宇的号码,响了几声,被挂断。片刻后,一条短信进来,来自邵峥宇,只有两个字:“静养。”
程秧盯着那两个字,几乎能想象出邵峥宇发出这条信息时那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他扯了扯嘴角,没再尝试联系。转而拨通了父母的故居——那个在郊区、自从他们出事后就几乎被他封闭起来的家的座机。意料之中,无人接听。他又试着打给父母生前的几位老同事,有的号码已停用,有的接通后听闻他是程教授的儿子,语气顿时变得谨慎而疏离,匆匆几句“节哀”、“保重”便挂断,仿佛他是某种不祥的征兆。
线索似乎断了。他被困在了这间安静的囚笼里。
傍晚,他下楼,在附近的小超市买了些速食和日用品。超市的老板娘一边结账,一边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絮叨着最近的新闻:“……听说没?漕河一中那事,好像说是有学生搞什么危险实验,把自己搞没了……作孽哦,现在的孩子……”
程秧动作一顿,抬眼看她。
老板娘没注意他的神色,继续道:“不过也奇怪,这都几天了,也没见个准确说法,学校封着呢,警察进进出出的……我看啊,没那么简单。”
“老板娘,您还听到什么别的吗?”程秧状似随意地问。
老板娘左右看看,压低声音:“我有个远房侄女在那学校做保洁,前两天偷偷跟我说,警察不光在查学生失踪,好像还在找什么东西……实验室里的东西,一些瓶瓶罐罐,还有电脑里的资料,说是被什么人提前拿走了……神神秘秘的。”
资料被提前拿走了?程秧心中一凛。蒋建国的研究资料?除了警方,还有谁在找?谁又能先警方一步?
他付了钱,拎着袋子往回走,脑海中反复回响着老板娘的话。回到那间寂静的小屋,他关上门,没有开灯,在逐渐降临的暮色中坐了很久。
夜色彻底笼罩城市时,他终于动了。他没有开房间的灯,而是拿出新手机,关掉定位,用流量连接上一个公共VPN,然后打开一个加密浏览器,输入了一个他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忘记的、深藏在记忆深处的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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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箱里有几十封未读邮件,时间跨度从十几年前到几个月前。大部分是系统通知或无关紧要的学术讨论。他快速浏览着,直到目光定格在一年多前,父母出事前三个月收到的一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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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授,关于‘共生体神经调控’的伦理边界讨论,附件是近期一些‘失控案例’的匿名汇总。‘净土’可能并不干净。阅后即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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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有这些“案例”的报告最后,都隐约指向一个代号为“净土回归”的长期、跨学科、资金来源复杂的非公开研究计划。计划的目标语焉不详,只提到“探索人类意识与特定生态环境的终极和谐共生”、“突破肉体桎梏”。蒋建国那份报告上提到的“第二阶段”,似乎正是这个庞大计划的一个分支或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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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在此处戛然而止。没有落款。
程秧坐在黑暗里,只有手机屏幕幽蓝的光映着他苍白的脸。他感到浑身冰冷,血液仿佛凝固了。“净土回归”……“母巢”不止一个……用人做实验……父亲是因为发现了什么,坚持伦理,才被灭口的吗?母亲呢?是连带,还是她也知道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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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邵峥宇一定在某个地方监控着他,至少掌握着他的大致动向。张局安排的这个住处,也绝不单纯。他必须小心,非常小心。
第二天一早,程秧像所有遵医嘱的病人一样,在小区里慢慢散步,晒晒太阳,去小超市买东西,和门口下棋的老头闲聊几句。他表现得温顺、疲惫、带着伤病初愈的茫然,完全符合一个需要“静养”的年轻人形象。
第三天,他去了附近一家网吧,用现金开了台机器,玩了几局无聊的网络游戏,中间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在洗手间里,他快速换上了一顶事先藏在口袋里的棒球帽和一件普通的连帽衫,从网吧的后门悄然离开,混入了街边的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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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吱呀作响的铁门,一股灰尘和霉味扑面而来。里面堆满了各种废弃的家具、旧书和杂物。程秧反锁上门,打开手机电筒,在堆积如山的杂物中艰难地翻找。他要找的不是父母的遗物,而是另一样东西——父亲早年沉迷无线电和旧物改造时,自己攒的一台大功率军用级无线电信号屏蔽/干扰器,以及几套不同制式的、无法追踪的旧式对讲机。父亲曾半炫耀地说,这东西“理论上能让半个街区的手机和监控暂时变成瞎子聋子”,当时只当是父亲的技术宅玩笑,此刻却成了他唯一的希望。
他在一个落满灰尘的木箱底部找到了它们,用油布包裹着,居然还能用。他又翻出几块老式但电量惊人的铅酸电池,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电子零件和工具。
接下来的两天,程秧没有离开这个仓库。他啃着干粮,喝着瓶装水,利用父亲的旧工具和零件,将那台笨重的屏蔽器尽可能小型化、便携化,并改装了对讲机的频率,使其更难被追踪。他反复研究父母故居的平面图,设想各种可能遇到的阻碍和监控。他像一头被困许久、终于看到缝隙的幼兽,在黑暗中默默磨利自己的爪牙,等待着那个决定性时刻的到来。
这期间,他通过仓库里一台蒙尘的老旧收音机,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新闻。漕河一中事件被定性为“严重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事故”,相关人员被控制,学校整改,对失踪学生的搜寻“仍在继续”。报道语焉不详,刻意淡化了事件的诡异和恐怖。官方保持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
他知道,水面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第三天傍晚,准备就绪。他将改装好的屏蔽器和对讲机装进一个不起眼的旧背包,换上一身深色、不起眼的工装,戴上帽子和口罩。夜幕降临,城中村里灯光稀疏。他像一缕幽魂,悄无声息地离开仓库,融入了越来越深的夜色。
目标:父母故居。那里,或许还藏着“净土回归”计划,以及父母死亡真相的,最后钥匙。
他知道此行危险,可能自投罗网,可能一无所获,甚至可能再次遭遇溶洞里那种非人的恐怖。但有些门,一旦推开,就无法再回头。
城市的霓虹在身后闪烁,而他的前方,是沉入黑暗的郊区,和那栋盛满悲伤与疑问的、沉默的旧屋。
一场没有后援、没有许可、只有一个人的潜入与探查,即将开始。
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离开仓库后不久,一辆没有开灯的黑色轿车,缓缓停在了城中村的入口。车窗降下,邵峥宇冷峻的侧脸在街灯的光晕中明暗不定。他目光扫过程秧刚刚离开的方向,又抬头看了看那栋三层小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副驾驶座上,放着一台正在接收信号的追踪器屏幕,上面,一个微弱的红点,正朝着郊区方向,坚定地移动着。
他拿起对讲机,调到加密频道,声音平静无波:
“目标已离开临时隐匿点,正向二号地点移动。各单位注意,保持距离,非必要不介入。重复,非必要,不介入。”
“另外,”他顿了顿,补充道,“提高对‘净土’相关信号和异常生物迹象的监控等级。猎物出洞了,猎人,可能也在路上了。”
夜色如墨,吞噬了一切声音与形迹。只有无数双眼睛,在黑暗中,各自闪烁着冰冷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