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新苗
两千零三年春天，深圳的楼市彻底火了。
宝安二期最后那几百套压箱底的房子，价格翻了一倍，一周之内抢光。有客户头天晚上就来排队，小板凳、军大衣、保温杯，熬了一宿。销售员凌晨三点被叫回售楼处，孙大勇也赶到了现场，站在门口亲自维持秩序。有人插队，他没发火，把那个人请到队伍末尾。“大家都是买房，排好队，别吵。房子够分。”
那天卖完最后一套，已经晚上十点多。孙大勇没回家，一个人跑到工地上蹲在材料堆旁边抽了支烟。宝安三期还没开工，偌大的空地上只有打桩机和小板房孤零零亮着光，远传塔吊顶端的红灯一明一灭。他从兜里掏出手机，给孙小勇发了一条短信：“卖完了。”孙小勇没回他，第二天大清早才回一个字：“牛。”
孙小勇的伤病越来越频繁了。膝伤是老毛病，腰伤是新添的，队医建议他减少训练量。他不听，每天还是猛练。后来一次训练中大腿后群肌肉拉伤，疼得当场倒地，搀去医务室的路上一瘸一拐。孙大勇知道了，连夜坐火车赶过去，到医院时儿子正躺在病床上，腿缠着绷带。父子俩对视片刻，孙大勇说：“别练了。身体要紧。”孙小勇转开脸看着天花板。过了好一阵，孙小勇说：“爸，我想当教练。”
“行。那就当教练。”
孙小勇退役了。没拿到奥运资格，也再没破过纪录。孙大勇把那几块奖牌收在抽屉里，跟存折一起锁着。偶尔翻出来看一眼，再放回去，什么也不说。小李劝他：“儿子现在当教练，不是也挺好？”孙大勇没反驳，拍拍他妈的肩膀。
刘建芳在北京开了第二家店，在国贸，铺面比王府井还大。她最近不怎么做旗袍了，培养徒弟们做，自己只管设计和技术把关。她常年在几个城市之间飞来飞去，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偶尔回松岭大厦顶层看看王凤娟，陪她坐一会儿，喝一碗银耳汤，再赶下一班飞机。王凤娟说她瘦了，她笑笑说瘦点好。
理发店老板娘打电话来，说女儿要结婚，想请刘建芳给做几件旗袍。刘建芳说行，约了日子量尺寸。挂电话前，老板娘问她个人问题到底有没有眉目。刘建芳说真没有。老板娘叹了口气，说不谈这个了，量尺寸那天她带上好茶叶来。她挂了电话坐在店里，看了看自己那双手，又拿过软尺叠好放进包里。
周念恩设计的那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拿了省里的设计奖，三等奖，不算高，但他的第一个奖。他把证书拍照发给他爸，周建军回了一条：“收到。”那个证书后来挂在周建军家客厅里，张秀英擦灰的时候都要看看。周念恩在设计院升了主任建筑师，手下带着一个七八人的团队。他开始独立接中型项目，也从设计院带回来一个实习生。
那个实习生姓林，叫林晓，二十三岁，刚毕业。周念恩问他为什么学建筑，林晓说“小时候我家旁边老盖房子”。周念恩笑了，林晓说：“真的，我从小在工地边上长大。晚上听着打桩机的声音写作业，有时泵车通宵浇混凝土，整条街都在震。”
“你在哪个工地边上长大？”
“福。松岭花园一期。”
周念恩愣了很久，看着林晓，沉默了一阵。“那是我爸盖的。”林晓也愣了一下，“你爸是谁？”周念恩说了周建军三个字，林晓的反应慢了好几拍，最后说“我爸还在呢，我妈在菜市场卖菜，我爸后来调回老家了”。两个人站在那里，身后的深圳湾吹来带盐分的风，忽然都明白了“传承”的意思。
两千零三年夏天，松岭公司买下了龙华的一块地。五百亩，又破了公司记录。挂牌出让公告刚一贴出，业内就传开了。陈小明去办手续，工作人员认出是他，说“松岭又要搞大动作了”。陈小明笑笑说“正常拿地”。这是林芝交代的——拿地可以，尽量低调。
出正负零那天，工地上立起一棵从江西运来的大松树，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松岭公司的员工都来合影。林芝站在最前面，晏城站旁边，孙大勇、周建军、刘建军站在后面，陈小明蹲在前排边上。摄影师喊“一、二、三”，大家喊“松岭”。照片拍完，林芝在手机上看着照片里的人，忽然说了一句：“少了一个人。”晏城知道他说的是谁，没说破。王凤娟那天也来了，她站人群后面，靠着安全围挡微笑。她没有挤到前排，她的位置就在那里，不远不近。
李树生走后第二年，王凤娟给他刻的那块墓碑添了一行小字——“松岭人，一辈子。”字是林芝想的，晏城亲手写的，墓园的石匠刻上去。王凤娟站在墓碑前面，把那行字念了好几遍。
“老李，你听见了吗？你是松岭人。”
风吹过来，松树哗哗响。
孙大勇的儿子孙小勇当上了省队的短跑助教，开始带小队员了。他带的孩子才十五六岁，跟他当年一样瘦，同样跑得快。他告诉他们：“你们能跑到二十秒五，我就死也瞑目了。”其实他想的不是二十秒五，是他的腿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但那句话他从不对任何人说。孙大勇知道了，在电话里说：“你好好教，别把孩子练伤了。”孙小勇说知道了，父子俩在电话两头沉默着。
刘建芳的裁缝店在深圳开了第七家分店，就在松岭大厦楼下。王凤娟每天路过都要进去看一眼，看着那些旗袍，看着那些布料，看着那些忙碌的店员。店员们不认识她，她也不说自己是谁。有一次刘建芳正好在店里，看见她站在门口，赶紧迎出去。
“王婶，您怎么不进来？”
“没事，就看看。”
刘建芳扶着她进来坐，给她倒茶。王凤娟端起茶杯，看着墙上那些照片，有刘建芳的作品，有她在国内外时装周上的合影，还有她和徒弟们的合影。王凤娟一张一张看过去，目光最后落在一幅大照片上，画面中刘建芳穿着一件墨绿色的旗袍，站在T台中央，手捧奖杯，四周的闪光灯汇成一片星云。
“建芳，你出息了。”王凤娟搁下茶杯说了一句。刘建芳没接话，眼眶红了，王凤娟的手轻轻搭在她手背上。“你李叔要是能看见，也高兴。”刘建芳嗯了一声，把茶杯转了一圈，杯底的残茶叶慢慢散开，像墨。
两千零三年秋天，松岭公司开始布局商业地产。第一块地在南山深圳湾，不大，三十亩，但位置极佳，紧邻规划中的总部基地。林芝打算在这里建一栋写字楼，作为公司的第二总部，建筑高度定在一百八十米。
“晏城哥，这栋楼，你来管，图纸我盯着。”
“行。”
两口子还是一样默契。晏城负责施工，林芝负责设计。两个人常常讨论方案到深夜，为窗户的形状、幕墙的分格、大堂的高度反复推敲。林芝的头发又白了一些，晏城也是。但两个人看对方的时候，好像都没看见那些白头发。
松岭小学那一年扩建了初中部。晏阳忙着招聘新老师、规划新课程，比以前更忙了。他头发白了不少，人也胖了些，但精神还好。
他有时站在操场上，看着那些孩子在跑，在跳，在大声吵闹。他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想起在松岭的土坯房里，林芝教他认字，晏城坐旁边编筐。那些日子，像梦一样远去了，但那些人不曾远去。
两千零四年来了。
新年刚过，王凤娟也病倒了不算大病，重感冒，发烧，咳嗽。她躺在床上，盖着李树生以前用的那床被子。孙大勇来看她，坐在床边，叫她“王婶”。
王凤娟半睁眼，“大勇来了。吃饭没？”
“吃了。您别操心我了。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没事。小毛病。过两天就好了。”她说着就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林芝和晏城赶到时，孙大勇正端着水杯喂王凤娟喝水，床头柜上搁着一包没拆封的止咳糖浆，旁边还有一盒纸巾。
“王婶，您别说话了，好好歇着。”林芝把她被子掖好。
王凤娟点点头，又睡了。刘建芳、刘建民、刘建军都来过了，陈小明、周建军也来过了。刘建军的妈也在，她做了王凤娟爱吃的南瓜粥，一勺一勺吹凉了喂。王凤娟喝了几口，“老姐姐，你做的粥真好喝。”刘建军的妈眼睛一红，别过脸半天才转回来。
王凤娟的病拖了半个月才好。她出院那天，孙大勇来接她。林芝和晏城也来接。她站在医院门口，看着那几个人，忽然说了一句：“你们都忙，不用来看我。我没事的。”孙大勇说王婶您别这么说，您要是有个什么事，我们怎么办。王凤娟没再说话，慢慢上了车。
两千零四年春天，深圳湾的项目开工了。这次打的桩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深，混凝土标号也高了一级。晏城天天泡在工地上，安全帽没摘过，工装磨破了领口。
林芝在设计院和工地之间两头跑。他常与周念恩在办公室或现场碰头，周念恩负责这栋楼的方案深化。两个人的图纸改了不计其数，为一个节点能争上大半天，到最后还是林芝定方向，周念恩负责执行。
“林叔，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再大胆一点。”
“怎么大胆？”
周念恩指着图纸上的幕墙，“这里的线条太密了，能不能拉通，让整个立面更干净。”
林芝看了很久。“行。你改。改完给我看。”
周念恩改完了。林芝看了三遍，说可以，叫来结构总工，核算了两天，通过了。晏城知道后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改了就改了赶紧定下来，材料好备货。”林芝挂了电话，拿起安全帽出门去工地，到晏城的办公室外面了，看到他已经把新节点画在一张纸上，用红笔标了尺寸。林芝把那页纸塞进自己文件夹，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
孙小勇带的队员在全国少年田径锦标赛中拿了二百米金牌，成绩不错。孙小勇给孙大勇打电话，声音比平时高了半度。
“爸！我徒弟拿了金牌！”
“你带出来的？”
“那当然！”
孙大勇拿着手机走到窗前，看了一会儿对面还在长高的龙华工地。“好，好，你教得好。”
小李在旁边听着，笑了。她拿起遥控器把电视调成静音，整个客厅只剩下孙大勇一句“好好教，别把好苗子练伤了”。
两千零四年夏天，林芝第一次去了周念恩设计的那栋楼。楼已经封顶，正在做外墙装修。幕墙是周念恩设计的那个拉通方案，干净利落，在阳光下反射着浅蓝色的光。林芝站在楼下，仰头看着，脖颈酸了他才低头，然后对身边的周念恩说：“还行。”
周念恩笑了笑，“林叔，您这一句还行，比我爸那句还行值钱多了。”
林芝也笑了。“你爸那是夸你，你不懂。”
“我不懂？”
“他那个人，说还行就是很好了。”
周念恩想起他爸这辈子的口头禅，“还行”就是最高评价。
刘建芳在上海开第三家店时患了带状疱疹。她一个人在医院挂水，手机放在膝盖上，屏幕亮了无数次，都是工作消息。她挑了几条回了，剩下的没再打开。王凤娟打电话来，听她声音不对劲，知道了也不多问，只说“建芳你别太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刘建芳挂了电话，眼泪落了下来。
理发店老板娘飞过去看她，带着老母鸡炖的汤。她看着刘建芳手上密密麻麻的针眼，说你看看你，一个人多辛苦，刘建芳摇头。
“不辛苦。”
“你这还叫不辛苦？”
“我喜欢做旗袍。做旗袍就不辛苦。生病是另一回事。”刘建芳靠着病床的枕头，隔着窗户看着上海灰蒙蒙的天。
理发店老板娘掀开保温桶盖子，倒出一碗热乎乎的鸡汤递到她手里。“你呀，就是太要强了。”
刘建芳喝着汤，没反驳，也没承认。
宝安二期最后那几百套压箱底的房子，价格翻了一倍，一周之内抢光。有客户头天晚上就来排队，小板凳、军大衣、保温杯，熬了一宿。销售员凌晨三点被叫回售楼处，孙大勇也赶到了现场，站在门口亲自维持秩序。有人插队，他没发火，把那个人请到队伍末尾。“大家都是买房，排好队，别吵。房子够分。”
那天卖完最后一套，已经晚上十点多。孙大勇没回家，一个人跑到工地上蹲在材料堆旁边抽了支烟。宝安三期还没开工，偌大的空地上只有打桩机和小板房孤零零亮着光，远传塔吊顶端的红灯一明一灭。他从兜里掏出手机，给孙小勇发了一条短信：“卖完了。”孙小勇没回他，第二天大清早才回一个字：“牛。”
孙小勇的伤病越来越频繁了。膝伤是老毛病，腰伤是新添的，队医建议他减少训练量。他不听，每天还是猛练。后来一次训练中大腿后群肌肉拉伤，疼得当场倒地，搀去医务室的路上一瘸一拐。孙大勇知道了，连夜坐火车赶过去，到医院时儿子正躺在病床上，腿缠着绷带。父子俩对视片刻，孙大勇说：“别练了。身体要紧。”孙小勇转开脸看着天花板。过了好一阵，孙小勇说：“爸，我想当教练。”
“行。那就当教练。”
孙小勇退役了。没拿到奥运资格，也再没破过纪录。孙大勇把那几块奖牌收在抽屉里，跟存折一起锁着。偶尔翻出来看一眼，再放回去，什么也不说。小李劝他：“儿子现在当教练，不是也挺好？”孙大勇没反驳，拍拍他妈的肩膀。
刘建芳在北京开了第二家店，在国贸，铺面比王府井还大。她最近不怎么做旗袍了，培养徒弟们做，自己只管设计和技术把关。她常年在几个城市之间飞来飞去，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偶尔回松岭大厦顶层看看王凤娟，陪她坐一会儿，喝一碗银耳汤，再赶下一班飞机。王凤娟说她瘦了，她笑笑说瘦点好。
理发店老板娘打电话来，说女儿要结婚，想请刘建芳给做几件旗袍。刘建芳说行，约了日子量尺寸。挂电话前，老板娘问她个人问题到底有没有眉目。刘建芳说真没有。老板娘叹了口气，说不谈这个了，量尺寸那天她带上好茶叶来。她挂了电话坐在店里，看了看自己那双手，又拿过软尺叠好放进包里。
周念恩设计的那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拿了省里的设计奖，三等奖，不算高，但他的第一个奖。他把证书拍照发给他爸，周建军回了一条：“收到。”那个证书后来挂在周建军家客厅里，张秀英擦灰的时候都要看看。周念恩在设计院升了主任建筑师，手下带着一个七八人的团队。他开始独立接中型项目，也从设计院带回来一个实习生。
那个实习生姓林，叫林晓，二十三岁，刚毕业。周念恩问他为什么学建筑，林晓说“小时候我家旁边老盖房子”。周念恩笑了，林晓说：“真的，我从小在工地边上长大。晚上听着打桩机的声音写作业，有时泵车通宵浇混凝土，整条街都在震。”
“你在哪个工地边上长大？”
“福。松岭花园一期。”
周念恩愣了很久，看着林晓，沉默了一阵。“那是我爸盖的。”林晓也愣了一下，“你爸是谁？”周念恩说了周建军三个字，林晓的反应慢了好几拍，最后说“我爸还在呢，我妈在菜市场卖菜，我爸后来调回老家了”。两个人站在那里，身后的深圳湾吹来带盐分的风，忽然都明白了“传承”的意思。
两千零三年夏天，松岭公司买下了龙华的一块地。五百亩，又破了公司记录。挂牌出让公告刚一贴出，业内就传开了。陈小明去办手续，工作人员认出是他，说“松岭又要搞大动作了”。陈小明笑笑说“正常拿地”。这是林芝交代的——拿地可以，尽量低调。
出正负零那天，工地上立起一棵从江西运来的大松树，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松岭公司的员工都来合影。林芝站在最前面，晏城站旁边，孙大勇、周建军、刘建军站在后面，陈小明蹲在前排边上。摄影师喊“一、二、三”，大家喊“松岭”。照片拍完，林芝在手机上看着照片里的人，忽然说了一句：“少了一个人。”晏城知道他说的是谁，没说破。王凤娟那天也来了，她站人群后面，靠着安全围挡微笑。她没有挤到前排，她的位置就在那里，不远不近。
李树生走后第二年，王凤娟给他刻的那块墓碑添了一行小字——“松岭人，一辈子。”字是林芝想的，晏城亲手写的，墓园的石匠刻上去。王凤娟站在墓碑前面，把那行字念了好几遍。
“老李，你听见了吗？你是松岭人。”
风吹过来，松树哗哗响。
孙大勇的儿子孙小勇当上了省队的短跑助教，开始带小队员了。他带的孩子才十五六岁，跟他当年一样瘦，同样跑得快。他告诉他们：“你们能跑到二十秒五，我就死也瞑目了。”其实他想的不是二十秒五，是他的腿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但那句话他从不对任何人说。孙大勇知道了，在电话里说：“你好好教，别把孩子练伤了。”孙小勇说知道了，父子俩在电话两头沉默着。
刘建芳的裁缝店在深圳开了第七家分店，就在松岭大厦楼下。王凤娟每天路过都要进去看一眼，看着那些旗袍，看着那些布料，看着那些忙碌的店员。店员们不认识她，她也不说自己是谁。有一次刘建芳正好在店里，看见她站在门口，赶紧迎出去。
“王婶，您怎么不进来？”
“没事，就看看。”
刘建芳扶着她进来坐，给她倒茶。王凤娟端起茶杯，看着墙上那些照片，有刘建芳的作品，有她在国内外时装周上的合影，还有她和徒弟们的合影。王凤娟一张一张看过去，目光最后落在一幅大照片上，画面中刘建芳穿着一件墨绿色的旗袍，站在T台中央，手捧奖杯，四周的闪光灯汇成一片星云。
“建芳，你出息了。”王凤娟搁下茶杯说了一句。刘建芳没接话，眼眶红了，王凤娟的手轻轻搭在她手背上。“你李叔要是能看见，也高兴。”刘建芳嗯了一声，把茶杯转了一圈，杯底的残茶叶慢慢散开，像墨。
两千零三年秋天，松岭公司开始布局商业地产。第一块地在南山深圳湾，不大，三十亩，但位置极佳，紧邻规划中的总部基地。林芝打算在这里建一栋写字楼，作为公司的第二总部，建筑高度定在一百八十米。
“晏城哥，这栋楼，你来管，图纸我盯着。”
“行。”
两口子还是一样默契。晏城负责施工，林芝负责设计。两个人常常讨论方案到深夜，为窗户的形状、幕墙的分格、大堂的高度反复推敲。林芝的头发又白了一些，晏城也是。但两个人看对方的时候，好像都没看见那些白头发。
松岭小学那一年扩建了初中部。晏阳忙着招聘新老师、规划新课程，比以前更忙了。他头发白了不少，人也胖了些，但精神还好。
他有时站在操场上，看着那些孩子在跑，在跳，在大声吵闹。他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想起在松岭的土坯房里，林芝教他认字，晏城坐旁边编筐。那些日子，像梦一样远去了，但那些人不曾远去。
两千零四年来了。
新年刚过，王凤娟也病倒了不算大病，重感冒，发烧，咳嗽。她躺在床上，盖着李树生以前用的那床被子。孙大勇来看她，坐在床边，叫她“王婶”。
王凤娟半睁眼，“大勇来了。吃饭没？”
“吃了。您别操心我了。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没事。小毛病。过两天就好了。”她说着就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林芝和晏城赶到时，孙大勇正端着水杯喂王凤娟喝水，床头柜上搁着一包没拆封的止咳糖浆，旁边还有一盒纸巾。
“王婶，您别说话了，好好歇着。”林芝把她被子掖好。
王凤娟点点头，又睡了。刘建芳、刘建民、刘建军都来过了，陈小明、周建军也来过了。刘建军的妈也在，她做了王凤娟爱吃的南瓜粥，一勺一勺吹凉了喂。王凤娟喝了几口，“老姐姐，你做的粥真好喝。”刘建军的妈眼睛一红，别过脸半天才转回来。
王凤娟的病拖了半个月才好。她出院那天，孙大勇来接她。林芝和晏城也来接。她站在医院门口，看着那几个人，忽然说了一句：“你们都忙，不用来看我。我没事的。”孙大勇说王婶您别这么说，您要是有个什么事，我们怎么办。王凤娟没再说话，慢慢上了车。
两千零四年春天，深圳湾的项目开工了。这次打的桩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深，混凝土标号也高了一级。晏城天天泡在工地上，安全帽没摘过，工装磨破了领口。
林芝在设计院和工地之间两头跑。他常与周念恩在办公室或现场碰头，周念恩负责这栋楼的方案深化。两个人的图纸改了不计其数，为一个节点能争上大半天，到最后还是林芝定方向，周念恩负责执行。
“林叔，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再大胆一点。”
“怎么大胆？”
周念恩指着图纸上的幕墙，“这里的线条太密了，能不能拉通，让整个立面更干净。”
林芝看了很久。“行。你改。改完给我看。”
周念恩改完了。林芝看了三遍，说可以，叫来结构总工，核算了两天，通过了。晏城知道后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改了就改了赶紧定下来，材料好备货。”林芝挂了电话，拿起安全帽出门去工地，到晏城的办公室外面了，看到他已经把新节点画在一张纸上，用红笔标了尺寸。林芝把那页纸塞进自己文件夹，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
孙小勇带的队员在全国少年田径锦标赛中拿了二百米金牌，成绩不错。孙小勇给孙大勇打电话，声音比平时高了半度。
“爸！我徒弟拿了金牌！”
“你带出来的？”
“那当然！”
孙大勇拿着手机走到窗前，看了一会儿对面还在长高的龙华工地。“好，好，你教得好。”
小李在旁边听着，笑了。她拿起遥控器把电视调成静音，整个客厅只剩下孙大勇一句“好好教，别把好苗子练伤了”。
两千零四年夏天，林芝第一次去了周念恩设计的那栋楼。楼已经封顶，正在做外墙装修。幕墙是周念恩设计的那个拉通方案，干净利落，在阳光下反射着浅蓝色的光。林芝站在楼下，仰头看着，脖颈酸了他才低头，然后对身边的周念恩说：“还行。”
周念恩笑了笑，“林叔，您这一句还行，比我爸那句还行值钱多了。”
林芝也笑了。“你爸那是夸你，你不懂。”
“我不懂？”
“他那个人，说还行就是很好了。”
周念恩想起他爸这辈子的口头禅，“还行”就是最高评价。
刘建芳在上海开第三家店时患了带状疱疹。她一个人在医院挂水，手机放在膝盖上，屏幕亮了无数次，都是工作消息。她挑了几条回了，剩下的没再打开。王凤娟打电话来，听她声音不对劲，知道了也不多问，只说“建芳你别太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刘建芳挂了电话，眼泪落了下来。
理发店老板娘飞过去看她，带着老母鸡炖的汤。她看着刘建芳手上密密麻麻的针眼，说你看看你，一个人多辛苦，刘建芳摇头。
“不辛苦。”
“你这还叫不辛苦？”
“我喜欢做旗袍。做旗袍就不辛苦。生病是另一回事。”刘建芳靠着病床的枕头，隔着窗户看着上海灰蒙蒙的天。
理发店老板娘掀开保温桶盖子，倒出一碗热乎乎的鸡汤递到她手里。“你呀，就是太要强了。”
刘建芳喝着汤，没反驳，也没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