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庙儿沟
1984年,北京,烟袋胡同。
贺守山在床上醒来,床上只有他一个人,陈墨生不见了。
院子里,杨大伯和杨大婶两口子也已经起床,正在吃早饭。杨大婶一边喝汤,一边问:“那个陕西的,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大伯摇摇头,低声说:“闹不好是脑子的问题。”
杨大婶又私私窃窃地问他:“你昨晚在他门口,真听见他在哭啊?”
杨大伯吃的豆腐脑,说:“是啊,一边哭一边说话,就是听不清说的什么。”
“昨晚在铺子里吃饭的时候就这样,一个人点那么多菜,坐在那也是又说又笑自言自语,问我要两只酒杯,还把酒往地上倒。”
杨大婶:“昨晚回来后,我也在窗外听见他自言自语,弄不好真是脑子有问题,唉……”
吃完饭,她把桌上收拾了一下,就出门了,去火车站方向揽客。关门时,门轴转动拖出长长的唱腔。
贺守山坐在床上,看着狼藉的桌面,两只空酒杯放在上面,被阳光照得反射出刺眼的光。
这是1984年的阳光。
这一年,柏林墙尚未坍塌,非洲大饥荒持续恶化,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苏联十月大阅兵,成了解体前最后的辉煌。
这一年,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二号卫星,五星红旗首次插上南极,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斩获首枚奥运金牌,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传遍全国。
1984年的地球上发生了好多事,中国处于腾飞的预备阶段,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激昂气象。
而对于这一切,对于这个近乎崭新的世界发生的一切,陈墨生再也没有机会知晓。
全聚德的包厢。
贺守山:“陈墨生现在在干什么呢?”
李俊英怔住地看着贺守山,凄然道:“你不知道吗?墨生已经死了,死在纽约。”
陈墨生在纽约的十几年,长期笔耕不辍,始终致力于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最后因长期伏案写作积劳成疾,三年前在寓所溘然长逝。
他死后,友人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一份手稿,不忍其被埋没,联系出版社出版了,书名叫《庙儿沟》。
李俊英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后,把当年知青中还在北京的都叫出来聚了聚,算是陈墨生的追思会。
如今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事业,散落在社会各阶层,共同话题其实不多,但只要提起插队时光,就有说不完的话。在大学当教授的不文气了,坐机关的也不端着了,或坐或卧,就像又回到了庙儿沟那口窑洞。
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总会在某个时候翻江倒海,冲破理智的长堤,在岁月里泛滥成灾。
他们说到陈墨生,谈到他的英年早逝,谈到他遗作中那个秘而不宣的爱人。
他们从回忆去找那人的线索,竟都不知道那是谁,记忆中陈墨生从没有和哪个女知青或者村子里的姑娘走得近。
于是他们认为,那只是陈墨生在那段贫苦岁月中的浪漫幻想,是他作为作家的虚构本领,是他重病弥留之际进入了虚实难辨的含混珍域。
大家都为陈墨生的死感到难过,说他还那么年轻,不到四十岁就死了。
当时李俊英喝着酒,觉得这事儿真奇怪。
不到四十如果死了,别人会说你还那么年轻。可如果还活着,别人会说你已经不年轻了。
早就不年轻了,他们这代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大半生全消耗在无谓的动荡和困顿中。如今人到中年,谈起过去只剩无尽的感慨。
只有那片黄土高坡万年不变,看什么都淡然。不知道它还记不记得十多年前,曾有一群青年闹哄哄地来过,在它那里奉献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贺守山也读了《庙儿沟》,他认识的字不多,明霞在旁边就问明霞,明霞不在家自己查字典,居然也读完了。他知道陈墨生写的那个人是自己,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国内出版社用的是“她”。
人无法幻想出认知以外的事物,他幻想中和陈墨生的交谈,素材都来自这本书。
书中有一个词让贺守山觉得很陌生,他问明霞:“地铁是个啥?”
明霞:“地铁就是地下铁路嘛,就是,就是火车在地底下跑嘛。”
1984年9月,北京开放了地铁2号线,全长23公里。
其实北京在1965年就有了地铁,不过那时地铁还是战备工程,不是公共交通。
直到2号线开放,北京人也没用把地铁当公共交通。大家出行都骑自行车,街上私家车极少,公交从不堵车,票价昂贵的地铁并不是人们的出行选择,更像是景点供人体验。
贺守山买了票,也坐了一回地铁,他真的想不明白火车为什么能在地底下跑。直到他坐在座位上,听着地铁运行的咣当声响。想着陈墨生,也曾这样在地球另一端的地下穿行。
地铁飞驰带出呼啸的风,像一声隐于黑暗的绵长叹息,贺守山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
陈墨生,这一辈子怎么这么难啊……
贺守山这趟来北京确实是办护照,他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北京申请护照,每次都被拒绝。这时候出国的人只有两个原因,留学和公干,资料复杂,手续繁琐。
他想去美国,其实几乎算是一个天方夜谭般的臆想。
贺守山去不了美国,他能去到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这次护照申请又被拒了。1984年的阳光清澈如水,街上人流匆匆,贺守山拎着行李,从烟袋胡同去火车站,准备回庙儿沟了。
离开北京,走太原,坐火车,到西安,转大巴,搭牛车。
贺守山坐在牛车上,两条腿晃啊晃,天上燃着火烧云,那形状不断变化,像一叶扁舟上面放了一坛酒。
有人站在坡上唱歌,声音嘹亮浑厚,穿过了山梁和沟壑。
“山挡不住……云彩~
树挡不住……风~
神仙挡不住……人想人~”
牛车停了,最后一段路要自己走,贺守山从牛车上下来,拎着包继续往前。黄土高坡的风吹着他渐生的白发,他脚步越来越轻快,衰老从身上滑落,宛如蜕皮,他好像又回到十八岁。
趟过两条河,再越过三个坡,然后就到了庙儿沟。
陈墨生就在窑洞门口等他。
后记:
贺守山在62岁那年终于去了美国,明霞报了一个老年旅行团,陪他一起去的。
在纽约的一处公墓,贺守山终于和陈墨生重逢了,距离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过了42年。
2026年,现代作家陈墨生的《庙儿沟》再版,这个版本的后记中,增添了手稿里一段之前没有被收录过的一段文字。
“时光荏苒,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年从未摆脱过离开国家的痛苦,我最怀念的除了北京就是庙儿沟,那里有我的少年时代。”
“可庙儿沟太远了,我只能无数次在梦里回去。离开北京,走太原,坐火车,到西安,转大巴,搭牛车。趟过两条河,再越过三个坡,就到了庙儿沟。”
“如今身陷异邦,病残此身,今生也许都无法再回祖国。如果你们谁经过那片土地,请帮我带一句话,给那座山,那个人,告诉她分开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想她。”
这些贺守山都不知道了,他太老了,耳朵听不清,眼睛也花,几乎看不清书上的字。跟贺守山年龄差不多的人都过世了,时间一声不响,抹掉了这一茬人,就剩下个贺守山。
明霞前年过世的,走时也花甲了,她毕业后就在西安定居,去世时儿孙满堂。大概在二十年前开始,她就好几次提出接贺守山去西安,说留他一个人孤寡在庙儿沟不放心,但都被贺守山拒绝了。
贺守山还留在黄土地,住在窑洞里,放羊,种田。他身体硬朗得很,看起来能活到一百岁的样子。他这绵长的一生,也许在出生时就注定。
算命的白瞎子,你当年是不是相命的时候相出了什么所以才给他取了这个名字?
贺守山,真的守了一辈子山。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就是毫无道理,也永远不可能有人给贺守山解释得清楚,“he”为什么要被翻译成“她”。
他就是带着这样的糊涂和不明白,继续过自己这绵长的一生,每天到山梁上放羊,羊群像撒出去的珍珠,唱他永远也唱不完的信天游。
慢慢的,他的记忆随着衰老变得模糊,像一封被水洗过的长信,记不清是谁寄来的,也记不清上面都写了什么。
再后来,贺守山脑子里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下雪,陈墨生总是从一片大雪中回来,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贺守山跟他说话,问他:你没有死吗?你又回来了吗?
陈墨生总不回答,他只是在贺守山的脑海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庙儿沟。
—完—
贺守山在床上醒来,床上只有他一个人,陈墨生不见了。
院子里,杨大伯和杨大婶两口子也已经起床,正在吃早饭。杨大婶一边喝汤,一边问:“那个陕西的,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大伯摇摇头,低声说:“闹不好是脑子的问题。”
杨大婶又私私窃窃地问他:“你昨晚在他门口,真听见他在哭啊?”
杨大伯吃的豆腐脑,说:“是啊,一边哭一边说话,就是听不清说的什么。”
“昨晚在铺子里吃饭的时候就这样,一个人点那么多菜,坐在那也是又说又笑自言自语,问我要两只酒杯,还把酒往地上倒。”
杨大婶:“昨晚回来后,我也在窗外听见他自言自语,弄不好真是脑子有问题,唉……”
吃完饭,她把桌上收拾了一下,就出门了,去火车站方向揽客。关门时,门轴转动拖出长长的唱腔。
贺守山坐在床上,看着狼藉的桌面,两只空酒杯放在上面,被阳光照得反射出刺眼的光。
这是1984年的阳光。
这一年,柏林墙尚未坍塌,非洲大饥荒持续恶化,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苏联十月大阅兵,成了解体前最后的辉煌。
这一年,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二号卫星,五星红旗首次插上南极,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斩获首枚奥运金牌,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传遍全国。
1984年的地球上发生了好多事,中国处于腾飞的预备阶段,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激昂气象。
而对于这一切,对于这个近乎崭新的世界发生的一切,陈墨生再也没有机会知晓。
全聚德的包厢。
贺守山:“陈墨生现在在干什么呢?”
李俊英怔住地看着贺守山,凄然道:“你不知道吗?墨生已经死了,死在纽约。”
陈墨生在纽约的十几年,长期笔耕不辍,始终致力于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最后因长期伏案写作积劳成疾,三年前在寓所溘然长逝。
他死后,友人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一份手稿,不忍其被埋没,联系出版社出版了,书名叫《庙儿沟》。
李俊英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后,把当年知青中还在北京的都叫出来聚了聚,算是陈墨生的追思会。
如今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事业,散落在社会各阶层,共同话题其实不多,但只要提起插队时光,就有说不完的话。在大学当教授的不文气了,坐机关的也不端着了,或坐或卧,就像又回到了庙儿沟那口窑洞。
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总会在某个时候翻江倒海,冲破理智的长堤,在岁月里泛滥成灾。
他们说到陈墨生,谈到他的英年早逝,谈到他遗作中那个秘而不宣的爱人。
他们从回忆去找那人的线索,竟都不知道那是谁,记忆中陈墨生从没有和哪个女知青或者村子里的姑娘走得近。
于是他们认为,那只是陈墨生在那段贫苦岁月中的浪漫幻想,是他作为作家的虚构本领,是他重病弥留之际进入了虚实难辨的含混珍域。
大家都为陈墨生的死感到难过,说他还那么年轻,不到四十岁就死了。
当时李俊英喝着酒,觉得这事儿真奇怪。
不到四十如果死了,别人会说你还那么年轻。可如果还活着,别人会说你已经不年轻了。
早就不年轻了,他们这代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大半生全消耗在无谓的动荡和困顿中。如今人到中年,谈起过去只剩无尽的感慨。
只有那片黄土高坡万年不变,看什么都淡然。不知道它还记不记得十多年前,曾有一群青年闹哄哄地来过,在它那里奉献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贺守山也读了《庙儿沟》,他认识的字不多,明霞在旁边就问明霞,明霞不在家自己查字典,居然也读完了。他知道陈墨生写的那个人是自己,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国内出版社用的是“她”。
人无法幻想出认知以外的事物,他幻想中和陈墨生的交谈,素材都来自这本书。
书中有一个词让贺守山觉得很陌生,他问明霞:“地铁是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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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9月,北京开放了地铁2号线,全长23公里。
其实北京在1965年就有了地铁,不过那时地铁还是战备工程,不是公共交通。
直到2号线开放,北京人也没用把地铁当公共交通。大家出行都骑自行车,街上私家车极少,公交从不堵车,票价昂贵的地铁并不是人们的出行选择,更像是景点供人体验。
贺守山买了票,也坐了一回地铁,他真的想不明白火车为什么能在地底下跑。直到他坐在座位上,听着地铁运行的咣当声响。想着陈墨生,也曾这样在地球另一端的地下穿行。
地铁飞驰带出呼啸的风,像一声隐于黑暗的绵长叹息,贺守山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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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守山去不了美国,他能去到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这次护照申请又被拒了。1984年的阳光清澈如水,街上人流匆匆,贺守山拎着行李,从烟袋胡同去火车站,准备回庙儿沟了。
离开北京,走太原,坐火车,到西安,转大巴,搭牛车。
贺守山坐在牛车上,两条腿晃啊晃,天上燃着火烧云,那形状不断变化,像一叶扁舟上面放了一坛酒。
有人站在坡上唱歌,声音嘹亮浑厚,穿过了山梁和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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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停了,最后一段路要自己走,贺守山从牛车上下来,拎着包继续往前。黄土高坡的风吹着他渐生的白发,他脚步越来越轻快,衰老从身上滑落,宛如蜕皮,他好像又回到十八岁。
趟过两条河,再越过三个坡,然后就到了庙儿沟。
陈墨生就在窑洞门口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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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守山在62岁那年终于去了美国,明霞报了一个老年旅行团,陪他一起去的。
在纽约的一处公墓,贺守山终于和陈墨生重逢了,距离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过了42年。
2026年,现代作家陈墨生的《庙儿沟》再版,这个版本的后记中,增添了手稿里一段之前没有被收录过的一段文字。
“时光荏苒,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年从未摆脱过离开国家的痛苦,我最怀念的除了北京就是庙儿沟,那里有我的少年时代。”
“可庙儿沟太远了,我只能无数次在梦里回去。离开北京,走太原,坐火车,到西安,转大巴,搭牛车。趟过两条河,再越过三个坡,就到了庙儿沟。”
“如今身陷异邦,病残此身,今生也许都无法再回祖国。如果你们谁经过那片土地,请帮我带一句话,给那座山,那个人,告诉她分开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想她。”
这些贺守山都不知道了,他太老了,耳朵听不清,眼睛也花,几乎看不清书上的字。跟贺守山年龄差不多的人都过世了,时间一声不响,抹掉了这一茬人,就剩下个贺守山。
明霞前年过世的,走时也花甲了,她毕业后就在西安定居,去世时儿孙满堂。大概在二十年前开始,她就好几次提出接贺守山去西安,说留他一个人孤寡在庙儿沟不放心,但都被贺守山拒绝了。
贺守山还留在黄土地,住在窑洞里,放羊,种田。他身体硬朗得很,看起来能活到一百岁的样子。他这绵长的一生,也许在出生时就注定。
算命的白瞎子,你当年是不是相命的时候相出了什么所以才给他取了这个名字?
贺守山,真的守了一辈子山。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就是毫无道理,也永远不可能有人给贺守山解释得清楚,“he”为什么要被翻译成“她”。
他就是带着这样的糊涂和不明白,继续过自己这绵长的一生,每天到山梁上放羊,羊群像撒出去的珍珠,唱他永远也唱不完的信天游。
慢慢的,他的记忆随着衰老变得模糊,像一封被水洗过的长信,记不清是谁寄来的,也记不清上面都写了什么。
再后来,贺守山脑子里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下雪,陈墨生总是从一片大雪中回来,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贺守山跟他说话,问他:你没有死吗?你又回来了吗?
陈墨生总不回答,他只是在贺守山的脑海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庙儿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