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等我回来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
————
清晨的海边，雾气还没有散尽。
几辆车停在民宿门口的碎石停车场上，车灯在雾气里打出两束昏黄的光，像两只困倦的眼睛。行李已经搬得差不多了，后备箱一个接一个地合上，沉闷的声响在安静的早晨里格外清晰。
陈浚铭最后一个从民宿里出来，背着一个双肩包，手里还拎着一个纸袋——里面是昨晚没吃完的零食，陈薇娅塞给他的，说“路上吃，别饿着”。
他走到杨博文身边，把纸袋往他面前晃了晃，“哥，你要不要拿点？”
杨博文看了一眼纸袋里的东西——薯片、果冻、几块巧克力，还有一包不知道谁放进去的话梅糖。他伸手拿了一颗话梅糖，剥开糖纸塞进嘴里，酸酸甜甜的味道在舌尖化开。
“走吧，”他说，“该回去了。”
这句话说得很平淡，但所有人都听出了里面的分量。
该回去了。
回到那个有规矩、有压力、有责任的城市。
回到那个他们必须扮演各自角色的地方。
车子发动的声音此起彼伏。张桂源站在自己的车旁边，对着所有人挥了挥手，笑容还是那种傻乎乎的热烈，“到了发消息啊！都给我报平安！”
“你管好你自己吧。”张函瑞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嘴上不饶人，手上却比了个OK的手势。
陈思罕已经坐进了副驾驶，摇下车窗，对着左奇函的方向看了一眼。两个人的目光在雾气中对上，谁也没说话，但好像什么都说了。
左奇函微微点了点头。
陈思罕也点了点头，然后摇上车窗。
车队开始一辆接一辆地驶出停车场，驶上那条沿着海岸线蜿蜒的公路。清晨的海面灰蒙蒙的，浪花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声响，像是在为他们的离开打着拍子。
左奇函的车在最后面。
他坐在后座，靠着车窗，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海岸线。雾气越来越淡，天光越来越亮，太阳从海平面的尽头升起来了，金红色的光铺满了整个海面，晃得他微微眯起眼睛。
他想起昨晚的月亮。
想起露台上的海风。
想起陈思罕说的“你得争”。
想起张桂源说的“永远幸福”。
想起自己问的那句“我该怎么办”。
现在他知道答案了。
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空荡荡的手腕。他把自己的手串，戴在了杨博文手上，那个白玉手串碎了，但那个位置——那个被珠子磨得微微发亮的皮肤——还在。像一道看不见的疤，或者一个看不见的承诺。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
屏幕上是一条消息，来自杨博文。
——“到了告诉我。”
五个字。没有表情，没有多余的标点，就像杨博文这个人一样，干净，克制，不露声色。
但左奇函知道，这五个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人在等他。意味着他必须回去。意味着——他不能输。
他打了两个字：“好。”
又删了。
重新打了四个字：“等我回来。”
发送。
消息显示已读。对方正在输入的小点跳了几下，然后停了，然后又跳了几下。
最后收到的回复是：
——“嗯。”
一个字。
但左奇函看着这个字，忽然笑了。
他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嘴角的弧度一直没落下去。
车窗外的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金色的光穿过雾气，照在高速公路的沥青路面上，照在飞驰的车身上，照在每一个人各自奔赴的方向上。
城市的天际线重新出现在视野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高楼，立交桥，川流不息的车流，还有那层薄薄的、永远散不尽的灰色——这座城市的标配。
陈浚铭背着双肩包从出租车里钻出来，站在学校门口，仰头看了一眼那个写着校名的石刻匾额。
劳动节假期结束了。
三天，过得像三分钟。
他往里走，门口的保安大叔认识他，冲他点了点头，“回来了？”
“回来了。”他笑着应了一声，刷卡进校。
校园里很安静，大部分学生还没有返校，只有几个穿着球服的男生在操场上踢球，足球撞击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操场上回荡。
他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先在校园里走了一圈。
走过教学楼——三楼的第三间教室，杨博文以前上过课的地方。他听张函瑞说过，杨博文坐靠窗的位置，桌上永远堆着最高的书，下课的时候别人都出去玩了，杨博文也会在阳台上发呆。
走过图书馆——门口的宣传栏里还贴着表彰名单，杨博文的名字在最上面，优秀毕业生，照片里的少年眉目清隽，嘴角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
陈浚铭站在宣传栏前面看了很久，直到一个路过的老师问他“同学你找谁”，他才回过神来，摇摇头说“不找谁”，然后走了。
走过操场——就是那个接力赛的操场。跑道重新画过了，崭新的白色线条在红色的塑胶跑道上格外醒目。他站在跑道边上，想象着很多年前，一个少年从这里跑过，逆着光，冲过终点线，笑得无比灿烂。
他没看见。
但他在心里看见了。
“你要好好的。”他低声说了一句，也不知道在对谁说。
然后他转身，朝教室走去。
步子比来的时候快了很多。
张桂源觉得自己可能上当了。
“什么叫我接手？不是说好了先跟着学的吗？”
他站在自家公司的会议室里，面前是一摞比他小腿还高的文件，旁边还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数据和报表。
他爸坐在会议桌的另一头，端着一杯茶，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跟着学？你跟了三年了，还要跟到什么时候？”
“我——”
“你今年多大了？”他爸打断他。
“……二十六。”
“我二十六的时候，你爷爷已经把三个分公司交给我管了。”他爸放下茶杯，看着他，眼神说不上严厉，但也绝对算不上温柔，“张家就你一个儿子，这些迟早是你的。早一天接手，早一天安心。”
张桂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是“哦”了一声。
他爸走后，他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对着那摞文件发了好一会儿呆。
然后他掏出手机，拍了一张文件堆的照片，发到他们的小群里。
张桂源：[图片] 救命。
张函瑞：恭喜，恭喜你终于被正式拉壮丁了
张桂源：你别幸灾乐祸，你画展准备得怎么样了？
张函瑞：……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左奇函：你们两个的对话，像两个即将上刑场的人在互相打气
张桂源：你闭嘴吧，你才是最惨的那个
张桂源发了这条消息之后，群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张函瑞发了一个省略号。
左奇函没有回复。
张桂源看着屏幕，忽然有点后悔自己说了那句话。他不太会说话，经常说错话，但这个人的心是热的，比谁的都热。他盯着左奇函的头像看了几秒，想了想，又打了一行字。
张桂源：左奇函，不管你要干什么，我站你这边。我说过的，算数。
这一次，左奇函回了。
左奇函：知道了。好好看你的文件吧，张总。
张桂源看着“张总”两个字，嘴角抽了一下，又忍不住笑了。他把手机扣在桌上，深吸一口气，翻开第一份文件。
第一页是公司的组织架构图，密密麻麻的框框和线条，像一张网。
他拿起笔，在空白处画了一个小人，旁边写了两个字：“加油。”
然后他开始看。
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很慢，但很认真。
张函瑞的画室在城东的一个创意园区里，是一间改造过的老厂房，层高很高，北面是一整面墙的玻璃窗，光线均匀而柔和。
此刻，这间画室里到处都是画。
墙上挂着的，地上靠着的，画架上正在进行的，角落里堆着的一摞摞——有的画完了，有的画了一半，有的只是在画布上涂了几笔底色，连轮廓都没有。
张函瑞站在画架前，手里拿着调色板，对着面前的画布已经站了快一个小时了。
一笔都没动。
画布上是一幅已经画了大半的作品——一片海，夜晚的海。深蓝色的海面上有一道月亮的倒影，银白色的，碎碎的，像是谁把一把碎银子洒在了水面上。
右下角有一行很小的字，是他某天深夜写上去的：“月光照在海上，照在所有人身上。”
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调色板放在旁边的桌子上，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园区里很安静，远处有人在放音乐，听不清是什么歌，只有模糊的旋律飘过来。
他想起张桂源说的“画展准备得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
或者说——他不知道该怎么样。
这些画，都是他这三年画的。三年，三十几幅作品，有好的有坏的，有他自己满意的，也有他想烧掉的。画展的主办方说“选十幅就好”，可他在这三十几幅里挑来挑去，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呢？
他靠在窗框上，仰头看着天空。城里的天空看不到星星，只有灰蒙蒙的一片，和那片海边的夜空完全不一样。
那片海边的夜空，有月亮，有星星，有风，有笑声，有那些他认识了很多年的人。
他忽然有点想画点什么了。
他回到画架前，换了一块新的画布，拿起炭笔，开始打草稿。
没有想太多，手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动。
线条在白色的画布上延展开来——不是一个轮廓，是几个。几个人的背影，站在露台上，肩并着肩，面朝一片看不到边际的海。
海面上有一轮月亮。
很大，很圆，很亮。
陈思罕的大学在城市的另一端，金融学院的楼是新建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气派得像个写字楼。
他背着书包走进教学楼的时候，正好碰到同组的同学。
“陈思罕！假期过得怎么样？”
“还行。”他微微点头，礼貌但不热情。
“你看到这学期的小组作业题目了吗？‘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与治理’，我天，这个题目也太大了。”
陈思罕的脚步顿了一下。
家族企业的传承与治理。
他“嗯”了一声，没有多说什么，走进教室，坐在靠窗的位置——最后一排，角落里，不太引人注意。
老师进来了，开始上课。PPT一页一页地翻，讲的都是些课本上的理论：委托代理问题、董事会结构、职业经理人制度……
陈思罕听着听着，忽然觉得这些词离他很远，又离他很近。
他拿出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在顶部写下今天的日期，然后写下了课程题目。
但他没有记笔记。
他在那行字下面，写了三个字。
左奇函。
然后又写了三个字。
杨博文。
然后他看着这六个字，看了很久。
他把这一页纸撕下来，折了两折，塞进口袋里。
然后他重新翻开新的一页，开始认真记笔记。
笔记记得很好。工工整整，条理清晰，和以前一模一样。
但他的口袋里，多了一张折好的纸。
杨博文的律所在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二十三层，视野开阔，能看到半个城市的天际线。
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桌上已经堆了好几个文件夹。助理小何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汇报：
“杨律师，您假期前接的那个案子，当事人今天早上又打电话来了，问进度。还有一个新案子，是陈女士的，所里说让您接手——”
“陈女士？”杨博文放下公文包，转过身，“哪个陈女士？”
“陈薇娅女士。她的母亲——”小何翻了翻手里的笔记本，“陈女士的母亲涉及一起……呃，怎么说呢，情况比较复杂。据说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可能需要先做精神鉴定。”
杨博文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拿文件夹的手停了一秒。
“把卷宗给我。”
小何递过来一个牛皮纸袋，不算厚，但封口处盖了好几个红色的印章，意味着这个案子的敏感程度不低。
杨博文拆开封口，抽出里面的材料，开始看。
第一页是基本情况说明。
当事人：陈母（化名），女，五十二岁。
案由：涉嫌……后面是一串法律术语，杨博文扫了一眼就明白了。
他继续往下翻。第二页是初步调查记录，第三页是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第四页——
第四页是一份手写的信件复印件，字迹潦草，有些地方墨迹晕开了，看不太清楚。但有几行字被用红笔圈了出来：
“我没有疯。你们都说我疯了，可是我没有。我只是想说出真相。这个真相太大了，大到他们宁愿让我疯掉，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杨博文放下材料，沉默了一会儿。
“陈薇娅知道这些吗？”他问。
“知道。就是她委托的。”小何犹豫了一下，“她说……她说她不相信她妈妈疯了。她说她妈妈是被人逼疯的。”
被人逼疯的。
杨博文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安排一下，”他说，“我要见当事人。”
“现在吗？”
“尽快。”
小何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杨博文一个人。他站在落地窗前，看着窗外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流如织，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相要捍卫。
他想起陈薇娅昨晚的样子——坐在沙发上，抱着冰可乐，笑着跟陈浚铭讲他小时候的事。她的笑容那么明亮，那么轻松，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快乐的女孩。
但她的母亲，正在某个地方，被人说“疯了”。
而她说：“我没有疯。我只是想说出真相。”
杨博文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来。
再睁开眼的时候，他的目光已经变得锐利而坚定。
他坐回办公桌前，拿起笔，在案子的文件夹封面上写下两个字：
接手。
然后他翻开手机，看了一眼左奇函发来的那条消息。
“等我回来。”
他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几秒，然后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扣在桌面上。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但那个“嗯”字，他是认真的。
等他回来。
————
清晨的海边，雾气还没有散尽。
几辆车停在民宿门口的碎石停车场上，车灯在雾气里打出两束昏黄的光，像两只困倦的眼睛。行李已经搬得差不多了，后备箱一个接一个地合上，沉闷的声响在安静的早晨里格外清晰。
陈浚铭最后一个从民宿里出来，背着一个双肩包，手里还拎着一个纸袋——里面是昨晚没吃完的零食，陈薇娅塞给他的，说“路上吃，别饿着”。
他走到杨博文身边，把纸袋往他面前晃了晃，“哥，你要不要拿点？”
杨博文看了一眼纸袋里的东西——薯片、果冻、几块巧克力，还有一包不知道谁放进去的话梅糖。他伸手拿了一颗话梅糖，剥开糖纸塞进嘴里，酸酸甜甜的味道在舌尖化开。
“走吧，”他说，“该回去了。”
这句话说得很平淡，但所有人都听出了里面的分量。
该回去了。
回到那个有规矩、有压力、有责任的城市。
回到那个他们必须扮演各自角色的地方。
车子发动的声音此起彼伏。张桂源站在自己的车旁边，对着所有人挥了挥手，笑容还是那种傻乎乎的热烈，“到了发消息啊！都给我报平安！”
“你管好你自己吧。”张函瑞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嘴上不饶人，手上却比了个OK的手势。
陈思罕已经坐进了副驾驶，摇下车窗，对着左奇函的方向看了一眼。两个人的目光在雾气中对上，谁也没说话，但好像什么都说了。
左奇函微微点了点头。
陈思罕也点了点头，然后摇上车窗。
车队开始一辆接一辆地驶出停车场，驶上那条沿着海岸线蜿蜒的公路。清晨的海面灰蒙蒙的，浪花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声响，像是在为他们的离开打着拍子。
左奇函的车在最后面。
他坐在后座，靠着车窗，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海岸线。雾气越来越淡，天光越来越亮，太阳从海平面的尽头升起来了，金红色的光铺满了整个海面，晃得他微微眯起眼睛。
他想起昨晚的月亮。
想起露台上的海风。
想起陈思罕说的“你得争”。
想起张桂源说的“永远幸福”。
想起自己问的那句“我该怎么办”。
现在他知道答案了。
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空荡荡的手腕。他把自己的手串，戴在了杨博文手上，那个白玉手串碎了，但那个位置——那个被珠子磨得微微发亮的皮肤——还在。像一道看不见的疤，或者一个看不见的承诺。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
屏幕上是一条消息，来自杨博文。
——“到了告诉我。”
五个字。没有表情，没有多余的标点，就像杨博文这个人一样，干净，克制，不露声色。
但左奇函知道，这五个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人在等他。意味着他必须回去。意味着——他不能输。
他打了两个字：“好。”
又删了。
重新打了四个字：“等我回来。”
发送。
消息显示已读。对方正在输入的小点跳了几下，然后停了，然后又跳了几下。
最后收到的回复是：
——“嗯。”
一个字。
但左奇函看着这个字，忽然笑了。
他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嘴角的弧度一直没落下去。
车窗外的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金色的光穿过雾气，照在高速公路的沥青路面上，照在飞驰的车身上，照在每一个人各自奔赴的方向上。
城市的天际线重新出现在视野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高楼，立交桥，川流不息的车流，还有那层薄薄的、永远散不尽的灰色——这座城市的标配。
陈浚铭背着双肩包从出租车里钻出来，站在学校门口，仰头看了一眼那个写着校名的石刻匾额。
劳动节假期结束了。
三天，过得像三分钟。
他往里走，门口的保安大叔认识他，冲他点了点头，“回来了？”
“回来了。”他笑着应了一声，刷卡进校。
校园里很安静，大部分学生还没有返校，只有几个穿着球服的男生在操场上踢球，足球撞击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操场上回荡。
他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先在校园里走了一圈。
走过教学楼——三楼的第三间教室，杨博文以前上过课的地方。他听张函瑞说过，杨博文坐靠窗的位置，桌上永远堆着最高的书，下课的时候别人都出去玩了，杨博文也会在阳台上发呆。
走过图书馆——门口的宣传栏里还贴着表彰名单，杨博文的名字在最上面，优秀毕业生，照片里的少年眉目清隽，嘴角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
陈浚铭站在宣传栏前面看了很久，直到一个路过的老师问他“同学你找谁”，他才回过神来，摇摇头说“不找谁”，然后走了。
走过操场——就是那个接力赛的操场。跑道重新画过了，崭新的白色线条在红色的塑胶跑道上格外醒目。他站在跑道边上，想象着很多年前，一个少年从这里跑过，逆着光，冲过终点线，笑得无比灿烂。
他没看见。
但他在心里看见了。
“你要好好的。”他低声说了一句，也不知道在对谁说。
然后他转身，朝教室走去。
步子比来的时候快了很多。
张桂源觉得自己可能上当了。
“什么叫我接手？不是说好了先跟着学的吗？”
他站在自家公司的会议室里，面前是一摞比他小腿还高的文件，旁边还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数据和报表。
他爸坐在会议桌的另一头，端着一杯茶，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跟着学？你跟了三年了，还要跟到什么时候？”
“我——”
“你今年多大了？”他爸打断他。
“……二十六。”
“我二十六的时候，你爷爷已经把三个分公司交给我管了。”他爸放下茶杯，看着他，眼神说不上严厉，但也绝对算不上温柔，“张家就你一个儿子，这些迟早是你的。早一天接手，早一天安心。”
张桂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是“哦”了一声。
他爸走后，他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对着那摞文件发了好一会儿呆。
然后他掏出手机，拍了一张文件堆的照片，发到他们的小群里。
张桂源：[图片] 救命。
张函瑞：恭喜，恭喜你终于被正式拉壮丁了
张桂源：你别幸灾乐祸，你画展准备得怎么样了？
张函瑞：……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左奇函：你们两个的对话，像两个即将上刑场的人在互相打气
张桂源：你闭嘴吧，你才是最惨的那个
张桂源发了这条消息之后，群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张函瑞发了一个省略号。
左奇函没有回复。
张桂源看着屏幕，忽然有点后悔自己说了那句话。他不太会说话，经常说错话，但这个人的心是热的，比谁的都热。他盯着左奇函的头像看了几秒，想了想，又打了一行字。
张桂源：左奇函，不管你要干什么，我站你这边。我说过的，算数。
这一次，左奇函回了。
左奇函：知道了。好好看你的文件吧，张总。
张桂源看着“张总”两个字，嘴角抽了一下，又忍不住笑了。他把手机扣在桌上，深吸一口气，翻开第一份文件。
第一页是公司的组织架构图，密密麻麻的框框和线条，像一张网。
他拿起笔，在空白处画了一个小人，旁边写了两个字：“加油。”
然后他开始看。
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很慢，但很认真。
张函瑞的画室在城东的一个创意园区里，是一间改造过的老厂房，层高很高，北面是一整面墙的玻璃窗，光线均匀而柔和。
此刻，这间画室里到处都是画。
墙上挂着的，地上靠着的，画架上正在进行的，角落里堆着的一摞摞——有的画完了，有的画了一半，有的只是在画布上涂了几笔底色，连轮廓都没有。
张函瑞站在画架前，手里拿着调色板，对着面前的画布已经站了快一个小时了。
一笔都没动。
画布上是一幅已经画了大半的作品——一片海，夜晚的海。深蓝色的海面上有一道月亮的倒影，银白色的，碎碎的，像是谁把一把碎银子洒在了水面上。
右下角有一行很小的字，是他某天深夜写上去的：“月光照在海上，照在所有人身上。”
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调色板放在旁边的桌子上，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园区里很安静，远处有人在放音乐，听不清是什么歌，只有模糊的旋律飘过来。
他想起张桂源说的“画展准备得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
或者说——他不知道该怎么样。
这些画，都是他这三年画的。三年，三十几幅作品，有好的有坏的，有他自己满意的，也有他想烧掉的。画展的主办方说“选十幅就好”，可他在这三十几幅里挑来挑去，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呢？
他靠在窗框上，仰头看着天空。城里的天空看不到星星，只有灰蒙蒙的一片，和那片海边的夜空完全不一样。
那片海边的夜空，有月亮，有星星，有风，有笑声，有那些他认识了很多年的人。
他忽然有点想画点什么了。
他回到画架前，换了一块新的画布，拿起炭笔，开始打草稿。
没有想太多，手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动。
线条在白色的画布上延展开来——不是一个轮廓，是几个。几个人的背影，站在露台上，肩并着肩，面朝一片看不到边际的海。
海面上有一轮月亮。
很大，很圆，很亮。
陈思罕的大学在城市的另一端，金融学院的楼是新建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气派得像个写字楼。
他背着书包走进教学楼的时候，正好碰到同组的同学。
“陈思罕！假期过得怎么样？”
“还行。”他微微点头，礼貌但不热情。
“你看到这学期的小组作业题目了吗？‘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与治理’，我天，这个题目也太大了。”
陈思罕的脚步顿了一下。
家族企业的传承与治理。
他“嗯”了一声，没有多说什么，走进教室，坐在靠窗的位置——最后一排，角落里，不太引人注意。
老师进来了，开始上课。PPT一页一页地翻，讲的都是些课本上的理论：委托代理问题、董事会结构、职业经理人制度……
陈思罕听着听着，忽然觉得这些词离他很远，又离他很近。
他拿出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在顶部写下今天的日期，然后写下了课程题目。
但他没有记笔记。
他在那行字下面，写了三个字。
左奇函。
然后又写了三个字。
杨博文。
然后他看着这六个字，看了很久。
他把这一页纸撕下来，折了两折，塞进口袋里。
然后他重新翻开新的一页，开始认真记笔记。
笔记记得很好。工工整整，条理清晰，和以前一模一样。
但他的口袋里，多了一张折好的纸。
杨博文的律所在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二十三层，视野开阔，能看到半个城市的天际线。
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桌上已经堆了好几个文件夹。助理小何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汇报：
“杨律师，您假期前接的那个案子，当事人今天早上又打电话来了，问进度。还有一个新案子，是陈女士的，所里说让您接手——”
“陈女士？”杨博文放下公文包，转过身，“哪个陈女士？”
“陈薇娅女士。她的母亲——”小何翻了翻手里的笔记本，“陈女士的母亲涉及一起……呃，怎么说呢，情况比较复杂。据说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可能需要先做精神鉴定。”
杨博文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拿文件夹的手停了一秒。
“把卷宗给我。”
小何递过来一个牛皮纸袋，不算厚，但封口处盖了好几个红色的印章，意味着这个案子的敏感程度不低。
杨博文拆开封口，抽出里面的材料，开始看。
第一页是基本情况说明。
当事人：陈母（化名），女，五十二岁。
案由：涉嫌……后面是一串法律术语，杨博文扫了一眼就明白了。
他继续往下翻。第二页是初步调查记录，第三页是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第四页——
第四页是一份手写的信件复印件，字迹潦草，有些地方墨迹晕开了，看不太清楚。但有几行字被用红笔圈了出来：
“我没有疯。你们都说我疯了，可是我没有。我只是想说出真相。这个真相太大了，大到他们宁愿让我疯掉，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杨博文放下材料，沉默了一会儿。
“陈薇娅知道这些吗？”他问。
“知道。就是她委托的。”小何犹豫了一下，“她说……她说她不相信她妈妈疯了。她说她妈妈是被人逼疯的。”
被人逼疯的。
杨博文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安排一下，”他说，“我要见当事人。”
“现在吗？”
“尽快。”
小何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杨博文一个人。他站在落地窗前，看着窗外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流如织，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相要捍卫。
他想起陈薇娅昨晚的样子——坐在沙发上，抱着冰可乐，笑着跟陈浚铭讲他小时候的事。她的笑容那么明亮，那么轻松，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快乐的女孩。
但她的母亲，正在某个地方，被人说“疯了”。
而她说：“我没有疯。我只是想说出真相。”
杨博文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来。
再睁开眼的时候，他的目光已经变得锐利而坚定。
他坐回办公桌前，拿起笔，在案子的文件夹封面上写下两个字：
接手。
然后他翻开手机，看了一眼左奇函发来的那条消息。
“等我回来。”
他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几秒，然后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扣在桌面上。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但那个“嗯”字，他是认真的。
等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