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双生
一
谢衍这辈子记住的事情不多，但他记住了二十四岁生辰那夜的每一帧画面。
连空气里霉菌的味道都记得。
那是一条他走过无数次的巷子，夹在两条主干道之间，窄得只容得下两个人并肩。两侧的墙根长满了青苔，墙头上嵌着碎玻璃，在路灯的残光里像一排快要熄灭的星星。他靠在墙上，砖面的凉意隔着薄薄的衬衫渗进脊椎，像一根冰做的手指顺着脊沟往下划。
他从酒吧出来已经两个小时了。不对——他不太确定过了多久。时间在他胃里扭曲了，和那些兑了糖浆的威士忌搅在一起，变成一团温热的、不断翻涌的东西。他蹲下来，膝盖抵着胸口，后脑勺抵着墙。头顶那盏路灯坏了一盏，忽明忽暗地闪，每一次亮起来的时候都发出一声细微的“嗞”，像一只快要断气的萤火虫在做最后的挣扎。
他张了张嘴，胃里的东西涌到嗓子眼，又咽回去了。什么都没吐出来。
他已经空了很久了。不是胃空——是胸腔里那个该放着什么东西的位置，空了。像一间搬空了家具的房间，四壁白得刺眼，天花板上还吊着一颗孤零零的灯泡，吊在那儿，亮也不是，灭也不是。
他想起今天早上，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银行发来的生日祝福。他盯着那条短信看了五秒钟，然后划掉了。中午，部门的同事在群里接龙发了个蛋糕表情包，他回了个“谢谢”，大家就继续聊别的了。下午，他一个人去便利店买了个饭团，坐在公司楼下的台阶上吃。海苔是潮的，米饭是硬的，他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没有人忘记他的生日。因为根本没有人记得。
这两件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本来该记得但忘了，后者是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把这个日子装进过脑子里。前者是一扇被风吹上的门，后者是一面从来没有开过门的墙。他活了二十四年，一直在撞那面墙，撞得额头出了血，墙纹丝不动，连回声都没有。
他在孤儿院长大。院长嬷嬷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身上永远有一股樟脑丸和奶粉混在一起的气味。她叫他“衍哥儿”，用那种已经不太流行的旧式叫法，尾音拖得长长的，像一根被拉长的麦芽糖。衍哥儿——这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软绵绵的、含含糊糊的疼爱，像一件穿了太多年洗了太多次的旧棉袄，不暖和了，但你舍不得扔。
后来嬷嬷死了。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她从确诊到走只用了四十三天。谢衍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在那四十三天里每天放学都去医院，坐在病床边写作业。嬷嬷已经不太说得出话了，但每次他进来，她的眼珠还是会转过来，浑浊的、泛黄的虹膜里映出他的脸。他坐在那里写数学题，她躺在床上看着他。谁也不说话。病房里只有输液的滴答声和隔壁床电视机里放不完的肥皂剧。
嬷嬷走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孤儿院的天台上，腿悬在栏杆外面，看着底下的马路。车很少，隔很久才有一辆，车灯切开黑夜又合上。他在那里坐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他爬下来了。不是因为他不想死了，是因为他忽然发现——他甚至没有力气去死。死是需要力气的。活着也需要力气。他卡在中间，上不去下不来，像一颗嵌在墙缝里的石子，风从两边吹，它哪儿也去不了。
后来他考了大学。好大学。再后来他进了公司。好公司。再再后来——他发现自己还是那颗石子。换了面墙而已。墙还是墙，他还是他。他坐在工位上敲键盘，开会的时候发言，下班的时候刷卡，电梯里跟同事点头微笑。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体面。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灵魂像一件挂在二手店橱窗里的旧大衣，熨得整整齐齐，标签写得清清楚楚，路过的人看一眼，说一声“还不错”，然后走进隔壁的奶茶店。
没有人真正看见他。
不是“没注意到他”，是“看见他”。看见他这个人。看见他胸腔里那个空荡荡的房间。看见那颗嵌在墙缝里的石子。看见他不需要别人帮他做什么、说什么、解决什么——他只需要有人站在那面墙前面，说一句“我看见了，那颗石子在那儿，它哪儿也去不了，但我看见了”。
没有人。从来没有人。
所以他蹲在那条巷子里，后脑勺抵着墙，胃里的酸液一波一波地涌到喉咙口又退回去。他想起今天是自己二十四岁生日，想起早上那碗泡面里加了个荷包蛋，那是他自己给自己庆祝的唯一仪式。蛋黄煎破了，流了一锅底，面条变得黏糊糊的，他吃了几口就倒了。
他在想，如果他就这么蹲在这里，蹲到天亮，会怎么样？大概会被路过的人发现，叫个救护车，送到急诊室，洗胃，输液，然后精神科医生过来跟他谈话，问他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有没有想过伤害自己，需不需要开一些药。他会说没有，会说只是喝多了，会说对不起添麻烦了。然后他会出院，会继续上班，会继续刷卡，会继续在电梯里点头微笑。
一切都不会改变。
因为他连让别人为他担心的资格都没有。他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没有爱人。他是一个没有线牵着的人——别人放风筝，线断了，风筝掉下来，有人会去找。他是一朵没有根的云，风吹散了，连一场雨都下不了。
他笑了一下。不是苦笑，不是自嘲，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心底的、觉得这件事荒谬到了极点的笑。他活了二十四年，最后发现自己连死的理由都不够充分——不是不想死，是死了也没人在意，那死和活有什么区别？既然没区别，那活着好像也不亏。
他就这样蹲在墙根，嘴角挂着一个莫名其妙的笑容，头顶的路灯嗞嗞地闪，像一只快要断气的萤火虫。
然后那个声音落下来了。
“需要帮忙吗？”
不是那种深夜巷子里陌生人相遇时的警惕，也不是那种路过的敷衍。那个声音很低，低到像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又像是从头顶的路灯里渗出来的。带着点哑，不是烟嗓那种粗粝的哑，是弦乐器的哑——大提琴的弦松了半调，弓子搭上去的时候，声音不是亮的，是沉的，是往你胸腔里坠的，坠到最底下的那根肋骨上，震得那里隐隐发酸。
谢衍抬起头。
逆着那盏忽明忽暗的路灯，他看见一个人。
年轻男人。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穿一件黑色的薄毛衣，不是那种紧身的款式，是稍微宽松一点的，领口微微敞开，露出一小截锁骨。袖子卷到了小臂中段，小臂上有一道很淡的青筋，从腕骨延伸到肘弯，像是用极细的毛笔在皮肤底下画了一条线。手腕很瘦，骨节突出，线条利落得像一把折扇收起来的样子。
五官很深。眉骨高，像一道微微隆起的小山脊，眉尾收得干净利落。眼窝凹进去一块，灯光在那张脸上切出明暗分明的棱角——颧骨、鼻梁、下颌线，每一道线条都像是被人用炭笔反复描过，描到浓得化不开了才罢手。嘴唇很薄，上唇的唇峰弧度锐利，像用刀片削出来的。
他在笑。
嘴角微微上翘，左边比右边高那么一点点，所以那个笑容带着一点漫不经心的、懒洋洋的意味，像一只晒够了太阳的猫，眯着眼睛看你，你觉得它在看你，又觉得它什么都没看。但那个笑意没有到眼底——眼底是另一种东西。很深，很沉，像一口被落叶盖住的古井，你站在井口往下看，只能看见自己的倒影，但你知道底下有水，很凉的水，很久很久没有被人打上来过的水。
那种东西不像是第一次见面的人该有的。它像是注视了很久很久、等了很久很久、终于等到你抬起头的那一刻——然后他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压下去了，只留下一个嘴角微翘的、左边比右边高一点点的笑容。
“你是谁？”谢衍问。声音比他预想的要哑，像是嗓子里被人塞了一团棉花，泡过酒的棉花。
“路过的。”那人蹲下来。动作很慢，膝盖先弯，然后身体重心下沉，直到和他平视。蹲下来的那一瞬间，路灯的光正好亮了一次——嗞的一声，橘黄色的光铺在那张脸上，谢衍看见了他眼睛里自己的倒影。很小，很亮，像两颗被嵌在深棕色虹膜里的星星。
“你喝了多少？”
“不记得了。”
“走吧，”那人把手伸出来，“送你回去。”
那只手悬在他面前。
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得整整齐齐，甲床的形状很好看。掌心朝上，微微张开，像一朵慢慢打开的花。掌心的纹路很清晰，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三条主线又深又长，像是在掌心里刻了三道不会愈合的伤口。
谢衍看着那只手。
他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可能是三秒，可能是三十秒，可能是那条巷子里的路灯又闪了三个来回。他看着那只手，忽然觉得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涌。不是眼泪——眼泪是有温度的，那个东西是凉的，凉得他眼眶发酸，酸到鼻梁也跟着一起疼。
他说不清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太久没有人对他伸出手了。久到他几乎忘了被触碰是什么感觉。久到他以为“触碰”这件事是只存在于屏幕里的、别人的故事。久到他走在人群里被人撞了一下肩膀，第一反应不是“好痛”而是“原来我还在”。久到他坐在拥挤的地铁里，被人挤得前胸贴后背，他却觉得那些隔着衣服的碰撞不算触碰——那些人和他之间隔着一层布、一层皮、一层骨头、一层又一层他翻越不了的东西。
而这只手不一样。
这只手是朝他伸过来的。不是路过，不是顺便，不是出于礼貌或社交义务。这只手就是冲着他来的——掌心朝上，手指微张，五指自然分开，像一把为他量身定做的锁，等着一把叫做“谢衍”的钥匙插进去。
他握住了那只手。
掌心的温度传过来。温热的，但不是那种发烧的滚烫，是正常的、健康的、带着生命迹象的温热。三十六七度，和他自己的体温一样。但他觉得那个温度是从另一个星球传来的——那个星球上有空气、有水、有阳光，他在这颗星球上漂流了二十四年，终于有一只来自那颗星球的手伸过来，把他拉上了岸。
他握得很紧。紧到指节发白。紧到他能感觉到那只手的主人的脉搏——一下一下的，沉稳的，有力的，和他自己乱成一团的心跳完全不一样。
那人没有抽手。
就那么让他握着，蹲在他面前，路灯在他们头顶嗞嗞地闪。
“走吧，”那人又说了一遍，声音比刚才更轻了，像怕惊动什么似的，“我送你。”
谢衍站起来的时候腿软了一下。那人扶住了他的胳膊，手掌包着他的肘弯，力道不大，但稳得像一棵扎了很深很深的根的树。他靠着那棵树站稳了，抬头看了一眼天。天上有几颗星星，很淡，像被人用手指蘸了白颜料在黑色画布上随便点了几个点，点完了就不管了。
“你叫什么？”他问。
那人走在他左边，步伐不紧不慢，和他保持着半步的距离——不远不近，近了他会觉得被压迫，远了他会觉得被抛弃。半步。精确得像用尺子量过的。
“叫我阿九就行。”
“阿九？”他重复了一遍，觉得这两个字在舌尖上滚过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像一首很久以前听过但忘了名字的歌。
“对，阿九。”那人偏过头看了他一眼，路灯从侧面照过来，把他半张脸照得发亮，半张脸埋在阴影里。
“为什么叫这个？”
那人想了想。想的时候眉毛微微皱起来，眉心挤出两道很浅的竖纹。
“因为我比你大。”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甚至有点厚脸皮的笃定，“九是最大数，个位数里它最大。所以我什么都能替你兜着。”
谢衍看着他。他看起来也就二十四五岁，和他差不多大。
“你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
“说了是比你大。”那人弹了一下他的额头。指腹微凉，带着一点薄茧的粗糙感，力道却很轻，轻到像是用羽毛尖点了一下。那个动作太自然了，自然得像他们已经认识了很久。“别较真。”
谢衍的额头被弹过的地方留了一小块温热的触感。那块触感像一颗被种在皮肤底下的种子，他能感觉到它在生根，须根细细的、密密的，往他的神经末梢里钻。
他低下头，看着脚下被路灯拉长的影子。两条影子铺在地面上，一左一右，中间隔着一道窄窄的光。他忽然注意到一件事——那条影子，左边那条，轮廓清晰，边缘锐利，是真实的、有实体的影子。右边那条，阿九的影子，边缘是模糊的，像一幅被水打湿了的水彩画，颜色往外洇，洇到和黑夜融为一体。
他以为是灯光的原因。
他没有多想。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阿九。
一
谢衍这辈子记住的事情不多，但他记住了二十四岁生辰那夜的每一帧画面。
连空气里霉菌的味道都记得。
那是一条他走过无数次的巷子，夹在两条主干道之间，窄得只容得下两个人并肩。两侧的墙根长满了青苔，墙头上嵌着碎玻璃，在路灯的残光里像一排快要熄灭的星星。他靠在墙上，砖面的凉意隔着薄薄的衬衫渗进脊椎，像一根冰做的手指顺着脊沟往下划。
他从酒吧出来已经两个小时了。不对——他不太确定过了多久。时间在他胃里扭曲了，和那些兑了糖浆的威士忌搅在一起，变成一团温热的、不断翻涌的东西。他蹲下来，膝盖抵着胸口，后脑勺抵着墙。头顶那盏路灯坏了一盏，忽明忽暗地闪，每一次亮起来的时候都发出一声细微的“嗞”，像一只快要断气的萤火虫在做最后的挣扎。
他张了张嘴，胃里的东西涌到嗓子眼，又咽回去了。什么都没吐出来。
他已经空了很久了。不是胃空——是胸腔里那个该放着什么东西的位置，空了。像一间搬空了家具的房间，四壁白得刺眼，天花板上还吊着一颗孤零零的灯泡，吊在那儿，亮也不是，灭也不是。
他想起今天早上，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银行发来的生日祝福。他盯着那条短信看了五秒钟，然后划掉了。中午，部门的同事在群里接龙发了个蛋糕表情包，他回了个“谢谢”，大家就继续聊别的了。下午，他一个人去便利店买了个饭团，坐在公司楼下的台阶上吃。海苔是潮的，米饭是硬的，他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没有人忘记他的生日。因为根本没有人记得。
这两件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本来该记得但忘了，后者是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把这个日子装进过脑子里。前者是一扇被风吹上的门，后者是一面从来没有开过门的墙。他活了二十四年，一直在撞那面墙，撞得额头出了血，墙纹丝不动，连回声都没有。
他在孤儿院长大。院长嬷嬷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身上永远有一股樟脑丸和奶粉混在一起的气味。她叫他“衍哥儿”，用那种已经不太流行的旧式叫法，尾音拖得长长的，像一根被拉长的麦芽糖。衍哥儿——这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软绵绵的、含含糊糊的疼爱，像一件穿了太多年洗了太多次的旧棉袄，不暖和了，但你舍不得扔。
后来嬷嬷死了。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她从确诊到走只用了四十三天。谢衍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在那四十三天里每天放学都去医院，坐在病床边写作业。嬷嬷已经不太说得出话了，但每次他进来，她的眼珠还是会转过来，浑浊的、泛黄的虹膜里映出他的脸。他坐在那里写数学题，她躺在床上看着他。谁也不说话。病房里只有输液的滴答声和隔壁床电视机里放不完的肥皂剧。
嬷嬷走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孤儿院的天台上，腿悬在栏杆外面，看着底下的马路。车很少，隔很久才有一辆，车灯切开黑夜又合上。他在那里坐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他爬下来了。不是因为他不想死了，是因为他忽然发现——他甚至没有力气去死。死是需要力气的。活着也需要力气。他卡在中间，上不去下不来，像一颗嵌在墙缝里的石子，风从两边吹，它哪儿也去不了。
后来他考了大学。好大学。再后来他进了公司。好公司。再再后来——他发现自己还是那颗石子。换了面墙而已。墙还是墙，他还是他。他坐在工位上敲键盘，开会的时候发言，下班的时候刷卡，电梯里跟同事点头微笑。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体面。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灵魂像一件挂在二手店橱窗里的旧大衣，熨得整整齐齐，标签写得清清楚楚，路过的人看一眼，说一声“还不错”，然后走进隔壁的奶茶店。
没有人真正看见他。
不是“没注意到他”，是“看见他”。看见他这个人。看见他胸腔里那个空荡荡的房间。看见那颗嵌在墙缝里的石子。看见他不需要别人帮他做什么、说什么、解决什么——他只需要有人站在那面墙前面，说一句“我看见了，那颗石子在那儿，它哪儿也去不了，但我看见了”。
没有人。从来没有人。
所以他蹲在那条巷子里，后脑勺抵着墙，胃里的酸液一波一波地涌到喉咙口又退回去。他想起今天是自己二十四岁生日，想起早上那碗泡面里加了个荷包蛋，那是他自己给自己庆祝的唯一仪式。蛋黄煎破了，流了一锅底，面条变得黏糊糊的，他吃了几口就倒了。
他在想，如果他就这么蹲在这里，蹲到天亮，会怎么样？大概会被路过的人发现，叫个救护车，送到急诊室，洗胃，输液，然后精神科医生过来跟他谈话，问他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有没有想过伤害自己，需不需要开一些药。他会说没有，会说只是喝多了，会说对不起添麻烦了。然后他会出院，会继续上班，会继续刷卡，会继续在电梯里点头微笑。
一切都不会改变。
因为他连让别人为他担心的资格都没有。他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没有爱人。他是一个没有线牵着的人——别人放风筝，线断了，风筝掉下来，有人会去找。他是一朵没有根的云，风吹散了，连一场雨都下不了。
他笑了一下。不是苦笑，不是自嘲，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心底的、觉得这件事荒谬到了极点的笑。他活了二十四年，最后发现自己连死的理由都不够充分——不是不想死，是死了也没人在意，那死和活有什么区别？既然没区别，那活着好像也不亏。
他就这样蹲在墙根，嘴角挂着一个莫名其妙的笑容，头顶的路灯嗞嗞地闪，像一只快要断气的萤火虫。
然后那个声音落下来了。
“需要帮忙吗？”
不是那种深夜巷子里陌生人相遇时的警惕，也不是那种路过的敷衍。那个声音很低，低到像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又像是从头顶的路灯里渗出来的。带着点哑，不是烟嗓那种粗粝的哑，是弦乐器的哑——大提琴的弦松了半调，弓子搭上去的时候，声音不是亮的，是沉的，是往你胸腔里坠的，坠到最底下的那根肋骨上，震得那里隐隐发酸。
谢衍抬起头。
逆着那盏忽明忽暗的路灯，他看见一个人。
年轻男人。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穿一件黑色的薄毛衣，不是那种紧身的款式，是稍微宽松一点的，领口微微敞开，露出一小截锁骨。袖子卷到了小臂中段，小臂上有一道很淡的青筋，从腕骨延伸到肘弯，像是用极细的毛笔在皮肤底下画了一条线。手腕很瘦，骨节突出，线条利落得像一把折扇收起来的样子。
五官很深。眉骨高，像一道微微隆起的小山脊，眉尾收得干净利落。眼窝凹进去一块，灯光在那张脸上切出明暗分明的棱角——颧骨、鼻梁、下颌线，每一道线条都像是被人用炭笔反复描过，描到浓得化不开了才罢手。嘴唇很薄，上唇的唇峰弧度锐利，像用刀片削出来的。
他在笑。
嘴角微微上翘，左边比右边高那么一点点，所以那个笑容带着一点漫不经心的、懒洋洋的意味，像一只晒够了太阳的猫，眯着眼睛看你，你觉得它在看你，又觉得它什么都没看。但那个笑意没有到眼底——眼底是另一种东西。很深，很沉，像一口被落叶盖住的古井，你站在井口往下看，只能看见自己的倒影，但你知道底下有水，很凉的水，很久很久没有被人打上来过的水。
那种东西不像是第一次见面的人该有的。它像是注视了很久很久、等了很久很久、终于等到你抬起头的那一刻——然后他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压下去了，只留下一个嘴角微翘的、左边比右边高一点点的笑容。
“你是谁？”谢衍问。声音比他预想的要哑，像是嗓子里被人塞了一团棉花，泡过酒的棉花。
“路过的。”那人蹲下来。动作很慢，膝盖先弯，然后身体重心下沉，直到和他平视。蹲下来的那一瞬间，路灯的光正好亮了一次——嗞的一声，橘黄色的光铺在那张脸上，谢衍看见了他眼睛里自己的倒影。很小，很亮，像两颗被嵌在深棕色虹膜里的星星。
“你喝了多少？”
“不记得了。”
“走吧，”那人把手伸出来，“送你回去。”
那只手悬在他面前。
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得整整齐齐，甲床的形状很好看。掌心朝上，微微张开，像一朵慢慢打开的花。掌心的纹路很清晰，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三条主线又深又长，像是在掌心里刻了三道不会愈合的伤口。
谢衍看着那只手。
他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可能是三秒，可能是三十秒，可能是那条巷子里的路灯又闪了三个来回。他看着那只手，忽然觉得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涌。不是眼泪——眼泪是有温度的，那个东西是凉的，凉得他眼眶发酸，酸到鼻梁也跟着一起疼。
他说不清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太久没有人对他伸出手了。久到他几乎忘了被触碰是什么感觉。久到他以为“触碰”这件事是只存在于屏幕里的、别人的故事。久到他走在人群里被人撞了一下肩膀，第一反应不是“好痛”而是“原来我还在”。久到他坐在拥挤的地铁里，被人挤得前胸贴后背，他却觉得那些隔着衣服的碰撞不算触碰——那些人和他之间隔着一层布、一层皮、一层骨头、一层又一层他翻越不了的东西。
而这只手不一样。
这只手是朝他伸过来的。不是路过，不是顺便，不是出于礼貌或社交义务。这只手就是冲着他来的——掌心朝上，手指微张，五指自然分开，像一把为他量身定做的锁，等着一把叫做“谢衍”的钥匙插进去。
他握住了那只手。
掌心的温度传过来。温热的，但不是那种发烧的滚烫，是正常的、健康的、带着生命迹象的温热。三十六七度，和他自己的体温一样。但他觉得那个温度是从另一个星球传来的——那个星球上有空气、有水、有阳光，他在这颗星球上漂流了二十四年，终于有一只来自那颗星球的手伸过来，把他拉上了岸。
他握得很紧。紧到指节发白。紧到他能感觉到那只手的主人的脉搏——一下一下的，沉稳的，有力的，和他自己乱成一团的心跳完全不一样。
那人没有抽手。
就那么让他握着，蹲在他面前，路灯在他们头顶嗞嗞地闪。
“走吧，”那人又说了一遍，声音比刚才更轻了，像怕惊动什么似的，“我送你。”
谢衍站起来的时候腿软了一下。那人扶住了他的胳膊，手掌包着他的肘弯，力道不大，但稳得像一棵扎了很深很深的根的树。他靠着那棵树站稳了，抬头看了一眼天。天上有几颗星星，很淡，像被人用手指蘸了白颜料在黑色画布上随便点了几个点，点完了就不管了。
“你叫什么？”他问。
那人走在他左边，步伐不紧不慢，和他保持着半步的距离——不远不近，近了他会觉得被压迫，远了他会觉得被抛弃。半步。精确得像用尺子量过的。
“叫我阿九就行。”
“阿九？”他重复了一遍，觉得这两个字在舌尖上滚过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像一首很久以前听过但忘了名字的歌。
“对，阿九。”那人偏过头看了他一眼，路灯从侧面照过来，把他半张脸照得发亮，半张脸埋在阴影里。
“为什么叫这个？”
那人想了想。想的时候眉毛微微皱起来，眉心挤出两道很浅的竖纹。
“因为我比你大。”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甚至有点厚脸皮的笃定，“九是最大数，个位数里它最大。所以我什么都能替你兜着。”
谢衍看着他。他看起来也就二十四五岁，和他差不多大。
“你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
“说了是比你大。”那人弹了一下他的额头。指腹微凉，带着一点薄茧的粗糙感，力道却很轻，轻到像是用羽毛尖点了一下。那个动作太自然了，自然得像他们已经认识了很久。“别较真。”
谢衍的额头被弹过的地方留了一小块温热的触感。那块触感像一颗被种在皮肤底下的种子，他能感觉到它在生根，须根细细的、密密的，往他的神经末梢里钻。
他低下头，看着脚下被路灯拉长的影子。两条影子铺在地面上，一左一右，中间隔着一道窄窄的光。他忽然注意到一件事——那条影子，左边那条，轮廓清晰，边缘锐利，是真实的、有实体的影子。右边那条，阿九的影子，边缘是模糊的，像一幅被水打湿了的水彩画，颜色往外洇，洇到和黑夜融为一体。
他以为是灯光的原因。
他没有多想。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阿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