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清明
春分过后，白天一天比一天长。
谢以安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窗玻璃上已经不再有雾气了。江面的雾也散了，对岸的楼看得清清楚楚，连楼顶广告牌上的字都能辨认。柿子苗在阳台上待了快一个月，从十片叶子长到了十四片，茎秆粗了一圈，底部的老叶子颜色变深，顶上的新叶子还带着嫩绿。周渡不再每天蹲下来看它，但早上出门之前会在阳台上站一会儿，看它一眼。不是确认它还活着——它活得很好，不需要确认。是确认它还在那里。
三月下旬，画室新教室的墙面贴上了第二批画。陈乐的红猫旁边多了一只黄猫，是豆豆画的，两只猫并排蹲着，尾巴缠在一起。吴雨桐开始画第二幅——不再是湖，是江。她说画完了湖想试试画流动的水，谢以安教她怎么用不同方向的笔触表现水流的速度。赵一鸣画完松树之后开始画竹子，他用油画颜料画竹叶，一片一片地往上叠，说油画竹子比国画竹子厚，但风一吹的感觉更难画出来。小北没有画新的。他的大树靠在新教室墙根下，便签纸还贴在旁边，上面的字被蹭花了一点但还能看清——“从冬天画到春分，今天开始不画了”。他就坐在画室里看别人画。谢以安没催他。他说过画完这棵还有下一棵，但下一棵是什么，他还没想好。这中间的空当，他用来发呆、看窗外、帮豆豆调颜色、替糖糖洗画笔。这是他画了火车画了树之后第一次什么都不画。谢以安觉得这段空当和画画一样重要——人不是一直在往前走的。有时候需要停在原地，等下一件事自己找上门来。
周怀远的手时好时坏。好的时候端茶杯稳稳当当，浇花的时候水雾均匀，吃饭用右手拿筷子夹花生米都不掉。坏的时候右手握不住筷子，要换左手，浇花的水断成几截，端杯子两只手捧着。好的天数比坏的天数多，但坏的日子越来越不挑时候——不是只在阴天了，有时候大晴天手也会突然抖起来。他吃药的时间开始固定下来，饭前半小时，定好闹钟。闹钟是谢以安帮他设的，铃声调得很小，是默认的电子音，滴哩哩哩滴哩哩哩。药瓶放在餐桌上的牙签盒旁边，不藏在旧文件后面了。但他不提药的事。闹钟响了，他就从瓶子里倒出两粒，就着温水吞下去，然后把药瓶放回原处，整个过程安静得像在做一件不太光彩的事。谢以安和周渡都不问。不是不关心，是知道他不希望被问。
四月初，清明前一周，下了几场雨。不是冬天的毛毛雨，是春天的雨，下得痛快，一阵一阵地来，来的时候噼里啪啦打在窗玻璃上，走了之后江面上涨了一层，水流变急了。周怀远这几天的闹钟没响，他忘了设。不是忘了——谢以安看到他把闹钟关了。问他怎么不设闹钟了，他说这几天手不抖，不用吃。谢以安没有反驳他。晚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渡，周渡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天去问林医生，能不能把药停了。第二天周渡问了，林医生说绝对不能停，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停药会加速恶化，这几天手不抖可能是药物稳定起效了，不是病好了。周渡挂了电话之后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什么都没说。
清明前三天，小北上午没来画室。下午他推门进来，背的不是画筒，是一个旧的帆布书包，鼓鼓囊囊的。他在画架上铺开画纸，调了一种灰色的颜料，然后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是彩色的，边角磨白了，照片上是一棵树——不是他画过的那种大树，是一棵小树，树干只有手臂粗，树冠稀稀拉拉的。树下面站着一个老人，抱着一个小孩。小孩穿着红棉袄，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老人的另一只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个橘子。
“这是我爷爷。这是我们家以前院子里的树。”小北把照片放在画架旁边，调了一笔灰色，在纸上画了第一道线。“这棵树后来被砍了。我四岁还是五岁的时候，院子要盖房子，就砍了。爷爷走之前说，你小时候爱爬那棵树，我说你现在都画树，是不是想那棵树了。我说是。他说树没了你可以画，画了就有了。”
小北画了一整个下午。他画得很慢，不像画那棵大树时那么用力。那棵大树的树皮是粗粝的，裂纹是一笔一笔勾的，树瘤是鼓起来的。这棵树不一样——树皮画得很平滑，颜色也浅，是还没长成的小树的灰绿色。树下两个人——一个老人，一个小孩。老人坐着，小孩趴在老人膝盖上。远处的天空画了一层橘色，晚霞的颜色。清明那天，小北把这幅画贴在新教室的墙上，贴在大树的旁边。大树是靠墙放在地上的，这幅小画贴在上面，一棵很大的树旁边贴着一棵很小的树，两棵树隔着画纸的距离，一棵活着，一棵被砍了。
清明那天是周三，4月5日。
谢以安上午去了青山墓园，一个人去的，谁也没叫。他给谢衍之带了一盆新的素心兰——去年元旦放在碑前那盆，不知道还在不在。山上风大，花盆可能被吹倒了，或者被墓园的管理员清理了，或者还活着，被春天养得很好。他不知道。他这一次没挑花市里开好的，买了盆带花苞的，卖花的说清明节前后就能开。
上山的路修过了，铺了新的石板，比去年好走。谢衍之的墓碑在原来的位置，碑前的石台上放着一盆素心兰——不是他去年放的那盆。去年那盆是陶土色的花盆，这盆是白瓷的。盆底压着一张纸条，用石头镇住。谢以安把石头挪开，纸条上只有一行字，手写的，钢笔写的，字迹不像练过书法的人，但笔画很认真。
“韩铮寄养于此。管理费已交至2033年。”
谢以安把纸条翻过来，背面没有字。他把它重新压在石头底下，把自己带来的花盆放在白瓷盆旁边。两盆素心兰并排放在碑前，一盆已经开了，花苞半开，白花瓣黄蕊。一盆还没开，只有叶子。韩铮的字很工整，每一个笔画都看得出手很稳。不是那种天分高的人写出来的字，是那种一笔一划都不想出错的人写出来的字。谢以安不知道韩铮是什么时候放的这盆花。可能走之前的最后一站是这里，把素心兰放下，交了十年的管理费，然后去了机场。十年。他没有说为什么是十年，也许他觉得够久了，也许他只是随便选了一个数字。
“爸。我来看你了。”
谢以安蹲下来，把墓碑上的灰尘擦了擦。碑石被春天的雨洗过，本来就不太脏，只有一层薄薄的花粉——墓园里种了很多桃树，桃花正在开，风一吹花粉飘得到处都是。他甚至已经开始学会用手指擦泥灰，熟悉了这里的位置、植物的生长周期、下雨后石板会滑，像每次来都是回一个真的家。今年不一样。周怀远的手在抖的事让他多了一层以前没有的感觉。以前他来看谢衍之，是跟过去对话。今年他站在谢衍之墓前，想到的不只是谢衍之——还有周怀远。这两个人之间唯一的联系是他。谢衍之走的时候他太小，来不及和他真正相处过。周怀远在的时候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来得及和他相处。来得及在他端不稳杯子的时候接过喷壶给他浇水。来得及在他关掉闹钟的时候假装没注意到。
“周叔叔——爸他身体不太好。不是那种特别不好的不好，就是手会抖。有时候浇花浇到一半水断了。有时候吃饭要换左手。他在吃药，一天两次，饭前吃。最近他不想吃了，把闹钟关了，周渡问过医生说不能停。他不让我们知道他在吃药，但我们知道了。他不让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知道了。就这样绕来绕去。他今年七十四了。我觉得他是累了。去年冬至他说韩铮活了，说完之后整个人松下来了。松下来之后身体就开始算总账。我不太懂这些，但周渡说人一旦松下来就是这样。爸，我有点怕。以前我怕自己一个人。后来不怕了。现在怕别的事。”
他说完之后站起来，站了一会儿。山上的风把素心兰的叶子吹动，新开的桃花零星地从枝头掉下来。
晚上回到家，周渡在厨房里。王姐留了腌笃鲜，春笋和咸肉炖在一起，汤色奶白。谢以安换鞋的时候看到周怀远在客厅里坐着，右手端着茶杯，没有晃。闹钟放在茶几上，屏幕亮着，倒计时显示距离下次服药还有七小时五十二分钟。
谢以安走过去，把闹钟拿起来看了一眼。“设了多久了。”
“今天早上设的。”周怀远没看他，看着电视。电视里放的是新闻，声音很低。
“不关了。”
“不关了。”周怀远喝了一口茶。茶杯端得很稳。“今天去了。”
“去了。山上在修石板路，比以前好走。谢衍之碑前多了一盆素心兰，韩铮放的。”谢以安把那张纸条的内容复述给他听——韩铮寄养于此，管理费已交至2033年。“他把花留下，人走了。”
周怀远沉默了一会儿。“他走了。花留下了。”半晌又加了一句：“他爸以前也爱养花。养什么死什么。后来不养了，说要养就养素心兰，素心兰好养。他还没来得及养就走了。”
周渡从厨房把汤端出来。三个人坐下来吃饭。汤很烫，谢以安吹了吹碗沿。喝了半碗之后他把碗放下。
“今天清明，我在山上还想了件事。韩铮把事做完了，小北画完了树，您把闹钟又设上了。每个人都在收自己的尾。”他看着碗里的汤，汤面上浮着一小块没捞干净的春笋。“我忽然觉得，‘归途’不是一天的事，是每天都在做的事。”
周怀远把筷子放下，看着谢以安。他的眼睛还是亮的，和去年冬至说“活了”的时候一样亮。
“归途也好，归去也好，重要的不是‘归’，是‘途’。你每天都在这条路上，走着走着自己也不知道到了哪。回头一看才知道已经走了这么远了。”
窗外江心的灯在夜色里稳稳地亮着。清明过后是谷雨。春雨还没下完。
谢以安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窗玻璃上已经不再有雾气了。江面的雾也散了，对岸的楼看得清清楚楚，连楼顶广告牌上的字都能辨认。柿子苗在阳台上待了快一个月，从十片叶子长到了十四片，茎秆粗了一圈，底部的老叶子颜色变深，顶上的新叶子还带着嫩绿。周渡不再每天蹲下来看它，但早上出门之前会在阳台上站一会儿，看它一眼。不是确认它还活着——它活得很好，不需要确认。是确认它还在那里。
三月下旬，画室新教室的墙面贴上了第二批画。陈乐的红猫旁边多了一只黄猫，是豆豆画的，两只猫并排蹲着，尾巴缠在一起。吴雨桐开始画第二幅——不再是湖，是江。她说画完了湖想试试画流动的水，谢以安教她怎么用不同方向的笔触表现水流的速度。赵一鸣画完松树之后开始画竹子，他用油画颜料画竹叶，一片一片地往上叠，说油画竹子比国画竹子厚，但风一吹的感觉更难画出来。小北没有画新的。他的大树靠在新教室墙根下，便签纸还贴在旁边，上面的字被蹭花了一点但还能看清——“从冬天画到春分，今天开始不画了”。他就坐在画室里看别人画。谢以安没催他。他说过画完这棵还有下一棵，但下一棵是什么，他还没想好。这中间的空当，他用来发呆、看窗外、帮豆豆调颜色、替糖糖洗画笔。这是他画了火车画了树之后第一次什么都不画。谢以安觉得这段空当和画画一样重要——人不是一直在往前走的。有时候需要停在原地，等下一件事自己找上门来。
周怀远的手时好时坏。好的时候端茶杯稳稳当当，浇花的时候水雾均匀，吃饭用右手拿筷子夹花生米都不掉。坏的时候右手握不住筷子，要换左手，浇花的水断成几截，端杯子两只手捧着。好的天数比坏的天数多，但坏的日子越来越不挑时候——不是只在阴天了，有时候大晴天手也会突然抖起来。他吃药的时间开始固定下来，饭前半小时，定好闹钟。闹钟是谢以安帮他设的，铃声调得很小，是默认的电子音，滴哩哩哩滴哩哩哩。药瓶放在餐桌上的牙签盒旁边，不藏在旧文件后面了。但他不提药的事。闹钟响了，他就从瓶子里倒出两粒，就着温水吞下去，然后把药瓶放回原处，整个过程安静得像在做一件不太光彩的事。谢以安和周渡都不问。不是不关心，是知道他不希望被问。
四月初，清明前一周，下了几场雨。不是冬天的毛毛雨，是春天的雨，下得痛快，一阵一阵地来，来的时候噼里啪啦打在窗玻璃上，走了之后江面上涨了一层，水流变急了。周怀远这几天的闹钟没响，他忘了设。不是忘了——谢以安看到他把闹钟关了。问他怎么不设闹钟了，他说这几天手不抖，不用吃。谢以安没有反驳他。晚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渡，周渡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天去问林医生，能不能把药停了。第二天周渡问了，林医生说绝对不能停，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停药会加速恶化，这几天手不抖可能是药物稳定起效了，不是病好了。周渡挂了电话之后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什么都没说。
清明前三天，小北上午没来画室。下午他推门进来，背的不是画筒，是一个旧的帆布书包，鼓鼓囊囊的。他在画架上铺开画纸，调了一种灰色的颜料，然后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是彩色的，边角磨白了，照片上是一棵树——不是他画过的那种大树，是一棵小树，树干只有手臂粗，树冠稀稀拉拉的。树下面站着一个老人，抱着一个小孩。小孩穿着红棉袄，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老人的另一只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个橘子。
“这是我爷爷。这是我们家以前院子里的树。”小北把照片放在画架旁边，调了一笔灰色，在纸上画了第一道线。“这棵树后来被砍了。我四岁还是五岁的时候，院子要盖房子，就砍了。爷爷走之前说，你小时候爱爬那棵树，我说你现在都画树，是不是想那棵树了。我说是。他说树没了你可以画，画了就有了。”
小北画了一整个下午。他画得很慢，不像画那棵大树时那么用力。那棵大树的树皮是粗粝的，裂纹是一笔一笔勾的，树瘤是鼓起来的。这棵树不一样——树皮画得很平滑，颜色也浅，是还没长成的小树的灰绿色。树下两个人——一个老人，一个小孩。老人坐着，小孩趴在老人膝盖上。远处的天空画了一层橘色，晚霞的颜色。清明那天，小北把这幅画贴在新教室的墙上，贴在大树的旁边。大树是靠墙放在地上的，这幅小画贴在上面，一棵很大的树旁边贴着一棵很小的树，两棵树隔着画纸的距离，一棵活着，一棵被砍了。
清明那天是周三，4月5日。
谢以安上午去了青山墓园，一个人去的，谁也没叫。他给谢衍之带了一盆新的素心兰——去年元旦放在碑前那盆，不知道还在不在。山上风大，花盆可能被吹倒了，或者被墓园的管理员清理了，或者还活着，被春天养得很好。他不知道。他这一次没挑花市里开好的，买了盆带花苞的，卖花的说清明节前后就能开。
上山的路修过了，铺了新的石板，比去年好走。谢衍之的墓碑在原来的位置，碑前的石台上放着一盆素心兰——不是他去年放的那盆。去年那盆是陶土色的花盆，这盆是白瓷的。盆底压着一张纸条，用石头镇住。谢以安把石头挪开，纸条上只有一行字，手写的，钢笔写的，字迹不像练过书法的人，但笔画很认真。
“韩铮寄养于此。管理费已交至2033年。”
谢以安把纸条翻过来，背面没有字。他把它重新压在石头底下，把自己带来的花盆放在白瓷盆旁边。两盆素心兰并排放在碑前，一盆已经开了，花苞半开，白花瓣黄蕊。一盆还没开，只有叶子。韩铮的字很工整，每一个笔画都看得出手很稳。不是那种天分高的人写出来的字，是那种一笔一划都不想出错的人写出来的字。谢以安不知道韩铮是什么时候放的这盆花。可能走之前的最后一站是这里，把素心兰放下，交了十年的管理费，然后去了机场。十年。他没有说为什么是十年，也许他觉得够久了，也许他只是随便选了一个数字。
“爸。我来看你了。”
谢以安蹲下来，把墓碑上的灰尘擦了擦。碑石被春天的雨洗过，本来就不太脏，只有一层薄薄的花粉——墓园里种了很多桃树，桃花正在开，风一吹花粉飘得到处都是。他甚至已经开始学会用手指擦泥灰，熟悉了这里的位置、植物的生长周期、下雨后石板会滑，像每次来都是回一个真的家。今年不一样。周怀远的手在抖的事让他多了一层以前没有的感觉。以前他来看谢衍之，是跟过去对话。今年他站在谢衍之墓前，想到的不只是谢衍之——还有周怀远。这两个人之间唯一的联系是他。谢衍之走的时候他太小，来不及和他真正相处过。周怀远在的时候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来得及和他相处。来得及在他端不稳杯子的时候接过喷壶给他浇水。来得及在他关掉闹钟的时候假装没注意到。
“周叔叔——爸他身体不太好。不是那种特别不好的不好，就是手会抖。有时候浇花浇到一半水断了。有时候吃饭要换左手。他在吃药，一天两次，饭前吃。最近他不想吃了，把闹钟关了，周渡问过医生说不能停。他不让我们知道他在吃药，但我们知道了。他不让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知道了。就这样绕来绕去。他今年七十四了。我觉得他是累了。去年冬至他说韩铮活了，说完之后整个人松下来了。松下来之后身体就开始算总账。我不太懂这些，但周渡说人一旦松下来就是这样。爸，我有点怕。以前我怕自己一个人。后来不怕了。现在怕别的事。”
他说完之后站起来，站了一会儿。山上的风把素心兰的叶子吹动，新开的桃花零星地从枝头掉下来。
晚上回到家，周渡在厨房里。王姐留了腌笃鲜，春笋和咸肉炖在一起，汤色奶白。谢以安换鞋的时候看到周怀远在客厅里坐着，右手端着茶杯，没有晃。闹钟放在茶几上，屏幕亮着，倒计时显示距离下次服药还有七小时五十二分钟。
谢以安走过去，把闹钟拿起来看了一眼。“设了多久了。”
“今天早上设的。”周怀远没看他，看着电视。电视里放的是新闻，声音很低。
“不关了。”
“不关了。”周怀远喝了一口茶。茶杯端得很稳。“今天去了。”
“去了。山上在修石板路，比以前好走。谢衍之碑前多了一盆素心兰，韩铮放的。”谢以安把那张纸条的内容复述给他听——韩铮寄养于此，管理费已交至2033年。“他把花留下，人走了。”
周怀远沉默了一会儿。“他走了。花留下了。”半晌又加了一句：“他爸以前也爱养花。养什么死什么。后来不养了，说要养就养素心兰，素心兰好养。他还没来得及养就走了。”
周渡从厨房把汤端出来。三个人坐下来吃饭。汤很烫，谢以安吹了吹碗沿。喝了半碗之后他把碗放下。
“今天清明，我在山上还想了件事。韩铮把事做完了，小北画完了树，您把闹钟又设上了。每个人都在收自己的尾。”他看着碗里的汤，汤面上浮着一小块没捞干净的春笋。“我忽然觉得，‘归途’不是一天的事，是每天都在做的事。”
周怀远把筷子放下，看着谢以安。他的眼睛还是亮的，和去年冬至说“活了”的时候一样亮。
“归途也好，归去也好，重要的不是‘归’，是‘途’。你每天都在这条路上，走着走着自己也不知道到了哪。回头一看才知道已经走了这么远了。”
窗外江心的灯在夜色里稳稳地亮着。清明过后是谷雨。春雨还没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