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他在心里想:这个人做什么都这么刚好。换灯管刚好最亮,把那片黑暗中的水泥地照亮了大概两平方米,刚好能让人在街角就看到便利店的方向——不是整条街都亮,是只亮那一片矩形光斑,不大不小,刚好够一个人从黑暗里走进来。煮萝卜刚好最烂,舌头一压就碎但还没散成糊状,刚好适合嘴角有伤口的人吃——太硬了嚼不动,太烂了没有口感,这个刚刚好的程度,是他炖了很久才找到的。缠创可贴刚好六圈。上回是四圈,因为那次伤口不深,只是一道浅浅的裂口,不需要缠那么厚。这次是六圈。多两圈。是因为这次伤得比上次重——伤口从指根拉到第二关节,中间最深的地方能看到真皮层,周围一圈红肿——还是因为他比上次更在意了。陈渡没有往下想。但他记住了。有些东西不用想太明白。记住就够了。记住了四圈和六圈的区别,记住了第一圈的轻和第六圈的慢,记住了末端那个被拇指按了一秒的位置。
“谢谢。”
他站起来,从收银台里面绕出去。左手拿着泡面和矿泉水——矿泉水瓶这次用左手稳稳地握住了,没有再滑脱。右手拎着塑料袋——火腿肠在里面轻轻晃了一下,撞在泡面桶上。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周屿。周屿正在整理收银机旁边的零钱——一元的和五角的分开码,码得很整齐,摞成两摞。他做这件事的时候看起来很忙——眼神专注于硬币,手指快速地把它们按面值分类,食指和中指夹起一枚硬币,翻过来看面值,放到对应的那一摞。但他把五角错放进了一元堆里。那枚五角的硬币在一元堆里比其他硬币小一圈,边缘的齿纹也不一样,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愣了一下,又把那枚五角从一元堆里捡出来,放到五角的堆里。这个小小的失误暴露了他并没有真的在专注地整理零钱,只是在找事做——手需要动,眼睛需要看一个地方,脑子需要做一件不用思考的事情,否则就会去想刚才那句“不是训练弄的”。耳尖有一点红。不是被冷风吹的——这个时间点的便利店开足了暖气,小叔中午刚把暖气的温度调高了一档,门是关着的,冰柜的冷气也扑不到收银台里面。是那种被某种情绪轻轻触碰后的红,从耳尖开始,往下蔓延到耳垂,像一滴红色的墨水落在宣纸上,边缘晕开了一小圈。他大概自己也没注意到耳朵红了。他只是低着头码硬币,码完硬币又去擦收银台,抹布在台面上来来回回地移动,擦的位置正好是陈渡刚才放纸杯的地方——纸杯放过的位置没有任何污渍,但他还是擦了。
陈渡推门走了。门铃叮咚响了一声。外面的风很大,十一月的夜风已经带着初冬的寒意。空气里的湿度比刚才低了很多,风吹在脸上像被薄薄的刀刃划过——不是疼,是干。嘴唇立刻感觉到一阵紧,被风带走了表面的水分。他把右手插进卫衣口袋里。口袋里有一团用过的纸巾——是昨天训练完擦汗用的,已经干了;两个硬币——一个一块的,一个五角的,是上次在食堂打饭找零剩下的。手指碰到硬币——凉的。硬币在口袋里放了不知道多久,被冷风吹了很久,金属表面是冰的,摸上去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创可贴——暖的。不是创可贴本身暖。创可贴只是胶合棉垫,没有发热功能。是他的体温被那六圈薄薄的胶带和棉垫锁在了伤口上,没有散出去。创可贴形成了一个微小的保温层——胶面阻挡了空气流通,棉垫吸收了皮肤散发出来的热辐射,在创面和胶面之间形成了一个温度比外界高一点点的微环境。他在口袋里把手指轻轻弯了弯——创可贴微微绷紧又松开,像一个持续的、温柔的握力。不是勒,是握。区别在于勒是被动的压迫,握是主动的包裹。他攥了一下拳,伤口被勒住,钝痛。不是撕裂的刺痛——刺痛是尖锐的、一闪而过的、让人想抽手的,钝痛是沉闷的、持续的、有边界的。像有人在用手轻轻捏着他的手指——不是掐,是捏。那种痛让人踏实。因为痛是有形状的。六圈的形状。
他走出后街,拐上进体校的那条路。路灯稀疏,每盏之间隔了好几十米,中间是大段的黑暗。路灯的灯泡是高压钠灯,发出橙黄色的光,光照范围比便利店的LED灯箱小很多,只在灯杆下面投下一个直径大概三米的光圈。树影在风里摇晃——梧桐树的大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地上的影子也跟着晃动,像一群在跳无声舞蹈的人。他走过路灯的时候,影子从身后移到身前,从短变长,然后被下一盏路灯的光源重新投射。走到路灯下他停了一下,把手抽出来,伸到昏昏黄黄的灯光里看。路灯是黄光的,钠灯的光谱偏黄偏红,对蓝色的显色性很差。创可贴原本是肤色的,在黄光下变成一种很浅的暖橘色——不是那种鲜艳的橘,是偏粉的、被夕阳泡过一样的暖色调。肤色的胶面和黄光叠加之后,蓝色成分被吸收,只剩下红色和黄色,所以看起来更暖。边缘和皮肤的色差变得柔和了,不像在荧光灯下那样能清楚地看到创可贴和皮肤的边界。之前是四圈。这次是六圈。多两圈。他看了好几秒——拇指从第一圈摸到第六圈,每一圈都还在,没有翘边,没有松脱,最末端那个被拇指按平的位置还是平的,没有弹起来,那个极小的圆形压痕还在。然后把手重新插回口袋。风从领口灌进来——卫衣的领口已经被洗松了,风很容易灌进去,沿着锁骨和脖子的缝隙往下钻。他没有缩脖子。但手往口袋深处又插了一点,攥拳的力道也更重了一点,把创可贴压在自己的大腿外侧。隔着牛仔裤能感觉到那一小块微微凸起的异物感——不是不舒服,是有东西在那里。那是一个人的指纹留下的形状。
那天晚上,陈渡躺在器材室的地铺上,右手搁在胸口。器材室在训练馆最深处,没有窗户,灯关了之后就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不是那种窗帘没拉严时有一点微光的暗,是绝对的、没有方向感的黑暗。他把手指举到眼前,看不到任何轮廓。空气里有一股铁锈和汗味混在一起的气味,角落堆着旧的杠铃片和断了把手的壶铃。垫子是旧的帆布面,被无数人踩过,里面的海绵已经被踩实了,躺在上面能感觉到地面的不平。有一块水泥地微微凸起,正好顶在后腰的位置——那是当年施工时地面没找平留下的,每次翻身都能感觉到那个凸起硌着后腰。平时他会在那块凸起上垫一件团起来的旧训练服,但今天他没有——因为右手搁在胸口,左手放在身侧,身体其他部位不想动。那块凸起硌着后腰,有点疼,但他没有翻身。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无名指上。
黑暗中他用左手拇指轻轻摸着创可贴——从指根到第二关节,六圈。他能摸出六圈之中每一圈的纹路。第一圈最轻,只是固定起点,几乎没有缠紧,胶面贴在皮肤上的感觉是若有若无的,需要用指尖仔细摸才能确认它的存在。第二圈和第三圈是基础缠绕,压住了伤口的主体部分,力道比第一圈重,但还不到勒的程度,是那种均匀的、稳定的压力。第四圈过渡到指关节,压力开始变轻。第五圈在指关节上做了微调,让创可贴刚好卡在弯折处——摸到第五圈的时候能感觉到创可贴的纹路在关节褶皱处有一点微小的起伏,那是胶面跟着皮肤纹理弯曲产生的。最外面那圈——也就是第六圈——末端贴得格外平整,比其他圈都平整,因为那是拇指按过的位置。他在黑暗中用手指反复摸那个位置,摸到一个小小的圆形压痕,比其他地方的胶面略薄一些,大概是指甲盖大小,边缘模糊,中间有一个更浅的凹陷——那是拇指指腹的形状。像一枚没有刻字的印章,不是用墨水盖上去的,是用体温烫上去的。
他在想一件事。明天,如果这道口子还没好,那个人会不会再帮他缠一次。这次是六圈。下次会不会还是六圈,还是更多——七圈,或者五圈。圈数的变化取决于伤口的严重程度,但也取决于那个人在缠的时候有多在意。他发现自己在猜测这个人在意程度的量化标准——四圈是照顾,六圈是很照顾。那七拳是什么?无论是伤口不太严重所以不需要那么多圈,还是今天不太在意了?他不知道这个量表的最高值是多少。十圈?他想象了一下十圈创可贴缠在手指上的样子——从指根一直缠到指尖,把整根手指都包起来,像一根木乃伊的手指。那个画面有点好笑,他在黑暗中嘴角动了一下。但他马上又收住了。因为他不确定自己值不值得十圈。
他发现自己有点希望伤口好得慢一点。不是因为想疼。疼本身不好受——是一种持续的钝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无名指上,感觉到那里有一团热度,有一个被勒住的感觉,有脉搏在创可贴下面一下一下地跳。而是因为想再被那样认真地对待一次。活了这么多年,被认真对待的次数屈指可数。他记得最早一次是十四岁那年,省体校的教练坐在观众席上看他打省青赛,赛后说了句“底子不错”,那四个字是他第一次被人肯定。后来那个教练调走了,新教练收了郭辉家的器材,那扇刚打开的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了。再后来就再也没有人那样认真地对待他了——直到这个便利店值夜班的年轻人蹲下来,用棉签蘸了碘伏,一点一点、一圈一圈地清理他的伤口,把每一圈都缠得一样宽。
他不知道周屿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他们认识了一个多月,准确地说是三十五天。他第一次来这家便利店是十月的一个晚上,那天下着毛毛雨,他在泡面货架前蹲下来拿了最便宜的红烧牛肉面,周屿在收银台后面多塞了两根火腿肠,说是店里活动。后来他每次来,火腿肠都是两根,不多不少。三十五天,每天两根,就是七十根火腿肠。什么店的“店里活动”能每根火腿肠都不多不少、刚好落到他一个人头上?他知道那不是活动,但他不拆穿他。因为被拆穿的善意会变成负担——如果他问“为什么要给我”,周屿就得解释,解释了就得承认自己在帮他,承认了就等于把两个人的关系从“顺手”变成了“施与受”。而不被拆穿的善意可以继续以“顺手”的名义存在。周屿大概也需要这个借口——顺手,不期待回报,不期待就不会失望。这是他十四岁那年蹲在台阶上等了一整夜之后学会的生存法则。
他们已经用这个借**同演了一个多月的戏。他接受他的火腿肠和关东煮,每次都是四块萝卜,后来变成六块,多出来的两块被说成是“今天萝卜切小了”。他回报给他的方式是准时出现、接受照顾、认真地吃每一口萝卜——嚼得很慢,把每一口汤都喝干净。这是一种极不平衡的、温柔的交换。他在付出自己唯一能付出的东西——他的在场,他的注意力,他在深夜两点推门进来时那声“萝卜炖得比上次久”。他不舍得让这种感觉太快结束。这种感觉对他来说像一种奢侈品——不是火腿肠和关东煮那样的必需品,而是那些能让他相信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值不值得,但周屿用创可贴的圈数告诉他:你值得。六圈,不是四圈。多出来的两圈意味着他在他的手边多停留了一会儿,意味着他看到了肿胀的严重程度,意味着他没有用上一次的标准来处理这一次的伤口。这两圈可能是无意识的——缠的时候随手多绕了两圈,因为伤口比上次长,所以需要更多圈。但无意识的行为才最暴露本心。一个人在无意识的时候做什么,那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
意识到自己在想这个的时候,他翻了个身,把脸埋在软软的枕头里。枕头是团起来的旧训练服,吸满了器材室的铁锈味和汗味。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希望伤口好得慢一点。这不是他应该想的事。他应该想的是明天怎么训练,怎么把滚桥的动作纠正好,怎么在对抗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的肋骨——上次被郭辉一个抱腿摔砸在垫子上,肋骨外侧被对手的肘关节顶了一下,现在深呼吸的时候还有点隐隐作痛。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脑子里反复回放周屿给他缠创可贴时低着头的侧脸,垂下来的碎发,微微拧起的眉心,还有那一句“别动”。然后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器材室里很静,只有暖气管偶尔发出咕噜咕噜的水声——那是暖气片里的水在循环,气泡被水流带着从管道里通过。他把右手从胸口上拿下来,放在枕头旁边,让无名指上的创可贴贴着枕头。枕头是凉的,创可贴是暖的。凉的枕头,暖的创可贴。他就这么想着,想着,然后就睡着了。
周六下午,后街的烧烤摊刚开始生火。
炭火还没烧透,炭块表面只泛着一层薄薄的暗红色,大部分还是灰黑的。青白色的烟从炭堆缝隙里钻出来,被风一吹就往人脸上扑,熏得人眼眶发酸。烧烤摊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老头,夏天赤膊系一条围裙,冬天就裹一件军大衣,炭炉的温度把他胸口的皮肤烤得通红。他正用一把秃了头的蒲扇往炭炉里扇风,扇一下,烟就浓一阵,炭火就亮一分。蒲扇的边缘已经散了,每扇一下就有几根蒲草纤维翘起来。
阿骏比周屿早到。他已经坐在塑料凳子上,面前摆了一盘毛豆,自己剥了半盘,豆壳在铁盘里堆成一座小山。他穿着体校食堂的白围裙,围裙上沾着洗不掉的酱油渍和油斑,胸口印着“省体校后勤”几个红字,已经洗得褪成了浅粉色。围裙带子在背后打了个松松的结——他刚从食堂下班,连围裙都没来得及脱就来了。
“周屿!”阿骏冲他招手,手里还捏着一颗没剥的毛豆,“这边这边,炭还没烧旺,先坐着。我点了十串羊肉、五串板筋、两个烤茄子,你看看还要加什么。”
“谢谢。”
他站起来,从收银台里面绕出去。左手拿着泡面和矿泉水——矿泉水瓶这次用左手稳稳地握住了,没有再滑脱。右手拎着塑料袋——火腿肠在里面轻轻晃了一下,撞在泡面桶上。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周屿。周屿正在整理收银机旁边的零钱——一元的和五角的分开码,码得很整齐,摞成两摞。他做这件事的时候看起来很忙——眼神专注于硬币,手指快速地把它们按面值分类,食指和中指夹起一枚硬币,翻过来看面值,放到对应的那一摞。但他把五角错放进了一元堆里。那枚五角的硬币在一元堆里比其他硬币小一圈,边缘的齿纹也不一样,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愣了一下,又把那枚五角从一元堆里捡出来,放到五角的堆里。这个小小的失误暴露了他并没有真的在专注地整理零钱,只是在找事做——手需要动,眼睛需要看一个地方,脑子需要做一件不用思考的事情,否则就会去想刚才那句“不是训练弄的”。耳尖有一点红。不是被冷风吹的——这个时间点的便利店开足了暖气,小叔中午刚把暖气的温度调高了一档,门是关着的,冰柜的冷气也扑不到收银台里面。是那种被某种情绪轻轻触碰后的红,从耳尖开始,往下蔓延到耳垂,像一滴红色的墨水落在宣纸上,边缘晕开了一小圈。他大概自己也没注意到耳朵红了。他只是低着头码硬币,码完硬币又去擦收银台,抹布在台面上来来回回地移动,擦的位置正好是陈渡刚才放纸杯的地方——纸杯放过的位置没有任何污渍,但他还是擦了。
陈渡推门走了。门铃叮咚响了一声。外面的风很大,十一月的夜风已经带着初冬的寒意。空气里的湿度比刚才低了很多,风吹在脸上像被薄薄的刀刃划过——不是疼,是干。嘴唇立刻感觉到一阵紧,被风带走了表面的水分。他把右手插进卫衣口袋里。口袋里有一团用过的纸巾——是昨天训练完擦汗用的,已经干了;两个硬币——一个一块的,一个五角的,是上次在食堂打饭找零剩下的。手指碰到硬币——凉的。硬币在口袋里放了不知道多久,被冷风吹了很久,金属表面是冰的,摸上去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创可贴——暖的。不是创可贴本身暖。创可贴只是胶合棉垫,没有发热功能。是他的体温被那六圈薄薄的胶带和棉垫锁在了伤口上,没有散出去。创可贴形成了一个微小的保温层——胶面阻挡了空气流通,棉垫吸收了皮肤散发出来的热辐射,在创面和胶面之间形成了一个温度比外界高一点点的微环境。他在口袋里把手指轻轻弯了弯——创可贴微微绷紧又松开,像一个持续的、温柔的握力。不是勒,是握。区别在于勒是被动的压迫,握是主动的包裹。他攥了一下拳,伤口被勒住,钝痛。不是撕裂的刺痛——刺痛是尖锐的、一闪而过的、让人想抽手的,钝痛是沉闷的、持续的、有边界的。像有人在用手轻轻捏着他的手指——不是掐,是捏。那种痛让人踏实。因为痛是有形状的。六圈的形状。
他走出后街,拐上进体校的那条路。路灯稀疏,每盏之间隔了好几十米,中间是大段的黑暗。路灯的灯泡是高压钠灯,发出橙黄色的光,光照范围比便利店的LED灯箱小很多,只在灯杆下面投下一个直径大概三米的光圈。树影在风里摇晃——梧桐树的大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地上的影子也跟着晃动,像一群在跳无声舞蹈的人。他走过路灯的时候,影子从身后移到身前,从短变长,然后被下一盏路灯的光源重新投射。走到路灯下他停了一下,把手抽出来,伸到昏昏黄黄的灯光里看。路灯是黄光的,钠灯的光谱偏黄偏红,对蓝色的显色性很差。创可贴原本是肤色的,在黄光下变成一种很浅的暖橘色——不是那种鲜艳的橘,是偏粉的、被夕阳泡过一样的暖色调。肤色的胶面和黄光叠加之后,蓝色成分被吸收,只剩下红色和黄色,所以看起来更暖。边缘和皮肤的色差变得柔和了,不像在荧光灯下那样能清楚地看到创可贴和皮肤的边界。之前是四圈。这次是六圈。多两圈。他看了好几秒——拇指从第一圈摸到第六圈,每一圈都还在,没有翘边,没有松脱,最末端那个被拇指按平的位置还是平的,没有弹起来,那个极小的圆形压痕还在。然后把手重新插回口袋。风从领口灌进来——卫衣的领口已经被洗松了,风很容易灌进去,沿着锁骨和脖子的缝隙往下钻。他没有缩脖子。但手往口袋深处又插了一点,攥拳的力道也更重了一点,把创可贴压在自己的大腿外侧。隔着牛仔裤能感觉到那一小块微微凸起的异物感——不是不舒服,是有东西在那里。那是一个人的指纹留下的形状。
那天晚上,陈渡躺在器材室的地铺上,右手搁在胸口。器材室在训练馆最深处,没有窗户,灯关了之后就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不是那种窗帘没拉严时有一点微光的暗,是绝对的、没有方向感的黑暗。他把手指举到眼前,看不到任何轮廓。空气里有一股铁锈和汗味混在一起的气味,角落堆着旧的杠铃片和断了把手的壶铃。垫子是旧的帆布面,被无数人踩过,里面的海绵已经被踩实了,躺在上面能感觉到地面的不平。有一块水泥地微微凸起,正好顶在后腰的位置——那是当年施工时地面没找平留下的,每次翻身都能感觉到那个凸起硌着后腰。平时他会在那块凸起上垫一件团起来的旧训练服,但今天他没有——因为右手搁在胸口,左手放在身侧,身体其他部位不想动。那块凸起硌着后腰,有点疼,但他没有翻身。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无名指上。
黑暗中他用左手拇指轻轻摸着创可贴——从指根到第二关节,六圈。他能摸出六圈之中每一圈的纹路。第一圈最轻,只是固定起点,几乎没有缠紧,胶面贴在皮肤上的感觉是若有若无的,需要用指尖仔细摸才能确认它的存在。第二圈和第三圈是基础缠绕,压住了伤口的主体部分,力道比第一圈重,但还不到勒的程度,是那种均匀的、稳定的压力。第四圈过渡到指关节,压力开始变轻。第五圈在指关节上做了微调,让创可贴刚好卡在弯折处——摸到第五圈的时候能感觉到创可贴的纹路在关节褶皱处有一点微小的起伏,那是胶面跟着皮肤纹理弯曲产生的。最外面那圈——也就是第六圈——末端贴得格外平整,比其他圈都平整,因为那是拇指按过的位置。他在黑暗中用手指反复摸那个位置,摸到一个小小的圆形压痕,比其他地方的胶面略薄一些,大概是指甲盖大小,边缘模糊,中间有一个更浅的凹陷——那是拇指指腹的形状。像一枚没有刻字的印章,不是用墨水盖上去的,是用体温烫上去的。
他在想一件事。明天,如果这道口子还没好,那个人会不会再帮他缠一次。这次是六圈。下次会不会还是六圈,还是更多——七圈,或者五圈。圈数的变化取决于伤口的严重程度,但也取决于那个人在缠的时候有多在意。他发现自己在猜测这个人在意程度的量化标准——四圈是照顾,六圈是很照顾。那七拳是什么?无论是伤口不太严重所以不需要那么多圈,还是今天不太在意了?他不知道这个量表的最高值是多少。十圈?他想象了一下十圈创可贴缠在手指上的样子——从指根一直缠到指尖,把整根手指都包起来,像一根木乃伊的手指。那个画面有点好笑,他在黑暗中嘴角动了一下。但他马上又收住了。因为他不确定自己值不值得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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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自己有点希望伤口好得慢一点。不是因为想疼。疼本身不好受——是一种持续的钝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无名指上,感觉到那里有一团热度,有一个被勒住的感觉,有脉搏在创可贴下面一下一下地跳。而是因为想再被那样认真地对待一次。活了这么多年,被认真对待的次数屈指可数。他记得最早一次是十四岁那年,省体校的教练坐在观众席上看他打省青赛,赛后说了句“底子不错”,那四个字是他第一次被人肯定。后来那个教练调走了,新教练收了郭辉家的器材,那扇刚打开的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了。再后来就再也没有人那样认真地对待他了——直到这个便利店值夜班的年轻人蹲下来,用棉签蘸了碘伏,一点一点、一圈一圈地清理他的伤口,把每一圈都缠得一样宽。
他不知道周屿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他们认识了一个多月,准确地说是三十五天。他第一次来这家便利店是十月的一个晚上,那天下着毛毛雨,他在泡面货架前蹲下来拿了最便宜的红烧牛肉面,周屿在收银台后面多塞了两根火腿肠,说是店里活动。后来他每次来,火腿肠都是两根,不多不少。三十五天,每天两根,就是七十根火腿肠。什么店的“店里活动”能每根火腿肠都不多不少、刚好落到他一个人头上?他知道那不是活动,但他不拆穿他。因为被拆穿的善意会变成负担——如果他问“为什么要给我”,周屿就得解释,解释了就得承认自己在帮他,承认了就等于把两个人的关系从“顺手”变成了“施与受”。而不被拆穿的善意可以继续以“顺手”的名义存在。周屿大概也需要这个借口——顺手,不期待回报,不期待就不会失望。这是他十四岁那年蹲在台阶上等了一整夜之后学会的生存法则。
他们已经用这个借**同演了一个多月的戏。他接受他的火腿肠和关东煮,每次都是四块萝卜,后来变成六块,多出来的两块被说成是“今天萝卜切小了”。他回报给他的方式是准时出现、接受照顾、认真地吃每一口萝卜——嚼得很慢,把每一口汤都喝干净。这是一种极不平衡的、温柔的交换。他在付出自己唯一能付出的东西——他的在场,他的注意力,他在深夜两点推门进来时那声“萝卜炖得比上次久”。他不舍得让这种感觉太快结束。这种感觉对他来说像一种奢侈品——不是火腿肠和关东煮那样的必需品,而是那些能让他相信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值不值得,但周屿用创可贴的圈数告诉他:你值得。六圈,不是四圈。多出来的两圈意味着他在他的手边多停留了一会儿,意味着他看到了肿胀的严重程度,意味着他没有用上一次的标准来处理这一次的伤口。这两圈可能是无意识的——缠的时候随手多绕了两圈,因为伤口比上次长,所以需要更多圈。但无意识的行为才最暴露本心。一个人在无意识的时候做什么,那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
意识到自己在想这个的时候,他翻了个身,把脸埋在软软的枕头里。枕头是团起来的旧训练服,吸满了器材室的铁锈味和汗味。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希望伤口好得慢一点。这不是他应该想的事。他应该想的是明天怎么训练,怎么把滚桥的动作纠正好,怎么在对抗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的肋骨——上次被郭辉一个抱腿摔砸在垫子上,肋骨外侧被对手的肘关节顶了一下,现在深呼吸的时候还有点隐隐作痛。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脑子里反复回放周屿给他缠创可贴时低着头的侧脸,垂下来的碎发,微微拧起的眉心,还有那一句“别动”。然后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器材室里很静,只有暖气管偶尔发出咕噜咕噜的水声——那是暖气片里的水在循环,气泡被水流带着从管道里通过。他把右手从胸口上拿下来,放在枕头旁边,让无名指上的创可贴贴着枕头。枕头是凉的,创可贴是暖的。凉的枕头,暖的创可贴。他就这么想着,想着,然后就睡着了。
周六下午,后街的烧烤摊刚开始生火。
炭火还没烧透,炭块表面只泛着一层薄薄的暗红色,大部分还是灰黑的。青白色的烟从炭堆缝隙里钻出来,被风一吹就往人脸上扑,熏得人眼眶发酸。烧烤摊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老头,夏天赤膊系一条围裙,冬天就裹一件军大衣,炭炉的温度把他胸口的皮肤烤得通红。他正用一把秃了头的蒲扇往炭炉里扇风,扇一下,烟就浓一阵,炭火就亮一分。蒲扇的边缘已经散了,每扇一下就有几根蒲草纤维翘起来。
阿骏比周屿早到。他已经坐在塑料凳子上,面前摆了一盘毛豆,自己剥了半盘,豆壳在铁盘里堆成一座小山。他穿着体校食堂的白围裙,围裙上沾着洗不掉的酱油渍和油斑,胸口印着“省体校后勤”几个红字,已经洗得褪成了浅粉色。围裙带子在背后打了个松松的结——他刚从食堂下班,连围裙都没来得及脱就来了。
“周屿!”阿骏冲他招手,手里还捏着一颗没剥的毛豆,“这边这边,炭还没烧旺,先坐着。我点了十串羊肉、五串板筋、两个烤茄子,你看看还要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