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周屿在对面坐下来。塑料凳子有点矮，他的膝盖顶着桌沿，桌子晃了一下，铁盘里的毛豆壳跟着颤了颤。他拿起菜单扫了一眼——菜单是塑封的，四角已经卷了边，上面沾着几块干了的油渍。他没什么心思点菜，把菜单放下，说“够了”。
阿骏看了他一眼。那种看不是打量，是认识了半辈子的人才会用的看——看一眼就知道对方心里有事。阿骏比周屿大两岁，两个人是同一条巷子长大的。初中那会儿阿骏被巷口的小混混堵过，周屿替他挨过一拳，打在肩膀上，青了好几天。后来阿骏去了体校食堂学厨，周屿留在后街帮小叔看店。两个人见面的次数从每周变成每月，但每次见面都不需要寒暄。周屿约人从来不会主动——他连给小叔打电话都是响三声就挂，意思是“你回我”。突然发消息说“周六有空吗，请你吃烧烤”，阿骏就知道肯定是心里揣着事。
老板把烤好的羊肉串端上来。铁签子在铁盘上磕出清脆的响，羊肉上的油还在滋滋冒泡，辣椒面和孜然粉被热油激出一股焦香。阿骏拿起一串，在签子头上吹了两下，一口撸下来，嚼得腮帮子鼓起来。
“你最近怎么样，”阿骏边嚼边说，辣椒面粘在嘴角上，“便利店那个跨境电商还做不做了。”
“在做。”周屿拿起一串羊肉，咬了一口，放在碟子里。又拿起来，又咬了一口，又放下。一串羊肉吃了三起三落，签子上的肉还剩下大半。
阿骏注意到了。他嚼东西的速度慢下来了。周屿这个人吃饭从来不这样——他在便利店里吃泡面都是三分钟解决，面不软不硬刚好入口，吃完之后泡面桶往垃圾桶一扔，筷子往桶里一插，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现在一串羊肉吃了半天还剩大半，不是不饿，是心里有事压着，胃被情绪堵住了。
“你找我，是不是想问什么事。”阿骏把签子搁在碟子上。竹签和碟子碰出轻轻一声响。他和周屿认识这么多年，知道周屿从来不主动约人。突然请吃烧烤，肯定是心里揣着事。就像上次他从周屿嘴里听到“陈渡”这个名字的时候——那天周屿也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体校有没有一个姓陈的”，语气随意得像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但阿骏注意到他问完之后看了自己一眼，不是那种直视的打量，而是从杯沿上方掠过去的极短的目光，快得像一只受惊的猫从窗台上跳下。
周屿把签子放在碟子边缘。然后拿起啤酒瓶，给阿骏倒酒。瓶口压得很低——不像一般人倒啤酒那种痛快淋漓的冲，瓶口离杯口好几寸，啤酒砸下去溅起一堆泡沫。他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慢：瓶口几乎贴着杯壁，啤酒沿着玻璃杯的内侧缓缓流下去，泛起一层细密的白沫，泡沫沿着杯壁慢慢往下淌，淌到杯底的时候泡沫也刚好消散。这是他在便利店后面偷偷喝啤酒时练出来的——小叔不让他喝酒，所以他学会了闷声倒，不起泡沫，不容易被发现。一个人心里有事的时候，手会不自觉地找事做。
“体校摔跤队你熟不熟。”周屿问。语气很随意，像是在问今天食堂做了什么菜。但阿骏注意到他问完之后没有抬头，而是盯着杯子里逐渐消散的泡沫。
“摔跤队？”阿骏放下手里的签子，用手指把嘴角的辣椒面擦了一下，没擦干净，留下一道浅红色的印子，“那群人饭量大，每次打菜都加饭。有个小子一顿能干六两米饭——六两，你知道什么概念吗，食堂的碗是四两的标准碗，他每次打一碗半，堆得冒尖，食堂阿姨看见他就怕。不是不想给他打，是怕他把锅给铲穿了。铲穿了后面的人就没得吃了。怎么，你认识？”
“见过一个。姓陈的。”
阿骏放下签子。不是放下，是搁在碟子上。竹签和碟子碰出轻轻一声响。他嚼东西的速度明显慢下来了，嘴里那口羊肉嚼了又嚼，好像在拖延时间。表情变了变——不是那种听八卦的兴奋，是那种知道点什么、不知道该不该说的犹豫。他伸手去拿啤酒杯，喝了一口，又放下，手指在杯壁上敲了敲。杯壁上凝了一层水珠，被他的手指敲得往下滑了几道水痕。
“陈渡？”
周屿没接话，把啤酒给他倒满。倒的时候还是那种闷声倒法——瓶口压得很低，啤酒沿着杯壁缓缓流下去，不起泡沫。他倒完之后把自己的杯子也倒满了，端起来喝了一口。啤酒是常温的，苦味在舌尖上炸开，顺着喉咙往下走，在胃里暖了一片。他喝完之后把杯子搁下，搁的时候比平时重了几分，杯底在铁桌上磕出一声闷响。
“你怎么认识他的。”阿骏问。他没有拿签子，也没有喝酒。他把两只手都放在桌上，手指交叉在一起，拇指来回搓着另一只手的虎口——那是他在食堂后厨听到不好的消息时的习惯动作。
“他来我店里买过东西。”周屿说。他说得很简略，没说买了几次、什么时候买的、买了什么。也没说火腿肠的事，没说创可贴的事，没说纪念章的事。那些是他和那个人之间的事，不需要被别人知道。
阿骏靠回椅背上。塑料椅子被他往后仰得只剩两条腿着地，晃了两下才稳住。他把剩下的半串羊肉从签子上撸下来，塞进嘴里，嚼了很久。然后拿起啤酒杯，喝了一大口，用手背擦了擦嘴。啤酒的苦味和烧烤的焦香混在一起，让他的声音也跟着沉了几分。
“那小孩挺可怜的。”
他说这几个字的时候没有看周屿。他看着桌上那盘快凉了的烤茄子，茄子的皮被炭火烤得焦黑起皱，茄肉从裂口里翻出来，白嫩嫩的，上面撒了一层蒜末和辣椒面。他好像在跟那盘茄子说话，又好像在跟自己说话。
“天赋最好，去年拿了省青赛亚军。整个摔跤馆的老教练都说他是这些年最好的苗子——不是那种客气的夸，是那种看了他的比赛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这孩子能打出来’的夸。你知道摔跤馆那些老教练，一个个嘴都跟铁打的一样，不轻易夸人。上次有个队员拿了省赛第三，他们就说了一句‘还行’。但他们对陈渡的评价不一样——说他重心转换的感觉是天生的，抱腿摔的时机感是教不出来的。体校好多年没出过全国级的选手了。但队里两个大三的看他不顺眼，从开学堵到现在。”
周屿端起杯子。啤酒在杯子里晃了晃，泛起一层细密的白沫，像潮水退去之后在沙滩上留下的泡沫线。他没有喝。他把杯子端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光从磨砂灯罩里滤下来，透过啤酒的琥珀色液体，在桌上投下一小片浅金色的光斑。
“为什么。”
他没有看阿骏。他盯着杯子里逐渐消散的泡沫。其实他在问之前已经知道答案了——成绩好的穷人，和家里捐过器材的富人家孩子。这套公式他上初中时就见过：班里有个拿助学金的男孩，成绩好，不怎么说话，穿的衣服总是短一截。有个家里开厂的同学带头排挤他，往他书包里塞粉笔灰，把他放在课桌里的作业本丢进垃圾桶。后来那个拿助学金的男孩转学了。周屿那时候站在角落里假装没看见，他不是不想帮，是那时候他自己也刚从台阶上被拉起来没两年，还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资格帮别人。他只知道把拳头攥在口袋里，攥到指甲掐进掌心，攥到指节发白。现在他想看看自己能不能不站在角落里了。不是替人出头——他还没那个本事。是至少，不要假装没看见。
“能为什么。”阿骏把签子往桌上一扔。竹签在铁盘上弹了一下，弹到地上去了。他弯腰捡签子，嘴里没停。声音压在炭火的噼啪声下面，但语气已经不像刚才那么平静了，像一锅水从边缘开始冒泡，还没沸腾，但快了。
“穷呗。陈渡是县城考上来的，家里条件不好。父亲在采石场干活——那种采石场你去看了就知道。不是你想的那种机械化开采，是人工采石。夏天四十多度，石头被晒得烫手，工人赤膊上阵，汗滴在石头上几秒钟就蒸干。粉尘大得像雾霾——不是比喻，是真的像雾霾，口罩戴两个小时就黑了，不戴口罩干一天肺里全是石粉。他爸就在那种地方干了一辈子。前几年被石头砸过一次，砸在左边肩膀上，休息了半个月又回去干活了，因为不干活就没工钱。现在左肩比右肩低了大概两厘米，抬胳膊的时候能听到骨头咔嚓咔嚓响——我在食堂见过他爸一次，那天他爸从采石场下班直接来体校看儿子，工装还没换，肩膀上全是灰。他爸给陈渡带了一袋橘子，陈渡接过橘子的时候叫了声‘爸’，他爸说‘训练别太累’，然后就走了。走了之后陈渡把橘子放在食堂桌上，盯着那袋橘子看了很久，然后剥了一个，一瓣一瓣吃完。那天食堂的菜是红烧肉，他没打肉，只打了一份青菜和一碗饭。”
周屿没有说话。他想起便利店里，那个男孩在冰柜拿矿泉水的时候手指在价签前停了一瞬——就那一瞬，然后拿了最便宜的那款。他当时只觉得这个人缺钱，但不知道缺到什么程度。现在知道了——是这个人的父亲用左肩低了两厘米的代价换他能在体校吃上饭。这个人把所有的钱都寄回了家：父亲的膏药、母亲的收银机、妹妹的学费。他把货架上的每一种泡面、每一种矿泉水、每一种充饥食品的价格都摸得清清楚楚，然后在凌晨两点选择最便宜的那款。
阿骏又开了一瓶啤酒。瓶盖在桌角磕飞，弹到地上滚了两圈，滚到炭炉脚边停住了。他用瓶身指了一下体校的方向，瓶口上还挂着一小片没有完全撕掉的铝箔封口。
“母亲在老家开小卖部。那种门面只有半间教室大的小卖部——卖油盐酱醋和便宜的烟，一包最便宜的白沙烟进价两块五，卖三块，赚五毛。他妈一个人看店、进货、盘货，从早上六点开到晚上十点。底下还有一个妹妹在读初中，成绩听说还不错。他那点训练补助全寄回去了，自己吃最便宜的菜，穿最便宜的训练服。训练服磨破了也不换新的——我看到他肘部有块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大概是自己缝的。”
周屿没说话。他见过那块补丁。深蓝色卫衣的肘部，同色系的布，针脚密密疏疏——有一段线走歪了，又拆了重缝，留下了几个针眼的痕迹，像一条被反复伤过又愈合的细疤。每一针都拉得很紧，不像缝衣服，像把这辈子攒下来的所有力气都咬进那几针里了。他当时在收银台后面，隔着柜台的防火板台面，看了那块补丁大概两秒。他没有问“你自己缝的”——因为他知道一个会自己缝衣服的男孩，要么有一个教他缝衣服的母亲，要么有一个不在身边的母亲。无论是哪种，都不该被一个陌生人问起。
“那俩大三的家里有钱，给学校捐过器材。”阿骏把声音压低了一点，往四周看了看。烧烤摊上没有别的客人——周六下午大部分人还没出来，后街上只有几个骑共享单车经过的学生。老板正背对着他们在翻烤串，油烟机的声音盖住了大部分对话。但阿骏还是在收声——在体校待久了，所有人都学会了压低声音说秘密。体校是个小社会，学生和学生之间有等级，队员和队员之间有派系，教练和教练之间有人情。你不知道哪句话会被谁听了去，传到谁的耳朵里。
“一个叫郭辉，一个叫赵彪。郭辉是领头的，寸头那个。他爸做建材生意发了财，给体校捐了一整套力量训练设备——杠铃片、深蹲架、卧推架，少说几十万。赵彪是郭辉跟班，打架的时候负责按手按脚，平时负责跑腿。这俩人在队里横着走，原来的教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人家家里捐过器材，你总不能把捐器材的金主儿子开除吧？这不就等于自己砸自己的饭碗。体校的经费本来就紧，那套设备要是没有郭辉他爸，估计到现在还在用旧的。旧的杠铃片是铸铁的，边角的漆已经磨掉了，露出底下灰色的铁芯，铁芯上生了一层薄薄的红锈。所以教练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堵到什么程度。”周屿把杯子搁下。玻璃碰在桌上，比平时重了几分。杯底和铁桌接触的那一瞬间，杯子里剩余的啤酒晃了一下，泛起一圈极细的涟漪。
“打。不止打，还恶心人。”阿骏往前凑了凑，手肘撑在桌面上，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指关节捏得发白。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几乎被炭火的噼啪声和油烟机的轰隆声盖过。烧烤摊上的油烟机是老式的那种，排气管道直接通到后街，每次启动的时候整台机器都会抖一下。
“陈渡的训练鞋被扔进垃圾桶过。不是一次，是三次。第一次他以为是不小心的，把鞋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继续穿。鞋面上沾了菜叶子——是食堂的剩菜叶子，他拍了拍，菜叶子掉了，但鞋面上留了一块油渍，他没洗，就那么穿着。第二次他又从垃圾桶里翻出来——这次不在最上面，被埋在一堆剩饭剩菜下面。食堂的垃圾桶你也知道，什么都有——米饭、菜汤、骨头、鱼刺、擦桌子的抹布。他的鞋被摁在那些东西下面，大概是被故意埋进去的。他没吭声，用水冲了冲继续穿。第三次他干脆不找了。在垃圾桶前面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第二天打着赤脚来训练。”
阿骏说到这里的时候，手里那串还没吃的板筋被他搁回铁盘里。他拿起啤酒杯，喝了一口，又放下。杯底在铁桌上磕出轻轻一声。
“老韩问他鞋呢。他说丢了。老韩没再问，把自己穿了快十年的旧鞋借给了他。老韩那双鞋的鞋底都磨平了，走路一跛一跛的。但至少是一双鞋。至少不用赤脚踩在垫子上。”
阿骏看了他一眼。那种看不是打量，是认识了半辈子的人才会用的看——看一眼就知道对方心里有事。阿骏比周屿大两岁，两个人是同一条巷子长大的。初中那会儿阿骏被巷口的小混混堵过，周屿替他挨过一拳，打在肩膀上，青了好几天。后来阿骏去了体校食堂学厨，周屿留在后街帮小叔看店。两个人见面的次数从每周变成每月，但每次见面都不需要寒暄。周屿约人从来不会主动——他连给小叔打电话都是响三声就挂，意思是“你回我”。突然发消息说“周六有空吗，请你吃烧烤”，阿骏就知道肯定是心里揣着事。
老板把烤好的羊肉串端上来。铁签子在铁盘上磕出清脆的响，羊肉上的油还在滋滋冒泡，辣椒面和孜然粉被热油激出一股焦香。阿骏拿起一串，在签子头上吹了两下，一口撸下来，嚼得腮帮子鼓起来。
“你最近怎么样，”阿骏边嚼边说，辣椒面粘在嘴角上，“便利店那个跨境电商还做不做了。”
“在做。”周屿拿起一串羊肉，咬了一口，放在碟子里。又拿起来，又咬了一口，又放下。一串羊肉吃了三起三落，签子上的肉还剩下大半。
阿骏注意到了。他嚼东西的速度慢下来了。周屿这个人吃饭从来不这样——他在便利店里吃泡面都是三分钟解决，面不软不硬刚好入口，吃完之后泡面桶往垃圾桶一扔，筷子往桶里一插，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现在一串羊肉吃了半天还剩大半，不是不饿，是心里有事压着，胃被情绪堵住了。
“你找我，是不是想问什么事。”阿骏把签子搁在碟子上。竹签和碟子碰出轻轻一声响。他和周屿认识这么多年，知道周屿从来不主动约人。突然请吃烧烤，肯定是心里揣着事。就像上次他从周屿嘴里听到“陈渡”这个名字的时候——那天周屿也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体校有没有一个姓陈的”，语气随意得像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但阿骏注意到他问完之后看了自己一眼，不是那种直视的打量，而是从杯沿上方掠过去的极短的目光，快得像一只受惊的猫从窗台上跳下。
周屿把签子放在碟子边缘。然后拿起啤酒瓶，给阿骏倒酒。瓶口压得很低——不像一般人倒啤酒那种痛快淋漓的冲，瓶口离杯口好几寸，啤酒砸下去溅起一堆泡沫。他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慢：瓶口几乎贴着杯壁，啤酒沿着玻璃杯的内侧缓缓流下去，泛起一层细密的白沫，泡沫沿着杯壁慢慢往下淌，淌到杯底的时候泡沫也刚好消散。这是他在便利店后面偷偷喝啤酒时练出来的——小叔不让他喝酒，所以他学会了闷声倒，不起泡沫，不容易被发现。一个人心里有事的时候，手会不自觉地找事做。
“体校摔跤队你熟不熟。”周屿问。语气很随意，像是在问今天食堂做了什么菜。但阿骏注意到他问完之后没有抬头，而是盯着杯子里逐渐消散的泡沫。
“摔跤队？”阿骏放下手里的签子，用手指把嘴角的辣椒面擦了一下，没擦干净，留下一道浅红色的印子，“那群人饭量大，每次打菜都加饭。有个小子一顿能干六两米饭——六两，你知道什么概念吗，食堂的碗是四两的标准碗，他每次打一碗半，堆得冒尖，食堂阿姨看见他就怕。不是不想给他打，是怕他把锅给铲穿了。铲穿了后面的人就没得吃了。怎么，你认识？”
“见过一个。姓陈的。”
阿骏放下签子。不是放下，是搁在碟子上。竹签和碟子碰出轻轻一声响。他嚼东西的速度明显慢下来了，嘴里那口羊肉嚼了又嚼，好像在拖延时间。表情变了变——不是那种听八卦的兴奋，是那种知道点什么、不知道该不该说的犹豫。他伸手去拿啤酒杯，喝了一口，又放下，手指在杯壁上敲了敲。杯壁上凝了一层水珠，被他的手指敲得往下滑了几道水痕。
“陈渡？”
周屿没接话，把啤酒给他倒满。倒的时候还是那种闷声倒法——瓶口压得很低，啤酒沿着杯壁缓缓流下去，不起泡沫。他倒完之后把自己的杯子也倒满了，端起来喝了一口。啤酒是常温的，苦味在舌尖上炸开，顺着喉咙往下走，在胃里暖了一片。他喝完之后把杯子搁下，搁的时候比平时重了几分，杯底在铁桌上磕出一声闷响。
“你怎么认识他的。”阿骏问。他没有拿签子，也没有喝酒。他把两只手都放在桌上，手指交叉在一起，拇指来回搓着另一只手的虎口——那是他在食堂后厨听到不好的消息时的习惯动作。
“他来我店里买过东西。”周屿说。他说得很简略，没说买了几次、什么时候买的、买了什么。也没说火腿肠的事，没说创可贴的事，没说纪念章的事。那些是他和那个人之间的事，不需要被别人知道。
阿骏靠回椅背上。塑料椅子被他往后仰得只剩两条腿着地，晃了两下才稳住。他把剩下的半串羊肉从签子上撸下来，塞进嘴里，嚼了很久。然后拿起啤酒杯，喝了一大口，用手背擦了擦嘴。啤酒的苦味和烧烤的焦香混在一起，让他的声音也跟着沉了几分。
“那小孩挺可怜的。”
他说这几个字的时候没有看周屿。他看着桌上那盘快凉了的烤茄子，茄子的皮被炭火烤得焦黑起皱，茄肉从裂口里翻出来，白嫩嫩的，上面撒了一层蒜末和辣椒面。他好像在跟那盘茄子说话，又好像在跟自己说话。
“天赋最好，去年拿了省青赛亚军。整个摔跤馆的老教练都说他是这些年最好的苗子——不是那种客气的夸，是那种看了他的比赛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这孩子能打出来’的夸。你知道摔跤馆那些老教练，一个个嘴都跟铁打的一样，不轻易夸人。上次有个队员拿了省赛第三，他们就说了一句‘还行’。但他们对陈渡的评价不一样——说他重心转换的感觉是天生的，抱腿摔的时机感是教不出来的。体校好多年没出过全国级的选手了。但队里两个大三的看他不顺眼，从开学堵到现在。”
周屿端起杯子。啤酒在杯子里晃了晃，泛起一层细密的白沫，像潮水退去之后在沙滩上留下的泡沫线。他没有喝。他把杯子端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光从磨砂灯罩里滤下来，透过啤酒的琥珀色液体，在桌上投下一小片浅金色的光斑。
“为什么。”
他没有看阿骏。他盯着杯子里逐渐消散的泡沫。其实他在问之前已经知道答案了——成绩好的穷人，和家里捐过器材的富人家孩子。这套公式他上初中时就见过：班里有个拿助学金的男孩，成绩好，不怎么说话，穿的衣服总是短一截。有个家里开厂的同学带头排挤他，往他书包里塞粉笔灰，把他放在课桌里的作业本丢进垃圾桶。后来那个拿助学金的男孩转学了。周屿那时候站在角落里假装没看见，他不是不想帮，是那时候他自己也刚从台阶上被拉起来没两年，还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资格帮别人。他只知道把拳头攥在口袋里，攥到指甲掐进掌心，攥到指节发白。现在他想看看自己能不能不站在角落里了。不是替人出头——他还没那个本事。是至少，不要假装没看见。
“能为什么。”阿骏把签子往桌上一扔。竹签在铁盘上弹了一下，弹到地上去了。他弯腰捡签子，嘴里没停。声音压在炭火的噼啪声下面，但语气已经不像刚才那么平静了，像一锅水从边缘开始冒泡，还没沸腾，但快了。
“穷呗。陈渡是县城考上来的，家里条件不好。父亲在采石场干活——那种采石场你去看了就知道。不是你想的那种机械化开采，是人工采石。夏天四十多度，石头被晒得烫手，工人赤膊上阵，汗滴在石头上几秒钟就蒸干。粉尘大得像雾霾——不是比喻，是真的像雾霾，口罩戴两个小时就黑了，不戴口罩干一天肺里全是石粉。他爸就在那种地方干了一辈子。前几年被石头砸过一次，砸在左边肩膀上，休息了半个月又回去干活了，因为不干活就没工钱。现在左肩比右肩低了大概两厘米，抬胳膊的时候能听到骨头咔嚓咔嚓响——我在食堂见过他爸一次，那天他爸从采石场下班直接来体校看儿子，工装还没换，肩膀上全是灰。他爸给陈渡带了一袋橘子，陈渡接过橘子的时候叫了声‘爸’，他爸说‘训练别太累’，然后就走了。走了之后陈渡把橘子放在食堂桌上，盯着那袋橘子看了很久，然后剥了一个，一瓣一瓣吃完。那天食堂的菜是红烧肉，他没打肉，只打了一份青菜和一碗饭。”
周屿没有说话。他想起便利店里，那个男孩在冰柜拿矿泉水的时候手指在价签前停了一瞬——就那一瞬，然后拿了最便宜的那款。他当时只觉得这个人缺钱，但不知道缺到什么程度。现在知道了——是这个人的父亲用左肩低了两厘米的代价换他能在体校吃上饭。这个人把所有的钱都寄回了家：父亲的膏药、母亲的收银机、妹妹的学费。他把货架上的每一种泡面、每一种矿泉水、每一种充饥食品的价格都摸得清清楚楚，然后在凌晨两点选择最便宜的那款。
阿骏又开了一瓶啤酒。瓶盖在桌角磕飞，弹到地上滚了两圈，滚到炭炉脚边停住了。他用瓶身指了一下体校的方向，瓶口上还挂着一小片没有完全撕掉的铝箔封口。
“母亲在老家开小卖部。那种门面只有半间教室大的小卖部——卖油盐酱醋和便宜的烟，一包最便宜的白沙烟进价两块五，卖三块，赚五毛。他妈一个人看店、进货、盘货，从早上六点开到晚上十点。底下还有一个妹妹在读初中，成绩听说还不错。他那点训练补助全寄回去了，自己吃最便宜的菜，穿最便宜的训练服。训练服磨破了也不换新的——我看到他肘部有块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大概是自己缝的。”
周屿没说话。他见过那块补丁。深蓝色卫衣的肘部，同色系的布，针脚密密疏疏——有一段线走歪了，又拆了重缝，留下了几个针眼的痕迹，像一条被反复伤过又愈合的细疤。每一针都拉得很紧，不像缝衣服，像把这辈子攒下来的所有力气都咬进那几针里了。他当时在收银台后面，隔着柜台的防火板台面，看了那块补丁大概两秒。他没有问“你自己缝的”——因为他知道一个会自己缝衣服的男孩，要么有一个教他缝衣服的母亲，要么有一个不在身边的母亲。无论是哪种，都不该被一个陌生人问起。
“那俩大三的家里有钱，给学校捐过器材。”阿骏把声音压低了一点，往四周看了看。烧烤摊上没有别的客人——周六下午大部分人还没出来，后街上只有几个骑共享单车经过的学生。老板正背对着他们在翻烤串，油烟机的声音盖住了大部分对话。但阿骏还是在收声——在体校待久了，所有人都学会了压低声音说秘密。体校是个小社会，学生和学生之间有等级，队员和队员之间有派系，教练和教练之间有人情。你不知道哪句话会被谁听了去，传到谁的耳朵里。
“一个叫郭辉，一个叫赵彪。郭辉是领头的，寸头那个。他爸做建材生意发了财，给体校捐了一整套力量训练设备——杠铃片、深蹲架、卧推架，少说几十万。赵彪是郭辉跟班，打架的时候负责按手按脚，平时负责跑腿。这俩人在队里横着走，原来的教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人家家里捐过器材，你总不能把捐器材的金主儿子开除吧？这不就等于自己砸自己的饭碗。体校的经费本来就紧，那套设备要是没有郭辉他爸，估计到现在还在用旧的。旧的杠铃片是铸铁的，边角的漆已经磨掉了，露出底下灰色的铁芯，铁芯上生了一层薄薄的红锈。所以教练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堵到什么程度。”周屿把杯子搁下。玻璃碰在桌上，比平时重了几分。杯底和铁桌接触的那一瞬间，杯子里剩余的啤酒晃了一下，泛起一圈极细的涟漪。
“打。不止打，还恶心人。”阿骏往前凑了凑，手肘撑在桌面上，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指关节捏得发白。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几乎被炭火的噼啪声和油烟机的轰隆声盖过。烧烤摊上的油烟机是老式的那种，排气管道直接通到后街，每次启动的时候整台机器都会抖一下。
“陈渡的训练鞋被扔进垃圾桶过。不是一次，是三次。第一次他以为是不小心的，把鞋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继续穿。鞋面上沾了菜叶子——是食堂的剩菜叶子，他拍了拍，菜叶子掉了，但鞋面上留了一块油渍，他没洗，就那么穿着。第二次他又从垃圾桶里翻出来——这次不在最上面，被埋在一堆剩饭剩菜下面。食堂的垃圾桶你也知道，什么都有——米饭、菜汤、骨头、鱼刺、擦桌子的抹布。他的鞋被摁在那些东西下面，大概是被故意埋进去的。他没吭声，用水冲了冲继续穿。第三次他干脆不找了。在垃圾桶前面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第二天打着赤脚来训练。”
阿骏说到这里的时候，手里那串还没吃的板筋被他搁回铁盘里。他拿起啤酒杯，喝了一口，又放下。杯底在铁桌上磕出轻轻一声。
“老韩问他鞋呢。他说丢了。老韩没再问，把自己穿了快十年的旧鞋借给了他。老韩那双鞋的鞋底都磨平了，走路一跛一跛的。但至少是一双鞋。至少不用赤脚踩在垫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