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天亮时有人开了门。不是卷帘门升上去的轰隆声——那种声音他很熟悉，后来小叔每次晚上关门的时候都会发出刺耳的嘎嘎响，卷帘门的轨道生锈了，铁片和铁片之间每过一节就磕一下。而是一声很轻的“咔嚓”，门锁弹开的声音。然后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他面前，穿着深灰色的夹克，拉链拉到胸口——拉链头是坏的，用一根回形针别着代替拉链头。头发有点乱，应该是刚睡醒，但眼睛是清亮的，像是已经醒了一阵了。小叔低头看着他，目光从上往下扫了一遍——从额头的灰、到外套上的褶皱、到坐在台阶上的姿势。不是打量，是看一个小孩有没有受伤。然后弯腰把他拉起来。那只手很粗糙，掌心的老茧硬得像砂纸，虎口的位置尤其厚，是常年搬货磨出来的——啤酒箱、饮料箱、泡面箱，所有商品从货车上卸下来再搬进仓库，他用这双手搬了十几年。但拉他的力气却控制得很轻，像是怕把一个已经碎了的东西再捏碎一点。
“饿不饿？”小叔问。他说不饿。声音是哑的，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他自己都差点没认出来那是自己在说话。一夜没开口，嗓子里积了一层黏腻的痰液，他咽了一下，觉得疼。小叔看了他一眼——不是怜悯，不是同情，那些太轻了。而是理解。一个成年人看一个小孩子，居然用了理解的眼神，好像他蹲在台阶上不是一件需要被可怜的事，只是一个发生了的、可以理解的事实。然后小叔没再说什么，转身走进店里。他听见热水壶启动的声音——不是电热水壶的“嘀”一声，是老式的那种，按下开关之后会发出低沉的电流嗡鸣，然后水开始翻滚，声音越来越大。然后是泡面桶被撕开——包装纸被撕开时那声清脆的裂帛声——调料包被挤干净的声响。挤调料包的时候，小叔的手指捏着包装袋从底部往上推，挤得很认真，把每一滴酱汁都刮进了桶里。几分钟后，一碗泡面被放在柜台上，热气袅袅升起。不是放在收银台中间——是放在最靠近门口那一侧，离周屿最近的位置。他吃了两口。面还没有完全泡开，有几根还是硬的，但他没等。然后眼泪毫无征兆地滚下来，一颗一颗砸进泡面桶里，没出声。小叔站在收银台后面，假装在盘货，把同一包口香糖拿起来看了三遍——正面看一遍，翻过来看一遍，又放回去，再拿起来看了一遍。
那是七年前的事了。
如今他二十一，值夜班，在这条街最暗的角落守着一盏孤零零的灯。小叔把店交给他管夜班已经三年了。他自己又跟林小禾合伙做了跨境电商，白天打包发货，晚上来店里坐着。睡眠被切成碎片，他在任何地方都能补一觉——仓库的折叠床上、便利店后面的行军床上、有时甚至趴在收银台上，脑袋枕着手臂，二十分钟后自动醒过来，继续回消息、打单、搬货。但睡着的时间从来不超过四小时。四小时一到，他会自动醒来，像身体里装了一个不准确但从不失灵的闹钟。不是不困——是身体在十四岁那年之后就学会了控制睡眠深度。在台阶上过夜的人，不会让自己睡得太沉，太沉了可能会着凉、可能会被过路的人踢到、可能会错过什么声音。虽然后来他不需要再睡台阶了，但身体已经记住了那个阈值。四小时。醒过来之后他会在行军床上再躺一会儿，盯着天花板上那块被楼上漏水洇出来的水渍，等天亮。
最初那段时间并不好过。十四岁搬到便利店后面住下来，不是一句“小叔收留了他”就能概括的。第一天晚上，他躺在那张行军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行军床放在便利店后面的小隔间里，原来是放纸箱和清洁用具的储藏室。小叔把纸箱挪到墙角，腾出可以搁一张行军床的位置。隔间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通往后巷的铁皮门，门缝里漏进来一线灯光。他不敢翻身——不是因为睡不着，是因为怕。怕什么？他说不清。怕的是翻身会让弹簧响起来，会吵醒谁？其实隔壁没有别人。怕的是闭上眼睛之后，那张行军床会消失，便利店会消失，他会发现自己还在那三级缺了角的台阶上蹲着，所有的灯光都只是幻觉。怕的是天亮之后小叔会变卦，会觉得多一张嘴吃饭太麻烦，会让他走。怕的是父亲会突然回来——不是回来接他，是回来要钱，像后来那次一样。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更怕哪一个。
但小叔没有让他走。从来没有提过。就连最难的时候——那条街的供电出了问题，冰柜里的冷冻食品化了一半，损失了好几百块——小叔也没有说过任何可以理解成“少一张嘴就好了”的话。他只是坐在收银台后面，把所有化掉的速冻水饺拆了包装煮了一大锅，两个人吃了好几顿。周屿吃到第三顿时问小叔，你为什么不把我送走。小叔用筷子夹了一块破掉的水饺，蘸了点醋，头也没抬——语气和他平时说“这瓶酱油该补货了”没有区别，说：“你妈是我嫂子。你姓周。”
后来他发现自己只有在便利店里才睡得着。白炽灯嗡嗡响，冰柜压缩机嗡嗡响，门铃偶尔响一声。那些声音不是噪音，是白噪音——连续的、均匀的、没有任何信息的背景声。他的大脑不需要处理它们，所以可以休息。而那些真正需要被担心的声音——醉汉踢门、卷帘门被人从外面撬、巷子里突然响起的叫骂——这些他都能在睡梦中辨认出来并且立刻醒过来。白噪音是安全的信号。这些声音像一张网，把他兜住了。不是兜住不让走，是兜住不让掉下去。
他花了大概三个月学会把货架上的商品按保质期排列。小叔教他的——把保质期近的放在最外面，保质期远的放在里面，这样过期的先卖，不会浪费。他学会了之后，每次进货都会把所有旧货重新排一遍。不是小叔要求的，是他自己喜欢把东西排得整整齐齐。他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在一排排货架之间，他是唯一可以控制这些商品命运的人。火腿肠标着保质期，牛奶标着保质期，薯片也标着保质期。它们不会在被过期之前突然消失。
他花了半年学会记住所有常客的面孔和习惯。买白沙烟的建筑工人每次掏钱都是一把皱巴巴的零钱，皱是因为他把钱塞在工装裤口袋里，被汗水反复浸湿又晾干。他会在柜台上把钱一张一张捋平再递过来。买牛奶的老人总是凌晨四点左右来，走路很慢，拄一根拐杖，拐杖头上包了一块胶皮。他每次都给老人把牛奶放在微波炉里转一分半，老人接过去的时候会说一句“谢谢小周”。大学生成群结队地来，把冰柜里的啤酒一扫而空，其中一个赊过三次账，每次都说“下周还”，后来攒够了钱一口气还了，还在收银台上放了一包糖，说给老板的小孩吃。周屿没解释自己不是老板的小孩——他已经是小叔的侄子了，但他不觉得这个身份比“在这里值夜班的人”更值得被正式介绍。那包糖他收下了，放在抽屉里，和薄荷糖放在一起。
他花了一年才敢在小叔不在的时候独自值夜班。那天晚上来了一个醉汉，在店里吐了一地。呕吐物是啤酒和烧烤混在一起的味道，熏得货架上的空气清新剂都盖不住。他拿了拖把——拖把是那种老式的布条拖把，吸水性很好但拧不干——一声不吭地拖干净了。先用水冲，再倒了一点消毒液，再用干净的拖把擦一遍。醉汉蹲在门口，嘴里嘟囔着“对不起”。他过去递了一瓶水，说“没事，下次注意点”。话说出口的时候他自己愣了一下——这话是小叔经常对客人说的。醉汉走了以后他站在收银台后面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发现自己从头到尾手都没有抖。不是不恶心，不是不生气，是他在那一刻发现自己可以处理这种事——可以把一地狼藉收拾干净，可以让一个失态的人保留最后一点体面。从那以后他开始值夜班。一开始是替小叔，后来就全部变成了他的班。
有时候他会想，自己守着这盏灯，到底是在等什么。等营业额？今天一共做了两单生意，利润不够一顿好饭。等天亮？天亮了他还要去仓库打包，补三小时的觉，然后继续盯后台数据。他早就不再等那个开二手桑塔纳的男人了——他知道那个人不会再回来。他也不等母亲——不记得脸，就没办法在脑子里想象她推门进来的样子。等一个和自己一样在夜里睡不着的人？这个答案是他想了很久之后才慢慢敢对自己承认的。他其实早就知道，只是还不太习惯承认——承认自己也会等。十四岁那年蹲在台阶上等了一整夜，什么都没等到，从那以后他就告诉自己，不要再等了。等不到的东西，就让它走。但这些年他在便利店里，每一次抬头看门口，每一次门铃响的时候立刻挺直脊背，每一次看到陌生人推门进来时心里那一瞬的收缩——他都在等。不是等谁回来。是等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一个在凌晨两点还睁着眼的人。
人活一世，能守住的东西实在太少。
他守不住母亲。记不住她的脸，也想不起她的声音。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和一帧静止的画面：浅蓝色的手帕，角落绣着一朵看不清品种的花，棉布起毛球的触感。手帕现在还叠好放在行军床床头柜最下面那层抽屉里。他去过派出所，问能不能查到母亲的下落。民警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态度很好，帮他查了户籍系统，说找不到符合条件的记录——他的母亲在户籍系统里没有任何记录，可能是因为当年就没有正式登记过。他又去了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帮他翻过很多年前的档案，纸质档案在柜子里摞了半面墙，翻了一整个下午也没翻到。他问小叔。小叔只说不知道，表情很平，但周屿注意到小叔每次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都会把正在做的事做得格外仔细——比如把货架上的酱油瓶一瓶一瓶拿出来重新擦一遍，瓶底用抹布从一边转到另一边，确认没有漏液，再一瓶一瓶放回去，标签全部朝外。那个动作让他隐约感知到——不是不知道，是不愿意说。有些事，知道了比不知道更苦。他后来就不问了。
他也守不住父亲。那个开二手桑塔纳的男人在外头欠了赌债，跑了。跑之前来店里找过小叔——不是来找儿子，是来要钱的。周屿当时坐在收银台后面写作业，数学，一道一元二次方程，配方法凑了半天没凑出来，草稿纸上写了半页又划掉。门口有人站住了。他抬头，正好对上那个男人的眼睛。隔着便利店那扇推拉玻璃门——玻璃上贴着“欢迎光临”的贴纸，红色，四角已经卷了——父子俩对视了不到一秒。男人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愧疚，不是愤怒，是那种想用一个表情同时表达很多意思但全都表达不出来、最后挤成一团的无力感——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周屿拿着笔，看着那个男人转身走了。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半个月后小叔在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你爸走了”。他点了点头。饭继续吃。后来他从没主动打听过父亲的下落。不是恨。恨需要在乎，需要一个你愿意继续把对方留在自己情感世界里的理由。他对那个男人连恨都算不上——一个连恨都算不上的人，比一个可以恨的人更让人没办法。
他甚至快守不住自己十四岁之前的名字了。周屿这个名字是母亲起的。小叔姓周，他也跟着姓周，但那个“屿”字，有时候他自己写出来都觉得陌生。岛屿的屿，海中间一小块独自露出来的陆地。他曾经在语文课上查过字典——那年他刚搬到便利店没多久，转学到了附近的初中，教室在一楼最边上，窗户对着学校后围墙，墙外就是那棵每年春天落一地白色细蕊的槐树。语文老师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声音很轻，读到“屿”这个字的时候说，岛屿的屿，海中间的小块陆地。他盯着课本上那行解释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字典合上了，用手压在字典封面上，感觉到掌心下字典封面的塑料薄膜被压出细小的气泡。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块陆地——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更像便利店门口的台阶。不是海中间的小岛，是城市角落里的一级水泥台阶，有人踩上去，有人坐下来歇脚，有人把它当最后一张安全岛蹲在上面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但这盏灯是他能守住的。这间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的便利店是他能守住的。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本事，是因为他愿意。愿意在深夜醒着，愿意在别人睡不着的时候提供一个地方。愿意把灯箱换成最亮的——旧灯箱坏掉那天他自己搬了梯子爬上去，拆了旧的，装上新买的LED灯箱，四个角螺丝拧得很紧，还多加了一个垫片以防生锈。愿意把萝卜炖得更久一点——关东煮格子里的萝卜总是放在最下面，靠近汤底的位置，炖到快散架才夹出来，因为曾经有个建筑工人跟他说过，这个萝卜炖得越透越好吃。这些事很小，小到不值一提。但对他来说，愿意，就是他唯一能给的承诺。如果再多来一个人——一个和他一样在凌晨两点还睁着眼的人——那他也可以试着守一下。
玻璃门被推开的时候，门铃叮咚响了一声。门铃是装在门框右上角的，感应器是老式的机械触发式，门推开一定角度之后会触发弹簧开关，发出那声他听过无数次的叮咚。不是电子门铃那种单调的蜂鸣，是真正的金属铃铛被敲击的声音，清脆，短促，在凌晨两点的寂静里格外清晰。
进来的是个瘦高的男孩。卫衣帽子压得极低——不是那种随意的低，是故意的低，帽檐被拉到眉骨以下，遮住了额头和眉毛。只露出下巴一小截利落而单薄的轮廓。下巴的线条很硬，是长期训练体脂率降低之后才有的那种硬朗，但皮肤的颜色不对——在便利店的荧光灯下显得发灰，是那种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灰白，没有光泽，像一张被反复洗过的旧床单。
“饿不饿？”小叔问。他说不饿。声音是哑的，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他自己都差点没认出来那是自己在说话。一夜没开口，嗓子里积了一层黏腻的痰液，他咽了一下，觉得疼。小叔看了他一眼——不是怜悯，不是同情，那些太轻了。而是理解。一个成年人看一个小孩子，居然用了理解的眼神，好像他蹲在台阶上不是一件需要被可怜的事，只是一个发生了的、可以理解的事实。然后小叔没再说什么，转身走进店里。他听见热水壶启动的声音——不是电热水壶的“嘀”一声，是老式的那种，按下开关之后会发出低沉的电流嗡鸣，然后水开始翻滚，声音越来越大。然后是泡面桶被撕开——包装纸被撕开时那声清脆的裂帛声——调料包被挤干净的声响。挤调料包的时候，小叔的手指捏着包装袋从底部往上推，挤得很认真，把每一滴酱汁都刮进了桶里。几分钟后，一碗泡面被放在柜台上，热气袅袅升起。不是放在收银台中间——是放在最靠近门口那一侧，离周屿最近的位置。他吃了两口。面还没有完全泡开，有几根还是硬的，但他没等。然后眼泪毫无征兆地滚下来，一颗一颗砸进泡面桶里，没出声。小叔站在收银台后面，假装在盘货，把同一包口香糖拿起来看了三遍——正面看一遍，翻过来看一遍，又放回去，再拿起来看了一遍。
那是七年前的事了。
如今他二十一，值夜班，在这条街最暗的角落守着一盏孤零零的灯。小叔把店交给他管夜班已经三年了。他自己又跟林小禾合伙做了跨境电商，白天打包发货，晚上来店里坐着。睡眠被切成碎片，他在任何地方都能补一觉——仓库的折叠床上、便利店后面的行军床上、有时甚至趴在收银台上，脑袋枕着手臂，二十分钟后自动醒过来，继续回消息、打单、搬货。但睡着的时间从来不超过四小时。四小时一到，他会自动醒来，像身体里装了一个不准确但从不失灵的闹钟。不是不困——是身体在十四岁那年之后就学会了控制睡眠深度。在台阶上过夜的人，不会让自己睡得太沉，太沉了可能会着凉、可能会被过路的人踢到、可能会错过什么声音。虽然后来他不需要再睡台阶了，但身体已经记住了那个阈值。四小时。醒过来之后他会在行军床上再躺一会儿，盯着天花板上那块被楼上漏水洇出来的水渍，等天亮。
最初那段时间并不好过。十四岁搬到便利店后面住下来，不是一句“小叔收留了他”就能概括的。第一天晚上，他躺在那张行军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行军床放在便利店后面的小隔间里，原来是放纸箱和清洁用具的储藏室。小叔把纸箱挪到墙角，腾出可以搁一张行军床的位置。隔间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通往后巷的铁皮门，门缝里漏进来一线灯光。他不敢翻身——不是因为睡不着，是因为怕。怕什么？他说不清。怕的是翻身会让弹簧响起来，会吵醒谁？其实隔壁没有别人。怕的是闭上眼睛之后，那张行军床会消失，便利店会消失，他会发现自己还在那三级缺了角的台阶上蹲着，所有的灯光都只是幻觉。怕的是天亮之后小叔会变卦，会觉得多一张嘴吃饭太麻烦，会让他走。怕的是父亲会突然回来——不是回来接他，是回来要钱，像后来那次一样。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更怕哪一个。
但小叔没有让他走。从来没有提过。就连最难的时候——那条街的供电出了问题，冰柜里的冷冻食品化了一半，损失了好几百块——小叔也没有说过任何可以理解成“少一张嘴就好了”的话。他只是坐在收银台后面，把所有化掉的速冻水饺拆了包装煮了一大锅，两个人吃了好几顿。周屿吃到第三顿时问小叔，你为什么不把我送走。小叔用筷子夹了一块破掉的水饺，蘸了点醋，头也没抬——语气和他平时说“这瓶酱油该补货了”没有区别，说：“你妈是我嫂子。你姓周。”
后来他发现自己只有在便利店里才睡得着。白炽灯嗡嗡响，冰柜压缩机嗡嗡响，门铃偶尔响一声。那些声音不是噪音，是白噪音——连续的、均匀的、没有任何信息的背景声。他的大脑不需要处理它们，所以可以休息。而那些真正需要被担心的声音——醉汉踢门、卷帘门被人从外面撬、巷子里突然响起的叫骂——这些他都能在睡梦中辨认出来并且立刻醒过来。白噪音是安全的信号。这些声音像一张网，把他兜住了。不是兜住不让走，是兜住不让掉下去。
他花了大概三个月学会把货架上的商品按保质期排列。小叔教他的——把保质期近的放在最外面，保质期远的放在里面，这样过期的先卖，不会浪费。他学会了之后，每次进货都会把所有旧货重新排一遍。不是小叔要求的，是他自己喜欢把东西排得整整齐齐。他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在一排排货架之间，他是唯一可以控制这些商品命运的人。火腿肠标着保质期，牛奶标着保质期，薯片也标着保质期。它们不会在被过期之前突然消失。
他花了半年学会记住所有常客的面孔和习惯。买白沙烟的建筑工人每次掏钱都是一把皱巴巴的零钱，皱是因为他把钱塞在工装裤口袋里，被汗水反复浸湿又晾干。他会在柜台上把钱一张一张捋平再递过来。买牛奶的老人总是凌晨四点左右来，走路很慢，拄一根拐杖，拐杖头上包了一块胶皮。他每次都给老人把牛奶放在微波炉里转一分半，老人接过去的时候会说一句“谢谢小周”。大学生成群结队地来，把冰柜里的啤酒一扫而空，其中一个赊过三次账，每次都说“下周还”，后来攒够了钱一口气还了，还在收银台上放了一包糖，说给老板的小孩吃。周屿没解释自己不是老板的小孩——他已经是小叔的侄子了，但他不觉得这个身份比“在这里值夜班的人”更值得被正式介绍。那包糖他收下了，放在抽屉里，和薄荷糖放在一起。
他花了一年才敢在小叔不在的时候独自值夜班。那天晚上来了一个醉汉，在店里吐了一地。呕吐物是啤酒和烧烤混在一起的味道，熏得货架上的空气清新剂都盖不住。他拿了拖把——拖把是那种老式的布条拖把，吸水性很好但拧不干——一声不吭地拖干净了。先用水冲，再倒了一点消毒液，再用干净的拖把擦一遍。醉汉蹲在门口，嘴里嘟囔着“对不起”。他过去递了一瓶水，说“没事，下次注意点”。话说出口的时候他自己愣了一下——这话是小叔经常对客人说的。醉汉走了以后他站在收银台后面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发现自己从头到尾手都没有抖。不是不恶心，不是不生气，是他在那一刻发现自己可以处理这种事——可以把一地狼藉收拾干净，可以让一个失态的人保留最后一点体面。从那以后他开始值夜班。一开始是替小叔，后来就全部变成了他的班。
有时候他会想，自己守着这盏灯，到底是在等什么。等营业额？今天一共做了两单生意，利润不够一顿好饭。等天亮？天亮了他还要去仓库打包，补三小时的觉，然后继续盯后台数据。他早就不再等那个开二手桑塔纳的男人了——他知道那个人不会再回来。他也不等母亲——不记得脸，就没办法在脑子里想象她推门进来的样子。等一个和自己一样在夜里睡不着的人？这个答案是他想了很久之后才慢慢敢对自己承认的。他其实早就知道，只是还不太习惯承认——承认自己也会等。十四岁那年蹲在台阶上等了一整夜，什么都没等到，从那以后他就告诉自己，不要再等了。等不到的东西，就让它走。但这些年他在便利店里，每一次抬头看门口，每一次门铃响的时候立刻挺直脊背，每一次看到陌生人推门进来时心里那一瞬的收缩——他都在等。不是等谁回来。是等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一个在凌晨两点还睁着眼的人。
人活一世，能守住的东西实在太少。
他守不住母亲。记不住她的脸，也想不起她的声音。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和一帧静止的画面：浅蓝色的手帕，角落绣着一朵看不清品种的花，棉布起毛球的触感。手帕现在还叠好放在行军床床头柜最下面那层抽屉里。他去过派出所，问能不能查到母亲的下落。民警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态度很好，帮他查了户籍系统，说找不到符合条件的记录——他的母亲在户籍系统里没有任何记录，可能是因为当年就没有正式登记过。他又去了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帮他翻过很多年前的档案，纸质档案在柜子里摞了半面墙，翻了一整个下午也没翻到。他问小叔。小叔只说不知道，表情很平，但周屿注意到小叔每次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都会把正在做的事做得格外仔细——比如把货架上的酱油瓶一瓶一瓶拿出来重新擦一遍，瓶底用抹布从一边转到另一边，确认没有漏液，再一瓶一瓶放回去，标签全部朝外。那个动作让他隐约感知到——不是不知道，是不愿意说。有些事，知道了比不知道更苦。他后来就不问了。
他也守不住父亲。那个开二手桑塔纳的男人在外头欠了赌债，跑了。跑之前来店里找过小叔——不是来找儿子，是来要钱的。周屿当时坐在收银台后面写作业，数学，一道一元二次方程，配方法凑了半天没凑出来，草稿纸上写了半页又划掉。门口有人站住了。他抬头，正好对上那个男人的眼睛。隔着便利店那扇推拉玻璃门——玻璃上贴着“欢迎光临”的贴纸，红色，四角已经卷了——父子俩对视了不到一秒。男人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愧疚，不是愤怒，是那种想用一个表情同时表达很多意思但全都表达不出来、最后挤成一团的无力感——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周屿拿着笔，看着那个男人转身走了。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半个月后小叔在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你爸走了”。他点了点头。饭继续吃。后来他从没主动打听过父亲的下落。不是恨。恨需要在乎，需要一个你愿意继续把对方留在自己情感世界里的理由。他对那个男人连恨都算不上——一个连恨都算不上的人，比一个可以恨的人更让人没办法。
他甚至快守不住自己十四岁之前的名字了。周屿这个名字是母亲起的。小叔姓周，他也跟着姓周，但那个“屿”字，有时候他自己写出来都觉得陌生。岛屿的屿，海中间一小块独自露出来的陆地。他曾经在语文课上查过字典——那年他刚搬到便利店没多久，转学到了附近的初中，教室在一楼最边上，窗户对着学校后围墙，墙外就是那棵每年春天落一地白色细蕊的槐树。语文老师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声音很轻，读到“屿”这个字的时候说，岛屿的屿，海中间的小块陆地。他盯着课本上那行解释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字典合上了，用手压在字典封面上，感觉到掌心下字典封面的塑料薄膜被压出细小的气泡。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块陆地——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更像便利店门口的台阶。不是海中间的小岛，是城市角落里的一级水泥台阶，有人踩上去，有人坐下来歇脚，有人把它当最后一张安全岛蹲在上面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但这盏灯是他能守住的。这间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的便利店是他能守住的。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本事，是因为他愿意。愿意在深夜醒着，愿意在别人睡不着的时候提供一个地方。愿意把灯箱换成最亮的——旧灯箱坏掉那天他自己搬了梯子爬上去，拆了旧的，装上新买的LED灯箱，四个角螺丝拧得很紧，还多加了一个垫片以防生锈。愿意把萝卜炖得更久一点——关东煮格子里的萝卜总是放在最下面，靠近汤底的位置，炖到快散架才夹出来，因为曾经有个建筑工人跟他说过，这个萝卜炖得越透越好吃。这些事很小，小到不值一提。但对他来说，愿意，就是他唯一能给的承诺。如果再多来一个人——一个和他一样在凌晨两点还睁着眼的人——那他也可以试着守一下。
玻璃门被推开的时候，门铃叮咚响了一声。门铃是装在门框右上角的，感应器是老式的机械触发式，门推开一定角度之后会触发弹簧开关，发出那声他听过无数次的叮咚。不是电子门铃那种单调的蜂鸣，是真正的金属铃铛被敲击的声音，清脆，短促，在凌晨两点的寂静里格外清晰。
进来的是个瘦高的男孩。卫衣帽子压得极低——不是那种随意的低，是故意的低，帽檐被拉到眉骨以下，遮住了额头和眉毛。只露出下巴一小截利落而单薄的轮廓。下巴的线条很硬，是长期训练体脂率降低之后才有的那种硬朗，但皮肤的颜色不对——在便利店的荧光灯下显得发灰，是那种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灰白，没有光泽，像一张被反复洗过的旧床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