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然后他离开了。行政楼的走廊还是一片寂静，公告栏里那张纸的四个角被夜风轻轻掀动了几下，又落下去了。后门的铁门在身后虚掩着，发出缓慢的“咿——”声，然后哐当合拢。他没有回头。那天晚上他把电动车停在宿舍楼下，又沿着操场走了半圈才回便利店。小叔给他留了盏灯，灯下是用保鲜膜封好的一碗萝卜。他去关东煮的格子里捞了一块，筷子轻轻戳了一下那层半透明的外皮，汤底是新的，里面有干贝的鲜味。
后来有一年秋天，陈渡带学生去打省赛。在长途车站他远远见过郭辉一次。人流拥挤，郭辉没有穿训练服，穿着一件灰色商务夹克，皮面公文包夹在腋下，推着行李车走得很快，身后跟着两个拖行李箱的人，往城东方向的建材市场去了。他没有认出陈渡，或者说没有往这边看。陈渡也没有追上去。他们之间的恩怨没有和解，也没有延续。那堵墙还在，但他们已经翻过去了。
有些人一生不会和解，那堵立在成长道路上、由权势和恶意筑成的墙体从未自己挪过一寸。但有些人值得你用一生去守护——比如替你转发证据的老韩、把瘦肉推向合适位置的阿骏、在你无处可去时为你亮灯的值夜班人。他把皮夹子往里侧压了压，在人流过去之后重新背好包，拉高外套拉链，走进了候车室。他没有再回头去看那个人的方向。站在自动售票机前，他往手机里输了两次始发站和目的地，才想起自己那趟列车是两小时后才发车。
今晚还有萝卜。他想，等这趟省赛结束回去，第一件事不是把孩子们的比赛成绩交给教务科，而是先把它放回他心里的纪念馆里——那枚纪念章旁边本来只刻着一个字，现在它周围多了很多人的轮廓。而那个抽屉里昨天还放着一张威胁纸条，明天就会被新的干贝萝卜汤填满。
处分下来之后，周屿骑电动车帮陈渡找了两天房子。电动车是小叔那辆，车身墨绿色，右边的后视镜裂了一道缝，是被去年冬天的一场冰雹砸的。小叔说换一个要几十块，裂了就裂了，不影响看后面的路。周屿骑着这辆破电动车在大学城最西边的老居民区里转了两天，车后座上坐着陈渡。陈渡问过一次“去哪”，周屿说“到了就知道了”。之后他就不再问了。他看着周屿的后脑勺——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后颈上有一颗很小的痣，藏在发尾和领口之间，平时被头发遮住看不见，只有在骑车的时候被风掀开才露出来。那颗痣很小，颜色很淡，像一粒被遗忘在皮肤上的芝麻。他不问去哪，因为去哪都一样。他以前从来没有被人带着去找一个地方，从来都是自己走——从县城走到省城，从宿舍走到器材室，从巷子里走回便利店。第一次有人用电动车载着他，在这片陌生的老居民区里穿街走巷，挨家挨户地找。
电动车在巷子里拐来拐去的时候，周屿偶尔会放慢速度，偏过头往路边的围墙上瞟一眼——墙上贴着各种招租广告，有的是打印的，红底黄字，边角被雨水泡烂了，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有的是手写的，用圆珠笔写在撕下来的作业纸上，字迹歪歪扭扭。他看到一张手写广告，上面写着“单间出租，有窗，朝南，月租650”，然后停下车，把那张广告从墙上撕下来折好放进口袋里。撕的时候他先把四个角的胶水抠掉，再慢慢揭下来，这样广告纸就不会破。陈渡坐在后座上，看着周屿做这件事——他撕广告的动作跟在便利店里撕价签一样利落，一只手压住纸角，另一只手从下往上撕，撕完之后还用指甲把墙上残留的纸屑刮干净。然后他重新发动电动车，继续往前开，嘴里念叨了一句“朝南的好，冬天暖和”。陈渡没有说话，但他在心里把那句念叨和之前周屿在便利店里说的“顺手”放在一起，觉得这个人总是这样——把所有的好意都包装成不经意。
他们在杏园新村附近转了好几圈。这片老居民区的巷子很窄，电动车勉强能通过，两边是六层红砖楼，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里面的红砖，砖缝里的水泥已经发黑了。有些楼道的铁门锈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门框上贴满了小广告，一层叠一层。巷子里偶尔有老人拎着菜篮子慢慢走，看到他们骑车经过就侧身让一让。周屿在一栋楼前停下来，对照着手机上的地址看了看，说“应该是这里”。他刚才在网上搜到了一条招租信息，没有照片，只写了“杏园新村四楼单间，月租600，押一付一，房东刘老师”，连电话号码都没留，只写了个地址。周屿说去看看，陈渡说好。
他们爬上四楼，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穿着碎花衬衫，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找谁？”“请问是刘老师家吗？我们在网上看到招租信息。”“哦，那是我老伴发的，他出去买菜了，你们进来坐。”老太太把他们让进屋。客厅不大，摆着一张老式沙发和一台二十五寸的旧电视，茶几上放着几份过期的报纸和一壶泡好的菊花茶。墙上挂着几张奖状，是刘老师年轻时得的优秀教师证书，镜框擦得很干净。老太太给他们倒了茶，说老伴退休后就喜欢把空置的房间租给学生们，不为钱，就是图个热闹。“之前住的是个体校的学生，住了两年，毕业走了。走之前把这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把墙重新粉刷了一遍。”周屿说那挺好的。老太太又说：“那孩子也练摔跤，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陈渡摇了摇头。体校的学生太多，他不可能每个都认识。但他想，那个住了两年、临走前把墙重新粉刷的人，大概也是一个被人欺负过的人——因为只有被人欺负过的人，才会在租来的房子里自己粉刷墙壁，想把所有的污渍和划痕都盖掉。
老太太把房间门打开的时候，陈渡正接过她递来的一杯凉茶。那扇门后不是房东留下来积了灰的水磨地板，而是被前一个练摔跤的学生刷成了一整面松绿色墙壁。不是石灰白，是松绿。整面墙都是，连窗框旁边的角落都刷得很均匀，没有漏掉任何一条边框。油漆是哑光的，干了之后有一种低调的温润感，像旧图书馆里被磨平了的布面精装书脊。窗台上还有三个浅浅的漆点，他一看就知道是刷完最后一刷子收工时滴落的——当时那个不知名的前住户大概蹲在窗台边缘，把刷子上多余的松绿漆一点点拍进墙角，然后站起来，退后两步看着整面墙满意地呼气。
老太太说那个学生搬走前花了两天把墙刷了，“他说住在这儿每天早上出门前看到这面墙心情就好，所以临走前想把这种感觉留给下一个住进来的人。”
陈渡站在门口，看了那面松绿很久。他以前以为被欺负过的人只能做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痕迹都擦掉。但那个人不是。他留下的不是空白，是松绿。他走出去之前把自己的好感觉留给了下一个陌生人。
“房租六百。押一付一。我跟房东说了，你先住着，以后拿了奖金还我。”周屿把“还”字咬得很轻。不是施舍，是借。是那种“我知道你现在付不起，但我相信你以后能”的借。周屿很清楚自己凭什么肯先垫付——之前陈渡被堵在巷子里时流了多少血，又是怎么在派出所门口抱住他自己还在发抖，却问他“怕不怕”。一个怕到发抖的人，为了护住自己的未来还在忍。那天他在路灯底下把创可贴边缘按平，他就知道这个人不会跑。他做这件事的时候用了一个很自然的姿势——靠在门框上，手插在兜里，语气跟在便利店里跟陈渡说“今天萝卜多炖了两块”一模一样。他没有把它说成是帮忙，只是随手帮他提前垫付了。甚至没有提押金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是这几个月攒下的，小叔给他的工资加上林小禾那笔跨境电商的微薄分红，他原本想换一辆新电动车，旧那台后视镜裂了，电池也快不行了，冬天充一次电只能跑十几公里。但他把买新车的钱挪来交押金了。
陈渡的手攥着门框，攥了一下，松开了。门框上的漆已经磨掉了，露出底下光滑的木头，被无数个曾经的住户摸得温润。“好。”他从门口走到窗前只需三步，但他走了很慢。他先走到床边，低头看了看床板——是实木的，没有裂缝，不会像器材室的垫子那样中间凹陷下去。然后走到桌前，用手指摸了摸桌面——桌面铺着一层薄薄的透明塑料垫，是房东为了保护桌面铺的。塑料垫用了很久，边缘有些卷，但很干净。然后他走到窗前，往外看了看——对面是另一栋红砖楼的背面，晾着床单和小孩的校服，在风里晃晃悠悠。有一件蓝白相间的校服，袖子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个在招手的人。
周屿在身后说：“楼下有家早餐店，油条炸得不错。巷口有公交站，坐两站到体校。晚上路灯亮，走回来也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看着窗外，没有看陈渡。因为他知道陈渡现在大概在做什么——他的眼眶可能有点红，但嘴唇抿得很紧。他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左眼角还亮着那道新添的口子，但脊背挺得很直。周屿不想让他觉得被看见了，所以他看着窗外，假装在看对面楼顶上那根正在冒烟的小烟囱，让陈渡可以继续在窗前安静地站一会儿。
陈渡转过身。周屿把钥匙放在桌上——这个动作意味着钥匙不再属于自己了。钥匙在桌面上滑了一小截，碰到了塑料垫的边缘，发出极细微的响声。
陈渡低下头，看着那把钥匙。那把钥匙刚配出来不久，齿尖还很锋利，没被磨钝过。他在心里默默数着齿痕的排数，齿痕的排列方式似乎和县城家里的钥匙有些相似——都是那种普通的铜质钥匙，配钥匙的师傅手艺不太好，齿痕有点毛糙。他兜里原来只有一枚钥匙，那是器材室的，磨得很旧，有很多次被从外面锁住，锁芯卡过至少三四回。但这把钥匙能转，能锁，能在里面反锁。防盗门锁，去年刚换。钥匙柄上还贴着一小块白色的胶布，上面写着“401”，字迹是周屿的，依然是那支断水的圆珠笔写的。他把钥匙拿起来，握在手心里。铜片是凉的，但握了一会儿就暖了。然后他把钥匙揣进裤兜里，和纪念章放在同一个兜里。纪念章的边缘是圆的，钥匙的齿痕是锯齿状的。一个是有纪念意义但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金属，一个是可以随时打开自己那一小片空间的金属。两枚金属在他裤兜里轻轻碰了一下，发出极细微的叮当声。
房东从门口探进头来，说要是有问题随时给他打电话，然后留了个座机号码在桌角，退了出去。周屿说好，又把座机号码拿起来看了一眼，然后翻过那张纸片，从兜里摸出那支断水的圆珠笔，把自己手机号也写了上去，放在座机号码旁边。他写的时候圆珠笔又断了一次，他甩了好几下才出水，写完之后还用笔头用力画了一道下划线，大概是为了让笔迹更清楚。他把笔尖在自己的裤子上擦了擦，墨迹蹭在膝盖处的牛仔裤上，留下一个很小很小的蓝色斑点。
陈渡站在桌前，低头看着那张写了两个号码的纸片。一个是他房东的座机号码——刘老师，退休教师，戴老花镜，说话慢吞吞；另一个是周屿手机号——十一位数字，每个数字都写得很用力，但笔迹还是有点断断续续的，因为圆珠笔总是断水。他把那张纸片拿起来，走到窗前，借着外面的路灯光又看了几遍，然后把纸片放在全家福旁边。那两个号码之间隔了大概两厘米的距离，他想，如果有一天他需要打电话，他会先打哪个。房东的号码是座机，不一定随时有人接；周屿的手机号大概永远在线。然后他想，希望自己永远不需要在半夜打电话。
搬家那天是个晴天。陈渡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行李箱——几件换洗衣服，一双备用的摔跤鞋，那本翻旧了的《摔跤技术解析》，还有一张十岁时的全家福。被子和枕头房东说可以提供，是前一个住客留下的，洗得很干净。他从器材室把东西搬出来的时候，训练馆里没有人。垫子还铺在地上，假人靠在墙角，阳光从高处的窗户照进来，打在正中央那块被磨薄了的帆布面上。他在这间器材室里睡了大半年——从一开始的临时避难，到后来成了他的固定住处。天花板上的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他闭着眼都能画出它的走向。那条裂缝陪他度过了无数个疼得睡不着的夜晚。他把垫子上的毯子叠好，放在假人旁边——毯子不带走，留给下一个需要的人。然后他拎着行李箱，推门出去。
路过宿舍楼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往二楼窗户看了一眼。郭辉不在——处分下来之后他很少回宿舍了，听说住在校外的亲戚家。赵彪还在，但陈渡没有碰到他。楼道里很安静，只有远处食堂传来锅碗碰撞的声音。他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想起自己第一次搬进这栋宿舍楼是两年前，那时候他刚从县城考上来，拎着同样的行李箱，走过同样的台阶。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
他把行李箱拎到401门口，掏出钥匙——钥匙柄上那块写着“401”的胶布在阳光下白得晃眼，他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锁舌弹开的声音很清脆。推开门，那面松绿色的墙迎面而来。窗台很宽，上面可以放东西——左边放饭盒，右边放那本翻旧了的《摔跤技术解析》。书里有很多页都折了角，是他反复看的动作——抱腿摔、滚桥、转移，每一页都被他翻得起了毛边。他把它放在窗台上，封面朝上，让阳光照着封面上那道褪色的书名。饭盒旁边还空着一小块位置，他准备把明天周屿带来的煎蛋放在那里。
那天晚上两个人坐在床垫上吃外卖。陈渡的被子还没铺，房东送来的那床旧棉被叠得整整齐齐搁在床角。周屿从便利店拿了一条薄毯子过来——是小叔前几个月进货时带回来的，纯棉的，蓝白格子，一直放在货架最上层没卖出去。他拿的时候跟小叔说“这个我拿去用一下”，小叔在盘货，头也没抬，说了句“拿吧，反正也卖不掉”。外卖是街角那家黄焖鸡，米饭给得很多。周屿把自己那份里的鸡肉夹了两块到陈渡碗里，动作很轻，像顺手在替他匀一点吃不下的东西。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看陈渡，正低着头扒自己剩下的饭。
后来有一年秋天，陈渡带学生去打省赛。在长途车站他远远见过郭辉一次。人流拥挤，郭辉没有穿训练服，穿着一件灰色商务夹克，皮面公文包夹在腋下，推着行李车走得很快，身后跟着两个拖行李箱的人，往城东方向的建材市场去了。他没有认出陈渡，或者说没有往这边看。陈渡也没有追上去。他们之间的恩怨没有和解，也没有延续。那堵墙还在，但他们已经翻过去了。
有些人一生不会和解，那堵立在成长道路上、由权势和恶意筑成的墙体从未自己挪过一寸。但有些人值得你用一生去守护——比如替你转发证据的老韩、把瘦肉推向合适位置的阿骏、在你无处可去时为你亮灯的值夜班人。他把皮夹子往里侧压了压，在人流过去之后重新背好包，拉高外套拉链，走进了候车室。他没有再回头去看那个人的方向。站在自动售票机前，他往手机里输了两次始发站和目的地，才想起自己那趟列车是两小时后才发车。
今晚还有萝卜。他想，等这趟省赛结束回去，第一件事不是把孩子们的比赛成绩交给教务科，而是先把它放回他心里的纪念馆里——那枚纪念章旁边本来只刻着一个字，现在它周围多了很多人的轮廓。而那个抽屉里昨天还放着一张威胁纸条，明天就会被新的干贝萝卜汤填满。
处分下来之后，周屿骑电动车帮陈渡找了两天房子。电动车是小叔那辆，车身墨绿色，右边的后视镜裂了一道缝，是被去年冬天的一场冰雹砸的。小叔说换一个要几十块，裂了就裂了，不影响看后面的路。周屿骑着这辆破电动车在大学城最西边的老居民区里转了两天，车后座上坐着陈渡。陈渡问过一次“去哪”，周屿说“到了就知道了”。之后他就不再问了。他看着周屿的后脑勺——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后颈上有一颗很小的痣，藏在发尾和领口之间，平时被头发遮住看不见，只有在骑车的时候被风掀开才露出来。那颗痣很小，颜色很淡，像一粒被遗忘在皮肤上的芝麻。他不问去哪，因为去哪都一样。他以前从来没有被人带着去找一个地方，从来都是自己走——从县城走到省城，从宿舍走到器材室，从巷子里走回便利店。第一次有人用电动车载着他，在这片陌生的老居民区里穿街走巷，挨家挨户地找。
电动车在巷子里拐来拐去的时候，周屿偶尔会放慢速度，偏过头往路边的围墙上瞟一眼——墙上贴着各种招租广告，有的是打印的，红底黄字，边角被雨水泡烂了，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有的是手写的，用圆珠笔写在撕下来的作业纸上，字迹歪歪扭扭。他看到一张手写广告，上面写着“单间出租，有窗，朝南，月租650”，然后停下车，把那张广告从墙上撕下来折好放进口袋里。撕的时候他先把四个角的胶水抠掉，再慢慢揭下来，这样广告纸就不会破。陈渡坐在后座上，看着周屿做这件事——他撕广告的动作跟在便利店里撕价签一样利落，一只手压住纸角，另一只手从下往上撕，撕完之后还用指甲把墙上残留的纸屑刮干净。然后他重新发动电动车，继续往前开，嘴里念叨了一句“朝南的好，冬天暖和”。陈渡没有说话，但他在心里把那句念叨和之前周屿在便利店里说的“顺手”放在一起，觉得这个人总是这样——把所有的好意都包装成不经意。
他们在杏园新村附近转了好几圈。这片老居民区的巷子很窄，电动车勉强能通过，两边是六层红砖楼，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里面的红砖，砖缝里的水泥已经发黑了。有些楼道的铁门锈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门框上贴满了小广告，一层叠一层。巷子里偶尔有老人拎着菜篮子慢慢走，看到他们骑车经过就侧身让一让。周屿在一栋楼前停下来，对照着手机上的地址看了看，说“应该是这里”。他刚才在网上搜到了一条招租信息，没有照片，只写了“杏园新村四楼单间，月租600，押一付一，房东刘老师”，连电话号码都没留，只写了个地址。周屿说去看看，陈渡说好。
他们爬上四楼，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穿着碎花衬衫，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找谁？”“请问是刘老师家吗？我们在网上看到招租信息。”“哦，那是我老伴发的，他出去买菜了，你们进来坐。”老太太把他们让进屋。客厅不大，摆着一张老式沙发和一台二十五寸的旧电视，茶几上放着几份过期的报纸和一壶泡好的菊花茶。墙上挂着几张奖状，是刘老师年轻时得的优秀教师证书，镜框擦得很干净。老太太给他们倒了茶，说老伴退休后就喜欢把空置的房间租给学生们，不为钱，就是图个热闹。“之前住的是个体校的学生，住了两年，毕业走了。走之前把这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把墙重新粉刷了一遍。”周屿说那挺好的。老太太又说：“那孩子也练摔跤，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陈渡摇了摇头。体校的学生太多，他不可能每个都认识。但他想，那个住了两年、临走前把墙重新粉刷的人，大概也是一个被人欺负过的人——因为只有被人欺负过的人，才会在租来的房子里自己粉刷墙壁，想把所有的污渍和划痕都盖掉。
老太太把房间门打开的时候，陈渡正接过她递来的一杯凉茶。那扇门后不是房东留下来积了灰的水磨地板，而是被前一个练摔跤的学生刷成了一整面松绿色墙壁。不是石灰白，是松绿。整面墙都是，连窗框旁边的角落都刷得很均匀，没有漏掉任何一条边框。油漆是哑光的，干了之后有一种低调的温润感，像旧图书馆里被磨平了的布面精装书脊。窗台上还有三个浅浅的漆点，他一看就知道是刷完最后一刷子收工时滴落的——当时那个不知名的前住户大概蹲在窗台边缘，把刷子上多余的松绿漆一点点拍进墙角，然后站起来，退后两步看着整面墙满意地呼气。
老太太说那个学生搬走前花了两天把墙刷了，“他说住在这儿每天早上出门前看到这面墙心情就好，所以临走前想把这种感觉留给下一个住进来的人。”
陈渡站在门口，看了那面松绿很久。他以前以为被欺负过的人只能做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痕迹都擦掉。但那个人不是。他留下的不是空白，是松绿。他走出去之前把自己的好感觉留给了下一个陌生人。
“房租六百。押一付一。我跟房东说了，你先住着，以后拿了奖金还我。”周屿把“还”字咬得很轻。不是施舍，是借。是那种“我知道你现在付不起，但我相信你以后能”的借。周屿很清楚自己凭什么肯先垫付——之前陈渡被堵在巷子里时流了多少血，又是怎么在派出所门口抱住他自己还在发抖，却问他“怕不怕”。一个怕到发抖的人，为了护住自己的未来还在忍。那天他在路灯底下把创可贴边缘按平，他就知道这个人不会跑。他做这件事的时候用了一个很自然的姿势——靠在门框上，手插在兜里，语气跟在便利店里跟陈渡说“今天萝卜多炖了两块”一模一样。他没有把它说成是帮忙，只是随手帮他提前垫付了。甚至没有提押金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是这几个月攒下的，小叔给他的工资加上林小禾那笔跨境电商的微薄分红，他原本想换一辆新电动车，旧那台后视镜裂了，电池也快不行了，冬天充一次电只能跑十几公里。但他把买新车的钱挪来交押金了。
陈渡的手攥着门框，攥了一下，松开了。门框上的漆已经磨掉了，露出底下光滑的木头，被无数个曾经的住户摸得温润。“好。”他从门口走到窗前只需三步，但他走了很慢。他先走到床边，低头看了看床板——是实木的，没有裂缝，不会像器材室的垫子那样中间凹陷下去。然后走到桌前，用手指摸了摸桌面——桌面铺着一层薄薄的透明塑料垫，是房东为了保护桌面铺的。塑料垫用了很久，边缘有些卷，但很干净。然后他走到窗前，往外看了看——对面是另一栋红砖楼的背面，晾着床单和小孩的校服，在风里晃晃悠悠。有一件蓝白相间的校服，袖子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个在招手的人。
周屿在身后说：“楼下有家早餐店，油条炸得不错。巷口有公交站，坐两站到体校。晚上路灯亮，走回来也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看着窗外，没有看陈渡。因为他知道陈渡现在大概在做什么——他的眼眶可能有点红，但嘴唇抿得很紧。他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左眼角还亮着那道新添的口子，但脊背挺得很直。周屿不想让他觉得被看见了，所以他看着窗外，假装在看对面楼顶上那根正在冒烟的小烟囱，让陈渡可以继续在窗前安静地站一会儿。
陈渡转过身。周屿把钥匙放在桌上——这个动作意味着钥匙不再属于自己了。钥匙在桌面上滑了一小截，碰到了塑料垫的边缘，发出极细微的响声。
陈渡低下头，看着那把钥匙。那把钥匙刚配出来不久，齿尖还很锋利，没被磨钝过。他在心里默默数着齿痕的排数，齿痕的排列方式似乎和县城家里的钥匙有些相似——都是那种普通的铜质钥匙，配钥匙的师傅手艺不太好，齿痕有点毛糙。他兜里原来只有一枚钥匙，那是器材室的，磨得很旧，有很多次被从外面锁住，锁芯卡过至少三四回。但这把钥匙能转，能锁，能在里面反锁。防盗门锁，去年刚换。钥匙柄上还贴着一小块白色的胶布，上面写着“401”，字迹是周屿的，依然是那支断水的圆珠笔写的。他把钥匙拿起来，握在手心里。铜片是凉的，但握了一会儿就暖了。然后他把钥匙揣进裤兜里，和纪念章放在同一个兜里。纪念章的边缘是圆的，钥匙的齿痕是锯齿状的。一个是有纪念意义但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金属，一个是可以随时打开自己那一小片空间的金属。两枚金属在他裤兜里轻轻碰了一下，发出极细微的叮当声。
房东从门口探进头来，说要是有问题随时给他打电话，然后留了个座机号码在桌角，退了出去。周屿说好，又把座机号码拿起来看了一眼，然后翻过那张纸片，从兜里摸出那支断水的圆珠笔，把自己手机号也写了上去，放在座机号码旁边。他写的时候圆珠笔又断了一次，他甩了好几下才出水，写完之后还用笔头用力画了一道下划线，大概是为了让笔迹更清楚。他把笔尖在自己的裤子上擦了擦，墨迹蹭在膝盖处的牛仔裤上，留下一个很小很小的蓝色斑点。
陈渡站在桌前，低头看着那张写了两个号码的纸片。一个是他房东的座机号码——刘老师，退休教师，戴老花镜，说话慢吞吞；另一个是周屿手机号——十一位数字，每个数字都写得很用力，但笔迹还是有点断断续续的，因为圆珠笔总是断水。他把那张纸片拿起来，走到窗前，借着外面的路灯光又看了几遍，然后把纸片放在全家福旁边。那两个号码之间隔了大概两厘米的距离，他想，如果有一天他需要打电话，他会先打哪个。房东的号码是座机，不一定随时有人接；周屿的手机号大概永远在线。然后他想，希望自己永远不需要在半夜打电话。
搬家那天是个晴天。陈渡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行李箱——几件换洗衣服，一双备用的摔跤鞋，那本翻旧了的《摔跤技术解析》，还有一张十岁时的全家福。被子和枕头房东说可以提供，是前一个住客留下的，洗得很干净。他从器材室把东西搬出来的时候，训练馆里没有人。垫子还铺在地上，假人靠在墙角，阳光从高处的窗户照进来，打在正中央那块被磨薄了的帆布面上。他在这间器材室里睡了大半年——从一开始的临时避难，到后来成了他的固定住处。天花板上的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他闭着眼都能画出它的走向。那条裂缝陪他度过了无数个疼得睡不着的夜晚。他把垫子上的毯子叠好，放在假人旁边——毯子不带走，留给下一个需要的人。然后他拎着行李箱，推门出去。
路过宿舍楼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往二楼窗户看了一眼。郭辉不在——处分下来之后他很少回宿舍了，听说住在校外的亲戚家。赵彪还在，但陈渡没有碰到他。楼道里很安静，只有远处食堂传来锅碗碰撞的声音。他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想起自己第一次搬进这栋宿舍楼是两年前，那时候他刚从县城考上来，拎着同样的行李箱，走过同样的台阶。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
他把行李箱拎到401门口，掏出钥匙——钥匙柄上那块写着“401”的胶布在阳光下白得晃眼，他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锁舌弹开的声音很清脆。推开门，那面松绿色的墙迎面而来。窗台很宽，上面可以放东西——左边放饭盒，右边放那本翻旧了的《摔跤技术解析》。书里有很多页都折了角，是他反复看的动作——抱腿摔、滚桥、转移，每一页都被他翻得起了毛边。他把它放在窗台上，封面朝上，让阳光照着封面上那道褪色的书名。饭盒旁边还空着一小块位置，他准备把明天周屿带来的煎蛋放在那里。
那天晚上两个人坐在床垫上吃外卖。陈渡的被子还没铺，房东送来的那床旧棉被叠得整整齐齐搁在床角。周屿从便利店拿了一条薄毯子过来——是小叔前几个月进货时带回来的，纯棉的，蓝白格子，一直放在货架最上层没卖出去。他拿的时候跟小叔说“这个我拿去用一下”，小叔在盘货，头也没抬，说了句“拿吧，反正也卖不掉”。外卖是街角那家黄焖鸡，米饭给得很多。周屿把自己那份里的鸡肉夹了两块到陈渡碗里，动作很轻，像顺手在替他匀一点吃不下的东西。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看陈渡，正低着头扒自己剩下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