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那天晚上他们在宾馆附近找了一家烤鱼店。郑阳把奖牌放在桌上,用啤酒瓶摆了一排说要拍照发朋友圈,拉着陈渡拍了无数张合照,每一张里陈渡都举着牌子对着镜头露出一嘴白牙,闪光灯亮了好几次。许亮难得摘下耳机跟大家一起喝了几杯酒,话也比平时多了几句,说“以前觉得你们这组天天练得跟疯子似的,现在知道了,疯子是对的”。老韩破例喝了两杯啤酒,脸上被炭火烤得泛红。席间他端起酒杯碰了一下周屿的杯子,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周屿也回敬了一个点头——这两个人从不在嘴上比划,但彼此都懂手上还有东西要接着往下传。陈渡坐在周屿旁边,被郑阳拉着拍合照,每一张他的耳朵尖都是红的。烤架上的鱼翻了一面,油汁滴在炭上发出滋滋的声响,白烟在两个人之间飘起来,周屿隔着那团烟看他,把烤好的鱼肚夹到他碗里。陈渡低头把鱼肚吃了,嚼完才发现那是周屿自己还没动过筷子的那份。他把剩下那半块鱼肚推回周屿碗边,只说了两个字:“分着吃。”周屿低头看了看那块鱼肚,夹起来咬了一口,嚼了嚼咽下去。
散席的时候老韩已经微醺,把保温杯搁在桌上反复转着,杯底在木桌面上磨出一圈细微的水痕。郑阳架着许亮走在前面,许亮难得没有推开他。老韩穿反了棉拖鞋跟在后面——和那天半夜在派出所一样,但这次是高兴的。陈渡和周屿走在最后,穿过宾馆走廊的时候脚步声在廉价地毯上几乎没有声响。他用门卡刷开房门,把背包放在床头柜上,从内侧拉链袋里掏出那两张写着“加油”和“每场都赢”的价签,重新折好放回去。周屿靠在门框上,手插在兜里,说早点睡。陈渡说嗯。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陈渡手心里——一个剥好的橘子,用保鲜袋装着,橘子皮上的白络撕得干干净净,一瓣一瓣码在袋里,没有压坏。他做完这个动作之后转身推开隔壁的门,进去之前停了一下。“那明天回去的火车上,还有橘子。我多买了几个。”
陈渡站在门口,低头看着手心里那个橘子。隔着保鲜袋还有些微凉,是夜风吹过的温度。他把橘子放在床头柜上,和明天的早餐并排。躺下来的时候他把创可贴揭掉了——无名指上的旧伤已经长好了大半,新肉是浅粉色的,摸上去比其他地方的皮肤更光滑一点。他没有缠新的创可贴。今晚不需要。他把橘子握在手心里,闭上眼睛。
门外走廊里郑阳还在跟女朋友视频,声音隔着门板模模糊糊地传过来:“我拿金牌了！对,就是那个最帅的74公斤级——不是我,是我队友,我队友最帅行了吧。”许亮大概是嫌吵,用枕头砸了一下他的门。老韩的鼾声从走廊另一头隐隐约约地传过来。陈渡翻了个身,把橘子放在枕头旁边,看着窗外陌生的城市灯火。明天火车上还有橘子。那个人说多买了几个。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然后睡了。
预选赛回来之后，周屿的生意出事了。
不是一夜之间垮掉的，是慢慢裂开的，像冰面上先出现一道细纹，然后一点一点往外延伸，等你发现的时候裂纹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冰层。最开始只是一个小问题——一个合作了大半年的供应商发来的货不对版，手机壳的颜色和样品差了半个色号，林小禾拍产品图的时候发现怎么调都调不出原先那个灰蓝色，拿到日光下一看，是灰绿色。她把样品壳和到货壳并排放在窗台上，用手机拍了张对比照，色差在自然光下更明显——一个是冷调的灰蓝，一个是偏暖的灰绿，像冬天的湖面和夏天的苔藓被强行拼在一起。她给供应商打电话，对方说仓库发错批了，下一批补回来。林小禾说好。下一批还没到，那个供应商又推了推交货日期，说原料涨价了，之前的报价做不了，要重新谈。周屿说那就换一家，林小禾找了好几天，翻遍了平台上所有的手机壳供应商，比较价格、交期、最小起订量，最后找到了一家新的——价格合适，样品也对版，拍照出来的灰蓝色和原先的设计稿几乎一模一样。签了合同，付了预付款。预付款打过去之后，对方的电话就再也没打通过。微信消息从“对方正在输入”变成“已读”，再变成“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
二十多万。不是一次性卷走的，是预付款加上之前那批被退回的货——货不对版的手机壳全被平台退了回来，物流费是周屿掏的，退回的库存堆在仓库墙角，摞了好几排，每一箱都贴着退货单，退货单上写着“色差过大，客户拒收”。林小禾对着那些箱子沉默了很久，她把退货单一张一张撕下来在桌上排开，用红笔在每一张上划出“色差过大”四个字，好像在分析一个失败的实验。她怀疑对方注册的公司是一个空壳，那个发来的营业执照扫码之后已经显示“该企业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她打电话到注册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对方说这家公司三个月前就搬走了，新地址不详。她对周屿说这件事的时候咬着嘴唇——不是委屈，是愤怒，因为她觉得自己是学设计的，应该能看出样品上的色号编码被动过手脚，编码贴在包装袋内侧，打印字体比正规编号小一号，但她拿到的那天太忙了，只扫了一眼就签收了。
周屿听完之后没有说话，在包装台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美工刀继续封箱子。他知道林小禾在自责，但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他从小学到的唯一处理方式就是沉默，把所有的压力都压在舌头底下，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他对变化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接受能力，父亲的车灯亮了一下拐过街角就再也没回来，母亲用手帕擦完他额头的灰就被拖走了，小叔从来没问过他“你以后打算怎么办”然后某天就告诉他“你就住这儿”。他知道生活不会按计划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被压力压垮。他对那些退货箱的沉默，不是因为不在乎，是因为太在乎了所以不知道该从哪一箱开始拆，每一箱都代表着一个被退回的承诺。那些承诺里包含着他和林小禾连续几夜调整的详情页文案、每次打包前最后一眼的颜色核对，以及他在平台仓库门口等快递员时手里始终攥着一杯没有喝的豆浆。
他把所有积蓄填进去。便利店值夜班的工资、跨境电商这大半年的利润、平时省下来的每一笔钱，全部填进了这个窟窿。还不够。找小叔借了一部分。那天下着小雨，他在便利店收银台前面站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说。小叔在理货，把新到的薯片一包一包往货架上码，码了大概十几包之后忽然开口：“说吧，缺多少。”他大概从周屿最近几天晚上比平时回来得更晚、早晨起得更早、关东煮里干贝越放越少这些细节里，早就猜出来了。周屿说了一个数字。小叔沉默了一会儿，把记货名的小账本翻到最后一页，连带一张银行卡，一并递给他。“不够再来拿。”卡后面用便利贴写着密码。周屿接过那张银行卡的时候感觉它很轻——不是钱的重量，是小叔攒了好几年自己那份养老备用金的重量。他没有说谢谢，只是把卡揣进兜里，骑车去了银行。
白天在仓库照样跟林小禾插科打诨，说物流渠道换了新的时效比之前快了一天，把手机壳重新上架之后第一单卖给了澳洲的一个老客户——那个客户是个华人女生，在悉尼开了一家手机配件店，每次下单都会在备注里写“包装请加固谢谢”。林小禾说这个客户比你自己还关心你的包装质量，周屿说因为人家是专业的。
晚上回到便利店后面的小休息室，坐在行军床上对着账本坐到天亮。电脑屏幕上的银行余额越来越小，从五位数变成四位数，从四位数往三位数滑。催款电话越来越多——物流公司、包装材料供应商、平台的保证金账户透支提醒。每次手机震动，他都看一眼来电显示，然后把它调成静音，一个都不接。不是不想接，是接了也不知道能说什么。说“我现在没有”？说“能不能再宽限几天”？这些台词他小时候听过太多次了——父亲跟他说的“下个月一定还”，跟邻居说的“再宽限几天我一定连本带利一起还”。他从小就知道这些话的分量。他站在便利店后面那间逼仄的小灶间里，对着平底锅发呆，燃气灶的蓝火在锅底跳着，油还没热。他想起父亲当年被讨债的人堵在家门口，他蹲在门后听到那些粗重的敲门声和怒吼。后来他把这扇门也守成了自己的家。他想守住它，谁都不能把它从他手中拿走。他把美工刀搁在纸箱上，想起白天快递站老板说的那句“最近瘦了不少”。他知道自己瘦了——不是因为不吃饭，是因为每次吃完饭都觉得胃里有个石头，沉甸甸地坠着。他每天早上煎溏心蛋的时候还是会像以往一样把失败的自己吃掉，但最近失败的次数变少了——不是手艺进步了，是他分心太多，有时候鸡蛋打下去之后忘了看计时器，回过神来蛋白已经煎老了。那片焦痕贴在金黄的蛋白边缘，看着让他想起自己眼下挂着的那圈青黑。
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欠过别人钱。从小叔手里接过的每一包方便面、每一双拖鞋、每一个放在口袋里的打火机，他都记在心里。他在账本上把这辈子的第一笔真正的债项写得清清楚楚：小叔垫付的部分，本金和利息分开列明；物流公司欠着几千块，平台保证金还有缺口。这些数字在账本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每一笔后面都跟着一个日期——那是他曾经承诺要还钱的日期。他把这些日期用红笔圈出来，一个个看过去，每一个圈都像一个没有合拢的口子。他在记账时从不拖延，每一笔进账和出账都清楚地标在笔记本上，甚至把林小禾上次帮他付打印样品的五十块钱也列在了应该还给她的那块表上。她的信用卡余额他没办法过问，但仓库里公共支出用的零散小票都被他夹在了透明文件夹里。
林小禾大概看出了什么。她没有直接问——她认识周屿好几年了，太了解他的性格。每次她试图问他有没有找人借过钱，话到嘴边就咽回去了，因为她知道周屿不会承认。有一天晚上她在仓库加班到很晚，周屿在包装台前封箱子，胶带拉得很响，好像纸箱是欠他钱的人。他每拉一条胶带都在纸板垫上飞快地切过，切下片片纸屑，碎屑在日光灯的灯束里散成极其细微的尘点。她走过去，把一杯咖啡放在他桌上，说：“你要是撑不住，我先垫一部分。”
周屿说不用。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正把一箱退货的手机壳搬到墙角，背对着她，声音很平，跟他说“顺手”时的语气一模一样。林小禾沉默了一会儿，没有再劝，只是抱着自己的外套回转身去。她知道周屿的“不用”是什么意思——他从小就知道所有好意的背后都带着成本，他宁可自己扛也不愿意让别人替他分担。他给小叔打了张借条，条目分明记着借款和约定归还日期的细节，右下角盖了个拇指印。他在那张借条的最底下加了一行字：“此借条独立承担，不连累小叔及其他任何第三人。若逾期，以小叔便利店的货品抵押还款。”然后他按了那个拇指印，红泥是从隔壁奶茶店借的，老板娘说这盒印泥放了好几年了，上一次用是前年有人来租她的门面签合同。
“你帮我跟你家里人说，这个窟窿我自己捅的自己补。”他把借条推过去时，指间还粘着泥渍。小叔没有看他，只是低头把借条叠好夹进记货的小账本里。“你爸以前欠钱从来不自己还，”小叔说，“你不一样。”这不是安慰，是陈述。收银台上的电子钟刚翻过零点，他们之间没有再多的话。
陈渡是八月底发现的。
那段时间他刚恢复训练。预选赛之后老韩给了他几天休息时间，让他把降体重时流失的体能补回来，把肋骨上那次骨裂重新养一养。他把训练量降了一半，每天只跑五公里，技术训练只练基本功不练对抗。身体慢慢恢复了，手指上的旧伤也终于长好了——无名指上那道反复撕裂的口子终于结了一层完整的痂，摸上去是光滑的，不再有组织液渗出。但周屿的状态让他觉得不对劲。
他第一次注意到异常是在仓库吃饭的时候。那天他带了食堂的红烧肉，周屿坐在包装台旁边，筷子在饭盒里戳来戳去，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嚼了半天才咽下去。通常周屿吃饭很快——从小被小叔带大的孩子吃饭都快，因为便利店随时可能有顾客进来，吃饭的速度和结账的速度都要跟得上。但那天他慢得不正常，像是在用咀嚼的节奏拖延什么东西。陈渡问他怎么了，他说没怎么，就是不太饿。不太饿——陈渡认识周屿半年多，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不太饿”。周屿是那种再忙也要把饭吃完的人，是那种把煮坏的溏心蛋全部自己吃掉不能浪费的人，是可以一边打包一边嘴里叼着筷子的人。他说不太饿，大概是有事。但陈渡没追问。他以为周屿只是累了——预选赛刚结束，订单多，打包量大。他把自己那份红烧肉里的瘦肉夹了两块到周屿碗里，说多吃点。周屿低头看了看那两块肉，夹起来吃了，嚼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去倒水。倒水的时候他背对着陈渡，肩膀微微绷着，喝水的时间比平时长了大概好几倍——他在水槽边站了很久，手里握着空杯子，盯着水龙头滴出来的水珠，没有说话。
之后几天陈渡注意到更多细节。周屿在仓库打包的时候比平时更沉默——以前他封箱子的时候偶尔会哼歌，是那种自己都不知道在哼什么的调子，很随意，胶带拉到底时刚好跟着调子甩一个尾音。现在不哼了，只有胶带的嘶嘶声和美工刀磕在纸箱边缘的清脆声。他把快递单贴在纸箱上的动作也比平时更用力，用手掌把每一张贴纸从中间往四边来回抹平，贴完还要再拍一下。有一次他拍完之后把手撑在包装台上，低头站了好一会儿，然后好像忽然想起来似的，继续搬下一个箱子。仓库墙角的除湿盒已经满了，他忘了换，霉斑在墙角继续长，他以前每周都会换，现在大概有两个星期没换了。
散席的时候老韩已经微醺,把保温杯搁在桌上反复转着,杯底在木桌面上磨出一圈细微的水痕。郑阳架着许亮走在前面,许亮难得没有推开他。老韩穿反了棉拖鞋跟在后面——和那天半夜在派出所一样,但这次是高兴的。陈渡和周屿走在最后,穿过宾馆走廊的时候脚步声在廉价地毯上几乎没有声响。他用门卡刷开房门,把背包放在床头柜上,从内侧拉链袋里掏出那两张写着“加油”和“每场都赢”的价签,重新折好放回去。周屿靠在门框上,手插在兜里,说早点睡。陈渡说嗯。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陈渡手心里——一个剥好的橘子,用保鲜袋装着,橘子皮上的白络撕得干干净净,一瓣一瓣码在袋里,没有压坏。他做完这个动作之后转身推开隔壁的门,进去之前停了一下。“那明天回去的火车上,还有橘子。我多买了几个。”
陈渡站在门口,低头看着手心里那个橘子。隔着保鲜袋还有些微凉,是夜风吹过的温度。他把橘子放在床头柜上,和明天的早餐并排。躺下来的时候他把创可贴揭掉了——无名指上的旧伤已经长好了大半,新肉是浅粉色的,摸上去比其他地方的皮肤更光滑一点。他没有缠新的创可贴。今晚不需要。他把橘子握在手心里,闭上眼睛。
门外走廊里郑阳还在跟女朋友视频,声音隔着门板模模糊糊地传过来:“我拿金牌了！对,就是那个最帅的74公斤级——不是我,是我队友,我队友最帅行了吧。”许亮大概是嫌吵,用枕头砸了一下他的门。老韩的鼾声从走廊另一头隐隐约约地传过来。陈渡翻了个身,把橘子放在枕头旁边,看着窗外陌生的城市灯火。明天火车上还有橘子。那个人说多买了几个。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然后睡了。
预选赛回来之后，周屿的生意出事了。
不是一夜之间垮掉的，是慢慢裂开的，像冰面上先出现一道细纹，然后一点一点往外延伸，等你发现的时候裂纹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冰层。最开始只是一个小问题——一个合作了大半年的供应商发来的货不对版，手机壳的颜色和样品差了半个色号，林小禾拍产品图的时候发现怎么调都调不出原先那个灰蓝色，拿到日光下一看，是灰绿色。她把样品壳和到货壳并排放在窗台上，用手机拍了张对比照，色差在自然光下更明显——一个是冷调的灰蓝，一个是偏暖的灰绿，像冬天的湖面和夏天的苔藓被强行拼在一起。她给供应商打电话，对方说仓库发错批了，下一批补回来。林小禾说好。下一批还没到，那个供应商又推了推交货日期，说原料涨价了，之前的报价做不了，要重新谈。周屿说那就换一家，林小禾找了好几天，翻遍了平台上所有的手机壳供应商，比较价格、交期、最小起订量，最后找到了一家新的——价格合适，样品也对版，拍照出来的灰蓝色和原先的设计稿几乎一模一样。签了合同，付了预付款。预付款打过去之后，对方的电话就再也没打通过。微信消息从“对方正在输入”变成“已读”，再变成“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
二十多万。不是一次性卷走的，是预付款加上之前那批被退回的货——货不对版的手机壳全被平台退了回来，物流费是周屿掏的，退回的库存堆在仓库墙角，摞了好几排，每一箱都贴着退货单，退货单上写着“色差过大，客户拒收”。林小禾对着那些箱子沉默了很久，她把退货单一张一张撕下来在桌上排开，用红笔在每一张上划出“色差过大”四个字，好像在分析一个失败的实验。她怀疑对方注册的公司是一个空壳，那个发来的营业执照扫码之后已经显示“该企业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她打电话到注册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对方说这家公司三个月前就搬走了，新地址不详。她对周屿说这件事的时候咬着嘴唇——不是委屈，是愤怒，因为她觉得自己是学设计的，应该能看出样品上的色号编码被动过手脚，编码贴在包装袋内侧，打印字体比正规编号小一号，但她拿到的那天太忙了，只扫了一眼就签收了。
周屿听完之后没有说话，在包装台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美工刀继续封箱子。他知道林小禾在自责，但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他从小学到的唯一处理方式就是沉默，把所有的压力都压在舌头底下，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他对变化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接受能力，父亲的车灯亮了一下拐过街角就再也没回来，母亲用手帕擦完他额头的灰就被拖走了，小叔从来没问过他“你以后打算怎么办”然后某天就告诉他“你就住这儿”。他知道生活不会按计划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被压力压垮。他对那些退货箱的沉默，不是因为不在乎，是因为太在乎了所以不知道该从哪一箱开始拆，每一箱都代表着一个被退回的承诺。那些承诺里包含着他和林小禾连续几夜调整的详情页文案、每次打包前最后一眼的颜色核对，以及他在平台仓库门口等快递员时手里始终攥着一杯没有喝的豆浆。
他把所有积蓄填进去。便利店值夜班的工资、跨境电商这大半年的利润、平时省下来的每一笔钱，全部填进了这个窟窿。还不够。找小叔借了一部分。那天下着小雨，他在便利店收银台前面站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说。小叔在理货，把新到的薯片一包一包往货架上码，码了大概十几包之后忽然开口：“说吧，缺多少。”他大概从周屿最近几天晚上比平时回来得更晚、早晨起得更早、关东煮里干贝越放越少这些细节里，早就猜出来了。周屿说了一个数字。小叔沉默了一会儿，把记货名的小账本翻到最后一页，连带一张银行卡，一并递给他。“不够再来拿。”卡后面用便利贴写着密码。周屿接过那张银行卡的时候感觉它很轻——不是钱的重量，是小叔攒了好几年自己那份养老备用金的重量。他没有说谢谢，只是把卡揣进兜里，骑车去了银行。
白天在仓库照样跟林小禾插科打诨，说物流渠道换了新的时效比之前快了一天，把手机壳重新上架之后第一单卖给了澳洲的一个老客户——那个客户是个华人女生，在悉尼开了一家手机配件店，每次下单都会在备注里写“包装请加固谢谢”。林小禾说这个客户比你自己还关心你的包装质量，周屿说因为人家是专业的。
晚上回到便利店后面的小休息室，坐在行军床上对着账本坐到天亮。电脑屏幕上的银行余额越来越小，从五位数变成四位数，从四位数往三位数滑。催款电话越来越多——物流公司、包装材料供应商、平台的保证金账户透支提醒。每次手机震动，他都看一眼来电显示，然后把它调成静音，一个都不接。不是不想接，是接了也不知道能说什么。说“我现在没有”？说“能不能再宽限几天”？这些台词他小时候听过太多次了——父亲跟他说的“下个月一定还”，跟邻居说的“再宽限几天我一定连本带利一起还”。他从小就知道这些话的分量。他站在便利店后面那间逼仄的小灶间里，对着平底锅发呆，燃气灶的蓝火在锅底跳着，油还没热。他想起父亲当年被讨债的人堵在家门口，他蹲在门后听到那些粗重的敲门声和怒吼。后来他把这扇门也守成了自己的家。他想守住它，谁都不能把它从他手中拿走。他把美工刀搁在纸箱上，想起白天快递站老板说的那句“最近瘦了不少”。他知道自己瘦了——不是因为不吃饭，是因为每次吃完饭都觉得胃里有个石头，沉甸甸地坠着。他每天早上煎溏心蛋的时候还是会像以往一样把失败的自己吃掉，但最近失败的次数变少了——不是手艺进步了，是他分心太多，有时候鸡蛋打下去之后忘了看计时器，回过神来蛋白已经煎老了。那片焦痕贴在金黄的蛋白边缘，看着让他想起自己眼下挂着的那圈青黑。
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欠过别人钱。从小叔手里接过的每一包方便面、每一双拖鞋、每一个放在口袋里的打火机，他都记在心里。他在账本上把这辈子的第一笔真正的债项写得清清楚楚：小叔垫付的部分，本金和利息分开列明；物流公司欠着几千块，平台保证金还有缺口。这些数字在账本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每一笔后面都跟着一个日期——那是他曾经承诺要还钱的日期。他把这些日期用红笔圈出来，一个个看过去，每一个圈都像一个没有合拢的口子。他在记账时从不拖延，每一笔进账和出账都清楚地标在笔记本上，甚至把林小禾上次帮他付打印样品的五十块钱也列在了应该还给她的那块表上。她的信用卡余额他没办法过问，但仓库里公共支出用的零散小票都被他夹在了透明文件夹里。
林小禾大概看出了什么。她没有直接问——她认识周屿好几年了，太了解他的性格。每次她试图问他有没有找人借过钱，话到嘴边就咽回去了，因为她知道周屿不会承认。有一天晚上她在仓库加班到很晚，周屿在包装台前封箱子，胶带拉得很响，好像纸箱是欠他钱的人。他每拉一条胶带都在纸板垫上飞快地切过，切下片片纸屑，碎屑在日光灯的灯束里散成极其细微的尘点。她走过去，把一杯咖啡放在他桌上，说：“你要是撑不住，我先垫一部分。”
周屿说不用。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正把一箱退货的手机壳搬到墙角，背对着她，声音很平，跟他说“顺手”时的语气一模一样。林小禾沉默了一会儿，没有再劝，只是抱着自己的外套回转身去。她知道周屿的“不用”是什么意思——他从小就知道所有好意的背后都带着成本，他宁可自己扛也不愿意让别人替他分担。他给小叔打了张借条，条目分明记着借款和约定归还日期的细节，右下角盖了个拇指印。他在那张借条的最底下加了一行字：“此借条独立承担，不连累小叔及其他任何第三人。若逾期，以小叔便利店的货品抵押还款。”然后他按了那个拇指印，红泥是从隔壁奶茶店借的，老板娘说这盒印泥放了好几年了，上一次用是前年有人来租她的门面签合同。
“你帮我跟你家里人说，这个窟窿我自己捅的自己补。”他把借条推过去时，指间还粘着泥渍。小叔没有看他，只是低头把借条叠好夹进记货的小账本里。“你爸以前欠钱从来不自己还，”小叔说，“你不一样。”这不是安慰，是陈述。收银台上的电子钟刚翻过零点，他们之间没有再多的话。
陈渡是八月底发现的。
那段时间他刚恢复训练。预选赛之后老韩给了他几天休息时间，让他把降体重时流失的体能补回来，把肋骨上那次骨裂重新养一养。他把训练量降了一半，每天只跑五公里，技术训练只练基本功不练对抗。身体慢慢恢复了，手指上的旧伤也终于长好了——无名指上那道反复撕裂的口子终于结了一层完整的痂，摸上去是光滑的，不再有组织液渗出。但周屿的状态让他觉得不对劲。
他第一次注意到异常是在仓库吃饭的时候。那天他带了食堂的红烧肉，周屿坐在包装台旁边，筷子在饭盒里戳来戳去，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嚼了半天才咽下去。通常周屿吃饭很快——从小被小叔带大的孩子吃饭都快，因为便利店随时可能有顾客进来，吃饭的速度和结账的速度都要跟得上。但那天他慢得不正常，像是在用咀嚼的节奏拖延什么东西。陈渡问他怎么了，他说没怎么，就是不太饿。不太饿——陈渡认识周屿半年多，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不太饿”。周屿是那种再忙也要把饭吃完的人，是那种把煮坏的溏心蛋全部自己吃掉不能浪费的人，是可以一边打包一边嘴里叼着筷子的人。他说不太饿，大概是有事。但陈渡没追问。他以为周屿只是累了——预选赛刚结束，订单多，打包量大。他把自己那份红烧肉里的瘦肉夹了两块到周屿碗里，说多吃点。周屿低头看了看那两块肉，夹起来吃了，嚼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去倒水。倒水的时候他背对着陈渡，肩膀微微绷着，喝水的时间比平时长了大概好几倍——他在水槽边站了很久，手里握着空杯子，盯着水龙头滴出来的水珠，没有说话。
之后几天陈渡注意到更多细节。周屿在仓库打包的时候比平时更沉默——以前他封箱子的时候偶尔会哼歌，是那种自己都不知道在哼什么的调子，很随意，胶带拉到底时刚好跟着调子甩一个尾音。现在不哼了，只有胶带的嘶嘶声和美工刀磕在纸箱边缘的清脆声。他把快递单贴在纸箱上的动作也比平时更用力，用手掌把每一张贴纸从中间往四边来回抹平，贴完还要再拍一下。有一次他拍完之后把手撑在包装台上，低头站了好一会儿，然后好像忽然想起来似的，继续搬下一个箱子。仓库墙角的除湿盒已经满了，他忘了换，霉斑在墙角继续长，他以前每周都会换，现在大概有两个星期没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