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死讯
周秀兰是在陈宗良放下电话之后才听明白的。
其实电话那头的声音她一个字都没听到，但丈夫放下听筒之后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她认识——当年他母亲走的时候，他也是这么看她的。不是悲伤，不是震惊，是一个人被抽掉了所有力气之后，仅剩的那一点不知道往哪放的空白。
他把手里的筷子放下。筷子从碗沿上滚落，在桌面上弹了一下，掉在地上，滚到了餐桌腿旁边。他站起来，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
周秀兰手里的牛奶锅滑了出去，砸在厨房地砖上，牛奶泼了一地。白花花的一片沿着瓷砖缝流到餐桌腿旁边，在陈宗良的皮鞋边上积了一小滩。她没有去捡，也没有去擦，就那么直接跪在了牛奶里，膝盖砸在瓷砖上闷响了一声。她没有昏过去——不是不想，是身体不配合。她整个人软在餐桌腿旁边，上半身趴在椅面上，手指攥着椅垫的边缘，指甲在布面上刮出一道一道的白印。嘴张着，眼泪已经下来了，但哭声卡在嗓子里出不来，只发出一种很细的、像被掐住脖子的母羊一样的声音。
陈砚舟是从楼梯上直接跳下来的。他听见他妈摔倒的声音，跑进餐厅，看见他爸坐在地上，他妈跪在牛奶里，听筒悬在餐桌边上一晃一晃地撞着桌腿，里面传出一个细小而焦急的“喂？喂？还在吗”。他把听筒拿起来，听完了交警的最后一句话——“事故现场已经清理完毕，遗体目前在岚州殡仪馆，需要家属前来确认。”
他说知道了，把听筒放回去，挂断了这场漫长的延迟通话。然后把地上的椅子扶正，把趴在椅面上的母亲架起来放在椅子上。周秀兰的脸是灰的，眼珠不动，手攥着陈砚舟的袖口攥得指节发青。陈砚舟蹲在她面前说，妈，你在这里坐着，我去看看。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在抖，但没有哭。他把裤腿上蹭的牛奶擦了，拿了手机和钱包，叫了老周的车。
到医院的时候，陈宗良已经被安排在急诊室旁边的观察室里了。不是抢救，是怕他血压出问题。他坐在观察室最里面那张床上，背靠着墙，两条腿直直地伸着，鞋子没脱，鞋底在地砖上踩了两个灰印子。有人给他倒了杯水放在床头柜上，他没有碰，水面上落了小半片不知道从哪飘来的棉絮。陈砚舟站在观察室门口看了他一眼，没有进去。他先去住院部问了周秀兰在哪个病房——周秀兰在来的路上晕过去了，老周把她背上车的。医生说是情绪激动引起的短暂性脑缺血，输上液了，没有生命危险，但需要住院观察。
陈砚舟在病房外面站了一会儿，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见他妈躺在白被单底下，看起来特别瘦小。插着针管的手背搭在被子外面，手背上还残留着早上揉面时沾的一点干面粉。她晕过去之前大概还在想，等砚白下来，粥凉了就再热一碗。
他在走廊的不锈钢椅子上坐了很久。走廊里护士推着治疗车来来回回，轮子在地砖上摩擦的声音和消毒水的气味混在一起。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反射在墙壁上，亮得刺眼，刺得他眼睛发酸。他把两只手交握在膝盖上，低着头。
那辆车是他毕业那年用实习工资买的，二手的，白色，车钥匙壳上挂着一个掉了漆的篮球挂件。他把钥匙搁在门厅鞋柜上的瓷盘里，是方便他哥拿的。从他把陈砚白送到高铁站那天开始，从他把那张手机卡和手写路线图塞到陈砚白枕头底下那天开始，他就在帮他哥逃。逃过父亲的皮带，逃过医院的软禁，逃过阁楼那扇从外面反锁的门。最后他哥真的逃了，用他的车钥匙。他哥握着那把钥匙，凌晨一点摸黑从阁楼溜下来，光着脚踩过最靠墙的那几级楼梯，在门厅瓷盘里摸到了那个冰凉的金属头。他哥开着那辆车驶出青沂，驶进大雾，再也没有回来。
一个护士推着治疗车从他面前经过，轮子在瓷砖上轧了一下颠了颠。他抬起头，用手指的关节按了按眼睛。指节拿下来的时候，湿了一小片。
下午他去了一趟交警队。事故车辆已经被拖到了交管所指定的废车场，停在最角落的那排，和几辆同样面目全非的事故车挤在一起。交警把从车里清理出来的遗物放在一个纸箱里交给他——胸包的残片，拉链彻底断了，别针不知道崩到了哪里。里面的银行卡歪在夹层里，临时身份证还在卡套里，塑料卡套上裂了一道细纹。一个手机，屏幕碎了，开机开不了。一张照片，交警说是在死者夹克内袋里找到的，靠近胸口的位置。
陈砚舟接过那张照片。沈知聿蹲在墙根下浇多肉，转头对着镜头比耶，笑得眯起了眼睛，手指上还沾着泥。背景里院墙上的橘猫被拍糊了，只剩一团橘色的虚影。照片背面那一行字——“哥，我拍的，你笑了”——被暗红色的血迹洇湿了大半。血渗进纸张的纤维里，从边缘往里蔓延，把原本的蓝色圆珠笔迹染成了深褐色。他认得这四个字，沈知聿的字，歪歪扭扭的，一笑起来就拿起笔到处乱写，冰箱贴上也写，他的笔记本上也写。他把照片翻过来，看着那团已经被血模糊的字，终于没忍住，拿手背捂住了嘴。手指攥着照片边缘攥得指节发白，又赶紧松开，怕把照片攥坏了。
在胸包最里面的夹层里，交警还找到了一个笔记本。不是那种硬壳的大本子，是巴掌大的软皮本，黑色封面，边角磨白了，皮革封面的边缘起了细小的裂纹，一看就是被人反复翻过的。陈砚舟翻开第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同一个名字——沈知聿，沈知聿，沈知聿。不同颜色不同粗细的笔迹，有的是钢笔写的，有的是圆珠笔写的，有的端正，有的潦草，大概是写到后来手累了，字歪得快要认不出来，但每一行都是这三个字。有的名字旁边画了圈，大概是他哥心情好些的时候画的；有的名字旁边打了勾，大概是在确认什么；有的名字旁边什么都没画，只是在右下角点了一个很小的点，笔尖戳在那里，戳破了纸面。
他往后翻，每一页都是这样。没有日记，没有计划，没有任何一句完整的话，只有同一个名字，写了小半本。翻到最后一页，在最后一行，笔迹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用力，钢笔尖把纸面划破了，留下了几道极细的裂缝，像是把所有的力气都压在笔尖上。那行字不是“沈知聿”，是四个字——“等我，知聿”。
陈砚舟把笔记本合上，放在纸箱最上面。他把纸箱抱起来，跟交警道了谢，走出废车场的铁栅栏门，站在路边等老周的车。岚州的风还是湿冷湿冷的，从海港那边灌过来，吹得他耳朵生疼。老周把车开过来的时候探头看了一眼他怀里的纸箱，什么都没问，把后座的车门打开，说走吧，回家。
车子驶出岚州的时候，陈砚舟从后视镜里看着慢慢变小的收费站。他想起他哥最后一次从高铁站出来，站在站前广场拦出租车，胸口还绑着绷带，后背的缝线还没拆完，被风吹得眯了一下眼。那时候他以为他哥马上就能接到沈知聿，带他回云安，重新开始。
他把脸转向窗外，手紧紧攥着纸箱的边缘，指节发白。纸箱里那个笔记本的最后一行，像一根针一样扎在他心口。
等我，知聿。
其实电话那头的声音她一个字都没听到，但丈夫放下听筒之后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她认识——当年他母亲走的时候，他也是这么看她的。不是悲伤，不是震惊，是一个人被抽掉了所有力气之后，仅剩的那一点不知道往哪放的空白。
他把手里的筷子放下。筷子从碗沿上滚落，在桌面上弹了一下，掉在地上，滚到了餐桌腿旁边。他站起来，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
周秀兰手里的牛奶锅滑了出去，砸在厨房地砖上，牛奶泼了一地。白花花的一片沿着瓷砖缝流到餐桌腿旁边，在陈宗良的皮鞋边上积了一小滩。她没有去捡，也没有去擦，就那么直接跪在了牛奶里，膝盖砸在瓷砖上闷响了一声。她没有昏过去——不是不想，是身体不配合。她整个人软在餐桌腿旁边，上半身趴在椅面上，手指攥着椅垫的边缘，指甲在布面上刮出一道一道的白印。嘴张着，眼泪已经下来了，但哭声卡在嗓子里出不来，只发出一种很细的、像被掐住脖子的母羊一样的声音。
陈砚舟是从楼梯上直接跳下来的。他听见他妈摔倒的声音，跑进餐厅，看见他爸坐在地上，他妈跪在牛奶里，听筒悬在餐桌边上一晃一晃地撞着桌腿，里面传出一个细小而焦急的“喂？喂？还在吗”。他把听筒拿起来，听完了交警的最后一句话——“事故现场已经清理完毕，遗体目前在岚州殡仪馆，需要家属前来确认。”
他说知道了，把听筒放回去，挂断了这场漫长的延迟通话。然后把地上的椅子扶正，把趴在椅面上的母亲架起来放在椅子上。周秀兰的脸是灰的，眼珠不动，手攥着陈砚舟的袖口攥得指节发青。陈砚舟蹲在她面前说，妈，你在这里坐着，我去看看。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在抖，但没有哭。他把裤腿上蹭的牛奶擦了，拿了手机和钱包，叫了老周的车。
到医院的时候，陈宗良已经被安排在急诊室旁边的观察室里了。不是抢救，是怕他血压出问题。他坐在观察室最里面那张床上，背靠着墙，两条腿直直地伸着，鞋子没脱，鞋底在地砖上踩了两个灰印子。有人给他倒了杯水放在床头柜上，他没有碰，水面上落了小半片不知道从哪飘来的棉絮。陈砚舟站在观察室门口看了他一眼，没有进去。他先去住院部问了周秀兰在哪个病房——周秀兰在来的路上晕过去了，老周把她背上车的。医生说是情绪激动引起的短暂性脑缺血，输上液了，没有生命危险，但需要住院观察。
陈砚舟在病房外面站了一会儿，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见他妈躺在白被单底下，看起来特别瘦小。插着针管的手背搭在被子外面，手背上还残留着早上揉面时沾的一点干面粉。她晕过去之前大概还在想，等砚白下来，粥凉了就再热一碗。
他在走廊的不锈钢椅子上坐了很久。走廊里护士推着治疗车来来回回，轮子在地砖上摩擦的声音和消毒水的气味混在一起。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反射在墙壁上，亮得刺眼，刺得他眼睛发酸。他把两只手交握在膝盖上，低着头。
那辆车是他毕业那年用实习工资买的，二手的，白色，车钥匙壳上挂着一个掉了漆的篮球挂件。他把钥匙搁在门厅鞋柜上的瓷盘里，是方便他哥拿的。从他把陈砚白送到高铁站那天开始，从他把那张手机卡和手写路线图塞到陈砚白枕头底下那天开始，他就在帮他哥逃。逃过父亲的皮带，逃过医院的软禁，逃过阁楼那扇从外面反锁的门。最后他哥真的逃了，用他的车钥匙。他哥握着那把钥匙，凌晨一点摸黑从阁楼溜下来，光着脚踩过最靠墙的那几级楼梯，在门厅瓷盘里摸到了那个冰凉的金属头。他哥开着那辆车驶出青沂，驶进大雾，再也没有回来。
一个护士推着治疗车从他面前经过，轮子在瓷砖上轧了一下颠了颠。他抬起头，用手指的关节按了按眼睛。指节拿下来的时候，湿了一小片。
下午他去了一趟交警队。事故车辆已经被拖到了交管所指定的废车场，停在最角落的那排，和几辆同样面目全非的事故车挤在一起。交警把从车里清理出来的遗物放在一个纸箱里交给他——胸包的残片，拉链彻底断了，别针不知道崩到了哪里。里面的银行卡歪在夹层里，临时身份证还在卡套里，塑料卡套上裂了一道细纹。一个手机，屏幕碎了，开机开不了。一张照片，交警说是在死者夹克内袋里找到的，靠近胸口的位置。
陈砚舟接过那张照片。沈知聿蹲在墙根下浇多肉，转头对着镜头比耶，笑得眯起了眼睛，手指上还沾着泥。背景里院墙上的橘猫被拍糊了，只剩一团橘色的虚影。照片背面那一行字——“哥，我拍的，你笑了”——被暗红色的血迹洇湿了大半。血渗进纸张的纤维里，从边缘往里蔓延，把原本的蓝色圆珠笔迹染成了深褐色。他认得这四个字，沈知聿的字，歪歪扭扭的，一笑起来就拿起笔到处乱写，冰箱贴上也写，他的笔记本上也写。他把照片翻过来，看着那团已经被血模糊的字，终于没忍住，拿手背捂住了嘴。手指攥着照片边缘攥得指节发白，又赶紧松开，怕把照片攥坏了。
在胸包最里面的夹层里，交警还找到了一个笔记本。不是那种硬壳的大本子，是巴掌大的软皮本，黑色封面，边角磨白了，皮革封面的边缘起了细小的裂纹，一看就是被人反复翻过的。陈砚舟翻开第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同一个名字——沈知聿，沈知聿，沈知聿。不同颜色不同粗细的笔迹，有的是钢笔写的，有的是圆珠笔写的，有的端正，有的潦草，大概是写到后来手累了，字歪得快要认不出来，但每一行都是这三个字。有的名字旁边画了圈，大概是他哥心情好些的时候画的；有的名字旁边打了勾，大概是在确认什么；有的名字旁边什么都没画，只是在右下角点了一个很小的点，笔尖戳在那里，戳破了纸面。
他往后翻，每一页都是这样。没有日记，没有计划，没有任何一句完整的话，只有同一个名字，写了小半本。翻到最后一页，在最后一行，笔迹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用力，钢笔尖把纸面划破了，留下了几道极细的裂缝，像是把所有的力气都压在笔尖上。那行字不是“沈知聿”，是四个字——“等我，知聿”。
陈砚舟把笔记本合上，放在纸箱最上面。他把纸箱抱起来，跟交警道了谢，走出废车场的铁栅栏门，站在路边等老周的车。岚州的风还是湿冷湿冷的，从海港那边灌过来，吹得他耳朵生疼。老周把车开过来的时候探头看了一眼他怀里的纸箱，什么都没问，把后座的车门打开，说走吧，回家。
车子驶出岚州的时候，陈砚舟从后视镜里看着慢慢变小的收费站。他想起他哥最后一次从高铁站出来，站在站前广场拦出租车，胸口还绑着绷带，后背的缝线还没拆完，被风吹得眯了一下眼。那时候他以为他哥马上就能接到沈知聿，带他回云安，重新开始。
他把脸转向窗外，手紧紧攥着纸箱的边缘，指节发白。纸箱里那个笔记本的最后一行，像一根针一样扎在他心口。
等我，知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