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勃兰登堡小镇
三十出头的谢尔盖还没遇到过什么难事。
从出生直到成年，抛去大多数男孩难免要吃些苦头的挨揍时代，他一直顺顺利利的，甚至没为爬树摔青过胳膊。即使当间谍——人们能想象的最危险的苦差事，也不能破坏他的好运。就在周三，德国人称之为周中的这一天，他坐车来到这个风景优美的边陲小镇，风尘仆仆地，提着羊皮箱子，沿大街向南走了五十米，拐进旅馆的玻璃门。这天，紧跟着他进门的还有两个德国军官，冷着脸，交谈着未来两周的打算。哦，典型的德国人。
他的手提箱不沉：第一层装着订制证件，三件换洗衬衫，第二层放了一双皮鞋，一块腕表，两本笔记，一支钢笔，以及两挞帝国马克。不论放在哪里，这行李都挑不出错处——皮鞋锃亮，证件符合标准，衬衫的颜色只有白色或褐色，连杂物也全是德国的时兴货。有专人替他准备这一切，他只需要背诵它们的来处。
进入城市之前，他用锅底熨平了上尉军装，把战伤奖章别在胸口，找来一双靴子。游击队的营地里存有不少德国生产的鞋子，一两位熟练的工人负责用鞋底仿造纳粹的印章。
这身衣裳的原主人与他体态相仿，裤长也不用修改，像给他量身定制似的。唯一让他苦恼的，是他扮演的凯里安·福科尔上尉有一枚战伤勋章。那个德国佬在战斗中被弹片击中了左腿，谢尔盖不得不照例炮制。伤口让他发了两天烧。在他的鞋垫底下藏着六片盘尼西林，从莫斯科带出来的，他只舍得吃了一片——在占领区荒芜的角落里，这东西比黄金还贵。现如今，伤口愈合了。
在一切准备妥当以后，谢尔盖打扮整齐，蹬着军靴，坐上了去往后方度假的巴士。
因为先前的伤口感染，他不用刻意伪装就显得形容憔悴、精神疲惫，完全是一个从前线归来的伤员。他走进店门，几道目光就落到他的身上。德国人爱盯着人看——那种毫不掩饰的审视，鼻尖高抬，嘴唇下撇，好像每个陌生人身上的秘密他们都有权得知似的。谢尔盖四处打量：一间再寻常不过的旅店，德国人的刻板之处也在此体现了。各地的小旅馆都用着千篇一律的木头桌、花纹相似的桌布，大堂尽头都有一个壁炉，灰烬中不时翻出橙色的火星。这儿的实木柜台直到成年男子的腰间，和瘦小的老板娘很不相衬。她管理着半个镇子的食品，所有人不得不尊重她。谁对她恭敬些、说几句好话，便能多分得几十克酸菜、火腿和面包。这是战争施舍给这个妇人的小小恩惠。在柜台后贴着一张海报，画着个家庭主妇模样的动物，怪模怪样的。由于灯光昏暗，除了那条花边裙子，谢尔盖什么也看不清楚。画面下有一行粗壮的印刷字：“警惕我们中间的老鼠！”
那“老鼠”和女店主的影子叠在一处，像滑稽戏似的。谢尔盖找了张桌子，放下手提箱，向那严厉的女人眨眨眼，比了个手势，一扎啤酒放在了他面前。
没等他拿起杯子，角落里传来窃窃私语，将广播里戈培尔博士的讲话声给盖住了。他看过去，几个议论不休的女孩也不羞怯，走上前来，形成严整的包围。
谢尔盖不害怕应付这类场面。他生长在农民家庭，但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起初，他在列宁格勒学了一年药学，又被推荐到莫斯科念社会学。大学学业结束以后，发掘他的军官把他带往北面，一个在地图上没有标注的位置。他本身有些木讷，不善言辞，间谍学校的培训令他能表演出一种谈吐不凡、风度翩翩的气质。他出色的外貌曾让教导员犹豫：姑娘们都爱慕他碧绿的眼睛，麦穗似的金发，胆大的会同他搭讪，但他总能得体的应对、从不逾矩，这让他在一众容易冲动的男青年中脱颖而出，转变了上级的看法。他的魅力总是叫人眼晕，包括这位年逾四十的妇人同她的雇员们。老板娘挤进那包围圈，自豪地对他说起在前线的儿子，那小伙子在古德里安的装甲师里担任炮手，驾驶三号坦克向东线进发。
“他圣诞前夕就会回来了！我的小约翰，希望他一切都好。”她这样期盼道，“敬健康。”
祝他永远埋在西伯利亚的冻土里，谢尔盖客气地敷衍着，在心里诅咒。他也敬了老板娘一杯，站起身来，向几位服务生点头致意，随后踱向角落里的牌桌。那里能看到大堂的全貌——他身后的那两位军官原本在门前交谈，不知怎么决定就在这儿住下。他假装对桌面的装饰颇有兴趣，弯腰查看，双眼却打量起那两个问价的男人。在他们面前，老板娘变得胆怯而紧张，压低颤抖的声音，汇报似的让两人挑选房间和晚餐。
那两人穿着党卫队的黑制服、黑领章，凑近了低声交谈。谢尔盖只能通过唇语勉强读到他们的对话。在德国鬼子当中，他最看不起秘密警察。那高个子是个二级突击大队长，铁灰色眼睛，眉毛细长，不说话的时候抿着嘴唇，似笑非笑的，看起来冷漠而矜持。他对同伴吩咐了几句，兴致缺缺地环顾四周，摘下帽子，上楼去了。另一位的官衔比他稍低，年纪在二十五岁上下。上司甫一离开，他四下望望，就悠游自在起来。这小伙子在店里转了两圈，朝谢尔盖坐的角落走近了。
他长着一张典型的日耳曼面孔，消瘦的双颊，一双深蓝的眼睛，嘴唇红润，看起来远不如他的同伴冷酷，反而透出一股天真烂漫的气质，像个没毕业多久的大学生。在谢尔盖的注视下，他走到牌桌前，同女孩们赌了一局——他出的价码不小，却不太走运。谢尔盖对他微笑了一下，试图疏解尴尬的氛围。而这个蓝眼睛的德国人靠在桌上，向所有人说了一句“C’est la vie.”，抱歉似的耸耸肩，装作毫不在意地走开了。
好一个装腔作势、腐化堕落的旧贵族，估计他在军事学校就学会赌钱了。谢尔盖的眼睛追着他。他本不该这么做，但对方没有发觉他的关注，朝书报架走去了。那年轻人强装出一副潇洒不羁的样子，实则在楼下徘徊，不愿上去，凭谢尔盖的经验，一眼便看出他暗藏心事。
正午时分，窗外起了大风，树影在窗上狰狞地摆动。那年轻人翻了几页书，百无聊赖地喝了两杯，在沙发上睡着了。谢尔盖在楼下又读了一刻钟报纸，见他没什么动静，自上楼去了。他的房间在二楼，窗口正对着大街，既可以看到人员进出，又可以听到楼梯间的动静，在必要的时候，窗户会成为他逃离的通道。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起来检查行李时，看见那两位盖世太保官员从前门出去，沿着绿荫小路走向湖边。他看了看表。下午一点半的时候，两人回来了。谢尔盖没有听见楼梯间的脚步声，估计他们正在楼下用餐。
我要谨慎些，尽量别让他们注意到我，谢尔盖想。他还没有与接头的同志见面，不想起无端的风波。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们三人在大堂里不期而遇了。谢尔盖有意早起，却适得其反，不得已同他们说上了话。谁会在六点钟起床呢？尤其是在假期当中，至少在意大利的海滩上，他从没遇到过这样的德国人。两人看见他胸前闪闪发光的战伤奖章，言语间都客客气气的。高个子少校姓冯·里特贝格，自称叫安德烈亚斯，年轻英俊的上尉名叫卢卡斯，姓舒马赫，谢尔盖知道他父亲的几座煤矿——他曾经短暂地在威斯特法伦停留，目睹了一场失败的罢工。
这两人年纪轻轻，官衔却不低，是柏林地下组织精心防备的、盖世太保中小有名气的恶徒。只是谢尔盖不了解究竟。他以往在南方活动，负责“处理”拜仁州的纳粹官员或支持纳粹的各界要人。在勃兰登堡和柏林片区，他是初来乍到的新人。组织下达命令时，情况已万分危急，顾不得考虑他以前的工作经验。他只在游击队的介绍中听说过安德烈亚斯的名字。好在德国官场盛行装腔作势的应酬，初次见面，两位秘密警察并没有立刻职业病发作，对他查根纠底地盘问。三人简单聊了聊路上的见闻：战争开始后，所有的天气预报广播都停止了工作。上个礼拜雨水不断，柏林向东到勃兰登堡的路况变得无比糟糕。在离开柏林五十公里的位置，因为积水中锋利的石块，他们的车抛锚了，几个人不得不在暴雨中下车检查，换掉那个漏气的车胎。
卢卡斯说得绘声绘色，听他的用词习惯，谢尔盖便知道他大概是文理中学的优等生。安德烈亚斯对这场谈话兴致缺缺，他歪在椅子上，看起来十分疲惫，没等早餐完毕便离席了。卢卡斯却精力旺盛，邀谢尔盖同他去街上走走。
这天早晨阳光明媚，路边不时有少年少女骑车经过。这些年轻人打扮得体，按着车铃嬉笑，看样子正赶去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户外活动。除了他们，街道上并没有多少行人。谢尔盖一面同卢卡斯交谈，一面留神路人的行迹和建筑设施。同他接头的侦查员应当就在附近，为了应变，他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了一周到达。这是一次秘密的、紧急的行动，他只知道自己将面见一位上线，并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与地点。
“她会找到你的。”在占领区的林子里，收发电报的同志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告诉你的，等待你的是一位女同志。你并不熟悉当地，你所要做的只是等待。”
“他不是有意对你冷漠。”在第二个路口，卢卡斯为他的上司辩解，“他晋升在即却受了伤，被迫休假，心情很抑郁。”
他所讲的事故发生在两个月前。安德烈亚斯被几个德国共产党员开车撞下了马路，连人带车掉进了石沟里，断了四根肋骨。他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爪牙中的精英，共产党人处心积虑要置他死地。保安总局花费了不少精力培养他，自然要全力救治，当然，即便只看他的出身，这笔医药费也绝不可能花落别家——倒不是因为他的姓名之间有个冯字，安德烈亚斯的父亲经营着煤矿和钢铁产业，同当局的合作非常紧密。他出现在这里，说是度假，其实也是躲避风头。
如果要接触高层的情报，这两人将会是很好的助力。谢尔盖点点头：“您也时来度假的吗，陪同少校一起？”
一个人如果稍有自尊，都不愿意别人将自己看做陪衬，必然会说出自己此行的目的。卢卡斯脸上浮现出一点儿骄傲的神情：“正是如此。他需要散散心，或许要个清静的环境。但他毕竟是病人，也需要有人照看，我只好跟来。啊，您不知道，他真是个很麻烦的病人，在医院里那阵子，他每天都在发脾气，冷着脸不理人、也不吃饭，谁也不知道他在琢磨什么。他不太信任周围的人，上一次的事……他总是疑神疑鬼的，把手下调走了好几个。”
哈，一个疑神疑鬼的秘密警察，当真是开局顺利。谢尔盖在心里冷笑，佯装惊讶地说：“啊，恕我冒昧，您又不是他的副官，本没有必要事无巨细地照料他呀。”
卢卡斯说：“我知道您的军衔是在前线挣来的，咱们级别相当，我就对你说句实话。我能够有今天，全凭借他的关照——您别看他不好接近，在怎样当官这件事上，他同旁人没有多大差别。”
好一条会摇尾巴的狗，情愿舔别人的靴子，还想教我同他一样。谢尔盖打心眼里瞧不起他，脸上却不动声色：“您愿把这层关联告诉我？您就这么信任我，不怕我告诉别的人？”
“没有关系，您会为我保守秘密，对吧？更何况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轻信他人、坦率、不在意政治资源。谢尔盖暗暗记了一笔：卢卡斯身上有些愤世嫉俗的特质，对他的工作来说，这或许是理想的突破口。
下午，旅店里来了三位新客人：一对年轻的夫妇，丈夫是教师，妻子是财政部门的会计；一位学艺术的大学生，背着画板和颜料，自称是来为他那普鲁士精神的主题版画采风。谢尔盖坐在角落，用热汤搭着面包，一边聆听他们的谈话一边记忆。那对夫妇从柏林来，言谈间颇为自矜，对艺术家的钻研不屑一顾，却对报纸上的小道消息了如指掌。谢尔盖能通过他们的吹嘘判断出一些柏林的近况。在此期间，卢卡斯下楼叫住了一位服务生，请她送两份晚餐到客房中去。
年轻的画家在那张桌上碰了几个钉子，怏怏不乐地起身。就在他穿过大堂时，谢尔盖叫他到身边，为他点了一杯酒。
“您一个人在这儿住么？”谢尔盖问。
“不，同几个朋友一起。”
“您要在这里住多久？直到冬天结束么？”
“不好说。”那个青年回答，“唉，缪斯的翅膀什么时候拂过了我的画板，我想我就该离开了。您呢？”
“我？我很快就离开。我只短暂地停留，享受假期，这里的自然风光很有情趣。我刚从前线回来，得在圣诞节之前回家去。倒是您，假使您没有灵感的闪光，难道您打算对着您的画板过圣诞么？”
年轻人笑了：“瞧您说的，我总不至于那样不幸。我有同伴，况且离圣诞节还有不少时间呢！”
1941年年底的寒冬降临以前，宁静笼罩着整座小镇，勃兰登堡州的居民尚沉浸在日复一日的惯例中，在他们齿轮般运转的生活之外，东线的局势已经被悄然撬动，但大厦将倾的轧轧声几年以后才会响起，没有人知道历史的丝线正牵引着他们的命运。
谢尔盖度过了平静的四天。他白天在四周登山、散步，晚上在大堂读书看报，遵循着再寻常不过的休养时间表。很不幸，安德烈亚斯还是对他产生了兴趣。谢尔盖没法躲着他，便尽力展现无趣、死板的假面，望他知难而退，别想着同自己交友，但这也非长久之计。一天晚上，卢卡斯喝得酩酊大醉，摔了三四个杯子，闹了一宿，躺在大堂的方桌底下睡着了。安德烈亚斯起得早，最先看见这一地狼藉。半个钟头以后，谢尔盖下楼时，他正抱着手臂，用鞋尖拨弄卢卡斯的胳膊。
“劳驾，您能不能帮我扶他上去？”安德烈亚斯转向他，指指右边胸口，“我行动不太方便。”
谢尔盖答应了一声，把卢卡斯扶上楼梯。安德烈亚斯假作关切地皱着眉，问这问那，倒不弯一下腰、搭一把手。谢尔盖打心眼里厌烦他。卢卡斯的房间在走廊尽头，关上房门，谢尔盖在就手一推，将门前的花瓶打翻在地。这是他为搜查想出的主意，收拾碎片的时间就是他在此逗留的借口。
他把卢卡斯放在床上，缴了械，确保那枪一直在他的余光范围内，才转向床头和抽屉。卢卡斯的生活作风相当浮华，符合谢尔盖对公子哥儿的全部刻板印象。他的随身行李中有不少零碎物件，包括一只价格不菲的怀表，里夹着一张年轻女郎的照片。那女孩模样秀美，圆脸，鼻梁间有几点雀斑，照片左下角用的钢笔写着一个花体的K——德国年轻人喜欢收藏女影星的相片，为了工作便利，谢尔盖记住了每一位女星的面容，但这个穿亚麻衬衫的姑娘不属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她应该是卢卡斯的恋人或者妹妹，又或者是一位被爱慕的朋友，不论如何，两人应当有些交情。
十五分钟后，他将物品放回原位，捡起碎片，叫来老板娘清理地上的水渍：一天内有两个人进出了这间屋子，不论发生什么，他都不是唯一的怀疑对象。谢尔盖再下楼用早饭时，却见安德烈亚斯坐在窗口，对面的空位上摆了一只盘子，一只斟满的酒杯。
见到他，少校颇为高兴：“您花了不少时间。料理醉汉很麻烦吧。实在抱歉，我没什么可报答您的，就请您喝一杯吧。”
这只是借口，他早就想同我聊天了。谢尔盖心想，这个盖世太保的探子，想要将一切都安排得不留痕迹。谁知道卢卡斯的宿醉是不是他的手笔？
他在那张椅子上坐下了，双手搁在桌面上：“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换成谁都一样。”
安德烈亚斯的灰眼睛冷冷地闪光。他试图表现得随意懒散，挥了挥手，让谢尔盖也喝点什么，但他的目光很快集中起来。他在我面前没有多少伪装的耐心，谢尔盖心想，他总是这样随性行事吗？
“不，福科尔上尉，听说您在前线受了伤，有关部门安排您来这里度假，我才有幸同您见面。您是个战斗英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该和您喝一杯。”
一场交锋无可避免。谢尔盖被迫应付，谈论自己在前线的经历——那些故事他编造了半个月，充斥着大量细节。但他正在扮演一个从战场归来的伤员，游刃有余的陈述不符合这类人的特质，尽管前线的惨状大部分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他也必须保留地、犹豫地吐露情况。凯里安·福科尔，这位国防军上尉所在的小队被游击队消灭得干干净净，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他”活着回到了德国，获得了战伤奖章和津贴。这也不全是谎话，至少故事中其他人的下落是真实的。
安德烈亚斯说：“您的履历真令人刮目相看——战功赫赫，却这样年轻，您甚至还没有结婚呢。”
“您叫我凯里安就好。英勇战斗没什么值得嘉奖的，不论在哪个时代，为国效力、奉献一切都是公民的职责。”
“奉献一切”，谢尔盖恶意地讽刺着，那个被他顶替的军官早已埋在边境线上的林子里了。
安德烈亚斯沉默片刻，对他微笑了一下：“无意冒犯，我猜您是南方人，农民家庭的孩子。上尉，您看我说得对吗？”
“您怎么知道？从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您的眼睛真敏锐。”
“我并不依靠眼睛。眼睛和耳朵经常会欺骗我们。”安德烈亚斯神秘地说，“非要说的话，我依靠嗅觉。干杯。”
他们喝了一口白葡萄酒，各自安静下来。摆在东南角的大钟指向了十点，门外又进来了几个客人。安德烈亚斯偏了偏身子，靠进软垫里，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门前的动静。过了一会儿，他重新放松下来，咳嗽一声，懒洋洋地说：“医生说我该多出去走走，这对我的肺有好处，可我总是消极怠工。”
“您应该好好遵照医嘱，养好身体。我们的祖国需要您这样的人。”
在谢尔盖把冷火腿夹进面包时，安德烈亚斯静静地看着他。整整十五分钟，谢尔盖在他的目光下很不自在。他咀嚼着又冷又硬的早餐，胃火烧烟燎地疼痛起来，好像他咽下去的是些难以消化的橡胶。等他放下刀叉，安德烈亚斯又开口了。他并不打算就此放走他：“上尉，我准备出去走走。来了好些天，我也没有出门的机会。一个人散步太无聊了，劳烦您陪我出去走走？”
安德烈亚斯比卢卡斯更加拿腔拿调，他的做派中又些来由不明的轻蔑——至少谢尔盖认为那是轻蔑。他不像卢卡斯，也不像一些看着阴郁、实则豪爽的北方人，懂得与人平等相待的道理。仿佛在他面前，大部分人都得被归入下等人的门类，供他品头论足。这倒也不奇怪，盖世太保的工作原理就是把一些人当做下等人对待。谢尔盖按照森严的等级秩序，有意让安德烈亚斯走在前面，对方却说：“先生，人们都以为和我单独谈谈意味着别的什么，我希望您只把它当作散步，好吗？”
谢尔盖笑了笑，坚持为他推开门：“趁街上还有阳光，快些走吧。”
安德烈亚斯接受了他的客套。两个人并排在大街上走了一圈，谈论着短暂的假期。冰冷的阳光倾泻在青灰色的道路上，灌木的遗迹铁丝似的缠绕在他们脚边。冬日的寂静将一切包裹，暗淡地铺满他们行走的街道。安德烈亚斯走得很慢，双眼平视前方，不知在思索什么。对日常琐事，他毫不掩饰自己敷衍，谢尔盖说的任何话，他都扔回一个嗯字，或者只简单点头。在这种时候，他又不那么像一个热衷权力的官僚了。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沉静在他的脸庞浮现。
“您太不自在了。”走到一颗椴树下时，安德烈亚斯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银烟盒，“您抽烟吗？”
谢尔盖摆摆手：“不。医生不建议我在疗养期间抽烟。”
安德烈亚斯把烟盒放回口袋：“好吧，那么我也遵照医嘱。”他顿了顿，灰色的眼睛在谢尔盖的脸颊上逡巡，“您不大喜欢我的领章不是吗？不，不，我不是在指控您。大多数人见到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些情绪，或者是厌恶，或者是害怕，总之没有美妙的感觉。他们不说，我却未必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像一群报丧鸟似的，不是吗？”
谢尔盖耸耸肩膀：“武器总要有些威慑力才叫人害怕。”
“您管保安总局叫做武器？”
“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一部分不是武器，要建立欧洲的新秩序，必须通过锋利的刀剑。世界历史的车轮已经行进到了泥泞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应对战争的策略，怎样才能承担起我们这一代德国人的职责呢。”
安德烈亚斯挑起眉毛：“您看起来严肃，却相当懂得说话的艺术。不论是我，还是我的任何一位上司或者老师，我想，几乎没人能在您身上挑出错处。我很好奇，您的口才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来学习获得的？”
他总是话中有话，让人看不透他的意图。谢尔盖讨厌充满机锋的交流，他尽力避免大规模的口述，那对侦查员的心理素质和言语功底是极大的考验。但安德烈亚斯故意把他引向那条道路。
谢尔盖清清嗓子，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话题的厌恶，讽刺道：“我倒从没有发现我这方面的天分呢。或许我该去波恩或者海德堡上大学，学法律、医学之类的。如果我的父亲足够富有，能够承担我的生活费用，而您所说的天赋真的存在的话，我说不定能成为您的同事呢。”
安德烈亚斯并不生气，只笑了笑：“您知道的还真不少。不过，我可不是那二十来个法学博士当中的一位。您不必恭维我。”
谢尔盖耸耸肩，没搭理他的俏皮话。奇怪的是，他们之间的氛围松快了不少。不多久，两人转过一栋灰白的小房子时，安德烈亚斯请他在路边等候，说自己有一些公事要办。
谢尔盖又讽刺起来：“看来您不是真心约我出来散步，而是需要一位保镖。”
“不，我需要多一双眼睛，替我看着周围。”
他说完走上前去，敲了敲那扇木门。他的制服将房主吓得面色煞白、后退了两步，缩在门廊中小声问：“长官，我可以为您做什么？”
“打扰了女士。请问丽娜小姐住在这里么？”
“哪个丽娜？我们有好几个丽娜，这名字太常见了。我敢说，您要是在学校里喊上一声，都会有好几个姑娘回头。”
“是个年轻女人，二十岁出头。她在您这儿住么？”
“我记得有这样一位姑娘，半个月前搬来的。她在两个多钟头前出去了。她有一位画家朋友，同她住在一起。您找她有什么事么？”
“只是例行检查罢了。近来这里有不少闲杂人等，快要到十二月了，要防备共产主义分子在这儿搞破坏。”
“共产主义分子？在这儿？”
“是的。祝您好运太太。”
安德烈亚斯站在门前，视线完全被路边的灌木丛遮挡了。谢尔盖听着他们谈话，却见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在侧门闪过，从两座房子之间溜走了。好姑娘，他在手心里暗暗捏了一把汗，如果站在这儿的不是我，你可就要遭殃了。
安德烈亚斯走到他身旁，客气地对他道谢。谢尔盖问道：“今天不走运？”
“这是长期的工作，人总会有走运的时候。到是您，您有看到或者听到什么异常的动静么？”
“没有，周围都很安静。”
“那就好，我相信前线军人的眼睛。您是一位不错的同伴。”
“如果您需要我，我随时愿意效劳。虽然我完全非自愿地参与了您的侦查。”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片刻，轻松愉悦的神情从他的脸上蒸发了，像用抹布掸掉一层灰似的。他转过身，拉长声气，傲慢无礼地说：“想必是卢卡斯对您说了一些事情，您倒很聪明。”
一个精明的官僚、敏锐的探子。谢尔盖扮演出被冒犯的神色，冷冰冰地开口：“我不明白。我愿意帮助您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请您不要误解我。”
他紧了紧外套的领口，撇下安德烈亚斯扬长而去。他究竟相信不相信我的说辞？谢尔盖走到旅馆门前，掸了掸袖口——他需要借这几秒平复心情。他的工作难有确定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就是下注、打赌、再下注，只是他比赌棍严谨些，尽量不参与毫无胜算的赌局，偶尔借着信息优势出出老千。谢尔盖走进大堂，卢卡斯又在牌桌前赌博。他醒了酒，担忧说教和处罚，听说他的上司和那个英俊的国防军军官出去散步了，便又把烦恼全抛开了。谢尔盖脸色铁青地回来，着实将他吓了一跳：“您怎么了？少校没有同您一起么？”
他撇下新结识的朋友，拉着谢尔盖走到窗口。谢尔盖有意试探他们之间的利益纠葛，冷冷地抱怨：“我希望您的上司能学会尊重别人。”
卢卡斯大惊失色，那之中还有些理所当然的沮丧，好像他早就预料到会有不愉快发生似的。这引起了谢尔盖的兴趣。那年轻人嗫嚅着说：“真抱歉。但我希望您不要计较……您确实长得讨人喜欢，但这不是您的错……”
他在说什么？谢尔盖看了看他，确认了那种遮掩的态度，如果不是身在敌营，他几乎要为这意外的收获哈哈大笑了。卢卡斯仍在解释，脸却涨红了，鼻尖不停冒汗。
谢尔盖板着脸逼近他：“您是什么意思？”
他这一问，卢卡斯吓得脸色发白。他试图佯装镇定，脸色却更难看了：“先生，不论他对您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您就把我说过的话都忘了吧！您记着这件事，对我们两人都没有好处……”
谢尔盖冷淡地说：“这些事情违反了法律。按照公民的义务，我应当向上报告。”
“天哪，天哪。”卢卡斯抓住他的手臂，“您不知道，他……他可不是什么……您就算……唉，总而言之，谁还没有秘密？您也有，我也有，别把自己置于险境呀。这事儿性命攸关，您要是有分毫表露，让他明白您知道了他，他是——他必定不会放过您。”
谢尔盖看了他两眼，假装沉思：“好吧，归根结底，我对检举揭发也没有兴趣。”
卢卡斯对他的宽宏感激涕零，又为安德烈亚斯美言了几句。谢尔盖在心里鄙夷，又忍不住疑惑：一个精明人，为什么会和这样一位朋友共同出入呢？他们也太不一样了，来自两个无法交流的世界。但这不是他当下要关心的事，安德烈亚斯回来了。
那个官僚脸色不虞地推开玻璃门，转眼又挂上了那副冷静的伪装。谢尔盖听到铃响，转过头去，在窗户前冷冰冰地打量他两眼，快步往楼梯间走去。
“我向您道歉。”在楼梯前，安德烈亚斯拦住他的去路，“我向您道歉，您是一个正派的人。”
他略作思索，回答道：“我原谅您。”
安德烈亚斯笑了笑，脱掉手套，对他伸出右手：“我很尊重您这样的人。要知道在今天，自称勇敢的人有很多，愿意保持正直的却稀少。您是个有想法的人，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谢尔盖握住那只手晃了晃，独自上楼去了。他在转角处假装不经意回头，安德烈亚斯仍在楼梯口凝视着他，灰眼睛在灯光下闪烁。卢卡斯无意间的供认再次涌上心头，让他感到一阵恶寒。
从出生直到成年，抛去大多数男孩难免要吃些苦头的挨揍时代，他一直顺顺利利的，甚至没为爬树摔青过胳膊。即使当间谍——人们能想象的最危险的苦差事，也不能破坏他的好运。就在周三，德国人称之为周中的这一天，他坐车来到这个风景优美的边陲小镇，风尘仆仆地，提着羊皮箱子，沿大街向南走了五十米，拐进旅馆的玻璃门。这天，紧跟着他进门的还有两个德国军官，冷着脸，交谈着未来两周的打算。哦，典型的德国人。
他的手提箱不沉：第一层装着订制证件，三件换洗衬衫，第二层放了一双皮鞋，一块腕表，两本笔记，一支钢笔，以及两挞帝国马克。不论放在哪里，这行李都挑不出错处——皮鞋锃亮，证件符合标准，衬衫的颜色只有白色或褐色，连杂物也全是德国的时兴货。有专人替他准备这一切，他只需要背诵它们的来处。
进入城市之前，他用锅底熨平了上尉军装，把战伤奖章别在胸口，找来一双靴子。游击队的营地里存有不少德国生产的鞋子，一两位熟练的工人负责用鞋底仿造纳粹的印章。
这身衣裳的原主人与他体态相仿，裤长也不用修改，像给他量身定制似的。唯一让他苦恼的，是他扮演的凯里安·福科尔上尉有一枚战伤勋章。那个德国佬在战斗中被弹片击中了左腿，谢尔盖不得不照例炮制。伤口让他发了两天烧。在他的鞋垫底下藏着六片盘尼西林，从莫斯科带出来的，他只舍得吃了一片——在占领区荒芜的角落里，这东西比黄金还贵。现如今，伤口愈合了。
在一切准备妥当以后，谢尔盖打扮整齐，蹬着军靴，坐上了去往后方度假的巴士。
因为先前的伤口感染，他不用刻意伪装就显得形容憔悴、精神疲惫，完全是一个从前线归来的伤员。他走进店门，几道目光就落到他的身上。德国人爱盯着人看——那种毫不掩饰的审视，鼻尖高抬，嘴唇下撇，好像每个陌生人身上的秘密他们都有权得知似的。谢尔盖四处打量：一间再寻常不过的旅店，德国人的刻板之处也在此体现了。各地的小旅馆都用着千篇一律的木头桌、花纹相似的桌布，大堂尽头都有一个壁炉，灰烬中不时翻出橙色的火星。这儿的实木柜台直到成年男子的腰间，和瘦小的老板娘很不相衬。她管理着半个镇子的食品，所有人不得不尊重她。谁对她恭敬些、说几句好话，便能多分得几十克酸菜、火腿和面包。这是战争施舍给这个妇人的小小恩惠。在柜台后贴着一张海报，画着个家庭主妇模样的动物，怪模怪样的。由于灯光昏暗，除了那条花边裙子，谢尔盖什么也看不清楚。画面下有一行粗壮的印刷字：“警惕我们中间的老鼠！”
那“老鼠”和女店主的影子叠在一处，像滑稽戏似的。谢尔盖找了张桌子，放下手提箱，向那严厉的女人眨眨眼，比了个手势，一扎啤酒放在了他面前。
没等他拿起杯子，角落里传来窃窃私语，将广播里戈培尔博士的讲话声给盖住了。他看过去，几个议论不休的女孩也不羞怯，走上前来，形成严整的包围。
谢尔盖不害怕应付这类场面。他生长在农民家庭，但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起初，他在列宁格勒学了一年药学，又被推荐到莫斯科念社会学。大学学业结束以后，发掘他的军官把他带往北面，一个在地图上没有标注的位置。他本身有些木讷，不善言辞，间谍学校的培训令他能表演出一种谈吐不凡、风度翩翩的气质。他出色的外貌曾让教导员犹豫：姑娘们都爱慕他碧绿的眼睛，麦穗似的金发，胆大的会同他搭讪，但他总能得体的应对、从不逾矩，这让他在一众容易冲动的男青年中脱颖而出，转变了上级的看法。他的魅力总是叫人眼晕，包括这位年逾四十的妇人同她的雇员们。老板娘挤进那包围圈，自豪地对他说起在前线的儿子，那小伙子在古德里安的装甲师里担任炮手，驾驶三号坦克向东线进发。
“他圣诞前夕就会回来了！我的小约翰，希望他一切都好。”她这样期盼道，“敬健康。”
祝他永远埋在西伯利亚的冻土里，谢尔盖客气地敷衍着，在心里诅咒。他也敬了老板娘一杯，站起身来，向几位服务生点头致意，随后踱向角落里的牌桌。那里能看到大堂的全貌——他身后的那两位军官原本在门前交谈，不知怎么决定就在这儿住下。他假装对桌面的装饰颇有兴趣，弯腰查看，双眼却打量起那两个问价的男人。在他们面前，老板娘变得胆怯而紧张，压低颤抖的声音，汇报似的让两人挑选房间和晚餐。
那两人穿着党卫队的黑制服、黑领章，凑近了低声交谈。谢尔盖只能通过唇语勉强读到他们的对话。在德国鬼子当中，他最看不起秘密警察。那高个子是个二级突击大队长，铁灰色眼睛，眉毛细长，不说话的时候抿着嘴唇，似笑非笑的，看起来冷漠而矜持。他对同伴吩咐了几句，兴致缺缺地环顾四周，摘下帽子，上楼去了。另一位的官衔比他稍低，年纪在二十五岁上下。上司甫一离开，他四下望望，就悠游自在起来。这小伙子在店里转了两圈，朝谢尔盖坐的角落走近了。
他长着一张典型的日耳曼面孔，消瘦的双颊，一双深蓝的眼睛，嘴唇红润，看起来远不如他的同伴冷酷，反而透出一股天真烂漫的气质，像个没毕业多久的大学生。在谢尔盖的注视下，他走到牌桌前，同女孩们赌了一局——他出的价码不小，却不太走运。谢尔盖对他微笑了一下，试图疏解尴尬的氛围。而这个蓝眼睛的德国人靠在桌上，向所有人说了一句“C’est la vie.”，抱歉似的耸耸肩，装作毫不在意地走开了。
好一个装腔作势、腐化堕落的旧贵族，估计他在军事学校就学会赌钱了。谢尔盖的眼睛追着他。他本不该这么做，但对方没有发觉他的关注，朝书报架走去了。那年轻人强装出一副潇洒不羁的样子，实则在楼下徘徊，不愿上去，凭谢尔盖的经验，一眼便看出他暗藏心事。
正午时分，窗外起了大风，树影在窗上狰狞地摆动。那年轻人翻了几页书，百无聊赖地喝了两杯，在沙发上睡着了。谢尔盖在楼下又读了一刻钟报纸，见他没什么动静，自上楼去了。他的房间在二楼，窗口正对着大街，既可以看到人员进出，又可以听到楼梯间的动静，在必要的时候，窗户会成为他逃离的通道。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起来检查行李时，看见那两位盖世太保官员从前门出去，沿着绿荫小路走向湖边。他看了看表。下午一点半的时候，两人回来了。谢尔盖没有听见楼梯间的脚步声，估计他们正在楼下用餐。
我要谨慎些，尽量别让他们注意到我，谢尔盖想。他还没有与接头的同志见面，不想起无端的风波。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们三人在大堂里不期而遇了。谢尔盖有意早起，却适得其反，不得已同他们说上了话。谁会在六点钟起床呢？尤其是在假期当中，至少在意大利的海滩上，他从没遇到过这样的德国人。两人看见他胸前闪闪发光的战伤奖章，言语间都客客气气的。高个子少校姓冯·里特贝格，自称叫安德烈亚斯，年轻英俊的上尉名叫卢卡斯，姓舒马赫，谢尔盖知道他父亲的几座煤矿——他曾经短暂地在威斯特法伦停留，目睹了一场失败的罢工。
这两人年纪轻轻，官衔却不低，是柏林地下组织精心防备的、盖世太保中小有名气的恶徒。只是谢尔盖不了解究竟。他以往在南方活动，负责“处理”拜仁州的纳粹官员或支持纳粹的各界要人。在勃兰登堡和柏林片区，他是初来乍到的新人。组织下达命令时，情况已万分危急，顾不得考虑他以前的工作经验。他只在游击队的介绍中听说过安德烈亚斯的名字。好在德国官场盛行装腔作势的应酬，初次见面，两位秘密警察并没有立刻职业病发作，对他查根纠底地盘问。三人简单聊了聊路上的见闻：战争开始后，所有的天气预报广播都停止了工作。上个礼拜雨水不断，柏林向东到勃兰登堡的路况变得无比糟糕。在离开柏林五十公里的位置，因为积水中锋利的石块，他们的车抛锚了，几个人不得不在暴雨中下车检查，换掉那个漏气的车胎。
卢卡斯说得绘声绘色，听他的用词习惯，谢尔盖便知道他大概是文理中学的优等生。安德烈亚斯对这场谈话兴致缺缺，他歪在椅子上，看起来十分疲惫，没等早餐完毕便离席了。卢卡斯却精力旺盛，邀谢尔盖同他去街上走走。
这天早晨阳光明媚，路边不时有少年少女骑车经过。这些年轻人打扮得体，按着车铃嬉笑，看样子正赶去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户外活动。除了他们，街道上并没有多少行人。谢尔盖一面同卢卡斯交谈，一面留神路人的行迹和建筑设施。同他接头的侦查员应当就在附近，为了应变，他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了一周到达。这是一次秘密的、紧急的行动，他只知道自己将面见一位上线，并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与地点。
“她会找到你的。”在占领区的林子里，收发电报的同志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告诉你的，等待你的是一位女同志。你并不熟悉当地，你所要做的只是等待。”
“他不是有意对你冷漠。”在第二个路口，卢卡斯为他的上司辩解，“他晋升在即却受了伤，被迫休假，心情很抑郁。”
他所讲的事故发生在两个月前。安德烈亚斯被几个德国共产党员开车撞下了马路，连人带车掉进了石沟里，断了四根肋骨。他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爪牙中的精英，共产党人处心积虑要置他死地。保安总局花费了不少精力培养他，自然要全力救治，当然，即便只看他的出身，这笔医药费也绝不可能花落别家——倒不是因为他的姓名之间有个冯字，安德烈亚斯的父亲经营着煤矿和钢铁产业，同当局的合作非常紧密。他出现在这里，说是度假，其实也是躲避风头。
如果要接触高层的情报，这两人将会是很好的助力。谢尔盖点点头：“您也时来度假的吗，陪同少校一起？”
一个人如果稍有自尊，都不愿意别人将自己看做陪衬，必然会说出自己此行的目的。卢卡斯脸上浮现出一点儿骄傲的神情：“正是如此。他需要散散心，或许要个清静的环境。但他毕竟是病人，也需要有人照看，我只好跟来。啊，您不知道，他真是个很麻烦的病人，在医院里那阵子，他每天都在发脾气，冷着脸不理人、也不吃饭，谁也不知道他在琢磨什么。他不太信任周围的人，上一次的事……他总是疑神疑鬼的，把手下调走了好几个。”
哈，一个疑神疑鬼的秘密警察，当真是开局顺利。谢尔盖在心里冷笑，佯装惊讶地说：“啊，恕我冒昧，您又不是他的副官，本没有必要事无巨细地照料他呀。”
卢卡斯说：“我知道您的军衔是在前线挣来的，咱们级别相当，我就对你说句实话。我能够有今天，全凭借他的关照——您别看他不好接近，在怎样当官这件事上，他同旁人没有多大差别。”
好一条会摇尾巴的狗，情愿舔别人的靴子，还想教我同他一样。谢尔盖打心眼里瞧不起他，脸上却不动声色：“您愿把这层关联告诉我？您就这么信任我，不怕我告诉别的人？”
“没有关系，您会为我保守秘密，对吧？更何况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轻信他人、坦率、不在意政治资源。谢尔盖暗暗记了一笔：卢卡斯身上有些愤世嫉俗的特质，对他的工作来说，这或许是理想的突破口。
下午，旅店里来了三位新客人：一对年轻的夫妇，丈夫是教师，妻子是财政部门的会计；一位学艺术的大学生，背着画板和颜料，自称是来为他那普鲁士精神的主题版画采风。谢尔盖坐在角落，用热汤搭着面包，一边聆听他们的谈话一边记忆。那对夫妇从柏林来，言谈间颇为自矜，对艺术家的钻研不屑一顾，却对报纸上的小道消息了如指掌。谢尔盖能通过他们的吹嘘判断出一些柏林的近况。在此期间，卢卡斯下楼叫住了一位服务生，请她送两份晚餐到客房中去。
年轻的画家在那张桌上碰了几个钉子，怏怏不乐地起身。就在他穿过大堂时，谢尔盖叫他到身边，为他点了一杯酒。
“您一个人在这儿住么？”谢尔盖问。
“不，同几个朋友一起。”
“您要在这里住多久？直到冬天结束么？”
“不好说。”那个青年回答，“唉，缪斯的翅膀什么时候拂过了我的画板，我想我就该离开了。您呢？”
“我？我很快就离开。我只短暂地停留，享受假期，这里的自然风光很有情趣。我刚从前线回来，得在圣诞节之前回家去。倒是您，假使您没有灵感的闪光，难道您打算对着您的画板过圣诞么？”
年轻人笑了：“瞧您说的，我总不至于那样不幸。我有同伴，况且离圣诞节还有不少时间呢！”
1941年年底的寒冬降临以前，宁静笼罩着整座小镇，勃兰登堡州的居民尚沉浸在日复一日的惯例中，在他们齿轮般运转的生活之外，东线的局势已经被悄然撬动，但大厦将倾的轧轧声几年以后才会响起，没有人知道历史的丝线正牵引着他们的命运。
谢尔盖度过了平静的四天。他白天在四周登山、散步，晚上在大堂读书看报，遵循着再寻常不过的休养时间表。很不幸，安德烈亚斯还是对他产生了兴趣。谢尔盖没法躲着他，便尽力展现无趣、死板的假面，望他知难而退，别想着同自己交友，但这也非长久之计。一天晚上，卢卡斯喝得酩酊大醉，摔了三四个杯子，闹了一宿，躺在大堂的方桌底下睡着了。安德烈亚斯起得早，最先看见这一地狼藉。半个钟头以后，谢尔盖下楼时，他正抱着手臂，用鞋尖拨弄卢卡斯的胳膊。
“劳驾，您能不能帮我扶他上去？”安德烈亚斯转向他，指指右边胸口，“我行动不太方便。”
谢尔盖答应了一声，把卢卡斯扶上楼梯。安德烈亚斯假作关切地皱着眉，问这问那，倒不弯一下腰、搭一把手。谢尔盖打心眼里厌烦他。卢卡斯的房间在走廊尽头，关上房门，谢尔盖在就手一推，将门前的花瓶打翻在地。这是他为搜查想出的主意，收拾碎片的时间就是他在此逗留的借口。
他把卢卡斯放在床上，缴了械，确保那枪一直在他的余光范围内，才转向床头和抽屉。卢卡斯的生活作风相当浮华，符合谢尔盖对公子哥儿的全部刻板印象。他的随身行李中有不少零碎物件，包括一只价格不菲的怀表，里夹着一张年轻女郎的照片。那女孩模样秀美，圆脸，鼻梁间有几点雀斑，照片左下角用的钢笔写着一个花体的K——德国年轻人喜欢收藏女影星的相片，为了工作便利，谢尔盖记住了每一位女星的面容，但这个穿亚麻衬衫的姑娘不属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她应该是卢卡斯的恋人或者妹妹，又或者是一位被爱慕的朋友，不论如何，两人应当有些交情。
十五分钟后，他将物品放回原位，捡起碎片，叫来老板娘清理地上的水渍：一天内有两个人进出了这间屋子，不论发生什么，他都不是唯一的怀疑对象。谢尔盖再下楼用早饭时，却见安德烈亚斯坐在窗口，对面的空位上摆了一只盘子，一只斟满的酒杯。
见到他，少校颇为高兴：“您花了不少时间。料理醉汉很麻烦吧。实在抱歉，我没什么可报答您的，就请您喝一杯吧。”
这只是借口，他早就想同我聊天了。谢尔盖心想，这个盖世太保的探子，想要将一切都安排得不留痕迹。谁知道卢卡斯的宿醉是不是他的手笔？
他在那张椅子上坐下了，双手搁在桌面上：“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换成谁都一样。”
安德烈亚斯的灰眼睛冷冷地闪光。他试图表现得随意懒散，挥了挥手，让谢尔盖也喝点什么，但他的目光很快集中起来。他在我面前没有多少伪装的耐心，谢尔盖心想，他总是这样随性行事吗？
“不，福科尔上尉，听说您在前线受了伤，有关部门安排您来这里度假，我才有幸同您见面。您是个战斗英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该和您喝一杯。”
一场交锋无可避免。谢尔盖被迫应付，谈论自己在前线的经历——那些故事他编造了半个月，充斥着大量细节。但他正在扮演一个从战场归来的伤员，游刃有余的陈述不符合这类人的特质，尽管前线的惨状大部分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他也必须保留地、犹豫地吐露情况。凯里安·福科尔，这位国防军上尉所在的小队被游击队消灭得干干净净，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他”活着回到了德国，获得了战伤奖章和津贴。这也不全是谎话，至少故事中其他人的下落是真实的。
安德烈亚斯说：“您的履历真令人刮目相看——战功赫赫，却这样年轻，您甚至还没有结婚呢。”
“您叫我凯里安就好。英勇战斗没什么值得嘉奖的，不论在哪个时代，为国效力、奉献一切都是公民的职责。”
“奉献一切”，谢尔盖恶意地讽刺着，那个被他顶替的军官早已埋在边境线上的林子里了。
安德烈亚斯沉默片刻，对他微笑了一下：“无意冒犯，我猜您是南方人，农民家庭的孩子。上尉，您看我说得对吗？”
“您怎么知道？从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您的眼睛真敏锐。”
“我并不依靠眼睛。眼睛和耳朵经常会欺骗我们。”安德烈亚斯神秘地说，“非要说的话，我依靠嗅觉。干杯。”
他们喝了一口白葡萄酒，各自安静下来。摆在东南角的大钟指向了十点，门外又进来了几个客人。安德烈亚斯偏了偏身子，靠进软垫里，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门前的动静。过了一会儿，他重新放松下来，咳嗽一声，懒洋洋地说：“医生说我该多出去走走，这对我的肺有好处，可我总是消极怠工。”
“您应该好好遵照医嘱，养好身体。我们的祖国需要您这样的人。”
在谢尔盖把冷火腿夹进面包时，安德烈亚斯静静地看着他。整整十五分钟，谢尔盖在他的目光下很不自在。他咀嚼着又冷又硬的早餐，胃火烧烟燎地疼痛起来，好像他咽下去的是些难以消化的橡胶。等他放下刀叉，安德烈亚斯又开口了。他并不打算就此放走他：“上尉，我准备出去走走。来了好些天，我也没有出门的机会。一个人散步太无聊了，劳烦您陪我出去走走？”
安德烈亚斯比卢卡斯更加拿腔拿调，他的做派中又些来由不明的轻蔑——至少谢尔盖认为那是轻蔑。他不像卢卡斯，也不像一些看着阴郁、实则豪爽的北方人，懂得与人平等相待的道理。仿佛在他面前，大部分人都得被归入下等人的门类，供他品头论足。这倒也不奇怪，盖世太保的工作原理就是把一些人当做下等人对待。谢尔盖按照森严的等级秩序，有意让安德烈亚斯走在前面，对方却说：“先生，人们都以为和我单独谈谈意味着别的什么，我希望您只把它当作散步，好吗？”
谢尔盖笑了笑，坚持为他推开门：“趁街上还有阳光，快些走吧。”
安德烈亚斯接受了他的客套。两个人并排在大街上走了一圈，谈论着短暂的假期。冰冷的阳光倾泻在青灰色的道路上，灌木的遗迹铁丝似的缠绕在他们脚边。冬日的寂静将一切包裹，暗淡地铺满他们行走的街道。安德烈亚斯走得很慢，双眼平视前方，不知在思索什么。对日常琐事，他毫不掩饰自己敷衍，谢尔盖说的任何话，他都扔回一个嗯字，或者只简单点头。在这种时候，他又不那么像一个热衷权力的官僚了。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沉静在他的脸庞浮现。
“您太不自在了。”走到一颗椴树下时，安德烈亚斯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银烟盒，“您抽烟吗？”
谢尔盖摆摆手：“不。医生不建议我在疗养期间抽烟。”
安德烈亚斯把烟盒放回口袋：“好吧，那么我也遵照医嘱。”他顿了顿，灰色的眼睛在谢尔盖的脸颊上逡巡，“您不大喜欢我的领章不是吗？不，不，我不是在指控您。大多数人见到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些情绪，或者是厌恶，或者是害怕，总之没有美妙的感觉。他们不说，我却未必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像一群报丧鸟似的，不是吗？”
谢尔盖耸耸肩膀：“武器总要有些威慑力才叫人害怕。”
“您管保安总局叫做武器？”
“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一部分不是武器，要建立欧洲的新秩序，必须通过锋利的刀剑。世界历史的车轮已经行进到了泥泞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应对战争的策略，怎样才能承担起我们这一代德国人的职责呢。”
安德烈亚斯挑起眉毛：“您看起来严肃，却相当懂得说话的艺术。不论是我，还是我的任何一位上司或者老师，我想，几乎没人能在您身上挑出错处。我很好奇，您的口才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来学习获得的？”
他总是话中有话，让人看不透他的意图。谢尔盖讨厌充满机锋的交流，他尽力避免大规模的口述，那对侦查员的心理素质和言语功底是极大的考验。但安德烈亚斯故意把他引向那条道路。
谢尔盖清清嗓子，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话题的厌恶，讽刺道：“我倒从没有发现我这方面的天分呢。或许我该去波恩或者海德堡上大学，学法律、医学之类的。如果我的父亲足够富有，能够承担我的生活费用，而您所说的天赋真的存在的话，我说不定能成为您的同事呢。”
安德烈亚斯并不生气，只笑了笑：“您知道的还真不少。不过，我可不是那二十来个法学博士当中的一位。您不必恭维我。”
谢尔盖耸耸肩，没搭理他的俏皮话。奇怪的是，他们之间的氛围松快了不少。不多久，两人转过一栋灰白的小房子时，安德烈亚斯请他在路边等候，说自己有一些公事要办。
谢尔盖又讽刺起来：“看来您不是真心约我出来散步，而是需要一位保镖。”
“不，我需要多一双眼睛，替我看着周围。”
他说完走上前去，敲了敲那扇木门。他的制服将房主吓得面色煞白、后退了两步，缩在门廊中小声问：“长官，我可以为您做什么？”
“打扰了女士。请问丽娜小姐住在这里么？”
“哪个丽娜？我们有好几个丽娜，这名字太常见了。我敢说，您要是在学校里喊上一声，都会有好几个姑娘回头。”
“是个年轻女人，二十岁出头。她在您这儿住么？”
“我记得有这样一位姑娘，半个月前搬来的。她在两个多钟头前出去了。她有一位画家朋友，同她住在一起。您找她有什么事么？”
“只是例行检查罢了。近来这里有不少闲杂人等，快要到十二月了，要防备共产主义分子在这儿搞破坏。”
“共产主义分子？在这儿？”
“是的。祝您好运太太。”
安德烈亚斯站在门前，视线完全被路边的灌木丛遮挡了。谢尔盖听着他们谈话，却见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在侧门闪过，从两座房子之间溜走了。好姑娘，他在手心里暗暗捏了一把汗，如果站在这儿的不是我，你可就要遭殃了。
安德烈亚斯走到他身旁，客气地对他道谢。谢尔盖问道：“今天不走运？”
“这是长期的工作，人总会有走运的时候。到是您，您有看到或者听到什么异常的动静么？”
“没有，周围都很安静。”
“那就好，我相信前线军人的眼睛。您是一位不错的同伴。”
“如果您需要我，我随时愿意效劳。虽然我完全非自愿地参与了您的侦查。”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片刻，轻松愉悦的神情从他的脸上蒸发了，像用抹布掸掉一层灰似的。他转过身，拉长声气，傲慢无礼地说：“想必是卢卡斯对您说了一些事情，您倒很聪明。”
一个精明的官僚、敏锐的探子。谢尔盖扮演出被冒犯的神色，冷冰冰地开口：“我不明白。我愿意帮助您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请您不要误解我。”
他紧了紧外套的领口，撇下安德烈亚斯扬长而去。他究竟相信不相信我的说辞？谢尔盖走到旅馆门前，掸了掸袖口——他需要借这几秒平复心情。他的工作难有确定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就是下注、打赌、再下注，只是他比赌棍严谨些，尽量不参与毫无胜算的赌局，偶尔借着信息优势出出老千。谢尔盖走进大堂，卢卡斯又在牌桌前赌博。他醒了酒，担忧说教和处罚，听说他的上司和那个英俊的国防军军官出去散步了，便又把烦恼全抛开了。谢尔盖脸色铁青地回来，着实将他吓了一跳：“您怎么了？少校没有同您一起么？”
他撇下新结识的朋友，拉着谢尔盖走到窗口。谢尔盖有意试探他们之间的利益纠葛，冷冷地抱怨：“我希望您的上司能学会尊重别人。”
卢卡斯大惊失色，那之中还有些理所当然的沮丧，好像他早就预料到会有不愉快发生似的。这引起了谢尔盖的兴趣。那年轻人嗫嚅着说：“真抱歉。但我希望您不要计较……您确实长得讨人喜欢，但这不是您的错……”
他在说什么？谢尔盖看了看他，确认了那种遮掩的态度，如果不是身在敌营，他几乎要为这意外的收获哈哈大笑了。卢卡斯仍在解释，脸却涨红了，鼻尖不停冒汗。
谢尔盖板着脸逼近他：“您是什么意思？”
他这一问，卢卡斯吓得脸色发白。他试图佯装镇定，脸色却更难看了：“先生，不论他对您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您就把我说过的话都忘了吧！您记着这件事，对我们两人都没有好处……”
谢尔盖冷淡地说：“这些事情违反了法律。按照公民的义务，我应当向上报告。”
“天哪，天哪。”卢卡斯抓住他的手臂，“您不知道，他……他可不是什么……您就算……唉，总而言之，谁还没有秘密？您也有，我也有，别把自己置于险境呀。这事儿性命攸关，您要是有分毫表露，让他明白您知道了他，他是——他必定不会放过您。”
谢尔盖看了他两眼，假装沉思：“好吧，归根结底，我对检举揭发也没有兴趣。”
卢卡斯对他的宽宏感激涕零，又为安德烈亚斯美言了几句。谢尔盖在心里鄙夷，又忍不住疑惑：一个精明人，为什么会和这样一位朋友共同出入呢？他们也太不一样了，来自两个无法交流的世界。但这不是他当下要关心的事，安德烈亚斯回来了。
那个官僚脸色不虞地推开玻璃门，转眼又挂上了那副冷静的伪装。谢尔盖听到铃响，转过头去，在窗户前冷冰冰地打量他两眼，快步往楼梯间走去。
“我向您道歉。”在楼梯前，安德烈亚斯拦住他的去路，“我向您道歉，您是一个正派的人。”
他略作思索，回答道：“我原谅您。”
安德烈亚斯笑了笑，脱掉手套，对他伸出右手：“我很尊重您这样的人。要知道在今天，自称勇敢的人有很多，愿意保持正直的却稀少。您是个有想法的人，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谢尔盖握住那只手晃了晃，独自上楼去了。他在转角处假装不经意回头，安德烈亚斯仍在楼梯口凝视着他，灰眼睛在灯光下闪烁。卢卡斯无意间的供认再次涌上心头，让他感到一阵恶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