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把柄
谢尔盖没想到安德烈亚斯对于那个电话讳莫如深。在汇报中，他无法倾诉自己的个人情况，也没法和燕妮、克劳迪娅以及那位神出鬼没的邮递员见面。他心里有点儿焦躁，但很快，安德烈亚斯重新提起了那个问题。
“你认为将真实的、不利于国家的证据散布出去的人是有罪的吗？”
他为什么要不断追问？是因为卢卡斯在自己的诱导下，找到集中营的证据了吗？如果安德烈亚斯发现了这一切，他有没有进行追究？他会不会知道自己与卢卡斯私下见面的事？这个问题是决策之前的犹豫，还是决策之后的良心不安？
谢尔盖不得不承认，在上一次的对话中，他太过慌乱了。他准备冒险一试：“我想，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是有罪的。然而，法律不是为了人存在的吗，或许国家也是。如果没有任何人从其中获得好处，那也不见得是理想的法律。”
安德烈亚斯沉吟片刻：“你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但我承认，这并非无稽之谈。”
“哦，你是想说，这和我们的工作相冲突。这种想法可不像密探的思维习惯。”
“人并非二十四个小时都在工作。”
除了那个让他心烦意乱的夜晚，安德烈亚斯对于当下的生活十分满意。安定是种异常的状态——在他的大脑深处装着一个警报灯，当一切顺遂的时候，它便莫名其妙地拉响，发出刺眼的红光，催他为即将到来的不幸做好准备。过分未雨绸缪的人生态度像件没晾干的衣裳，让他不得不在阴冷的念头中强装镇定、维持体面。这也不是全然没有好处。至少当他接到奥托的工作调动文件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情绪波动。
在最后的审查时，安德烈亚斯向这位不大听话的下属提了不少刁难的问题。而奥托冷冷地说：“您在这儿对我横加指责，可您自己呢，您就是个完全忠诚于国家和法律的人吗？”
“终于，您说出来了。究竟是权力让您觉得我有罪，还是您的良知？如果是良知，在您调动之前，您可从不敢这样同我说话。但您现在却说了——”
奥托的脸颊变红了，他走到办公桌边，低下头小声威胁：“我知道您和什么人住在一起。”
“您可以试试，不会有人相信的。还有，我记得您的姐姐结婚了。哦，可不是什么通过了政治审核的结合。据说这位新郎并不愿意加入我们，并且和社民党人联络紧密。他曾是个记者，总是参加工人运动，对吗？”
奥托的脸色变了变：“这么说来，您不会准许我的调动了？”
“不，放轻松些。我可不是在公报私仇，把这当做老上司对您的提醒好了。”
他倒攀上了高枝，当上了副官。这年头谁往东面去不是缺胳膊少腿地回来，他也不例外，最好死在那里。这对我来说更加安全。安德烈亚斯想着，在那份报告上敲下了印章。
奥托审核过关的报告经过层层批示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斯大林格勒正进行着异常艰苦的战斗。出于宣传需要，所有的家书都被严密地审查，但紧张的氛围已经在德国的大街小巷悄然蔓延。为了争夺一间会客室，我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战斗。有幸归来的伤员这样描述：简直像一群老鼠。类似的言论在公开场所被严令禁止，却在每一扇门背后大行其道。消息自然瞒不过谢尔盖的耳朵。除去那几台决定人生死的打字机，盖世太保的办公室就是一个嘈杂的茶水间。在熟络以后，同事、尤其是女同事的搭讪常常打断他的思绪，他不得不扮演一个木讷无趣而不善言辞的形象，好让信息通过好事者流向他的耳朵。
这天他难得往安德烈亚斯的办公室走了一趟。为了避免嫌疑，两人在办公时从不见面，即使有必要的工作交接，也只像同事那样冷淡地点头。木门打开，奥托正从其中怒气冲冲地出来，愤恨的眼神在谢尔盖的身上停留了几秒，快步走向楼梯间。
哦，真是倒霉。谢尔盖嘲弄地想。正当他把报告放在办公桌上，准备离开时，门吱呀一声开了。
这是个胆子不小的新人，不敲门，也不通报。等谢尔盖看到他灰绿色的军装，和脖子上系着的铁十字勋章时，才恍然大悟。他退到一边，用眼神询问着。安德烈亚斯却没有让他离开的意思，懒洋洋地招呼道：“早啊，菲利克斯。好久不见。”
菲利克斯身材高大，面容英俊。同大多数有着军旅生涯的德国男青年一样，他总是不必要地将后槽牙碾在一起，绷紧咬肌，好像他不摆出这一幅咬牙切齿、不知在痛恨和容忍什么的神情，社会当中弥漫的“软弱作风”就要像酸雨一样腐蚀他的男子气概了。不管是艳阳高照还是阴雨连绵，即便在礼仪不作要求的场合，他也必须佩戴宽檐帽，因为他相当痛恨自己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深色的头发。尽管那种浅棕色足以让他通过种族测试，但他对一切秉持着完美主义的态度。
“早啊。”他推着桃木门说，既没有迈步进来，也没有立刻离开的意思。“好久不见，你怎么样？”
“一般般。倒是你，听说你在前线过得不好，但你看起来精神十足。”
菲利克斯穿过房间，领口的铁十字随着他激动的脚步微微摆动。他全然没有把谢尔盖放在眼里，径直走到办公桌前：“今晚在我家有个酒会，你乐意赏光么？”他说着瞥了谢尔盖一眼，又转过头，“我只请了几个重要的朋友，我们有两年多没见了，不是吗？”
“真抱歉，我没有时间。”安德烈亚斯用相当例行公事的语调说，“格拉夫说他一定会请你喝酒的。祝你们心情愉快。”
菲利克斯的脸上闪过不可置信的神情。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他阴沉而直接地说，“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我来柏林，除了那些倒霉的接风酒会，就是想同老朋友见一面。我在一个多月前不是托人和您打了电话？”
安德烈亚斯笑出了声：“是啊，是啊。太久了，我的时间表也和过去不同了。我每天都有重要的事要做。”
原来是他。谢尔盖沉默地观察着。这个人性格暴躁，控制欲强，看似和安德烈亚斯的渊源颇深，不知道会为他的计划带来怎样的变故。他向墙边退了退，试图让自己显得无关紧要。气氛变得尴尬，安德烈亚斯仍然没有准许他离开的意思。谢尔盖在心里抱怨，他总是这样，以为自己可以让一切人或事都按他的编排行动。
他刻意表现的轻蔑让菲利克斯恼火。他焦躁地脱掉皮手套，靠近了那张横在两人之间的办公桌。
“我希望你能来。”他压低声音，“我非常想念你。我回来了，大家都为我庆祝。把工作往后推一推？”
安德烈亚斯学着那腔调，再次笑起来：“哦，把工作往后推一推。你以为我是战地医院里的护士。”他转向谢尔盖，朝他招招手：“过来。把柜子上的文件拿去，等会儿念给我听。这些歪歪扭扭的个人报告看得我眼睛疼。”
菲利克斯脸色阴沉，他看看谢尔盖手里的文件夹，傲慢地评价：“有些部门效率太低，总拿些不必要的事烦扰人。也难怪、有些人甚至没有像样的学历呢。”
“如果你指一个刻在门牌、邮筒、墓碑上的头衔。那么，我也没有像样的学历。”
“唉！你总是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无关紧要的人和事可以今后再处理，我们俩要见上一面多么难得！”
“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别总惹人发笑，菲利克斯。”
安德烈亚斯把目光移回面前的文件上，又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菲利克斯尴尬地站在离他不到一米的位置，他搓了搓手指，很快恼羞成怒。谢尔盖警觉地盯着他。
菲利克斯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他骄横地转过脸，对谢尔盖命令道：“出去，我要和你的长官单独谈。”
安德烈亚斯终于放下手里的杯子，站起身：“请离开吧，晚些时候我会给您打电话。有些话不方便在工作场合说。”
菲利克斯十分不满，但安德烈亚斯给了他一个台阶。他意识到，继续坚持只会让他在对方的下属面前丢人现眼。
“那就这么办。”他粗暴地回答，推开门出去了。
在菲利克斯离开以后，安德烈亚斯没有真的让谢尔盖朗读那份文件。他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沉默，随后命令谢尔盖赶紧离开。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谢尔盖离开办公桌，走到大厅时，却发现安德烈亚斯在门前等着他。
“我得去见他一面。”他有些焦躁地说。“你先回去。”
“需要我和你一起去吗？”
大厅里人来人往，所有人都挎着公文包，彼此客套地告别。安德烈亚斯抓住他的手，隔着手套，飞快地握了一下。
“不，你回去等我。再见。”
他们之间究竟有些什么？难道那个战争疯子的手里抓着什么不得了的把柄，以至于安德烈亚斯总是为他魂不守舍？谢尔盖决心去见卢卡斯一面。这很冒险，但很值得。他必须快去快回。
在敲开门时，谢尔盖吃了一惊——卢卡斯对他的来访期盼已久。
“请您进来。”这个年轻人说。他比两人上次见面时胖了一点儿，蓝眼睛闪烁着愉悦的光，不再憔悴不堪，甚至称得上荣光换发。面对谢尔盖，他连基本的待客礼节也忘了。谢尔盖还站在门前，他已钻进卧室，翻找了一阵，拿着一台相机，和两卷胶卷回到客厅。
“这些给您。您要好好保管，别让安德烈亚斯知道。”他热切地说，“您先劝劝他，咱们再做打算。”
谢尔盖立刻明白了安德烈亚斯的问题从何而来。他佯装惊讶：“天啊，这是什么？您所说的集中营的照片吗？”
“我给他看了其中几张照片，他自以为很聪明地把它们烧了，来销毁证据。我对他说，这些是从我的朋友那儿得来的。其实我那位战友，他已经因为伤寒去世了。这是他留下的遗物。他总不能审问一个死人。”
谢尔盖激动地心一下凝住了：“您是这样告诉他的？”
卢卡斯说：“就像您说得，我倒希望他对证据哑口无言呢。可没想到他还是那么固执。”
如果他把我的来访也告诉安德烈亚斯，一切就全完了。谢尔盖的心悬起来。
“您该没有对他说我来拜访您的事吧。您知道的，我爱他，也很想了解他，但是他并不愿意旁人刺探他的过去。”
卢卡斯对于爱情问题一贯矜持，很少听到如此直白的示意，脸微微发红：“哦，我完全理解。我没有对他说，今后也不会说的。”
谢尔盖暗中松了口气，假装谨慎地说道：“您的朋友还有家人吗？您不知道您究竟做了什么——您难道没有在保安总局工作过？您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行事的吗？难道你以为把责任推卸给一个死人，就可以……您应该先来找我，而不是告诉他。”
“天啊，您说得对。那我怎样才能补救呢？”
“要知道，安德烈亚斯最近很忙。如果您不在他面前出现，收好这些胶卷，或许他会把这件事忘记的。对了，您知道一个名叫菲利克斯的人吗？安德烈亚斯最近常提起他。”
卢卡斯的脸色一变，忽然变得吞吞吐吐：“哦，您是怎么知道他的？”
“这么看来，他同您认识？”
“不，他同我只见过几面——他是安德烈亚斯的朋友，以前的朋友。他们在学校里就认识了。”
谢尔盖恍然大悟，一位棘手的老情人。他假装严肃地点点头，向卢卡斯告别，再一次强调了那些胶卷的重要之处：
“我和他住在一起，可没办法代您保管——如果您害怕搜查，又有其他信任的人，也可以把这些胶卷交给他。”
但愿他联系上了克劳迪娅。谢尔盖想，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罪证也只好存放在这里了。
他不敢久留。安德烈亚斯随时都可能回到两人的住处，如果发现他不在家中，必然会起疑。他找了个工作上的借口，告别了卢卡斯。这时天色已晚，道路两边的灯光下，飘下细小的雨水，让他忽然想起《莉莉玛莲》。没有谁喜欢战争，哪怕在对战争浪漫化的宣传当中，让人倾心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羁绊。这些美丽的情感被宣传机器用来欺骗青年人，推动他们走进邪恶的战争当中。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它颠倒黑白，混淆了荣誉与罪恶，柔情与残酷，用人性的骗局剥夺人性。
谢尔盖等到很晚，安德烈亚斯才回到小公寓。在这之前，他不敢睡着，头脑中总是莫名其妙冒出可怕的画面。他们认识的头一个月，谢尔盖就见识了德国人那种作为权力证明的性爱。菲利克斯，那个从战场回来的自大狂，安德烈亚斯会不会被好好对待？难道他又想要那尊严做一些交换，或者只是排遣忧愁。不论是哪种，谢尔盖都感到难过。想起那些可怕的痕迹，他的心就抽紧了——他不能不在卧室里等着他。
他没有立刻审查卢卡斯的朋友，而是来询问我的态度……谢尔盖在黑暗中悄悄想，人总是可以被改变的不是吗。但一种紧迫感随之降临了。我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他呢？就像盘尼西林，在它被发明以后，仍有人死于感染。如果我来不及让他做出改变、让他赎清自己的罪过，毁灭就降临了，那么——
安德烈亚斯在浴室里待了很久。谢尔盖只能听到间断的水声。就在他以为安德烈亚斯要把自己闷死在浴室的时候。门轴转动，一串脚步声穿过黑暗的客厅。紧接着，他听到床垫一响，身体一沉，赶紧坐起身来。
安德烈亚斯颤抖的声音传来：“我想回到勃兰登堡去，或者更远一些，永远离开这儿。柏林的政治斗争真让我厌烦。所有人都会回到这里，从别人的手里榨取点儿什么。”
谢尔盖感觉有一个核桃堵在喉咙当中。他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回应道：“别说话了。你该好好休息一下。不仅仅是你，我的神经也太紧绷了。”
安德烈亚斯模糊地笑了一声：“你指今晚，还是真的需要一个假期？”
他只披着一张毛毯，谢尔盖隔着那张毯子抱住他。安德烈亚斯不言不语，把手放在他环绕腰间的手臂上，故作矜持地、羞赧地等待着。他的肩膀抵在谢尔盖胸前，微微颤抖，谢尔盖的心里蓦然升起对自己的恐惧。就像他在小河边抱住猫，或者捡起一只小鸟。依恋也意味着权力，面对他锋利的刀剑，安德烈亚斯的心完全赤裸。他害怕这种情形。
“可以让我看看你吗。”谢尔盖轻声祈求。
安德烈亚斯拉亮了床头的台灯。昏黄的灯光只覆盖了床头的一隅。他们都显得忧愁而憔悴，看到对方的神情，却都忍不住微笑。安德烈亚斯没有立刻丢开裹住自己的毛毯，却伸手来解谢尔盖睡衣的纽扣。谢尔盖僵住了：难道在这种时候，安德烈亚斯还是想着和他上床——这算什么，某种离奇的安慰吗。他痛恨把亲密当做一种工具。可很快，他发觉自己错了。在他的衣物被扔到地板上以后，安德烈亚斯没有任何暧昧的示意，缓缓掀开了那条毯子。
他们赤身裸体地在床边相对。谢尔盖起初有些羞赧，但他的目光被安德烈亚斯的身体吸引了：他的手腕上有一片淤青，颈侧有几个牙印，剩下的伤痕全在大腿上。那些痕迹因为热水的冲刷微微泛红。
“看清楚了？”安德烈亚斯小声问。“你都知道，对不对？所以你还没有去睡。”
他的双手局促地放在膝盖上。谢尔盖握住他的手腕，将他拉近，把伤痕盖在手掌底下。
他刚刚用毛巾擦完头发，芬芳而湿润的水汽荡漾在他们的呼吸之间。安德烈亚斯的头发垂在额头两边，脸颊的绒毛被灯光照亮，让他看起来更年轻、更温和。他的灰眼睛在暗光下像黑色的海，笼罩在低垂的眉骨和睫毛以下。每到这时，难以控制的念头就在谢尔盖的脑海中浮现：他是必死之人。不管是死于子弹、绳索还是别的什么。
可谁不是必死之人？人类的生命有尽，区别只在早晚罢了。这个念头产生于他噩梦缠身的日子，绵延至今。谢尔盖不在乎对自己残忍些、不公正些，他早已经习惯了成为牺牲的一部分。在他的童年时期，他便知道所有伟大的事业都需要痛苦灌溉。可当他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他便犹豫起来。他的痛苦越深，越不禁意地报偿在安德烈亚斯的身上，更促进了对方不健康的迷恋。
谢尔盖心里一阵难过。卧室的黑暗为他打了掩护。在这个微风吹拂、芳香暗涌的夜晚，他的心像一个打破的圆底烧瓶，不确定地敞开着，让他不敢向其中倾倒任何不慎的感情。可此时此刻，他的理智无济于事：“答应我，不论为了什么，别再去找他了，行吗？”
安德烈亚斯露出一阵惊异的神色。他的眼睛随之湿润了，悲哀、忧愁、眷恋纷纷涌现其中：“你总是很信任我，但我什么都没有对你说过。”
【作者有话要说】
我觉得这里把谢尔盖无性恋的取向表达得挺清楚了。对于他来说，情欲和爱是完全区隔开来的，所以他对于发生的一切不感到嫉妒，只看到这种性行为之中充满暴力的权力结构，因而产生了毫无批判的同情。他有浪漫取向，但是感受不到情欲的驱动，也不太理解其在亲密关系中起到的作用。对他来说，爱是全然建立在思维和情感之上的。
“你认为将真实的、不利于国家的证据散布出去的人是有罪的吗？”
他为什么要不断追问？是因为卢卡斯在自己的诱导下，找到集中营的证据了吗？如果安德烈亚斯发现了这一切，他有没有进行追究？他会不会知道自己与卢卡斯私下见面的事？这个问题是决策之前的犹豫，还是决策之后的良心不安？
谢尔盖不得不承认，在上一次的对话中，他太过慌乱了。他准备冒险一试：“我想，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是有罪的。然而，法律不是为了人存在的吗，或许国家也是。如果没有任何人从其中获得好处，那也不见得是理想的法律。”
安德烈亚斯沉吟片刻：“你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但我承认，这并非无稽之谈。”
“哦，你是想说，这和我们的工作相冲突。这种想法可不像密探的思维习惯。”
“人并非二十四个小时都在工作。”
除了那个让他心烦意乱的夜晚，安德烈亚斯对于当下的生活十分满意。安定是种异常的状态——在他的大脑深处装着一个警报灯，当一切顺遂的时候，它便莫名其妙地拉响，发出刺眼的红光，催他为即将到来的不幸做好准备。过分未雨绸缪的人生态度像件没晾干的衣裳，让他不得不在阴冷的念头中强装镇定、维持体面。这也不是全然没有好处。至少当他接到奥托的工作调动文件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情绪波动。
在最后的审查时，安德烈亚斯向这位不大听话的下属提了不少刁难的问题。而奥托冷冷地说：“您在这儿对我横加指责，可您自己呢，您就是个完全忠诚于国家和法律的人吗？”
“终于，您说出来了。究竟是权力让您觉得我有罪，还是您的良知？如果是良知，在您调动之前，您可从不敢这样同我说话。但您现在却说了——”
奥托的脸颊变红了，他走到办公桌边，低下头小声威胁：“我知道您和什么人住在一起。”
“您可以试试，不会有人相信的。还有，我记得您的姐姐结婚了。哦，可不是什么通过了政治审核的结合。据说这位新郎并不愿意加入我们，并且和社民党人联络紧密。他曾是个记者，总是参加工人运动，对吗？”
奥托的脸色变了变：“这么说来，您不会准许我的调动了？”
“不，放轻松些。我可不是在公报私仇，把这当做老上司对您的提醒好了。”
他倒攀上了高枝，当上了副官。这年头谁往东面去不是缺胳膊少腿地回来，他也不例外，最好死在那里。这对我来说更加安全。安德烈亚斯想着，在那份报告上敲下了印章。
奥托审核过关的报告经过层层批示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斯大林格勒正进行着异常艰苦的战斗。出于宣传需要，所有的家书都被严密地审查，但紧张的氛围已经在德国的大街小巷悄然蔓延。为了争夺一间会客室，我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战斗。有幸归来的伤员这样描述：简直像一群老鼠。类似的言论在公开场所被严令禁止，却在每一扇门背后大行其道。消息自然瞒不过谢尔盖的耳朵。除去那几台决定人生死的打字机，盖世太保的办公室就是一个嘈杂的茶水间。在熟络以后，同事、尤其是女同事的搭讪常常打断他的思绪，他不得不扮演一个木讷无趣而不善言辞的形象，好让信息通过好事者流向他的耳朵。
这天他难得往安德烈亚斯的办公室走了一趟。为了避免嫌疑，两人在办公时从不见面，即使有必要的工作交接，也只像同事那样冷淡地点头。木门打开，奥托正从其中怒气冲冲地出来，愤恨的眼神在谢尔盖的身上停留了几秒，快步走向楼梯间。
哦，真是倒霉。谢尔盖嘲弄地想。正当他把报告放在办公桌上，准备离开时，门吱呀一声开了。
这是个胆子不小的新人，不敲门，也不通报。等谢尔盖看到他灰绿色的军装，和脖子上系着的铁十字勋章时，才恍然大悟。他退到一边，用眼神询问着。安德烈亚斯却没有让他离开的意思，懒洋洋地招呼道：“早啊，菲利克斯。好久不见。”
菲利克斯身材高大，面容英俊。同大多数有着军旅生涯的德国男青年一样，他总是不必要地将后槽牙碾在一起，绷紧咬肌，好像他不摆出这一幅咬牙切齿、不知在痛恨和容忍什么的神情，社会当中弥漫的“软弱作风”就要像酸雨一样腐蚀他的男子气概了。不管是艳阳高照还是阴雨连绵，即便在礼仪不作要求的场合，他也必须佩戴宽檐帽，因为他相当痛恨自己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深色的头发。尽管那种浅棕色足以让他通过种族测试，但他对一切秉持着完美主义的态度。
“早啊。”他推着桃木门说，既没有迈步进来，也没有立刻离开的意思。“好久不见，你怎么样？”
“一般般。倒是你，听说你在前线过得不好，但你看起来精神十足。”
菲利克斯穿过房间，领口的铁十字随着他激动的脚步微微摆动。他全然没有把谢尔盖放在眼里，径直走到办公桌前：“今晚在我家有个酒会，你乐意赏光么？”他说着瞥了谢尔盖一眼，又转过头，“我只请了几个重要的朋友，我们有两年多没见了，不是吗？”
“真抱歉，我没有时间。”安德烈亚斯用相当例行公事的语调说，“格拉夫说他一定会请你喝酒的。祝你们心情愉快。”
菲利克斯的脸上闪过不可置信的神情。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他阴沉而直接地说，“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我来柏林，除了那些倒霉的接风酒会，就是想同老朋友见一面。我在一个多月前不是托人和您打了电话？”
安德烈亚斯笑出了声：“是啊，是啊。太久了，我的时间表也和过去不同了。我每天都有重要的事要做。”
原来是他。谢尔盖沉默地观察着。这个人性格暴躁，控制欲强，看似和安德烈亚斯的渊源颇深，不知道会为他的计划带来怎样的变故。他向墙边退了退，试图让自己显得无关紧要。气氛变得尴尬，安德烈亚斯仍然没有准许他离开的意思。谢尔盖在心里抱怨，他总是这样，以为自己可以让一切人或事都按他的编排行动。
他刻意表现的轻蔑让菲利克斯恼火。他焦躁地脱掉皮手套，靠近了那张横在两人之间的办公桌。
“我希望你能来。”他压低声音，“我非常想念你。我回来了，大家都为我庆祝。把工作往后推一推？”
安德烈亚斯学着那腔调，再次笑起来：“哦，把工作往后推一推。你以为我是战地医院里的护士。”他转向谢尔盖，朝他招招手：“过来。把柜子上的文件拿去，等会儿念给我听。这些歪歪扭扭的个人报告看得我眼睛疼。”
菲利克斯脸色阴沉，他看看谢尔盖手里的文件夹，傲慢地评价：“有些部门效率太低，总拿些不必要的事烦扰人。也难怪、有些人甚至没有像样的学历呢。”
“如果你指一个刻在门牌、邮筒、墓碑上的头衔。那么，我也没有像样的学历。”
“唉！你总是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无关紧要的人和事可以今后再处理，我们俩要见上一面多么难得！”
“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别总惹人发笑，菲利克斯。”
安德烈亚斯把目光移回面前的文件上，又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菲利克斯尴尬地站在离他不到一米的位置，他搓了搓手指，很快恼羞成怒。谢尔盖警觉地盯着他。
菲利克斯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他骄横地转过脸，对谢尔盖命令道：“出去，我要和你的长官单独谈。”
安德烈亚斯终于放下手里的杯子，站起身：“请离开吧，晚些时候我会给您打电话。有些话不方便在工作场合说。”
菲利克斯十分不满，但安德烈亚斯给了他一个台阶。他意识到，继续坚持只会让他在对方的下属面前丢人现眼。
“那就这么办。”他粗暴地回答，推开门出去了。
在菲利克斯离开以后，安德烈亚斯没有真的让谢尔盖朗读那份文件。他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沉默，随后命令谢尔盖赶紧离开。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谢尔盖离开办公桌，走到大厅时，却发现安德烈亚斯在门前等着他。
“我得去见他一面。”他有些焦躁地说。“你先回去。”
“需要我和你一起去吗？”
大厅里人来人往，所有人都挎着公文包，彼此客套地告别。安德烈亚斯抓住他的手，隔着手套，飞快地握了一下。
“不，你回去等我。再见。”
他们之间究竟有些什么？难道那个战争疯子的手里抓着什么不得了的把柄，以至于安德烈亚斯总是为他魂不守舍？谢尔盖决心去见卢卡斯一面。这很冒险，但很值得。他必须快去快回。
在敲开门时，谢尔盖吃了一惊——卢卡斯对他的来访期盼已久。
“请您进来。”这个年轻人说。他比两人上次见面时胖了一点儿，蓝眼睛闪烁着愉悦的光，不再憔悴不堪，甚至称得上荣光换发。面对谢尔盖，他连基本的待客礼节也忘了。谢尔盖还站在门前，他已钻进卧室，翻找了一阵，拿着一台相机，和两卷胶卷回到客厅。
“这些给您。您要好好保管，别让安德烈亚斯知道。”他热切地说，“您先劝劝他，咱们再做打算。”
谢尔盖立刻明白了安德烈亚斯的问题从何而来。他佯装惊讶：“天啊，这是什么？您所说的集中营的照片吗？”
“我给他看了其中几张照片，他自以为很聪明地把它们烧了，来销毁证据。我对他说，这些是从我的朋友那儿得来的。其实我那位战友，他已经因为伤寒去世了。这是他留下的遗物。他总不能审问一个死人。”
谢尔盖激动地心一下凝住了：“您是这样告诉他的？”
卢卡斯说：“就像您说得，我倒希望他对证据哑口无言呢。可没想到他还是那么固执。”
如果他把我的来访也告诉安德烈亚斯，一切就全完了。谢尔盖的心悬起来。
“您该没有对他说我来拜访您的事吧。您知道的，我爱他，也很想了解他，但是他并不愿意旁人刺探他的过去。”
卢卡斯对于爱情问题一贯矜持，很少听到如此直白的示意，脸微微发红：“哦，我完全理解。我没有对他说，今后也不会说的。”
谢尔盖暗中松了口气，假装谨慎地说道：“您的朋友还有家人吗？您不知道您究竟做了什么——您难道没有在保安总局工作过？您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行事的吗？难道你以为把责任推卸给一个死人，就可以……您应该先来找我，而不是告诉他。”
“天啊，您说得对。那我怎样才能补救呢？”
“要知道，安德烈亚斯最近很忙。如果您不在他面前出现，收好这些胶卷，或许他会把这件事忘记的。对了，您知道一个名叫菲利克斯的人吗？安德烈亚斯最近常提起他。”
卢卡斯的脸色一变，忽然变得吞吞吐吐：“哦，您是怎么知道他的？”
“这么看来，他同您认识？”
“不，他同我只见过几面——他是安德烈亚斯的朋友，以前的朋友。他们在学校里就认识了。”
谢尔盖恍然大悟，一位棘手的老情人。他假装严肃地点点头，向卢卡斯告别，再一次强调了那些胶卷的重要之处：
“我和他住在一起，可没办法代您保管——如果您害怕搜查，又有其他信任的人，也可以把这些胶卷交给他。”
但愿他联系上了克劳迪娅。谢尔盖想，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罪证也只好存放在这里了。
他不敢久留。安德烈亚斯随时都可能回到两人的住处，如果发现他不在家中，必然会起疑。他找了个工作上的借口，告别了卢卡斯。这时天色已晚，道路两边的灯光下，飘下细小的雨水，让他忽然想起《莉莉玛莲》。没有谁喜欢战争，哪怕在对战争浪漫化的宣传当中，让人倾心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羁绊。这些美丽的情感被宣传机器用来欺骗青年人，推动他们走进邪恶的战争当中。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它颠倒黑白，混淆了荣誉与罪恶，柔情与残酷，用人性的骗局剥夺人性。
谢尔盖等到很晚，安德烈亚斯才回到小公寓。在这之前，他不敢睡着，头脑中总是莫名其妙冒出可怕的画面。他们认识的头一个月，谢尔盖就见识了德国人那种作为权力证明的性爱。菲利克斯，那个从战场回来的自大狂，安德烈亚斯会不会被好好对待？难道他又想要那尊严做一些交换，或者只是排遣忧愁。不论是哪种，谢尔盖都感到难过。想起那些可怕的痕迹，他的心就抽紧了——他不能不在卧室里等着他。
他没有立刻审查卢卡斯的朋友，而是来询问我的态度……谢尔盖在黑暗中悄悄想，人总是可以被改变的不是吗。但一种紧迫感随之降临了。我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他呢？就像盘尼西林，在它被发明以后，仍有人死于感染。如果我来不及让他做出改变、让他赎清自己的罪过，毁灭就降临了，那么——
安德烈亚斯在浴室里待了很久。谢尔盖只能听到间断的水声。就在他以为安德烈亚斯要把自己闷死在浴室的时候。门轴转动，一串脚步声穿过黑暗的客厅。紧接着，他听到床垫一响，身体一沉，赶紧坐起身来。
安德烈亚斯颤抖的声音传来：“我想回到勃兰登堡去，或者更远一些，永远离开这儿。柏林的政治斗争真让我厌烦。所有人都会回到这里，从别人的手里榨取点儿什么。”
谢尔盖感觉有一个核桃堵在喉咙当中。他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回应道：“别说话了。你该好好休息一下。不仅仅是你，我的神经也太紧绷了。”
安德烈亚斯模糊地笑了一声：“你指今晚，还是真的需要一个假期？”
他只披着一张毛毯，谢尔盖隔着那张毯子抱住他。安德烈亚斯不言不语，把手放在他环绕腰间的手臂上，故作矜持地、羞赧地等待着。他的肩膀抵在谢尔盖胸前，微微颤抖，谢尔盖的心里蓦然升起对自己的恐惧。就像他在小河边抱住猫，或者捡起一只小鸟。依恋也意味着权力，面对他锋利的刀剑，安德烈亚斯的心完全赤裸。他害怕这种情形。
“可以让我看看你吗。”谢尔盖轻声祈求。
安德烈亚斯拉亮了床头的台灯。昏黄的灯光只覆盖了床头的一隅。他们都显得忧愁而憔悴，看到对方的神情，却都忍不住微笑。安德烈亚斯没有立刻丢开裹住自己的毛毯，却伸手来解谢尔盖睡衣的纽扣。谢尔盖僵住了：难道在这种时候，安德烈亚斯还是想着和他上床——这算什么，某种离奇的安慰吗。他痛恨把亲密当做一种工具。可很快，他发觉自己错了。在他的衣物被扔到地板上以后，安德烈亚斯没有任何暧昧的示意，缓缓掀开了那条毯子。
他们赤身裸体地在床边相对。谢尔盖起初有些羞赧，但他的目光被安德烈亚斯的身体吸引了：他的手腕上有一片淤青，颈侧有几个牙印，剩下的伤痕全在大腿上。那些痕迹因为热水的冲刷微微泛红。
“看清楚了？”安德烈亚斯小声问。“你都知道，对不对？所以你还没有去睡。”
他的双手局促地放在膝盖上。谢尔盖握住他的手腕，将他拉近，把伤痕盖在手掌底下。
他刚刚用毛巾擦完头发，芬芳而湿润的水汽荡漾在他们的呼吸之间。安德烈亚斯的头发垂在额头两边，脸颊的绒毛被灯光照亮，让他看起来更年轻、更温和。他的灰眼睛在暗光下像黑色的海，笼罩在低垂的眉骨和睫毛以下。每到这时，难以控制的念头就在谢尔盖的脑海中浮现：他是必死之人。不管是死于子弹、绳索还是别的什么。
可谁不是必死之人？人类的生命有尽，区别只在早晚罢了。这个念头产生于他噩梦缠身的日子，绵延至今。谢尔盖不在乎对自己残忍些、不公正些，他早已经习惯了成为牺牲的一部分。在他的童年时期，他便知道所有伟大的事业都需要痛苦灌溉。可当他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他便犹豫起来。他的痛苦越深，越不禁意地报偿在安德烈亚斯的身上，更促进了对方不健康的迷恋。
谢尔盖心里一阵难过。卧室的黑暗为他打了掩护。在这个微风吹拂、芳香暗涌的夜晚，他的心像一个打破的圆底烧瓶，不确定地敞开着，让他不敢向其中倾倒任何不慎的感情。可此时此刻，他的理智无济于事：“答应我，不论为了什么，别再去找他了，行吗？”
安德烈亚斯露出一阵惊异的神色。他的眼睛随之湿润了，悲哀、忧愁、眷恋纷纷涌现其中：“你总是很信任我，但我什么都没有对你说过。”
【作者有话要说】
我觉得这里把谢尔盖无性恋的取向表达得挺清楚了。对于他来说，情欲和爱是完全区隔开来的，所以他对于发生的一切不感到嫉妒，只看到这种性行为之中充满暴力的权力结构，因而产生了毫无批判的同情。他有浪漫取向，但是感受不到情欲的驱动，也不太理解其在亲密关系中起到的作用。对他来说，爱是全然建立在思维和情感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