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命运的引线
“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回答的？”
“我记不清了。如果我回答了，那么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我不得不撒谎。”
“您是为谎言而感到痛苦吗？我甚至不能确认在那种情形下撒谎有悖于道德，您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太高了。”
“我没有因为谎言而痛苦。像您说的，我们不能苛责无奈之举。在那种情形下，战争让一切都乱套了，没有谁会在乎一句有关爱情的谎话。”
“从您的精神状态来看绝非如此。您在折磨自己。”
“我只是太累了。”
治疗师推推眼镜，对他老派的顽固大摇其头。这个矮胖的年轻人戴着圆眼镜，面容和蔼可亲，神情却非常严肃，总像在努力克制着什么。他常对同事说，与谢尔盖聊天让他鼻头出汗。事实上他的眼镜从没有滑动过一毫米，他只是太紧张了：
“您知道美国人怎么报道我们。一些教授认为我们苛待从战场归来的英雄。但现实却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疗愈创伤的资源，不论对肉体还是精神。我们选择帮助那些能帮助的，我时常感到无能为力。”
“不，您不必为此焦虑。我对自己的情况认识得很清楚。也许我会渐渐好起来，也许我不会。这不是药片和谈话可以决定的。您不必给自己太大的负担。”
“把太多秘密藏在心里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您不愿对我说，那么您可以告诉您的家人，或者任何值得信赖的人。我们都在战争中失去太多了。”
谢尔盖答应了他。这个保证没有丝毫约束力，两个人都心知肚明。谢尔盖记忆力超群，他说忘记了，只是乐意保持沉默。如果他萌生了写自传的想法，那巨著应当同词典一样厚，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细节。在疗养院工作的医生并非不知道这一点。这个年轻有为的大学生在他面前难掩失落——他还处在雄心勃勃、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年纪。谢尔盖翻看过他的档案，像所有人一样，他背负着战争的创伤。他的家人、朋友被纳粹烧死在了一间教堂里，只剩下他和一个年幼的弟弟。作为一个苏联公民，他能够专注地、不带批评地聆听他的讲述，谢尔盖表示异常感激。
他也不会失落太久，谢尔盖想，很快他就不用再为自己服务了。
莫斯科，这座让他在童年时魂牵梦萦的城市，在他即将步入中年的时刻，忽然变得太大、太空旷了。他心里早有回到家乡的想法。卢比扬卡只是工作场所，他很难将其称之为归宿。其中有一些人是他的旧相识，他们在战前一同受训，劫后余生的喜悦总会带来亲密，然而等这一阵子分享的欲望过去，他们的友谊也没能朝更深厚的方向发展。
谢尔盖的工作只剩下教学，除此以外，就是无休无止的谈话和著述。比起他的作品，心理治疗的内容倒更可能泄露，因为他书写的材料永无传世的可能。可凡事都有两面，他最擅长保守秘密，因此心理技术对他几乎没有作用。即便如此，为了处理使他精神压抑的回忆，谢尔盖听从了专业的建议。
下午四点左右，他同治疗师告别，临走前再一次拒绝了疗养的邀请。他回到房间，照例从抽屉里拿出纸笔，写了大约一个半钟头，把那三四页心声点着了，在火焰即将灼到手指的时候，把它们塞进了烟灰缸。这是他近十年来最熟悉的动作。他看向窗外，这天晚上看不见月亮，漫天星斗正从两片薄云之间显露。
“我没法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在四年前的那个夜晚，他这样说。小公寓里一片漆黑，谢尔盖的鼻尖充斥着毛绒绒的气味，像挂毯或者小动物的皮毛，混杂着安德烈亚斯头发边的香气。“或许你愿意保持清醒，听我多说几分钟，好让我解释得更清楚一些？”
“好吧，你说说看？”
“在我上前线不到半年的时候，战局非常顺利，我们还没开始在冰冻的泥浆里打滚。在夏季末尾，我们经过一条小河。一条无名的、窄窄的小河。它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在地图上只是一条钢笔画的黑线。河岸两边飘荡着和大腿齐平的芦苇。我们尽量小心地通过那里，但还是遭遇了埋伏。异常剧烈的交火，谁也没有占到便宜。你不是想知道我肩上的伤疤是哪里来的——我的肩膀被打中了，整条胳膊没法动弹。紧接着，夜幕降临了。”
事实上，这条河不在波兰、乌克兰或者任何东欧的土地上。它在德国的南部，巴伐利亚州无人涉足的角落。谢尔盖推开车门，它就在离他靴子尖六米的位置粼粼地闪光。他的轿车在乡间彻底抛锚了——那当然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他从当地的警察局“支取”了这辆车。盖世太保的办公处不需要携带有照片的证件，谢尔盖英俊的相貌、风雅镇定的谈吐又为他的谎言添砖加瓦，门前的青年人立刻相信了他是前来视察的上级。他向一位纳粹官员开枪时，疏忽了楼道拐角处的安保人员，那个二等兵正端着一把冲锋枪。他向来顺利的计划发生了变故。现在，他肩膀上的伤口正向下滴血，疼痛让他的脸颊抽搐。他学过基本的医疗知识，却没法判断他的锁骨和肩胛骨是否骨折。幸运的是，那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肩膀，他不需要取出弹头。
他背靠着一块石头，在河岸边坐下。头顶的鸟鸣声越来越远，天色逐渐变暗。
“起初，我能在黑暗中听到枪响。很快那声音停止了。我听不到战友的声音，也听不到敌人的。只有老远传来轰隆隆的炮声。那地方离我有好几公里远，炮弹炸开的声音轻得像风声似的。前线从没有那样安静过。我们不知道会有埋伏，更不知道增援何时赶到。也许我流了太多血，也许我太过疲惫了。我就在那里，蜷缩在某一颗石头旁边，因为失血而犯困。除了等待，我什么也做不了。”
他的确什么也做不了。理智告诉他，远离那辆抛锚的汽车，走得远一些，再远一些。但是他的体力和精神无法支撑他再次站起来。谢尔盖给怀里的手枪上了膛，把它握在手心。如果有人找来，如果有人看见了我，那么我就一枪结果了自己。在这之前，我不能睡着。他严苛地督促自己。然而在枯黄的草地和白色的石头之间，疲倦和疼痛夺走了他对身体的控制。
“夜晚过半，北方的星座升上天空。有人说那像一把勺子，或者一杆秤，谁知道呢。人们常说那是指引，但我只看到微茫的星光。稍晚一些，我竟然睡着了。很难想象，在最阴森可怖、最绝望的夜晚，我做了战争开始以来最平静的梦。我站在家乡的厨房里，母亲正在淘洗搪瓷盆，我想她打算腌菜。光芒从她身后的窗户照射进来，我看不见外面，只能看见两片白色的亮影。周围环绕着蛋糕香甜的气味。我和她交谈，握住她的手，好像我从没有离开家乡似的。你知道的，和太过熟悉的人交谈时，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沉默，往常只要哈哈一笑，谈话就能继续下去。可就在那个空档，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巨大的恐怖从背后罩住我的脑袋。我说，妈妈，这一切不是真的，我在做梦。我手心冒汗，像在法庭上认罪似的。我心里充满了愧怍。而她平静地看着我。我抱住她号啕大哭，恳求她留下，恳求她不要离开我。反正在梦中，又有什么不能说的话呢？在现实当中她当然不会知情。正因为这样，在那场梦的结尾，我的话是说给自己听的，眼泪是为自己流的——你明白吗？我想说，安德烈亚斯，我会为你做同样的梦。”
他一半谎言、一半真实的阐述，让安德烈亚斯震惊而沉默地望着他。他的紧张感染了谢尔盖。或许我不该对他说这么多，他想，唉，一旦身体的距离靠近，要克制表达的欲望总是很难。他们在黑暗中凝望彼此。静默的火焰在谢尔盖心中燃烧，他胸口的瓶子冒出一串滚烫的气泡，顶住他的喉咙，让他不得不再次开口：“还记得那天晚上吗？在死亡逼近的时候，在大雨当中，我不觉得愤怒或者害怕。我突然想到了你。我……我感觉，我对你心怀愧疚。”
这句话一出口，他胸口酸涩的胀痛就缓解了，哪怕那真相夹杂在无数谎言当中。谢尔盖的眼睛望着他。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原谅你。你会记得那些死去的人吗？在勃兰登堡的监狱里，在乌克兰的荒原上。你根本不会记得，他们只是你清单上的一排数字。对于这些罪恶，除了安德烈亚斯本人，他无从责怪。难道要他责怪那些被消除的规则吗？可是，也有德国人不甘心做刽子手的帮凶。如果他在这时展露慈悲，他该怎么公正地面对那些人呢。
安德烈亚斯在毯子下抓住他的手，贴近他的肩膀。自袒露心迹以后，他很喜欢这样表示亲近。轻柔的靠近和欲望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那条界线由一些十分可贵的东西构成，可是在更重要的责任和仇恨面前，谢尔盖不得不轻视它。
安德烈亚斯小声说：“我会尽力不和你分开，至少不是因为这种蠢事。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再上前线——如果你不喜欢柏林，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比如在勃兰登堡找一间小房子，保证没有人打扰。嗯……最好有院子，我们还可以养一条狗。”
“我希望如此。但我不得不说，你计划得太远了。谁也不能保证事情会怎样发展。我们就好好过当下的生活，不好吗？谁也不要去想明天会怎么样。我们的时代不适合畅想未来，太美好的想象只会带来痛苦。”
他这样说着，好像在告诫安德烈亚斯，更多却在劝慰自己。在1942年的末尾，谢尔盖暂时望不到战争的尽头。他的祖国，以及他深爱的家人、朋友，他们的命运让他忧虑不已。他对家乡的思念常常让他在梦中模糊现实和过往的界限，但他没有倾诉的可能。好在安德烈亚斯并不追索他惊醒的原因——他本打算追根究底，但罗特希尔德医生建议他不要逼问刚从噩梦中惊醒的病人。
在城市的另一端，卢卡斯的公寓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为了那几张照片，他提心吊胆了一阵子：他那位战友回国后不久便去世了，胶卷和相机是他的遗物。卢卡斯从他的未婚妻手里花重金买下了它们。同谢尔盖谈过话以后，他心里惊惶，几次站在电话前，想要拨通对方的号码，又迟疑地把此事搁置了。他不敢面对可能的后果。
他依旧出入办公室，处理邻里鸡零狗碎的矛盾——有许多人爱匿名举报素不相识的人，甚至是邻居或老朋友。这些信息没多少可信度，大部分是因为嫉妒或者宿怨编造的故事。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感到一种巨大的荒谬，以至于对自己的命运倒不那么关心了：到处都是流言和诬陷，即便他的所作所为被发现了，也不见得会有人相信。
卢卡斯本以为自己将平静地度过战争，但是命运没有忘记他这个无名之辈。这天下午，他推开房门，看见克劳迪娅正坐在正对大门的沙发上。他吃惊不小，悄悄走近，才发现她偏着头睡着了。窗户的挂扣在风中叮叮作响。她不是从正门进来的，因此毫无痕迹、悄无声息。
卢卡斯小心地触摸她的肩膀，那姑娘却一跃而起，双眼瞪着他。卢卡斯才看到她的手里抓着一把手枪。
“天啊。你这是怎么了？”他不知所措地问，“你——你怎么会来这里？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想见我了。”
克劳迪娅的脸色白得像个溺水的人。她的头发贴在前额，眼下青黑，双眼布满血丝。她先发出一声叹息，沉重得像风箱刚被拉开的动静，随后脱力似的，坐回了沙发上。
“我就在这里待一会儿。”她轻声说，“但我不是在恳求你。如果你不答应，我还有枪。”
“你想待多久都可以。”
克劳迪娅凝视了他一刻钟，没有道谢，靠着沙发重新闭上了眼睛。
他们的沉默保持到了晚餐时间。卢卡斯不敢靠近她，用盘子装了些冷肉和面包，倒了一杯牛奶送到她的面前。
“谢谢。”克劳迪娅说。
“不，你不用感谢我。我这是在……我想要补偿你。”
气氛又冻结了，克劳迪娅小声地吃着那些食物。她饿极了，吃得飞快。卢卡斯远远地看着她。
“你，你想要吃苹果吗？”
“不了，谢谢——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去做。”
“你说吧。”
“我想请你帮我，”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黄色的信封，“在明天八点以前，请把它投到火车站第二条楼梯旁的邮筒里。”
“我会去的。”卢卡斯急切地说，他冷如死灰的心里忽然烧起一点儿火苗，“我会去做的。你要知道，我和之前不同了。”
无数的话语堵住他的喉咙，但是望着克劳迪娅憔悴的脸色，他便无言了。我不该在这时候对她坦白的，她那么疲倦，那么虚弱，我不能在这种时候要求他接受我，这不公平。
“你累坏了。你可以用我的浴室洗个热水澡——我这儿没有你穿的衣服，我明天可以去买。”
卢卡斯说着躲回了房间。关上门以后，他既没有听到脚步声，也没有听到流水声。他坐在黑暗里，时钟咔咔地走着，漫长的夜晚就这样过去。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他感到悲哀，又有一点儿欣悦，或许她需要依靠我，这次我一定要抓住机会，把一切告诉她。
第二天早晨，卢卡斯换好衣裳，对着镜子整理仪表，从房间的一头走向玄关。克劳迪娅盖着毯子在沙发上熟睡，一只胳膊落到了扶手以外。阳光斜照着，从她的身上浮起一片蓝盈盈的雾霭。在晨曦没有完全升起以前，她在他的小卧室里安眠。或许等到她醒来，她就不再需要被他庇护，不再需要他。克劳迪娅，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庇护她、拥有她，她也从不寻求。她只是暂时栖息在他身边。
她不该这么争强好胜，作为一个女孩，有许多人这样评价她。在她展现出与纳粹完全不同的政治思维时，人们惧怕她、远离她，明明她才是强风当中脆弱的枝条。可在卢卡斯的眼中，克劳迪娅的脸庞散发着别样的光彩，在她争辩时、从球场中穿过时，她亚麻色的头发让他无法移开视线。她多么锋利，像阿尔忒弥斯射出的一支箭，泛着七彩的冷光。同那种光彩相比，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死气沉沉，好像刚从棺材里爬出来似的，准备在人间饱餐一顿后回到坟墓中去。可是克劳迪娅，她那么鲜活，哪怕在她急躁、板起脸的时候，卢卡斯也觉得她可爱极了。
她是一个很好读懂的人，即便她变得沉默。她和人群之间理解的鸿沟来自于性别。如果她是男性，早就有一个代表性的类别在等待着她，但现在她只能被归纳到泛泛而谈的“女人”这类。
那是个狭小的框架，像尖头鞋一样拥挤，哲学家却企图在其中塞进世界上一半的人。即使那个爱美的、神经质的类别真的存在，克劳迪娅也不属于其中。她什么都能做好，跳舞却跳得差极了，在学校舞会上，她狠狠踩了他的皮鞋跟、鞋带和裤腿，让卢卡斯后悔选择了浅色的礼服。他们在舞池里东倒西歪，小声尖叫，抱歉连连，简直称得上颜面尽失，克劳迪娅却执拗地练习，让他一遍遍地教学，毫不在乎舞会是展示而非训练的场合。她的目光永远专注在自己身上。她希望跳得好一些，但她没有天赋。
卢卡斯徘徊的脚步声把她惊醒了。她睁开眼睛，卢卡斯感到一阵欣喜的自责。他僵硬地站在房间对面：
“克劳迪娅，克劳迪娅，我要出门去啦。”
“去吧。”她打起精神说，“不用管我，我能照顾好自己。”
“面包和果酱都在柜子里，你要吃些东西。我得去买一点儿餐具，再买一张毯子。”
“我知道了。走吧，走吧。”克劳迪娅催促他。
这天早上的火车站比往日热闹些。站台旁有一支送行的队伍，大概又有人要上前线去了。在一年前，他也乘坐过那班火车，在呼啸声中朝遥远的东方进发。他从没有认为东方的土地会与他有任何关联，可他却在那里失去了几根手指和几片灵魂。面对涌动的花束，挥舞的帽子和手绢，他的心里只有平静的疲惫。
在他投递完信件以后，在楼梯下遇见了一个军官。他觉得那人看起来眼熟极了，想了很久才记起那是办公处的奥托。
哦他把黑领章换掉了，卢卡斯想，果然人人都比我更会谋划前途。奥托的军靴锃亮，灰绿色的制服像是做了一身新的，烫得笔挺，举止也不再小心谨慎，显得威风又气派。奥托看见了他，得意又客气地请他抽烟，问他有没有在附近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这年轻的军官讨厌安德烈亚斯，连带着讨厌他这位攀附的亲戚。只是今时不同往日，卢卡斯仍是落魄的秘密警察，而他即将成为战斗英雄了。
卢卡斯吸了一口香烟：“我可没有在意。天啊，今天车站的人太多了。”
奥托点点头：“是的。我刚刚和我姐姐一家告别。”
“您这是要上前线去了？您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未来东面都是我们的土地，每个人都有份。我们会在那里安营，然后建起楼房、公园、绿地。”
卢卡斯再次感到一阵悲哀：“哦，那您要保重身体。”
他们随意地聊了几句。奥托心不在焉，目光一直在楼梯间打转。卢卡斯不喜欢他对战争天真的想法，心里又惦念起克劳迪娅，便同他告别了。
【作者有话要说】
剧情发展到这里，几位主要人物的命运都在柏林交汇了，故事即将进入高潮啦。
“我记不清了。如果我回答了，那么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我不得不撒谎。”
“您是为谎言而感到痛苦吗？我甚至不能确认在那种情形下撒谎有悖于道德，您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太高了。”
“我没有因为谎言而痛苦。像您说的，我们不能苛责无奈之举。在那种情形下，战争让一切都乱套了，没有谁会在乎一句有关爱情的谎话。”
“从您的精神状态来看绝非如此。您在折磨自己。”
“我只是太累了。”
治疗师推推眼镜，对他老派的顽固大摇其头。这个矮胖的年轻人戴着圆眼镜，面容和蔼可亲，神情却非常严肃，总像在努力克制着什么。他常对同事说，与谢尔盖聊天让他鼻头出汗。事实上他的眼镜从没有滑动过一毫米，他只是太紧张了：
“您知道美国人怎么报道我们。一些教授认为我们苛待从战场归来的英雄。但现实却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疗愈创伤的资源，不论对肉体还是精神。我们选择帮助那些能帮助的，我时常感到无能为力。”
“不，您不必为此焦虑。我对自己的情况认识得很清楚。也许我会渐渐好起来，也许我不会。这不是药片和谈话可以决定的。您不必给自己太大的负担。”
“把太多秘密藏在心里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您不愿对我说，那么您可以告诉您的家人，或者任何值得信赖的人。我们都在战争中失去太多了。”
谢尔盖答应了他。这个保证没有丝毫约束力，两个人都心知肚明。谢尔盖记忆力超群，他说忘记了，只是乐意保持沉默。如果他萌生了写自传的想法，那巨著应当同词典一样厚，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细节。在疗养院工作的医生并非不知道这一点。这个年轻有为的大学生在他面前难掩失落——他还处在雄心勃勃、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年纪。谢尔盖翻看过他的档案，像所有人一样，他背负着战争的创伤。他的家人、朋友被纳粹烧死在了一间教堂里，只剩下他和一个年幼的弟弟。作为一个苏联公民，他能够专注地、不带批评地聆听他的讲述，谢尔盖表示异常感激。
他也不会失落太久，谢尔盖想，很快他就不用再为自己服务了。
莫斯科，这座让他在童年时魂牵梦萦的城市，在他即将步入中年的时刻，忽然变得太大、太空旷了。他心里早有回到家乡的想法。卢比扬卡只是工作场所，他很难将其称之为归宿。其中有一些人是他的旧相识，他们在战前一同受训，劫后余生的喜悦总会带来亲密，然而等这一阵子分享的欲望过去，他们的友谊也没能朝更深厚的方向发展。
谢尔盖的工作只剩下教学，除此以外，就是无休无止的谈话和著述。比起他的作品，心理治疗的内容倒更可能泄露，因为他书写的材料永无传世的可能。可凡事都有两面，他最擅长保守秘密，因此心理技术对他几乎没有作用。即便如此，为了处理使他精神压抑的回忆，谢尔盖听从了专业的建议。
下午四点左右，他同治疗师告别，临走前再一次拒绝了疗养的邀请。他回到房间，照例从抽屉里拿出纸笔，写了大约一个半钟头，把那三四页心声点着了，在火焰即将灼到手指的时候，把它们塞进了烟灰缸。这是他近十年来最熟悉的动作。他看向窗外，这天晚上看不见月亮，漫天星斗正从两片薄云之间显露。
“我没法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在四年前的那个夜晚，他这样说。小公寓里一片漆黑，谢尔盖的鼻尖充斥着毛绒绒的气味，像挂毯或者小动物的皮毛，混杂着安德烈亚斯头发边的香气。“或许你愿意保持清醒，听我多说几分钟，好让我解释得更清楚一些？”
“好吧，你说说看？”
“在我上前线不到半年的时候，战局非常顺利，我们还没开始在冰冻的泥浆里打滚。在夏季末尾，我们经过一条小河。一条无名的、窄窄的小河。它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在地图上只是一条钢笔画的黑线。河岸两边飘荡着和大腿齐平的芦苇。我们尽量小心地通过那里，但还是遭遇了埋伏。异常剧烈的交火，谁也没有占到便宜。你不是想知道我肩上的伤疤是哪里来的——我的肩膀被打中了，整条胳膊没法动弹。紧接着，夜幕降临了。”
事实上，这条河不在波兰、乌克兰或者任何东欧的土地上。它在德国的南部，巴伐利亚州无人涉足的角落。谢尔盖推开车门，它就在离他靴子尖六米的位置粼粼地闪光。他的轿车在乡间彻底抛锚了——那当然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他从当地的警察局“支取”了这辆车。盖世太保的办公处不需要携带有照片的证件，谢尔盖英俊的相貌、风雅镇定的谈吐又为他的谎言添砖加瓦，门前的青年人立刻相信了他是前来视察的上级。他向一位纳粹官员开枪时，疏忽了楼道拐角处的安保人员，那个二等兵正端着一把冲锋枪。他向来顺利的计划发生了变故。现在，他肩膀上的伤口正向下滴血，疼痛让他的脸颊抽搐。他学过基本的医疗知识，却没法判断他的锁骨和肩胛骨是否骨折。幸运的是，那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肩膀，他不需要取出弹头。
他背靠着一块石头，在河岸边坐下。头顶的鸟鸣声越来越远，天色逐渐变暗。
“起初，我能在黑暗中听到枪响。很快那声音停止了。我听不到战友的声音，也听不到敌人的。只有老远传来轰隆隆的炮声。那地方离我有好几公里远，炮弹炸开的声音轻得像风声似的。前线从没有那样安静过。我们不知道会有埋伏，更不知道增援何时赶到。也许我流了太多血，也许我太过疲惫了。我就在那里，蜷缩在某一颗石头旁边，因为失血而犯困。除了等待，我什么也做不了。”
他的确什么也做不了。理智告诉他，远离那辆抛锚的汽车，走得远一些，再远一些。但是他的体力和精神无法支撑他再次站起来。谢尔盖给怀里的手枪上了膛，把它握在手心。如果有人找来，如果有人看见了我，那么我就一枪结果了自己。在这之前，我不能睡着。他严苛地督促自己。然而在枯黄的草地和白色的石头之间，疲倦和疼痛夺走了他对身体的控制。
“夜晚过半，北方的星座升上天空。有人说那像一把勺子，或者一杆秤，谁知道呢。人们常说那是指引，但我只看到微茫的星光。稍晚一些，我竟然睡着了。很难想象，在最阴森可怖、最绝望的夜晚，我做了战争开始以来最平静的梦。我站在家乡的厨房里，母亲正在淘洗搪瓷盆，我想她打算腌菜。光芒从她身后的窗户照射进来，我看不见外面，只能看见两片白色的亮影。周围环绕着蛋糕香甜的气味。我和她交谈，握住她的手，好像我从没有离开家乡似的。你知道的，和太过熟悉的人交谈时，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沉默，往常只要哈哈一笑，谈话就能继续下去。可就在那个空档，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巨大的恐怖从背后罩住我的脑袋。我说，妈妈，这一切不是真的，我在做梦。我手心冒汗，像在法庭上认罪似的。我心里充满了愧怍。而她平静地看着我。我抱住她号啕大哭，恳求她留下，恳求她不要离开我。反正在梦中，又有什么不能说的话呢？在现实当中她当然不会知情。正因为这样，在那场梦的结尾，我的话是说给自己听的，眼泪是为自己流的——你明白吗？我想说，安德烈亚斯，我会为你做同样的梦。”
他一半谎言、一半真实的阐述，让安德烈亚斯震惊而沉默地望着他。他的紧张感染了谢尔盖。或许我不该对他说这么多，他想，唉，一旦身体的距离靠近，要克制表达的欲望总是很难。他们在黑暗中凝望彼此。静默的火焰在谢尔盖心中燃烧，他胸口的瓶子冒出一串滚烫的气泡，顶住他的喉咙，让他不得不再次开口：“还记得那天晚上吗？在死亡逼近的时候，在大雨当中，我不觉得愤怒或者害怕。我突然想到了你。我……我感觉，我对你心怀愧疚。”
这句话一出口，他胸口酸涩的胀痛就缓解了，哪怕那真相夹杂在无数谎言当中。谢尔盖的眼睛望着他。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原谅你。你会记得那些死去的人吗？在勃兰登堡的监狱里，在乌克兰的荒原上。你根本不会记得，他们只是你清单上的一排数字。对于这些罪恶，除了安德烈亚斯本人，他无从责怪。难道要他责怪那些被消除的规则吗？可是，也有德国人不甘心做刽子手的帮凶。如果他在这时展露慈悲，他该怎么公正地面对那些人呢。
安德烈亚斯在毯子下抓住他的手，贴近他的肩膀。自袒露心迹以后，他很喜欢这样表示亲近。轻柔的靠近和欲望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那条界线由一些十分可贵的东西构成，可是在更重要的责任和仇恨面前，谢尔盖不得不轻视它。
安德烈亚斯小声说：“我会尽力不和你分开，至少不是因为这种蠢事。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再上前线——如果你不喜欢柏林，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比如在勃兰登堡找一间小房子，保证没有人打扰。嗯……最好有院子，我们还可以养一条狗。”
“我希望如此。但我不得不说，你计划得太远了。谁也不能保证事情会怎样发展。我们就好好过当下的生活，不好吗？谁也不要去想明天会怎么样。我们的时代不适合畅想未来，太美好的想象只会带来痛苦。”
他这样说着，好像在告诫安德烈亚斯，更多却在劝慰自己。在1942年的末尾，谢尔盖暂时望不到战争的尽头。他的祖国，以及他深爱的家人、朋友，他们的命运让他忧虑不已。他对家乡的思念常常让他在梦中模糊现实和过往的界限，但他没有倾诉的可能。好在安德烈亚斯并不追索他惊醒的原因——他本打算追根究底，但罗特希尔德医生建议他不要逼问刚从噩梦中惊醒的病人。
在城市的另一端，卢卡斯的公寓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为了那几张照片，他提心吊胆了一阵子：他那位战友回国后不久便去世了，胶卷和相机是他的遗物。卢卡斯从他的未婚妻手里花重金买下了它们。同谢尔盖谈过话以后，他心里惊惶，几次站在电话前，想要拨通对方的号码，又迟疑地把此事搁置了。他不敢面对可能的后果。
他依旧出入办公室，处理邻里鸡零狗碎的矛盾——有许多人爱匿名举报素不相识的人，甚至是邻居或老朋友。这些信息没多少可信度，大部分是因为嫉妒或者宿怨编造的故事。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感到一种巨大的荒谬，以至于对自己的命运倒不那么关心了：到处都是流言和诬陷，即便他的所作所为被发现了，也不见得会有人相信。
卢卡斯本以为自己将平静地度过战争，但是命运没有忘记他这个无名之辈。这天下午，他推开房门，看见克劳迪娅正坐在正对大门的沙发上。他吃惊不小，悄悄走近，才发现她偏着头睡着了。窗户的挂扣在风中叮叮作响。她不是从正门进来的，因此毫无痕迹、悄无声息。
卢卡斯小心地触摸她的肩膀，那姑娘却一跃而起，双眼瞪着他。卢卡斯才看到她的手里抓着一把手枪。
“天啊。你这是怎么了？”他不知所措地问，“你——你怎么会来这里？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想见我了。”
克劳迪娅的脸色白得像个溺水的人。她的头发贴在前额，眼下青黑，双眼布满血丝。她先发出一声叹息，沉重得像风箱刚被拉开的动静，随后脱力似的，坐回了沙发上。
“我就在这里待一会儿。”她轻声说，“但我不是在恳求你。如果你不答应，我还有枪。”
“你想待多久都可以。”
克劳迪娅凝视了他一刻钟，没有道谢，靠着沙发重新闭上了眼睛。
他们的沉默保持到了晚餐时间。卢卡斯不敢靠近她，用盘子装了些冷肉和面包，倒了一杯牛奶送到她的面前。
“谢谢。”克劳迪娅说。
“不，你不用感谢我。我这是在……我想要补偿你。”
气氛又冻结了，克劳迪娅小声地吃着那些食物。她饿极了，吃得飞快。卢卡斯远远地看着她。
“你，你想要吃苹果吗？”
“不了，谢谢——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去做。”
“你说吧。”
“我想请你帮我，”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黄色的信封，“在明天八点以前，请把它投到火车站第二条楼梯旁的邮筒里。”
“我会去的。”卢卡斯急切地说，他冷如死灰的心里忽然烧起一点儿火苗，“我会去做的。你要知道，我和之前不同了。”
无数的话语堵住他的喉咙，但是望着克劳迪娅憔悴的脸色，他便无言了。我不该在这时候对她坦白的，她那么疲倦，那么虚弱，我不能在这种时候要求他接受我，这不公平。
“你累坏了。你可以用我的浴室洗个热水澡——我这儿没有你穿的衣服，我明天可以去买。”
卢卡斯说着躲回了房间。关上门以后，他既没有听到脚步声，也没有听到流水声。他坐在黑暗里，时钟咔咔地走着，漫长的夜晚就这样过去。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他感到悲哀，又有一点儿欣悦，或许她需要依靠我，这次我一定要抓住机会，把一切告诉她。
第二天早晨，卢卡斯换好衣裳，对着镜子整理仪表，从房间的一头走向玄关。克劳迪娅盖着毯子在沙发上熟睡，一只胳膊落到了扶手以外。阳光斜照着，从她的身上浮起一片蓝盈盈的雾霭。在晨曦没有完全升起以前，她在他的小卧室里安眠。或许等到她醒来，她就不再需要被他庇护，不再需要他。克劳迪娅，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庇护她、拥有她，她也从不寻求。她只是暂时栖息在他身边。
她不该这么争强好胜，作为一个女孩，有许多人这样评价她。在她展现出与纳粹完全不同的政治思维时，人们惧怕她、远离她，明明她才是强风当中脆弱的枝条。可在卢卡斯的眼中，克劳迪娅的脸庞散发着别样的光彩，在她争辩时、从球场中穿过时，她亚麻色的头发让他无法移开视线。她多么锋利，像阿尔忒弥斯射出的一支箭，泛着七彩的冷光。同那种光彩相比，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死气沉沉，好像刚从棺材里爬出来似的，准备在人间饱餐一顿后回到坟墓中去。可是克劳迪娅，她那么鲜活，哪怕在她急躁、板起脸的时候，卢卡斯也觉得她可爱极了。
她是一个很好读懂的人，即便她变得沉默。她和人群之间理解的鸿沟来自于性别。如果她是男性，早就有一个代表性的类别在等待着她，但现在她只能被归纳到泛泛而谈的“女人”这类。
那是个狭小的框架，像尖头鞋一样拥挤，哲学家却企图在其中塞进世界上一半的人。即使那个爱美的、神经质的类别真的存在，克劳迪娅也不属于其中。她什么都能做好，跳舞却跳得差极了，在学校舞会上，她狠狠踩了他的皮鞋跟、鞋带和裤腿，让卢卡斯后悔选择了浅色的礼服。他们在舞池里东倒西歪，小声尖叫，抱歉连连，简直称得上颜面尽失，克劳迪娅却执拗地练习，让他一遍遍地教学，毫不在乎舞会是展示而非训练的场合。她的目光永远专注在自己身上。她希望跳得好一些，但她没有天赋。
卢卡斯徘徊的脚步声把她惊醒了。她睁开眼睛，卢卡斯感到一阵欣喜的自责。他僵硬地站在房间对面：
“克劳迪娅，克劳迪娅，我要出门去啦。”
“去吧。”她打起精神说，“不用管我，我能照顾好自己。”
“面包和果酱都在柜子里，你要吃些东西。我得去买一点儿餐具，再买一张毯子。”
“我知道了。走吧，走吧。”克劳迪娅催促他。
这天早上的火车站比往日热闹些。站台旁有一支送行的队伍，大概又有人要上前线去了。在一年前，他也乘坐过那班火车，在呼啸声中朝遥远的东方进发。他从没有认为东方的土地会与他有任何关联，可他却在那里失去了几根手指和几片灵魂。面对涌动的花束，挥舞的帽子和手绢，他的心里只有平静的疲惫。
在他投递完信件以后，在楼梯下遇见了一个军官。他觉得那人看起来眼熟极了，想了很久才记起那是办公处的奥托。
哦他把黑领章换掉了，卢卡斯想，果然人人都比我更会谋划前途。奥托的军靴锃亮，灰绿色的制服像是做了一身新的，烫得笔挺，举止也不再小心谨慎，显得威风又气派。奥托看见了他，得意又客气地请他抽烟，问他有没有在附近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这年轻的军官讨厌安德烈亚斯，连带着讨厌他这位攀附的亲戚。只是今时不同往日，卢卡斯仍是落魄的秘密警察，而他即将成为战斗英雄了。
卢卡斯吸了一口香烟：“我可没有在意。天啊，今天车站的人太多了。”
奥托点点头：“是的。我刚刚和我姐姐一家告别。”
“您这是要上前线去了？您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未来东面都是我们的土地，每个人都有份。我们会在那里安营，然后建起楼房、公园、绿地。”
卢卡斯再次感到一阵悲哀：“哦，那您要保重身体。”
他们随意地聊了几句。奥托心不在焉，目光一直在楼梯间打转。卢卡斯不喜欢他对战争天真的想法，心里又惦念起克劳迪娅，便同他告别了。
【作者有话要说】
剧情发展到这里，几位主要人物的命运都在柏林交汇了，故事即将进入高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