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狭路相逢
卢卡斯如何在车站投出了那个黄色信封，谢尔盖并不知情。当奥托和卢卡斯在楼梯旁交谈时，他正在公寓里奋笔疾书。整个一周，安德烈亚斯都忙忙碌碌、早出晚归，不到十二点以后，门前根本不会传来任何动静。这对谢尔盖来说是个极好的放松机会，他甚至可以在纸上写写画画，整理思路，再把它们丢进壁炉里。与此同时，未知带来的隐忧盘绕在他心底：安德烈亚斯又在忙些什么神神秘秘的事务？为什么一点儿风声也不肯透露？他是不是看出了什么？或者又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
然而，他很快否决了这种猜测。安德烈亚斯对谁产生怀疑，一定会在目标身上倾倒大量的时间，观察、试探、询问，可近来他们两人的相处时间少得可怜。
星期日的晚上，谢尔盖整理了本周引起他注意的情报。他把那封写满暗语的信装进信封时，安德烈亚斯推开了大门。他看起来疲惫万分，在抬头挂大衣的时候摇晃了一下。谢尔盖把信撇在桌角，站起身问道：“你要忙到什么时候？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你不要命了？”
“哦，太麻烦了。”安德烈亚斯嘟囔，“我怎么知道……海德里希死了，所有人都忙着分一杯羹，大半年了……天啊，这地方根本没人能管事。一切都只是权力，权力！”
谢尔盖挽住他的胳膊，试图阻止他滑到地板上。安德烈亚斯的身上没有酒精味，让他无法正常思考的另有其事，要不是疲劳，就是一些棘手的政治事务。谢尔盖将他扶到沙发上，劝道：“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乐意过问政治的原因。”
“你不过问它，它会找上你，哪怕在办公室里。”
安德烈亚斯说着，一头栽倒在软垫里。他困极了，在五分钟之内就睡着了。谢尔盖只好把他叫醒，送进卧室。一切完成后，他把桌上的“家书”仔细折好，投进了门前的邮箱。此时正是深夜，他难得地在信箱旁停留了片刻，想获得几分钟喘息。然而，信件落入信箱那一声响动让他觉得异常。他的心像被烧水壶烫了，猛地一缩，全身肌肉跟着紧绷起来。
谢尔盖环顾四周，确认没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才掀开盖子：两封包装得一模一样的信，寄往同一个地址——上个周末投递的邮件，同他新写的信一起躺在箱底。
他的背后起了一阵寒意：为什么没有人取走它？邮递员生病了，还是他的工作难得出了纰漏？他在脑海中飞快地排列着无数的可能。谢尔盖抬起头，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拱形屋顶的石材在他眼前摇晃，似乎在一瞬间压到了头顶。灯光忽然变得闪烁不定，模糊地排列到远处，黑暗中，仿佛有庞然大物正朝他缓缓移动。
他拿起上周的信，它的封口被封死了——他从不会这么做。有人取走了这封信，又把它放了回来。
这是怎么了？他的手颤抖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如果邮递员来过了，他想给我传递什么信号？如果不是他，那会是谁？有什么用意？
他拆开前一封信件，在昏暗的光线下，“杏子蛋糕”这个词底下，出现了两道着重号。他从没有在信中做过任何记号，对于盖世太保的审查员来说，一两个记号都是可疑的、危险的。做标记的人特意用了相同颜色的墨水，大概是那位严谨的邮递员，把信件投回他的手中，也许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
他的每封信里都有这个词语，“杏子蛋糕”是行动停止的代号。如果继续任务，则回信中不会出现这个词语；如果组织命令他沉默，便也会在回信中提起“杏子蛋糕”，或者以其他方式展示暗号。显然，这个标记意味着：他所在的情报小组必须暂时沉默，情报传递全部停止，每个人原地待命。
这封信件不能再次寄出，连带他手里的这份情报，他必须立刻把它们销毁。从现在起，他和“南方家人”的通信只是维持身份和社会关系的标志，他不能再往其中加入任何关于情报的暗语。
谢尔盖的手指颤抖了一阵。他摸了摸口袋，才发觉没有随身带着火柴。他在心里指责自己的松懈，把信塞进口袋里，关上房门。壁炉边准备着一些炭火，火柴盒就搁在茶几上。他在客厅走了一圈，又想起在卧室休息的安德烈亚斯。但愿他今晚都不要醒来才好，谢尔盖祈祷着，如果烟味让他起疑，就太不妙了。
他想了想，把卧室门推开一条小缝，朝里面张望了一眼。
一切如常，黑暗中只有安德烈亚斯轻轻的呼吸声。他的心刚刚放下，却听到一阵衣物和被褥的摩擦。安德烈亚斯挣扎了一下，喊了一声他的名字。
他犹豫了两秒：“怎么了，我在呢。”
“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
他究竟是没有睡着？还是突然从梦中惊醒了？该死的，那两封信还装在他大衣的口袋里。他该不该把大衣脱下来，远远丢开，再进去同安德烈亚斯说话？这样不是更可疑——他为什么非要在这时候出门，又为什么非要多看这一眼！
他强迫自己镇定，走进黑黢黢的卧室，坐到床边：“你说吧。”
安德烈亚斯拉亮了台灯，端详着他，眯起眼睛问道：“……你在家里穿着羊毛大衣干什么？”
谢尔盖的心猛烈地跳动了一下，佯装镇静地回答：“我觉得有点儿冷。”
“你怎么不去把壁炉点起来？我的天啊，我知道你很节俭，可你不再穷得连蛋糕都买不起了。”
“我会的，我会的——你不能嘲笑一个人保留过去的生活习惯不是吗？现在还没到十二月……更何况，你不在客厅里，那儿只有我一个人。”
安德烈亚斯对他微笑了一下：“哦，别紧张。我不介意你的这些习惯，也不会因此把你丢开的。”
谢尔盖无比痛恨他含糊其辞的说话习惯，尤其在这种时刻。今夜的每一句话在他耳朵里都像极了盘问。他低下头，举起手碰了碰安德烈亚斯放在被褥外的胳膊，柔声安抚道：“什么重要的事，让你睡也睡不好，非要今晚和我说？你的哪位老情人又找上门了？”
“闭嘴吧，不是那些事情。”
谢尔盖叹了口气，佯装担忧：“你什么都可以对我说，明白吗？上次那个可恶的家伙，我看他像个自恋的精神病人。你不能不告诉我，就选择自己承担这一切，明白吗？我不想让你……让你受不必要的苦。”
安德烈亚斯的脸色变了变，语气放缓了：“那不是不必要的。”
“要我说，几封信而已。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会去烧了他的破房子。”
谢尔盖的拳头在身后捏紧了，指甲让他的掌心疼痛，细微的痛觉往往能让他回到现实当中，而不是被可怕的想象缠绕。安德烈亚斯大笑起来，脸颊有了点血色。他在谢尔盖的注视中垂下眼睛，随后望向天花板：“我讨厌战争。这很奇怪，以前我没有过类似的想法。我只会偶尔厌烦，但现在，我一想到它可能把你从我身边带走，我就……我从没有这样仇恨过它。”
这是他想对我说的吗，还是在刚才的几分钟内，他又对我起了怀疑，因此要试探我？谢尔盖的外套又厚又重，但口袋里的两封信像两块烙铁似的，透过层层布料烧灼着他的皮肤。他想要逃离，又无法迅速地结束话题：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说出这些话，你知道的……”
“我曾经想过无数次：如果可以，我宁可什么都不要，我们远离柏林，远离能听到车轮声和广播的地方，往南面或者西面去，找一个安静的所在，或者去哪个占领区。你可以放心，我手里有一些你想不到的消息，我想，它们应该足够保证我们的安全。”
谢尔盖并没有追问，只是用一种柔情、专注的眼神看着他。在潜意识里，此时此刻贪图情报是危险的。他想起那部充满标注的布兰诗歌，线索忽然浮现，像雾天沾水的蜘蛛丝在篱笆上闪烁。他拍拍安德烈亚斯的手臂，在心里想：他沉浸在喜忧参半的规划当中，或许我不该打断他，可我也不能支持他。他近来的生活太顺遂了。一个正处在异乎寻常的幸福中的人，才能感受到抛下一切的冲动。匮乏的人只会想把拥有的紧紧攥在手里。即使他说自己厌倦了战争，也并不意味着他的内在有了转变。
“你不必为了我改动自己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柏林不错，我挺喜欢这里的气候。”
“你以为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在从前，我只想要赢得属于自己的东西，但现在，我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了。我对人生的理解也改变了一些，但我……我不能说我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或许我只是更贪婪了，我想要过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生活。”
“不论你去哪里，我都和你一起，好吗？现在你最重要的是睡上一觉——你这周才睡了几个小时？”
“这种生活……如果，听着，我没有强迫你的意思，这只是一个假设。如果我要去过这种生活，你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哦，除了气候，柏林也没什么好的。你以为我为什么留在这里？等你做好了决定，就告诉我。”
安德烈亚斯笑了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犹豫片刻说道：“好吧，那么晚安。”
谢尔盖摸了摸他的肩膀，帮他关上电灯。关门声响起的那一刻，他的身上似乎卸下了千斤的担子。壁炉被点燃了，他把两封信丢进火中，面对火焰陷入了沉思：
安德烈亚斯当然有选择的余地，大多数德国人也有。在他们将希特勒票选为总理以后，这些选择减少了；但同在贫困和战火中挣扎的苏联人比起来，他们的生活悠游自在。谢尔盖第一次进入德国时，曾有过一段大惑不解的时光，一个物质和精神生活都相对丰足的国家，为什么自认为是欧洲的最大受害者？为什么要将独裁者的谎话奉为圭臬？随着工作的开展，他愈发困惑。按照理论，法西斯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物，但在国家征集战略物资时，一贫如洗的工人、农民都愿意为战争的胜利捐钱捐物。
或许我该同老师谈谈这件事，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有一些别的东西在其中起作用。它似乎来自人类心灵的更深处，比一切的经济发展、技术腾飞都更加古老。可没等他再见到教官，战争就打响了。
他又想起安德烈亚斯——抛下一切？一起远走高飞？他怎么有胆量做这样的梦？谢尔盖不禁有些恼怒，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别的什么人。他不管不顾地犯下可怕的罪行，就打算这样一走了之？可他又想起那个不可能的设想中他的位置，像剧院里永远空着的包厢。这又让他的心中起了恻隐，甚至一丝疼痛：也许他确实后悔了，这才想要离开；他总是想着我，计划着和我的未来，那些话也都不是骗人的，然而……
此夜，谢尔盖无心思考任何情感问题，压力正让他脆弱的神经摇摇欲坠。在剧变之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保持镇静。和所有侦察员一样，他只是情报网伸出的一条细小的根系。就在这个夜晚，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抵达了斯大林格勒城外，飞机引擎在城市的上空轰鸣了数月，忽然的静默让所有人感到不安。战局的天平将在一个月内发生倾斜。然而，没有谁能够观察到局势的全貌，包括谢尔盖。忧愁的阴影依旧徘徊在苏联人的心中。
安德烈亚斯继续着忙碌的生活。他对这一切含糊其辞，称只是家族事务。这加剧了谢尔盖的担忧。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做出了违反规定的决定：他要亲自去情报交接点探查一番，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或者在街道对面喝一杯咖啡，稍作打听，也比他对于一切茫然不知要强得多。
出乎他的意料，那家药店并没有打烊，也没有传出任何异常的消息。他推开玻璃门，店主不在，柜台后空空如也。此时正值午后，大街上人影稀疏，他不便在门前站着，便到货架中间去走动。大概十五分钟以后，门前的铃铛响了几声，隔着木架和药瓶，谢尔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湛蓝的眼睛，秀美而忧愁的面容——卢卡斯竟又一次出现在这家药店。
他来这里做什么？那些胶卷、相机，他有没有好好保存？他会不会把消息无意间透露给了某位同事，导致他们的情报线不得不沉默下来？谢尔盖本可以屏息凝神，等他离开。可他无法忍受疑问继续堆积，这些天所有的消息快要把他的头脑撑破了。我不能再传递情报，但我有行动的自由，谢尔盖想，虽然莽撞了些，但我必须弄清楚。
在卢卡斯走到西南角时，他一把抓住对方的胳膊，把他拽进了柜子旁的角落。
“您怎么在这里？”
光线昏暗，卢卡斯适应了一阵才看清他的脸，打了个寒战，惊恐地问道：“您又在这里做什么？”
他一定知道了这里的秘密，谢尔盖在瞬间便下定了结论。他决定单刀直入、穷追猛打：“您害怕得直发抖呢。看来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对吗？”
“我来做一些必要的调查。”
“您一个人？”
“我的人等在外面。”
“别骗我了，您根本不会撒谎。”
卢卡斯的左手插在衣袋里，谢尔盖发现了这一点，不由笑了笑。他拉着卢卡斯，快步来到窗边，把面朝大街的窗户打开了。
“您要在这里开枪？您就能保证，在我打倒您之前，您就能瞄准我么？就算您做到了，下一秒我会躺在地板上，大街上的人也会听到枪声。不管我有没有死去，有没有受伤，盖世太保都会把这儿翻个底朝天。您希望他们这样做吗？”
“我不怕。”
“这么说来，该害怕的另有其人？您在替谁害怕呢？”
“……没有什么人。您真是可笑。”
“看来真的只有您一个人。背后的主使是编造的，外面的增援也是，对吗？”
卢卡斯的脸变得煞白。这场交锋让谢尔盖放松了些：局势不是不能掌控，他曾经破解了那么多困难的情境，现在，一切像个巨大的、纠缠在一起的毛线球，而他是坐在扶手椅上的老妇人，只要他找到关键之处，就能继续把自己的角色编织下去。
“您说吧，您来这里究竟为了做什么？”
“抱歉，我不能告诉您。”
“我帮您隐瞒了衣柜里的胶卷，不是吗？我能替您瞒天过海一次，说不定就乐意为您瞒天过海第二次，只要您告诉我。您告诉我，或许还有被原谅的机会，如果您不告诉我，我只能把您移送相关部门了。”
这些话立刻在卢卡斯身上起了作用。谢尔盖暗自觉得好笑，一点儿希望，一点儿绝望，再加上讳莫如深的态度——从没想过有一天，他能用上安德烈亚斯那套威逼利诱的话术。
“我可以告诉您。我的确是来买药的。我的一位朋友，她的状况很不好……”
谢尔盖心中一惊，卢卡斯口中的这个“她”，除了克劳迪娅还能是谁？刹那间，那张娃娃脸和飘扬的棕头发浮现在了他的脑海。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半年，那情形却恍在眼前。这位勇敢顽强的女同志，她现在还活着，真是万幸！紧接着，他的心又揪了起来：若不是情况非常危险，以克劳迪娅的习惯，根本不会寻求卢卡斯的庇护。卢卡斯说她的状况不太好。那么燕妮呢，情报小组的其他成员呢？究竟出了什么事，让整条情报线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者有话要说】
悄悄解释一下文章开头的情形。布鲁诺·斯特雷肯巴赫原为帝国保安总局第一处的负责人，负责人员培训，人事任免，在前文提到安德烈亚斯的家族与其有官商勾结的情形。海德里希遇刺后，帝国保安总局权力空置，斯特雷肯巴赫是众望所归的权力继承人，然而希姆莱却选定了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就是春天的十七个瞬间里出场的那个保安总局的疤脸老大（x），据说他的伤疤也不来自英勇的决斗，而是酒驾），斯特雷肯巴赫则在43年初被调离保安总局，文中暗指的是这件事背后的政治斗争。文中的时间来到了42年底，安德烈亚斯背后的（我虚构的）这个贵族/产业主家庭在政治场上将要失去重要的庇护，这也是他为什么急着抽身而退的原因。
然而，他很快否决了这种猜测。安德烈亚斯对谁产生怀疑，一定会在目标身上倾倒大量的时间，观察、试探、询问，可近来他们两人的相处时间少得可怜。
星期日的晚上，谢尔盖整理了本周引起他注意的情报。他把那封写满暗语的信装进信封时，安德烈亚斯推开了大门。他看起来疲惫万分，在抬头挂大衣的时候摇晃了一下。谢尔盖把信撇在桌角，站起身问道：“你要忙到什么时候？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你不要命了？”
“哦，太麻烦了。”安德烈亚斯嘟囔，“我怎么知道……海德里希死了，所有人都忙着分一杯羹，大半年了……天啊，这地方根本没人能管事。一切都只是权力，权力！”
谢尔盖挽住他的胳膊，试图阻止他滑到地板上。安德烈亚斯的身上没有酒精味，让他无法正常思考的另有其事，要不是疲劳，就是一些棘手的政治事务。谢尔盖将他扶到沙发上，劝道：“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乐意过问政治的原因。”
“你不过问它，它会找上你，哪怕在办公室里。”
安德烈亚斯说着，一头栽倒在软垫里。他困极了，在五分钟之内就睡着了。谢尔盖只好把他叫醒，送进卧室。一切完成后，他把桌上的“家书”仔细折好，投进了门前的邮箱。此时正是深夜，他难得地在信箱旁停留了片刻，想获得几分钟喘息。然而，信件落入信箱那一声响动让他觉得异常。他的心像被烧水壶烫了，猛地一缩，全身肌肉跟着紧绷起来。
谢尔盖环顾四周，确认没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才掀开盖子：两封包装得一模一样的信，寄往同一个地址——上个周末投递的邮件，同他新写的信一起躺在箱底。
他的背后起了一阵寒意：为什么没有人取走它？邮递员生病了，还是他的工作难得出了纰漏？他在脑海中飞快地排列着无数的可能。谢尔盖抬起头，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拱形屋顶的石材在他眼前摇晃，似乎在一瞬间压到了头顶。灯光忽然变得闪烁不定，模糊地排列到远处，黑暗中，仿佛有庞然大物正朝他缓缓移动。
他拿起上周的信，它的封口被封死了——他从不会这么做。有人取走了这封信，又把它放了回来。
这是怎么了？他的手颤抖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如果邮递员来过了，他想给我传递什么信号？如果不是他，那会是谁？有什么用意？
他拆开前一封信件，在昏暗的光线下，“杏子蛋糕”这个词底下，出现了两道着重号。他从没有在信中做过任何记号，对于盖世太保的审查员来说，一两个记号都是可疑的、危险的。做标记的人特意用了相同颜色的墨水，大概是那位严谨的邮递员，把信件投回他的手中，也许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
他的每封信里都有这个词语，“杏子蛋糕”是行动停止的代号。如果继续任务，则回信中不会出现这个词语；如果组织命令他沉默，便也会在回信中提起“杏子蛋糕”，或者以其他方式展示暗号。显然，这个标记意味着：他所在的情报小组必须暂时沉默，情报传递全部停止，每个人原地待命。
这封信件不能再次寄出，连带他手里的这份情报，他必须立刻把它们销毁。从现在起，他和“南方家人”的通信只是维持身份和社会关系的标志，他不能再往其中加入任何关于情报的暗语。
谢尔盖的手指颤抖了一阵。他摸了摸口袋，才发觉没有随身带着火柴。他在心里指责自己的松懈，把信塞进口袋里，关上房门。壁炉边准备着一些炭火，火柴盒就搁在茶几上。他在客厅走了一圈，又想起在卧室休息的安德烈亚斯。但愿他今晚都不要醒来才好，谢尔盖祈祷着，如果烟味让他起疑，就太不妙了。
他想了想，把卧室门推开一条小缝，朝里面张望了一眼。
一切如常，黑暗中只有安德烈亚斯轻轻的呼吸声。他的心刚刚放下，却听到一阵衣物和被褥的摩擦。安德烈亚斯挣扎了一下，喊了一声他的名字。
他犹豫了两秒：“怎么了，我在呢。”
“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
他究竟是没有睡着？还是突然从梦中惊醒了？该死的，那两封信还装在他大衣的口袋里。他该不该把大衣脱下来，远远丢开，再进去同安德烈亚斯说话？这样不是更可疑——他为什么非要在这时候出门，又为什么非要多看这一眼！
他强迫自己镇定，走进黑黢黢的卧室，坐到床边：“你说吧。”
安德烈亚斯拉亮了台灯，端详着他，眯起眼睛问道：“……你在家里穿着羊毛大衣干什么？”
谢尔盖的心猛烈地跳动了一下，佯装镇静地回答：“我觉得有点儿冷。”
“你怎么不去把壁炉点起来？我的天啊，我知道你很节俭，可你不再穷得连蛋糕都买不起了。”
“我会的，我会的——你不能嘲笑一个人保留过去的生活习惯不是吗？现在还没到十二月……更何况，你不在客厅里，那儿只有我一个人。”
安德烈亚斯对他微笑了一下：“哦，别紧张。我不介意你的这些习惯，也不会因此把你丢开的。”
谢尔盖无比痛恨他含糊其辞的说话习惯，尤其在这种时刻。今夜的每一句话在他耳朵里都像极了盘问。他低下头，举起手碰了碰安德烈亚斯放在被褥外的胳膊，柔声安抚道：“什么重要的事，让你睡也睡不好，非要今晚和我说？你的哪位老情人又找上门了？”
“闭嘴吧，不是那些事情。”
谢尔盖叹了口气，佯装担忧：“你什么都可以对我说，明白吗？上次那个可恶的家伙，我看他像个自恋的精神病人。你不能不告诉我，就选择自己承担这一切，明白吗？我不想让你……让你受不必要的苦。”
安德烈亚斯的脸色变了变，语气放缓了：“那不是不必要的。”
“要我说，几封信而已。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会去烧了他的破房子。”
谢尔盖的拳头在身后捏紧了，指甲让他的掌心疼痛，细微的痛觉往往能让他回到现实当中，而不是被可怕的想象缠绕。安德烈亚斯大笑起来，脸颊有了点血色。他在谢尔盖的注视中垂下眼睛，随后望向天花板：“我讨厌战争。这很奇怪，以前我没有过类似的想法。我只会偶尔厌烦，但现在，我一想到它可能把你从我身边带走，我就……我从没有这样仇恨过它。”
这是他想对我说的吗，还是在刚才的几分钟内，他又对我起了怀疑，因此要试探我？谢尔盖的外套又厚又重，但口袋里的两封信像两块烙铁似的，透过层层布料烧灼着他的皮肤。他想要逃离，又无法迅速地结束话题：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说出这些话，你知道的……”
“我曾经想过无数次：如果可以，我宁可什么都不要，我们远离柏林，远离能听到车轮声和广播的地方，往南面或者西面去，找一个安静的所在，或者去哪个占领区。你可以放心，我手里有一些你想不到的消息，我想，它们应该足够保证我们的安全。”
谢尔盖并没有追问，只是用一种柔情、专注的眼神看着他。在潜意识里，此时此刻贪图情报是危险的。他想起那部充满标注的布兰诗歌，线索忽然浮现，像雾天沾水的蜘蛛丝在篱笆上闪烁。他拍拍安德烈亚斯的手臂，在心里想：他沉浸在喜忧参半的规划当中，或许我不该打断他，可我也不能支持他。他近来的生活太顺遂了。一个正处在异乎寻常的幸福中的人，才能感受到抛下一切的冲动。匮乏的人只会想把拥有的紧紧攥在手里。即使他说自己厌倦了战争，也并不意味着他的内在有了转变。
“你不必为了我改动自己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柏林不错，我挺喜欢这里的气候。”
“你以为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在从前，我只想要赢得属于自己的东西，但现在，我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了。我对人生的理解也改变了一些，但我……我不能说我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或许我只是更贪婪了，我想要过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生活。”
“不论你去哪里，我都和你一起，好吗？现在你最重要的是睡上一觉——你这周才睡了几个小时？”
“这种生活……如果，听着，我没有强迫你的意思，这只是一个假设。如果我要去过这种生活，你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哦，除了气候，柏林也没什么好的。你以为我为什么留在这里？等你做好了决定，就告诉我。”
安德烈亚斯笑了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犹豫片刻说道：“好吧，那么晚安。”
谢尔盖摸了摸他的肩膀，帮他关上电灯。关门声响起的那一刻，他的身上似乎卸下了千斤的担子。壁炉被点燃了，他把两封信丢进火中，面对火焰陷入了沉思：
安德烈亚斯当然有选择的余地，大多数德国人也有。在他们将希特勒票选为总理以后，这些选择减少了；但同在贫困和战火中挣扎的苏联人比起来，他们的生活悠游自在。谢尔盖第一次进入德国时，曾有过一段大惑不解的时光，一个物质和精神生活都相对丰足的国家，为什么自认为是欧洲的最大受害者？为什么要将独裁者的谎话奉为圭臬？随着工作的开展，他愈发困惑。按照理论，法西斯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物，但在国家征集战略物资时，一贫如洗的工人、农民都愿意为战争的胜利捐钱捐物。
或许我该同老师谈谈这件事，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有一些别的东西在其中起作用。它似乎来自人类心灵的更深处，比一切的经济发展、技术腾飞都更加古老。可没等他再见到教官，战争就打响了。
他又想起安德烈亚斯——抛下一切？一起远走高飞？他怎么有胆量做这样的梦？谢尔盖不禁有些恼怒，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别的什么人。他不管不顾地犯下可怕的罪行，就打算这样一走了之？可他又想起那个不可能的设想中他的位置，像剧院里永远空着的包厢。这又让他的心中起了恻隐，甚至一丝疼痛：也许他确实后悔了，这才想要离开；他总是想着我，计划着和我的未来，那些话也都不是骗人的，然而……
此夜，谢尔盖无心思考任何情感问题，压力正让他脆弱的神经摇摇欲坠。在剧变之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保持镇静。和所有侦察员一样，他只是情报网伸出的一条细小的根系。就在这个夜晚，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抵达了斯大林格勒城外，飞机引擎在城市的上空轰鸣了数月，忽然的静默让所有人感到不安。战局的天平将在一个月内发生倾斜。然而，没有谁能够观察到局势的全貌，包括谢尔盖。忧愁的阴影依旧徘徊在苏联人的心中。
安德烈亚斯继续着忙碌的生活。他对这一切含糊其辞，称只是家族事务。这加剧了谢尔盖的担忧。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做出了违反规定的决定：他要亲自去情报交接点探查一番，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或者在街道对面喝一杯咖啡，稍作打听，也比他对于一切茫然不知要强得多。
出乎他的意料，那家药店并没有打烊，也没有传出任何异常的消息。他推开玻璃门，店主不在，柜台后空空如也。此时正值午后，大街上人影稀疏，他不便在门前站着，便到货架中间去走动。大概十五分钟以后，门前的铃铛响了几声，隔着木架和药瓶，谢尔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湛蓝的眼睛，秀美而忧愁的面容——卢卡斯竟又一次出现在这家药店。
他来这里做什么？那些胶卷、相机，他有没有好好保存？他会不会把消息无意间透露给了某位同事，导致他们的情报线不得不沉默下来？谢尔盖本可以屏息凝神，等他离开。可他无法忍受疑问继续堆积，这些天所有的消息快要把他的头脑撑破了。我不能再传递情报，但我有行动的自由，谢尔盖想，虽然莽撞了些，但我必须弄清楚。
在卢卡斯走到西南角时，他一把抓住对方的胳膊，把他拽进了柜子旁的角落。
“您怎么在这里？”
光线昏暗，卢卡斯适应了一阵才看清他的脸，打了个寒战，惊恐地问道：“您又在这里做什么？”
他一定知道了这里的秘密，谢尔盖在瞬间便下定了结论。他决定单刀直入、穷追猛打：“您害怕得直发抖呢。看来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对吗？”
“我来做一些必要的调查。”
“您一个人？”
“我的人等在外面。”
“别骗我了，您根本不会撒谎。”
卢卡斯的左手插在衣袋里，谢尔盖发现了这一点，不由笑了笑。他拉着卢卡斯，快步来到窗边，把面朝大街的窗户打开了。
“您要在这里开枪？您就能保证，在我打倒您之前，您就能瞄准我么？就算您做到了，下一秒我会躺在地板上，大街上的人也会听到枪声。不管我有没有死去，有没有受伤，盖世太保都会把这儿翻个底朝天。您希望他们这样做吗？”
“我不怕。”
“这么说来，该害怕的另有其人？您在替谁害怕呢？”
“……没有什么人。您真是可笑。”
“看来真的只有您一个人。背后的主使是编造的，外面的增援也是，对吗？”
卢卡斯的脸变得煞白。这场交锋让谢尔盖放松了些：局势不是不能掌控，他曾经破解了那么多困难的情境，现在，一切像个巨大的、纠缠在一起的毛线球，而他是坐在扶手椅上的老妇人，只要他找到关键之处，就能继续把自己的角色编织下去。
“您说吧，您来这里究竟为了做什么？”
“抱歉，我不能告诉您。”
“我帮您隐瞒了衣柜里的胶卷，不是吗？我能替您瞒天过海一次，说不定就乐意为您瞒天过海第二次，只要您告诉我。您告诉我，或许还有被原谅的机会，如果您不告诉我，我只能把您移送相关部门了。”
这些话立刻在卢卡斯身上起了作用。谢尔盖暗自觉得好笑，一点儿希望，一点儿绝望，再加上讳莫如深的态度——从没想过有一天，他能用上安德烈亚斯那套威逼利诱的话术。
“我可以告诉您。我的确是来买药的。我的一位朋友，她的状况很不好……”
谢尔盖心中一惊，卢卡斯口中的这个“她”，除了克劳迪娅还能是谁？刹那间，那张娃娃脸和飘扬的棕头发浮现在了他的脑海。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半年，那情形却恍在眼前。这位勇敢顽强的女同志，她现在还活着，真是万幸！紧接着，他的心又揪了起来：若不是情况非常危险，以克劳迪娅的习惯，根本不会寻求卢卡斯的庇护。卢卡斯说她的状况不太好。那么燕妮呢，情报小组的其他成员呢？究竟出了什么事，让整条情报线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者有话要说】
悄悄解释一下文章开头的情形。布鲁诺·斯特雷肯巴赫原为帝国保安总局第一处的负责人，负责人员培训，人事任免，在前文提到安德烈亚斯的家族与其有官商勾结的情形。海德里希遇刺后，帝国保安总局权力空置，斯特雷肯巴赫是众望所归的权力继承人，然而希姆莱却选定了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就是春天的十七个瞬间里出场的那个保安总局的疤脸老大（x），据说他的伤疤也不来自英勇的决斗，而是酒驾），斯特雷肯巴赫则在43年初被调离保安总局，文中暗指的是这件事背后的政治斗争。文中的时间来到了42年底，安德烈亚斯背后的（我虚构的）这个贵族/产业主家庭在政治场上将要失去重要的庇护，这也是他为什么急着抽身而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