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番外2：阴影下的生活（上）
安德烈亚斯早年的经历，一个有关良知、堕落和职业操守的故事……
“罗森鲍尔”，大家都这样称呼她或者他。报社的编辑们草率地假设了这位画家的性别，用“他”来指代这位讽刺漫画家。罗森鲍尔画得又快又好，有不少读者爱看他的四格漫画——出版社的地下室里，有一个抽屉专门存放他的信件，厚厚一沓，其中一些是政治漫画的投稿，还有一些是对稿酬的感谢。
德梅尔找到这个抽屉时，天已经黑了。地下室虽然昏暗，却比出版社的办公室暖和。几个月前，冲锋队把报社窗户打破了，那几位大学生编辑没钱修缮，只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即便如此，他们对于纳粹的仇恨倒烧得更炽烈了：就在上周五，报社刊登了一则配有插图的寻物启事，区域主教在寻找他走失的母鸡们。这些鸡吃光了邻居家的谷子，咕咕乱叫，在周三下午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它们名叫“施佩琳”、“阿道芬”、“戈陪琳”……这就是德梅尔和他的同伴在暴雪天加班的原因。他把桌上的杂物掸下去，掏空抽屉，把信件挪到桌面上。期间有两只老鼠从他的皮鞋边跑过。他翻过第一个信封，想看看地址，头顶传来咚咚两声，抖落的灰尘让他打起喷嚏。
“该死的！”他大叫起来，又很想咳嗽，“呸……你又干什么？”
“对不起，长官。”疑似在他头顶跺脚、让他气管炎发作的人说道，“我踩空了。”
“‘对不起，长官’，你最好有什么发现，否则我就揍你。”德梅尔嘟囔。他把信摞了摞，单手抱在胸前，从木梯子爬了上去。“你捣什么鬼，别把编辑的桌面弄乱了！”
从地下室出来的刹那，他打了个寒战。窗户外雪花点点，书架边摆着一张板凳，上面垫着两本辞典，板凳旁的地板上摞着十几斤报纸，捆扎线都拆开了。让他发怒的人正踩着板凳，哗哗翻动着样刊。那年轻人不爱交际，但很注重仪表，德梅尔以为他生活优渥、吃不了苦，没想到他对工作颇具热情——每次出警，他都尽职尽责地做记录、跑腿、干些脏活累活，对繁杂的任务也不从推脱。德梅尔欣赏他的品质。见他来了，年轻人才把手里的报纸插回原处。
“你找什么？”德梅尔问，“你打算把这里的架子都翻一遍？”
年轻人从椅子上跳下来：“报告长官，我在核查以往发行的报纸。我们并不知道罗森鲍尔的漫画刊登了几回，在哪一年哪一月。如果要知道他的创作轨迹，他的思想变化，他到底在为什么人说话，就要……”
“那不要紧。”德梅尔说道，“把这些信拿走。”
年轻人拿起其中一封看了看：“我想，这些可能不够证明——”
“够了。把这些信拿走。按照寄出的地址分类，回去查查地图……他是共产主义分子，你还要证明什么？”
那个年轻人瞪着他，看起来不情不愿的：“我明白了。”
“我就要退休了。”在这位下属将信件整理进公文包的时候，德梅尔说道，“我不知道你会调去哪里，估计你会留在柏林的，不是吗？”
年轻人低着头嗯了一声：“或许会的，长官。我期望会。”
德梅尔想了想，还是拍拍他的肩膀：“你工作很认真，也很有激情，只是，现在的工作不会太无聊了吗？你还年轻，去做点别的事情。或许有些事……有些事你不知情，去问问你的父亲，在职业选择方面，他或许有些更好的建议。”
“我明白的，长官。”年轻人说道。他抬了抬头，把脸转向另一边。德梅尔看到了他的眼神。他的新下属很有城府，能守住秘密，但他的内心世界逃不过一位老警察的眼睛。
原来如此，老警察在心里哼了一声，他知道要发生什么，并选择留在这里。
他们把证据打包好，外面又下起大雪，路灯也熄灭了。两个人躲开几扇漏风的窗户，在火炉边坐了下来。
“他或者她会怎样？”年轻人问，“我是说，那个罗森鲍尔。”
“我不知道。等确定他的位置，会有人去拜访的。或许你能等到他上法庭的那天，但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
“嗯，我明白了。”
“你总是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看过你写的报告，文采很好，但你不太说话，只是点头，你想让所有人以为你是个木讷的人，是不是？其实你在心里暗暗看笑话……包括我这个糟老头子。”
年轻人有些尴尬地搓了搓手指，把目光转向炉火：“不。我不这样想。”
“看，让我说中了，我其实很了解你，但……我还是不明白——你究竟为什么在这儿。好了，别对我说那些长官长官的鬼话，你到底为什么在这儿？”
“我来调查一位讽刺漫画家。”
“哦。”德梅尔抓了抓头发，气恼地把帽子丢在桌上，“你让我成了蠢货了。该死的，你真叫人生气啊。”
年轻人忍不住笑了：“您不是蠢货，长官。您很聪明。”
“你觉得我永远不会明白，嫌弃这个老头儿太烦人，像所有年轻人那样。是不是？”德梅尔踢了一脚他的椅子，那年轻人躲开了，“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所有人心里在想什么，老人家总是消息灵通——就像我知道你的新上司是什么人。他比我年轻十岁，不像我们这些警察厅的老家伙，他狂热地喜欢黄金和那些在街头发表演讲的人。像这些出版社的事，他不在乎，他入职以来最高兴的时候，是去街上对游行的工人放枪。好了好了，我知道不能评价同事，可我退休了，不是吗？我退休了……”
“我很感激您。”年轻人说，那个盾牌似的笑容从他的脸上消失了，“谢谢您，我会当心的。虽然我们只相处了半年。”
“我这样说了，但你还是不打算离开，对吗？”
“对。”
“谢天谢地，你终于把长官这个词儿给忘了。我本可以在半年后退休，但我等不及了，小伙子。一切都在变化，相信你也知道。我常常觉得你不用我提醒，可我还总在倚老卖老。我是个令人讨厌的老家伙了！”
“谢谢您。”年轻人再一次说，他很认真，坐直了身体，“我知道，人在一生中不常得到这样的建议。”
但你还是选择留下，德梅尔想。
就在这时，年轻人又一次开口了：“罗森鲍尔，他不一定是男人，也有可能是女人，是她。”
“为什么这样说？”
“没什么……只是想谨慎一些，或者说，我有一种直觉。如果您允许我把那些报纸读完，或许——”
“你身边有什么当画家的女人？”德梅尔问。
“您很厉害，我母亲会画画。”
德梅尔满意地叹了口气：“你的脑子很清楚。有很多人，包括我的学生，会对这些推测感到惊讶，但你知道它们来自一门技艺，是可以学习的。我也是因此劝阻你。未来，或许它在警察工作中会不那么被需要。一些传统被抛弃了，不管那是好的还是坏的。或者，它会被用在其他事情上，谁也说不清楚。”
“我会一直认真工作，尽量不犯错。”
“你又开始胡说八道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找那些报纸……别以为你能瞒过我，你在休息室对着寻鸡启事笑了一刻钟，我听到了。你喜欢找这样的乐子。可我得告诉你，这很危险！你以为你能睁着眼睛走进夜里，可那是没有用处的。长久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的下场只有一个，阳光会把你的眼睛弄瞎。”
第二天，安德烈亚斯把这句话告诉了菲利克斯，通过老宅客厅里的电话。他这位老朋友恰好也在柏林，糟糕的天气让飞行俱乐部无法按期展开训练。菲利克斯哈哈大笑：“老警察并非无所不知……如果你要当飞行员，少不了得习惯太阳，还有那一堆仪表盘，你需要一双质量很好的眼睛。在我小时候，我妈妈就说我有一双飞行员的眼睛。你记得把那瓶酒带来，今年复活节没舍得开的那瓶，我知道它在你家地窖里……”
“我今天不来了。”安德烈亚斯说，“没有理由。下周？或许吧。但我不会告诉你的。”
“你去哪儿？”
“我去医院，我身体不舒服。”
“你又去找瘸子医生？他总是在为疑难杂症操心。有些人本身就是”劣质的“，让这些人拥有繁衍的机会，实在是违背自然法则。”
“恕我冒昧，你的生物学考了多少分？哦该死，我忘了，飞行俱乐部不教这些。”
“喂，你不能总是找借口，你要是不来——”
安德烈亚斯把电话丢下了。菲利克斯健康、强壮、相对体贴，是个不错的床伴。他和聪明没有多大关系，至少在安德烈亚斯看来，所有热衷参加冲锋队聚会的青年都是如此——即便菲利克斯会开飞机。会开飞机并不意味着智力过人。拜菲力克斯所赐，有一阵子，他听到飞机这个词儿就感到恶心。安德烈亚斯常在心里告诫自己，他不是，也决不能是和菲利克斯一样的人。他一遍遍肯定、确认这个观点，仿佛刻薄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丝希望似的。
某天菲利克斯兴致颇高，在后半夜，这位预备役飞行员甚至体贴地帮他烫了烫衬衫。这让安德烈亚斯十分受用，他答应下周和菲利克斯去万湖散步、划船。湖边旅行的头一天下午，菲利克斯喝了不少酒，又对安德烈亚斯说起了飞行俱乐部的见闻，很不幸地惹恼了他。于是，在旅馆的床上，安德烈亚斯对他说：“篡改成绩，不意味着你能够篡改防空炮的轨迹。你非要把自己编进第一梯队，好让你母亲感动得流眼泪。但愿你不要在开战后让她哭第二次——如果你这样死，我会登报嘲笑你的。”
“不会打仗的。”菲利克斯回答他。“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安德烈亚斯笑了起来，转过头，专心地抽烟去了。
菲利克斯拉了他一把，让他重新躺下：“有时候，我觉得你来参加我们这些人的聚会、是为了挑几个人和你睡觉。”
“我只挑了一个，不是吗？我没法和蠢货中的蠢货上床，比如你那个朋友，高个子，他叫什么来着……怎么，你不喜欢这样？”
“我可没那么说——可你太刻薄了。你和上司也这么讲话？”
“你想当我的上司吗？你有那个本事？”安德烈亚斯讽刺道。“你以为我——”
突然间，德梅尔的身影划过他的脑海，“但你还是不打算离开……”那张威严的、布满皱纹的脸说道。安德烈亚斯出神了，他的手指被烟灰烫了一下。菲利克斯握住他的腰，伸手摸他的大腿，他烦躁地踢了他一脚：“够了，今天就这样。”
这段“浪漫”的旅程就这样平淡地结束了。从毕业起，他们就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起初那并非完全的不正当，但没过多久，安德烈亚斯得知，菲利克斯有个素未谋面的未婚妻。他疑惑了一阵子，在某天酒后解开了这个谜团。菲利克斯在枕头边，握住他的手腕说道：“天呐，我经常忘了你是个贵族……真稀奇，我没想到我们，我们能够躺在一起。你看，我们白天有体面的生活，但是在晚上，有另一种。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这种，这种……”
类似的时刻还有很多。在这段关系中，安德烈亚斯费了不少脑筋，毕竟菲利克斯还算体贴——最要紧的是克制他自己的脾气，尽量不侮辱对方，隔一阵子给点甜头，以便享受菲利克斯的服侍。
安德烈亚斯顶着莫名的恼火换了一身衣裳。别上袖扣的时候，他呼吸急促，肩膀发麻，像有什么在他肋骨之间乱窜似的。每次去医院前，他都尽量将自己打扮体面。等他对着镜子整理仪表，把碎发推到耳朵后面时，那种怒火才稍稍平息。安德烈亚斯决定这周不再接菲利克斯的电话，也不去参加聚会，他不知道自己因何生气，但打心眼里认为那瓶好香槟不该被糟蹋。
这一番打扮的功夫在柏林的风雪中聊胜于无。半个小时后，安德烈亚斯收起伞，在医院门前抖抖身上的积雪。他的裤腿和靴子全湿了。一个刚下班的年轻医师对他比了冲锋队的手势，他目不斜视地走过了他。
我要去参军了，娘娘腔。那人在他身后喊。你不能总是吊儿郎当的！总有一天会议会变成强制的，为了德国，你们这些腐化堕落的……
安德烈亚斯快步转过拐角，那声音稍远了一些，还在走廊里回荡。他不愿意在外面等待，闯进了医生的办公室。里面空无一人，罗特希尔德医生在半小时后才进来，推开们时，那医生被他吓了一跳，对他比了比桃木拐杖。
“你发什么疯？你已经穷得打不起电话了？”他说道，“安德烈亚斯。老天啊，吓死我了。”
安德烈亚斯指着桌面的照片，微笑道：“我们认识了很久，我竟然不知道你有两个女儿呢。”
医生把病历夹放下了。他拿起那张照片，发现在它旁边多了一个盒子，深绿色包装，印着柏林最昂贵的糖果商标。医生看了它一眼，没有动，只把照片收进抽屉里：“别给我这些。你今天来又要说什么？”
安德烈亚斯的笑容消失了。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桌子边：“你有什么急事吗？”
“不，没有。”医生说，“你都已经坐下了，我非听不可，不是吗？偶尔我也觉得奇怪，我是医生，又不是神父……”
“我的上司，对，就是那个老头儿，德梅尔，他想让我离开——他觉得纳粹掌权以后，一切都会变得不妙，而我的新上司信奉各种歪门邪道。”
“我觉得他说得不错，他是个工作了三十年的老警察，你应该听听他的话。”
“他不了解我！”安德烈亚斯提高了声音。他深吸一口气，恢复了往日平缓无情的口吻，“他不了解我，我没那么多选择，他不知道我是个……是个……”
他没说出那个词，但医生全都明白。他握住安德烈亚斯攥紧的拳头，拍了拍他：“即便如此，我也想叫你离开。”
安德烈亚斯坐直了，他抿了抿嘴唇，低声说：“那么你呢，医生，你会离开你的医院吗？”
“这不一样，纳粹上台了，我还是个医生。你呢，你会变成什么东西？”
“我还是当政治警察。”
“一派胡言。”医生说道，“你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希特勒、戈培尔，这些人，完全是疯子。你留下，你就完了。”
“那么，那么我到哪里去？去军队？变成家族的荣耀？像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要打仗了，难道要我死在前线吗？去我父亲那儿摇尾乞怜，让他在公司给我个职位？我怎么能够……我妈妈恨他，而且你知道他对我做过些什么，不是吗？他对我做了那些事，我，我怎能开口去求他！除了当政治警察，当政治警察会让他怕我，让所有有可能知道‘那件事’的人怕我……入职以后，我看公司文件柜的时候，他做出了什么表情啊，天哪，那个表情！如果你见过，你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的。医生，我想要让他们怕我，我必须让他们怕我，你明白我的，不是吗？”
罗特谢尔德医生看着他，嘴唇颤抖了一下：“你觉得，这样会让你有尊严？当一个让人惧怕的人。”
“我不想整天担惊受怕……我入睡的时候总是想着，如果今晚有人举报我，第二天我就会在监狱里醒来。我没什么可以选择的。你说我偷懒也好，懦弱也好……”安德烈亚斯的声音变低了，“我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
“你不要这样快做决定，太草率了。”
他的话让安德烈亚斯的脸变得死白。这个年轻人沉默额良久，说道：“如果我变成了……我是说，假如，事情变成了……就像你说的那样。我还能来你这里吗？”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因为连日的大雪，医院里的患者少了一半。在这时到访的人，要么怀有无法忍受的痛苦，要么是因为雪灾突遭意外。安德烈亚斯坐直了，抿住嘴唇，罗特谢尔德医生在他脸上见过类似的神情，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准备开凿现在的生活，把一切填进过去的窟窿。
都是你把她逼走的，他在病房里大喊大叫，怎么也不肯让医生靠近他。也是你把我变成这样，如果你不是个怪胎，如果你们的婚姻不扭曲，怎么会生出我这样的孩子！为此，老里特贝格叫来了他的母亲，那个因为家庭矛盾和儿子的“成长问题”与丈夫分居两地的艺术家。
见到母亲，安德烈亚斯停止了挣扎和尖叫。罗特希尔德医生顿觉信心百倍，觉得自己有望给这位年轻的患者吃些镇静药物，以防止他伤害自己。他在门前听到了母子俩的谈话。老里特贝格站在门边，脸色阴沉地叉着腰。
你要接受治疗，一切会好的。那个脸色苍白的女人说。安迪，你不能像这样。
我很难受，妈妈。我觉得头晕、恶心。我不想治疗，那很痛苦、非常非常疼。
等你好起来，就不会头晕、恶心了，也不会痛了。那母亲的声音变低了，带着眼泪的潮气。等你好起来——你不好起来，在这个家庭里，所有人总是在争吵，到处都是暴力的，暴力的东西……没有一刻安宁。我没法过这样的生活。
她绝望地望着孩子，等待一个回答或者保证。那个阴沉的父亲为自己的监督和谋略满意地点了点头。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
医生就在这时干预了家庭对话。那绝不是他该管的，同他的职业操守毫不相关，可他打心眼里认为那是一回事儿。他已经不再年轻，又瘸着一条腿，行动不便，但愤怒让他看起来比爬上岸边的鳄鱼更可怕。他无视了泫然欲泣的女人，冲向了罪魁祸首——她充其量只是一根趁手的棍子。而他有更趁手的兵器，他的拐杖。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的企业家溃逃了。他从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更没有这样狼狈地夺门而出，身后跟着一个可怕的、试图用暴力规范和教育他的人。要不是老里特贝格对医生头衔和博士学位敬畏尚存，病房里会爆发一场战争。
他和那时候完全没有分别，这个念头闯进医生的脑海，一个因为痛楚停留在过去的人……
在安德烈亚斯准备告别的时候，罗特希尔德医生叹了口气，他拿走了糖盒子：“我没法阻拦你，不是吗？如果你想来的话。”
“罗森鲍尔”，大家都这样称呼她或者他。报社的编辑们草率地假设了这位画家的性别，用“他”来指代这位讽刺漫画家。罗森鲍尔画得又快又好，有不少读者爱看他的四格漫画——出版社的地下室里，有一个抽屉专门存放他的信件，厚厚一沓，其中一些是政治漫画的投稿，还有一些是对稿酬的感谢。
德梅尔找到这个抽屉时，天已经黑了。地下室虽然昏暗，却比出版社的办公室暖和。几个月前，冲锋队把报社窗户打破了，那几位大学生编辑没钱修缮，只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即便如此，他们对于纳粹的仇恨倒烧得更炽烈了：就在上周五，报社刊登了一则配有插图的寻物启事，区域主教在寻找他走失的母鸡们。这些鸡吃光了邻居家的谷子，咕咕乱叫，在周三下午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它们名叫“施佩琳”、“阿道芬”、“戈陪琳”……这就是德梅尔和他的同伴在暴雪天加班的原因。他把桌上的杂物掸下去，掏空抽屉，把信件挪到桌面上。期间有两只老鼠从他的皮鞋边跑过。他翻过第一个信封，想看看地址，头顶传来咚咚两声，抖落的灰尘让他打起喷嚏。
“该死的！”他大叫起来，又很想咳嗽，“呸……你又干什么？”
“对不起，长官。”疑似在他头顶跺脚、让他气管炎发作的人说道，“我踩空了。”
“‘对不起，长官’，你最好有什么发现，否则我就揍你。”德梅尔嘟囔。他把信摞了摞，单手抱在胸前，从木梯子爬了上去。“你捣什么鬼，别把编辑的桌面弄乱了！”
从地下室出来的刹那，他打了个寒战。窗户外雪花点点，书架边摆着一张板凳，上面垫着两本辞典，板凳旁的地板上摞着十几斤报纸，捆扎线都拆开了。让他发怒的人正踩着板凳，哗哗翻动着样刊。那年轻人不爱交际，但很注重仪表，德梅尔以为他生活优渥、吃不了苦，没想到他对工作颇具热情——每次出警，他都尽职尽责地做记录、跑腿、干些脏活累活，对繁杂的任务也不从推脱。德梅尔欣赏他的品质。见他来了，年轻人才把手里的报纸插回原处。
“你找什么？”德梅尔问，“你打算把这里的架子都翻一遍？”
年轻人从椅子上跳下来：“报告长官，我在核查以往发行的报纸。我们并不知道罗森鲍尔的漫画刊登了几回，在哪一年哪一月。如果要知道他的创作轨迹，他的思想变化，他到底在为什么人说话，就要……”
“那不要紧。”德梅尔说道，“把这些信拿走。”
年轻人拿起其中一封看了看：“我想，这些可能不够证明——”
“够了。把这些信拿走。按照寄出的地址分类，回去查查地图……他是共产主义分子，你还要证明什么？”
那个年轻人瞪着他，看起来不情不愿的：“我明白了。”
“我就要退休了。”在这位下属将信件整理进公文包的时候，德梅尔说道，“我不知道你会调去哪里，估计你会留在柏林的，不是吗？”
年轻人低着头嗯了一声：“或许会的，长官。我期望会。”
德梅尔想了想，还是拍拍他的肩膀：“你工作很认真，也很有激情，只是，现在的工作不会太无聊了吗？你还年轻，去做点别的事情。或许有些事……有些事你不知情，去问问你的父亲，在职业选择方面，他或许有些更好的建议。”
“我明白的，长官。”年轻人说道。他抬了抬头，把脸转向另一边。德梅尔看到了他的眼神。他的新下属很有城府，能守住秘密，但他的内心世界逃不过一位老警察的眼睛。
原来如此，老警察在心里哼了一声，他知道要发生什么，并选择留在这里。
他们把证据打包好，外面又下起大雪，路灯也熄灭了。两个人躲开几扇漏风的窗户，在火炉边坐了下来。
“他或者她会怎样？”年轻人问，“我是说，那个罗森鲍尔。”
“我不知道。等确定他的位置，会有人去拜访的。或许你能等到他上法庭的那天，但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
“嗯，我明白了。”
“你总是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看过你写的报告，文采很好，但你不太说话，只是点头，你想让所有人以为你是个木讷的人，是不是？其实你在心里暗暗看笑话……包括我这个糟老头子。”
年轻人有些尴尬地搓了搓手指，把目光转向炉火：“不。我不这样想。”
“看，让我说中了，我其实很了解你，但……我还是不明白——你究竟为什么在这儿。好了，别对我说那些长官长官的鬼话，你到底为什么在这儿？”
“我来调查一位讽刺漫画家。”
“哦。”德梅尔抓了抓头发，气恼地把帽子丢在桌上，“你让我成了蠢货了。该死的，你真叫人生气啊。”
年轻人忍不住笑了：“您不是蠢货，长官。您很聪明。”
“你觉得我永远不会明白，嫌弃这个老头儿太烦人，像所有年轻人那样。是不是？”德梅尔踢了一脚他的椅子，那年轻人躲开了，“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所有人心里在想什么，老人家总是消息灵通——就像我知道你的新上司是什么人。他比我年轻十岁，不像我们这些警察厅的老家伙，他狂热地喜欢黄金和那些在街头发表演讲的人。像这些出版社的事，他不在乎，他入职以来最高兴的时候，是去街上对游行的工人放枪。好了好了，我知道不能评价同事，可我退休了，不是吗？我退休了……”
“我很感激您。”年轻人说，那个盾牌似的笑容从他的脸上消失了，“谢谢您，我会当心的。虽然我们只相处了半年。”
“我这样说了，但你还是不打算离开，对吗？”
“对。”
“谢天谢地，你终于把长官这个词儿给忘了。我本可以在半年后退休，但我等不及了，小伙子。一切都在变化，相信你也知道。我常常觉得你不用我提醒，可我还总在倚老卖老。我是个令人讨厌的老家伙了！”
“谢谢您。”年轻人再一次说，他很认真，坐直了身体，“我知道，人在一生中不常得到这样的建议。”
但你还是选择留下，德梅尔想。
就在这时，年轻人又一次开口了：“罗森鲍尔，他不一定是男人，也有可能是女人，是她。”
“为什么这样说？”
“没什么……只是想谨慎一些，或者说，我有一种直觉。如果您允许我把那些报纸读完，或许——”
“你身边有什么当画家的女人？”德梅尔问。
“您很厉害，我母亲会画画。”
德梅尔满意地叹了口气：“你的脑子很清楚。有很多人，包括我的学生，会对这些推测感到惊讶，但你知道它们来自一门技艺，是可以学习的。我也是因此劝阻你。未来，或许它在警察工作中会不那么被需要。一些传统被抛弃了，不管那是好的还是坏的。或者，它会被用在其他事情上，谁也说不清楚。”
“我会一直认真工作，尽量不犯错。”
“你又开始胡说八道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找那些报纸……别以为你能瞒过我，你在休息室对着寻鸡启事笑了一刻钟，我听到了。你喜欢找这样的乐子。可我得告诉你，这很危险！你以为你能睁着眼睛走进夜里，可那是没有用处的。长久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的下场只有一个，阳光会把你的眼睛弄瞎。”
第二天，安德烈亚斯把这句话告诉了菲利克斯，通过老宅客厅里的电话。他这位老朋友恰好也在柏林，糟糕的天气让飞行俱乐部无法按期展开训练。菲利克斯哈哈大笑：“老警察并非无所不知……如果你要当飞行员，少不了得习惯太阳，还有那一堆仪表盘，你需要一双质量很好的眼睛。在我小时候，我妈妈就说我有一双飞行员的眼睛。你记得把那瓶酒带来，今年复活节没舍得开的那瓶，我知道它在你家地窖里……”
“我今天不来了。”安德烈亚斯说，“没有理由。下周？或许吧。但我不会告诉你的。”
“你去哪儿？”
“我去医院，我身体不舒服。”
“你又去找瘸子医生？他总是在为疑难杂症操心。有些人本身就是”劣质的“，让这些人拥有繁衍的机会，实在是违背自然法则。”
“恕我冒昧，你的生物学考了多少分？哦该死，我忘了，飞行俱乐部不教这些。”
“喂，你不能总是找借口，你要是不来——”
安德烈亚斯把电话丢下了。菲利克斯健康、强壮、相对体贴，是个不错的床伴。他和聪明没有多大关系，至少在安德烈亚斯看来，所有热衷参加冲锋队聚会的青年都是如此——即便菲利克斯会开飞机。会开飞机并不意味着智力过人。拜菲力克斯所赐，有一阵子，他听到飞机这个词儿就感到恶心。安德烈亚斯常在心里告诫自己，他不是，也决不能是和菲利克斯一样的人。他一遍遍肯定、确认这个观点，仿佛刻薄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丝希望似的。
某天菲利克斯兴致颇高，在后半夜，这位预备役飞行员甚至体贴地帮他烫了烫衬衫。这让安德烈亚斯十分受用，他答应下周和菲利克斯去万湖散步、划船。湖边旅行的头一天下午，菲利克斯喝了不少酒，又对安德烈亚斯说起了飞行俱乐部的见闻，很不幸地惹恼了他。于是，在旅馆的床上，安德烈亚斯对他说：“篡改成绩，不意味着你能够篡改防空炮的轨迹。你非要把自己编进第一梯队，好让你母亲感动得流眼泪。但愿你不要在开战后让她哭第二次——如果你这样死，我会登报嘲笑你的。”
“不会打仗的。”菲利克斯回答他。“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安德烈亚斯笑了起来，转过头，专心地抽烟去了。
菲利克斯拉了他一把，让他重新躺下：“有时候，我觉得你来参加我们这些人的聚会、是为了挑几个人和你睡觉。”
“我只挑了一个，不是吗？我没法和蠢货中的蠢货上床，比如你那个朋友，高个子，他叫什么来着……怎么，你不喜欢这样？”
“我可没那么说——可你太刻薄了。你和上司也这么讲话？”
“你想当我的上司吗？你有那个本事？”安德烈亚斯讽刺道。“你以为我——”
突然间，德梅尔的身影划过他的脑海，“但你还是不打算离开……”那张威严的、布满皱纹的脸说道。安德烈亚斯出神了，他的手指被烟灰烫了一下。菲利克斯握住他的腰，伸手摸他的大腿，他烦躁地踢了他一脚：“够了，今天就这样。”
这段“浪漫”的旅程就这样平淡地结束了。从毕业起，他们就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起初那并非完全的不正当，但没过多久，安德烈亚斯得知，菲利克斯有个素未谋面的未婚妻。他疑惑了一阵子，在某天酒后解开了这个谜团。菲利克斯在枕头边，握住他的手腕说道：“天呐，我经常忘了你是个贵族……真稀奇，我没想到我们，我们能够躺在一起。你看，我们白天有体面的生活，但是在晚上，有另一种。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这种，这种……”
类似的时刻还有很多。在这段关系中，安德烈亚斯费了不少脑筋，毕竟菲利克斯还算体贴——最要紧的是克制他自己的脾气，尽量不侮辱对方，隔一阵子给点甜头，以便享受菲利克斯的服侍。
安德烈亚斯顶着莫名的恼火换了一身衣裳。别上袖扣的时候，他呼吸急促，肩膀发麻，像有什么在他肋骨之间乱窜似的。每次去医院前，他都尽量将自己打扮体面。等他对着镜子整理仪表，把碎发推到耳朵后面时，那种怒火才稍稍平息。安德烈亚斯决定这周不再接菲利克斯的电话，也不去参加聚会，他不知道自己因何生气，但打心眼里认为那瓶好香槟不该被糟蹋。
这一番打扮的功夫在柏林的风雪中聊胜于无。半个小时后，安德烈亚斯收起伞，在医院门前抖抖身上的积雪。他的裤腿和靴子全湿了。一个刚下班的年轻医师对他比了冲锋队的手势，他目不斜视地走过了他。
我要去参军了，娘娘腔。那人在他身后喊。你不能总是吊儿郎当的！总有一天会议会变成强制的，为了德国，你们这些腐化堕落的……
安德烈亚斯快步转过拐角，那声音稍远了一些，还在走廊里回荡。他不愿意在外面等待，闯进了医生的办公室。里面空无一人，罗特希尔德医生在半小时后才进来，推开们时，那医生被他吓了一跳，对他比了比桃木拐杖。
“你发什么疯？你已经穷得打不起电话了？”他说道，“安德烈亚斯。老天啊，吓死我了。”
安德烈亚斯指着桌面的照片，微笑道：“我们认识了很久，我竟然不知道你有两个女儿呢。”
医生把病历夹放下了。他拿起那张照片，发现在它旁边多了一个盒子，深绿色包装，印着柏林最昂贵的糖果商标。医生看了它一眼，没有动，只把照片收进抽屉里：“别给我这些。你今天来又要说什么？”
安德烈亚斯的笑容消失了。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桌子边：“你有什么急事吗？”
“不，没有。”医生说，“你都已经坐下了，我非听不可，不是吗？偶尔我也觉得奇怪，我是医生，又不是神父……”
“我的上司，对，就是那个老头儿，德梅尔，他想让我离开——他觉得纳粹掌权以后，一切都会变得不妙，而我的新上司信奉各种歪门邪道。”
“我觉得他说得不错，他是个工作了三十年的老警察，你应该听听他的话。”
“他不了解我！”安德烈亚斯提高了声音。他深吸一口气，恢复了往日平缓无情的口吻，“他不了解我，我没那么多选择，他不知道我是个……是个……”
他没说出那个词，但医生全都明白。他握住安德烈亚斯攥紧的拳头，拍了拍他：“即便如此，我也想叫你离开。”
安德烈亚斯坐直了，他抿了抿嘴唇，低声说：“那么你呢，医生，你会离开你的医院吗？”
“这不一样，纳粹上台了，我还是个医生。你呢，你会变成什么东西？”
“我还是当政治警察。”
“一派胡言。”医生说道，“你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希特勒、戈培尔，这些人，完全是疯子。你留下，你就完了。”
“那么，那么我到哪里去？去军队？变成家族的荣耀？像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要打仗了，难道要我死在前线吗？去我父亲那儿摇尾乞怜，让他在公司给我个职位？我怎么能够……我妈妈恨他，而且你知道他对我做过些什么，不是吗？他对我做了那些事，我，我怎能开口去求他！除了当政治警察，当政治警察会让他怕我，让所有有可能知道‘那件事’的人怕我……入职以后，我看公司文件柜的时候，他做出了什么表情啊，天哪，那个表情！如果你见过，你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的。医生，我想要让他们怕我，我必须让他们怕我，你明白我的，不是吗？”
罗特谢尔德医生看着他，嘴唇颤抖了一下：“你觉得，这样会让你有尊严？当一个让人惧怕的人。”
“我不想整天担惊受怕……我入睡的时候总是想着，如果今晚有人举报我，第二天我就会在监狱里醒来。我没什么可以选择的。你说我偷懒也好，懦弱也好……”安德烈亚斯的声音变低了，“我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
“你不要这样快做决定，太草率了。”
他的话让安德烈亚斯的脸变得死白。这个年轻人沉默额良久，说道：“如果我变成了……我是说，假如，事情变成了……就像你说的那样。我还能来你这里吗？”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因为连日的大雪，医院里的患者少了一半。在这时到访的人，要么怀有无法忍受的痛苦，要么是因为雪灾突遭意外。安德烈亚斯坐直了，抿住嘴唇，罗特谢尔德医生在他脸上见过类似的神情，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准备开凿现在的生活，把一切填进过去的窟窿。
都是你把她逼走的，他在病房里大喊大叫，怎么也不肯让医生靠近他。也是你把我变成这样，如果你不是个怪胎，如果你们的婚姻不扭曲，怎么会生出我这样的孩子！为此，老里特贝格叫来了他的母亲，那个因为家庭矛盾和儿子的“成长问题”与丈夫分居两地的艺术家。
见到母亲，安德烈亚斯停止了挣扎和尖叫。罗特希尔德医生顿觉信心百倍，觉得自己有望给这位年轻的患者吃些镇静药物，以防止他伤害自己。他在门前听到了母子俩的谈话。老里特贝格站在门边，脸色阴沉地叉着腰。
你要接受治疗，一切会好的。那个脸色苍白的女人说。安迪，你不能像这样。
我很难受，妈妈。我觉得头晕、恶心。我不想治疗，那很痛苦、非常非常疼。
等你好起来，就不会头晕、恶心了，也不会痛了。那母亲的声音变低了，带着眼泪的潮气。等你好起来——你不好起来，在这个家庭里，所有人总是在争吵，到处都是暴力的，暴力的东西……没有一刻安宁。我没法过这样的生活。
她绝望地望着孩子，等待一个回答或者保证。那个阴沉的父亲为自己的监督和谋略满意地点了点头。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
医生就在这时干预了家庭对话。那绝不是他该管的，同他的职业操守毫不相关，可他打心眼里认为那是一回事儿。他已经不再年轻，又瘸着一条腿，行动不便，但愤怒让他看起来比爬上岸边的鳄鱼更可怕。他无视了泫然欲泣的女人，冲向了罪魁祸首——她充其量只是一根趁手的棍子。而他有更趁手的兵器，他的拐杖。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的企业家溃逃了。他从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更没有这样狼狈地夺门而出，身后跟着一个可怕的、试图用暴力规范和教育他的人。要不是老里特贝格对医生头衔和博士学位敬畏尚存，病房里会爆发一场战争。
他和那时候完全没有分别，这个念头闯进医生的脑海，一个因为痛楚停留在过去的人……
在安德烈亚斯准备告别的时候，罗特希尔德医生叹了口气，他拿走了糖盒子：“我没法阻拦你，不是吗？如果你想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