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试镜

陈勉约的是周四下午两点,地点在他在东四环的工作室。这不是林昭第一次见陈勉——综艺录制的时候见过,但那次他是台上的选手,陈勉是台下的导师。隔着导师席和舞台之间的距离,和面对面坐在同一张桌子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

周三晚上,林昭几乎没睡。

我不是偷看的。我是起来喝水的时候,看到他客房的门缝下面透出光,敲了门进去,发现他盘腿坐在床上,面前摊着那个深蓝色封面的笔记本,翻到空白页,笔夹在手里,一个字都没写。

“睡不着?”我问。

“嗯。”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旁边,“我在想陈勉会问我什么。想了很多种可能,每一种都想了怎么回答。但想着想着就发现,我想的那些答案,都不是我心里真正想说的。”

“那就别想。明天他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

林昭抬起头看着我。台灯的光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那双眼睛在暗处显得格外亮,像两颗被水洗过的星星。“你这么确定?”

“我不确定。但你不需要确定。你只需要做你自己。”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太“台词”了——像是那种在关键时刻说给主角听的、带着鸡汤味的话。但林昭听完之后,表情变了。不是那种“被感动到了”的变化,而是一种更微妙的、像是被人从一堆缠绕的线团里找到了线头之后、慢慢舒展开来的松弛。

“好。”他说,然后关了台灯,躺了下去,把被子拉到下巴。“晚安。”

“晚安。”

我走出他的房间,轻轻带上了门。走廊的声控灯亮了又灭。我站在黑暗的走廊里,手里还拿着那个用来喝水的杯子,杯壁上已经没有了水的凉意,被我握得温热。

周四下午,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几份需要签字的文件,但我的注意力不在这几份文件上。手机放在桌面上,屏幕朝上,亮度调到最高。没有新消息。林昭一点半出门的,算上堵车,应该两点整到。

两点十五分,手机震了一下。

林昭发来的消息:到了。陈勉在开会,让我等一下。

我回:别紧张。

他回:我没紧张。

我回:你紧张的时候会咬嘴唇内侧。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发来一条语音,声音里带着一种被人看穿了之后又无奈又想笑的那种柔软的、沙哑的质感:“你能不能不要连这个都知道。”

“能。”

他发了一个翻白眼的表情。

我把手机放下,拿起桌上的签字笔,开始签那几份文件。签完之后又处理了几封邮件,中间看了一眼手机,没有新消息。两点四十五分,手机又震了。

他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几张电影海报,都是陈勉以前的作品。角落里有一张沙发,沙发上放着一个背包——是林昭那个黑色的双肩包。背包旁边是一本书,书旁边是一个纸杯,纸杯里还有半杯水。这张照片是在陈勉的办公室里拍的,但他没有拍自己,只拍了这些静物。可我从这个空荡荡的画面里看到了他的状态——他在等,在安静地等,在用拍照来打发时间,也在用拍照来告诉我:我在这里,我在等你找我。

我回:办公室不错。

他回:嗯。墙上有一张海报,是陈勉的第一部电影。那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还没出生。

我回:你现在出生的那部电影里。

他发了一个问号。

我打字:他的新电影。男一号。

对面沉默了很久。久到我把手机放下又拿起来、拿起来又放下了好几次。然后他发来一条语音,声音很轻,轻到像是怕被隔壁的陈勉听到:“沈彻,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吓人。”

“不能。”

他没有再发翻白眼的表情。而是发了三个字:我进去了。

我看着这三个字,把手机屏幕按灭了,放在桌上。然后靠进椅背里,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水晶吊灯在午后的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斑,散落在办公桌和地板上,像一地碎玻璃。我的手心有一点潮。这种生理反应在我身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上一次大概还是在某场决定集团命运的谈判桌上,双方僵持了六个小时,最后三分钟我亮出了底牌,对方沉默了很久,然后签了字。那次我的手心也潮了。

但这一次,不是因为钱,不是因为权力,不是因为任何一场输赢会改变集团命运的商业博弈。只是因为一个人在隔壁那间办公室里正在被另一个人问问题,而我坐在隔着一整个北京城的另一间办公室里,什么忙都帮不上,也不该帮。

四十分钟后,手机亮了。

林昭的消息:出来了。

我打了两个字:怎么样?

他回了一个表情——一个笑脸,但不是那种敷衍的、系统自带的笑脸,而是一个用符号拼出来的、老式的、在智能手机还没普及的年代大家才会用的笑脸::)

我看着这个由冒号和右括号组成的、简单的、甚至有些过时的笑脸,忽然觉得它比任何复杂的表情包都更有分量。因为它的简单,恰恰说明了发送者此刻的状态——他不需要用多余的东西来掩饰自己,不需要用华丽的辞藻来包装情绪,他就是高兴。干干净净的、不加修饰的、像一个孩子一样的高兴。

我回:回来再说。晚上想吃什么?

他回:你猜。

我猜不到。但我让阿姨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清炒时蔬、冬瓜排骨汤、还有一盘西红柿炒鸡蛋。最后这道菜不是阿姨做的,是我做的。我在林昭学做饭的那些日子里,站在厨房门口看了很多次,看他把鸡蛋打在碗里,看他把西红柿切成小块,看他拿着锅铲在锅里翻来翻去。看得多了,大概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林昭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推开门,换了鞋,走进来,没有直接去餐厅,而是先在玄关站了一会儿,看着我。

“怎么了?”我问。

“没怎么。”他说,但嘴角是弯着的,“就是想看看你。”

他走到餐桌前,看到了那盘西红柿炒鸡蛋,愣住了。

“这是谁做的?”

“阿姨。”

“阿姨做西红柿炒鸡蛋不放葱。”林昭低下头,凑近盘子看了看,“而且阿姨切的西红柿是块状,你这是条状。”

我看着他。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涌上光来。那种光不是泪光,而是一种更亮的、更烫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瞳孔深处燃烧的光。

“你做的?”他的声音有些发紧。

“不好吃别吃。”

林昭笑了。他笑得很大声,笑得弯下了腰,笑得眼泪从弯成月牙的眼睛里溢出来。他笑着拉开椅子坐下,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西红柿炒鸡蛋放进嘴里,慢慢地嚼,嚼了很久,久到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怎么样”。

他没有说话。

他又夹了一块,放进嘴里,继续嚼。

然后他放下筷子,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眶红红的,鼻尖红红的,嘴唇上沾着西红柿的汤汁。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话。

“沈彻,我拿到男一号了。”

那一刻,窗外的北京城华灯初上,车流如织,人潮汹涌。在这个巨大的、喧嚣的、从不停止运转的城市里,在这个三百二十平的公寓里,在这个摆着一桌子菜的小小餐厅里,一个从泥地里爬起来的人对我说,他拿到了他人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一号。

陈勉的。顶级导演的。男一号。

我拉开椅子,在他对面坐下。

“恭喜。”我说。

林昭看着我,眼眶里的红终于没忍住,化成了两行泪,从眼角慢慢地滑下来。他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嘴角却向上弯着,弯成一个带着泪光的、明亮得刺眼的笑容。

“沈彻。”

“嗯。”

“我今天跟陈勉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林昭用手背擦了擦眼泪,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问我,你觉得你为什么能演这个角色。我说,因为我等得够久。”

他看着我的眼睛,那双被泪水洗过的眼睛格外的亮,格外的黑,像两口被雨水注满的古井,表面平静,底下有暗流涌动。

“我等了五年,等一个机会。等一个人。”他的声音很轻,很稳,“现在都等到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喝酒。没有红酒,没有刻意的、仪式感的庆祝。我们坐在餐桌前,吃着阿姨做的菜和我做的西红柿炒鸡蛋,聊着陈勉跟他说了什么、剧本讲了什么、什么时候开机、要去哪里拍。他说话的时候筷子夹着菜停在半空中忘了放进嘴里,我伸手把他的手腕往下按了按,他才反应过来,把菜塞进嘴里,含混不清地继续说着。

他说陈勉问他怕不怕。他说怕。陈勉问他怕什么。他说怕演不好。陈勉说演不好就重来,重来还不好就再重来,拍到好为止。反正他是导演,他有的是时间。

林昭说这句话的时候,学的是陈勉的语气——压低声音,慢吞吞的,带着一种“我一辈子都在干这个事”的老神在在。他学得很像,我忍不住笑了。他看到我笑,也跟着笑,笑得米饭粒从嘴角掉下来,落在桌子上。

窗外北京的夜已经很深了,但CBD的灯光依然亮着,亮得像是永远不会熄灭。而在这些灯光中的某一盏下面,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中间是一桌子已经凉了的菜,和一小碟吃了一半的西红柿炒鸡蛋。

“沈彻。”

“嗯。”

“以后你做西红柿炒鸡蛋,放葱。”

“好。”

“鸡蛋炒的时候不要用锅铲压太碎。”

“好。”

“盐少放一半。”

“好。”

“你都说好,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

林昭看着我的眼睛,像是在确认我说的是不是真话。然后他笑了,笑得很轻,很真,带着一种“知道你记不住但我还是愿意说”的温柔。

我伸出手,把他嘴角的米饭粒擦掉。

指尖触到他的皮肤,温热的,柔软的。

他没有躲。

他握住我的手指,放在掌心里,慢慢地收拢,像在握一件珍贵的、怕碎的东西。

“沈彻。”

“嗯。”

“谢谢你等我。”

他的手指握着我的手指,掌心的温度从我的指尖传到我的手腕,从手腕传到手臂,从手臂一直传到心脏。

“不用谢。”我说,“你没让我等多久。”

林昭笑了。

他低下头,嘴唇落在我的指节上,很轻,很慢,一个一个地亲过去。从拇指到食指,从食指到中指,从中指到无名指,从无名指到小指。五个吻,像五片羽毛落在皮肤上,痒痒的,酥酥的,带着他不均匀的呼吸和微微发烫的温度。

窗外的北京城在这个吻里变得很远,很远,远到像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而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个人,和一根被吻过的手指,和一颗被握在掌心里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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