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6章 农妇9
老周跪了一整天换来老婆原谅的消息，在周家没有激起太大的波澜。孙红梅是个说一不二的女人，她答应了的事，从不拖泥带水。她先是让老周把赵美芳那边彻底断了。老周换了一条运输线路，往北跑，再也不用经过赵美芳所在的那个城市。赵美芳连着两个月没收到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托人带话、写信、甚至亲自跑到运输公司门口堵过，但老周早就不在那儿发车了。
第三个月，赵美芳终于忍不了了。她直接跑到运输公司，在门口嚷嚷着要找老周。门卫拦着她，她就在门口骂，骂老周不是东西、说话不算数、骗了她就跑。动静闹得不小，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孙红梅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她接到消息，带着两个供销社的同事，不紧不慢地赶过来。站在人群外面看了一会儿，听赵美芳骂得差不多了，才拨开人群走进去。
“你就是赵美芳？”孙红梅的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一下子安静了。
赵美芳愣了一下，打量着眼前这个女人——胖，黑，脸盘子大，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列宁装，胸口别着供销社的胸章，身后还站着两个同样穿着供销社制服的女人。她不认识孙红梅，但心里头莫名地慌了一下：“你是谁？”
“我是老周的爱人。”孙红梅一字一句地说，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能让周围的人都听见，“你找我男人有什么事？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
赵美芳的脸刷地白了。她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想过很多种可能——老周变心了、老周出事了、老周被她逼得太狠跑了——唯独没想过老周会把这事告诉他老婆。在她眼里，老周就是个窝囊废，窝囊废怎么可能有胆子跟老婆坦白？
“怎么？不说话了？”孙红梅往前走了半步，“你刚才不是骂得挺大声的吗？现在正主儿来了，你倒是说啊。我男人欠你什么了？钱？东西？还是别的什么？你说清楚，该还的我还，该赔的我也赔。但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她顿了顿，冷笑了一声：“那你就是诬陷。诬陷国家职工，破坏职工家庭，这个罪名，你可担得起？”
赵美芳的脸从白变青，又从青变紫。她往后退了一步，撞在身后的电线杆上，退无可退。周围全是人，一双双眼睛盯着她，像一把把刀子扎在她身上。她张着嘴，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我没说什么……我就是……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孙红梅笑了，笑得赵美芳浑身发冷，“你在我男人单位门口骂了半个钟头，你跟我说认错人了？”
赵美芳低着头，不敢看孙红梅的眼睛，也不敢看周围那些人的脸。她知道今天栽了，彻底栽了。她想跑，腿却软得像面条，迈不动步。
孙红梅看着她那个样子，心里头那口恶气算是出了一半。她没有再逼，转身对围观的人说：“都散了吧，没什么好看的。误会一场，人家认错人了。”人群慢慢散了，但那些交头接耳的声音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响，赵美芳觉得那些声音全是在说她，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耳朵里。
孙红梅走之前，回头看了她一眼，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小姑娘，年纪轻轻的，别做那些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好好找个人嫁了，比什么都强。”
赵美芳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出了火车站她一路上低着头，走得很慢，觉得街上每个人都在看她，都在笑话她。回到家，她妈正在院子里晒衣服，看见她的脸色吓了一跳：“美芳，你咋了？脸色这么白？”
赵美芳没说话，直接进了屋，把门关上了。她妈追过来敲门，她不开，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她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丢人是丢人了，但工作还在，日子还能过。
没过几天，供销社主任找她谈话了。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说话很和气，和气得不正常。她让赵美芳坐下，倒了杯水，然后说：“小赵啊，你最近是不是在外面惹了什么麻烦？”
赵美芳心里咯噔一下：“没有啊，主任。”
主任看了她一眼，叹了口气：“有人写了举报信到上面，说你生活作风有问题，在单位门口闹事，影响很不好。上面很重视，让我们调查。”
赵美芳的脸一下子白了：“主任，那是误会——”
“是不是误会，不是我说了算。”主任打断她，“上面已经定了调子，要严肃处理。你也别怪我，我也是没办法。”
赵美芳的工作就这么没了。就是主任找她谈了一次话，让她“回去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工资就停了，岗位就没了。她去找过、闹过、写过申诉信，全都石沉大海。她爸托人打听，人家说得含含糊糊，但意思很明白——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这事儿翻不了盘。
她妈在家里哭了好几场，她爸抽了一宿的烟，最后说了一句：“换个地方吧，这儿待不下去了。”
赵美芳没哭。她坐在自己屋里，盯着墙上的镜子，看着镜子里那张白净的脸，忽然觉得一切都像是做梦。几个月前她还在供销社上班，穿着体面的衣裳，每个月有工资，还有人追。现在什么都没了——工作没了，名声没了，连老周那二十块钱也没了。
她恨老周，更恨孙红梅。可她恨有什么用？人家是革委会副主任的闺女，她是什么？一个被开除了的售货员，连工作都没了，拿什么跟人家斗？
孙红梅这边倒是舒坦了。赵美芳被开除的消息传过来，她正在家里吃晚饭。老周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一边说一边看她的脸色。孙红梅夹了一筷子菜，嚼了咽下去，只说了一句：“知道了。”老周看不出她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不敢多问，埋头扒饭。
孙红梅放下筷子，看着他：“我跟你说个事。我爸那边有个机会，调去省城，那边有个新单位，待遇比这边好。我打算过去。”
老周愣住了：“去省城？那这边——”
“这边不干了。”孙红梅说得轻描淡写，“房子也退了，东西该卖卖该送送。你那边的工作我也帮你问过了，省城运输公司缺人，你去了还干老本行。”
老周张着嘴，半天合不拢。去省城？他这辈子最远就去过县城，省城是什么样他都不知道。可他不敢说不去。孙红梅说去，那就得去。他点了点头：“行，听你的。”
孙红梅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翘了翘：“你放心，到了那边没人认识你，也没人认识我。咱们重新开始。”
老周心里头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重新开始——这话听着好听，可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他不敢多想，孙红梅说什么就是什么。
搬家的事定在下个月。东西不多，值钱的也就那几件家具，孙红梅说家具不带了，到了省城买新的。老周心疼钱，但没敢说。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两个纸箱子，又检查了一遍车，准备到时候自己开车拉过去。
走的前一天晚上，老周喝了点酒。不是跟别人喝的，是自己在家喝的。孙红梅回娘家跟她爸妈告别去了，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倒了一杯白酒，就着一碟花生米，慢慢喝。电视开着，里面放什么他也没看。他就那么坐着，一杯接一杯地喝，喝到第三杯的时候，眼眶突然红了。
他说不清楚为什么想哭。不是因为舍不得这个地方——他对这个地方没什么感情。也不是因为舍不得谁——他在这边连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就是觉得心里头堵得慌，像是有什么东西压着，喘不上来气。
他又倒了一杯，一口闷了。酒辣得他直咧嘴，眼泪掉下来了，不知道是辣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用手背抹了一把脸，又倒了一杯。花生米吃完了，他就干喝，一杯接一杯，喝到最后，瓶子空了，他靠在椅子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半夜，孙红梅回来，看见他歪在椅子上，满屋子酒气，气得骂了一句，去拉他起来。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怎么都拉不动。孙红梅又骂了一句，去推他的肩膀，他的身体歪了一下，从椅子上滑下来，脸朝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孙红梅愣了一秒，蹲下去翻他的身子。他的脸紫得发黑，嘴唇青紫，眼睛半睁着，瞳孔散了。
“老周？老周！”孙红梅的声音尖得刺破了整个夜空。
没有人应她。老周趴在地上，身体已经开始发硬了。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棉袄上全是酒渍，散发着刺鼻的酒气。他走了。走在他以为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的前一天晚上。走在他以为终于可以摆脱赵美芳、摆脱那些破事、跟着老婆去省城过好日子的前一夜。
急性酒精中毒，加上他本来就有的心脏病，医生说是心源性猝死。抢救了半个多小时，没救回来。孙红梅站在抢救室门口，手里攥着老周那件棉袄，棉袄上还有他的体温。她没哭，脸色白得跟墙皮似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后事是老周的几个同事帮着办的。孙红梅没怎么出面，一切都交给了别人。老周他妈从乡下赶来，哭得死去活来，指着孙红梅骂：“都是你！要不是你逼着他去省城，他能死吗？”孙红梅没还嘴，站在灵堂边上，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老周的妈骂累了，被人扶走了。灵堂里就剩下孙红梅一个人。她站在老周的遗像前，看着那张黑白照片，看了很久。
照片上的老周是年轻时候照的，那时候他还瘦，头发也还多，笑得挺精神的。孙红梅盯着那张脸，忽然觉得她好像从来没见过老周笑成那样。在她的记忆里，老周永远是一副低眉顺眼、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是随时在等她说“不行”。
她伸出手，摸了摸照片上那张脸，手指头冰凉的。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嘴唇哆嗦了几下，什么都没说出来。
老周下葬后的第三个月，孙红梅改嫁了。嫁的是省城一个丧偶的干部，比她大十岁，有个儿子已经工作了。她妈不同意，说太快了不好看。孙红梅说：“快什么快？我这辈子替老周操心操够了，该为自己活了。”
她妈没再说什么。
改嫁那天，孙红梅穿了一件暗红色的棉袄，头上戴了一朵绒花，脸上擦了粉，看着比平时年轻了好几岁。她没有请客，就是两家人在一起吃了顿饭。新丈夫话不多，对她还算客气。吃完饭，她跟着那个男人上了火车，去了省城。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慢慢后退的站台、人群、小城的天际线，眼睛里什么都没有。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也许在想，如果老周还活着，这会儿应该正开着那辆破卡车，突突突地走在去省城的路上，她坐在副驾驶，骂他开慢点，他嘿嘿笑着，不敢顶嘴。
火车越开越快，小城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灰点，消失在天际线下面。孙红梅闭上眼睛，靠在座椅上，再也没有回头。
赵美芳这边，日子也不好过。工作没了以后，她在家里待了半年，她妈托人给她介绍了好几个对象，不是太老就是太穷，要不就是带孩子的。她看不上，她妈急得直骂：“你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供销社的售货员呢？你现在啥都没有了，有人要就不错了！”
最后她嫁了一个二婚的，在机械厂当工人，比她大八岁，前头老婆留下一个五岁的闺女。那男人长得不咋地，脸上有疤，说话嗓门大，但工资还算稳定，一个月能拿三十多块。赵美芳嫁过去以后，婆婆不待见她，继女不认她，她一个人伺候一大家子，洗衣做饭带孩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那男人喝了酒就打人，打完又跪着求她原谅。赵美芳哭过、闹过、跑回过娘家，她妈劝她：“嫁都嫁了，还能离咋的？忍忍吧，男人都那样。”她忍了，忍了一年又一年，脸上的肉松了，手上的皮糙了，眼里的光灭了。她有时候会想起老周，那时候她觉得自己多厉害啊，捏着个男人的把柄，要什么有什么。现在想想，真可笑。
她谁都没捏住，捏住的是自己的命。
老周死了的消息，她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的。一个老熟人告诉她的，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知道吗？那个老周，就是以前运输公司那个，死了。喝酒喝死的。”赵美芳愣了一下，然后“哦”了一声，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灶台前，烧火做饭，火光照着她的脸，红彤彤的，看不出喜怒。她把饭做好，端上桌，那男人带着闺女回来了，一家三口坐下来吃饭。赵美芳端着碗，扒了一口饭，嚼了很久，咽不下去。
那男人看了她一眼：“咋了？不舒服？”
“没有。”她低下头，继续扒饭。糙米饭在嘴里嚼了很久，最后还是咽下去了。
而在遥远的北方农村，李建国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门了。
他头上那个撞出来的疤早就结了痂，留下一条蜈蚣似的疤痕，从额角一直爬到太阳穴。他爸李老栓下地的时候摔了一跤，把胯骨摔坏了，躺在炕上起不来，家里家外全靠刘氏一个人撑着。刘氏的腰弯了，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喂鸡、做饭、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回来还得伺候两个男人——一个躺在炕上动不了，一个躺在炕上不想动。
李建国不是不想动，是不敢动。他怕出门，怕见人，怕人家问“你媳妇找到了吗”“你工作咋样了”。他知道村里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他——“老李家那个儿子，废了”“整天窝在家里，跟个娘们似的”“他媳妇八成是自己跑的，什么掉河里了，谁信呢”。这些话他听过，每一句都像刀子扎在心上。他不出门，那些刀子就扎不到他。
他每天躺在炕上，盯着房梁，从早盯到晚。房梁上有个蜘蛛网，从夏天挂到秋天，从秋天挂到冬天，蜘蛛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网还在那儿，落满了灰，风一吹就晃悠。他就那么盯着，脑子里什么都没想，又好像什么都想了。想的最多的是王秀英——他那个“淹死”的媳妇。他其实不怎么记得她长什么样了，只记得她不爱说话，总是低着头干活，他每次回来，她都在灶房里忙活，灶火映着她的脸，红扑扑的，说不上好看，但看着踏实。
冬天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李老栓走了。是身体太差了，扛不住。刘氏哭了一场，求着李建国去借点钱办丧事。李建国从炕上爬起来，穿了件棉袄，出了门。这是他好几个月以来第一次出门，雪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眯着眼睛走了一会儿，腿软得不行，扶着墙才没倒下去。他挨家挨户去借钱，借了一天，借了三十多块，把丧事办了。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堂屋里，煤油灯的火苗晃来晃去，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歪。他盯着他爸的遗像看了很久，忽然觉得，下一个就该是他了。
这个念头没有让他害怕，反而让他松了一口气。
春天的时候，刘氏也病了。不是什么大病，就是累的，浑身没劲，躺了几天，又爬起来干活。李建国说：“妈，你歇着吧，我来。”他接过了锄头，下了地。好几个月没干过活了，锄头握在手里生疼，挖了几下就喘得不行，但他没停。太阳晒在他背上，晒得他后背发烫，汗珠子顺着脊背往下淌。他弯着腰，一下一下地刨地，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村里人从他身边经过，看了他一眼，有的叹口气，有的摇摇头，有的小声嘀咕两句，他全当没听见。
他知道，他的这辈子就这样了。媳妇没了，工作没了，爸没了，妈也快了。他一个人，守着这个破家，一天一天地熬，熬到哪天算哪天。
他不想死，也不想活。
蓝浅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也不关心。她在那家国营饭店干了两年，从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赵姐退休的时候，推荐她当了领班。她没拒绝，也没表现得特别积极，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不争不抢，不卑不亢。
她没有结婚。不是没人追，是没遇到她想嫁的。有人问她：“小王，你咋还不找对象？再不找就老了。”她笑笑，说：“不急。”人家再问，她就不说话了。她不是不想找，是没必要。她一个人过得挺好，有工作，有房子，有存款，想吃啥吃啥，想穿啥穿啥，不用伺候谁，不用看谁脸色。这样的日子，比嫁给谁不强？
日子一天一天过，一年一年过。饭店后来拆迁了，她拿着补偿款，在城南买了一套小房子，两室一厅，朝南，阳光好。她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阳台上养了几盆花，客厅里摆了一个书柜，书柜里放着她这些年攒下的书。她每天早上起来先浇花，然后做早饭，吃完早饭出去散步，走半个小时，回来看看书、听听广播，中午简单吃点，下午午睡一会儿，醒了再看看书，晚上做一顿好的，吃完看会儿电视，然后睡觉。
她的生活像一条平静的河，没有什么波澜，但一直在流。
有人问她：“你不觉得闷吗？”她说：“不闷。”她是真的不觉得闷。她看过太多风景，经历过太多故事，现在这样安安静静地待着，挺好的。
第三个月，赵美芳终于忍不了了。她直接跑到运输公司，在门口嚷嚷着要找老周。门卫拦着她，她就在门口骂，骂老周不是东西、说话不算数、骗了她就跑。动静闹得不小，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孙红梅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她接到消息，带着两个供销社的同事，不紧不慢地赶过来。站在人群外面看了一会儿，听赵美芳骂得差不多了，才拨开人群走进去。
“你就是赵美芳？”孙红梅的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一下子安静了。
赵美芳愣了一下，打量着眼前这个女人——胖，黑，脸盘子大，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列宁装，胸口别着供销社的胸章，身后还站着两个同样穿着供销社制服的女人。她不认识孙红梅，但心里头莫名地慌了一下：“你是谁？”
“我是老周的爱人。”孙红梅一字一句地说，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能让周围的人都听见，“你找我男人有什么事？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
赵美芳的脸刷地白了。她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想过很多种可能——老周变心了、老周出事了、老周被她逼得太狠跑了——唯独没想过老周会把这事告诉他老婆。在她眼里，老周就是个窝囊废，窝囊废怎么可能有胆子跟老婆坦白？
“怎么？不说话了？”孙红梅往前走了半步，“你刚才不是骂得挺大声的吗？现在正主儿来了，你倒是说啊。我男人欠你什么了？钱？东西？还是别的什么？你说清楚，该还的我还，该赔的我也赔。但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她顿了顿，冷笑了一声：“那你就是诬陷。诬陷国家职工，破坏职工家庭，这个罪名，你可担得起？”
赵美芳的脸从白变青，又从青变紫。她往后退了一步，撞在身后的电线杆上，退无可退。周围全是人，一双双眼睛盯着她，像一把把刀子扎在她身上。她张着嘴，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我没说什么……我就是……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孙红梅笑了，笑得赵美芳浑身发冷，“你在我男人单位门口骂了半个钟头，你跟我说认错人了？”
赵美芳低着头，不敢看孙红梅的眼睛，也不敢看周围那些人的脸。她知道今天栽了，彻底栽了。她想跑，腿却软得像面条，迈不动步。
孙红梅看着她那个样子，心里头那口恶气算是出了一半。她没有再逼，转身对围观的人说：“都散了吧，没什么好看的。误会一场，人家认错人了。”人群慢慢散了，但那些交头接耳的声音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响，赵美芳觉得那些声音全是在说她，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耳朵里。
孙红梅走之前，回头看了她一眼，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小姑娘，年纪轻轻的，别做那些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好好找个人嫁了，比什么都强。”
赵美芳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出了火车站她一路上低着头，走得很慢，觉得街上每个人都在看她，都在笑话她。回到家，她妈正在院子里晒衣服，看见她的脸色吓了一跳：“美芳，你咋了？脸色这么白？”
赵美芳没说话，直接进了屋，把门关上了。她妈追过来敲门，她不开，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她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丢人是丢人了，但工作还在，日子还能过。
没过几天，供销社主任找她谈话了。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说话很和气，和气得不正常。她让赵美芳坐下，倒了杯水，然后说：“小赵啊，你最近是不是在外面惹了什么麻烦？”
赵美芳心里咯噔一下：“没有啊，主任。”
主任看了她一眼，叹了口气：“有人写了举报信到上面，说你生活作风有问题，在单位门口闹事，影响很不好。上面很重视，让我们调查。”
赵美芳的脸一下子白了：“主任，那是误会——”
“是不是误会，不是我说了算。”主任打断她，“上面已经定了调子，要严肃处理。你也别怪我，我也是没办法。”
赵美芳的工作就这么没了。就是主任找她谈了一次话，让她“回去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工资就停了，岗位就没了。她去找过、闹过、写过申诉信，全都石沉大海。她爸托人打听，人家说得含含糊糊，但意思很明白——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这事儿翻不了盘。
她妈在家里哭了好几场，她爸抽了一宿的烟，最后说了一句：“换个地方吧，这儿待不下去了。”
赵美芳没哭。她坐在自己屋里，盯着墙上的镜子，看着镜子里那张白净的脸，忽然觉得一切都像是做梦。几个月前她还在供销社上班，穿着体面的衣裳，每个月有工资，还有人追。现在什么都没了——工作没了，名声没了，连老周那二十块钱也没了。
她恨老周，更恨孙红梅。可她恨有什么用？人家是革委会副主任的闺女，她是什么？一个被开除了的售货员，连工作都没了，拿什么跟人家斗？
孙红梅这边倒是舒坦了。赵美芳被开除的消息传过来，她正在家里吃晚饭。老周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一边说一边看她的脸色。孙红梅夹了一筷子菜，嚼了咽下去，只说了一句：“知道了。”老周看不出她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不敢多问，埋头扒饭。
孙红梅放下筷子，看着他：“我跟你说个事。我爸那边有个机会，调去省城，那边有个新单位，待遇比这边好。我打算过去。”
老周愣住了：“去省城？那这边——”
“这边不干了。”孙红梅说得轻描淡写，“房子也退了，东西该卖卖该送送。你那边的工作我也帮你问过了，省城运输公司缺人，你去了还干老本行。”
老周张着嘴，半天合不拢。去省城？他这辈子最远就去过县城，省城是什么样他都不知道。可他不敢说不去。孙红梅说去，那就得去。他点了点头：“行，听你的。”
孙红梅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翘了翘：“你放心，到了那边没人认识你，也没人认识我。咱们重新开始。”
老周心里头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重新开始——这话听着好听，可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他不敢多想，孙红梅说什么就是什么。
搬家的事定在下个月。东西不多，值钱的也就那几件家具，孙红梅说家具不带了，到了省城买新的。老周心疼钱，但没敢说。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两个纸箱子，又检查了一遍车，准备到时候自己开车拉过去。
走的前一天晚上，老周喝了点酒。不是跟别人喝的，是自己在家喝的。孙红梅回娘家跟她爸妈告别去了，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倒了一杯白酒，就着一碟花生米，慢慢喝。电视开着，里面放什么他也没看。他就那么坐着，一杯接一杯地喝，喝到第三杯的时候，眼眶突然红了。
他说不清楚为什么想哭。不是因为舍不得这个地方——他对这个地方没什么感情。也不是因为舍不得谁——他在这边连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就是觉得心里头堵得慌，像是有什么东西压着，喘不上来气。
他又倒了一杯，一口闷了。酒辣得他直咧嘴，眼泪掉下来了，不知道是辣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用手背抹了一把脸，又倒了一杯。花生米吃完了，他就干喝，一杯接一杯，喝到最后，瓶子空了，他靠在椅子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半夜，孙红梅回来，看见他歪在椅子上，满屋子酒气，气得骂了一句，去拉他起来。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怎么都拉不动。孙红梅又骂了一句，去推他的肩膀，他的身体歪了一下，从椅子上滑下来，脸朝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孙红梅愣了一秒，蹲下去翻他的身子。他的脸紫得发黑，嘴唇青紫，眼睛半睁着，瞳孔散了。
“老周？老周！”孙红梅的声音尖得刺破了整个夜空。
没有人应她。老周趴在地上，身体已经开始发硬了。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棉袄上全是酒渍，散发着刺鼻的酒气。他走了。走在他以为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的前一天晚上。走在他以为终于可以摆脱赵美芳、摆脱那些破事、跟着老婆去省城过好日子的前一夜。
急性酒精中毒，加上他本来就有的心脏病，医生说是心源性猝死。抢救了半个多小时，没救回来。孙红梅站在抢救室门口，手里攥着老周那件棉袄，棉袄上还有他的体温。她没哭，脸色白得跟墙皮似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后事是老周的几个同事帮着办的。孙红梅没怎么出面，一切都交给了别人。老周他妈从乡下赶来，哭得死去活来，指着孙红梅骂：“都是你！要不是你逼着他去省城，他能死吗？”孙红梅没还嘴，站在灵堂边上，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老周的妈骂累了，被人扶走了。灵堂里就剩下孙红梅一个人。她站在老周的遗像前，看着那张黑白照片，看了很久。
照片上的老周是年轻时候照的，那时候他还瘦，头发也还多，笑得挺精神的。孙红梅盯着那张脸，忽然觉得她好像从来没见过老周笑成那样。在她的记忆里，老周永远是一副低眉顺眼、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是随时在等她说“不行”。
她伸出手，摸了摸照片上那张脸，手指头冰凉的。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嘴唇哆嗦了几下，什么都没说出来。
老周下葬后的第三个月，孙红梅改嫁了。嫁的是省城一个丧偶的干部，比她大十岁，有个儿子已经工作了。她妈不同意，说太快了不好看。孙红梅说：“快什么快？我这辈子替老周操心操够了，该为自己活了。”
她妈没再说什么。
改嫁那天，孙红梅穿了一件暗红色的棉袄，头上戴了一朵绒花，脸上擦了粉，看着比平时年轻了好几岁。她没有请客，就是两家人在一起吃了顿饭。新丈夫话不多，对她还算客气。吃完饭，她跟着那个男人上了火车，去了省城。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慢慢后退的站台、人群、小城的天际线，眼睛里什么都没有。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也许在想，如果老周还活着，这会儿应该正开着那辆破卡车，突突突地走在去省城的路上，她坐在副驾驶，骂他开慢点，他嘿嘿笑着，不敢顶嘴。
火车越开越快，小城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灰点，消失在天际线下面。孙红梅闭上眼睛，靠在座椅上，再也没有回头。
赵美芳这边，日子也不好过。工作没了以后，她在家里待了半年，她妈托人给她介绍了好几个对象，不是太老就是太穷，要不就是带孩子的。她看不上，她妈急得直骂：“你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供销社的售货员呢？你现在啥都没有了，有人要就不错了！”
最后她嫁了一个二婚的，在机械厂当工人，比她大八岁，前头老婆留下一个五岁的闺女。那男人长得不咋地，脸上有疤，说话嗓门大，但工资还算稳定，一个月能拿三十多块。赵美芳嫁过去以后，婆婆不待见她，继女不认她，她一个人伺候一大家子，洗衣做饭带孩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那男人喝了酒就打人，打完又跪着求她原谅。赵美芳哭过、闹过、跑回过娘家，她妈劝她：“嫁都嫁了，还能离咋的？忍忍吧，男人都那样。”她忍了，忍了一年又一年，脸上的肉松了，手上的皮糙了，眼里的光灭了。她有时候会想起老周，那时候她觉得自己多厉害啊，捏着个男人的把柄，要什么有什么。现在想想，真可笑。
她谁都没捏住，捏住的是自己的命。
老周死了的消息，她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的。一个老熟人告诉她的，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知道吗？那个老周，就是以前运输公司那个，死了。喝酒喝死的。”赵美芳愣了一下，然后“哦”了一声，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灶台前，烧火做饭，火光照着她的脸，红彤彤的，看不出喜怒。她把饭做好，端上桌，那男人带着闺女回来了，一家三口坐下来吃饭。赵美芳端着碗，扒了一口饭，嚼了很久，咽不下去。
那男人看了她一眼：“咋了？不舒服？”
“没有。”她低下头，继续扒饭。糙米饭在嘴里嚼了很久，最后还是咽下去了。
而在遥远的北方农村，李建国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门了。
他头上那个撞出来的疤早就结了痂，留下一条蜈蚣似的疤痕，从额角一直爬到太阳穴。他爸李老栓下地的时候摔了一跤，把胯骨摔坏了，躺在炕上起不来，家里家外全靠刘氏一个人撑着。刘氏的腰弯了，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喂鸡、做饭、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回来还得伺候两个男人——一个躺在炕上动不了，一个躺在炕上不想动。
李建国不是不想动，是不敢动。他怕出门，怕见人，怕人家问“你媳妇找到了吗”“你工作咋样了”。他知道村里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他——“老李家那个儿子，废了”“整天窝在家里，跟个娘们似的”“他媳妇八成是自己跑的，什么掉河里了，谁信呢”。这些话他听过，每一句都像刀子扎在心上。他不出门，那些刀子就扎不到他。
他每天躺在炕上，盯着房梁，从早盯到晚。房梁上有个蜘蛛网，从夏天挂到秋天，从秋天挂到冬天，蜘蛛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网还在那儿，落满了灰，风一吹就晃悠。他就那么盯着，脑子里什么都没想，又好像什么都想了。想的最多的是王秀英——他那个“淹死”的媳妇。他其实不怎么记得她长什么样了，只记得她不爱说话，总是低着头干活，他每次回来，她都在灶房里忙活，灶火映着她的脸，红扑扑的，说不上好看，但看着踏实。
冬天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李老栓走了。是身体太差了，扛不住。刘氏哭了一场，求着李建国去借点钱办丧事。李建国从炕上爬起来，穿了件棉袄，出了门。这是他好几个月以来第一次出门，雪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眯着眼睛走了一会儿，腿软得不行，扶着墙才没倒下去。他挨家挨户去借钱，借了一天，借了三十多块，把丧事办了。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堂屋里，煤油灯的火苗晃来晃去，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歪。他盯着他爸的遗像看了很久，忽然觉得，下一个就该是他了。
这个念头没有让他害怕，反而让他松了一口气。
春天的时候，刘氏也病了。不是什么大病，就是累的，浑身没劲，躺了几天，又爬起来干活。李建国说：“妈，你歇着吧，我来。”他接过了锄头，下了地。好几个月没干过活了，锄头握在手里生疼，挖了几下就喘得不行，但他没停。太阳晒在他背上，晒得他后背发烫，汗珠子顺着脊背往下淌。他弯着腰，一下一下地刨地，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村里人从他身边经过，看了他一眼，有的叹口气，有的摇摇头，有的小声嘀咕两句，他全当没听见。
他知道，他的这辈子就这样了。媳妇没了，工作没了，爸没了，妈也快了。他一个人，守着这个破家，一天一天地熬，熬到哪天算哪天。
他不想死，也不想活。
蓝浅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也不关心。她在那家国营饭店干了两年，从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赵姐退休的时候，推荐她当了领班。她没拒绝，也没表现得特别积极，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不争不抢，不卑不亢。
她没有结婚。不是没人追，是没遇到她想嫁的。有人问她：“小王，你咋还不找对象？再不找就老了。”她笑笑，说：“不急。”人家再问，她就不说话了。她不是不想找，是没必要。她一个人过得挺好，有工作，有房子，有存款，想吃啥吃啥，想穿啥穿啥，不用伺候谁，不用看谁脸色。这样的日子，比嫁给谁不强？
日子一天一天过，一年一年过。饭店后来拆迁了，她拿着补偿款，在城南买了一套小房子，两室一厅，朝南，阳光好。她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阳台上养了几盆花，客厅里摆了一个书柜，书柜里放着她这些年攒下的书。她每天早上起来先浇花，然后做早饭，吃完早饭出去散步，走半个小时，回来看看书、听听广播，中午简单吃点，下午午睡一会儿，醒了再看看书，晚上做一顿好的，吃完看会儿电视，然后睡觉。
她的生活像一条平静的河，没有什么波澜，但一直在流。
有人问她：“你不觉得闷吗？”她说：“不闷。”她是真的不觉得闷。她看过太多风景，经历过太多故事，现在这样安安静静地待着，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