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领证
婚约定下来之后的一个月里，林时砚没有见过陆征。
一条消息都没有。那个发过“别做梦了”的号码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的通讯录里，像一具尸体。林时砚也没有主动联系过。他不是矜持，他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发“你好”显得刻意，发“在吗”显得廉价，发“最近怎么样”又显得不知趣，人家在亚洲各地飞来飞去比赛，你一个在学校食堂吃八块钱套餐的人，问人家“最近怎么样”？
怎么发，感觉都不好，所以他不发。
日子照常过。周一三五有早八，他六点起床，骑二十分钟自行车到学校，上课，做笔记，中午在食堂吃最便宜的那个窗口，下午没课就去奶茶店打工，晚上回宿舍写作业，十一点熄灯，睡觉。
他的室友们都知道他“结婚了”，因为辅导员让填过一个婚育状况表，他如实勾了“已婚”。室友们当时的表情很精彩，有震惊，有好奇，有那种“你逗我呢”的怀疑。林时砚解释了一句“家里安排的”，大家就不问了。不是理解了，是觉得这个话题戳下去会戳出不体面的东西，还是绕开走比较安全。
只有睡他上铺的方旭偶尔会提一句：“你那个老公到底长啥样啊？有没有照片？”
林时砚想了想，他手机里确实没有陆征的照片。他甚至没有存陆征的手机号，那条短信还在，但号码没有存进通讯录。不是故意不存，是不知道怎么存。存“陆征”显得生分，存“老公”又太不要脸。
他最后存的是“陆先生”。
很得体，得体到透着一种殡葬业的气息。
一个月后的一天，陆正芳打电话来，语气比往常急了一些：“时砚，下周一把身份证和户口本带上，去把证领了。我这边找人算过日子了，下周一日子好。”
“……领证？”林时砚握着手机愣了一下。
“结婚证啊，傻孩子。”陆正芳笑了，“婚约都定了，证总得领吧？领了才算数。”
林时砚想问“陆征知道吗”，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答案显而易见，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但不同意。但陆正芳既然这么说了，说明陆家內部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至于陆征本人的意见，大概被归类为“不成熟的想法”，需要被“引导”和“纠正”。
林时砚挂了电话，坐在宿舍床上发了很久的呆。
方旭从上铺探出头来：“怎么了？一脸要去上坟的表情。”
“下周一领证。”林时砚说。
方旭沉默了三秒，然后从上铺翻下来，郑重其事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节哀。”
周一早上，林时砚六点就醒了。
不是紧张，是没睡好。他梦到自己去民政局，排了很久的队，轮到他的时候柜台后面的人说：“你一个人来不行，得两个人都来。”他站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手里攥着户口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醒来之后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觉得这个梦很可笑。因为他根本不觉得陆征会出现。
他甚至做好了准备，如果陆征不来，他就自己坐公交车回来，该上课上课，该打工打工。反正丢人的不是他。
出门的时候他把户口本和身份证反复检查了三遍，装进书包最里面的夹层。沈丽华非要跟着去，说“第一次领证得有个长辈陪着”，林建国在边上小声说了句“难道还有第二次”，被沈丽华瞪了回去。
民政局在城西，离学校四十分钟公交车。陆正芳说会有人来接，但林时砚说了不用，自己过去就行。他不是客气，是真的不想坐在陆家的车里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
公交车上人不多，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书包抱在怀里。窗外的梧桐树还没完全落叶，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在他脸上晃来晃去。他把手机掏出来看了一眼，没有新消息。
他在民政局门口等了多久？
一个小时零十三分钟。
到的时候民政局刚开门，他取了号，是第三号。工作人员说前面两个号已经进去了，让他等着叫号。他就坐在大厅的塑料椅子上等着，抱着书包，看着一对一对的人走进去、走出来。有的笑嘻嘻的，有的一脸平静，有的还在门口吵了两句才进去。
每一对都是两个人。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显得有点突兀。保安看了他两眼，大概以为是来离婚的，但看了看他的脸又觉得不像，太年轻了，而且表情不像离婚那种咬牙切齿的平静，更像是一种“不知道为什么会坐在这里”的空洞。
九点四十的时候，陆正芳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歉意：“时砚，阿征那边有点堵车，你再等等啊。”
“没事，不急。”林时砚说。
挂了电话他想，城东到城西，这个点不堵车才怪。但如果陆征稍微上点心，出门前查一下路况，或者哪怕提前半个小时出发，都不至于迟到。他没有上心，从始至终都没有。
十点十一分，一辆黑色的车停在民政局门口。
林时砚透过玻璃门看到那辆车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他终于来了”，而是“这车好脏”。不是那种自然落灰的脏，是跑过长途的脏，车轮上还沾着泥。这说明陆征可能连夜从外地赶回来的，也可能是从赛车场直接开过来的，总之不像是专门为领证这件事做了任何准备。
车门打开，陆征下来。
他穿了一件黑色的飞行夹克，里面是白色T恤，下面是工装裤和一双沾了灰的军靴。头发比上次见面长了一点，被风吹得有点乱，脸上的表情跟上次一模一样，懒洋洋的、不耐烦的、好像在说“我来这里是被逼的”。
他没有带任何人。一个人来的，连个经纪人都没带。
他推开玻璃门走进来的时候，民政局大厅里有几个人同时抬起了头。不是因为认出了他是谁，大部分人认不出赛车手，赛车手没有明星那么高的辨识度，而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一种不寻常的气场，像一把没入鞘的刀，随便往哪儿一放都显得格格不入。
陆征站在大厅中间，扫视了一圈，然后看到了角落里的林时砚。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林时砚站起来，把书包带子挎到肩上，朝他走过去。走了两步又停下，因为他不知道是该走近了说“你好”，还是隔着三步远点个头就行。他从来没有跟陆征在同一个空间里单独相处过，连基本的社交脚本都没有。
陆征先开了口。
“带身份证了吗？”
声音不大，语气像在问一个同事有没有带工牌。
“带了。”
“户口本呢？”
“也带了。”
“那走吧。”
简短的对话，像极了两个陌生人被临时凑到一起办个手续。没有“不好意思迟到了”，没有“你等很久了吧”，甚至连一个敷衍的“抱歉”都没有。陆征说完就往柜台方向走，走了两步发现林时砚没跟上来，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眼神没有催促，也没有不耐烦，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这个人还在，没有跑掉。然后他转回去继续走了。
林时砚跟上去。
两个人并排走的时候，林时砚注意到陆征比他高半个头。他之前没注意过这件事，因为之前见面的时候陆征要么坐着，要么离得远。现在两个人肩并肩站着，身高差就很明显了。陆征走路很快，步子很大，林时砚不得不加快脚步才能跟上，但他没有出声让陆征走慢一点。
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阿姨，看到两个人走过来，问了一句：“办结婚？”
陆征说：“嗯。”
林时砚也说了声“嗯”，两个人的声音叠在一起，竟然有一点奇异的和谐。
阿姨接过身份证和户口本，低头核对信息，忽然抬头看了陆征一眼，又看了看林时砚，眼神里有一点好奇，大概是在想这两个人怎么看都不像一对，一个太冷了，一个太安静了，像把冰箱和暖气片放在同一个房间里。
“填表吧。”阿姨递过来两张表格。
两个人各自拿了表，在旁边的台子上填。林时砚填得很认真，一笔一划，字迹端正。他填到“配偶信息”那一栏的时候，下意识看了一眼陆征，陆征正低着头写字，握笔的姿势很奇怪，像是很少写字的人临时被抓来填空。
陆征的字很难看。不是那种“有个性”的难看，是实打实的、小学三年级水平的那种难看。字迹潦草，大小不一，有些笔画还写错了。林时砚瞄了一眼陆征的表格，“职业”一栏填的是“运动员”，配偶姓名那栏写了“林时砚”，“砚”字的右边写成了“见”而不是“见”的正确写法，少了一横。
林时砚犹豫了半秒钟，没有提醒他。
填完表，交表，拍照。
拍照是林时砚唯一紧张的时刻。他之前想过要不要穿好一点，但翻遍衣柜发现最好看的衣服不过是那件深蓝色卫衣，就穿了它来。他站在红色背景布前面，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最后垂在身体两侧，像犯错的学生罚站。
陆征站到他旁边，摄影师说“靠近一点”，两个人都没动。摄影师又说了一遍“靠近一点”，陆征才往林时砚的方向挪了两厘米，肩膀上硬挺的布料擦过林时砚卫衣的袖子，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笑一个。”摄影师说。
林时砚努力地弯了弯嘴角。他知道自己笑得不好看，他很少拍照，不太会控制表情，每次笑起来都有点像在哭。陆征没笑。他面无表情地看着镜头，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神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摄影师按了两次快门，看了看屏幕，似乎想说什么，但看了看陆征的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大概觉得这已经是能拍出来的最好效果了，一个皮笑肉不笑，一个干脆不笑，与其说是结婚照，不如说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办理某种强制性手续。
照片打印出来的时候，林时砚看了一眼。
照片里的两个人站得很近，但中间有一道肉眼可见的缝隙。他的笑容很勉强，陆征的脸很冷。从照片上看，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没有看对方，他看的是镜头，陆征看的也是镜头。两个人的视线平行着往前，像两条永远不会交汇的铁轨。
工作人员把钢印盖上去的时候，发出“咔”的一声。
那声音很脆，像什么东西被锁死了。
“好了。恭喜啊。”工作人员把两个红本本递过来。
陆征伸手拿了自己的那一本，看都没看就揣进了夹克口袋。林时砚双手接过自己的那一本，翻开看了一眼照片、名字、钢印。红色的小本子拿在手里有一个实打实的重量，不像假的，不像梦。
他合上结婚证，小心地放进书包最里面的夹层，跟户口本放在一起。拉好拉链，拍了拍。
陆征已经走到门口了，手搭在门把手上，忽然停下来。他没有回头，只是微微偏了一下头，声音不大，但因为大厅里很安静，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进了林时砚的耳朵里。
“各过各的，别来烦我。”
说完推门出去了。
门在他身后合拢，秋风灌进来，吹起林时砚额前的碎发。他站在原地，把被风吹乱的头发用手指拨了拨，然后低下头，把书包带子往肩上紧了紧。
工作人员阿姨看着他，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安慰的话。但林时砚已经朝门口走了，步子不快不慢，脊背挺得很直。
他走出民政局大门的时候，陆征的车已经不在了。停车场里空空荡荡，只有他自己的旧自行车孤零零地靠在路灯杆上，链条上还挂着昨天沾上的泥。
林时砚站在台阶上，从书包侧袋里摸出自行车钥匙，蹲下去开锁。
阳光照在他后背上，卫衣的布料薄薄的，能隐约看到肩胛骨的形状。他把车锁拿下来，塞进书包里，然后推着自行车往公交车站的方向走。
走了两步，他停下来。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开那个通讯录里存为“陆先生”的号码，打了一行字。
“陆征，我会照顾好自己，不会打扰你。”
打完了，读了读，又删掉了。
“谢谢你来领证。”
删掉了。
“路上开车慢点。”
也删掉了。
最后他什么都没发。把手机揣回兜里，骑上自行车，往学校的方向去了。
骑到半路的时候，风吹得眼睛有点干。他眯了眯眼睛，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很奇怪的念头，民政局那个钢印，盖上去的时候“咔”的一声，像不像快门的声音？
像的，像拍下一张照片，定格了一个瞬间。
而在这个瞬间里，他跟陆征是法定配偶，是法律意义上的“彼此最重要的人”。
哪怕只有这个瞬间。
他蹬了一下踏板，自行车链条发出嘎吱一声响。
前面是个上坡，得使劲。
一条消息都没有。那个发过“别做梦了”的号码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的通讯录里，像一具尸体。林时砚也没有主动联系过。他不是矜持，他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发“你好”显得刻意，发“在吗”显得廉价，发“最近怎么样”又显得不知趣，人家在亚洲各地飞来飞去比赛，你一个在学校食堂吃八块钱套餐的人，问人家“最近怎么样”？
怎么发，感觉都不好，所以他不发。
日子照常过。周一三五有早八，他六点起床，骑二十分钟自行车到学校，上课，做笔记，中午在食堂吃最便宜的那个窗口，下午没课就去奶茶店打工，晚上回宿舍写作业，十一点熄灯，睡觉。
他的室友们都知道他“结婚了”，因为辅导员让填过一个婚育状况表，他如实勾了“已婚”。室友们当时的表情很精彩，有震惊，有好奇，有那种“你逗我呢”的怀疑。林时砚解释了一句“家里安排的”，大家就不问了。不是理解了，是觉得这个话题戳下去会戳出不体面的东西，还是绕开走比较安全。
只有睡他上铺的方旭偶尔会提一句：“你那个老公到底长啥样啊？有没有照片？”
林时砚想了想，他手机里确实没有陆征的照片。他甚至没有存陆征的手机号，那条短信还在，但号码没有存进通讯录。不是故意不存，是不知道怎么存。存“陆征”显得生分，存“老公”又太不要脸。
他最后存的是“陆先生”。
很得体，得体到透着一种殡葬业的气息。
一个月后的一天，陆正芳打电话来，语气比往常急了一些：“时砚，下周一把身份证和户口本带上，去把证领了。我这边找人算过日子了，下周一日子好。”
“……领证？”林时砚握着手机愣了一下。
“结婚证啊，傻孩子。”陆正芳笑了，“婚约都定了，证总得领吧？领了才算数。”
林时砚想问“陆征知道吗”，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答案显而易见，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但不同意。但陆正芳既然这么说了，说明陆家內部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至于陆征本人的意见，大概被归类为“不成熟的想法”，需要被“引导”和“纠正”。
林时砚挂了电话，坐在宿舍床上发了很久的呆。
方旭从上铺探出头来：“怎么了？一脸要去上坟的表情。”
“下周一领证。”林时砚说。
方旭沉默了三秒，然后从上铺翻下来，郑重其事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节哀。”
周一早上，林时砚六点就醒了。
不是紧张，是没睡好。他梦到自己去民政局，排了很久的队，轮到他的时候柜台后面的人说：“你一个人来不行，得两个人都来。”他站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手里攥着户口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醒来之后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觉得这个梦很可笑。因为他根本不觉得陆征会出现。
他甚至做好了准备，如果陆征不来，他就自己坐公交车回来，该上课上课，该打工打工。反正丢人的不是他。
出门的时候他把户口本和身份证反复检查了三遍，装进书包最里面的夹层。沈丽华非要跟着去，说“第一次领证得有个长辈陪着”，林建国在边上小声说了句“难道还有第二次”，被沈丽华瞪了回去。
民政局在城西，离学校四十分钟公交车。陆正芳说会有人来接，但林时砚说了不用，自己过去就行。他不是客气，是真的不想坐在陆家的车里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
公交车上人不多，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书包抱在怀里。窗外的梧桐树还没完全落叶，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在他脸上晃来晃去。他把手机掏出来看了一眼，没有新消息。
他在民政局门口等了多久？
一个小时零十三分钟。
到的时候民政局刚开门，他取了号，是第三号。工作人员说前面两个号已经进去了，让他等着叫号。他就坐在大厅的塑料椅子上等着，抱着书包，看着一对一对的人走进去、走出来。有的笑嘻嘻的，有的一脸平静，有的还在门口吵了两句才进去。
每一对都是两个人。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显得有点突兀。保安看了他两眼，大概以为是来离婚的，但看了看他的脸又觉得不像，太年轻了，而且表情不像离婚那种咬牙切齿的平静，更像是一种“不知道为什么会坐在这里”的空洞。
九点四十的时候，陆正芳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歉意：“时砚，阿征那边有点堵车，你再等等啊。”
“没事，不急。”林时砚说。
挂了电话他想，城东到城西，这个点不堵车才怪。但如果陆征稍微上点心，出门前查一下路况，或者哪怕提前半个小时出发，都不至于迟到。他没有上心，从始至终都没有。
十点十一分，一辆黑色的车停在民政局门口。
林时砚透过玻璃门看到那辆车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他终于来了”，而是“这车好脏”。不是那种自然落灰的脏，是跑过长途的脏，车轮上还沾着泥。这说明陆征可能连夜从外地赶回来的，也可能是从赛车场直接开过来的，总之不像是专门为领证这件事做了任何准备。
车门打开，陆征下来。
他穿了一件黑色的飞行夹克，里面是白色T恤，下面是工装裤和一双沾了灰的军靴。头发比上次见面长了一点，被风吹得有点乱，脸上的表情跟上次一模一样，懒洋洋的、不耐烦的、好像在说“我来这里是被逼的”。
他没有带任何人。一个人来的，连个经纪人都没带。
他推开玻璃门走进来的时候，民政局大厅里有几个人同时抬起了头。不是因为认出了他是谁，大部分人认不出赛车手，赛车手没有明星那么高的辨识度，而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一种不寻常的气场，像一把没入鞘的刀，随便往哪儿一放都显得格格不入。
陆征站在大厅中间，扫视了一圈，然后看到了角落里的林时砚。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林时砚站起来，把书包带子挎到肩上，朝他走过去。走了两步又停下，因为他不知道是该走近了说“你好”，还是隔着三步远点个头就行。他从来没有跟陆征在同一个空间里单独相处过，连基本的社交脚本都没有。
陆征先开了口。
“带身份证了吗？”
声音不大，语气像在问一个同事有没有带工牌。
“带了。”
“户口本呢？”
“也带了。”
“那走吧。”
简短的对话，像极了两个陌生人被临时凑到一起办个手续。没有“不好意思迟到了”，没有“你等很久了吧”，甚至连一个敷衍的“抱歉”都没有。陆征说完就往柜台方向走，走了两步发现林时砚没跟上来，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眼神没有催促，也没有不耐烦，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这个人还在，没有跑掉。然后他转回去继续走了。
林时砚跟上去。
两个人并排走的时候，林时砚注意到陆征比他高半个头。他之前没注意过这件事，因为之前见面的时候陆征要么坐着，要么离得远。现在两个人肩并肩站着，身高差就很明显了。陆征走路很快，步子很大，林时砚不得不加快脚步才能跟上，但他没有出声让陆征走慢一点。
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阿姨，看到两个人走过来，问了一句：“办结婚？”
陆征说：“嗯。”
林时砚也说了声“嗯”，两个人的声音叠在一起，竟然有一点奇异的和谐。
阿姨接过身份证和户口本，低头核对信息，忽然抬头看了陆征一眼，又看了看林时砚，眼神里有一点好奇，大概是在想这两个人怎么看都不像一对，一个太冷了，一个太安静了，像把冰箱和暖气片放在同一个房间里。
“填表吧。”阿姨递过来两张表格。
两个人各自拿了表，在旁边的台子上填。林时砚填得很认真，一笔一划，字迹端正。他填到“配偶信息”那一栏的时候，下意识看了一眼陆征，陆征正低着头写字，握笔的姿势很奇怪，像是很少写字的人临时被抓来填空。
陆征的字很难看。不是那种“有个性”的难看，是实打实的、小学三年级水平的那种难看。字迹潦草，大小不一，有些笔画还写错了。林时砚瞄了一眼陆征的表格，“职业”一栏填的是“运动员”，配偶姓名那栏写了“林时砚”，“砚”字的右边写成了“见”而不是“见”的正确写法，少了一横。
林时砚犹豫了半秒钟，没有提醒他。
填完表，交表，拍照。
拍照是林时砚唯一紧张的时刻。他之前想过要不要穿好一点，但翻遍衣柜发现最好看的衣服不过是那件深蓝色卫衣，就穿了它来。他站在红色背景布前面，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最后垂在身体两侧，像犯错的学生罚站。
陆征站到他旁边，摄影师说“靠近一点”，两个人都没动。摄影师又说了一遍“靠近一点”，陆征才往林时砚的方向挪了两厘米，肩膀上硬挺的布料擦过林时砚卫衣的袖子，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笑一个。”摄影师说。
林时砚努力地弯了弯嘴角。他知道自己笑得不好看，他很少拍照，不太会控制表情，每次笑起来都有点像在哭。陆征没笑。他面无表情地看着镜头，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神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摄影师按了两次快门，看了看屏幕，似乎想说什么，但看了看陆征的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大概觉得这已经是能拍出来的最好效果了，一个皮笑肉不笑，一个干脆不笑，与其说是结婚照，不如说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办理某种强制性手续。
照片打印出来的时候，林时砚看了一眼。
照片里的两个人站得很近，但中间有一道肉眼可见的缝隙。他的笑容很勉强，陆征的脸很冷。从照片上看，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没有看对方，他看的是镜头，陆征看的也是镜头。两个人的视线平行着往前，像两条永远不会交汇的铁轨。
工作人员把钢印盖上去的时候，发出“咔”的一声。
那声音很脆，像什么东西被锁死了。
“好了。恭喜啊。”工作人员把两个红本本递过来。
陆征伸手拿了自己的那一本，看都没看就揣进了夹克口袋。林时砚双手接过自己的那一本，翻开看了一眼照片、名字、钢印。红色的小本子拿在手里有一个实打实的重量，不像假的，不像梦。
他合上结婚证，小心地放进书包最里面的夹层，跟户口本放在一起。拉好拉链，拍了拍。
陆征已经走到门口了，手搭在门把手上，忽然停下来。他没有回头，只是微微偏了一下头，声音不大，但因为大厅里很安静，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进了林时砚的耳朵里。
“各过各的，别来烦我。”
说完推门出去了。
门在他身后合拢，秋风灌进来，吹起林时砚额前的碎发。他站在原地，把被风吹乱的头发用手指拨了拨，然后低下头，把书包带子往肩上紧了紧。
工作人员阿姨看着他，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安慰的话。但林时砚已经朝门口走了，步子不快不慢，脊背挺得很直。
他走出民政局大门的时候，陆征的车已经不在了。停车场里空空荡荡，只有他自己的旧自行车孤零零地靠在路灯杆上，链条上还挂着昨天沾上的泥。
林时砚站在台阶上，从书包侧袋里摸出自行车钥匙，蹲下去开锁。
阳光照在他后背上，卫衣的布料薄薄的，能隐约看到肩胛骨的形状。他把车锁拿下来，塞进书包里，然后推着自行车往公交车站的方向走。
走了两步，他停下来。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开那个通讯录里存为“陆先生”的号码，打了一行字。
“陆征，我会照顾好自己，不会打扰你。”
打完了，读了读，又删掉了。
“谢谢你来领证。”
删掉了。
“路上开车慢点。”
也删掉了。
最后他什么都没发。把手机揣回兜里，骑上自行车，往学校的方向去了。
骑到半路的时候，风吹得眼睛有点干。他眯了眯眼睛，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很奇怪的念头，民政局那个钢印，盖上去的时候“咔”的一声，像不像快门的声音？
像的，像拍下一张照片，定格了一个瞬间。
而在这个瞬间里，他跟陆征是法定配偶，是法律意义上的“彼此最重要的人”。
哪怕只有这个瞬间。
他蹬了一下踏板，自行车链条发出嘎吱一声响。
前面是个上坡，得使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