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卢歌
卢歌的工作室在老城区一栋旧居民楼的顶层，没有电梯，楼梯窄得只能容一个人走。
墙皮剥落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的红砖，扶手是铁的，锈迹斑斑，摸上去粗糙得像砂纸。
我爬到五楼的时候，已经出了一层薄汗，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两层，最后那截楼梯是摸黑上来的。
门没关，虚掩着，里面透出昏黄的光。我敲了两下，推门进去。
屋子很小，大概二十来平米，被隔成两半。外面是办公区，一张大桌子占了大半空间，上面堆满了资料、报纸、笔记本，还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用纸巾盖着。
靠墙是一排铁皮柜，漆面斑驳，有几扇门关不严，里面的文件撑得鼓鼓囊囊的。里面那半间拉着布帘子，看不到，但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咖啡味，混着纸张发霉的气息。
卢歌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三四本翻开的笔记本，手里夹着一支笔，头发随意扎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额前。她抬头看我一眼，下巴朝旁边的椅子扬了扬。
“坐。吃了吗？”
“吃了。”我在椅子上坐下，环顾了一圈，“你这里……资料挺多的。”
“都是没用的。”她自嘲地笑了一声，“有用的一件都找不到。”
她把笔放下，身体往后一靠，椅背发出吱呀一声，“你电话里说，要查一个人？”
“嗯。”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她。上面写着一个名字——阿城。只有两个字，没有姓，没有日期，没有任何别的信息。
卢歌接过去看了一眼，眉头微微皱起。“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之前你说那个跳楼的学生，名字没找到。我后来想了想，好像有人提过，叫什么……城。不确定。”
她没有追问，把纸条放在桌上，转身打开身后的铁皮柜。柜子里全是文件袋，按年份排着，有些已经泛黄发脆。
她翻了一会儿，抽出最底下的一个，袋子上贴着一张标签，字迹已经模糊了。
“这是我爷爷留下的。”她说着，把文件袋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叠剪报。纸张脆得厉害，边缘发黑，一碰就掉渣。她小心翼翼地翻着，动作很轻，像在拆一个易碎品。
“你爷爷是记者？”我问。
“以前是。”她头也没抬，“退休之后也没闲着，攒了一屋子剪报。去世之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才发现这些东西。”她翻到其中一页，停下来，把剪报轻轻抽出来，放在桌上。
纸张已经泛黄了，折痕很深，有几处字迹被水渍洇开，看不太清。但标题还能辨认——《学生坠楼身亡 校方称“与学校无关”》。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卢歌没有说话，只是把剪报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低头看去，报道很短，只有几百字，夹在报纸的角落里，像是被随手塞进去的。
内容大致是：某中学学生习城，在家中坠楼身亡，警方初步认定为自杀。该生此前曾长期遭受校园暴力，但学校方面表示“对此不知情”，并称“该生在校期间表现正常，无异常记录”。
如卢歌之前说的那样。
报道里没有写具体的暴力内容，没有写施害者的名字，没有写任何细节。只有一个名字——习城。和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只能勉强辨认出是一个少年，瘦瘦的，头发有点长，看不清脸。
“习城。”我念出这个名字，声音有点哑。
卢歌点了点头。“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份报道。我爷爷当时剪下来的，其他地方都没有。”
“学校后来起诉了他的家人？”我问。
“起诉了他爷爷。”卢歌的声音很平静，“报道里没写，但我后来查到了法院的记录。学校告他诽谤，胜诉了。赔偿金额不算大，但对一个老人来说……”她没有说下去。
我盯着那篇报道，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习城。跳楼。校园暴力。学校不知情。
每一个词都像一根针，扎在眼睛里，拔不出来。
“还有别的吗？”我问。
卢歌犹豫了一下，又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纸。不是剪报，是复印件，模糊得厉害，像是被复印了很多次。上面是一份表格，抬头写着“马戈中学学生登记表（1998年秋季）”。
“这是我从一个退休老师那里弄到的，”她说，“他不肯多说，只给了我这个。”
我接过来，目光扫过表格上的名字。一行一行，一排一排，密密麻麻的。我的手指顺着名单往下滑，滑到中间的时候，停住了。
习城。班级：高一（三）班。紧急联系人：罗卫国。关系：叔叔。
罗卫国。罗文彬的父亲。
我的手指停在那个名字上，没有动。
“你认识这个人？”卢歌问。
我没有回答。继续往下看。登记表的最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备注栏里写着：该生由罗卫国代为注册，监护人签字处是空白的。
罗文彬的父亲，替习城注册。罗文彬和习城，是什么关系？
“还有一样东西。”卢歌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很旧了，边角磨得起毛。她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几张照片。
第一张是集体照，几十个少年站成几排，穿着校服，表情严肃。第二张是两个少年站在操场上，背后是教学楼，阳光很好，他们的影子拖在地上，长长的，交叠在一起。
左边的那个，瘦瘦的，头发有点长，眯着眼睛笑，和剪报上那张模糊的照片很像。右边的那个，眉目温和，笑得很轻，站姿有点拘谨，手垂在身侧，指尖微微蜷着。
我认识这张脸。
罗文彬。
卢歌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还能看清。
“真的是校园暴力吗？”
“什么？你还好吗？”卢歌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没有回答。我盯着照片上那两张年轻的脸。一个在笑，一个也在笑。
他们站在那里，肩膀挨着肩膀，影子交叠在一起，以为日子会很长，以为永远真的能是永远。
他们不知道。一个人会从楼上跳下去，连名字都被抹掉。另一个人会回到这所学校，一待就是二十年，看着同样的恶在同样的地方生长，什么都做不了。
“袁老师？”卢歌又叫了一声。
我抬起头。她的表情有些担心。
“这个人的事，”我的声音很哑，指了指照片上的习城，“你还查到别的吗？”
卢歌摇头。“只知道他在这所学校读过书，具体的……查不到。”
查不到。又是查不到。马戈中学就像一个黑洞，所有东西掉进去，都会被吞没，连回声都没有。
我把照片放在桌上，手撑在桌面上，深吸了一口气。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慌，喘不上气。
卢歌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坐在对面，看着我。窗外有鸽子飞过，翅膀扑棱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很快又消失了。
“这个，”我指了指那张照片，“我能带走吗？”
卢歌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复印件可以。原件我得留着。”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台旧复印机，接通电源，嗡嗡响了一会儿才启动。
她把复印件递给我。纸还是热的。
“谢谢。”我说。
卢歌摇了摇头，把照片收回信封里，动作很轻，像在放一件易碎品。
我站在桌前，手里攥着那张复印件。
“袁老师，”卢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这个人……很重要吗？”
我没有回头。
“很重要。”
我看着照片上年轻的罗文彬。他的笑容那么轻，那么干净，和现在那个手指总在转表的罗文彬，像两个人。
卢歌没有再问。
“对了，这个给你。”我把账本给她，“对你挖掘真相很有用，或许可以借助他们的敌人。”
说罢，我便走了。
走出卢歌的工作室，楼道里很暗。我摸着扶手往下走，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一下，一下，一下。
外面的阳光很好，照得整条街都亮堂堂的。我站在楼下，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把那复印件从口袋里拿出来，展开。
阳光落在纸上，照在那行模糊的字迹上。
我把复印件重新折好，放进口袋里。贴着胸口，和小丑画报放在一起。
墙皮剥落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的红砖，扶手是铁的，锈迹斑斑，摸上去粗糙得像砂纸。
我爬到五楼的时候，已经出了一层薄汗，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两层，最后那截楼梯是摸黑上来的。
门没关，虚掩着，里面透出昏黄的光。我敲了两下，推门进去。
屋子很小，大概二十来平米，被隔成两半。外面是办公区，一张大桌子占了大半空间，上面堆满了资料、报纸、笔记本，还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用纸巾盖着。
靠墙是一排铁皮柜，漆面斑驳，有几扇门关不严，里面的文件撑得鼓鼓囊囊的。里面那半间拉着布帘子，看不到，但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咖啡味，混着纸张发霉的气息。
卢歌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三四本翻开的笔记本，手里夹着一支笔，头发随意扎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额前。她抬头看我一眼，下巴朝旁边的椅子扬了扬。
“坐。吃了吗？”
“吃了。”我在椅子上坐下，环顾了一圈，“你这里……资料挺多的。”
“都是没用的。”她自嘲地笑了一声，“有用的一件都找不到。”
她把笔放下，身体往后一靠，椅背发出吱呀一声，“你电话里说，要查一个人？”
“嗯。”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她。上面写着一个名字——阿城。只有两个字，没有姓，没有日期，没有任何别的信息。
卢歌接过去看了一眼，眉头微微皱起。“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之前你说那个跳楼的学生，名字没找到。我后来想了想，好像有人提过，叫什么……城。不确定。”
她没有追问，把纸条放在桌上，转身打开身后的铁皮柜。柜子里全是文件袋，按年份排着，有些已经泛黄发脆。
她翻了一会儿，抽出最底下的一个，袋子上贴着一张标签，字迹已经模糊了。
“这是我爷爷留下的。”她说着，把文件袋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叠剪报。纸张脆得厉害，边缘发黑，一碰就掉渣。她小心翼翼地翻着，动作很轻，像在拆一个易碎品。
“你爷爷是记者？”我问。
“以前是。”她头也没抬，“退休之后也没闲着，攒了一屋子剪报。去世之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才发现这些东西。”她翻到其中一页，停下来，把剪报轻轻抽出来，放在桌上。
纸张已经泛黄了，折痕很深，有几处字迹被水渍洇开，看不太清。但标题还能辨认——《学生坠楼身亡 校方称“与学校无关”》。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卢歌没有说话，只是把剪报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低头看去，报道很短，只有几百字，夹在报纸的角落里，像是被随手塞进去的。
内容大致是：某中学学生习城，在家中坠楼身亡，警方初步认定为自杀。该生此前曾长期遭受校园暴力，但学校方面表示“对此不知情”，并称“该生在校期间表现正常，无异常记录”。
如卢歌之前说的那样。
报道里没有写具体的暴力内容，没有写施害者的名字，没有写任何细节。只有一个名字——习城。和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只能勉强辨认出是一个少年，瘦瘦的，头发有点长，看不清脸。
“习城。”我念出这个名字，声音有点哑。
卢歌点了点头。“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份报道。我爷爷当时剪下来的，其他地方都没有。”
“学校后来起诉了他的家人？”我问。
“起诉了他爷爷。”卢歌的声音很平静，“报道里没写，但我后来查到了法院的记录。学校告他诽谤，胜诉了。赔偿金额不算大，但对一个老人来说……”她没有说下去。
我盯着那篇报道，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习城。跳楼。校园暴力。学校不知情。
每一个词都像一根针，扎在眼睛里，拔不出来。
“还有别的吗？”我问。
卢歌犹豫了一下，又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纸。不是剪报，是复印件，模糊得厉害，像是被复印了很多次。上面是一份表格，抬头写着“马戈中学学生登记表（1998年秋季）”。
“这是我从一个退休老师那里弄到的，”她说，“他不肯多说，只给了我这个。”
我接过来，目光扫过表格上的名字。一行一行，一排一排，密密麻麻的。我的手指顺着名单往下滑，滑到中间的时候，停住了。
习城。班级：高一（三）班。紧急联系人：罗卫国。关系：叔叔。
罗卫国。罗文彬的父亲。
我的手指停在那个名字上，没有动。
“你认识这个人？”卢歌问。
我没有回答。继续往下看。登记表的最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备注栏里写着：该生由罗卫国代为注册，监护人签字处是空白的。
罗文彬的父亲，替习城注册。罗文彬和习城，是什么关系？
“还有一样东西。”卢歌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很旧了，边角磨得起毛。她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几张照片。
第一张是集体照，几十个少年站成几排，穿着校服，表情严肃。第二张是两个少年站在操场上，背后是教学楼，阳光很好，他们的影子拖在地上，长长的，交叠在一起。
左边的那个，瘦瘦的，头发有点长，眯着眼睛笑，和剪报上那张模糊的照片很像。右边的那个，眉目温和，笑得很轻，站姿有点拘谨，手垂在身侧，指尖微微蜷着。
我认识这张脸。
罗文彬。
卢歌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还能看清。
“真的是校园暴力吗？”
“什么？你还好吗？”卢歌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没有回答。我盯着照片上那两张年轻的脸。一个在笑，一个也在笑。
他们站在那里，肩膀挨着肩膀，影子交叠在一起，以为日子会很长，以为永远真的能是永远。
他们不知道。一个人会从楼上跳下去，连名字都被抹掉。另一个人会回到这所学校，一待就是二十年，看着同样的恶在同样的地方生长，什么都做不了。
“袁老师？”卢歌又叫了一声。
我抬起头。她的表情有些担心。
“这个人的事，”我的声音很哑，指了指照片上的习城，“你还查到别的吗？”
卢歌摇头。“只知道他在这所学校读过书，具体的……查不到。”
查不到。又是查不到。马戈中学就像一个黑洞，所有东西掉进去，都会被吞没，连回声都没有。
我把照片放在桌上，手撑在桌面上，深吸了一口气。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慌，喘不上气。
卢歌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坐在对面，看着我。窗外有鸽子飞过，翅膀扑棱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很快又消失了。
“这个，”我指了指那张照片，“我能带走吗？”
卢歌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复印件可以。原件我得留着。”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台旧复印机，接通电源，嗡嗡响了一会儿才启动。
她把复印件递给我。纸还是热的。
“谢谢。”我说。
卢歌摇了摇头，把照片收回信封里，动作很轻，像在放一件易碎品。
我站在桌前，手里攥着那张复印件。
“袁老师，”卢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这个人……很重要吗？”
我没有回头。
“很重要。”
我看着照片上年轻的罗文彬。他的笑容那么轻，那么干净，和现在那个手指总在转表的罗文彬，像两个人。
卢歌没有再问。
“对了，这个给你。”我把账本给她，“对你挖掘真相很有用，或许可以借助他们的敌人。”
说罢，我便走了。
走出卢歌的工作室，楼道里很暗。我摸着扶手往下走，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一下，一下，一下。
外面的阳光很好，照得整条街都亮堂堂的。我站在楼下，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把那复印件从口袋里拿出来，展开。
阳光落在纸上，照在那行模糊的字迹上。
我把复印件重新折好，放进口袋里。贴着胸口，和小丑画报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