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个脚印
接下来的日子，裴景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
钢琴班很快就报上了。他妈妈在离家三站路的地方找到了一家琴行，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周，据说是省歌舞团退下来的钢琴演奏员，琴弹得好，脾气也大。裴景去试课那天，周老师让他把手伸出来看了看，又让他随便在琴键上按了几下，面无表情地说：“手型还行，就是太软了，得练。”
裴景知道自己的手型不好。七岁的小孩，手指关节还没发育完全，力气也小，按琴键的时候容易塌指。前世的他就是在这一步放弃的——练了一个月的手型，每天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手，怎么都摆不对，烦了，不想练了。
但这辈子的他不会了。
他每天放学后先去琴行练一个小时琴，回家写完作业再练半个小时。周末更是一天练三四个小时，小小的身体坐在琴凳上，脚够不着地，就在脚下垫一个凳子，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周老师一开始觉得他只是三分钟热度，但一个月下来，看到他风雨无阻地出现在琴行，练到手酸了甩一甩继续练，眼神里的挑剔慢慢变成了赞许。
“你这个小徒弟，是个练琴的料。”有一天周老师对他妈妈说，“别的小孩练二十分钟就坐不住了，他能坐两个小时。不是天赋有多高，是坐得住，肯下功夫。这样的孩子，学什么都能成。”
他妈听了高兴得不行，回来就跟裴景说了。裴景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他当然坐得住，一个经历过死亡的人，什么苦都吃得下。比起被人用烟灰缸砸碎后脑勺，练琴算什么苦？比起眼睁睁看着自己爱了十年的人背叛自己，手指酸痛算什么苦？
学钢琴只是第一步。裴景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他前世虽然没学过多少东西，但他有一个习惯——喜欢看各种才艺类的节目和选秀。从小学时看《超级女声》，到后来的《中国好声音》《舞蹈风暴》《声入人心》，再到那些偶像选秀节目，他几乎一集不落地看完了。他不仅看，还喜欢研究选手们的表现，哪个选手的vocal好，哪个选手的舞蹈强，哪个选手的舞台表现力炸裂，他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前世他看这些节目的时候，总有一种隐隐的遗憾——如果当初我也学了，会不会也能站在那样的舞台上？
这辈子，他不让遗憾发生了。
钢琴之外，他重新捡起了美术。前世的他学了两年画画，基本功还在，虽然手已经生了，但七岁的身体给了他一个巨大的优势——他的手还没定型，一切都来得及从头开始。他跟他妈说想学画画的时候，他妈惊讶了一下：“你不是说不画了吗？”裴景说：“我现在又想画了。”他妈看了他一眼，没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去给他报了一个少儿美术班。
然后是书法。裴景发现前世很多技能都是有内在联系的——书法练的是手腕的控制力，而手腕的控制力对钢琴的触键和舞蹈的手部动作都有帮助。他跟他爸说要学书法的时候，他爸已经开始习惯了：“行，你去试试。”语气里带着一种“反正你已经在学两样了，不差这一样”的无奈。
裴景知道自己这样很累。一个七岁的小孩，同时学钢琴、美术、书法，还要正常上学，时间被排得满满当当。他的同学们放学后可以看电视、打游戏、在小区里疯跑，他放学后要去琴行、画室、书法班。周末别的小朋友去游乐园，他去上课。但他不觉得苦，他甚至觉得充实。每一分钟都有事做，每一个小时都在变强，这种感觉太好了，好到他不想停下来。
三个月后，他爸兑现了承诺，给他买了一架钢琴。珠江牌的，立式，八千多块，是他爸三个月的工资。钢琴送到家的那天，裴景坐在琴凳上，摸着黑白分明的琴键，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琴键上。他妈吓了一跳：“怎么了？不喜欢吗？”裴景摇摇头，笑着说：“喜欢，特别喜欢。”
他不是因为喜欢而哭。他是想到了前世。前世的他也想学钢琴，也想要一架自己的钢琴，但他爸说要买的时候，他嫌八千块太贵了，说“我不学了”。他不是心疼他爸的钱，他是觉得八千块买一架钢琴太贵了，不如省下来跟陆沉舟出去玩。现在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蠢啊。他把所有的心都掏给了陆沉舟，却把父母的爱当成理所当然。
这辈子不会了。这辈子，他要让爸妈过上好日子。不是以后，是现在——他要尽快强大起来，用自己赚的钱，让爸妈不用再穿洗得发白的衣服，不用再为了一百块钱的补习班犹豫半天。
学琴半年后，裴景做了一件让周老师都惊讶的事——他主动要求考级。
“你才学了半年，考一级？”周老师推了推眼镜，“一级虽然不难，但你学的时间太短，基础还不够扎实。”
裴景没跟他争辩，直接在钢琴上弹了一首二级的曲子。他前世虽然没有系统地学过钢琴，但他大学时自学过一点乐理，也试着在网上找过教程。重生之后，他把前世的那些零散知识和新学的技巧结合起来，进步速度远超同龄人。半年下来，他的实际水平已经不止一级了。
周老师听完他弹的曲子，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行，你考二级吧。”
裴景考了二级，过了。然后是三级、四级、五级。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攀登者，一级一级地往上爬，每次考级都是优秀。周老师后来逢人就说：“我有个学生，七岁开始学琴，一年考两级，全是优秀，这孩子就是为钢琴生的。”裴景听到这话只是笑笑，心想，我不是为钢琴生的，我是为舞台生的。钢琴只是工具，不是终点。
九岁那年，裴景参加了市里的少儿钢琴比赛，拿了第一名。这是他重生以来的第一个奖项，奖杯是一个水晶的小三角钢琴，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他站在领奖台上，镁光灯打在脸上，台下有人在鼓掌，有人在拍照。裴景看着那些光，忽然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不是激动，不是兴奋，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安心。就好像他天生就应该站在灯光下，被所有人注视。
他想，这就是舞台的感觉。
从那天起，裴景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他要出道，要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不是为了证明什么给陆沉舟看——事实上，他已经在努力不去想那个人了——而是为了自己。他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想看看一个死过一次的人，这辈子能活成什么样。
但裴景不知道的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人，正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走向同样的终点。
那是2008年的秋天，裴景九岁，刚刚在市里的钢琴比赛拿了奖。而在离他三百公里的另一个城市，一个叫沈墨的男孩，正跪在冰冷的地板上，面前摊着一本翻烂了的舞蹈教材，对着家里那面破旧的穿衣镜，一遍一遍地练习着一个基本的旋转动作。
他比裴景大一岁，但处境比裴景艰难一百倍。
沈墨的童年没有钢琴，没有画室，没有书法班。他有的只是一间出租屋，一个酗酒的父亲，和一个在他五岁那年就离开了的母亲。他最早的记忆不是玩具和动画片，而是父亲摔碎的酒瓶和半夜砸门的声音。他学会的第一个技能不是说话和走路，而是在父亲发酒疯的时候把自己藏进衣柜里，捂住耳朵，一声不吭地等到天亮。
舞蹈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
六岁那年，学校组织文艺汇演，他被老师选中参加一个集体舞节目。那是他第一次站在舞台上，穿着借来的舞蹈服，脚下是粗糙的木板地，头顶是刺眼的舞台灯。音乐响起的那一刻，他浑身都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几乎要把他淹没的兴奋。他觉得自己活过来了，觉得自己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是为了这一刻而活着。
从那天起，他就开始自己练舞。没有老师教，他就看电视上的舞蹈节目，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模仿。没有练功房，他就在出租屋的客厅里练，把家具推到墙边，腾出一块空地。没有把杆，他就扶着椅背练平衡。他甚至没有一双像样的舞鞋，只能穿着破旧的运动鞋在地板上跳，脚底磨出水泡也不停。
他的父亲不支持他跳舞。在父亲眼里，跳舞是女孩子才做的事，男孩子跳舞就是丢人现眼。每次发现他在练舞，父亲都会暴怒，把电视关掉，把椅子踢翻，有时候还会动手。沈墨身上常年带着伤，但那些伤从来不是因为练舞——练舞的伤他从来不觉得疼，只有父亲拳头落下来的伤，才会在深夜里隐隐作痛。
九岁那年，沈墨做了一个决定。他要考艺校。
他知道这是他能走的最好的路。普通学校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只有艺校，才能让他名正言顺地学舞，才能让他离舞台近一点，再近一点。他也知道艺校的学费很贵，他父亲不会出钱，所以他瞒着父亲偷偷准备了半年，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练功，练到六点去上学，放学后再练三个小时，练到整栋楼的人都在敲墙抗议。
面试那天，他一个人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了省艺校的考场。考场里全是穿着专业练功服、带着家长陪同的考生，只有他一个人穿着校服，球鞋上还沾着泥，手里提着一个装了一瓶水和两个馒头的塑料袋。
他考了第一名。
考官后来跟他说，他的基本功不算最好，但眼神里的那股劲儿，是所有考生里最强的。那种劲儿叫什么，考官说不出来，但沈墨知道——那种劲儿叫活路。跳舞是他唯一的活路，是他逃离那个破败的家、逃离那个酗酒的父亲、逃离那种看不到尽头的生活的唯一方式。
但他最终还是没能去成艺校。因为学费。一年两万八的学费，加上住宿费、伙食费、服装费，少说也要四万块。他的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先是破口大骂，然后冷笑一声说：“你要去可以，自己赚钱。我没钱给你糟蹋。”
沈墨没有哭。他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他都不记得了。他只是把艺校的录取通知书折好，塞进书包最里层的夹缝里，然后继续练舞。
没有老师教，就自己学。没有专业场地，就在客厅里练。没有观众，就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跳。他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他会站上真正的舞台，让所有人都看到他。到那一天，没有人能再拦着他。
而在三百公里外的裴景，正坐在温暖的家里，弹着他爸花三个月工资买来的钢琴，吃着妈妈做的糖醋排骨，计划着下一步要学什么。
他们还不知道，两条截然不同的命运线，正在以一种谁也无法预料的方式，缓缓靠近。
钢琴班很快就报上了。他妈妈在离家三站路的地方找到了一家琴行，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周，据说是省歌舞团退下来的钢琴演奏员，琴弹得好，脾气也大。裴景去试课那天，周老师让他把手伸出来看了看，又让他随便在琴键上按了几下，面无表情地说：“手型还行，就是太软了，得练。”
裴景知道自己的手型不好。七岁的小孩，手指关节还没发育完全，力气也小，按琴键的时候容易塌指。前世的他就是在这一步放弃的——练了一个月的手型，每天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手，怎么都摆不对，烦了，不想练了。
但这辈子的他不会了。
他每天放学后先去琴行练一个小时琴，回家写完作业再练半个小时。周末更是一天练三四个小时，小小的身体坐在琴凳上，脚够不着地，就在脚下垫一个凳子，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周老师一开始觉得他只是三分钟热度，但一个月下来，看到他风雨无阻地出现在琴行，练到手酸了甩一甩继续练，眼神里的挑剔慢慢变成了赞许。
“你这个小徒弟，是个练琴的料。”有一天周老师对他妈妈说，“别的小孩练二十分钟就坐不住了，他能坐两个小时。不是天赋有多高，是坐得住，肯下功夫。这样的孩子，学什么都能成。”
他妈听了高兴得不行，回来就跟裴景说了。裴景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他当然坐得住，一个经历过死亡的人，什么苦都吃得下。比起被人用烟灰缸砸碎后脑勺，练琴算什么苦？比起眼睁睁看着自己爱了十年的人背叛自己，手指酸痛算什么苦？
学钢琴只是第一步。裴景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他前世虽然没学过多少东西，但他有一个习惯——喜欢看各种才艺类的节目和选秀。从小学时看《超级女声》，到后来的《中国好声音》《舞蹈风暴》《声入人心》，再到那些偶像选秀节目，他几乎一集不落地看完了。他不仅看，还喜欢研究选手们的表现，哪个选手的vocal好，哪个选手的舞蹈强，哪个选手的舞台表现力炸裂，他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前世他看这些节目的时候，总有一种隐隐的遗憾——如果当初我也学了，会不会也能站在那样的舞台上？
这辈子，他不让遗憾发生了。
钢琴之外，他重新捡起了美术。前世的他学了两年画画，基本功还在，虽然手已经生了，但七岁的身体给了他一个巨大的优势——他的手还没定型，一切都来得及从头开始。他跟他妈说想学画画的时候，他妈惊讶了一下：“你不是说不画了吗？”裴景说：“我现在又想画了。”他妈看了他一眼，没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去给他报了一个少儿美术班。
然后是书法。裴景发现前世很多技能都是有内在联系的——书法练的是手腕的控制力，而手腕的控制力对钢琴的触键和舞蹈的手部动作都有帮助。他跟他爸说要学书法的时候，他爸已经开始习惯了：“行，你去试试。”语气里带着一种“反正你已经在学两样了，不差这一样”的无奈。
裴景知道自己这样很累。一个七岁的小孩，同时学钢琴、美术、书法，还要正常上学，时间被排得满满当当。他的同学们放学后可以看电视、打游戏、在小区里疯跑，他放学后要去琴行、画室、书法班。周末别的小朋友去游乐园，他去上课。但他不觉得苦，他甚至觉得充实。每一分钟都有事做，每一个小时都在变强，这种感觉太好了，好到他不想停下来。
三个月后，他爸兑现了承诺，给他买了一架钢琴。珠江牌的，立式，八千多块，是他爸三个月的工资。钢琴送到家的那天，裴景坐在琴凳上，摸着黑白分明的琴键，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琴键上。他妈吓了一跳：“怎么了？不喜欢吗？”裴景摇摇头，笑着说：“喜欢，特别喜欢。”
他不是因为喜欢而哭。他是想到了前世。前世的他也想学钢琴，也想要一架自己的钢琴，但他爸说要买的时候，他嫌八千块太贵了，说“我不学了”。他不是心疼他爸的钱，他是觉得八千块买一架钢琴太贵了，不如省下来跟陆沉舟出去玩。现在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蠢啊。他把所有的心都掏给了陆沉舟，却把父母的爱当成理所当然。
这辈子不会了。这辈子，他要让爸妈过上好日子。不是以后，是现在——他要尽快强大起来，用自己赚的钱，让爸妈不用再穿洗得发白的衣服，不用再为了一百块钱的补习班犹豫半天。
学琴半年后，裴景做了一件让周老师都惊讶的事——他主动要求考级。
“你才学了半年，考一级？”周老师推了推眼镜，“一级虽然不难，但你学的时间太短，基础还不够扎实。”
裴景没跟他争辩，直接在钢琴上弹了一首二级的曲子。他前世虽然没有系统地学过钢琴，但他大学时自学过一点乐理，也试着在网上找过教程。重生之后，他把前世的那些零散知识和新学的技巧结合起来，进步速度远超同龄人。半年下来，他的实际水平已经不止一级了。
周老师听完他弹的曲子，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行，你考二级吧。”
裴景考了二级，过了。然后是三级、四级、五级。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攀登者，一级一级地往上爬，每次考级都是优秀。周老师后来逢人就说：“我有个学生，七岁开始学琴，一年考两级，全是优秀，这孩子就是为钢琴生的。”裴景听到这话只是笑笑，心想，我不是为钢琴生的，我是为舞台生的。钢琴只是工具，不是终点。
九岁那年，裴景参加了市里的少儿钢琴比赛，拿了第一名。这是他重生以来的第一个奖项，奖杯是一个水晶的小三角钢琴，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他站在领奖台上，镁光灯打在脸上，台下有人在鼓掌，有人在拍照。裴景看着那些光，忽然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不是激动，不是兴奋，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安心。就好像他天生就应该站在灯光下，被所有人注视。
他想，这就是舞台的感觉。
从那天起，裴景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他要出道，要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不是为了证明什么给陆沉舟看——事实上，他已经在努力不去想那个人了——而是为了自己。他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想看看一个死过一次的人，这辈子能活成什么样。
但裴景不知道的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人，正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走向同样的终点。
那是2008年的秋天，裴景九岁，刚刚在市里的钢琴比赛拿了奖。而在离他三百公里的另一个城市，一个叫沈墨的男孩，正跪在冰冷的地板上，面前摊着一本翻烂了的舞蹈教材，对着家里那面破旧的穿衣镜，一遍一遍地练习着一个基本的旋转动作。
他比裴景大一岁，但处境比裴景艰难一百倍。
沈墨的童年没有钢琴，没有画室，没有书法班。他有的只是一间出租屋，一个酗酒的父亲，和一个在他五岁那年就离开了的母亲。他最早的记忆不是玩具和动画片，而是父亲摔碎的酒瓶和半夜砸门的声音。他学会的第一个技能不是说话和走路，而是在父亲发酒疯的时候把自己藏进衣柜里，捂住耳朵，一声不吭地等到天亮。
舞蹈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
六岁那年，学校组织文艺汇演，他被老师选中参加一个集体舞节目。那是他第一次站在舞台上，穿着借来的舞蹈服，脚下是粗糙的木板地，头顶是刺眼的舞台灯。音乐响起的那一刻，他浑身都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几乎要把他淹没的兴奋。他觉得自己活过来了，觉得自己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是为了这一刻而活着。
从那天起，他就开始自己练舞。没有老师教，他就看电视上的舞蹈节目，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模仿。没有练功房，他就在出租屋的客厅里练，把家具推到墙边，腾出一块空地。没有把杆，他就扶着椅背练平衡。他甚至没有一双像样的舞鞋，只能穿着破旧的运动鞋在地板上跳，脚底磨出水泡也不停。
他的父亲不支持他跳舞。在父亲眼里，跳舞是女孩子才做的事，男孩子跳舞就是丢人现眼。每次发现他在练舞，父亲都会暴怒，把电视关掉，把椅子踢翻，有时候还会动手。沈墨身上常年带着伤，但那些伤从来不是因为练舞——练舞的伤他从来不觉得疼，只有父亲拳头落下来的伤，才会在深夜里隐隐作痛。
九岁那年，沈墨做了一个决定。他要考艺校。
他知道这是他能走的最好的路。普通学校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只有艺校，才能让他名正言顺地学舞，才能让他离舞台近一点，再近一点。他也知道艺校的学费很贵，他父亲不会出钱，所以他瞒着父亲偷偷准备了半年，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练功，练到六点去上学，放学后再练三个小时，练到整栋楼的人都在敲墙抗议。
面试那天，他一个人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了省艺校的考场。考场里全是穿着专业练功服、带着家长陪同的考生，只有他一个人穿着校服，球鞋上还沾着泥，手里提着一个装了一瓶水和两个馒头的塑料袋。
他考了第一名。
考官后来跟他说，他的基本功不算最好，但眼神里的那股劲儿，是所有考生里最强的。那种劲儿叫什么，考官说不出来，但沈墨知道——那种劲儿叫活路。跳舞是他唯一的活路，是他逃离那个破败的家、逃离那个酗酒的父亲、逃离那种看不到尽头的生活的唯一方式。
但他最终还是没能去成艺校。因为学费。一年两万八的学费，加上住宿费、伙食费、服装费，少说也要四万块。他的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先是破口大骂，然后冷笑一声说：“你要去可以，自己赚钱。我没钱给你糟蹋。”
沈墨没有哭。他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他都不记得了。他只是把艺校的录取通知书折好，塞进书包最里层的夹缝里，然后继续练舞。
没有老师教，就自己学。没有专业场地，就在客厅里练。没有观众，就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跳。他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他会站上真正的舞台，让所有人都看到他。到那一天，没有人能再拦着他。
而在三百公里外的裴景，正坐在温暖的家里，弹着他爸花三个月工资买来的钢琴，吃着妈妈做的糖醋排骨，计划着下一步要学什么。
他们还不知道，两条截然不同的命运线，正在以一种谁也无法预料的方式，缓缓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