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他说“分手吧”的时候，声音很平静
父亲的手术做完了。
很顺利。支架放进去，血管通了，医生说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沈昭序站在病房里，看着心电监护仪上那条绿色的线平稳地跳动着，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钟摆。他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才移开目光。
陆时砚站在他旁边，手里拎着一个果篮，是来的路上买的。他把果篮放在床头柜上，沈建国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说“谢谢”。陆时砚说“叔叔不用谢”，然后退到一边，安静地站着，像一棵不会说话但一直在那里的树。
沈昭序看了他一眼。
陆时砚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围巾围了两圈，鼻尖还是红的——外面很冷，零下好几度，他一路走过来，没有戴口罩。他的眼睛很亮，不是以前那种温热的光，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的光，像一盏被调暗了的灯，光线变弱了，但还在亮着。
沈昭序想跟他说“谢谢”，但又觉得这两个字太轻了。陆时砚不需要他谢谢，陆时砚需要他——需要他不推开自己，需要他不说谎，需要他不一个人扛着所有的事情。
他伸出手，握住了陆时砚的手。
陆时砚的手指僵了一下，然后慢慢地、一根一根地，回握住了他。那个握很轻，很小心，像在握一样易碎的东西，怕用力了会碎，又怕不用力会掉。
沈昭序握紧了他的手。
“我没事。”他说，声音很轻。
“我知道。”陆时砚说。
“你不用一直在这儿。”
“我想在这儿。”
沈昭序看着他，没有再说话。但他没有松开手，陆时砚也没有。他们就那么握着手，站在病房的窗边，看着窗外的雪。雪已经停了，天还是灰的，但云层薄了一些，隐约能看到太阳的轮廓，像一个被磨砂玻璃遮住的灯泡，发出模糊的、不刺眼的光。
沈建国出院那天，沈昭序去接他。
陆时砚本来要一起来，但沈昭序说“不用了，你好好休息”。陆时砚看着他，沉默了两秒，说“好”。那个“好”说得很轻，很平，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没有溅起水花，也没有荡开涟漪。但沈昭序听出了那个“好”里面的东西——不是“好的，我听你的”，而是“好的，你又在推开我了”。
他没有解释。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解释。
他知道自己在推开陆时砚。每一次“不用了”，每一次“我自己可以”，每一次“你别担心”，都是在推开他。但他控制不了。这是一种本能，像手碰到火会缩回来一样，当有人靠得太近、当他感觉到自己可能会成为别人的负担、当他的存在可能会让另一个人感到疲惫的时候，他就会推开。他推开所有人——母亲、父亲、朋友、陆时砚。
他推开所有人。
因为他怕被留下。
与其被人留下，不如先推开别人。
这是他从十五岁那年开始学会的生存法则。父亲被带走了，母亲改嫁了，他一个人站在老房子的门口，看着那条空荡荡的巷子，没有人回头，没有人等他。从那以后他就不等了，也不让别人等他。他一个人走，走得很快，不回头，不让任何人跟上。
但陆时砚跟上来了。
他没有问沈昭序“可以吗”，没有试探，没有犹豫，就那么直接地、笃定地、像一颗偏离轨道的行星一样闯进了他的星系。沈昭序拦不住他，也不想拦他。但他害怕。他害怕有一天陆时砚也会走，也会不回头，也会把他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与其等到那一天，不如——
他没有往下想。
他把那个念头按了下去，按得很深，深到他自己都找不到。
但他知道它在。
它一直在。
一月中旬，陆时砚的《槐树底下》入围了一个独立纪录片电影节。
消息是程朗告诉他的，打电话来的时候声音大得像在喊：“时砚！你入围了！你真的入围了！”陆时砚握着手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很大，很开心，像一个很久没有笑过的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笑的理由。
沈昭序从卧室走出来，看见他在笑，问：“怎么了？”
“我的片子，”陆时砚说，声音在发抖，“入围了。”
沈昭序看着他，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说不清的、混合了骄傲和心疼和一点点酸涩的感情。骄傲是因为陆时砚做到了，心疼是因为他做到的过程太苦了，酸涩是因为——
因为他觉得自己离陆时砚的世界越来越远了。
陆时砚的世界里有镜头、有画面、有剪辑、有电影节、有那些他听不懂的专业术语和叫不出名字的导演。沈昭序的世界里有图纸、有规范、有日照分析、有容积率、有那些陆时砚听不懂的规划术语和叫不出名字的建筑师。
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他们的世界，越来越远了。
“恭喜你。”沈昭序说。
陆时砚看着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和刚才不一样了——不是那种开心的、肆意的、像烟花一样绽放的笑，而是一种收敛的、克制的、像在确认什么的笑。
“你为我高兴吗？”他问。
“当然。”
“真的？”
“真的。”
陆时砚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看手机。他的嘴角还弯着，但那个弯度变小了，像一扇门被人关上了一般，只留下一条缝。
沈昭序站在他身后，看着他低头看手机的样子，想走过去抱抱他，想说“我真的为你高兴，不是客套，不是敷衍，是真的”。但他的脚没有动。他站在那里，看着陆时砚的头顶，看着那个发旋，看了很久，久到陆时砚抬起头来看他。
“怎么了？”陆时砚问。
“没什么。”沈昭序说。
他转身走进了卧室。
一月下旬，陆时砚要去外地参加电影节。
他收拾行李的时候，沈昭序坐在床上看着他。他把衣服叠好放进箱子里，把充电器、摄像机、备用电池、移动硬盘一一装好，拉上拉链，把箱子立在门边。和上次去医院的时候一样，每一个步骤都很熟练，像一个经常出差的人。
但沈昭序知道，他不想走。
因为他的动作很慢。叠一件衣服要叠很久，每一个角都要对齐，每一条边都要抚平。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以前叠衣服很随意，团成一团塞进箱子里，拉链一拉就走。今天他叠得很慢，慢到像是在拖延，像是在等沈昭序说一句话。
“别走了。”
“我陪你去。”
“我会想你的。”
沈昭序知道他在等。他知道只要他说出这三个短语中的任何一个，陆时砚就会放下箱子，走过来抱住他，说“好，我不走了”或者“好，你陪我去”或者“我也想你”。
但他没有说。
因为他觉得陆时砚应该去。他的片子入围了电影节，这是他应得的，是他用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帧画面、多少段被剪掉又重来的素材换来的。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一句“别走了”就让他放弃这个机会。他没有权力这么做。
“路上小心。”沈昭序说。
陆时砚的手停了一下。
“嗯。”他说。
他没有看沈昭序。他低着头，看着那个已经拉好拉链的箱子，看了几秒，然后拎起来，走出了卧室。
沈昭序坐在床上，听着他的脚步声从卧室到客厅，从客厅到玄关，从玄关到门口。然后是一声很轻的“我走了”，然后是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很小心，像是怕吵醒谁。
沈昭序坐在床上，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
屋里很安静。
安静到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很快。
不是激动，是害怕。
他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
但他知道，那种害怕，越来越大了。
陆时砚走了五天。
五天里，他们每天通电话，但每次都很短。陆时砚说“今天看了几部片子”，沈昭序说“嗯”。沈昭序说“今天加了一会儿班”，陆时砚说“嗯”。两个“嗯”之间隔着很长的沉默，像一条很宽的河，他们站在河的两岸，望着对方，谁都没有下水。
第五天晚上，陆时砚回来了。
沈昭序去车站接他。出站口的人很多，他站在人群后面，踮着脚尖往里看，看了很久，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陆时砚穿着那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围巾围了两圈，拎着那个行李箱，走出来的时候，看见沈昭序，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很轻，很淡，和以前不一样了。
不是不真，是不满了。
像一个杯子，以前是满的，水都要溢出来了；现在杯子还是那个杯子，但水少了很多，只有半杯，甚至不到半杯。你看着那个杯子，知道它以前是满的，但你不知道那些水去了哪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倒满。
“回来了？”沈昭序说。
“回来了。”陆时砚说。
他们打车回家。车上，陆时砚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沈昭序坐在他旁边，看着他的侧脸。路灯的光从他的脸上滑过去，一明一暗，一明一暗，像一个不会停下来的、循环播放的幻灯片。
“电影节怎么样？”沈昭序问。
“还行。”
“有人看你的片子吗？”
“有。不多。”
“他们说什么？”
陆时砚沉默了几秒。
“说挺好的。”他说，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情。
沈昭序看着他，想说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知道“说挺好的”不是真的。如果只是“挺好的”，陆时砚不会是这个表情。他的表情不是失望，不是沮丧，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混合了不甘和无奈和一点点自我怀疑的东西。
但沈昭序不知道那是什么。
因为他不在那里。
他没有看到陆时砚的片子在大银幕上放映的样子，没有听到观众的掌声和提问，没有看到陆时砚站在台上、灯光打在他脸上、他紧张地握着话筒的样子。他不在那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陆时砚经历了什么。
他只知道，陆时砚回来了，但好像又没回来。
他带回来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壳。他的身体在这里，但他的心不知道在哪里。也许在电影节上，也许在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里，也许在沈昭序够不到的地方。
那天晚上，陆时砚洗完澡，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沈昭序躺在他旁边，听着他的呼吸声。很轻，很慢，像潮汐。但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听着这个声音会觉得安心，觉得这个世界再乱、再难、再让人想放弃，只要有这个声音在，他就能撑下去。但现在他听着这个声音，只觉得难过。
因为陆时砚在睡着的时候，眉头是皱着的。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他睡着的时候，眉头是舒展的，嘴角是微微上翘的，像一个正在做美梦的孩子。但现在他的眉头皱得很紧，像在梦里也在思考着什么、担忧着什么、害怕着什么。
沈昭序伸出手，想抚平他眉间的褶皱。
但指尖刚碰到他的皮肤，陆时砚动了一下，翻了个身，背对着他。
沈昭序的手悬在半空中，停了几秒，然后缩了回来。
他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楼上不知道哪一户人家在吵架，声音隐隐约约传下来，听不清在说什么，但那种愤怒的、尖锐的、像玻璃碎了一地的声音，在深夜的安静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闭上眼睛，在黑暗里想一个问题——
他还爱陆时砚吗？
答案是肯定的。
爱。
很爱。
爱到不敢靠近，爱到怕自己不够好，爱到宁愿推开也不愿意被留下。
但这种爱，好像不够了。
不是不够深，是不够用。像一把刀，很锋利，但砍不动石头。他们之间的那些东西——沉默、距离、没说出口的话、不敢面对的恐惧——不是刀能砍动的，它们像石头，像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深渊。爱跨越不了深渊，爱只能让人站在深渊的这一边，望着另一边，望着那个人，望着他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然后消失。
沈昭序睁开眼睛，拿起手机，给陆时砚发了一条消息：“你睡了吗？”
没有回复。
他又发了一条：“我有话想跟你说。”
没有回复。
他知道陆时砚没有睡着。因为他翻身的频率太快了，一个真正睡着的人不会每几分钟就翻一次身。他在装睡。他不想说话。或者他不敢说话。因为他知道沈昭序要说什么。
沈昭序握着手机，看着那个对话框，看了很久。
然后他打了几个字：“我们分手吧。”
发出去之后，他把手机扣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心跳很快。
快到他的耳朵里全是心跳的声音，快到他听不见窗外的风声和楼上的吵架声，快到他觉得自己的心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
手机震了一下。
他拿起来，看到陆时砚的回复：“好。”
只有一个字。
沈昭序看着那个字，眼泪掉了下来。
他以为陆时砚会问“为什么”，会说“你认真的吗”，会说“我们谈谈”，会说“不要”。但他说的是“好”。很平静，很干脆，像他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像他一直在等这个字，像他说出这个字的时候，心里不是难过，是如释重负。
沈昭序把手机放在枕头边，转过身，看着陆时砚的背影。
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陆时砚的肩膀上，那个肩膀在微微发抖。很轻，很细微，像一根绷得太久的弦终于开始振动了。
他在哭。
无声地、安静地、不让任何人知道地哭。
沈昭序看着他抖动的肩膀，想伸出手，碰一碰他，想说“我收回那句话”，想说“我们不分手”，想说“我错了”。但他的身体动不了。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像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捆住了，像被自己的恐惧和骄傲和自尊和所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死死地按在了床上。
他动不了。
他只能躺在那里，看着陆时砚的肩膀在月光里发抖，听着他压抑的、几乎听不见的哭声，流着眼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他们谁都没有睡着。
但谁都没有再说话。
第二天早上，沈昭序醒来的时候，陆时砚已经不在床上了。
他坐起来，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搬回宿舍住几天。你照顾好自己。”
字迹很潦草，像是在发抖的时候写的。最后一个字的尾巴拖得很长，像一句话说到最后，声音断了，但气还在。
沈昭序拿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它折了两折，放进了钱包里。
很顺利。支架放进去，血管通了，医生说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沈昭序站在病房里，看着心电监护仪上那条绿色的线平稳地跳动着，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钟摆。他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才移开目光。
陆时砚站在他旁边，手里拎着一个果篮，是来的路上买的。他把果篮放在床头柜上，沈建国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说“谢谢”。陆时砚说“叔叔不用谢”，然后退到一边，安静地站着，像一棵不会说话但一直在那里的树。
沈昭序看了他一眼。
陆时砚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围巾围了两圈，鼻尖还是红的——外面很冷，零下好几度，他一路走过来，没有戴口罩。他的眼睛很亮，不是以前那种温热的光，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的光，像一盏被调暗了的灯，光线变弱了，但还在亮着。
沈昭序想跟他说“谢谢”，但又觉得这两个字太轻了。陆时砚不需要他谢谢，陆时砚需要他——需要他不推开自己，需要他不说谎，需要他不一个人扛着所有的事情。
他伸出手，握住了陆时砚的手。
陆时砚的手指僵了一下，然后慢慢地、一根一根地，回握住了他。那个握很轻，很小心，像在握一样易碎的东西，怕用力了会碎，又怕不用力会掉。
沈昭序握紧了他的手。
“我没事。”他说，声音很轻。
“我知道。”陆时砚说。
“你不用一直在这儿。”
“我想在这儿。”
沈昭序看着他，没有再说话。但他没有松开手，陆时砚也没有。他们就那么握着手，站在病房的窗边，看着窗外的雪。雪已经停了，天还是灰的，但云层薄了一些，隐约能看到太阳的轮廓，像一个被磨砂玻璃遮住的灯泡，发出模糊的、不刺眼的光。
沈建国出院那天，沈昭序去接他。
陆时砚本来要一起来，但沈昭序说“不用了，你好好休息”。陆时砚看着他，沉默了两秒，说“好”。那个“好”说得很轻，很平，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没有溅起水花，也没有荡开涟漪。但沈昭序听出了那个“好”里面的东西——不是“好的，我听你的”，而是“好的，你又在推开我了”。
他没有解释。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解释。
他知道自己在推开陆时砚。每一次“不用了”，每一次“我自己可以”，每一次“你别担心”，都是在推开他。但他控制不了。这是一种本能，像手碰到火会缩回来一样，当有人靠得太近、当他感觉到自己可能会成为别人的负担、当他的存在可能会让另一个人感到疲惫的时候，他就会推开。他推开所有人——母亲、父亲、朋友、陆时砚。
他推开所有人。
因为他怕被留下。
与其被人留下，不如先推开别人。
这是他从十五岁那年开始学会的生存法则。父亲被带走了，母亲改嫁了，他一个人站在老房子的门口，看着那条空荡荡的巷子，没有人回头，没有人等他。从那以后他就不等了，也不让别人等他。他一个人走，走得很快，不回头，不让任何人跟上。
但陆时砚跟上来了。
他没有问沈昭序“可以吗”，没有试探，没有犹豫，就那么直接地、笃定地、像一颗偏离轨道的行星一样闯进了他的星系。沈昭序拦不住他，也不想拦他。但他害怕。他害怕有一天陆时砚也会走，也会不回头，也会把他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与其等到那一天，不如——
他没有往下想。
他把那个念头按了下去，按得很深，深到他自己都找不到。
但他知道它在。
它一直在。
一月中旬，陆时砚的《槐树底下》入围了一个独立纪录片电影节。
消息是程朗告诉他的，打电话来的时候声音大得像在喊：“时砚！你入围了！你真的入围了！”陆时砚握着手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很大，很开心，像一个很久没有笑过的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笑的理由。
沈昭序从卧室走出来，看见他在笑，问：“怎么了？”
“我的片子，”陆时砚说，声音在发抖，“入围了。”
沈昭序看着他，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说不清的、混合了骄傲和心疼和一点点酸涩的感情。骄傲是因为陆时砚做到了，心疼是因为他做到的过程太苦了，酸涩是因为——
因为他觉得自己离陆时砚的世界越来越远了。
陆时砚的世界里有镜头、有画面、有剪辑、有电影节、有那些他听不懂的专业术语和叫不出名字的导演。沈昭序的世界里有图纸、有规范、有日照分析、有容积率、有那些陆时砚听不懂的规划术语和叫不出名字的建筑师。
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他们的世界，越来越远了。
“恭喜你。”沈昭序说。
陆时砚看着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和刚才不一样了——不是那种开心的、肆意的、像烟花一样绽放的笑，而是一种收敛的、克制的、像在确认什么的笑。
“你为我高兴吗？”他问。
“当然。”
“真的？”
“真的。”
陆时砚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看手机。他的嘴角还弯着，但那个弯度变小了，像一扇门被人关上了一般，只留下一条缝。
沈昭序站在他身后，看着他低头看手机的样子，想走过去抱抱他，想说“我真的为你高兴，不是客套，不是敷衍，是真的”。但他的脚没有动。他站在那里，看着陆时砚的头顶，看着那个发旋，看了很久，久到陆时砚抬起头来看他。
“怎么了？”陆时砚问。
“没什么。”沈昭序说。
他转身走进了卧室。
一月下旬，陆时砚要去外地参加电影节。
他收拾行李的时候，沈昭序坐在床上看着他。他把衣服叠好放进箱子里，把充电器、摄像机、备用电池、移动硬盘一一装好，拉上拉链，把箱子立在门边。和上次去医院的时候一样，每一个步骤都很熟练，像一个经常出差的人。
但沈昭序知道，他不想走。
因为他的动作很慢。叠一件衣服要叠很久，每一个角都要对齐，每一条边都要抚平。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以前叠衣服很随意，团成一团塞进箱子里，拉链一拉就走。今天他叠得很慢，慢到像是在拖延，像是在等沈昭序说一句话。
“别走了。”
“我陪你去。”
“我会想你的。”
沈昭序知道他在等。他知道只要他说出这三个短语中的任何一个，陆时砚就会放下箱子，走过来抱住他，说“好，我不走了”或者“好，你陪我去”或者“我也想你”。
但他没有说。
因为他觉得陆时砚应该去。他的片子入围了电影节，这是他应得的，是他用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帧画面、多少段被剪掉又重来的素材换来的。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一句“别走了”就让他放弃这个机会。他没有权力这么做。
“路上小心。”沈昭序说。
陆时砚的手停了一下。
“嗯。”他说。
他没有看沈昭序。他低着头，看着那个已经拉好拉链的箱子，看了几秒，然后拎起来，走出了卧室。
沈昭序坐在床上，听着他的脚步声从卧室到客厅，从客厅到玄关，从玄关到门口。然后是一声很轻的“我走了”，然后是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很小心，像是怕吵醒谁。
沈昭序坐在床上，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
屋里很安静。
安静到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很快。
不是激动，是害怕。
他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
但他知道，那种害怕，越来越大了。
陆时砚走了五天。
五天里，他们每天通电话，但每次都很短。陆时砚说“今天看了几部片子”，沈昭序说“嗯”。沈昭序说“今天加了一会儿班”，陆时砚说“嗯”。两个“嗯”之间隔着很长的沉默，像一条很宽的河，他们站在河的两岸，望着对方，谁都没有下水。
第五天晚上，陆时砚回来了。
沈昭序去车站接他。出站口的人很多，他站在人群后面，踮着脚尖往里看，看了很久，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陆时砚穿着那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围巾围了两圈，拎着那个行李箱，走出来的时候，看见沈昭序，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很轻，很淡，和以前不一样了。
不是不真，是不满了。
像一个杯子，以前是满的，水都要溢出来了；现在杯子还是那个杯子，但水少了很多，只有半杯，甚至不到半杯。你看着那个杯子，知道它以前是满的，但你不知道那些水去了哪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倒满。
“回来了？”沈昭序说。
“回来了。”陆时砚说。
他们打车回家。车上，陆时砚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沈昭序坐在他旁边，看着他的侧脸。路灯的光从他的脸上滑过去，一明一暗，一明一暗，像一个不会停下来的、循环播放的幻灯片。
“电影节怎么样？”沈昭序问。
“还行。”
“有人看你的片子吗？”
“有。不多。”
“他们说什么？”
陆时砚沉默了几秒。
“说挺好的。”他说，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情。
沈昭序看着他，想说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知道“说挺好的”不是真的。如果只是“挺好的”，陆时砚不会是这个表情。他的表情不是失望，不是沮丧，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混合了不甘和无奈和一点点自我怀疑的东西。
但沈昭序不知道那是什么。
因为他不在那里。
他没有看到陆时砚的片子在大银幕上放映的样子，没有听到观众的掌声和提问，没有看到陆时砚站在台上、灯光打在他脸上、他紧张地握着话筒的样子。他不在那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陆时砚经历了什么。
他只知道，陆时砚回来了，但好像又没回来。
他带回来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壳。他的身体在这里，但他的心不知道在哪里。也许在电影节上，也许在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里，也许在沈昭序够不到的地方。
那天晚上，陆时砚洗完澡，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沈昭序躺在他旁边，听着他的呼吸声。很轻，很慢，像潮汐。但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听着这个声音会觉得安心，觉得这个世界再乱、再难、再让人想放弃，只要有这个声音在，他就能撑下去。但现在他听着这个声音，只觉得难过。
因为陆时砚在睡着的时候，眉头是皱着的。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他睡着的时候，眉头是舒展的，嘴角是微微上翘的，像一个正在做美梦的孩子。但现在他的眉头皱得很紧，像在梦里也在思考着什么、担忧着什么、害怕着什么。
沈昭序伸出手，想抚平他眉间的褶皱。
但指尖刚碰到他的皮肤，陆时砚动了一下，翻了个身，背对着他。
沈昭序的手悬在半空中，停了几秒，然后缩了回来。
他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楼上不知道哪一户人家在吵架，声音隐隐约约传下来，听不清在说什么，但那种愤怒的、尖锐的、像玻璃碎了一地的声音，在深夜的安静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闭上眼睛，在黑暗里想一个问题——
他还爱陆时砚吗？
答案是肯定的。
爱。
很爱。
爱到不敢靠近，爱到怕自己不够好，爱到宁愿推开也不愿意被留下。
但这种爱，好像不够了。
不是不够深，是不够用。像一把刀，很锋利，但砍不动石头。他们之间的那些东西——沉默、距离、没说出口的话、不敢面对的恐惧——不是刀能砍动的，它们像石头，像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深渊。爱跨越不了深渊，爱只能让人站在深渊的这一边，望着另一边，望着那个人，望着他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然后消失。
沈昭序睁开眼睛，拿起手机，给陆时砚发了一条消息：“你睡了吗？”
没有回复。
他又发了一条：“我有话想跟你说。”
没有回复。
他知道陆时砚没有睡着。因为他翻身的频率太快了，一个真正睡着的人不会每几分钟就翻一次身。他在装睡。他不想说话。或者他不敢说话。因为他知道沈昭序要说什么。
沈昭序握着手机，看着那个对话框，看了很久。
然后他打了几个字：“我们分手吧。”
发出去之后，他把手机扣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心跳很快。
快到他的耳朵里全是心跳的声音，快到他听不见窗外的风声和楼上的吵架声，快到他觉得自己的心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
手机震了一下。
他拿起来，看到陆时砚的回复：“好。”
只有一个字。
沈昭序看着那个字，眼泪掉了下来。
他以为陆时砚会问“为什么”，会说“你认真的吗”，会说“我们谈谈”，会说“不要”。但他说的是“好”。很平静，很干脆，像他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像他一直在等这个字，像他说出这个字的时候，心里不是难过，是如释重负。
沈昭序把手机放在枕头边，转过身，看着陆时砚的背影。
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陆时砚的肩膀上，那个肩膀在微微发抖。很轻，很细微，像一根绷得太久的弦终于开始振动了。
他在哭。
无声地、安静地、不让任何人知道地哭。
沈昭序看着他抖动的肩膀，想伸出手，碰一碰他，想说“我收回那句话”，想说“我们不分手”，想说“我错了”。但他的身体动不了。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像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捆住了，像被自己的恐惧和骄傲和自尊和所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死死地按在了床上。
他动不了。
他只能躺在那里，看着陆时砚的肩膀在月光里发抖，听着他压抑的、几乎听不见的哭声，流着眼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他们谁都没有睡着。
但谁都没有再说话。
第二天早上，沈昭序醒来的时候，陆时砚已经不在床上了。
他坐起来，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搬回宿舍住几天。你照顾好自己。”
字迹很潦草，像是在发抖的时候写的。最后一个字的尾巴拖得很长，像一句话说到最后，声音断了，但气还在。
沈昭序拿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它折了两折，放进了钱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