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关于他的一切，都设置了“不再提醒”
陆时砚是在一个叫做“废弃车站”的纪录片项目拍摄现场，听说沈昭序的消息的。
那是分开后的第九年。
拍摄地在南方一座小城的郊外，一座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停运了二十多年的老火车站。车站不大，候车室只有一百多平米，墙面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售票窗口的铁栏杆生满了锈，用手一碰就掉渣。站台上的水泥地面裂开了好几道缝，缝隙里长出了杂草，高的已经长到了膝盖。
陆时砚蹲在站台上，举着摄像机，拍那些从裂缝里长出来的草。
风吹过来，草在镜头里摇晃，像一群在跳舞的、绿色的、不知疲倦的小人。他拍了很久，久到程朗在旁边等得不耐烦了。
“你拍这些草干什么？”程朗问。
“好看。”陆时砚说。
“哪里好看了？就是草。”
“草也好看。”
程朗看着他，叹了口气。他跟陆时砚合作了十几年，从大学到现在，从学生作业到国际影展，从默默无闻到小有名气。他见过陆时砚在片场发脾气的样子，见过他在剪辑室里连续工作三十个小时不睡觉的样子，见过他在电影节领奖台上紧张得说不出话的样子，也见过他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剪辑室里、对着屏幕上定格的画面发呆的样子。
那个画面，通常是静止的——一栋老房子、一棵树、一座桥、一面墙、一把空椅子、一扇关着的门。
程朗知道他在看什么。
他在看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或者说，他在看一个只存在于他记忆里的东西。
“时砚，”程朗在他旁边蹲下来，“你还在想他吗？”
陆时砚的手指在摄像机上一个很细微的停顿。
“没有。”他说。
“你骗人。”
陆时砚没有否认。
他们蹲在站台上，风吹过来，带着铁锈和尘土的味道，和远处田野里庄稼成熟的气息。天很蓝，云很白，太阳很大。这是一个很好的拍摄天气，光线充足，色温适中，不需要打光，不需要滤镜，直接拍就是好看的画面。
但陆时砚觉得，今天的天气，不太好。
不是真的不好。
是因为程朗提了一个不该提的人。
“我听说，”程朗说，语气很小心，像在试探一个未知的领域，“他去年拿了省里的设计奖，那个项目好像挺有名的。”
陆时砚的手又停了一下。
“是吗。”他说，声音很平，平到像一面没有风的湖。
“你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知道？”
程朗看着他，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摇了摇头，站起来，走到站台的另一端去拍了。
陆时砚蹲在原地，举着摄像机，镜头对准那些从裂缝里长出来的草。风停了，草不摇了，画面静止了。他看着那个静止的画面，脑子里却翻涌着一些不该翻涌的东西。
他确实不知道沈昭序拿了奖。
不是因为他不想知道，是因为他把自己和沈昭序之间的一切联系，都切断了。
九年前，他们分手后的第一年，他做了一件事——他把沈昭序的社交媒体账号全部取关了，把沈昭序的手机号从通讯录里删了——不是真的删了，是存到了一个新的分组里，那个分组的名字叫“不要点开”。他把沈昭序的一切消息来源都切断了，像一个人切断了与一座孤岛之间的所有航线，不再有船过去，不再有信过来，那座岛从地图上消失了，至少在他的地图上。
但他知道它还在。
它一直在。
他设置了“不再提醒”。
但“不再提醒”不是“不再想念”。它只是把那些消息藏在了更深的、更隐蔽的、他以为不会找到的地方。但深夜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失眠的时候，那些消息会自己跑出来，像一群被关在笼子里太久的鸟，拼命地扑腾着翅膀，想要飞出来。
他不点开。
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
每一年的除夕，沈昭序会发一条朋友圈——“新年快乐。”只有四个字，没有配图，没有表情包。陆时砚没有关注他，但他会搜。他把沈昭序的名字输入搜索框，点开他的主页，看到那条朋友圈，看一遍，关掉，把手机放在桌上，坐一会儿，再拿起来，再看一遍。
他知道自己在犯贱。
但他控制不了。
九年前他把关于沈昭序的一切都设置了“不再提醒”，但他没有办法把自己脑子里关于沈昭序的一切也设置“不再提醒”。那些记忆太深了，深到像树根一样扎在他的脑子里，拔不掉，除不尽，即使你把地面以上的部分砍了，地下的根系还在，它会发芽，会长出新的枝条，会开出不请自来的花。
他不想要那些花。
但它们每年都会开。
晚上，陆时砚回到住处。
是一个小旅馆，在火车站旁边，房间不大，床很硬，枕头很薄，被子上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他洗了澡，躺在床上，拿着手机，翻看相册。
相册里有几千张照片，大部分是拍摄素材——老建筑、老街道、老物件、老人。他翻着翻着，手指停在一张照片上。
那是一张很旧的照片，像素不高，光线也不好，看起来是用很老的手机拍的。照片里是一把黑伞，靠在门后，伞柄上有一个云朵贴纸，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但还能看出那朵云的形状。
这张照片是他在搬走的那天拍的。
他站在玄关，看着那把伞，看了很久。他想带走它，但他没有。因为那是沈昭序的——不是沈昭序买的，是沈昭序在意的。沈昭序在意他父亲买的东西，在意那把伞，在意那些微不足道的、不值钱的、但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
他把伞留下了。
但他拍了一张照片。
因为他知道，他会想念那把伞。
就像他会想念沈昭序一样。
陆时砚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手机放在枕头边，关了灯。
黑暗中，他睁着眼睛，听着窗外的火车声。一列火车经过，轰隆隆的，声音很大，震得窗户在发抖。那个声音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慢慢消失在了夜色里。
他想起了沈昭序说过的话。
“你的手比我小，但握得很紧。”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在黑暗中，他看不到它的形状，但他知道它的样子——骨节分明，手指修长，虎口上有一道烫伤的疤。那道疤是大学时留下的，煮面的时候锅翻了，热汤浇上去，疼了好几天。沈昭序问过他这个疤是怎么来的，他说“煮面烫的”。沈昭序说“煮面能烫到虎口？”他说“锅翻了，我想去接，没接住”。
沈昭序看着那道疤，看了很久。
那个眼神，他记得。
不是心疼——好吧，也许有一点心疼。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温柔的、像在看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的眼神。沈昭序看他的时候，眼睛里总是有那种光——在资料室里、在纺织厂里、在公交车上、在操场上、在每一个他们在一起的瞬间里。那种光很轻，很淡，像一盏被调得很暗的灯，光线不强，但一直在亮着。
后来那盏灯灭了。
不是突然灭的，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像蜡烛烧到最后、火焰越来越小、越来越弱、最后“噗”的一声，灭了。
他不知道是谁吹灭的。
也许是他自己。
也许是沈昭序。
也许他们一起。
陆时砚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上有洗衣粉的味道，很刺鼻，不像家里的味道。家里的味道是洗衣液的青草味，混着咖啡的苦香，还有沈昭序身上那种说不清的、干净的、像刚洗过的白衬衫一样的味道。
那个味道他已经很久没有闻到了。
但他记得。
就像他记得沈昭序说的每一句话一样。
那是分开后的第九年。
拍摄地在南方一座小城的郊外，一座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停运了二十多年的老火车站。车站不大，候车室只有一百多平米，墙面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售票窗口的铁栏杆生满了锈，用手一碰就掉渣。站台上的水泥地面裂开了好几道缝，缝隙里长出了杂草，高的已经长到了膝盖。
陆时砚蹲在站台上，举着摄像机，拍那些从裂缝里长出来的草。
风吹过来，草在镜头里摇晃，像一群在跳舞的、绿色的、不知疲倦的小人。他拍了很久，久到程朗在旁边等得不耐烦了。
“你拍这些草干什么？”程朗问。
“好看。”陆时砚说。
“哪里好看了？就是草。”
“草也好看。”
程朗看着他，叹了口气。他跟陆时砚合作了十几年，从大学到现在，从学生作业到国际影展，从默默无闻到小有名气。他见过陆时砚在片场发脾气的样子，见过他在剪辑室里连续工作三十个小时不睡觉的样子，见过他在电影节领奖台上紧张得说不出话的样子，也见过他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剪辑室里、对着屏幕上定格的画面发呆的样子。
那个画面，通常是静止的——一栋老房子、一棵树、一座桥、一面墙、一把空椅子、一扇关着的门。
程朗知道他在看什么。
他在看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或者说，他在看一个只存在于他记忆里的东西。
“时砚，”程朗在他旁边蹲下来，“你还在想他吗？”
陆时砚的手指在摄像机上一个很细微的停顿。
“没有。”他说。
“你骗人。”
陆时砚没有否认。
他们蹲在站台上，风吹过来，带着铁锈和尘土的味道，和远处田野里庄稼成熟的气息。天很蓝，云很白，太阳很大。这是一个很好的拍摄天气，光线充足，色温适中，不需要打光，不需要滤镜，直接拍就是好看的画面。
但陆时砚觉得，今天的天气，不太好。
不是真的不好。
是因为程朗提了一个不该提的人。
“我听说，”程朗说，语气很小心，像在试探一个未知的领域，“他去年拿了省里的设计奖，那个项目好像挺有名的。”
陆时砚的手又停了一下。
“是吗。”他说，声音很平，平到像一面没有风的湖。
“你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知道？”
程朗看着他，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摇了摇头，站起来，走到站台的另一端去拍了。
陆时砚蹲在原地，举着摄像机，镜头对准那些从裂缝里长出来的草。风停了，草不摇了，画面静止了。他看着那个静止的画面，脑子里却翻涌着一些不该翻涌的东西。
他确实不知道沈昭序拿了奖。
不是因为他不想知道，是因为他把自己和沈昭序之间的一切联系，都切断了。
九年前，他们分手后的第一年，他做了一件事——他把沈昭序的社交媒体账号全部取关了，把沈昭序的手机号从通讯录里删了——不是真的删了，是存到了一个新的分组里，那个分组的名字叫“不要点开”。他把沈昭序的一切消息来源都切断了，像一个人切断了与一座孤岛之间的所有航线，不再有船过去，不再有信过来，那座岛从地图上消失了，至少在他的地图上。
但他知道它还在。
它一直在。
他设置了“不再提醒”。
但“不再提醒”不是“不再想念”。它只是把那些消息藏在了更深的、更隐蔽的、他以为不会找到的地方。但深夜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失眠的时候，那些消息会自己跑出来，像一群被关在笼子里太久的鸟，拼命地扑腾着翅膀，想要飞出来。
他不点开。
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
每一年的除夕，沈昭序会发一条朋友圈——“新年快乐。”只有四个字，没有配图，没有表情包。陆时砚没有关注他，但他会搜。他把沈昭序的名字输入搜索框，点开他的主页，看到那条朋友圈，看一遍，关掉，把手机放在桌上，坐一会儿，再拿起来，再看一遍。
他知道自己在犯贱。
但他控制不了。
九年前他把关于沈昭序的一切都设置了“不再提醒”，但他没有办法把自己脑子里关于沈昭序的一切也设置“不再提醒”。那些记忆太深了，深到像树根一样扎在他的脑子里，拔不掉，除不尽，即使你把地面以上的部分砍了，地下的根系还在，它会发芽，会长出新的枝条，会开出不请自来的花。
他不想要那些花。
但它们每年都会开。
晚上，陆时砚回到住处。
是一个小旅馆，在火车站旁边，房间不大，床很硬，枕头很薄，被子上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他洗了澡，躺在床上，拿着手机，翻看相册。
相册里有几千张照片，大部分是拍摄素材——老建筑、老街道、老物件、老人。他翻着翻着，手指停在一张照片上。
那是一张很旧的照片，像素不高，光线也不好，看起来是用很老的手机拍的。照片里是一把黑伞，靠在门后，伞柄上有一个云朵贴纸，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但还能看出那朵云的形状。
这张照片是他在搬走的那天拍的。
他站在玄关，看着那把伞，看了很久。他想带走它，但他没有。因为那是沈昭序的——不是沈昭序买的，是沈昭序在意的。沈昭序在意他父亲买的东西，在意那把伞，在意那些微不足道的、不值钱的、但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
他把伞留下了。
但他拍了一张照片。
因为他知道，他会想念那把伞。
就像他会想念沈昭序一样。
陆时砚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手机放在枕头边，关了灯。
黑暗中，他睁着眼睛，听着窗外的火车声。一列火车经过，轰隆隆的，声音很大，震得窗户在发抖。那个声音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慢慢消失在了夜色里。
他想起了沈昭序说过的话。
“你的手比我小，但握得很紧。”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在黑暗中，他看不到它的形状，但他知道它的样子——骨节分明，手指修长，虎口上有一道烫伤的疤。那道疤是大学时留下的，煮面的时候锅翻了，热汤浇上去，疼了好几天。沈昭序问过他这个疤是怎么来的，他说“煮面烫的”。沈昭序说“煮面能烫到虎口？”他说“锅翻了，我想去接，没接住”。
沈昭序看着那道疤，看了很久。
那个眼神，他记得。
不是心疼——好吧，也许有一点心疼。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温柔的、像在看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的眼神。沈昭序看他的时候，眼睛里总是有那种光——在资料室里、在纺织厂里、在公交车上、在操场上、在每一个他们在一起的瞬间里。那种光很轻，很淡，像一盏被调得很暗的灯，光线不强，但一直在亮着。
后来那盏灯灭了。
不是突然灭的，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像蜡烛烧到最后、火焰越来越小、越来越弱、最后“噗”的一声，灭了。
他不知道是谁吹灭的。
也许是他自己。
也许是沈昭序。
也许他们一起。
陆时砚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上有洗衣粉的味道，很刺鼻，不像家里的味道。家里的味道是洗衣液的青草味，混着咖啡的苦香，还有沈昭序身上那种说不清的、干净的、像刚洗过的白衬衫一样的味道。
那个味道他已经很久没有闻到了。
但他记得。
就像他记得沈昭序说的每一句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