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教育教育，判几个典型，过几年，风头一过，该买老婆的还在买，该卖孩子的还在琢磨门路。那些觉得女人孩子就是地里庄稼、家里牲口、可以随便买卖处置的人，心里真的怕了吗？”
她顿了顿，观察着陈晨星骤然紧绷的下颌线。
“但如果这件事闹得再大一点呢？如果让更多、更高的人看见，一个村子是怎么在十几年里，靠着吃女人孩子的血肉变成魔窟的？
如果让他们看见，当法律和规矩来得太慢、罚得太轻的时候，被逼到绝路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她微微向前倾身：“用我，用我这个12岁就敢毒杀几十个人的‘小恶魔’，用我这个被他们亲手制造出来的‘怪物’，
来当一面镜子，照一照拐卖这条黑产到底有多毒，去照一照那些买家、那些帮凶、那些沉默的人，手上到底沾了多少洗不干净的血！
用这个例子，去敲打，去质问，去推动上面重新看看，现在的法律，对收留，对猥亵，对伤害妇女儿童，罚得够不够重？管得够不够死？”
她看着陈晨星瞳孔地震，继续道：“把我交出去，交给那些能接触到更高层、能把话递到天上去的记者。
把我的故事，我妈妈的故事，这个村子的故事，原原本本，一点别漏地告诉他们。这难道不比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或者为了‘维稳’把我这段抹掉，更有用吗？
对你肩上的国徽，对你想保护的那些人，不是更好吗？”
陈晨星像被钉在了原地，半晌才嘶哑地问：“你……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推动立法？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眼前的女孩，平静得可怕，洞察得可怕。
这根本不是一个小山村里朝不保夕、没上过一天学的孩子该有的心智和见识！她甚至知道“维稳”这个词！
李茨扯了扯嘴角。“因为我聪明啊。我妈妈她应该接受过很好的教育，我可能像她。她教过我认字，讲过外面的事。”
她给了个似是而非的解释，将一切推到那个已化作枯骨的母亲身上。“至于为什么愿意被你们抓被审，甚至被当成典型？”
她的目光飘向窗外，看向远处焦黑的山脊，声音轻了下去，带着一种真实的、属于孩子的空洞：“因为我妈妈在啊。她一直在地窖里。只要她在那里，我就跑不了，也不想跑。
我们俩是彼此的绳子，拴着，谁也不敢先断，怕另一个掉下去。直到她先断了。”
原身和母亲，在那个地狱里，确实是彼此唯一。
母亲为了女儿忍受，咬牙苟活，直到她发现她的苟活救不了她的女儿。女儿为了母亲忍受着非人折磨，不敢反抗。
这份扭曲的共生与牵绊，是她们能在那种环境里撑那么多年的唯一理由，也是最终压垮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
至于陈晨星信不信这个解释，信多少，李茨不在乎。
逻辑上能自圆其说就行。
很快，李茨被正式严密地关押了起来。地点从临时指挥部的房间，换到了县看守所一个单独的特殊监室。
这一次，她面对的不再是陈晨星带着复杂情绪的询问，而是来自上级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包括经验更丰富的刑侦专家、预审员。
甚至有提前介入的、来自更高级别检察机关的人员进行的严厉、系统、不带任何个人感情的审讯。
流程规范，压力巨大。
问题细致到令人发指，反复盘问作案细节、毒物来源、制作过程、下毒时机、心理动机，不断寻找供词中的矛盾点，试图推翻她“独自作案”的结论，或者找出背后可能存在的“教唆者”、“同谋”。
反正他们也不用刑，也不敢直接用刑，饿几顿关几天这些对于李茨来说不痛不痒。
李茨的态度堪称“模范”。
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怎么认识乌头，怎么采集，怎么熬制，怎么下毒，都说得清清楚楚。
作案过程描述得冷静客观，如同在复述别人的事。
对于动机，她永远只有一句：“他们该死。所有欺负我妈妈、欺负别的阿姨、买卖的人都该死。”
至于她为何懂得这些超出年龄的知识，她坚持是“自己琢磨的”、“看别人喂羊牛喂鸡就知道了”、“山里孩子认得这些东西不奇怪”。
调查组的人面面相觑。
原身的一生轨迹清晰可查。
从未离开过大山，甚至都没有出过村子，没上过学，社会关系简单到只有王家庄那些人。
除了给她扣上一个“天性凶残、智商超常”的帽子，似乎没有更合理的解释。
在一次审讯间隙李茨主动提出：“如果政府需要，我可以把乌头碱的简易提取方法和效果，写下来。无偿交给国家。说不定你们抓坏人能用上？或者研究解药？”
她顿了顿，补充了唯一的条件，“只要能帮我妈妈，能帮她找找家。我答应过她的。”
最后李茨还是把乌头的相关信息都交了上去。
陈晨星确实是个好人，他遵守承诺把她妈妈安葬在了县里烈士陵园旁边的一个陵园里。
剩下的就是帮她妈妈找一找亲人了，在这个没有DNA的时代，只能说是尽量。
这番言论让审讯者再次无言。这孩子的思维模式完全脱离了常规罪犯的范畴。
与此同时，外界的舆论机器开始按照李茨预想的轨迹运转起来。
首先是县报，用头版报道了“我县公安机关英勇奋战，彻底摧毁以王有财为首的特大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团伙。
着重渲染公安功绩和打击力度，对王家庄的后续惨剧一笔带过，称之为“犯罪团伙内部因分赃不均等原因发生内讧，引发意外火灾，造成部分伤亡”。
紧接着省报跟进，报道的篇幅和深度有所增加。
开始触及“部分农村地区法制观念淡薄，拐卖犯罪滋生土壤”的问题，但核心仍是“政法利剑出鞘，铲除社会毒瘤”。
关于李茨，只字未提。
然而巨大的伤亡数字、离奇的“火灾内讧”说法、以及“特大拐卖村”的标签，还是引起了某些嗅觉敏锐的、更高层级媒体的注意。
新华社驻省分社的一名资深记者，通过内部渠道了解到了更多未被公开的细节。
尤其是关于那个“唯一幸存并最终制造了第二场惨案的小女孩”的模糊信息。
职业本能和新闻责任感驱使着他，决定深入调查。
这名记者避开了地方宣传部门的“安排”，通过自己的关系网，接触到了部分办案人员，调阅了不涉密的基本案情材料，甚至设法远远看了一眼被严密看管的李茨。
他所见所闻，触目惊心。
一个村庄系统性的罪恶，一个母亲惨死地窖，一个12岁女孩的沉默与爆。
以及最后那场在公安眼皮底下、动机明确、手段残忍的集体毒杀……
他知道，这样的故事公开报道是绝无可能的。
但它所折射出的深层问题：基层治理的塌陷、拐卖犯罪的产业化与熟人社会的共谋、法律在极端情境下的无力与滞后、受害者被异化为加害者的悲剧循环却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
一份措辞严谨、但事实确凿、细节丰满的报告，被以最快的速度，送达了更高的决策层面。
报告冷静地呈现了事实链条，并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当法律和行政力量无法及时、有效保护最弱者时，社会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现行的打拐法律和基层治理模式，是否存在盲区和软肋？
李茨虽然被关在斗室，但她从看守偶尔的只言片语，送饭人员神态的细微变化、以及提审频率和人员级别的调整中，敏锐地感觉到，风，起了。
她知道她在这个世界的“使命”，或者说她赌上一切想要达到的“效果”，正在达成。
用她的罪行和她的疯狂，推动了整件事情的发展，这就够了。
既然不能被公开审判，那枪决对她毫无意义，她不觉得自己有罪。
也不愿意余生就被关在研究所或者精神病医院，那真的比死还难受。
她也知道自己绝无被赦免的可能。
在一个看似平静的下午，李茨靠着冰冷的墙壁，慢慢曲起膝盖，将右手食指送到嘴边。
她的指甲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和关押，显得灰暗粗糙。
但在右手中指的指甲前端缝隙里，借着窗外射入的光线仔细看，能发现一点极其细微的、不同于普通污垢的灰白色痕迹。
她低下头，用牙齿咬向了那片指甲的尖端。精准地撬开前端与甲床连接最薄弱处。
轻微的刺痛传来，一丝咸腥在舌尖化开。指甲前端被她咬开了一个极小的缺口，露出了下面填塞的、已经有些板结的灰白色粉末。
没有犹豫，她伸出舌头，将那一丁点粉末，连同渗出的血丝，一起卷入口中。
粉末入口并无太多味道，只有一种淡淡的、难以形容的涩感，很快就被血腥味掩盖。
她仰起头，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乌头晶通过口腔黏膜迅速吸收。
最先到来的是熟悉的口舌麻木感，像含了一大块冰，又像有无数细针在刺。
这感觉迅速向喉咙深处蔓延。
然后，心脏猛地一跳，随即是一阵毫无规律的、慌乱的狂跳，仿佛要挣脱胸腔的束缚。
窒息感随之而来，喉咙发紧，呼吸变得困难。
胃部开始痉挛，恶心感翻涌。
但她强行压下，没有呕吐，吐出来，可能就死不成了。
四肢末端开始发麻，冰冷的感觉顺着指尖脚心向躯干爬升。
视线开始模糊，高窗上的铁栏和光斑扭曲、晃动。
耳边似乎传来遥远的声响，是脚步声？是开门声？还是只是血液冲刷耳膜的轰鸣？
意识像退潮般迅速抽离。
疼痛、麻木、心悸、窒息……所有的感觉混合成一片混沌的、飞速下坠的黑暗。
在最后的黑暗彻底吞噬她之前，残存的意识里，恍惚闪过某个穿着碎花裙子的温柔身影，笑着叫她“李茨”，说她是荆棘里的花……
花没开出来。
荆棘，倒是把该扎的人，都扎透了。
也好。
李茨死了。
消息传到陈晨星耳中时，他正在市局的会议室里。
桌子上摆着的是一份刚刚送达的、关于“王家庄特大系列案件”的最终结案报告初稿。
关于后来那场导致十八名涉案人员死亡的集体中毒事件，报告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但结论部分，却只有两行冷酷的文字：
“……经调查，该事件系犯罪嫌疑人李茨（女，12岁）因长期遭受虐待、目睹生母惨死，心理严重扭曲。
为报复同村涉案人员，利用其从偶然得知的毒性植物知识，采集乌头制作毒物，并于公共食堂用餐时投毒所致。
李茨在审讯期间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后于看守所内利用事先藏匿的毒物自杀身亡。
此案凸显了在极端环境下，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的缺失，以及基层普法教育的紧迫性。”
“自杀身亡”。
四个字，轻飘飘地，为她短暂血腥，如同在刀尖上踩踏了12年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句号。
陈晨星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想起她最后看着自己，用那种冷静到残忍的语气说：“陈叔叔，赌一把呗。”
她赌了吗？
他合上报告，走到窗前。
楼下街道上，一切看起来秩序井然，充满一种缓慢但坚定的、向前发展的希望。
可他的脑海里，却反复想着那个孩子。
李茨用她的死，把那面沾满血污、映照着人性至暗与制度裂痕的镜子，狠狠地、不容回避地，摔在了所有能看到的人面前。
陈晨星主动申请调离了刑侦一线。
他没有升职，也没有受到处分，只是平调到了市局法制处，负责案件审核和调研工作。
同事们觉得他破了这么个大案，却主动离开核心岗位，有些难以理解。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需要一点距离，一点时间来消化那弥漫不去的硝烟和血腥味，以及那份沉重的、关于“失败”的认知。
他时常会想起李茨最后说的话，想起她那双过于平静的眼睛。
她真的相信“赌一把”能推动什么吗？
还是说那只是她走向自我毁灭前，对一个她认为或许还存有一丝善意的“大人”，说的一句近乎嘲讽的告别？
他参加了李茨母亲骨灰的安葬。地点是市郊一个清净的公共陵园，费用是他和杨丽华等人私下凑的。
“阿姨，”杨丽华哽咽着低声说，“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您女儿……很勇敢。您安息吧。”
风穿过松林，发出簌簌的声响，像是叹息，又像是回应。
安顿好李茨的母亲，陈晨星心里还是不得劲，他答应了那孩子帮忙找亲人的。
他通过公安系统的内部渠道，发出了特殊的寻人启事。
用李茨的照片找到局里最擅长人物素描的老同事，根据她容貌特征，结合她对母亲相貌的描述，反复推敲，画了一张又一张李月娥年轻时的模拟画像。
启事上详细说明了被拐的大致时间、可能的年龄、体貌特征。
她顿了顿，观察着陈晨星骤然紧绷的下颌线。
“但如果这件事闹得再大一点呢？如果让更多、更高的人看见，一个村子是怎么在十几年里，靠着吃女人孩子的血肉变成魔窟的？
如果让他们看见，当法律和规矩来得太慢、罚得太轻的时候，被逼到绝路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她微微向前倾身：“用我，用我这个12岁就敢毒杀几十个人的‘小恶魔’，用我这个被他们亲手制造出来的‘怪物’，
来当一面镜子，照一照拐卖这条黑产到底有多毒，去照一照那些买家、那些帮凶、那些沉默的人，手上到底沾了多少洗不干净的血！
用这个例子，去敲打，去质问，去推动上面重新看看，现在的法律，对收留，对猥亵，对伤害妇女儿童，罚得够不够重？管得够不够死？”
她看着陈晨星瞳孔地震，继续道：“把我交出去，交给那些能接触到更高层、能把话递到天上去的记者。
把我的故事，我妈妈的故事，这个村子的故事，原原本本，一点别漏地告诉他们。这难道不比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或者为了‘维稳’把我这段抹掉，更有用吗？
对你肩上的国徽，对你想保护的那些人，不是更好吗？”
陈晨星像被钉在了原地，半晌才嘶哑地问：“你……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推动立法？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眼前的女孩，平静得可怕，洞察得可怕。
这根本不是一个小山村里朝不保夕、没上过一天学的孩子该有的心智和见识！她甚至知道“维稳”这个词！
李茨扯了扯嘴角。“因为我聪明啊。我妈妈她应该接受过很好的教育，我可能像她。她教过我认字，讲过外面的事。”
她给了个似是而非的解释，将一切推到那个已化作枯骨的母亲身上。“至于为什么愿意被你们抓被审，甚至被当成典型？”
她的目光飘向窗外，看向远处焦黑的山脊，声音轻了下去，带着一种真实的、属于孩子的空洞：“因为我妈妈在啊。她一直在地窖里。只要她在那里，我就跑不了，也不想跑。
我们俩是彼此的绳子，拴着，谁也不敢先断，怕另一个掉下去。直到她先断了。”
原身和母亲，在那个地狱里，确实是彼此唯一。
母亲为了女儿忍受，咬牙苟活，直到她发现她的苟活救不了她的女儿。女儿为了母亲忍受着非人折磨，不敢反抗。
这份扭曲的共生与牵绊，是她们能在那种环境里撑那么多年的唯一理由，也是最终压垮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
至于陈晨星信不信这个解释，信多少，李茨不在乎。
逻辑上能自圆其说就行。
很快，李茨被正式严密地关押了起来。地点从临时指挥部的房间，换到了县看守所一个单独的特殊监室。
这一次，她面对的不再是陈晨星带着复杂情绪的询问，而是来自上级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包括经验更丰富的刑侦专家、预审员。
甚至有提前介入的、来自更高级别检察机关的人员进行的严厉、系统、不带任何个人感情的审讯。
流程规范，压力巨大。
问题细致到令人发指，反复盘问作案细节、毒物来源、制作过程、下毒时机、心理动机，不断寻找供词中的矛盾点，试图推翻她“独自作案”的结论，或者找出背后可能存在的“教唆者”、“同谋”。
反正他们也不用刑，也不敢直接用刑，饿几顿关几天这些对于李茨来说不痛不痒。
李茨的态度堪称“模范”。
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怎么认识乌头，怎么采集，怎么熬制，怎么下毒，都说得清清楚楚。
作案过程描述得冷静客观，如同在复述别人的事。
对于动机，她永远只有一句：“他们该死。所有欺负我妈妈、欺负别的阿姨、买卖的人都该死。”
至于她为何懂得这些超出年龄的知识，她坚持是“自己琢磨的”、“看别人喂羊牛喂鸡就知道了”、“山里孩子认得这些东西不奇怪”。
调查组的人面面相觑。
原身的一生轨迹清晰可查。
从未离开过大山，甚至都没有出过村子，没上过学，社会关系简单到只有王家庄那些人。
除了给她扣上一个“天性凶残、智商超常”的帽子，似乎没有更合理的解释。
在一次审讯间隙李茨主动提出：“如果政府需要，我可以把乌头碱的简易提取方法和效果，写下来。无偿交给国家。说不定你们抓坏人能用上？或者研究解药？”
她顿了顿，补充了唯一的条件，“只要能帮我妈妈，能帮她找找家。我答应过她的。”
最后李茨还是把乌头的相关信息都交了上去。
陈晨星确实是个好人，他遵守承诺把她妈妈安葬在了县里烈士陵园旁边的一个陵园里。
剩下的就是帮她妈妈找一找亲人了，在这个没有DNA的时代，只能说是尽量。
这番言论让审讯者再次无言。这孩子的思维模式完全脱离了常规罪犯的范畴。
与此同时，外界的舆论机器开始按照李茨预想的轨迹运转起来。
首先是县报，用头版报道了“我县公安机关英勇奋战，彻底摧毁以王有财为首的特大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团伙。
着重渲染公安功绩和打击力度，对王家庄的后续惨剧一笔带过，称之为“犯罪团伙内部因分赃不均等原因发生内讧，引发意外火灾，造成部分伤亡”。
紧接着省报跟进，报道的篇幅和深度有所增加。
开始触及“部分农村地区法制观念淡薄，拐卖犯罪滋生土壤”的问题，但核心仍是“政法利剑出鞘，铲除社会毒瘤”。
关于李茨，只字未提。
然而巨大的伤亡数字、离奇的“火灾内讧”说法、以及“特大拐卖村”的标签，还是引起了某些嗅觉敏锐的、更高层级媒体的注意。
新华社驻省分社的一名资深记者，通过内部渠道了解到了更多未被公开的细节。
尤其是关于那个“唯一幸存并最终制造了第二场惨案的小女孩”的模糊信息。
职业本能和新闻责任感驱使着他，决定深入调查。
这名记者避开了地方宣传部门的“安排”，通过自己的关系网，接触到了部分办案人员，调阅了不涉密的基本案情材料，甚至设法远远看了一眼被严密看管的李茨。
他所见所闻，触目惊心。
一个村庄系统性的罪恶，一个母亲惨死地窖，一个12岁女孩的沉默与爆。
以及最后那场在公安眼皮底下、动机明确、手段残忍的集体毒杀……
他知道，这样的故事公开报道是绝无可能的。
但它所折射出的深层问题：基层治理的塌陷、拐卖犯罪的产业化与熟人社会的共谋、法律在极端情境下的无力与滞后、受害者被异化为加害者的悲剧循环却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
一份措辞严谨、但事实确凿、细节丰满的报告，被以最快的速度，送达了更高的决策层面。
报告冷静地呈现了事实链条，并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当法律和行政力量无法及时、有效保护最弱者时，社会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现行的打拐法律和基层治理模式，是否存在盲区和软肋？
李茨虽然被关在斗室，但她从看守偶尔的只言片语，送饭人员神态的细微变化、以及提审频率和人员级别的调整中，敏锐地感觉到，风，起了。
她知道她在这个世界的“使命”，或者说她赌上一切想要达到的“效果”，正在达成。
用她的罪行和她的疯狂，推动了整件事情的发展，这就够了。
既然不能被公开审判，那枪决对她毫无意义，她不觉得自己有罪。
也不愿意余生就被关在研究所或者精神病医院，那真的比死还难受。
她也知道自己绝无被赦免的可能。
在一个看似平静的下午，李茨靠着冰冷的墙壁，慢慢曲起膝盖，将右手食指送到嘴边。
她的指甲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和关押，显得灰暗粗糙。
但在右手中指的指甲前端缝隙里，借着窗外射入的光线仔细看，能发现一点极其细微的、不同于普通污垢的灰白色痕迹。
她低下头，用牙齿咬向了那片指甲的尖端。精准地撬开前端与甲床连接最薄弱处。
轻微的刺痛传来，一丝咸腥在舌尖化开。指甲前端被她咬开了一个极小的缺口，露出了下面填塞的、已经有些板结的灰白色粉末。
没有犹豫，她伸出舌头，将那一丁点粉末，连同渗出的血丝，一起卷入口中。
粉末入口并无太多味道，只有一种淡淡的、难以形容的涩感，很快就被血腥味掩盖。
她仰起头，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乌头晶通过口腔黏膜迅速吸收。
最先到来的是熟悉的口舌麻木感，像含了一大块冰，又像有无数细针在刺。
这感觉迅速向喉咙深处蔓延。
然后，心脏猛地一跳，随即是一阵毫无规律的、慌乱的狂跳，仿佛要挣脱胸腔的束缚。
窒息感随之而来，喉咙发紧，呼吸变得困难。
胃部开始痉挛，恶心感翻涌。
但她强行压下，没有呕吐，吐出来，可能就死不成了。
四肢末端开始发麻，冰冷的感觉顺着指尖脚心向躯干爬升。
视线开始模糊，高窗上的铁栏和光斑扭曲、晃动。
耳边似乎传来遥远的声响，是脚步声？是开门声？还是只是血液冲刷耳膜的轰鸣？
意识像退潮般迅速抽离。
疼痛、麻木、心悸、窒息……所有的感觉混合成一片混沌的、飞速下坠的黑暗。
在最后的黑暗彻底吞噬她之前，残存的意识里，恍惚闪过某个穿着碎花裙子的温柔身影，笑着叫她“李茨”，说她是荆棘里的花……
花没开出来。
荆棘，倒是把该扎的人，都扎透了。
也好。
李茨死了。
消息传到陈晨星耳中时，他正在市局的会议室里。
桌子上摆着的是一份刚刚送达的、关于“王家庄特大系列案件”的最终结案报告初稿。
关于后来那场导致十八名涉案人员死亡的集体中毒事件，报告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但结论部分，却只有两行冷酷的文字：
“……经调查，该事件系犯罪嫌疑人李茨（女，12岁）因长期遭受虐待、目睹生母惨死，心理严重扭曲。
为报复同村涉案人员，利用其从偶然得知的毒性植物知识，采集乌头制作毒物，并于公共食堂用餐时投毒所致。
李茨在审讯期间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后于看守所内利用事先藏匿的毒物自杀身亡。
此案凸显了在极端环境下，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的缺失，以及基层普法教育的紧迫性。”
“自杀身亡”。
四个字，轻飘飘地，为她短暂血腥，如同在刀尖上踩踏了12年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句号。
陈晨星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想起她最后看着自己，用那种冷静到残忍的语气说：“陈叔叔，赌一把呗。”
她赌了吗？
他合上报告，走到窗前。
楼下街道上，一切看起来秩序井然，充满一种缓慢但坚定的、向前发展的希望。
可他的脑海里，却反复想着那个孩子。
李茨用她的死，把那面沾满血污、映照着人性至暗与制度裂痕的镜子，狠狠地、不容回避地，摔在了所有能看到的人面前。
陈晨星主动申请调离了刑侦一线。
他没有升职，也没有受到处分，只是平调到了市局法制处，负责案件审核和调研工作。
同事们觉得他破了这么个大案，却主动离开核心岗位，有些难以理解。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需要一点距离，一点时间来消化那弥漫不去的硝烟和血腥味，以及那份沉重的、关于“失败”的认知。
他时常会想起李茨最后说的话，想起她那双过于平静的眼睛。
她真的相信“赌一把”能推动什么吗？
还是说那只是她走向自我毁灭前，对一个她认为或许还存有一丝善意的“大人”，说的一句近乎嘲讽的告别？
他参加了李茨母亲骨灰的安葬。地点是市郊一个清净的公共陵园，费用是他和杨丽华等人私下凑的。
“阿姨，”杨丽华哽咽着低声说，“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您女儿……很勇敢。您安息吧。”
风穿过松林，发出簌簌的声响，像是叹息，又像是回应。
安顿好李茨的母亲，陈晨星心里还是不得劲，他答应了那孩子帮忙找亲人的。
他通过公安系统的内部渠道，发出了特殊的寻人启事。
用李茨的照片找到局里最擅长人物素描的老同事，根据她容貌特征，结合她对母亲相貌的描述，反复推敲，画了一张又一张李月娥年轻时的模拟画像。
启事上详细说明了被拐的大致时间、可能的年龄、体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