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千禧年
“晏城哥，念恩回来了。”
“嗯。”
“他像他爸，话少。不像大勇家的孩子，大勇家那个跑起来像一阵风，说话也像一阵风。念恩不一样，稳当，跟他爸一个样。”
晏城又应了一声，声音闷在夜风里，跟着那几片落花一道晃了晃。“他会盖出比咱们更好的楼。”停了一下又说，“那不是更好吗。”
林芝侧过脸看他的侧影。晏城没看他，眼望着前头深南大道上的车流。一辆公交车碾过落花，又一辆出租车掠过，尾灯在柏油路面划了两道弧。林芝收回目光。
“也是。一代比一代强，才好。”
林芝想起当年在松岭，煤油灯下，晏城也是这样不怎么说话。那盏灯早就灭了，那个小院也在记忆里褪色，但身边的这个人还在这里，和那年的坐姿都几乎没有变过。
周念恩的设计院离松岭大厦不远，隔了几条街。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车筐里放着图纸和饭盒。他骑着车穿过深南大道的地下通道，再从市民中心旁边拐出去，一路要经过凤凰木和紫荆花交替的荫蔽。他偶尔会经过宝安的工地，那里还在忙碌，孙大勇戴着红色安全帽，站在围挡外面。经过福田的工地，那里已经建成了一片住宅区，名字叫松岭花园，当年开盘时四千多一平，现在涨了不知多少。当年在一期工地上绑钢筋的工人们很多已经离开了深圳，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去了别的城市。也有几个留下来，在这片小区里买了房。周念恩每天早上骑自行车经过时，偶尔会想起他爸说过的那句话：
“好好干，别给松岭丢人。”
他从来没有一刻忘记。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圳。
深南大道两侧挂满了迎接新千年的横幅，红底白字，写着“迈向二十一世纪”。路灯杆上扎着彩旗，风吹过来哗啦啦响。从上海宾馆到世界之窗，每隔几十米就有一组灯光装饰，串灯、射灯、霓虹灯，把整条路照得亮如白昼。市民中心广场上搭了一个巨大的舞台，背景板是蓝色的星空图，上面写着“2000”四个数字，用了金粉描边，镁光灯一照，晃得人眼花。广场四周摆满了花坛，菊花、一串红、矮牵牛，拼出“千禧”字样，红黄相间，层层叠叠。
傍晚六点多，天还没全黑，广场上已经聚了不少人。年轻的情侣牵着手，一家老小推着婴儿车，外地来的游客举着相机到处拍。小贩推着平板车在人群中穿行，荧光棒、气球、小国旗，生意好得不行。几个孩子围着小贩，手里的零钱攥得湿漉漉的，叽叽喳喳地叫着。
松岭大厦顶层，林芝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他待了快二十年的城市。远处市民中心广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虽然隔了这么远，那种热闹的气息好像还是能传到。近处的深南大道上车流如织，车灯拉出一道道流光。办公楼里早已没人了，整栋大厦安安静静的，只有中央空调的低频嗡嗡声。
晏城从书房走出来，手里拿着两杯茶。他把一杯放在林芝旁边的茶几上，端着另一杯站到他旁边。
“几点了？”
“快七点了。”林芝低头看了眼手表，那是一块老款的上海表，表盘已经泛黄，钢带也换了不知道第几根，但他一直戴着。“广场上八点开始有节目，咱们要不要去？”
晏城想了想。“人太多。”
“也是。”林芝笑了，“就在这儿看吧。看得清楚。”
两个人看着窗外，一时谁也没说话。远处的烟花还没开始，但广场上的灯光秀已经亮起来了。探照灯在夜空中扫来扫去，把云层染成淡紫色。天边最后一线暮色被霓虹吞噬，整座城市从傍晚的温柔过渡到夜晚的喧嚣。
“晏城哥，”林芝忽然开口，“你还记得八十年代那年除夕吗？在松岭，王婶炖了一锅肉，你喝多了，靠在我肩上睡着了。”
晏城侧过头，灯光映着他的脸，那道从额角延伸到眉骨的旧疤在暖色光里几乎看不出来。“记得。”
“那时候你说，以后年年都要一起过年。”
晏城顿了顿。“记得。”
林芝没再说话。他想起了那间土坯房，想起那盏煤油灯，想起王铁柱坐在门口抽烟的身影，想起李树生刻木雕的侧脸。那些人，有的走了，有的老了，有的还在身边。那些年的雪，那些年的风，那些年的煤油灯，都远了，但又好像就在昨天。窗外一个烟花猛地炸开来，把他的回音盖住了。
王凤娟和李树生在家里看电视。李树生坐在沙发上，腿上盖着一条薄毯，手里的刻刀还在动。
“老李，你别刻了，看电视。”王凤娟坐在他旁边，手里织着一件毛衣。毛线是大红色的，她说要给周念恩织条围巾，本命年穿红吉利。
“听着呢。”
电视里，主持人正在倒计时。王凤娟放下毛衣针，跟着念：“十、九、八……”李树生不刻了，放下刻刀，抬头看着屏幕。“七、六、五……”王凤娟的声音在抖。“四、三、二、一！”烟花在屏幕上炸开，也在窗外天边炸开——他们住的楼层不高，但透过阳台也能看到远处那片跃动的光。王凤娟转过头，看着李树生。“两千年了。”李树生点点头。“嗯。”他伸出手，握住了王凤娟的手。王凤娟没抽回来，窗户上映出他们两个挨在一起的影子。
世纪钟声敲响了。深南大道上的车一起鸣笛，悠长的、短促的、高亢的、低沉的，汇成一片声浪。市民广场上，人们欢呼着，拥抱着，笑着，哭着。酒杯碰在一起，烟花一朵一朵在夜空里绽放，红的，绿的，金的，紫的，把整座城市的头顶都染成了彩色。有人在喊“新年快乐”，有人在喊“我爱你”，有人在喊“祖国万岁”，那些声音搅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
林芝和晏城没有拥抱，也没有碰杯。两个人并肩站着，手垂在身侧，小指偶尔碰在一起又分开，然后晏城把它握住了。隔了好一阵，烟花才渐渐稀了，人群的声音也远了，只剩下零星的鞭炮声。
“林芝。”
“嗯。”
“二十一世纪了。”
“嗯。”
“咱们还能干好多年。”
林芝笑了笑。“那可不，你还欠我十万彩礼呢。当年说好了，那块地才抵了一半。”
晏城又握住他的手，指尖摸到那枚老茧，拇指在上面缓缓压了一下。“那块地，现在值好几个十万了。”
“那你还欠我一半。”林芝认真道。
晏城嘴角淡淡弯了一下。“行。下辈子还。”
孙大勇家也在看跨年晚会。小李坐在沙发上，抱着靠枕。孙小勇不在家，他在省队训练，没回来过年。电视里主持人还在激动地说着什么，孙大勇却一直走神。
“大勇，你想啥呢？”小李碰碰他。
“想小勇。不知道他在那边冷不冷。队里发没发棉袄。”孙大勇说着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信号满格，但没有未读消息。
“你就别操心了，那么大了。”小李说归说，自己却也拿起手机查了一下省城的气温。零下十一度，体感温度更低。她把手机屏幕往孙大勇那边转了转。
“我知道。就是惦记。”
屏幕上烟花又炸开了，孙大勇看着那片花，忽然说：“两千年了。”以前做梦也想不到。小李靠过来，把脸埋在他肩上。孙大勇也不动了，两个人就这么靠在一起，看着电视里一片一片的焰火。电话响了，孙小勇打来的。“爸，妈，新年快乐！”声音大得连隔了两张沙发的座机都在震。孙大勇把免提打开，说新年快乐。小李说穿厚点，别冻着。孙小勇说知道了，那边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听不太清。他大声又喊了一遍新年快乐，电话挂了。孙大勇把手机放在茶几上，亮着屏看了好一会儿才灭掉。
周建军家最安静。张秀英在厨房洗碗，周建军在阳台上站着。小女儿已经睡了，大女儿周念恩在北京工作，暑假才回来。周建军抽着烟，看着远处的烟花。一朵一朵，起来又落下，起来又落下，像他这些年的日子。他想起刚来深圳那年，一个人站在工地上，也是这样看着烟花。那时候他想，什么时候才能在这座城市有个家。现在他有了家，儿女双全，日子过得不差。
张秀英洗完碗出来，走到他身边。“外面冷，进去吧。”
周建军把烟掐了，嗯了一声，转身进屋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声音压在喉咙口。“秀英。”
“嗯。”
“你跟了我，后悔不？”张秀英没说话，低头看着他手腕上磨得发亮的茧子。周建军也没催她。窗口透进一点远处的烟花光，她的侧脸亮一下又暗下去。“不后悔。”声音很轻，但周建军听见了。他没再问，也没回头，径直走向客厅。
刘建芳一个人过跨年夜。她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店铺早早就关了门，员工们都回去过节了。她回到自己的小公寓，打开电视，泡了一杯茶。窗外的珠江在夜色里泛着光。对面楼也有几个人站在阳台上，手里拿着啤酒，隔着楼距喊了一声“新年快乐”，她没应，但嘴角动了。她把那杯茶捧在手心里，看了很久。茶叶是清明前的新茶，还是王凤娟春天时托人捎来的，她一直没舍得喝完。茶汤颜色淡了又续上热水，淡了又续。
手机响了。是理发店老板娘打来的。
“建芳，新年快乐！一个人？”
“新年快乐。一个人。”
“唉，你呀。来广州这么久，也不找个伴。”
刘建芳笑了。“找什么找。一个人挺好。”
“好好好，你说了算。保重身体啊。”
“你也是。”
挂了电话，刘建芳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江面上的烟花倒影。红的绿的，在水里碎开来，又被水波推着合拢。她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晚上的紫藤架，浅紫色的花穗垂在头顶，她的视线穿过花枝落在某个穿着新工装、脊背挺直的人身上，那人始终没有回头。她也没有再等下去。电视机里，倒计时开始了。“十、九、八……”她跟着念。“七、六、五……四、三、二、一。”她把那杯凉透的茶喝完了，洗了杯子，放在沥水架上，回卧室睡觉。关了灯，黑暗中阳台外还有零星的烟花在收尾。
黄哥和老伴早早睡了。人老了，熬不了夜。十点多就洗了脚上床，老伴还嘟囔了一句跨年，黄哥说她年年跨，年年还不是一样。关上灯，窗外远处有烟花闷闷地炸响。黄哥翻了个身，面对老伴，说了句“两千年了”。老伴嗯了一声，翻过去另一边。过了一阵，不知谁先打起了鼾。呼吸声匀了，烟花声远了，夜终于沉下来。老两口的鼾声合在一起，窗外那几朵残剩的礼花还在断断续续地亮，光从窗帘缝漏进来，在墙角的地板上慢慢暗淡。
刘建军的爸妈也早早睡了。他爸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他妈在旁边已经睡着了，呼吸很匀。他想起当年从老家来深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夜晚，他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的黑暗，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那时他头发还没白，背也不驼。现在他在深圳住了好几年，儿子出息了，女儿也出息了。他闭上眼睛。外面的烟花还在响，但他听不见了。翻了个身，手搭在老伴的胳膊上，终于也睡了。
世纪钟声敲响时，林芝还在窗前站着。晏城已经去了厨房，倒了两杯酒。不是什么好酒，就是普通的红酒，超市买的，几十块钱一瓶，瓶身上贴着促销的红标签。林芝接过酒杯，两个人碰了一下。
“干杯。”
“干杯。”
喝了一口，酒有点涩，不是回味很长的酒，但在这时候喝着刚刚好。
“晏城哥，”林芝说，“你说，下一个千年，咱们在哪儿？”
晏城没回答。看了一会窗外的夜色，才说：“在松岭。在松岭的月亮底下。”
两个人都没再说什么。
远处的烟花又猛了一阵，随后渐渐稀了，三两朵在夜空角落里自顾自地绽开。城市还没有睡意，市民广场上的人还很多,但松岭大厦的顶层只剩下这座城里最安静的一角。林芝侧过头看晏城的侧脸。晏城没看他，端着酒杯，目光落在远处。那盏煤油灯早熄了，但那点光没有灭。
“嗯。”
“他像他爸，话少。不像大勇家的孩子，大勇家那个跑起来像一阵风，说话也像一阵风。念恩不一样，稳当，跟他爸一个样。”
晏城又应了一声，声音闷在夜风里，跟着那几片落花一道晃了晃。“他会盖出比咱们更好的楼。”停了一下又说，“那不是更好吗。”
林芝侧过脸看他的侧影。晏城没看他，眼望着前头深南大道上的车流。一辆公交车碾过落花，又一辆出租车掠过，尾灯在柏油路面划了两道弧。林芝收回目光。
“也是。一代比一代强，才好。”
林芝想起当年在松岭，煤油灯下，晏城也是这样不怎么说话。那盏灯早就灭了，那个小院也在记忆里褪色，但身边的这个人还在这里，和那年的坐姿都几乎没有变过。
周念恩的设计院离松岭大厦不远，隔了几条街。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车筐里放着图纸和饭盒。他骑着车穿过深南大道的地下通道，再从市民中心旁边拐出去，一路要经过凤凰木和紫荆花交替的荫蔽。他偶尔会经过宝安的工地，那里还在忙碌，孙大勇戴着红色安全帽，站在围挡外面。经过福田的工地，那里已经建成了一片住宅区，名字叫松岭花园，当年开盘时四千多一平，现在涨了不知多少。当年在一期工地上绑钢筋的工人们很多已经离开了深圳，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去了别的城市。也有几个留下来，在这片小区里买了房。周念恩每天早上骑自行车经过时，偶尔会想起他爸说过的那句话：
“好好干，别给松岭丢人。”
他从来没有一刻忘记。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圳。
深南大道两侧挂满了迎接新千年的横幅，红底白字，写着“迈向二十一世纪”。路灯杆上扎着彩旗，风吹过来哗啦啦响。从上海宾馆到世界之窗，每隔几十米就有一组灯光装饰，串灯、射灯、霓虹灯，把整条路照得亮如白昼。市民中心广场上搭了一个巨大的舞台，背景板是蓝色的星空图，上面写着“2000”四个数字，用了金粉描边，镁光灯一照，晃得人眼花。广场四周摆满了花坛，菊花、一串红、矮牵牛，拼出“千禧”字样，红黄相间，层层叠叠。
傍晚六点多，天还没全黑，广场上已经聚了不少人。年轻的情侣牵着手，一家老小推着婴儿车，外地来的游客举着相机到处拍。小贩推着平板车在人群中穿行，荧光棒、气球、小国旗，生意好得不行。几个孩子围着小贩，手里的零钱攥得湿漉漉的，叽叽喳喳地叫着。
松岭大厦顶层，林芝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他待了快二十年的城市。远处市民中心广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虽然隔了这么远，那种热闹的气息好像还是能传到。近处的深南大道上车流如织，车灯拉出一道道流光。办公楼里早已没人了，整栋大厦安安静静的，只有中央空调的低频嗡嗡声。
晏城从书房走出来，手里拿着两杯茶。他把一杯放在林芝旁边的茶几上，端着另一杯站到他旁边。
“几点了？”
“快七点了。”林芝低头看了眼手表，那是一块老款的上海表，表盘已经泛黄，钢带也换了不知道第几根，但他一直戴着。“广场上八点开始有节目，咱们要不要去？”
晏城想了想。“人太多。”
“也是。”林芝笑了，“就在这儿看吧。看得清楚。”
两个人看着窗外，一时谁也没说话。远处的烟花还没开始，但广场上的灯光秀已经亮起来了。探照灯在夜空中扫来扫去，把云层染成淡紫色。天边最后一线暮色被霓虹吞噬，整座城市从傍晚的温柔过渡到夜晚的喧嚣。
“晏城哥，”林芝忽然开口，“你还记得八十年代那年除夕吗？在松岭，王婶炖了一锅肉，你喝多了，靠在我肩上睡着了。”
晏城侧过头，灯光映着他的脸，那道从额角延伸到眉骨的旧疤在暖色光里几乎看不出来。“记得。”
“那时候你说，以后年年都要一起过年。”
晏城顿了顿。“记得。”
林芝没再说话。他想起了那间土坯房，想起那盏煤油灯，想起王铁柱坐在门口抽烟的身影，想起李树生刻木雕的侧脸。那些人，有的走了，有的老了，有的还在身边。那些年的雪，那些年的风，那些年的煤油灯，都远了，但又好像就在昨天。窗外一个烟花猛地炸开来，把他的回音盖住了。
王凤娟和李树生在家里看电视。李树生坐在沙发上，腿上盖着一条薄毯，手里的刻刀还在动。
“老李，你别刻了，看电视。”王凤娟坐在他旁边，手里织着一件毛衣。毛线是大红色的，她说要给周念恩织条围巾，本命年穿红吉利。
“听着呢。”
电视里，主持人正在倒计时。王凤娟放下毛衣针，跟着念：“十、九、八……”李树生不刻了，放下刻刀，抬头看着屏幕。“七、六、五……”王凤娟的声音在抖。“四、三、二、一！”烟花在屏幕上炸开，也在窗外天边炸开——他们住的楼层不高，但透过阳台也能看到远处那片跃动的光。王凤娟转过头，看着李树生。“两千年了。”李树生点点头。“嗯。”他伸出手，握住了王凤娟的手。王凤娟没抽回来，窗户上映出他们两个挨在一起的影子。
世纪钟声敲响了。深南大道上的车一起鸣笛，悠长的、短促的、高亢的、低沉的，汇成一片声浪。市民广场上，人们欢呼着，拥抱着，笑着，哭着。酒杯碰在一起，烟花一朵一朵在夜空里绽放，红的，绿的，金的，紫的，把整座城市的头顶都染成了彩色。有人在喊“新年快乐”，有人在喊“我爱你”，有人在喊“祖国万岁”，那些声音搅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
林芝和晏城没有拥抱，也没有碰杯。两个人并肩站着，手垂在身侧，小指偶尔碰在一起又分开，然后晏城把它握住了。隔了好一阵，烟花才渐渐稀了，人群的声音也远了，只剩下零星的鞭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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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笑了笑。“那可不，你还欠我十万彩礼呢。当年说好了，那块地才抵了一半。”
晏城又握住他的手，指尖摸到那枚老茧，拇指在上面缓缓压了一下。“那块地，现在值好几个十万了。”
“那你还欠我一半。”林芝认真道。
晏城嘴角淡淡弯了一下。“行。下辈子还。”
孙大勇家也在看跨年晚会。小李坐在沙发上，抱着靠枕。孙小勇不在家，他在省队训练，没回来过年。电视里主持人还在激动地说着什么，孙大勇却一直走神。
“大勇，你想啥呢？”小李碰碰他。
“想小勇。不知道他在那边冷不冷。队里发没发棉袄。”孙大勇说着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信号满格，但没有未读消息。
“你就别操心了，那么大了。”小李说归说，自己却也拿起手机查了一下省城的气温。零下十一度，体感温度更低。她把手机屏幕往孙大勇那边转了转。
“我知道。就是惦记。”
屏幕上烟花又炸开了，孙大勇看着那片花，忽然说：“两千年了。”以前做梦也想不到。小李靠过来，把脸埋在他肩上。孙大勇也不动了，两个人就这么靠在一起，看着电视里一片一片的焰火。电话响了，孙小勇打来的。“爸，妈，新年快乐！”声音大得连隔了两张沙发的座机都在震。孙大勇把免提打开，说新年快乐。小李说穿厚点，别冻着。孙小勇说知道了，那边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听不太清。他大声又喊了一遍新年快乐，电话挂了。孙大勇把手机放在茶几上，亮着屏看了好一会儿才灭掉。
周建军家最安静。张秀英在厨房洗碗，周建军在阳台上站着。小女儿已经睡了，大女儿周念恩在北京工作，暑假才回来。周建军抽着烟，看着远处的烟花。一朵一朵，起来又落下，起来又落下，像他这些年的日子。他想起刚来深圳那年，一个人站在工地上，也是这样看着烟花。那时候他想，什么时候才能在这座城市有个家。现在他有了家，儿女双全，日子过得不差。
张秀英洗完碗出来，走到他身边。“外面冷，进去吧。”
周建军把烟掐了，嗯了一声，转身进屋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声音压在喉咙口。“秀英。”
“嗯。”
“你跟了我，后悔不？”张秀英没说话，低头看着他手腕上磨得发亮的茧子。周建军也没催她。窗口透进一点远处的烟花光，她的侧脸亮一下又暗下去。“不后悔。”声音很轻，但周建军听见了。他没再问，也没回头，径直走向客厅。
刘建芳一个人过跨年夜。她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店铺早早就关了门，员工们都回去过节了。她回到自己的小公寓，打开电视，泡了一杯茶。窗外的珠江在夜色里泛着光。对面楼也有几个人站在阳台上，手里拿着啤酒，隔着楼距喊了一声“新年快乐”，她没应，但嘴角动了。她把那杯茶捧在手心里，看了很久。茶叶是清明前的新茶，还是王凤娟春天时托人捎来的，她一直没舍得喝完。茶汤颜色淡了又续上热水，淡了又续。
手机响了。是理发店老板娘打来的。
“建芳，新年快乐！一个人？”
“新年快乐。一个人。”
“唉，你呀。来广州这么久，也不找个伴。”
刘建芳笑了。“找什么找。一个人挺好。”
“好好好，你说了算。保重身体啊。”
“你也是。”
挂了电话，刘建芳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江面上的烟花倒影。红的绿的，在水里碎开来，又被水波推着合拢。她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晚上的紫藤架，浅紫色的花穗垂在头顶，她的视线穿过花枝落在某个穿着新工装、脊背挺直的人身上，那人始终没有回头。她也没有再等下去。电视机里，倒计时开始了。“十、九、八……”她跟着念。“七、六、五……四、三、二、一。”她把那杯凉透的茶喝完了，洗了杯子，放在沥水架上，回卧室睡觉。关了灯，黑暗中阳台外还有零星的烟花在收尾。
黄哥和老伴早早睡了。人老了，熬不了夜。十点多就洗了脚上床，老伴还嘟囔了一句跨年，黄哥说她年年跨，年年还不是一样。关上灯，窗外远处有烟花闷闷地炸响。黄哥翻了个身，面对老伴，说了句“两千年了”。老伴嗯了一声，翻过去另一边。过了一阵，不知谁先打起了鼾。呼吸声匀了，烟花声远了，夜终于沉下来。老两口的鼾声合在一起，窗外那几朵残剩的礼花还在断断续续地亮，光从窗帘缝漏进来，在墙角的地板上慢慢暗淡。
刘建军的爸妈也早早睡了。他爸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他妈在旁边已经睡着了，呼吸很匀。他想起当年从老家来深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夜晚，他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的黑暗，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那时他头发还没白，背也不驼。现在他在深圳住了好几年，儿子出息了，女儿也出息了。他闭上眼睛。外面的烟花还在响，但他听不见了。翻了个身，手搭在老伴的胳膊上，终于也睡了。
世纪钟声敲响时，林芝还在窗前站着。晏城已经去了厨房，倒了两杯酒。不是什么好酒，就是普通的红酒，超市买的，几十块钱一瓶，瓶身上贴着促销的红标签。林芝接过酒杯，两个人碰了一下。
“干杯。”
“干杯。”
喝了一口，酒有点涩，不是回味很长的酒，但在这时候喝着刚刚好。
“晏城哥，”林芝说，“你说，下一个千年，咱们在哪儿？”
晏城没回答。看了一会窗外的夜色，才说：“在松岭。在松岭的月亮底下。”
两个人都没再说什么。
远处的烟花又猛了一阵，随后渐渐稀了，三两朵在夜空角落里自顾自地绽开。城市还没有睡意，市民广场上的人还很多,但松岭大厦的顶层只剩下这座城里最安静的一角。林芝侧过头看晏城的侧脸。晏城没看他，端着酒杯，目光落在远处。那盏煤油灯早熄了，但那点光没有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