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迟来的正义
天还没亮，三人就出发了。
比上次更早。月亮还挂在西天，又大又圆，月光把路照得白花花的。星星密密麻麻，像撒了一地的碎银子。林芝走在晏城旁边，李树生跟在后面。三人的脚步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沙沙沙，沙沙沙，像什么东西在悄悄靠近。露水打湿了裤腿，冰凉冰凉的，但谁都没停下来。
李树生还是背着那个破包袱，里头装着那份证词。那是他爹留下的，是用命换来的。他把它抱在怀里，抱得很紧，像抱着命根子。走几步，就低头看一眼，确认还在。他的眼睛在月光下亮晶晶的，不知道是泪光还是什么。
“别紧张。”林芝轻声说，声音在夜里传得很远，“放松点。”
李树生点点头，但手还是攥得紧紧的。他攥得太用力，指节都发白了。林芝看见他的手在微微发抖，心里一阵发酸。
走了两个多时辰，天才蒙蒙亮。东边的天际泛起鱼肚白，慢慢变成浅红，又变成金红。太阳从山后面探出头来，把天烧成一片火红。露水在草叶上闪闪发光，像无数颗细小的钻石。空气清冷，吸进肺里凉丝丝的，带着泥土和青草的香气。
远处的山峦一层一层，近处的田野一片一片，都染上了朝阳的颜色。玉米已经长得很高了，绿油油的，风吹过，哗啦啦响，像一片绿色的海。
“歇会儿。”晏城说。
三人在路边坐下。李树生从包袱里掏出干粮——几个煮土豆，一块咸菜。土豆是昨晚剩的，已经凉了，但还能吃。林芝咬一口土豆，又面又甜，比窝头好吃多了。他嚼着土豆，看着远处的田野，心里想着那些事。
“晏城哥，”林芝说，“你说，郑长河的上司，会听我们说话吗？”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远处的山，眼神很深。
“不知道。”他说，“但总要试试。”
李树生低着头，没说话。他的手在微微发抖，土豆都拿不稳，掉了几块在地上。他弯腰捡起来，吹了吹土，继续吃。
林芝看着他，心里发酸。
“李大哥，”他说，“别怕。咱们有理，有证据。”
李树生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有恐惧，但也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那种东西叫希望。
“林知青，”他说，“我不怕。我就是……就是有点激动。我爹记了这么多年的事，终于有人听了。”
他顿了顿，又说：“我爹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树生啊，爹这辈子没本事，就这一件事压在心上。你一定要想办法，让真相大白。我答应了。”
林芝拍拍他的肩膀。
“会的。”他说，“一定会的。”
歇了半个时辰，三人继续赶路。
走了大半天，翻过两座山，蹚过三条河。林芝的脚又开始疼了，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晏城走在他旁边，不时看他一眼，放慢脚步等他。
走到晌午，终于看见了县城的轮廓。
那些低矮的楼房，那些冒烟的烟囱，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城墙是老城墙，青砖已经发黑了，但还结实。城门洞子黑漆漆的，像一张大嘴，要把人吞进去。
“到了。”晏城说。
三人在城门口停下。李树生看着那些楼房，眼神复杂。他从没来过县城，一辈子都待在那个山沟沟里，最远只去过公社。
“我从来没来过县城。”他说，声音有些发抖，“我爹也没来过。”
林芝拍拍他的肩膀。
“走吧。”他说，“以后有机会，多来几回。”
三人走进县城。
街上人很多，骑自行车的，挑担子的，步行的，来来往往，热热闹闹。卖吃食的摊子冒着热气，卖菜的担子摆了一地，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有卖糖葫芦的，红艳艳的一串，插在草把子上。有卖烧饼的，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烧饼烤得焦黄焦黄。
李树生看得眼睛都直了，不时东张西望，什么都觉得新鲜。他盯着一个卖糖葫芦的看了很久，咽了咽口水。
林芝看见了，问他：“想吃？”
李树生摇摇头，但眼睛还是盯着。
林芝走过去，买了一串，递给他。
“尝尝。”
李树生接过，看了又看，舍不得吃。最后咬了一小口，酸酸甜甜的，他眼睛都亮了。
“好吃。”他说。
林芝笑了。
穿过几条街，他们来到一栋灰色的楼房前。
楼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松江县革命委员会。牌子是白底红字，油漆还很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门口站着两个穿军装的人，背着枪，表情严肃，像两尊雕像。
“就是这儿。”林芝说。
晏城看着那块牌子，沉默了一会儿。他的眼睛里有东西在闪，是紧张，是期待，还是别的什么。
“走吧。”他说。
三人走进去。那两个站岗的看了他们一眼，没拦。
楼里很安静，走廊里没什么人。墙上贴着标语，红纸黑字，写着“为人民服务”“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话。走廊很长，光线昏暗，只有几盏白炽灯亮着，发出昏黄的光。脚踩在地上，发出空旷的回声。
他们上了二楼，找到一间办公室，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主任办公室。牌子是木头的，漆成了暗红色，边角已经磨损了。
晏城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传出一个声音。
推开门，屋里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正在看文件。他抬起头，看见三个人站在门口，愣了一下。他的目光从晏城脸上扫到林芝脸上，又扫到李树生脸上，带着审视和疑惑。
“你们找谁？”
“找主任。”晏城说。
“我就是。”男人放下文件，摘下眼镜，“什么事？”
晏城走进去，站在办公桌前。他的背挺得很直，眼睛直视着那个男人。
“我姓晏，叫晏城。”他说，“松岭公社的。这是我兄弟林芝，这是我朋友李树生。”
主任点点头，指了指椅子。
“坐。什么事？”
三人坐下。椅子很硬，硌得慌。林芝坐在椅子上，手心都是汗，把裤子都洇湿了一小块。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
“主任，”他说，“我要告一个人。”
“告谁？”
“郑长河。”晏城说，“县革委会的郑组长。”
主任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的眉头很浓，皱起来像两条毛毛虫趴在额头上。
“郑长河？告他什么？”
“告他包庇杀人犯。”晏城说，声音更沉了，“告他掩盖我爹的死。”
主任愣住了。他的眼镜滑下来一点，他伸手推了推。
“你爹？”
“我爹叫晏大川。”晏城说，“1969年，他在松岭后山被人害死。那些人说他是被老虎叼走的。不是。他是被人害死的。”
主任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很有节奏。
“你有什么证据？”
李树生站起来，从包袱里掏出那份证词，放在桌上。他的手在抖，证词也跟着抖。那张纸已经发黄发脆，边角都破了，折痕处磨出了洞。
“这是我爹留下的。”他说，“他亲眼看见的。”
主任拿起证词，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看得很慢，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屋里很静，能听见他翻纸的声音，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能听见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看完，他抬起头，看着李树生。
“你爹是李老拴？”
“是。”
“他亲眼看见那几个人抬着一个人下山？”
“是。”李树生说，“那个人手上戴着一个铜顶针，是晏大川的。我爹以前去松岭赶集，见过晏大川打猎，认得那个顶针。他还说，那几个人穿着不像是本地人，说话口音也怪。”
主任沉默了很久。
他把证词放下，看着晏城。
“晏城同志，”他说，“这件事，我会调查。但如果属实，牵涉的人很多，不是我能做主的。”
“那谁做主？”
主任想了想。
“市里。”他说，“得报到市里。”
晏城点点头。
“那就报。”
主任看着他，眼神复杂。那眼神里有同情，有无奈，还有一种林芝看不懂的东西。
“晏城同志，”他说，“你要想清楚。这件事，牵扯到的人，可能有很大的背景。你扛得住吗？”
晏城没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
窗外，阳光很好。街上人来人往，有人在卖菜，有人在买东西，有人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有个小孩在追一个皮球，跑得飞快。一切都那么平常，那么安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转过身，看着主任。
“我爹死的时候，”他说，声音很平静，“我十九岁。我娘查了两年，什么都没查到，把自己查死了。我弟弟那时候才九岁，什么都不懂。我一个人，扛了七年。”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砸在每个人心上。
“七年。”他说，“我等了七年。”
主任沉默了很久。他摘下眼镜，用布擦了擦，又戴上。他的手也在微微发抖。
“好。”他终于说，声音有些沙哑，“我帮你报。”
那天下午，主任写了报告，盖上章，让人送去市里。
晏城、林芝和李树生在办公室里等着。一等就是一下午。
太阳从头顶慢慢移到西边，光线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拖出长长的影子。主任批文件，喝水，偶尔抬头看他们一眼。他们就这么坐着，谁也不说话。
林芝靠在椅子上，困得眼皮打架。但他不敢睡，怕错过什么。他掐自己的手心，让自己保持清醒。
李树生一直抱着那个包袱，抱得紧紧的。他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偶尔抬起头，看看窗外，又低下头去。
晏城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他的眼睛盯着墙上的挂钟，看秒针一下一下地走。
挂钟滴答滴答，一秒一秒，一分一分。
太阳落山的时候，送报告的人回来了。
“市里说了，”他说，喘着气，满头大汗，“明天派人来。”
主任点点头，看着晏城。
“今晚住下。”他说，“明天再说。”
三人出了办公室，站在街上。天快黑了，路灯亮起来，昏黄昏黄的。街上的人少了，只有几个匆匆赶路的身影。卖东西的摊子都收了，地上留下一些烂菜叶和包装纸。
“走吧。”晏城说。
三人找了个小客栈住下。还是那间客栈，还是那两张床。李树生单独一间，在旁边。
林芝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水渍，黄黄的一片，像地图，又像云彩。
“晏城哥，”他说，“你说，明天会怎么样？”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
“不知道。”他说。
林芝侧过头，看着他。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晏城脸上，照出他紧绷的下颌线。他的眼睛盯着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什么。
“你怕吗？”林芝问。
晏城转过头，看着他。
“不怕。”他说，“该来的，总会来。”
林芝握住他的手。那只手粗糙，温暖，有力。
“我陪你。”他说。
晏城没说话，只是反手握紧了他。
那一夜，林芝睡得很沉。没有梦。
第二天一早，市里的人来了。
三个人，都穿着中山装，表情严肃。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姓周，自称是市革委会的。他的脸方方正正的，眼睛很亮，说话声音不高，但很清楚。
他们在主任办公室里见了面。周同志把证词看了一遍，又问了李树生很多问题。问得很细，时间，地点，人物，对话，什么都问。问了一遍，又问一遍，反复确认。
李树生一一回答，声音发抖，但说得清楚。他的手一直攥着那个包袱，攥得指节发白。
问完，周同志沉默了很久。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们。
屋里很静。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秒针走了一圈，又一圈。
“这件事，”他终于开口，转过身来，“我会如实上报。但你们要知道，查这种事，需要时间。”
“多久？”晏城问。
“不知道。”周同志说，“可能一个月，可能半年。也可能……”
他没说完。
但晏城明白他的意思。也可能不了了之。
“那我们就等。”他说。
周同志看着他，点点头。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像是欣赏，又像是同情。
“好。”他说，“你们回去等消息。”
从县革委会出来，三人在街上站了很久。
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街上人来人往，有人推着板车，有人挑着担子，有人骑着自行车叮铃铃过去。一切如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林芝觉得冷。从心里往外冷。
“晏城哥，”他说，“他们会查吗？”
晏城看着远处的街道。街道很长，看不到头。
“会。”他说，“一定会。”
李树生站在旁边，抱着那个包袱，眼眶红红的。他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顺着瘦削的脸颊往下淌。他用手背抹，抹了又流，流了又抹。
“我爹……”他说，声音哽咽，“我爹要是能看见就好了。”
晏城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那只手很重，也很暖。
“他能看见。”他说，“他在天上看着呢。”
三人往回走。
走了两天，回到松岭。
王凤娟站在村口等他们。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风里站成了一棵树。
看见他们，她跑过来。跑得很快，鞋都差点跑掉。
“咋样？”她问，喘着气，“咋样？”
林芝看着她，忽然觉得眼眶发热。
“报了。”他说，“市里会查。”
王凤娟愣了一下，然后眼泪就下来了。她用手背抹着眼泪，抹了又流，流了又抹。
“好，”她说，“好。”
那天晚上，王凤娟又炖了一锅肉。王铁柱、孙大勇、周建军都来了。一屋子人，热热闹的。
李树生坐在角落里，还是不怎么说话。但他的眼睛里，有了一种不一样的光。不再是恐惧，不再是紧张，而是别的什么。
晏城坐在炕边，喝着酒。他喝得不多，但每一口都喝得很慢。酒是王铁柱带来的，自家酿的苞谷酒，烈，辣嗓子。
林芝坐在他旁边，看着他。
“晏城哥，”他轻声说，“你终于等到了。”
晏城转过头，看着他。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脸上，让那张冷硬的脸，显得格外柔和。
“嗯。”他说。
窗外，夜风吹过。吹得树叶沙沙响，吹得窗户纸哗啦哗啦。
这一夜，他睡得很沉。
比上次更早。月亮还挂在西天，又大又圆，月光把路照得白花花的。星星密密麻麻，像撒了一地的碎银子。林芝走在晏城旁边，李树生跟在后面。三人的脚步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沙沙沙，沙沙沙，像什么东西在悄悄靠近。露水打湿了裤腿，冰凉冰凉的，但谁都没停下来。
李树生还是背着那个破包袱，里头装着那份证词。那是他爹留下的，是用命换来的。他把它抱在怀里，抱得很紧，像抱着命根子。走几步，就低头看一眼，确认还在。他的眼睛在月光下亮晶晶的，不知道是泪光还是什么。
“别紧张。”林芝轻声说，声音在夜里传得很远，“放松点。”
李树生点点头，但手还是攥得紧紧的。他攥得太用力，指节都发白了。林芝看见他的手在微微发抖，心里一阵发酸。
走了两个多时辰，天才蒙蒙亮。东边的天际泛起鱼肚白，慢慢变成浅红，又变成金红。太阳从山后面探出头来，把天烧成一片火红。露水在草叶上闪闪发光，像无数颗细小的钻石。空气清冷，吸进肺里凉丝丝的，带着泥土和青草的香气。
远处的山峦一层一层，近处的田野一片一片，都染上了朝阳的颜色。玉米已经长得很高了，绿油油的，风吹过，哗啦啦响，像一片绿色的海。
“歇会儿。”晏城说。
三人在路边坐下。李树生从包袱里掏出干粮——几个煮土豆，一块咸菜。土豆是昨晚剩的，已经凉了，但还能吃。林芝咬一口土豆，又面又甜，比窝头好吃多了。他嚼着土豆，看着远处的田野，心里想着那些事。
“晏城哥，”林芝说，“你说，郑长河的上司，会听我们说话吗？”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远处的山，眼神很深。
“不知道。”他说，“但总要试试。”
李树生低着头，没说话。他的手在微微发抖，土豆都拿不稳，掉了几块在地上。他弯腰捡起来，吹了吹土，继续吃。
林芝看着他，心里发酸。
“李大哥，”他说，“别怕。咱们有理，有证据。”
李树生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有恐惧，但也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那种东西叫希望。
“林知青，”他说，“我不怕。我就是……就是有点激动。我爹记了这么多年的事，终于有人听了。”
他顿了顿，又说：“我爹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树生啊，爹这辈子没本事，就这一件事压在心上。你一定要想办法，让真相大白。我答应了。”
林芝拍拍他的肩膀。
“会的。”他说，“一定会的。”
歇了半个时辰，三人继续赶路。
走了大半天，翻过两座山，蹚过三条河。林芝的脚又开始疼了，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晏城走在他旁边，不时看他一眼，放慢脚步等他。
走到晌午，终于看见了县城的轮廓。
那些低矮的楼房，那些冒烟的烟囱，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城墙是老城墙，青砖已经发黑了，但还结实。城门洞子黑漆漆的，像一张大嘴，要把人吞进去。
“到了。”晏城说。
三人在城门口停下。李树生看着那些楼房，眼神复杂。他从没来过县城，一辈子都待在那个山沟沟里，最远只去过公社。
“我从来没来过县城。”他说，声音有些发抖，“我爹也没来过。”
林芝拍拍他的肩膀。
“走吧。”他说，“以后有机会，多来几回。”
三人走进县城。
街上人很多，骑自行车的，挑担子的，步行的，来来往往，热热闹闹。卖吃食的摊子冒着热气，卖菜的担子摆了一地，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有卖糖葫芦的，红艳艳的一串，插在草把子上。有卖烧饼的，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烧饼烤得焦黄焦黄。
李树生看得眼睛都直了，不时东张西望，什么都觉得新鲜。他盯着一个卖糖葫芦的看了很久，咽了咽口水。
林芝看见了，问他：“想吃？”
李树生摇摇头，但眼睛还是盯着。
林芝走过去，买了一串，递给他。
“尝尝。”
李树生接过，看了又看，舍不得吃。最后咬了一小口，酸酸甜甜的，他眼睛都亮了。
“好吃。”他说。
林芝笑了。
穿过几条街，他们来到一栋灰色的楼房前。
楼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松江县革命委员会。牌子是白底红字，油漆还很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门口站着两个穿军装的人，背着枪，表情严肃，像两尊雕像。
“就是这儿。”林芝说。
晏城看着那块牌子，沉默了一会儿。他的眼睛里有东西在闪，是紧张，是期待，还是别的什么。
“走吧。”他说。
三人走进去。那两个站岗的看了他们一眼，没拦。
楼里很安静，走廊里没什么人。墙上贴着标语，红纸黑字，写着“为人民服务”“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话。走廊很长，光线昏暗，只有几盏白炽灯亮着，发出昏黄的光。脚踩在地上，发出空旷的回声。
他们上了二楼，找到一间办公室，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主任办公室。牌子是木头的，漆成了暗红色，边角已经磨损了。
晏城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传出一个声音。
推开门，屋里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正在看文件。他抬起头，看见三个人站在门口，愣了一下。他的目光从晏城脸上扫到林芝脸上，又扫到李树生脸上，带着审视和疑惑。
“你们找谁？”
“找主任。”晏城说。
“我就是。”男人放下文件，摘下眼镜，“什么事？”
晏城走进去，站在办公桌前。他的背挺得很直，眼睛直视着那个男人。
“我姓晏，叫晏城。”他说，“松岭公社的。这是我兄弟林芝，这是我朋友李树生。”
主任点点头，指了指椅子。
“坐。什么事？”
三人坐下。椅子很硬，硌得慌。林芝坐在椅子上，手心都是汗，把裤子都洇湿了一小块。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
“主任，”他说，“我要告一个人。”
“告谁？”
“郑长河。”晏城说，“县革委会的郑组长。”
主任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的眉头很浓，皱起来像两条毛毛虫趴在额头上。
“郑长河？告他什么？”
“告他包庇杀人犯。”晏城说，声音更沉了，“告他掩盖我爹的死。”
主任愣住了。他的眼镜滑下来一点，他伸手推了推。
“你爹？”
“我爹叫晏大川。”晏城说，“1969年，他在松岭后山被人害死。那些人说他是被老虎叼走的。不是。他是被人害死的。”
主任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很有节奏。
“你有什么证据？”
李树生站起来，从包袱里掏出那份证词，放在桌上。他的手在抖，证词也跟着抖。那张纸已经发黄发脆，边角都破了，折痕处磨出了洞。
“这是我爹留下的。”他说，“他亲眼看见的。”
主任拿起证词，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看得很慢，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屋里很静，能听见他翻纸的声音，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能听见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看完，他抬起头，看着李树生。
“你爹是李老拴？”
“是。”
“他亲眼看见那几个人抬着一个人下山？”
“是。”李树生说，“那个人手上戴着一个铜顶针，是晏大川的。我爹以前去松岭赶集，见过晏大川打猎，认得那个顶针。他还说，那几个人穿着不像是本地人，说话口音也怪。”
主任沉默了很久。
他把证词放下，看着晏城。
“晏城同志，”他说，“这件事，我会调查。但如果属实，牵涉的人很多，不是我能做主的。”
“那谁做主？”
主任想了想。
“市里。”他说，“得报到市里。”
晏城点点头。
“那就报。”
主任看着他，眼神复杂。那眼神里有同情，有无奈，还有一种林芝看不懂的东西。
“晏城同志，”他说，“你要想清楚。这件事，牵扯到的人，可能有很大的背景。你扛得住吗？”
晏城没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
窗外，阳光很好。街上人来人往，有人在卖菜，有人在买东西，有人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有个小孩在追一个皮球，跑得飞快。一切都那么平常，那么安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转过身，看着主任。
“我爹死的时候，”他说，声音很平静，“我十九岁。我娘查了两年，什么都没查到，把自己查死了。我弟弟那时候才九岁，什么都不懂。我一个人，扛了七年。”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砸在每个人心上。
“七年。”他说，“我等了七年。”
主任沉默了很久。他摘下眼镜，用布擦了擦，又戴上。他的手也在微微发抖。
“好。”他终于说，声音有些沙哑，“我帮你报。”
那天下午，主任写了报告，盖上章，让人送去市里。
晏城、林芝和李树生在办公室里等着。一等就是一下午。
太阳从头顶慢慢移到西边，光线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拖出长长的影子。主任批文件，喝水，偶尔抬头看他们一眼。他们就这么坐着，谁也不说话。
林芝靠在椅子上，困得眼皮打架。但他不敢睡，怕错过什么。他掐自己的手心，让自己保持清醒。
李树生一直抱着那个包袱，抱得紧紧的。他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偶尔抬起头，看看窗外，又低下头去。
晏城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他的眼睛盯着墙上的挂钟，看秒针一下一下地走。
挂钟滴答滴答，一秒一秒，一分一分。
太阳落山的时候，送报告的人回来了。
“市里说了，”他说，喘着气，满头大汗，“明天派人来。”
主任点点头，看着晏城。
“今晚住下。”他说，“明天再说。”
三人出了办公室，站在街上。天快黑了，路灯亮起来，昏黄昏黄的。街上的人少了，只有几个匆匆赶路的身影。卖东西的摊子都收了，地上留下一些烂菜叶和包装纸。
“走吧。”晏城说。
三人找了个小客栈住下。还是那间客栈，还是那两张床。李树生单独一间，在旁边。
林芝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水渍，黄黄的一片，像地图，又像云彩。
“晏城哥，”他说，“你说，明天会怎么样？”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
“不知道。”他说。
林芝侧过头，看着他。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晏城脸上，照出他紧绷的下颌线。他的眼睛盯着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什么。
“你怕吗？”林芝问。
晏城转过头，看着他。
“不怕。”他说，“该来的，总会来。”
林芝握住他的手。那只手粗糙，温暖，有力。
“我陪你。”他说。
晏城没说话，只是反手握紧了他。
那一夜，林芝睡得很沉。没有梦。
第二天一早，市里的人来了。
三个人，都穿着中山装，表情严肃。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姓周，自称是市革委会的。他的脸方方正正的，眼睛很亮，说话声音不高，但很清楚。
他们在主任办公室里见了面。周同志把证词看了一遍，又问了李树生很多问题。问得很细，时间，地点，人物，对话，什么都问。问了一遍，又问一遍，反复确认。
李树生一一回答，声音发抖，但说得清楚。他的手一直攥着那个包袱，攥得指节发白。
问完，周同志沉默了很久。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们。
屋里很静。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秒针走了一圈，又一圈。
“这件事，”他终于开口，转过身来，“我会如实上报。但你们要知道，查这种事，需要时间。”
“多久？”晏城问。
“不知道。”周同志说，“可能一个月，可能半年。也可能……”
他没说完。
但晏城明白他的意思。也可能不了了之。
“那我们就等。”他说。
周同志看着他，点点头。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像是欣赏，又像是同情。
“好。”他说，“你们回去等消息。”
从县革委会出来，三人在街上站了很久。
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街上人来人往，有人推着板车，有人挑着担子，有人骑着自行车叮铃铃过去。一切如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林芝觉得冷。从心里往外冷。
“晏城哥，”他说，“他们会查吗？”
晏城看着远处的街道。街道很长，看不到头。
“会。”他说，“一定会。”
李树生站在旁边，抱着那个包袱，眼眶红红的。他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顺着瘦削的脸颊往下淌。他用手背抹，抹了又流，流了又抹。
“我爹……”他说，声音哽咽，“我爹要是能看见就好了。”
晏城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那只手很重，也很暖。
“他能看见。”他说，“他在天上看着呢。”
三人往回走。
走了两天，回到松岭。
王凤娟站在村口等他们。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风里站成了一棵树。
看见他们，她跑过来。跑得很快，鞋都差点跑掉。
“咋样？”她问，喘着气，“咋样？”
林芝看着她，忽然觉得眼眶发热。
“报了。”他说，“市里会查。”
王凤娟愣了一下，然后眼泪就下来了。她用手背抹着眼泪，抹了又流，流了又抹。
“好，”她说，“好。”
那天晚上，王凤娟又炖了一锅肉。王铁柱、孙大勇、周建军都来了。一屋子人，热热闹的。
李树生坐在角落里，还是不怎么说话。但他的眼睛里，有了一种不一样的光。不再是恐惧，不再是紧张，而是别的什么。
晏城坐在炕边，喝着酒。他喝得不多，但每一口都喝得很慢。酒是王铁柱带来的，自家酿的苞谷酒，烈，辣嗓子。
林芝坐在他旁边，看着他。
“晏城哥，”他轻声说，“你终于等到了。”
晏城转过头，看着他。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脸上，让那张冷硬的脸，显得格外柔和。
“嗯。”他说。
窗外，夜风吹过。吹得树叶沙沙响，吹得窗户纸哗啦哗啦。
这一夜，他睡得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