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好天气
“回想起我们走过的那些曲折，只有我们两个别人没法懂得。”
————
婚礼是在春天举行的。
没有大操大办，没有宾客如云，没有那些繁复的、让人喘不过气的仪式。
左奇函和杨博文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只请最亲近的人——张桂源、张函瑞、陈思罕、陈浚铭、王橹杰、还有老爷子。
老爷子刚开始说不去。
“我八十七了，折腾不起。”
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很硬，像一块风干了的老树皮。
但左奇函听出了那层硬壳底下的柔软——不是不想去，是不知道怎么去。
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参加孙子和另一个男人的婚礼，在他那个年代，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爷爷，您不用折腾。我们在老宅办。”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老宅？”
“嗯。院子里，老槐树下面。您不用出门，下楼就行。”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老爷子说了一个字：“嗯。”
左奇函挂断电话的时候，嘴角弯了一下。他站在老宅的院子里，仰头看着那棵老槐树。
四月的槐树刚刚开始冒新芽，枝桠上缀满了嫩绿色的、米粒大小的苞，在阳光下像一颗一颗碎翡翠。
再过半个月，槐花就会开了，白的，一串一串垂下来，香得发腻。
杨博文从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两杯茶。
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薄毛衣，袖子卷到小臂，露出一截瘦削的手腕，手腕上戴着那串白玉手串。
他的腿已经完全恢复了——不是“能走路”，是“能跑能跳能站在槐树下仰着头看新芽”的那种恢复。三年来，他每天都在做康复训练，从不间断。
王橹杰说他是一个“让医生没有成就感”的病人——因为他不需要任何人督促，他比医生更着急。
“看什么呢？”杨博文递给他一杯茶。
“看槐树。”左奇函接过茶杯，“爷爷同意在老宅办了。”
杨博文抬起头，看着老槐树的枝桠。阳光从枝桠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的脸上，斑斑驳驳的。他的睫毛很长，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他同意了？”
“嗯。”
杨博文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看着茶杯里自己模糊的倒影。
“左奇函。”
“嗯。”
“你爷爷——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左奇函知道他在问什么。不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们要结婚”，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们在一起”。这两个问题之间，隔了漫长的、沉默的、心照不宣的很多年。
“他说，他早就知道了。”左奇函喝了一口茶，
杨博文的手指在杯壁上微微收紧了。
“他从来没有说过。”
“他不需要说。”左奇函看着杨博文，目光很柔，“他说，有些事，不用说出来。放在心里，也是真的。”
杨博文低下头，看着手腕上的白玉手串。珠子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像月光碎在海上。
他想起很多年前，他把那个没有署名的相机让张桂源转交给左奇函，盒子里装着一串手串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好好看世界”。他没有署名，因为他觉得不用说。左奇函认得他的字迹，会知道是他。有些事，不用说出来。放在心里，也是真的。
婚礼那天，天很好。
四月的最后一天，阳光温暖但不灼热，风轻柔但不黏腻，老槐树上的槐花开了一半，另一半还是花苞，白的和嫩绿的混在一起，像一幅没有画完的水彩画。
老爷子穿了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坐在院子里的那把竹椅上。他的腿脚已经不太好了，从楼上下来花了将近十分钟，老周扶着他，一步一步地，像在丈量什么。
但他坐到竹椅上的时候，腰板挺得很直，目光很亮，像一只老了但还没有闭眼的鹰。
张桂源是第一个到的。
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领带系得歪歪扭扭的，张函瑞帮他重新系了一遍，一边系一边数落他：
“你多大了，领带都不会系？”
张桂源嘿嘿笑着，不说话。
系完之后，他低头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张函瑞的脸，忽然说了一句：“你今天很好看。”
张函瑞的耳朵尖红了，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说“闭嘴”，但嘴角是弯的。
陈思罕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纸袋。他把纸袋递给左奇函，说
“礼物”左奇函打开一看，是两幅画——海边的夜晚，露台，月亮，几个人站在露台上，肩并着肩。还有一副，是他和杨博文在漫天烟花下额头抵着额头，张函瑞画的。
画的下方有一行小字，是陈思罕的笔迹：“月光照在海上，照在所有人身上。”
左奇函看着那行字。“谢谢。”他说。
陈思罕摇了摇头，走到院子的一角，安静地站在那里，看着老槐树。阳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陈浚铭是从学校直接赶来的。他今年大一了，在杨博文以前上过的那所大学。
他说他要考上他哥的大学，他做到了。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里捧着一束花——向日葵，和以前一样，黄色的，开得很盛。
他把花递给杨博文，说“哥，新婚快乐”。杨博文接过花，看着那些向日葵，看了很久。
“怎么了？”陈浚铭问。
“没什么。”杨博文抬起头，笑了一下，“就是觉得，向日葵很好看。”
陈浚铭看着他，眼眶红了，但忍住了。
他已经不是那个会在哥哥面前哭的小孩子了。
他长大了，长成了一个比杨博文还高半个头的、肩膀很宽的、笑起来很好看的大学生。
但在杨博文面前，他永远是小孩子。不是“像”小孩子，是“是”小孩子。这个身份，不会因为年龄改变。
王橹杰是从瑞士飞回来的。他请了一周的假，专门来参加婚礼。
他穿了一件浅灰色的西装，没有打领带，衬衫最上面一颗扣子解开着，看起来不像一个医生，像一个来度假的年轻人。
他走到左奇函面前，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然后同时笑了。
“你瘦了。”王橹杰说。
“你胖了。”左奇函说。
“我没有。”
“你有。”
两个人又笑了。笑着笑着，王橹杰伸出手，抱了左奇函一下，然后松开了。
“谢谢你。”左奇函说。
“谢什么？”
“谢你照顾他。三年。”
王橹杰摇了摇头。
“不是我照顾他。是他照顾自己。他只是需要一个人在旁边看着。”
他顿了一下，“但你知道，他在瑞士的三年，每次做记忆唤醒训练，每次闭上眼睛，叫的名字都是你。”
左奇函的手指微微收紧了。
“他说你什么？”左奇函问。
“他叫你的名字。没有别的。就是‘左奇函’。”王橹杰说，“三个字。一遍一遍地。有时候是在训练中，有时候是在梦里。护士跟我说，他晚上说梦话，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三个字。”
左奇函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腕上的白玉手串。
“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他不需要说。”王橹杰笑了，“有些事，不用说出来。放在心里，也是真的。”
陈薇娅是最后一个到的。她穿着一件碎花裙子，头发披散着，手里拎着一个很大的袋子。她把袋子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小点心——饼干、蛋糕、马卡龙，五颜六色的，像一盒打翻了的糖果。
“我自己做的。”她说，声音有些不好意思，“第一次做，可能不太好吃。”
张桂源拿了一块饼干，咬了一口，嚼了两下，眼睛亮了。“好吃！”他又咬了一口，含糊不清地说，“真的好吃！”
陈薇娅看着他，笑了。那笑容很亮，很轻松，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快乐的女孩。
她的妈妈陈慧兰还在医院里，身体比三年前好了一些，但还是不能出院。
陈薇娅每个周末都会去看她，推着轮椅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给她讲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陈慧兰听着，有时候笑，有时候点头，有时候问一句“薇娅，你吃饭了吗”。和所有妈妈一样。不管经历了什么，不管被关了多少年，她还是一个会问女儿“你吃饭了吗”的妈妈。
仪式是在老槐树下举行的。
没有司仪，没有誓词，没有交换戒指的环节——因为他们早就交换过了。
那两串白玉手串，就是他们的戒指。杨博文把那串戴了三年的手串从自己手腕上取下来，戴到左奇函的手腕上。
然后左奇函把他那串戴了三年的手串取下来，戴到杨博文的手腕上。
两个人低着头，做这件事的时候，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不能出任何差错的仪式。
珠子碰着珠子，发出细微的、清脆的声响，像心跳，像雨滴。
杨博文戴好手串之后，抬起头，看着左奇函。
“左奇函。”
“嗯。”
“我回来了。”
这是他在姥姥坟前说过的话。现在他又说了一遍。不是重复，是确认。
像在说：你看，我真的回来了。不是梦，不是幻觉，不是你在老宅的院子里、在姥姥的坟前、在那个空荡荡的公寓里一个人想象的。
是真正的、有体温的、会说话的、会笑的我，回来了。
左奇函看着他，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
“欢迎回来。”他说，和在姥姥坟前说的一模一样。
然后杨博文笑了。那笑容，和很多年前在接力赛终点线上的那个笑容一模一样。灿烂的，毫无保留的，像阳光打在身上，像月光碎在海上。
左奇函也笑了。
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槐花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甜甜的，腻腻的，像一场不会醒来的梦。
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两个人身上，落在两串白玉手串上，落在那束金黄色的向日葵上。
所有人都看着他们。
张函瑞的眼睛是红的，他没有忍，让眼泪流在脸上。张桂源站在他旁边，没有递纸巾，只是握着他的手。陈思罕靠在树干上，手里拿着那本写满了笔记的笔记本，嘴角带着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笑意。陈浚铭站在杨博文身后，比他哥高半个头，但他的表情像一个终于等到哥哥回家的、很小的孩子。王橹杰双手插在裤袋里，歪着头看着那两个人，嘴角弯着。陈薇娅捂着脸，眼泪从指缝间流出来，但她在笑。
老爷子坐在竹椅上，看着他的孙子和那个穿浅灰色毛衣的年轻人。他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眼睛是亮的。那种亮，不是泪光，是一种——终于可以放心了的、像是等了很久很久的、释然的光。
他低下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旧手帕，擦了擦眼角。动作很快，快到他以为没有人看到。但老周看到了。老周站在他身后，看着老爷子的后脑勺，那头发全白了，在阳光下像一顶雪做的帽子。老周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出声。
院子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没有人做任何多余的事。所有人都在看着那两个人——左奇函和杨博文，站在老槐树下，手腕上戴着对方的手串，肩膀挨着肩膀，影子投在青石板上，靠得很近，很近。
月光照在所有人身上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留在老宅吃了饭。
老周让厨房做了一大桌子菜——红烧排骨、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老母鸡汤，还有老爷子最爱吃的红烧狮子头。圆桌坐满了，九个人，不多不少。老爷子坐主位，左奇函和杨博文坐在他两边。
吃饭的时候，张桂源讲了一个很冷的笑话，没有人笑，他自己笑了半天，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张函瑞在旁边翻白眼，但嘴角是弯的。
陈浚铭坐在杨博文旁边，不停地给他夹菜，夹到杨博文的碗堆成了小山，杨博文说“够了够了”，陈浚铭说“你太瘦了”，又夹了一块排骨。
老爷子没有怎么说话。他吃了几口菜，喝了几口汤，然后放下了筷子，靠在椅背上，看着这一桌子人。他的目光很慢，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像一盏巡夜的灯，慢慢地、仔细地、把每一个人都照了一遍。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左奇函和杨博文身上。
两个人正低着头在说什么——杨博文的耳朵是红的，左奇函的嘴角是弯的，两个人的手腕挨在一起，白玉手串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老爷子看了很久。
然后他端起桌上的酒杯，慢慢地喝了一口。酒是左奇函专门给他准备的，不是茅台，是一种很淡的、入口绵柔的米酒。老爷子说“这酒没劲”，但喝了一口之后，又喝了一口。
“爷爷。”左奇函转过头，看着老爷子。
老爷子放下酒杯，看着他。
“奇函。”
“嗯。”
老爷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停住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拍了拍左奇函的肩膀。
和左明远不一样，老爷子的手没有力度——不是“不轻不重”，是几乎没有力度。他的手放在左奇函的肩膀上，像一片落叶落在水面上，轻得几乎没有重量。
但左奇函感觉到了那片落叶的分量。那是八十四年的分量，是风雨的分量，是时间的分量。
“好好过。”老爷子说。
三个字。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左奇函的眼眶红了，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看着爷爷的眼睛——那双经历了八十多年风雨的、什么都见过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有落下来。
“好。”左奇函说。
老爷子点了点头，把手收回去，重新靠在椅背上。他拿起酒杯，又喝了一口米酒，然后慢慢地、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气。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从老槐树的枝叶间透过来，落在餐桌上，落在那些吃了一半的菜上，落在那些空了一半的酒杯上，落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月光照在所有人身上。一样的亮，一样的安静，一样的——不偏不倚。
那天晚上，左左奇函和杨博文没有回自己的公寓。他们住在老宅——左奇函以前的房间。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书桌上还放着他高中时的课本，课本旁边是一盏旧台灯，台灯的灯罩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杨博文站在书桌前，翻着那些旧课本。课本的空白处有左奇函的笔记，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和他的人一样。
他翻到数学课本的某一页，看到空白处画了一个小人。小人很简单，几笔勾勒，但能看出是一个人在跑步，头发被风吹起来，嘴角弯着。
“这是你画的？”杨博文问。
左奇函走过来，看了一眼那页课本，沉默了一下。
“是。”
“画的谁？”
左奇函看着他，看了两秒。
“你。”
杨博文的手指在那一页上停住了。
他低下头，看着那个小人——跑步的姿势，被风吹起来的头发，弯着的嘴角。他看着这个画在数学课本空白处的、简单的、几笔勾勒的小人，看了很久。
“什么时候画的？”
“初二。”左奇函说，“那年的运动会，你跑接力赛。我坐在看台上，离得很远，看不清你的脸。但我记得你的姿势。”
杨博文抬起头，看着左奇函。
“我跑接力赛的时候，你在看台上？”
“嗯。”
“我跑完了之后呢？”
“你跑了第一。你笑了。”左奇函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说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那是我见过的、你最好看的样子。”
杨博文的眼眶红了。他合上课本，放回书桌上，转过身，面对左奇函。
“左奇函。”
“嗯。”
“你知不知道，那年的接力赛，我跑完之后，在看台上找过一个人。”
左奇函愣住了。“找我？”
“嗯。”杨博文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说一个藏了很多年的秘密，“我跑完之后，在看台上找一个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是哪个年级哪个班的，我只知道他的眼睛很好看。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我不敢。”杨博文说，“我怕你知道了之后，会觉得我奇怪。一个不认识的、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在几千个人的看台上找你——听起来像一个疯子。”
左奇函伸出手，把杨博文拉进怀里。两个人站在那张旧书桌前，站在那盏落满灰的台灯旁边，站在那本画着小人的数学课本前面，拥抱着。
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落在两个人身上，落在他们手腕上的白玉手串上。
“杨博文。”
“嗯。”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杨博文把脸埋在左奇函的肩膀上，声音闷闷的。
“比你早。”
“不可能。我十三岁。”
“我是十二岁。”
“同一天？”
杨博文沉默了一下。“同一天。”
左奇函抱着他的手收紧了。
两个人在月光下拥抱，在那些错过的、找不见的、等了太久的岁月里，终于把所有的碎片都拼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左奇函醒来的时候，杨博文已经不在床上了。他伸手摸了一下右边的位置——床单是凉的，说明他已经起来有一阵子了。
他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光着脚走出房间。走廊里的灯是声控的，他的脚步声点亮了一盏又一盏昏黄的灯。
经过老爷子的房间——门开着，里面没有人，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经过左明德和宋晚晴的房间——门关着，锁着，钥匙不知道在哪里。
他走下楼梯，走到院子里。
杨博文站在老槐树下，仰头看着树冠。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身上，斑斑驳驳的。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头发翘着，和以前一样。左奇函靠在门框上，看着他。
杨博文似乎感觉到了他的目光，转过头来。
“醒了？”
“嗯。”
“爷爷在书房。他说等你醒了，让你去找他。”
左奇函走过去，站在杨博文旁边，也仰头看着老槐树。
四月的最后一天，槐花开了一半。白的，一串一串垂下来，在晨风里轻轻摇晃，香气淡淡的，甜丝丝的。
“杨博文。”
“嗯。”
“今天天气很好。”
杨博文看着他，笑了一下。“嗯，很好。”
两个人站在老槐树下，肩膀挨着肩膀，仰头看着那些半开半合的槐花，看着那些从枝叶间漏下来的碎金子一样的阳光。
手腕上的白玉手串挨在一起，珠子碰着珠子，发出细微的、清脆的声响。
左奇函伸出手，握住了杨博文的手。
杨博文回握了他。
十指相扣，掌心贴着掌心，手指交缠在一起。
和以前一样。和很多年前一样。
和第一次在话剧舞台上看到对方的时候，那两颗开始加速跳动的心脏一样。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风穿过槐树枝叶的声音，和远处、很远处、不知道谁家在放的、隐隐约约的音乐声。
阳光很好。槐花很香。他们在一起。
——正文完(有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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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是在春天举行的。
没有大操大办，没有宾客如云，没有那些繁复的、让人喘不过气的仪式。
左奇函和杨博文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只请最亲近的人——张桂源、张函瑞、陈思罕、陈浚铭、王橹杰、还有老爷子。
老爷子刚开始说不去。
“我八十七了，折腾不起。”
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很硬，像一块风干了的老树皮。
但左奇函听出了那层硬壳底下的柔软——不是不想去，是不知道怎么去。
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参加孙子和另一个男人的婚礼，在他那个年代，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爷爷，您不用折腾。我们在老宅办。”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老宅？”
“嗯。院子里，老槐树下面。您不用出门，下楼就行。”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老爷子说了一个字：“嗯。”
左奇函挂断电话的时候，嘴角弯了一下。他站在老宅的院子里，仰头看着那棵老槐树。
四月的槐树刚刚开始冒新芽，枝桠上缀满了嫩绿色的、米粒大小的苞，在阳光下像一颗一颗碎翡翠。
再过半个月，槐花就会开了，白的，一串一串垂下来，香得发腻。
杨博文从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两杯茶。
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薄毛衣，袖子卷到小臂，露出一截瘦削的手腕，手腕上戴着那串白玉手串。
他的腿已经完全恢复了——不是“能走路”，是“能跑能跳能站在槐树下仰着头看新芽”的那种恢复。三年来，他每天都在做康复训练，从不间断。
王橹杰说他是一个“让医生没有成就感”的病人——因为他不需要任何人督促，他比医生更着急。
“看什么呢？”杨博文递给他一杯茶。
“看槐树。”左奇函接过茶杯，“爷爷同意在老宅办了。”
杨博文抬起头，看着老槐树的枝桠。阳光从枝桠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的脸上，斑斑驳驳的。他的睫毛很长，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他同意了？”
“嗯。”
杨博文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看着茶杯里自己模糊的倒影。
“左奇函。”
“嗯。”
“你爷爷——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左奇函知道他在问什么。不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们要结婚”，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们在一起”。这两个问题之间，隔了漫长的、沉默的、心照不宣的很多年。
“他说，他早就知道了。”左奇函喝了一口茶，
杨博文的手指在杯壁上微微收紧了。
“他从来没有说过。”
“他不需要说。”左奇函看着杨博文，目光很柔，“他说，有些事，不用说出来。放在心里，也是真的。”
杨博文低下头，看着手腕上的白玉手串。珠子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像月光碎在海上。
他想起很多年前，他把那个没有署名的相机让张桂源转交给左奇函，盒子里装着一串手串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好好看世界”。他没有署名，因为他觉得不用说。左奇函认得他的字迹，会知道是他。有些事，不用说出来。放在心里，也是真的。
婚礼那天，天很好。
四月的最后一天，阳光温暖但不灼热，风轻柔但不黏腻，老槐树上的槐花开了一半，另一半还是花苞，白的和嫩绿的混在一起，像一幅没有画完的水彩画。
老爷子穿了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坐在院子里的那把竹椅上。他的腿脚已经不太好了，从楼上下来花了将近十分钟，老周扶着他，一步一步地，像在丈量什么。
但他坐到竹椅上的时候，腰板挺得很直，目光很亮，像一只老了但还没有闭眼的鹰。
张桂源是第一个到的。
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领带系得歪歪扭扭的，张函瑞帮他重新系了一遍，一边系一边数落他：
“你多大了，领带都不会系？”
张桂源嘿嘿笑着，不说话。
系完之后，他低头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张函瑞的脸，忽然说了一句：“你今天很好看。”
张函瑞的耳朵尖红了，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说“闭嘴”，但嘴角是弯的。
陈思罕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纸袋。他把纸袋递给左奇函，说
“礼物”左奇函打开一看，是两幅画——海边的夜晚，露台，月亮，几个人站在露台上，肩并着肩。还有一副，是他和杨博文在漫天烟花下额头抵着额头，张函瑞画的。
画的下方有一行小字，是陈思罕的笔迹：“月光照在海上，照在所有人身上。”
左奇函看着那行字。“谢谢。”他说。
陈思罕摇了摇头，走到院子的一角，安静地站在那里，看着老槐树。阳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陈浚铭是从学校直接赶来的。他今年大一了，在杨博文以前上过的那所大学。
他说他要考上他哥的大学，他做到了。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里捧着一束花——向日葵，和以前一样，黄色的，开得很盛。
他把花递给杨博文，说“哥，新婚快乐”。杨博文接过花，看着那些向日葵，看了很久。
“怎么了？”陈浚铭问。
“没什么。”杨博文抬起头，笑了一下，“就是觉得，向日葵很好看。”
陈浚铭看着他，眼眶红了，但忍住了。
他已经不是那个会在哥哥面前哭的小孩子了。
他长大了，长成了一个比杨博文还高半个头的、肩膀很宽的、笑起来很好看的大学生。
但在杨博文面前，他永远是小孩子。不是“像”小孩子，是“是”小孩子。这个身份，不会因为年龄改变。
王橹杰是从瑞士飞回来的。他请了一周的假，专门来参加婚礼。
他穿了一件浅灰色的西装，没有打领带，衬衫最上面一颗扣子解开着，看起来不像一个医生，像一个来度假的年轻人。
他走到左奇函面前，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然后同时笑了。
“你瘦了。”王橹杰说。
“你胖了。”左奇函说。
“我没有。”
“你有。”
两个人又笑了。笑着笑着，王橹杰伸出手，抱了左奇函一下，然后松开了。
“谢谢你。”左奇函说。
“谢什么？”
“谢你照顾他。三年。”
王橹杰摇了摇头。
“不是我照顾他。是他照顾自己。他只是需要一个人在旁边看着。”
他顿了一下，“但你知道，他在瑞士的三年，每次做记忆唤醒训练，每次闭上眼睛，叫的名字都是你。”
左奇函的手指微微收紧了。
“他说你什么？”左奇函问。
“他叫你的名字。没有别的。就是‘左奇函’。”王橹杰说，“三个字。一遍一遍地。有时候是在训练中，有时候是在梦里。护士跟我说，他晚上说梦话，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三个字。”
左奇函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腕上的白玉手串。
“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他不需要说。”王橹杰笑了，“有些事，不用说出来。放在心里，也是真的。”
陈薇娅是最后一个到的。她穿着一件碎花裙子，头发披散着，手里拎着一个很大的袋子。她把袋子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小点心——饼干、蛋糕、马卡龙，五颜六色的，像一盒打翻了的糖果。
“我自己做的。”她说，声音有些不好意思，“第一次做，可能不太好吃。”
张桂源拿了一块饼干，咬了一口，嚼了两下，眼睛亮了。“好吃！”他又咬了一口，含糊不清地说，“真的好吃！”
陈薇娅看着他，笑了。那笑容很亮，很轻松，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快乐的女孩。
她的妈妈陈慧兰还在医院里，身体比三年前好了一些，但还是不能出院。
陈薇娅每个周末都会去看她，推着轮椅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给她讲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陈慧兰听着，有时候笑，有时候点头，有时候问一句“薇娅，你吃饭了吗”。和所有妈妈一样。不管经历了什么，不管被关了多少年，她还是一个会问女儿“你吃饭了吗”的妈妈。
仪式是在老槐树下举行的。
没有司仪，没有誓词，没有交换戒指的环节——因为他们早就交换过了。
那两串白玉手串，就是他们的戒指。杨博文把那串戴了三年的手串从自己手腕上取下来，戴到左奇函的手腕上。
然后左奇函把他那串戴了三年的手串取下来，戴到杨博文的手腕上。
两个人低着头，做这件事的时候，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不能出任何差错的仪式。
珠子碰着珠子，发出细微的、清脆的声响，像心跳，像雨滴。
杨博文戴好手串之后，抬起头，看着左奇函。
“左奇函。”
“嗯。”
“我回来了。”
这是他在姥姥坟前说过的话。现在他又说了一遍。不是重复，是确认。
像在说：你看，我真的回来了。不是梦，不是幻觉，不是你在老宅的院子里、在姥姥的坟前、在那个空荡荡的公寓里一个人想象的。
是真正的、有体温的、会说话的、会笑的我，回来了。
左奇函看着他，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
“欢迎回来。”他说，和在姥姥坟前说的一模一样。
然后杨博文笑了。那笑容，和很多年前在接力赛终点线上的那个笑容一模一样。灿烂的，毫无保留的，像阳光打在身上，像月光碎在海上。
左奇函也笑了。
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槐花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甜甜的，腻腻的，像一场不会醒来的梦。
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两个人身上，落在两串白玉手串上，落在那束金黄色的向日葵上。
所有人都看着他们。
张函瑞的眼睛是红的，他没有忍，让眼泪流在脸上。张桂源站在他旁边，没有递纸巾，只是握着他的手。陈思罕靠在树干上，手里拿着那本写满了笔记的笔记本，嘴角带着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笑意。陈浚铭站在杨博文身后，比他哥高半个头，但他的表情像一个终于等到哥哥回家的、很小的孩子。王橹杰双手插在裤袋里，歪着头看着那两个人，嘴角弯着。陈薇娅捂着脸，眼泪从指缝间流出来，但她在笑。
老爷子坐在竹椅上，看着他的孙子和那个穿浅灰色毛衣的年轻人。他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眼睛是亮的。那种亮，不是泪光，是一种——终于可以放心了的、像是等了很久很久的、释然的光。
他低下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旧手帕，擦了擦眼角。动作很快，快到他以为没有人看到。但老周看到了。老周站在他身后，看着老爷子的后脑勺，那头发全白了，在阳光下像一顶雪做的帽子。老周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出声。
院子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没有人做任何多余的事。所有人都在看着那两个人——左奇函和杨博文，站在老槐树下，手腕上戴着对方的手串，肩膀挨着肩膀，影子投在青石板上，靠得很近，很近。
月光照在所有人身上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留在老宅吃了饭。
老周让厨房做了一大桌子菜——红烧排骨、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老母鸡汤，还有老爷子最爱吃的红烧狮子头。圆桌坐满了，九个人，不多不少。老爷子坐主位，左奇函和杨博文坐在他两边。
吃饭的时候，张桂源讲了一个很冷的笑话，没有人笑，他自己笑了半天，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张函瑞在旁边翻白眼，但嘴角是弯的。
陈浚铭坐在杨博文旁边，不停地给他夹菜，夹到杨博文的碗堆成了小山，杨博文说“够了够了”，陈浚铭说“你太瘦了”，又夹了一块排骨。
老爷子没有怎么说话。他吃了几口菜，喝了几口汤，然后放下了筷子，靠在椅背上，看着这一桌子人。他的目光很慢，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像一盏巡夜的灯，慢慢地、仔细地、把每一个人都照了一遍。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左奇函和杨博文身上。
两个人正低着头在说什么——杨博文的耳朵是红的，左奇函的嘴角是弯的，两个人的手腕挨在一起，白玉手串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老爷子看了很久。
然后他端起桌上的酒杯，慢慢地喝了一口。酒是左奇函专门给他准备的，不是茅台，是一种很淡的、入口绵柔的米酒。老爷子说“这酒没劲”，但喝了一口之后，又喝了一口。
“爷爷。”左奇函转过头，看着老爷子。
老爷子放下酒杯，看着他。
“奇函。”
“嗯。”
老爷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停住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拍了拍左奇函的肩膀。
和左明远不一样，老爷子的手没有力度——不是“不轻不重”，是几乎没有力度。他的手放在左奇函的肩膀上，像一片落叶落在水面上，轻得几乎没有重量。
但左奇函感觉到了那片落叶的分量。那是八十四年的分量，是风雨的分量，是时间的分量。
“好好过。”老爷子说。
三个字。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左奇函的眼眶红了，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看着爷爷的眼睛——那双经历了八十多年风雨的、什么都见过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有落下来。
“好。”左奇函说。
老爷子点了点头，把手收回去，重新靠在椅背上。他拿起酒杯，又喝了一口米酒，然后慢慢地、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气。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从老槐树的枝叶间透过来，落在餐桌上，落在那些吃了一半的菜上，落在那些空了一半的酒杯上，落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月光照在所有人身上。一样的亮，一样的安静，一样的——不偏不倚。
那天晚上，左左奇函和杨博文没有回自己的公寓。他们住在老宅——左奇函以前的房间。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书桌上还放着他高中时的课本，课本旁边是一盏旧台灯，台灯的灯罩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杨博文站在书桌前，翻着那些旧课本。课本的空白处有左奇函的笔记，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和他的人一样。
他翻到数学课本的某一页，看到空白处画了一个小人。小人很简单，几笔勾勒，但能看出是一个人在跑步，头发被风吹起来，嘴角弯着。
“这是你画的？”杨博文问。
左奇函走过来，看了一眼那页课本，沉默了一下。
“是。”
“画的谁？”
左奇函看着他，看了两秒。
“你。”
杨博文的手指在那一页上停住了。
他低下头，看着那个小人——跑步的姿势，被风吹起来的头发，弯着的嘴角。他看着这个画在数学课本空白处的、简单的、几笔勾勒的小人，看了很久。
“什么时候画的？”
“初二。”左奇函说，“那年的运动会，你跑接力赛。我坐在看台上，离得很远，看不清你的脸。但我记得你的姿势。”
杨博文抬起头，看着左奇函。
“我跑接力赛的时候，你在看台上？”
“嗯。”
“我跑完了之后呢？”
“你跑了第一。你笑了。”左奇函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说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那是我见过的、你最好看的样子。”
杨博文的眼眶红了。他合上课本，放回书桌上，转过身，面对左奇函。
“左奇函。”
“嗯。”
“你知不知道，那年的接力赛，我跑完之后，在看台上找过一个人。”
左奇函愣住了。“找我？”
“嗯。”杨博文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说一个藏了很多年的秘密，“我跑完之后，在看台上找一个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是哪个年级哪个班的，我只知道他的眼睛很好看。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我不敢。”杨博文说，“我怕你知道了之后，会觉得我奇怪。一个不认识的、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在几千个人的看台上找你——听起来像一个疯子。”
左奇函伸出手，把杨博文拉进怀里。两个人站在那张旧书桌前，站在那盏落满灰的台灯旁边，站在那本画着小人的数学课本前面，拥抱着。
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落在两个人身上，落在他们手腕上的白玉手串上。
“杨博文。”
“嗯。”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杨博文把脸埋在左奇函的肩膀上，声音闷闷的。
“比你早。”
“不可能。我十三岁。”
“我是十二岁。”
“同一天？”
杨博文沉默了一下。“同一天。”
左奇函抱着他的手收紧了。
两个人在月光下拥抱，在那些错过的、找不见的、等了太久的岁月里，终于把所有的碎片都拼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左奇函醒来的时候，杨博文已经不在床上了。他伸手摸了一下右边的位置——床单是凉的，说明他已经起来有一阵子了。
他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光着脚走出房间。走廊里的灯是声控的，他的脚步声点亮了一盏又一盏昏黄的灯。
经过老爷子的房间——门开着，里面没有人，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经过左明德和宋晚晴的房间——门关着，锁着，钥匙不知道在哪里。
他走下楼梯，走到院子里。
杨博文站在老槐树下，仰头看着树冠。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身上，斑斑驳驳的。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头发翘着，和以前一样。左奇函靠在门框上，看着他。
杨博文似乎感觉到了他的目光，转过头来。
“醒了？”
“嗯。”
“爷爷在书房。他说等你醒了，让你去找他。”
左奇函走过去，站在杨博文旁边，也仰头看着老槐树。
四月的最后一天，槐花开了一半。白的，一串一串垂下来，在晨风里轻轻摇晃，香气淡淡的，甜丝丝的。
“杨博文。”
“嗯。”
“今天天气很好。”
杨博文看着他，笑了一下。“嗯，很好。”
两个人站在老槐树下，肩膀挨着肩膀，仰头看着那些半开半合的槐花，看着那些从枝叶间漏下来的碎金子一样的阳光。
手腕上的白玉手串挨在一起，珠子碰着珠子，发出细微的、清脆的声响。
左奇函伸出手，握住了杨博文的手。
杨博文回握了他。
十指相扣，掌心贴着掌心，手指交缠在一起。
和以前一样。和很多年前一样。
和第一次在话剧舞台上看到对方的时候，那两颗开始加速跳动的心脏一样。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风穿过槐树枝叶的声音，和远处、很远处、不知道谁家在放的、隐隐约约的音乐声。
阳光很好。槐花很香。他们在一起。
——正文完(有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