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举报信
“他知道你小叔可能涉案吗？”
“……我提过一次。没有说太多。”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全部？”
左奇函没有回答。
他低下头，看着屏幕上那个复杂的股权结构图，看着那些层层叠叠的线条和色块，看着最上面那个名字——左明远。
“我不知道。”他说。
这是实话。
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杨博文。不是怕杨博文承受不了，是怕——杨博文知道了之后，会在案子和他的感情之间做选择。
杨博文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的原则是“真相高于一切”。
如果真相指向左明远，指向左家，他不会因为左奇函而停下。
左奇函也不希望他停下。
但那个“不希望”和“接受”之间，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左奇函，”陈思罕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什么？”
“不是案子，不是你小叔，甚至不是你。”陈思罕看着他，目光很认真，“是你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把自己当成了唯一的牺牲品。”
左奇函愣了一下。
“你什么事都自己扛，”陈思罕说，“在海边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你觉得只要自己扛住了，别人就不用受伤。但问题是——你扛不住。”
这句话说得太直接了，直接到左奇函的呼吸都停了一秒。
“你不让杨博文知道全部，是怕他为难。你不让我掺和，是怕我受伤。你不跟张桂源他们说，是怕他们担心。但左奇函——”陈思罕的声音放柔，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人，不是因为你不让我们掺和我们就不担心了。我们担心，是因为你一个人在扛。”
左奇函沉默了。
窗外的雨声更大了，打在玻璃上，模糊了外面的世界。
“我不是一个人在扛，”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哑，“我只是……还没想好怎么分。”
“那就现在开始想。”陈思罕把电脑合上，“先把杨博文叫来。你们三个——你、杨博文、我——把所有的信息放在一起，拼出全貌。然后再说下一步。”
左奇函看着他。
“你确定？”
“我确定。”
“你不怕？”
陈思罕歪了歪头，嘴角弯了一下——那个笑容，和他在海边露台上笑的时候一模一样，暖的，亮的，带着一种“我什么都不怕”的笃定。
“怕什么？”他说，“我们是三个人。三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左奇函看着他，忽然笑了。
不是自嘲的笑，也不是苦笑，是一种——被理解的、被托住的笑。
“好。”他说，“我叫他来。”
他拿出手机，给杨博文发了一条消息：
现在方便吗？我和陈思罕在一起。有些事情，需要三个人一起说。
杨博文的回复几乎是秒回的：
地址发给我。四十分钟到。
左奇函发了定位。
然后他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还有一件事，”陈思罕忽然说，声音恢复了平时那种淡淡的、冷静的调子，“你小叔的司机前两天在我学校门口出现，不是偶然。”
左奇函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
“他发现了什么？”
“不知道。但他在盯着我。”陈思罕说，“我查了一下他的背景——那个人不只是司机。他叫孙强，四十三岁，在你小叔身边跟了十几年。表面上是司机，实际上——”
他顿了一下。
“实际上是你小叔的‘白手套’。很多不方便出面的事，都是他去做。”
左奇函的手指攥紧了。
“他对你做了什么？”
“没有。就是出现了一下。”陈思罕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件可能威胁到安全的事，“但这是个信号——你小叔在关注我。或者说，他在关注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
“你要小心。”左奇函的声音变得紧绷，“如果他——”
“我会小心的。”陈思罕打断了他，“但你也一样。你才是他真正盯着的人。”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在那一秒钟里，他们之间没有说出口的东西，比说出口的还要多。
左奇函点了点头。
陈思罕也点了点头。
窗外，雨小了一些。
云层的缝隙里，透出一丝微弱的、灰白色的光。
杨博文到的时候，比预计的四十分钟早了五分钟。
他推门进来的时候，身上带着雨水的凉意和一种从案头工作中抽身出来的、还没来得及消散的专注。他的头发被雨打湿了一点，额前的碎发贴在皮肤上，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
“什么情况？”他坐下来，直接切入主题。
左奇函把电脑转过去给他看。
杨博文看了三分钟。
三分钟里，他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一页一页地看着那些股权结构图、资金流向图和陈思罕整理的分析笔记。他的表情几乎没有变化，但左奇函注意到——他的呼吸频率变了。
看到第三页的时候，他的呼吸明显地慢了一拍。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左奇函。
那个目光很复杂。
不是愤怒，不是震惊，也不是“我早就知道”的那种了然。是一种——被验证了的沉重。
“我查到的那些东西，”杨博文开口了，声音很稳，但每个字都像是被称过重量一样，“和陈思罕的这些，是同一张图的不同碎片。”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文件，放在桌上。
那是他三周以来所有的调查记录——银行流水的复印件、询问笔录的关键段落摘录、相关法律法规的索引、以及一份手写的时间线。
“陈母——陈慧兰——三年前在一家贸易公司做财务总监。那家公司就是陈思罕图上的那个‘恒远实业’。”
杨博文翻开其中一页，指着一行被荧光笔标记过的文字，
“她在职期间，经手了几笔大额转账。她觉得不对劲，私下保留了一部分记录。”
“后来呢？”陈思罕问。
“后来，”杨博文翻到下一页，“她被人举报‘职务侵占’。案子还没查清楚，她的精神状态就开始‘出问题’了。邻居说她半夜尖叫，同事说她自言自语，家人说她性情大变——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她疯了。”
“但你没有接受这个结论。”左奇函说。
“我没有。”杨博文看着他，“因为她的‘发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起点——就在她向上级监管部门递交了一份匿名举报信之后的第三天。”
房间里安静了。
左奇函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停住了。
“那封举报信的内容是什么？”他问。
杨博文从文件的最底下抽出一张纸。
那是一封信的复印件，字迹工整，是打印的。内容不长，只有一页纸。
他把纸放在桌上，所有人都能看到。
举报信的内容很克制，用的是那种“只陈述事实、不做价值判断”的语言。但那些事实本身，已经足够让人脊背发凉。
举报信里提到了几笔资金的异常流动，提到了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和经手人，提到了一个“可能存在的、利用家族企业内部渠道进行非法资金转移的模式”。
举报信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请求有关部门对此进行调查。我不是在告发任何人，我只是在做我的本职工作——保护这家公司的财务安全。”
落款处是一个名字和日期。
名字是“陈慧兰”。
日期是三年前的某一天。
左奇函看着那个日期，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咔嗒”一声，像一把锁被打开了。
那个日期——三年前的某一天——正是左明远开始频繁出现在老爷子书房里的时间点。
也是左明德和宋晚晴开始“经常不回家”的时间点。
还是左奇函被老爷子叫去谈话、被更加严格地“培养”的时间点。
所有的时间线，都指向同一个坐标。
三年前。
“所以，”左奇函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自言自语，“小叔从三年前就开始……防备了？”
“不是防备。”杨博文纠正了他，“是清理。”
这个词像一把刀，精准地切开了所有模糊的边界。
清理。
陈慧兰的“发疯”是清理。那些被掩盖的账目是清理。那个被注销的举报邮箱是清理。所有指向真相的线索，都被一条一条地剪断了，像剪断一根一根的线头，让整件毛衣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慢慢散架。
“但陈慧兰没有完全被清理掉，”杨博文说，
“她留了一手。那些转账记录的备份，她藏在了只有她知道的地方。她告诉了她最信任的朋友——如果她出了什么事，就把这些东西交给她的女儿。”
“陈薇娅知道多少？”左奇函问。
“知道大概的框架，但不知道所有的细节。她说她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她只需要知道——她的妈妈没有疯。这就够了。”
左奇函沉默了。
他想起海边那个晚上，陈薇娅坐在沙发上，抱着冰可乐，笑着跟陈浚铭讲杨博文小时候的事。
她的笑容那么明亮，那么轻松。
但她的妈妈，在某个地方，被关着，被用药，被所有人当作一个“疯女人”。
而她一个人在战斗。
“我们要帮她。”左奇函说。
杨博文看着他。
“你确定？”杨博文问，“这个案子查下去，会查到左明远。查到左明远，就会查到左家。查到左家——”
“我说了，”左奇函打断了他，“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我也去做我该做的事。”
他看着杨博文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该查的，查到底。该争的，争到底。”
杨博文看着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握住了左奇函的手。
不是在车里那次——那次是额头抵着肩膀，是疲惫的、寻求支撑的依靠。
这次是握着手。
掌心贴着掌心，手指交缠在一起，力度不大，但很坚定。
像在说：好。我们一起。
陈思罕坐在对面，看着这两个人握在一起的手，嘴角弯了一下。
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移开视线。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可靠的见证者。
然后他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
写完之后，他把那一页纸撕下来，折好，放在桌上。
“这是我的部分，”他说，“你们需要的任何东西，随时说。”
左奇函和杨博文同时看向他。
陈思罕歪了歪头，笑了笑——那个笑容，和他在海边的露台上笑的时候一模一样。
“兄弟都在呢。”他说。
那天晚上，陈浚铭给杨博文打了一个电话。
“哥，你吃饭了吗？”
杨博文看了一眼桌上的外卖盒——已经空了，一个小时前吃的。
“吃了。你呢？”
“吃了。食堂的饭，难吃死了。”
“别挑食。”
“我没有挑食，我是客观评价。”
陈浚铭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比平时低沉一些，变声期还没完全结束，偶尔会有一种沙沙的质感，像老式收音机，
“哥，你今天声音听起来不太一样。”
杨博文愣了一下，“哪里不一样？”
“就是……更累了。”陈浚铭说得很自然，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你是不是又加班了？”
杨博文沉默了一下。
“没有。就是跟左奇函他们见了个面。”
“左哥？他也加班吗？”
“他不加班。他是——”
“我知道他是你男朋友，”
陈浚铭打断了他，语气里带着一点少年人特有的、故意装出来的嫌弃，
“我又不是小孩了，你不用避讳。”
杨博文忍不住笑了一下。
“好，你不是小孩了。”
“真的，”陈浚铭的声音认真起来，“哥，我真的不是小孩了。你不用什么事都瞒着我的，你们都很忙，都很累，但我不是那种什么都不懂的小孩了。我可以——”
他停顿了一下。
“我可以帮你跑腿。端茶倒水也行。整理文件也行。”
杨博文握着手机，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
不是因为陈浚铭说的话有多感人，而是因为——这个孩子，真的长大了。
不是“长高了”的那种长大，是“开始懂得心疼人”的那种长大。
“浚铭，”杨博文的声音放得很柔，柔到像是在哄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子，但他知道，这个“哄”不是哄他不要哭，是哄他放心，“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你把自己的事做好，就是帮我了。”
“可是——”
“等你毕业了，再来帮我跑腿。好不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陈浚铭说：“好。那我好好学习。你也要好好吃饭。不许骗我。”
“不骗你。”
“那你拍一张你吃的东西给我看。”
“……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我是你弟。”陈浚铭理直气壮地说，“我不管你谁管你？”
杨博文无奈地笑了一下，打开免提，切换到相机，对着那个空的外卖盒拍了一张照片，发了过去。
几秒后，陈浚铭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哥，你已经吃完了。空的盒子。”
“你说拍吃的东西，这是吃的东西。吃完了也是吃的东西。”
“……你强词夺理。”
杨博文笑了，电话那头的陈浚铭也笑了。他的笑声穿过手机听筒，带着一种少年人特有的、干净的、没有杂质的明亮。
“哥，”笑完之后，陈浚铭的声音又认真起来，
“你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
“知道了。”
“还有，左哥要是欺负你，你告诉我。我帮你揍他。”
“他不敢。”
“那就好。”
“浚铭。”
“嗯？”
“谢谢你。”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谢什么，”陈浚铭的声音有点别扭，像是在忍住什么，“你是我哥。”
“嗯。我是你哥。”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谁也没有挂电话。
最后是陈浚铭先开口了：“那我挂了。你早点睡。”
“好。晚安。”
“晚安，哥。”
电话挂断了。
杨博文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发了一会儿呆。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雨停了。
云层散开了，露出一角深蓝色的天空，和一弯淡淡的月亮。
月亮的旁边有一颗很亮的星星，紧紧地挨着它，像是怕它孤单。
“……我提过一次。没有说太多。”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全部？”
左奇函没有回答。
他低下头，看着屏幕上那个复杂的股权结构图，看着那些层层叠叠的线条和色块，看着最上面那个名字——左明远。
“我不知道。”他说。
这是实话。
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杨博文。不是怕杨博文承受不了，是怕——杨博文知道了之后，会在案子和他的感情之间做选择。
杨博文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的原则是“真相高于一切”。
如果真相指向左明远，指向左家，他不会因为左奇函而停下。
左奇函也不希望他停下。
但那个“不希望”和“接受”之间，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左奇函，”陈思罕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什么？”
“不是案子，不是你小叔，甚至不是你。”陈思罕看着他，目光很认真，“是你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把自己当成了唯一的牺牲品。”
左奇函愣了一下。
“你什么事都自己扛，”陈思罕说，“在海边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你觉得只要自己扛住了，别人就不用受伤。但问题是——你扛不住。”
这句话说得太直接了，直接到左奇函的呼吸都停了一秒。
“你不让杨博文知道全部，是怕他为难。你不让我掺和，是怕我受伤。你不跟张桂源他们说，是怕他们担心。但左奇函——”陈思罕的声音放柔，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人，不是因为你不让我们掺和我们就不担心了。我们担心，是因为你一个人在扛。”
左奇函沉默了。
窗外的雨声更大了，打在玻璃上，模糊了外面的世界。
“我不是一个人在扛，”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哑，“我只是……还没想好怎么分。”
“那就现在开始想。”陈思罕把电脑合上，“先把杨博文叫来。你们三个——你、杨博文、我——把所有的信息放在一起，拼出全貌。然后再说下一步。”
左奇函看着他。
“你确定？”
“我确定。”
“你不怕？”
陈思罕歪了歪头，嘴角弯了一下——那个笑容，和他在海边露台上笑的时候一模一样，暖的，亮的，带着一种“我什么都不怕”的笃定。
“怕什么？”他说，“我们是三个人。三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左奇函看着他，忽然笑了。
不是自嘲的笑，也不是苦笑，是一种——被理解的、被托住的笑。
“好。”他说，“我叫他来。”
他拿出手机，给杨博文发了一条消息：
现在方便吗？我和陈思罕在一起。有些事情，需要三个人一起说。
杨博文的回复几乎是秒回的：
地址发给我。四十分钟到。
左奇函发了定位。
然后他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还有一件事，”陈思罕忽然说，声音恢复了平时那种淡淡的、冷静的调子，“你小叔的司机前两天在我学校门口出现，不是偶然。”
左奇函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
“他发现了什么？”
“不知道。但他在盯着我。”陈思罕说，“我查了一下他的背景——那个人不只是司机。他叫孙强，四十三岁，在你小叔身边跟了十几年。表面上是司机，实际上——”
他顿了一下。
“实际上是你小叔的‘白手套’。很多不方便出面的事，都是他去做。”
左奇函的手指攥紧了。
“他对你做了什么？”
“没有。就是出现了一下。”陈思罕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件可能威胁到安全的事，“但这是个信号——你小叔在关注我。或者说，他在关注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
“你要小心。”左奇函的声音变得紧绷，“如果他——”
“我会小心的。”陈思罕打断了他，“但你也一样。你才是他真正盯着的人。”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在那一秒钟里，他们之间没有说出口的东西，比说出口的还要多。
左奇函点了点头。
陈思罕也点了点头。
窗外，雨小了一些。
云层的缝隙里，透出一丝微弱的、灰白色的光。
杨博文到的时候，比预计的四十分钟早了五分钟。
他推门进来的时候，身上带着雨水的凉意和一种从案头工作中抽身出来的、还没来得及消散的专注。他的头发被雨打湿了一点，额前的碎发贴在皮肤上，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
“什么情况？”他坐下来，直接切入主题。
左奇函把电脑转过去给他看。
杨博文看了三分钟。
三分钟里，他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一页一页地看着那些股权结构图、资金流向图和陈思罕整理的分析笔记。他的表情几乎没有变化，但左奇函注意到——他的呼吸频率变了。
看到第三页的时候，他的呼吸明显地慢了一拍。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左奇函。
那个目光很复杂。
不是愤怒，不是震惊，也不是“我早就知道”的那种了然。是一种——被验证了的沉重。
“我查到的那些东西，”杨博文开口了，声音很稳，但每个字都像是被称过重量一样，“和陈思罕的这些，是同一张图的不同碎片。”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文件，放在桌上。
那是他三周以来所有的调查记录——银行流水的复印件、询问笔录的关键段落摘录、相关法律法规的索引、以及一份手写的时间线。
“陈母——陈慧兰——三年前在一家贸易公司做财务总监。那家公司就是陈思罕图上的那个‘恒远实业’。”
杨博文翻开其中一页，指着一行被荧光笔标记过的文字，
“她在职期间，经手了几笔大额转账。她觉得不对劲，私下保留了一部分记录。”
“后来呢？”陈思罕问。
“后来，”杨博文翻到下一页，“她被人举报‘职务侵占’。案子还没查清楚，她的精神状态就开始‘出问题’了。邻居说她半夜尖叫，同事说她自言自语，家人说她性情大变——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她疯了。”
“但你没有接受这个结论。”左奇函说。
“我没有。”杨博文看着他，“因为她的‘发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起点——就在她向上级监管部门递交了一份匿名举报信之后的第三天。”
房间里安静了。
左奇函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停住了。
“那封举报信的内容是什么？”他问。
杨博文从文件的最底下抽出一张纸。
那是一封信的复印件，字迹工整，是打印的。内容不长，只有一页纸。
他把纸放在桌上，所有人都能看到。
举报信的内容很克制，用的是那种“只陈述事实、不做价值判断”的语言。但那些事实本身，已经足够让人脊背发凉。
举报信里提到了几笔资金的异常流动，提到了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和经手人，提到了一个“可能存在的、利用家族企业内部渠道进行非法资金转移的模式”。
举报信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请求有关部门对此进行调查。我不是在告发任何人，我只是在做我的本职工作——保护这家公司的财务安全。”
落款处是一个名字和日期。
名字是“陈慧兰”。
日期是三年前的某一天。
左奇函看着那个日期，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咔嗒”一声，像一把锁被打开了。
那个日期——三年前的某一天——正是左明远开始频繁出现在老爷子书房里的时间点。
也是左明德和宋晚晴开始“经常不回家”的时间点。
还是左奇函被老爷子叫去谈话、被更加严格地“培养”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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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像一把刀，精准地切开了所有模糊的边界。
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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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陈慧兰没有完全被清理掉，”杨博文说，
“她留了一手。那些转账记录的备份，她藏在了只有她知道的地方。她告诉了她最信任的朋友——如果她出了什么事，就把这些东西交给她的女儿。”
“陈薇娅知道多少？”左奇函问。
“知道大概的框架，但不知道所有的细节。她说她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她只需要知道——她的妈妈没有疯。这就够了。”
左奇函沉默了。
他想起海边那个晚上，陈薇娅坐在沙发上，抱着冰可乐，笑着跟陈浚铭讲杨博文小时候的事。
她的笑容那么明亮，那么轻松。
但她的妈妈，在某个地方，被关着，被用药，被所有人当作一个“疯女人”。
而她一个人在战斗。
“我们要帮她。”左奇函说。
杨博文看着他。
“你确定？”杨博文问，“这个案子查下去，会查到左明远。查到左明远，就会查到左家。查到左家——”
“我说了，”左奇函打断了他，“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我也去做我该做的事。”
他看着杨博文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该查的，查到底。该争的，争到底。”
杨博文看着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握住了左奇函的手。
不是在车里那次——那次是额头抵着肩膀，是疲惫的、寻求支撑的依靠。
这次是握着手。
掌心贴着掌心，手指交缠在一起，力度不大，但很坚定。
像在说：好。我们一起。
陈思罕坐在对面，看着这两个人握在一起的手，嘴角弯了一下。
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移开视线。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可靠的见证者。
然后他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
写完之后，他把那一页纸撕下来，折好，放在桌上。
“这是我的部分，”他说，“你们需要的任何东西，随时说。”
左奇函和杨博文同时看向他。
陈思罕歪了歪头，笑了笑——那个笑容，和他在海边的露台上笑的时候一模一样。
“兄弟都在呢。”他说。
那天晚上，陈浚铭给杨博文打了一个电话。
“哥，你吃饭了吗？”
杨博文看了一眼桌上的外卖盒——已经空了，一个小时前吃的。
“吃了。你呢？”
“吃了。食堂的饭，难吃死了。”
“别挑食。”
“我没有挑食，我是客观评价。”
陈浚铭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比平时低沉一些，变声期还没完全结束，偶尔会有一种沙沙的质感，像老式收音机，
“哥，你今天声音听起来不太一样。”
杨博文愣了一下，“哪里不一样？”
“就是……更累了。”陈浚铭说得很自然，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你是不是又加班了？”
杨博文沉默了一下。
“没有。就是跟左奇函他们见了个面。”
“左哥？他也加班吗？”
“他不加班。他是——”
“我知道他是你男朋友，”
陈浚铭打断了他，语气里带着一点少年人特有的、故意装出来的嫌弃，
“我又不是小孩了，你不用避讳。”
杨博文忍不住笑了一下。
“好，你不是小孩了。”
“真的，”陈浚铭的声音认真起来，“哥，我真的不是小孩了。你不用什么事都瞒着我的，你们都很忙，都很累，但我不是那种什么都不懂的小孩了。我可以——”
他停顿了一下。
“我可以帮你跑腿。端茶倒水也行。整理文件也行。”
杨博文握着手机，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
不是因为陈浚铭说的话有多感人，而是因为——这个孩子，真的长大了。
不是“长高了”的那种长大，是“开始懂得心疼人”的那种长大。
“浚铭，”杨博文的声音放得很柔，柔到像是在哄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子，但他知道，这个“哄”不是哄他不要哭，是哄他放心，“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你把自己的事做好，就是帮我了。”
“可是——”
“等你毕业了，再来帮我跑腿。好不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陈浚铭说：“好。那我好好学习。你也要好好吃饭。不许骗我。”
“不骗你。”
“那你拍一张你吃的东西给我看。”
“……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我是你弟。”陈浚铭理直气壮地说，“我不管你谁管你？”
杨博文无奈地笑了一下，打开免提，切换到相机，对着那个空的外卖盒拍了一张照片，发了过去。
几秒后，陈浚铭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哥，你已经吃完了。空的盒子。”
“你说拍吃的东西，这是吃的东西。吃完了也是吃的东西。”
“……你强词夺理。”
杨博文笑了，电话那头的陈浚铭也笑了。他的笑声穿过手机听筒，带着一种少年人特有的、干净的、没有杂质的明亮。
“哥，”笑完之后，陈浚铭的声音又认真起来，
“你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
“知道了。”
“还有，左哥要是欺负你，你告诉我。我帮你揍他。”
“他不敢。”
“那就好。”
“浚铭。”
“嗯？”
“谢谢你。”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谢什么，”陈浚铭的声音有点别扭，像是在忍住什么，“你是我哥。”
“嗯。我是你哥。”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谁也没有挂电话。
最后是陈浚铭先开口了：“那我挂了。你早点睡。”
“好。晚安。”
“晚安，哥。”
电话挂断了。
杨博文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发了一会儿呆。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雨停了。
云层散开了，露出一角深蓝色的天空，和一弯淡淡的月亮。
月亮的旁边有一颗很亮的星星，紧紧地挨着它，像是怕它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