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张总
杨博文拉上了窗帘。
他转身走回桌前，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在最新的一页上写下了今天的日期，然后写了几行字：
三方信息已汇合。初步锁定左明远与恒远实业的关联。下一步：寻找陈慧兰案中“职务侵占”指控与资金异常流动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
写完之后，他合上笔记本。
然后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左奇函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
到了吗？早点休息。
他回了一个字：
好。
然后他又加了一句：
你也早点休息。明天见。
左奇函秒回了一个“明天见”。
杨博文看着这三个字，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他关了台灯，房间暗了下来。
窗帘没有拉严，那一线月光从缝隙里钻进来，落在地板上，细细的一道，像一条银白色的丝线。
他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还在转着那些案情、那些线索、那些需要理清的逻辑链条。但他没有起来继续工作——他答应过陈浚铭，要好好休息。
他答应了，就会做到。
因为他答应过的每一件事，都会做到。
这是他的原则。
也是他爱一个人的方式。
月光在地板上慢慢地移动，像一只安静的、温柔的、不知疲倦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这个城市的夜晚。
抚摸着会议室里趴在桌上睡着的张桂源。
抚摸着画室里对着画布发呆的张函瑞。
抚摸着宿舍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陈浚铭。
抚摸着图书馆角落里整理资料的陈思罕。
抚摸着公寓里刚刚躺下的杨博文。
抚摸着老宅里失眠的左奇函。
月光照在所有人身上。
陈思罕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十点。
宿舍楼里很安静，走廊尽头的公共浴室传来隐约的水声，有人在哼一首不知道名字的歌，旋律断断续续的，像信号不好的收音机。
他推开门，室友已经睡了。上铺传来均匀的呼吸声，床头的夜灯还亮着，昏黄的光圈里放着一本翻了一半的《宏观经济学》。
他轻手轻脚地走到自己的书桌前，坐下来，没有开台灯。
黑暗中，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没有新消息。
他把那个被他拉黑的号码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不是为了联系，是为了确认。如果那个人再发消息过来，他会知道。
手机安安静静的。
他把手机扣在桌上，仰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今天下午在咖啡馆里的那些画面，还在他脑子里转。
左奇函说“你小叔的司机在找我学校门口”的时候，他没有慌。
但那种“没有慌”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提前想过了——从他在图书馆里看到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人开始，他就在想“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我该怎么办”。
他想过了。
所以他没慌。
但现在，夜深了，周围安静了，那些“如果”开始一个一个地浮上来，像水底的泡泡，无声地升起，在到达水面之前又无声地碎掉。
如果左明远不只是“盯着”他呢？
如果他找到的那些资料，不只是“让左明远不高兴”的程度呢？
如果那些资料，足以让左明远觉得他是一个“威胁”呢？
陈思罕睁开眼睛，在黑暗中看着天花板。
他拿起手机，打开和左奇函的聊天框。
想发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该发什么。
他想了想，打了一行字：
明天我去找张桂源。
发完之后他觉得这句话有点没头没尾，又补了一句：
他那儿人多，安全。
左奇函：好。我明天也过去。
左奇函：正好有些事情要跟张桂源说。
陈思罕：什么事？
左奇函：关于你之前查到的那些东西。有些涉及到张家。
陈思罕的手指顿了一下。
张家。
张桂源家的产业，和左家的产业在几个领域有交叉。他之前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过，但没有深挖——因为那时候他以为张家的部分只是“正常的商业往来”。
现在左奇函这么说，意味着不是“正常的”。
陈思罕：严重吗？
左奇函：不确定。所以要去问。
陈思罕：他知道吗？
左奇函：不知道。所以我要当面跟他说。
陈思罕看着这条消息，沉默了一会儿。
他想起张桂源的样子——总是笑得很大声，总是说“算我一个”，总是用那种笨拙的、但无比真诚的方式，把所有人的事都当成自己的事。
张桂源是这个圈子里最不像“豪门子弟”的人。他没有什么心机，不会算计，也不愿意算计。
他接手家族生意，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家里就我一个儿子”。
如果左家的污水，溅到了张家身上——
陈思罕不敢往下想了。
左奇函：别想太多。明天见了面再说。
左奇函：你先睡。
陈思罕：你也是。
左奇函：嗯。
陈思罕把手机放回桌上，翻身上了床。
上铺的室友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安静了。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把明天要做的事过了一遍——去张桂源那里，看资料，问问题，然后根据答案决定下一步。
过完之后，他开始数羊。
数到第七十三只的时候，他睡着了。
梦里什么都没有。
一片空白。
但那种空白不是轻松的空白，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那种空白。天空是灰白色的，地面是灰白色的，一切都静止了，连风都没有。
他知道有什么东西要来。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张桂源的公司在城北的一栋写字楼里，占了整整三层。
左奇函到的时候，张桂源正在开会。前台的小姑娘认识他，笑着说“左先生，张总说您来了直接去他办公室等，他开完会就上来”。
张总。
左奇函每次听到这个称呼都觉得有点恍惚。
他认识的那个张桂源，是那个在操场上踢球踢到天黑才回家、被罚站的时候偷偷给他塞糖、考试考砸了哭着说“我爸妈会打死我”的张桂源。
现在那个人是“张总”了。
他走进电梯，按下十八楼。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走廊里很安静。张桂源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门半开着，里面有人。
左奇函走过去，推开门。
张函瑞坐在沙发上。
他穿着一件宽松的亚麻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里端着一杯茶，正低着头看手机。听见门响，他抬起头来，朝左奇函点了点头。
“来了？”
“你怎么在这？”左奇函走进去，在他对面坐下来。
“来送饭。”张函瑞朝茶几上努了努嘴。茶几上放着几个保温袋，和左奇函给杨博文送饭用的那种一模一样，“他最近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我不送，他能饿死。”
左奇函笑了一下。
“你画展准备得怎么样了？”
“延期了。”张函瑞放下茶杯，语气里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平静，“本来定的是下个月，但我觉得那些画还差一点什么，不想就这么拿出来。”
“差什么？”
张函瑞想了想，歪了歪头，
“说不上来。就是一种……感觉。画都画完了，技术上也都没问题，但就是觉得——不够。”
“不够什么？”
“不够真。”张函瑞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个很重要的秘密，
“我画的那些画，都很美。但我回头看的时候，觉得它们美得太……安全了。没有那种‘我必须画这个东西不然我会死’的冲动。”
左奇函看着他，没有接话。
他知道张函瑞不是在跟他诉苦——张函瑞这个人，从来不会诉苦。
他只是在用一种很平静的方式，说出一个他自己也还没找到答案的问题。
“你会有那种冲动的，”左奇函说，“不急。”
张函瑞看了他一眼，嘴角弯了一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安慰人了？”
“跟你男朋友学的。”
“他？”张函瑞嗤了一声，“他要是会安慰人，猪都会上树。”
话音刚落，门被推开了。
张桂源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脸上带着一种“我刚开完一个让我想死的会”的表情。
“谁不会安慰人？”他问。
“你。”张函瑞头也不抬。
“我怎么不会安慰人了？”张桂源走进来，把文件夹往桌上一扔，一屁股坐在张函瑞旁边，沙发被他坐得“嘎吱”一声响，
“我上次不是安慰你了吗？”
“你上次说的是‘别想太多，画不出来就出去吃顿好的’。”
“这不叫安慰吗？”
“这叫敷衍。”
张桂源张了张嘴，想反驳，但看了看张函瑞的表情，又把嘴闭上了。
他转向左奇函，换了个话题，“你说有事要跟我说？什么事？”
左奇函的表情变了。
不是那种刻意的严肃，而是一种——不得不面对某件不想面对的事情时的、本能的沉重。
“你认识‘恒远实业’吗？”他问。
张桂源愣了一下。
“恒远？”他想了想，“好像听过。是不是做进出口贸易的那家？”
“对。”
“跟我们家有过合作吧？我记得我爸提过一嘴，说是有个项目跟他们有点关系。怎么了？”
左奇函从包里拿出陈思罕整理的那份资料，翻到其中一页，递给张桂源。
“你看看这个。”
张桂源接过去，低头看。
他看了大概一分钟。
这一分钟里，他的表情从“随便看看”变成了“认真看”，又从“认真看”变成了“眉头紧锁”。
“这笔钱，”张桂源指着页面上的一行数字，声音变了——不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傻乎乎的语气，而是变得低沉、紧绷，
“这笔钱是从我们家的账上出去的？”
“是。”左奇函说，
“三年前，你们家公司的一个子公司，给恒远实业提供了一笔短期拆借。名义上是‘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但实际上——”
“实际上是什么？”
左奇函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实际上，那笔钱从你们家的账上出去之后，经过恒远实业的账户，又转了两道手，最后进了左明远的私人账户。”
办公室里安静了。
张桂源攥着那张纸，指节泛白。
张函瑞放下了茶杯，看着左奇函，目光里带着一种少见的、认真的审视。
“你确定？”张桂源的声音有些涩。
“陈思罕查的。杨博文的案子也交叉验证过。资金流向是确定的。”
“杨博文的案子？”张桂源抬起头，“你是说陈薇娅妈妈那个案子？”
“对。陈慧兰以前是恒远实业的财务总监。她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些资金异常，才‘疯了’的。”
张桂源把那张纸放在桌上，靠在沙发上，仰头看着天花板。
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左奇函认识张桂源二十多年，很少看到他这个样子。
张桂源是一个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的人，生气不会超过五分钟，难过不会超过一天。
但这一次——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的事。
是他家的事。
是他父亲——或者说，是他父亲的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左明远资金链条上的一环。
“我爸知道吗？”张桂源问。
“不知道。”左奇函说，“我查过了。你们家公司的那笔拆借，是当时的一个副总签的字。那个副总——三年前已经离职了。”
“离职了？”
“对。离职之后去了国外。现在联系不上。”
张桂源慢慢地坐直了身体。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左奇函从来没有见过的光——不是愤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清醒。
一种被迫清醒的、不得不长大的清醒。
“所以，”张桂源的声音变得很慢，很稳，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路，每走一步都要先试探脚下的地面是否坚实，
“左明远用我们家的钱，做了他不知道的事。然后他把那个经手的副总送走了，把陈慧兰搞疯了，把所有可能指向他的线索都掐断了。”
“差不多。”
“那现在呢？”张桂源看着左奇函，“这些线索——你们查到的这些东西——够不够？”
左奇函沉默了一下。
“不够。”他说，“还差一个直接证据。能把左明远和这些资金运作直接联系起来的证据。目前我们有的，都是间接的——资金流向上有他的影子，但没有他签字的文件，没有他直接授意的录音或邮件，没有任何能把他钉死的东西。”
“那怎么办？”
左奇函正要开口，他的手机震了。
一条消息，来自陈思罕：
那个司机又来了。这次不是在学校门口。在图书馆。他坐在我后面三排。已经坐了四十分钟了。
他转身走回桌前，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在最新的一页上写下了今天的日期，然后写了几行字：
三方信息已汇合。初步锁定左明远与恒远实业的关联。下一步：寻找陈慧兰案中“职务侵占”指控与资金异常流动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
写完之后，他合上笔记本。
然后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左奇函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
到了吗？早点休息。
他回了一个字：
好。
然后他又加了一句：
你也早点休息。明天见。
左奇函秒回了一个“明天见”。
杨博文看着这三个字，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他关了台灯，房间暗了下来。
窗帘没有拉严，那一线月光从缝隙里钻进来，落在地板上，细细的一道，像一条银白色的丝线。
他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还在转着那些案情、那些线索、那些需要理清的逻辑链条。但他没有起来继续工作——他答应过陈浚铭，要好好休息。
他答应了，就会做到。
因为他答应过的每一件事，都会做到。
这是他的原则。
也是他爱一个人的方式。
月光在地板上慢慢地移动，像一只安静的、温柔的、不知疲倦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这个城市的夜晚。
抚摸着会议室里趴在桌上睡着的张桂源。
抚摸着画室里对着画布发呆的张函瑞。
抚摸着宿舍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陈浚铭。
抚摸着图书馆角落里整理资料的陈思罕。
抚摸着公寓里刚刚躺下的杨博文。
抚摸着老宅里失眠的左奇函。
月光照在所有人身上。
陈思罕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十点。
宿舍楼里很安静，走廊尽头的公共浴室传来隐约的水声，有人在哼一首不知道名字的歌，旋律断断续续的，像信号不好的收音机。
他推开门，室友已经睡了。上铺传来均匀的呼吸声，床头的夜灯还亮着，昏黄的光圈里放着一本翻了一半的《宏观经济学》。
他轻手轻脚地走到自己的书桌前，坐下来，没有开台灯。
黑暗中，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没有新消息。
他把那个被他拉黑的号码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不是为了联系，是为了确认。如果那个人再发消息过来，他会知道。
手机安安静静的。
他把手机扣在桌上，仰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今天下午在咖啡馆里的那些画面，还在他脑子里转。
左奇函说“你小叔的司机在找我学校门口”的时候，他没有慌。
但那种“没有慌”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提前想过了——从他在图书馆里看到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人开始，他就在想“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我该怎么办”。
他想过了。
所以他没慌。
但现在，夜深了，周围安静了，那些“如果”开始一个一个地浮上来，像水底的泡泡，无声地升起，在到达水面之前又无声地碎掉。
如果左明远不只是“盯着”他呢？
如果他找到的那些资料，不只是“让左明远不高兴”的程度呢？
如果那些资料，足以让左明远觉得他是一个“威胁”呢？
陈思罕睁开眼睛，在黑暗中看着天花板。
他拿起手机，打开和左奇函的聊天框。
想发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该发什么。
他想了想，打了一行字：
明天我去找张桂源。
发完之后他觉得这句话有点没头没尾，又补了一句：
他那儿人多，安全。
左奇函：好。我明天也过去。
左奇函：正好有些事情要跟张桂源说。
陈思罕：什么事？
左奇函：关于你之前查到的那些东西。有些涉及到张家。
陈思罕的手指顿了一下。
张家。
张桂源家的产业，和左家的产业在几个领域有交叉。他之前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过，但没有深挖——因为那时候他以为张家的部分只是“正常的商业往来”。
现在左奇函这么说，意味着不是“正常的”。
陈思罕：严重吗？
左奇函：不确定。所以要去问。
陈思罕：他知道吗？
左奇函：不知道。所以我要当面跟他说。
陈思罕看着这条消息，沉默了一会儿。
他想起张桂源的样子——总是笑得很大声，总是说“算我一个”，总是用那种笨拙的、但无比真诚的方式，把所有人的事都当成自己的事。
张桂源是这个圈子里最不像“豪门子弟”的人。他没有什么心机，不会算计，也不愿意算计。
他接手家族生意，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家里就我一个儿子”。
如果左家的污水，溅到了张家身上——
陈思罕不敢往下想了。
左奇函：别想太多。明天见了面再说。
左奇函：你先睡。
陈思罕：你也是。
左奇函：嗯。
陈思罕把手机放回桌上，翻身上了床。
上铺的室友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安静了。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把明天要做的事过了一遍——去张桂源那里，看资料，问问题，然后根据答案决定下一步。
过完之后，他开始数羊。
数到第七十三只的时候，他睡着了。
梦里什么都没有。
一片空白。
但那种空白不是轻松的空白，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那种空白。天空是灰白色的，地面是灰白色的，一切都静止了，连风都没有。
他知道有什么东西要来。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张桂源的公司在城北的一栋写字楼里，占了整整三层。
左奇函到的时候，张桂源正在开会。前台的小姑娘认识他，笑着说“左先生，张总说您来了直接去他办公室等，他开完会就上来”。
张总。
左奇函每次听到这个称呼都觉得有点恍惚。
他认识的那个张桂源，是那个在操场上踢球踢到天黑才回家、被罚站的时候偷偷给他塞糖、考试考砸了哭着说“我爸妈会打死我”的张桂源。
现在那个人是“张总”了。
他走进电梯，按下十八楼。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走廊里很安静。张桂源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门半开着，里面有人。
左奇函走过去，推开门。
张函瑞坐在沙发上。
他穿着一件宽松的亚麻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里端着一杯茶，正低着头看手机。听见门响，他抬起头来，朝左奇函点了点头。
“来了？”
“你怎么在这？”左奇函走进去，在他对面坐下来。
“来送饭。”张函瑞朝茶几上努了努嘴。茶几上放着几个保温袋，和左奇函给杨博文送饭用的那种一模一样，“他最近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我不送，他能饿死。”
左奇函笑了一下。
“你画展准备得怎么样了？”
“延期了。”张函瑞放下茶杯，语气里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平静，“本来定的是下个月，但我觉得那些画还差一点什么，不想就这么拿出来。”
“差什么？”
张函瑞想了想，歪了歪头，
“说不上来。就是一种……感觉。画都画完了，技术上也都没问题，但就是觉得——不够。”
“不够什么？”
“不够真。”张函瑞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个很重要的秘密，
“我画的那些画，都很美。但我回头看的时候，觉得它们美得太……安全了。没有那种‘我必须画这个东西不然我会死’的冲动。”
左奇函看着他，没有接话。
他知道张函瑞不是在跟他诉苦——张函瑞这个人，从来不会诉苦。
他只是在用一种很平静的方式，说出一个他自己也还没找到答案的问题。
“你会有那种冲动的，”左奇函说，“不急。”
张函瑞看了他一眼，嘴角弯了一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安慰人了？”
“跟你男朋友学的。”
“他？”张函瑞嗤了一声，“他要是会安慰人，猪都会上树。”
话音刚落，门被推开了。
张桂源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脸上带着一种“我刚开完一个让我想死的会”的表情。
“谁不会安慰人？”他问。
“你。”张函瑞头也不抬。
“我怎么不会安慰人了？”张桂源走进来，把文件夹往桌上一扔，一屁股坐在张函瑞旁边，沙发被他坐得“嘎吱”一声响，
“我上次不是安慰你了吗？”
“你上次说的是‘别想太多，画不出来就出去吃顿好的’。”
“这不叫安慰吗？”
“这叫敷衍。”
张桂源张了张嘴，想反驳，但看了看张函瑞的表情，又把嘴闭上了。
他转向左奇函，换了个话题，“你说有事要跟我说？什么事？”
左奇函的表情变了。
不是那种刻意的严肃，而是一种——不得不面对某件不想面对的事情时的、本能的沉重。
“你认识‘恒远实业’吗？”他问。
张桂源愣了一下。
“恒远？”他想了想，“好像听过。是不是做进出口贸易的那家？”
“对。”
“跟我们家有过合作吧？我记得我爸提过一嘴，说是有个项目跟他们有点关系。怎么了？”
左奇函从包里拿出陈思罕整理的那份资料，翻到其中一页，递给张桂源。
“你看看这个。”
张桂源接过去，低头看。
他看了大概一分钟。
这一分钟里，他的表情从“随便看看”变成了“认真看”，又从“认真看”变成了“眉头紧锁”。
“这笔钱，”张桂源指着页面上的一行数字，声音变了——不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傻乎乎的语气，而是变得低沉、紧绷，
“这笔钱是从我们家的账上出去的？”
“是。”左奇函说，
“三年前，你们家公司的一个子公司，给恒远实业提供了一笔短期拆借。名义上是‘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但实际上——”
“实际上是什么？”
左奇函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实际上，那笔钱从你们家的账上出去之后，经过恒远实业的账户，又转了两道手，最后进了左明远的私人账户。”
办公室里安静了。
张桂源攥着那张纸，指节泛白。
张函瑞放下了茶杯，看着左奇函，目光里带着一种少见的、认真的审视。
“你确定？”张桂源的声音有些涩。
“陈思罕查的。杨博文的案子也交叉验证过。资金流向是确定的。”
“杨博文的案子？”张桂源抬起头，“你是说陈薇娅妈妈那个案子？”
“对。陈慧兰以前是恒远实业的财务总监。她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些资金异常，才‘疯了’的。”
张桂源把那张纸放在桌上，靠在沙发上，仰头看着天花板。
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左奇函认识张桂源二十多年，很少看到他这个样子。
张桂源是一个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的人，生气不会超过五分钟，难过不会超过一天。
但这一次——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的事。
是他家的事。
是他父亲——或者说，是他父亲的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左明远资金链条上的一环。
“我爸知道吗？”张桂源问。
“不知道。”左奇函说，“我查过了。你们家公司的那笔拆借，是当时的一个副总签的字。那个副总——三年前已经离职了。”
“离职了？”
“对。离职之后去了国外。现在联系不上。”
张桂源慢慢地坐直了身体。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左奇函从来没有见过的光——不是愤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清醒。
一种被迫清醒的、不得不长大的清醒。
“所以，”张桂源的声音变得很慢，很稳，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路，每走一步都要先试探脚下的地面是否坚实，
“左明远用我们家的钱，做了他不知道的事。然后他把那个经手的副总送走了，把陈慧兰搞疯了，把所有可能指向他的线索都掐断了。”
“差不多。”
“那现在呢？”张桂源看着左奇函，“这些线索——你们查到的这些东西——够不够？”
左奇函沉默了一下。
“不够。”他说，“还差一个直接证据。能把左明远和这些资金运作直接联系起来的证据。目前我们有的，都是间接的——资金流向上有他的影子，但没有他签字的文件，没有他直接授意的录音或邮件，没有任何能把他钉死的东西。”
“那怎么办？”
左奇函正要开口，他的手机震了。
一条消息，来自陈思罕：
那个司机又来了。这次不是在学校门口。在图书馆。他坐在我后面三排。已经坐了四十分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