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画展
张函瑞的画展开在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六。
那天没有下雪，天很晴，阳光从玻璃天花板照进来，把整个展厅照得通透明亮。展厅在城西的一个旧厂房改造的艺术空间里，白色的墙壁，灰色的水泥地面，高大的窗户框着一块一块的蓝天。
画挂在墙上，间距很大，每一幅都有自己的呼吸空间。
开幕定在下午三点。
两点半的时候，展厅里已经来了不少人——有艺术圈的评论家、收藏家、画廊主，有张函瑞在美院的同学和老师，有一些慕名而来的观众，还有一群他从十多岁起就认识的人。
左奇函到得最早。他穿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了一件深灰色的大衣，站在展厅的角落里，手里端着一杯免费的红酒，没有喝，只是端着。
他看着墙上那些画——那些他曾经在张函瑞的画室里见过半成品、如今终于完成的作品——忽然觉得张函瑞说的“不够”是有道理的。
不是不够好。是太好了。好到让人心疼。
那些画里有海，有月亮，有深夜的露台，有肩并着肩的背影。它们不是写实的，是写意的——你看不清那些背影的脸，但你认得他们。
你认得那个肩膀的弧度，认得那个站姿，认得那种“我在这里”的笃定。张函瑞把他认识的所有人都画进了画里，用一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方式。
杨博文是和陈浚铭一起来的。
陈浚铭穿了一件白色的卫衣，帽子没有戴上，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
他走进展厅的时候，眼睛睁得很大，看着墙上那些画，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杨博文走在他身后，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围了一条灰色的围巾。他的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里面装着的不是画展的资料，是明天要提交给法院的补充材料。但他把文件袋放在了入口处的存包柜里，空着手走进来。
“张函瑞呢？”杨博文走到左奇函身边，问。
“在里面。被一群人围着。”
杨博文顺着左奇函的目光看过去。张函瑞站在展厅最里面那幅最大的画前面，被七八个人围着。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里端着一杯香槟，表情是那种得体的、温和的、不太像他的笑。
但杨博文认识他太久了，他能看出那种笑容下面的紧张。
张桂源站在张函瑞旁边，像一堵不会说话的墙。
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领带系得很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张总”。
但他的手一直插在裤袋里，偶尔掏出来，在张函瑞的后腰上轻轻地按一下，又收回去。那个动作很小，小到周围的人都注意不到，但杨博文看到了。
陈思罕从人群中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矿泉水。他走到左奇函和杨博文面前，和他们碰了碰杯。
“你觉得怎么样？”左奇函问他。
“很好。”陈思罕说，目光落在那幅最大的画上，“那幅最好。”
那幅画，是张函瑞画了最久的一幅。画面上是一片海，深夜的海。
海面上有一轮月亮，月亮是碎的，碎成了无数块银白色的碎片，散落在黑色的水面上，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
“碎掉的东西，也可以发光。”
左奇函转过头，看着他。
“你最近太累了。”左奇函说，“眼下的青很重。”
“案子快结了。”杨博文说，“快了。”
“快了是多久？”
“下周。”杨博文转过头，看着左奇函，“下周一宣判。”
左奇函没有说话，只是把手里的红酒递给了杨博文。杨博文接过去，喝了一口，又还给他。两个人之间的动作行云流水，像是排练过很多次，又像是从来不需要排练。
陈浚铭站在那幅最大的画前面，仰着头，看着那些碎掉的月光。他的侧脸被展厅的灯光照得很亮，下颌线的弧度比几个月前更分明了。
他十八岁了。他的身高已经超过了杨博文，肩膀比杨博文宽，手指比杨博文长。
“浚铭。”杨博文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哥，这幅画——”陈浚铭指着海面上那些碎掉的月光，“你说它碎了，但它还是亮的。”
“对。”杨博文说，“碎了，但还是亮的。”
陈浚铭沉默了一会儿。
“哥，下周宣判的时候，我想去。”
杨博文转过头看着他。
“你不上课？”
“我请假。”陈浚铭的声音很认真，“我想去。我想看那个人进去。”
杨博文看着他，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好。”
张桂源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走到左奇函面前，脸上的表情是那种“我终于逃出来了”的如释重负。
他把领带松了松，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我快被那群人烦死了。”他说，“每个人都在问我‘张总，您对这批作品怎么看’，我他妈能怎么看？我又不懂艺术。”
“那你怎么说的？”左奇函问。
“我说‘很好’。”张桂源说，“然后他们又问‘好在哪’，我说‘好在好看’。”
左奇函笑了。
“你笑什么？我说的是实话。”张桂源理直气壮，“画画不就是画得好看吗？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张函瑞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他身后，听到了这句话。
他没有生气，嘴角甚至弯了一下——那种弯，不是他对着收藏家和评论家时的那种得体的、温和的笑，而是一种真实的、带着“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无奈的笑。
“你说得对，”张函瑞说，“画画就是画得好看。别的都是扯淡。”
张桂源转过身，看到他，愣了一下。
“你不是在跟人聊天吗？”
“聊完了。”张函瑞走到他身边，从他手里拿过那杯已经喝了一半的香槟，喝了一口，“那个人说我的画‘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我说‘谢谢’，然后就走了。”
“什么叫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
“不知道。但听着像好话。”
张桂源想了想，“那你回去百度一下，下次人家再问你就知道怎么说了。”
张函瑞看着他，忽然笑了。不是那种克制的、浅浅的笑，是一种从身体深处涌上来的、压都压不住的笑。
他笑的时候，眼睛弯成了月牙形，嘴角的弧度很大，露出几颗牙齿。
他很少这样笑，因为他总是不太确定自己值不值得这样笑。
张桂源看着他笑，自己也笑了。两个人站在展厅中间，对着笑，笑得旁若无人，笑得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杨博文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嘴角也弯了一下。然后他的目光移向左奇函。
左奇函站在那幅最大的画前面，仰着头，看着那些碎掉的月光。他的侧脸被灯光照得很柔和，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他的手里还端着那杯红酒，没有喝，只是端着，像是忘了它的存在。
杨博文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在想什么？”
“在想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哪句？”
“‘碎了的东西，也可以发光。’”左奇函转过头，看着杨博文的眼睛，“你信吗？”
杨博文看着他，看了很久。
“信。”他说。
左奇函没有说话，只是把红酒递给他。杨博文接过去，喝了一口。这一次，他没有把酒杯还回去，而是握在了自己手里。
两个人站在画前，肩并着肩，看着那些碎掉的月光。
展厅里很热闹。有人在交谈，有人在笑，有人在拍照，有人在酒杯碰撞中交换着名片和客套话。那些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汇成一片嗡嗡的、模糊的、像海浪一样的声音。
但在这片声音里，有一种安静——那种安静不是没有声音，而是有一个人在你身边，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安静。
左奇函看着画上的月亮。它碎了，但它还在发光。
不是因为它没有碎，是因为它碎了之后，那些碎片还在。
就像曾经碎掉的手串那样。
每一块碎片都反射着光，每一块碎片都在黑暗的水面上亮着，像一座沉入海底的城市的最后一点灯火。
“杨博文。”他忽然开口。
“嗯。”
“下周宣判之后，我们再去海边吧。”
杨博文转过头，看着他。
“海边？”
“嗯。就是上次那个海边。我想再去看看那个露台，看看那个月亮。”
杨博文沉默了一秒。
“好。”他说，“宣判之后，我们去海边。”
左奇函没有再说别的。
两个人站在画前，看着那些碎掉的月光，肩并着肩。他们的影子被展厅的灯光投在地面上，一个长一个短，靠得很近，近到像是要融在一起。
展厅的另一边，陈思罕靠在墙上，手里拿着那杯已经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看着左奇函和杨博文的背影。
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看不出任何情绪。但他的手指在杯壁上一下一下地敲着，节奏很慢，像某种古老的、只有他自己能听懂的鼓点。
陈浚铭走到他身边。
“思罕哥。”
陈思罕转过头，“嗯？”
“你说，宣判之后，一切就真的结束了吗？”
陈思罕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
“有些事会结束，”他说，“有些事不会。”
“什么事不会？”
陈思罕想了想。
“比如，你哥和你左哥。”他说，“他们的事，不会结束。”
陈浚铭看着他，忽然笑了。
“那就好。”
陈思罕没有笑，但他的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弧度很小，小到几乎看不出来。但陈浚铭看到了。
开幕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张函瑞站在那幅最大的画前面，对所有人说几句话。
他站在画前，手里没有拿麦克风，他的声音不大，但展厅很安静，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
“这些画，”他说，“我画了三年。三年里，有很多次我觉得自己画不下去了。不是因为没灵感，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画。”
他顿了一下。
“后来我想明白了。我画画，不是为了给人看。是为了记住。记住一些事，一些人，一些我自己不想忘记的东西。”
他的目光扫过人群，扫过那些不认识的面孔，然后停在了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站着张桂源。
“这幅画，”张函瑞转过身，看着身后那幅碎掉的月亮，“画的是一个月亮。它碎了，但它还在发光。我想记住的就是这个——碎了的东西，也可以发光。”
他转回来，看着所有人。
“谢谢大家。”
掌声响起来。很热烈，很真诚，不是那种礼节性的、敷衍的掌声，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打动了之后，不由自主地拍手的掌声。
张桂源站在人群中，用力地鼓掌，鼓得掌心都红了。他的眼睛也是红的，但他在笑。
张函瑞看着他，也在笑。
两个人隔着人群对视，像隔着整片海。
杨博文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张函瑞，又看着张桂源，又看着左奇函。
他的手在口袋里，手指摩挲着手机壳——那是一个很旧的手机壳，边角已经磨损了，但他一直没换。
他拿出手机，给左奇函发了一条消息。
杨博文：宣判之后，我们真的去海边吗？
左奇函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然后抬起头，在人群中寻找杨博文。
他们的目光隔着人群撞在一起。
左奇函低下头，打字。
左奇函：真的。
左奇函：我答应你的，不会变。
杨博文看着屏幕上的那行字，嘴角弯了一下。他把手机收起来，抬起头，隔着人群看着左奇函。
左奇函也在看他。
展厅的灯光很亮，人群在流动，有人在说话，有人在笑，有人端着酒杯走来走去。但在那片流动的、嘈杂的、热闹的人群中，有两个人站在原地，看着对方，一动不动。
像两棵并肩的树。
根在地下交缠，枝叶在风中触碰。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倒。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喝了酒。
张桂源喝醉了，趴在桌子上，嘴里嘟囔着“我老婆是艺术家”，张函瑞红着脸把他扶起来，跟所有人道别。
陈思罕打了车回学校，走的时候对左奇函说了一句“下周见”。
陈浚铭跟着杨博文回了公寓，因为第二天是周日，他不用上课，可以多待一天。
左奇函没有回老宅。他去了杨博文的公寓，三个人坐在客厅里，看了一部很老的电影。电影讲的是什么，没有人记得。
但他们记得那天的气氛——暖黄色的灯光，茶几上摊开的零食，陈浚铭窝在沙发角落里打瞌睡，杨博文把毯子盖在他身上，左奇函去厨房煮了咖啡。
咖啡煮好的时候，陈浚铭已经睡着了。他的呼吸很均匀，睫毛微微颤着，嘴角弯着，像是在做一个好梦。
杨博文站在沙发旁边，低头看着陈浚铭，看了很久。
然后他走到厨房门口，靠在门框上，看着左奇函。
“他睡了？”
“睡了。”左奇函把咖啡倒进两个杯子里，一个递给杨博文，“他最近好像没那么怕了。”
“嗯。”杨博文接过咖啡，“他说他做了一个梦。”
“什么梦？”
“梦到我们三个人，在海边。月亮很大。他在中间，左边是我，右边是你。我们三个人在看月亮。”
左奇函端着咖啡杯，沉默了一会儿。
“这个梦会实现的。”他说。
杨博文看着他，笑了一下。
“嗯。”
两个人站在厨房里，喝着咖啡，听着客厅里陈浚铭均匀的呼吸声。
冬夜的窗外很安静，没有风，没有雪，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汽车声。
“左奇函。”
“嗯。”
“下周宣判之后——”
“我知道。”左奇函说，“去海边。”
杨博文摇了摇头。
“不是。我是想说，下周宣判之后，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左奇函看着他。
“好。”他说，“我陪你。”
杨博文没有说话，只是把咖啡杯放在台面上，伸出手，握住了左奇函的手。
厨房的灯光很暖。
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重叠在一起，像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
这是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六。
这是杨博文出事前的三天。
那天没有下雪，天很晴，阳光从玻璃天花板照进来，把整个展厅照得通透明亮。展厅在城西的一个旧厂房改造的艺术空间里，白色的墙壁，灰色的水泥地面，高大的窗户框着一块一块的蓝天。
画挂在墙上，间距很大，每一幅都有自己的呼吸空间。
开幕定在下午三点。
两点半的时候，展厅里已经来了不少人——有艺术圈的评论家、收藏家、画廊主，有张函瑞在美院的同学和老师，有一些慕名而来的观众，还有一群他从十多岁起就认识的人。
左奇函到得最早。他穿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了一件深灰色的大衣，站在展厅的角落里，手里端着一杯免费的红酒，没有喝，只是端着。
他看着墙上那些画——那些他曾经在张函瑞的画室里见过半成品、如今终于完成的作品——忽然觉得张函瑞说的“不够”是有道理的。
不是不够好。是太好了。好到让人心疼。
那些画里有海，有月亮，有深夜的露台，有肩并着肩的背影。它们不是写实的，是写意的——你看不清那些背影的脸，但你认得他们。
你认得那个肩膀的弧度，认得那个站姿，认得那种“我在这里”的笃定。张函瑞把他认识的所有人都画进了画里，用一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方式。
杨博文是和陈浚铭一起来的。
陈浚铭穿了一件白色的卫衣，帽子没有戴上，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
他走进展厅的时候，眼睛睁得很大，看着墙上那些画，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杨博文走在他身后，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围了一条灰色的围巾。他的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里面装着的不是画展的资料，是明天要提交给法院的补充材料。但他把文件袋放在了入口处的存包柜里，空着手走进来。
“张函瑞呢？”杨博文走到左奇函身边，问。
“在里面。被一群人围着。”
杨博文顺着左奇函的目光看过去。张函瑞站在展厅最里面那幅最大的画前面，被七八个人围着。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里端着一杯香槟，表情是那种得体的、温和的、不太像他的笑。
但杨博文认识他太久了，他能看出那种笑容下面的紧张。
张桂源站在张函瑞旁边，像一堵不会说话的墙。
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领带系得很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张总”。
但他的手一直插在裤袋里，偶尔掏出来，在张函瑞的后腰上轻轻地按一下，又收回去。那个动作很小，小到周围的人都注意不到，但杨博文看到了。
陈思罕从人群中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矿泉水。他走到左奇函和杨博文面前，和他们碰了碰杯。
“你觉得怎么样？”左奇函问他。
“很好。”陈思罕说，目光落在那幅最大的画上，“那幅最好。”
那幅画，是张函瑞画了最久的一幅。画面上是一片海，深夜的海。
海面上有一轮月亮，月亮是碎的，碎成了无数块银白色的碎片，散落在黑色的水面上，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
“碎掉的东西，也可以发光。”
左奇函转过头，看着他。
“你最近太累了。”左奇函说，“眼下的青很重。”
“案子快结了。”杨博文说，“快了。”
“快了是多久？”
“下周。”杨博文转过头，看着左奇函，“下周一宣判。”
左奇函没有说话，只是把手里的红酒递给了杨博文。杨博文接过去，喝了一口，又还给他。两个人之间的动作行云流水，像是排练过很多次，又像是从来不需要排练。
陈浚铭站在那幅最大的画前面，仰着头，看着那些碎掉的月光。他的侧脸被展厅的灯光照得很亮，下颌线的弧度比几个月前更分明了。
他十八岁了。他的身高已经超过了杨博文，肩膀比杨博文宽，手指比杨博文长。
“浚铭。”杨博文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哥，这幅画——”陈浚铭指着海面上那些碎掉的月光，“你说它碎了，但它还是亮的。”
“对。”杨博文说，“碎了，但还是亮的。”
陈浚铭沉默了一会儿。
“哥，下周宣判的时候，我想去。”
杨博文转过头看着他。
“你不上课？”
“我请假。”陈浚铭的声音很认真，“我想去。我想看那个人进去。”
杨博文看着他，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好。”
张桂源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走到左奇函面前，脸上的表情是那种“我终于逃出来了”的如释重负。
他把领带松了松，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我快被那群人烦死了。”他说，“每个人都在问我‘张总，您对这批作品怎么看’，我他妈能怎么看？我又不懂艺术。”
“那你怎么说的？”左奇函问。
“我说‘很好’。”张桂源说，“然后他们又问‘好在哪’，我说‘好在好看’。”
左奇函笑了。
“你笑什么？我说的是实话。”张桂源理直气壮，“画画不就是画得好看吗？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张函瑞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他身后，听到了这句话。
他没有生气，嘴角甚至弯了一下——那种弯，不是他对着收藏家和评论家时的那种得体的、温和的笑，而是一种真实的、带着“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无奈的笑。
“你说得对，”张函瑞说，“画画就是画得好看。别的都是扯淡。”
张桂源转过身，看到他，愣了一下。
“你不是在跟人聊天吗？”
“聊完了。”张函瑞走到他身边，从他手里拿过那杯已经喝了一半的香槟，喝了一口，“那个人说我的画‘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我说‘谢谢’，然后就走了。”
“什么叫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
“不知道。但听着像好话。”
张桂源想了想，“那你回去百度一下，下次人家再问你就知道怎么说了。”
张函瑞看着他，忽然笑了。不是那种克制的、浅浅的笑，是一种从身体深处涌上来的、压都压不住的笑。
他笑的时候，眼睛弯成了月牙形，嘴角的弧度很大，露出几颗牙齿。
他很少这样笑，因为他总是不太确定自己值不值得这样笑。
张桂源看着他笑，自己也笑了。两个人站在展厅中间，对着笑，笑得旁若无人，笑得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杨博文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嘴角也弯了一下。然后他的目光移向左奇函。
左奇函站在那幅最大的画前面，仰着头，看着那些碎掉的月光。他的侧脸被灯光照得很柔和，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他的手里还端着那杯红酒，没有喝，只是端着，像是忘了它的存在。
杨博文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在想什么？”
“在想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哪句？”
“‘碎了的东西，也可以发光。’”左奇函转过头，看着杨博文的眼睛，“你信吗？”
杨博文看着他，看了很久。
“信。”他说。
左奇函没有说话，只是把红酒递给他。杨博文接过去，喝了一口。这一次，他没有把酒杯还回去，而是握在了自己手里。
两个人站在画前，肩并着肩，看着那些碎掉的月光。
展厅里很热闹。有人在交谈，有人在笑，有人在拍照，有人在酒杯碰撞中交换着名片和客套话。那些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汇成一片嗡嗡的、模糊的、像海浪一样的声音。
但在这片声音里，有一种安静——那种安静不是没有声音，而是有一个人在你身边，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安静。
左奇函看着画上的月亮。它碎了，但它还在发光。
不是因为它没有碎，是因为它碎了之后，那些碎片还在。
就像曾经碎掉的手串那样。
每一块碎片都反射着光，每一块碎片都在黑暗的水面上亮着，像一座沉入海底的城市的最后一点灯火。
“杨博文。”他忽然开口。
“嗯。”
“下周宣判之后，我们再去海边吧。”
杨博文转过头，看着他。
“海边？”
“嗯。就是上次那个海边。我想再去看看那个露台，看看那个月亮。”
杨博文沉默了一秒。
“好。”他说，“宣判之后，我们去海边。”
左奇函没有再说别的。
两个人站在画前，看着那些碎掉的月光，肩并着肩。他们的影子被展厅的灯光投在地面上，一个长一个短，靠得很近，近到像是要融在一起。
展厅的另一边，陈思罕靠在墙上，手里拿着那杯已经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看着左奇函和杨博文的背影。
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看不出任何情绪。但他的手指在杯壁上一下一下地敲着，节奏很慢，像某种古老的、只有他自己能听懂的鼓点。
陈浚铭走到他身边。
“思罕哥。”
陈思罕转过头，“嗯？”
“你说，宣判之后，一切就真的结束了吗？”
陈思罕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
“有些事会结束，”他说，“有些事不会。”
“什么事不会？”
陈思罕想了想。
“比如，你哥和你左哥。”他说，“他们的事，不会结束。”
陈浚铭看着他，忽然笑了。
“那就好。”
陈思罕没有笑，但他的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弧度很小，小到几乎看不出来。但陈浚铭看到了。
开幕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张函瑞站在那幅最大的画前面，对所有人说几句话。
他站在画前，手里没有拿麦克风，他的声音不大，但展厅很安静，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
“这些画，”他说，“我画了三年。三年里，有很多次我觉得自己画不下去了。不是因为没灵感，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画。”
他顿了一下。
“后来我想明白了。我画画，不是为了给人看。是为了记住。记住一些事，一些人，一些我自己不想忘记的东西。”
他的目光扫过人群，扫过那些不认识的面孔，然后停在了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站着张桂源。
“这幅画，”张函瑞转过身，看着身后那幅碎掉的月亮，“画的是一个月亮。它碎了，但它还在发光。我想记住的就是这个——碎了的东西，也可以发光。”
他转回来，看着所有人。
“谢谢大家。”
掌声响起来。很热烈，很真诚，不是那种礼节性的、敷衍的掌声，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打动了之后，不由自主地拍手的掌声。
张桂源站在人群中，用力地鼓掌，鼓得掌心都红了。他的眼睛也是红的，但他在笑。
张函瑞看着他，也在笑。
两个人隔着人群对视，像隔着整片海。
杨博文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张函瑞，又看着张桂源，又看着左奇函。
他的手在口袋里，手指摩挲着手机壳——那是一个很旧的手机壳，边角已经磨损了，但他一直没换。
他拿出手机，给左奇函发了一条消息。
杨博文：宣判之后，我们真的去海边吗？
左奇函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然后抬起头，在人群中寻找杨博文。
他们的目光隔着人群撞在一起。
左奇函低下头，打字。
左奇函：真的。
左奇函：我答应你的，不会变。
杨博文看着屏幕上的那行字，嘴角弯了一下。他把手机收起来，抬起头，隔着人群看着左奇函。
左奇函也在看他。
展厅的灯光很亮，人群在流动，有人在说话，有人在笑，有人端着酒杯走来走去。但在那片流动的、嘈杂的、热闹的人群中，有两个人站在原地，看着对方，一动不动。
像两棵并肩的树。
根在地下交缠，枝叶在风中触碰。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倒。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喝了酒。
张桂源喝醉了，趴在桌子上，嘴里嘟囔着“我老婆是艺术家”，张函瑞红着脸把他扶起来，跟所有人道别。
陈思罕打了车回学校，走的时候对左奇函说了一句“下周见”。
陈浚铭跟着杨博文回了公寓，因为第二天是周日，他不用上课，可以多待一天。
左奇函没有回老宅。他去了杨博文的公寓，三个人坐在客厅里，看了一部很老的电影。电影讲的是什么，没有人记得。
但他们记得那天的气氛——暖黄色的灯光，茶几上摊开的零食，陈浚铭窝在沙发角落里打瞌睡，杨博文把毯子盖在他身上，左奇函去厨房煮了咖啡。
咖啡煮好的时候，陈浚铭已经睡着了。他的呼吸很均匀，睫毛微微颤着，嘴角弯着，像是在做一个好梦。
杨博文站在沙发旁边，低头看着陈浚铭，看了很久。
然后他走到厨房门口，靠在门框上，看着左奇函。
“他睡了？”
“睡了。”左奇函把咖啡倒进两个杯子里，一个递给杨博文，“他最近好像没那么怕了。”
“嗯。”杨博文接过咖啡，“他说他做了一个梦。”
“什么梦？”
“梦到我们三个人，在海边。月亮很大。他在中间，左边是我，右边是你。我们三个人在看月亮。”
左奇函端着咖啡杯，沉默了一会儿。
“这个梦会实现的。”他说。
杨博文看着他，笑了一下。
“嗯。”
两个人站在厨房里，喝着咖啡，听着客厅里陈浚铭均匀的呼吸声。
冬夜的窗外很安静，没有风，没有雪，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汽车声。
“左奇函。”
“嗯。”
“下周宣判之后——”
“我知道。”左奇函说，“去海边。”
杨博文摇了摇头。
“不是。我是想说，下周宣判之后，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左奇函看着他。
“好。”他说，“我陪你。”
杨博文没有说话，只是把咖啡杯放在台面上，伸出手，握住了左奇函的手。
厨房的灯光很暖。
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重叠在一起，像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
这是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六。
这是杨博文出事前的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