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章 宣判结果

左明远被法警带走了。

经过旁听席的时候,他停下来,看着左奇函。

“十八年,”他说,声音很平,平到像是在念一份天气预报,“出来的时候,我六十九。”

左奇函看着他。

“小叔,”他说,“十八年后,您出来的时候,这个家已经和您没有任何关系了。”

左明远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弧度,和以前一模一样,不轻不重,恰到好处。

“你比我想的狠。”他说。

然后他被带走了。

黑色的制服消失在法庭侧门的阴影里。

左奇函坐在那里,看着那扇门关上了。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咔嗒”一声,像一把锁被扣上了。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聚在了杨博文的公寓里。

张桂源买了三箱啤酒,张函瑞带了两瓶红酒,陈思罕拎了一大袋烧烤,陈浚铭从学校赶来,手里捧着一束花——说是“庆祝用的”,黄色的向日葵,开得很盛。

小小的公寓里挤了六个人。

杨博文站在厨房里,给大家倒酒。他倒得很慢,每一杯都倒到七分满,不多不少。

张桂源端着酒杯站起来,说“来来来,我们敬杨博文一杯”,所有人举起了杯子。

“敬杨律师。”张桂源说。

“敬杨律师。”大家跟着说。

杨博文端着杯子,看着这些人的脸——左奇函、张桂源、张函瑞、陈思罕、陈浚铭。每一张脸他都认识了很多年,每一张脸都在这个漫长的、艰难的、像是没有尽头的回南天里,一直在他身边。

“谢谢大家。”他说,然后把酒喝了。

大家开始吃吃喝喝,聊天说笑。张桂源讲了一个很冷的笑话,没有人笑,他自己笑了半天。张函瑞翻了个白眼,但嘴角是弯的。陈思罕坐在角落里,安静地吃着烧烤,偶尔插一句话,每一句都精准地戳中笑点。

陈浚铭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那束向日葵。他低着头,用手指拨弄着花瓣,一片一片地,很轻。

杨博文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浚铭。”

陈浚铭抬起头。

“怎么了?”

“没什么。”杨博文看着那束花,“向日葵很好看。”

陈浚铭笑了一下,“我想了一路,不知道买什么花。花店的老板说,向日葵代表‘希望’。”

“希望。”杨博文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哥,”陈浚铭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认真,“你说,那个姓陈的——还会来找我吗?”

杨博文沉默了一会儿。

“不知道。”他说,“但如果他来了,你想怎么做,我都支持你。”

陈浚铭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向日葵。

“我不知道我想不想见他。”他说,“他是给了我生命的人,但你不是——你不是给我生命的人。”

他抬起头,看着杨博文。

“你比他重要。”

杨博文看着他,眼眶忽然红了。他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只是伸出手,揉了揉陈浚铭的头发。

“你也是。”他说。

左奇函站在厨房门口,端着酒杯,看着杨博文和陈浚铭坐在沙发上说话。他的目光很柔,柔到像是在看一幅很喜欢的画。

张桂源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左奇函喝了一口酒,“就是在想——值了。”

“什么值了?”

“所有的事。”左奇函说,“都值了。”

张桂源看着他,忽然笑了。

“你这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煽情了?”

“跟你学的。”

“我哪有煽情?”

“你每天都在煽情。”

张桂源想了想,竟然无法反驳。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喝了不少酒。

张桂源喝醉了,趴在沙发上睡着了,张函瑞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他身上,坐在旁边守着他。

陈思罕靠在墙角,手里还拿着半杯没喝完的红酒,眼睛闭着,呼吸很均匀,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事情。

陈浚铭没有喝酒,回了房间。

公寓里安静了下来。

左奇函和杨博文站在阳台上,靠着栏杆,看着城市的夜景。

冬夜的天空很干净,没有云,月亮很圆,很亮,挂在远处高楼的上方,像一盏永远不会熄灭的灯。

“杨博文。”左奇函说。

“嗯。”

“谢谢你。”

杨博文转过头看着他。

“谢什么?”

“所有的事。”左奇函说,“谢谢你帮我查清楚我爸妈的事,谢谢你替我站在法庭上,谢谢你——”

他顿了一下。

“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杨博文看着他,看了很久。

月光照在两个人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阳台的地面上,一个长一个短,靠得很近。

“左奇函,”杨博文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吗?”

“为什么?”

“因为你是你。”杨博文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会被夜风吹散,“不是因为你是左家的人,不是因为你是我男朋友,是因为——你是左奇函。”

两个人在月光下对视。

然后左奇函伸出手,把杨博文拉进怀里。

不是那种用力的、紧紧的拥抱。

是一个轻轻的、慢慢的、像是要把这个瞬间永远记住的拥抱。他把下巴抵在杨博文的肩膀上,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杨博文的身上有洗衣液的味道,有红酒的味道,有烧烤的味道,有今晚所有人留下的、热闹的、温暖的、生活的味道。

“我爱你。”左奇函说,声音闷在杨博文的肩膀上。

“我知道。”杨博文说。

“你呢?”

杨博文沉默了一秒。

然后他说:“我也爱你。”

四个字。

很轻,很短。

但足够了。

那天晚上,左奇函和杨博文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酒喝完了,烧烤凉了,客厅里的灯关了,张桂源被张函瑞扶走了,陈思罕自己打车回了学校。公寓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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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板上,像一摊融化的银子。

杨博文收拾着客厅里的残局——空酒瓶、一次性餐盒、用过的纸巾、掉在地上的筷子。他一样一样地捡起来,放进垃圾袋里,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左奇函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他。

“明天我帮你收拾。”左奇函说。

“不用。快好了。”

杨博文蹲下来,捡起沙发底下的一根筷子。他蹲在那里,忽然没有站起来。

左奇函走过去,蹲在他旁边。

“怎么了?”

杨博文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左奇函,你爸妈的事——”

“不要说了。”左奇函打断了他。

“我要说。”杨博文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你爸妈的事,我没有能够把左明远以故意杀人罪定罪。证据不够。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也不甘心。”

左奇函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

“十八年,”他说,“够了。他不是怕坐牢,他是怕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钱,没有权,没有左家。那比坐牢更难受。”

杨博文没有说话。

“而且,”左奇函的声音放柔了,“你尽力了。你尽了最大的力。没有人能做得比你更好。”

杨博文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那根筷子。

“我只是想——”他的声音有些涩,“想给你一个交代。”

左奇函伸出手,从他手里拿走了那根筷子,放在地上。

然后他握住杨博文的手。

“你已经给我了。”他说。

十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城市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细细的,碎碎的,像有人从天上往下撒盐。

落在手心里就化了,落在头发上就不见了,落在地面上变成一层薄薄的、脏兮兮的泥水。

左奇函站在老宅的院子里,仰头看着天空。

雪落在他的脸上,凉凉的,像一个个细碎的、无声的吻。

老槐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幅用炭笔勾勒的素描。

树下的那把竹椅还在,但椅背上那件灰色的旧外套不在了——老爷子收起来了,也许是因为天冷了,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老爷子最近身体不太好。

医生说他的心脏有问题,需要静养,不能操心。

但老爷子说“我八十三了,心脏有问题才正常”。左奇函每天都会去书房看他,陪他下一盘棋,或者只是安静地坐一会儿。

老爷子不怎么说话了,但每次左奇函走的时候,他都会说一句“注意安全”。和宋晚晴说的一模一样。

左奇函每次听到这三个字,都会想起他的母亲。

那个总是欲言又止的、站在半开的门后面的、说“注意安全”的母亲。

他现在知道了,她说“注意安全”的时候,是真的在担心他的安全。只是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或者说,她已经太久没有表达过,忘了该怎么开口。

雪越下越大了。

左奇函站在院子里,没有动。

手机震了一下。

杨博文的消息:在哪?

左奇函:老宅。看雪。

杨博文:我来接你。

左奇函:好。

他把手机收起来,最后看了一眼老槐树,转身走出了院子。

雪落在他的肩上,落在他黑色的外套上,像一层薄薄的、正在融化的糖霜。

他走出大门,站在路边等。

雪从天上落下来,落在他仰起的脸上,落在他的睫毛上,落在他的嘴唇上。

他伸出舌头,接住了一片雪——凉的,淡的,什么都没有的味道。

雪的味道,就是什么都没有。

像失去。像告别。像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再也听不到的、再也握不住的东西。

一辆车停在他面前。

车灯的光穿过雪幕,落在他的身上。

车门开了。

杨博文走出来,站在他面前。他的头发上落满了雪,睫毛上也是,嘴唇上也是。他看着左奇函,伸出手,拂去了他肩上的雪。

“上车吧,”他说,“冷。”

左奇函看着他,忽然笑了。

“你头发上全是雪。”

“你的也是。”

两个人站在雪里,看着对方头发上的雪,谁也没有去拂。

“杨博文。”

“嗯。”

“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头发都白了——”

“你现在就已经白了。”杨博文打断了他。

左奇函看着他笑了,笑得很轻,很短,但很真实。

“那我们就一起白头。”他说。

杨博文看着他,眼眶红了。

他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握住了左奇函的手。

两个人站在雪里,手牵着手,头发上落满了雪,很冷,但是心里,很暖。

像两个已经白了头的人。

事情尘埃落定后的第三天,杨博文出了车祸。

那天晚上,他从律所下班,开车回家。路上下着雨——冬天的雨,不大,但很冷,打在挡风玻璃上,模糊了前方的视线。

他开得很慢,因为他一向开得很慢。

他不是一个会开快车的人,他做什么事都慢——走路慢,说话慢,吃饭慢,连爱一个人都慢,慢了十二年。

但有些事,不是慢就能避免的。

一辆没有开车灯的面包车从侧面冲出来,撞上了他的车。

撞击点在驾驶座那一侧。巨大的冲击力把车门撞得凹陷进去,把座椅挤压变形,把杨博文的身体挤在了方向盘和座椅之间。

他的最后一秒,在想什么?

没有人知道。

也许在想左奇函。也许在想陈浚铭。也许在想那个还没写完的、放在办公桌抽屉里的、打算在圣诞节送给左奇函的卡片。

卡片上写的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也许是一句“圣诞快乐”,也许是一句“谢谢你”,也许是一句他从来没有说出口的、藏在心里十二年的、三个字的短句。

面包车跑了。

和撞左明德的那辆货车一样,没有车牌,没有司机,没有痕迹。冬天的雨很快就冲刷掉了所有的证据——刹车痕迹、玻璃碎片、血迹。

杨博文被路人发现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意识。

救护车来的时候,他的手机从口袋里滑了出来,掉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屏幕碎了,但还亮着。

屏幕上是一条没来得及发出的消息,收件人是“左奇函”。

消息的内容只有两个字:“到了。”

可是他没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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