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他“”死”了
“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
————
杨博文决定离开的那天，是三月的一个下午。
窗外下着雨，冬天的雨，不大，但很密，打在窗户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不停地撕着一张很大的纸。
他坐在床上，手腕上还戴着那串白玉手串，珠子已经被他摸得温润发亮。
他低着头，拇指在一颗珠子上反复摩挲，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像在数着什么。
左奇函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他没有喝，只是端着，杯壁上的温度从热变温，从温变凉，从凉变得和空气一样冷。
他没有注意到，因为他的注意力全在杨博文身上——杨博文低着头的样子，杨博文拨弄珠子的手指，杨博文微微蹙着的眉头。
“左奇函。”
杨博文抬起头，看着他。那双眼睛里，还是那片空白。
但在那片空白的边缘，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扩散——不是记忆，是一种疲惫。
一种努力了很久、挣扎了很久、把自己掏空了很多次之后，终于不得不承认“我做不到”的疲惫。
“我想了很久。”
杨博文说，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雨声盖过，
“我试过了。我试了所有的方法——看照片、看视频、去我们去过的地方、听你讲我们之间的事。每一次，我都觉得快了，快想起来了，就差一点点，那一点点就在嘴边，但我抓不住。”
左奇函没有说话。
“我不记得你了。”
杨博文说，声音开始发抖，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不记得你说‘我爱你’的时候你的表情，不记得月光下你的影子。我只知道你很爱我，所有人都说你很爱我，我的心脏也说它认得你——但我不记得。我想不起来。”
他的眼眶红了，但眼泪没有掉下来。他不是一个会哭的人。或者说，他的眼泪已经在某个夜里，流干了。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平静的表面之下，像一座冰山，水面之上是冷静的、克制的、纹丝不动的，水面之下是汹涌的、翻滚的、快要崩塌的。
“我查过了。”杨博文说，“瑞士有一个治疗创伤后记忆障碍的机构。我想去试试。”
左奇函的呼吸停了一秒。“去多久？”
“不知道。”杨博文低下头，看着手腕上的手串，“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他没有说下去。
病房里安静了。雨声填满了沉默，密密麻麻的，像无数根细小的针扎在玻璃上。
“你是在跟我告别吗？”左奇函问。
杨博文没有回答。沉默本身就是回答。
左奇函放下了咖啡杯。他的手很稳，稳到连杯子放在桌面上的那一瞬间都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他看着杨博文，看着那张他看了十三年的脸，看着那双他看了十三年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的他，还是一个陌生人。也许永远都是一个陌生人。
“如果你去了，治好了，想起来了——”左奇函的声音很平，平到像是在念一份天气预报，“你会回来吗？”
杨博文抬起头，看着他。
“会。”他说。
“如果治不好呢？”
杨博文沉默了。
如果治不好。
如果那扇门永远关着，如果那个锁永远打不开，如果那些记忆永远埋在某个连他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
他该怎么办？回来？回到左奇函身边，做一辈子的陌生人？不回来？在异国他乡，一个人，没有任何人的陪伴，慢慢地变老，慢慢地忘记自己为什么要离开？
“我不知道。”他说。
左奇函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杨博文。
雨打在窗户上，模糊了外面的世界——模糊了楼房的轮廓，模糊了街道的线条，模糊了所有他熟悉的东西。
他站在那里，手插在裤袋里，肩膀微微塌着。
“如果你觉得离开对你有帮助，你就去。”他的声音从背影里传过来，闷闷的，像隔着一层很厚的东西，“我不会拦你。”
杨博文看着他。那双深棕色的眼睛，他看不到。
但他在心里描摹它们的形状——深棕色的，很深的，像两口没有底的井。他在梦里见过无数次。
每一次醒来，他都不记得梦的内容，只记得那个颜色，那个温度，那个被注视着的感觉。
“左奇函。”
左奇函没有转身。
“如果我想起来了，我一定回来。”杨博文说，“如果我想不起来——我也回来。不管结果如何，我会回来。我不会让你等一辈子。”
左奇函的肩膀微微颤了一下。
“好。”他说，声音有些哑。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了。
陈浚铭是在一个星期后知道这个消息的。
那天他放学回来，推开病房的门，看到杨博文坐在床上，面前摊着一本护照。护照的封面是深红色的，上面印着金色的国徽，在灯光下闪着微弱的光。
“哥，这是什么？”
“护照。”杨博文合上护照，放在枕头下面，“我要出一趟远门。”
“去哪？”
“瑞士。”
陈浚铭愣了一下。“去干嘛？”
“治病。”杨博文的声音很平，平到像是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浚铭，我想不起来。我想了很久，试了很多办法，还是想不起来。我不能这样过一辈子——不是为你左哥，是为我自己。我需要知道我是谁，我需要知道我经历过什么，我需要知道那些被我忘掉的东西。如果我想不起来，我永远都觉得自己缺了一块。”
陈浚铭看着他，眼眶红了。“你要去多久？”
“不知道。”
“左哥知道吗？”
“知道。”
陈浚铭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他在忍，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他十八了。他不再是小孩子了。他不能在哥哥面前哭。
“我跟你一起去。”他说。
杨博文愣了一下。“什么？”
“我跟你一起去。”
陈浚铭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目光很坚定，
“你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你是我哥。那你不管去哪，我都跟着你。你治病，我照顾你。你不记得左哥了，我帮你记。你说你想不起来觉得自己缺了一块——那我帮你把那块找回来。”
杨博文看着他，眼眶红了。“你的学业——”
“我可以先休学，或者申请那边的学校。总之——”陈浚铭的声音有些哑，但没有哭，“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
杨博文沉默了很久。他看着陈浚铭的脸，那张年轻的、倔强的、和他有三分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脸。
那双眼睛，和左奇函的几乎一样——不是颜色，是那种眼神。那种“我不会放弃你”的眼神。
“好。”杨博文说。
陈浚铭笑了。那笑容很轻，很短，但很真。
杨博文要离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所有人。
张桂源是在电话里听到的。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杨博文以为他挂断了。然后他说：“你确定？”
杨博文说“确定”。
张桂源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你去。治好了赶紧回来。”
挂电话之前，他加了一句：“照顾好自己。”
张函瑞没有说话。
他在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杨博文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变得不均匀。
然后他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些画。你带去。挂在房间里，对心情好。”
杨博文说“好”。
张函瑞又说：“回来的时候，我再给你画新的。”
陈思罕是在病房里听到的。
他坐在那把已经坐了无数个小时的椅子上，手里拿着那本写满了笔记的笔记本。
他听完杨博文的话，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杨博文。
“你做的决定，我尊重。”他说，“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不管治不治得好，给我发消息。一周一次。一个字也行。”
杨博文看着陈思罕，他忽然想起左奇函说过的话：“陈思罕是我们这些人里最重情义的，他只是不说。”
“好。”杨博文说。陈思罕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左奇函他——”他顿了一下，
“他一个人，我会照顾他的。”
然后他走了。
杨博文坐在床上，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他低下头，看着手腕上的白玉手串。珠子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像月光碎在海上。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出一双眼睛——深棕色的，很深的，像两口没有底的井。那双眼睛在看着他。
不是现在，是以前。是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个他不记得的、但身体还记得的时刻。
“我比你想的更加喜欢你。”
这句话忽然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不是声音，不是文字，是一种感觉——像一颗石子被扔进水里，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碰到了岸边，又荡回来。
他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但他知道，那是说给他听的。
杨博文离开的那天，天晴了。
三月的最后一天，阳光很好，风很轻，机场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蓝色的光。他没有让任何人来送。
他说“不用送了，又不是不回来了”，然后一个人拎着行李箱，走进了安检口。
陈浚铭走在他旁边，背着那个旧书包，手里拿着两本复习资料。
他没有回头，因为他怕自己一回头就走不了了。杨博文也没有回头。
他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大衣，手腕上戴着那串白玉手串，一步一步地走向登机口。他的腿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是走不了路，陈浚铭推着轮椅。
飞机起飞的时候，左奇函躺在家里的床上，侧头看着窗外的天空。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银白色的机身，在蓝天里留下一道白色的尾迹云。
尾迹云慢慢地扩散，变淡，最后消失在风里。他看着那道云消失的地方，看了很久。
手机震了一下。一条消息，来自杨博文。
杨博文：起飞了。到了给你消息。
左奇函看着这条消息，打了两个字：“好。”发出去之后，他又加了一句：“一路平安。”
对面没有回复。飞机已经飞远了。
左奇函躺在床上，阳光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但他的手指是凉的。
他把手机收起来，起身下楼，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车子驶出停车场，驶上高速，驶向他一个人的城市。
后视镜里，机场的塔台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白色的点，消失在地平线上。
他在机场的一个星期后，所有人都收到了杨博文的消息。
“杨博文死了。”
不是真正的死亡，是对外宣称的死亡。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他走之前对左奇函说：“我不想让左明远手底下的人知道我还在。让他们以为我死了，对你对我对大家都安全。”左奇函没有说话。
杨博文看着他的眼睛，又说：“不是真的死。只是名义上的。等我治好了，我会回来。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还活着。”左奇函点了点头。
左奇函不敢去想，万一，万一他没有治好，那该怎么办，留下他一个人吗，可是杨博文说过，他会回来，他信他。
杨博文把那条消息发给了所有人——张桂源、张函瑞、陈思罕、陈薇娅，还有那些他不那么熟悉但应该知道的人。
消息的内容很短：“杨博文在车祸后因并发症去世，感谢大家多年的关心。”发完这条消息，他把那张手机卡取出来，折成两半，扔进了垃圾桶。
陈浚铭站在旁边，看着那张断成两半的卡，看了很久。“哥，这样好吗？”
“我不知道。”
杨博文说，
“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他低下头，看着手腕上的白玉手串。
“等我治好了，我会重新介绍自己。不是作为‘失忆的杨博文’，是作为‘想起来的杨博文’。在那之前——让这个‘杨博文’先死一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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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博文决定离开的那天，是三月的一个下午。
窗外下着雨，冬天的雨，不大，但很密，打在窗户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不停地撕着一张很大的纸。
他坐在床上，手腕上还戴着那串白玉手串，珠子已经被他摸得温润发亮。
他低着头，拇指在一颗珠子上反复摩挲，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像在数着什么。
左奇函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他没有喝，只是端着，杯壁上的温度从热变温，从温变凉，从凉变得和空气一样冷。
他没有注意到，因为他的注意力全在杨博文身上——杨博文低着头的样子，杨博文拨弄珠子的手指，杨博文微微蹙着的眉头。
“左奇函。”
杨博文抬起头，看着他。那双眼睛里，还是那片空白。
但在那片空白的边缘，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扩散——不是记忆，是一种疲惫。
一种努力了很久、挣扎了很久、把自己掏空了很多次之后，终于不得不承认“我做不到”的疲惫。
“我想了很久。”
杨博文说，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雨声盖过，
“我试过了。我试了所有的方法——看照片、看视频、去我们去过的地方、听你讲我们之间的事。每一次，我都觉得快了，快想起来了，就差一点点，那一点点就在嘴边，但我抓不住。”
左奇函没有说话。
“我不记得你了。”
杨博文说，声音开始发抖，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不记得你说‘我爱你’的时候你的表情，不记得月光下你的影子。我只知道你很爱我，所有人都说你很爱我，我的心脏也说它认得你——但我不记得。我想不起来。”
他的眼眶红了，但眼泪没有掉下来。他不是一个会哭的人。或者说，他的眼泪已经在某个夜里，流干了。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平静的表面之下，像一座冰山，水面之上是冷静的、克制的、纹丝不动的，水面之下是汹涌的、翻滚的、快要崩塌的。
“我查过了。”杨博文说，“瑞士有一个治疗创伤后记忆障碍的机构。我想去试试。”
左奇函的呼吸停了一秒。“去多久？”
“不知道。”杨博文低下头，看着手腕上的手串，“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他没有说下去。
病房里安静了。雨声填满了沉默，密密麻麻的，像无数根细小的针扎在玻璃上。
“你是在跟我告别吗？”左奇函问。
杨博文没有回答。沉默本身就是回答。
左奇函放下了咖啡杯。他的手很稳，稳到连杯子放在桌面上的那一瞬间都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他看着杨博文，看着那张他看了十三年的脸，看着那双他看了十三年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的他，还是一个陌生人。也许永远都是一个陌生人。
“如果你去了，治好了，想起来了——”左奇函的声音很平，平到像是在念一份天气预报，“你会回来吗？”
杨博文抬起头，看着他。
“会。”他说。
“如果治不好呢？”
杨博文沉默了。
如果治不好。
如果那扇门永远关着，如果那个锁永远打不开，如果那些记忆永远埋在某个连他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
他该怎么办？回来？回到左奇函身边，做一辈子的陌生人？不回来？在异国他乡，一个人，没有任何人的陪伴，慢慢地变老，慢慢地忘记自己为什么要离开？
“我不知道。”他说。
左奇函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杨博文。
雨打在窗户上，模糊了外面的世界——模糊了楼房的轮廓，模糊了街道的线条，模糊了所有他熟悉的东西。
他站在那里，手插在裤袋里，肩膀微微塌着。
“如果你觉得离开对你有帮助，你就去。”他的声音从背影里传过来，闷闷的，像隔着一层很厚的东西，“我不会拦你。”
杨博文看着他。那双深棕色的眼睛，他看不到。
但他在心里描摹它们的形状——深棕色的，很深的，像两口没有底的井。他在梦里见过无数次。
每一次醒来，他都不记得梦的内容，只记得那个颜色，那个温度，那个被注视着的感觉。
“左奇函。”
左奇函没有转身。
“如果我想起来了，我一定回来。”杨博文说，“如果我想不起来——我也回来。不管结果如何，我会回来。我不会让你等一辈子。”
左奇函的肩膀微微颤了一下。
“好。”他说，声音有些哑。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了。
陈浚铭是在一个星期后知道这个消息的。
那天他放学回来，推开病房的门，看到杨博文坐在床上，面前摊着一本护照。护照的封面是深红色的，上面印着金色的国徽，在灯光下闪着微弱的光。
“哥，这是什么？”
“护照。”杨博文合上护照，放在枕头下面，“我要出一趟远门。”
“去哪？”
“瑞士。”
陈浚铭愣了一下。“去干嘛？”
“治病。”杨博文的声音很平，平到像是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浚铭，我想不起来。我想了很久，试了很多办法，还是想不起来。我不能这样过一辈子——不是为你左哥，是为我自己。我需要知道我是谁，我需要知道我经历过什么，我需要知道那些被我忘掉的东西。如果我想不起来，我永远都觉得自己缺了一块。”
陈浚铭看着他，眼眶红了。“你要去多久？”
“不知道。”
“左哥知道吗？”
“知道。”
陈浚铭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他在忍，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他十八了。他不再是小孩子了。他不能在哥哥面前哭。
“我跟你一起去。”他说。
杨博文愣了一下。“什么？”
“我跟你一起去。”
陈浚铭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目光很坚定，
“你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你是我哥。那你不管去哪，我都跟着你。你治病，我照顾你。你不记得左哥了，我帮你记。你说你想不起来觉得自己缺了一块——那我帮你把那块找回来。”
杨博文看着他，眼眶红了。“你的学业——”
“我可以先休学，或者申请那边的学校。总之——”陈浚铭的声音有些哑，但没有哭，“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
杨博文沉默了很久。他看着陈浚铭的脸，那张年轻的、倔强的、和他有三分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脸。
那双眼睛，和左奇函的几乎一样——不是颜色，是那种眼神。那种“我不会放弃你”的眼神。
“好。”杨博文说。
陈浚铭笑了。那笑容很轻，很短，但很真。
杨博文要离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所有人。
张桂源是在电话里听到的。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杨博文以为他挂断了。然后他说：“你确定？”
杨博文说“确定”。
张桂源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你去。治好了赶紧回来。”
挂电话之前，他加了一句：“照顾好自己。”
张函瑞没有说话。
他在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杨博文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变得不均匀。
然后他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些画。你带去。挂在房间里，对心情好。”
杨博文说“好”。
张函瑞又说：“回来的时候，我再给你画新的。”
陈思罕是在病房里听到的。
他坐在那把已经坐了无数个小时的椅子上，手里拿着那本写满了笔记的笔记本。
他听完杨博文的话，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杨博文。
“你做的决定，我尊重。”他说，“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不管治不治得好，给我发消息。一周一次。一个字也行。”
杨博文看着陈思罕，他忽然想起左奇函说过的话：“陈思罕是我们这些人里最重情义的，他只是不说。”
“好。”杨博文说。陈思罕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左奇函他——”他顿了一下，
“他一个人，我会照顾他的。”
然后他走了。
杨博文坐在床上，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他低下头，看着手腕上的白玉手串。珠子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像月光碎在海上。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出一双眼睛——深棕色的，很深的，像两口没有底的井。那双眼睛在看着他。
不是现在，是以前。是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个他不记得的、但身体还记得的时刻。
“我比你想的更加喜欢你。”
这句话忽然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不是声音，不是文字，是一种感觉——像一颗石子被扔进水里，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碰到了岸边，又荡回来。
他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但他知道，那是说给他听的。
杨博文离开的那天，天晴了。
三月的最后一天，阳光很好，风很轻，机场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蓝色的光。他没有让任何人来送。
他说“不用送了，又不是不回来了”，然后一个人拎着行李箱，走进了安检口。
陈浚铭走在他旁边，背着那个旧书包，手里拿着两本复习资料。
他没有回头，因为他怕自己一回头就走不了了。杨博文也没有回头。
他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大衣，手腕上戴着那串白玉手串，一步一步地走向登机口。他的腿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是走不了路，陈浚铭推着轮椅。
飞机起飞的时候，左奇函躺在家里的床上，侧头看着窗外的天空。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银白色的机身，在蓝天里留下一道白色的尾迹云。
尾迹云慢慢地扩散，变淡，最后消失在风里。他看着那道云消失的地方，看了很久。
手机震了一下。一条消息，来自杨博文。
杨博文：起飞了。到了给你消息。
左奇函看着这条消息，打了两个字：“好。”发出去之后，他又加了一句：“一路平安。”
对面没有回复。飞机已经飞远了。
左奇函躺在床上，阳光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但他的手指是凉的。
他把手机收起来，起身下楼，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车子驶出停车场，驶上高速，驶向他一个人的城市。
后视镜里，机场的塔台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白色的点，消失在地平线上。
他在机场的一个星期后，所有人都收到了杨博文的消息。
“杨博文死了。”
不是真正的死亡，是对外宣称的死亡。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他走之前对左奇函说：“我不想让左明远手底下的人知道我还在。让他们以为我死了，对你对我对大家都安全。”左奇函没有说话。
杨博文看着他的眼睛，又说：“不是真的死。只是名义上的。等我治好了，我会回来。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还活着。”左奇函点了点头。
左奇函不敢去想，万一，万一他没有治好，那该怎么办，留下他一个人吗，可是杨博文说过，他会回来，他信他。
杨博文把那条消息发给了所有人——张桂源、张函瑞、陈思罕、陈薇娅，还有那些他不那么熟悉但应该知道的人。
消息的内容很短：“杨博文在车祸后因并发症去世，感谢大家多年的关心。”发完这条消息，他把那张手机卡取出来，折成两半，扔进了垃圾桶。
陈浚铭站在旁边，看着那张断成两半的卡，看了很久。“哥，这样好吗？”
“我不知道。”
杨博文说，
“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他低下头，看着手腕上的白玉手串。
“等我治好了，我会重新介绍自己。不是作为‘失忆的杨博文’，是作为‘想起来的杨博文’。在那之前——让这个‘杨博文’先死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