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空白的三年
“你离开了我的世界 却从未离开我的念”
————
杨博文离开后的第一个星期，左奇函没有出门。
他把公寓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分白天黑夜。
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充电线插着，拔了，又插上。
他不看消息，不接电话，不吃东西。他只是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灯座的位置延伸出来，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以前杨博文在这里过夜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这道裂缝。因为他看的不是天花板，是杨博文的脸。
现在杨博文不在了，他终于有时间看天花板了。
第三天的时候，门铃响了。他没有动。门铃又响了。还是没有动。然后是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张桂源有他家的备用钥匙。门开了。
张桂源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两个袋子，一袋是吃的，一袋是用的。
他看到客厅里的黑暗，看到沙发上堆着的没洗的衣服，看到茶几上摆着的三天前的咖啡杯——咖啡干了，杯壁上留下一圈深褐色的印记，像年轮。
“左奇函。”
张桂源叫了一声。没有人应。他走到卧室门口，推开门。左奇函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像一具还有呼吸的、但灵魂已经不在的躯壳。
张桂源站在门口，看着他的样子，眼眶红了。
他没有说“你起来吃点东西”，没有说“你不能这样”，没有说任何那些正确但无用的话。
他只是走到床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阳光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地板上，细细的一道，像一根金色的针。
“杨博文没死。”张桂源说，“你说他没死，我就信你。但他没死，你也不能把自己弄死。你死了，他回来的时候谁给他开门？”
左奇函的眼睛动了一下。张桂源把吃的放在床头柜上，把用的放在椅子上，然后走了。走之前他说：“明天我还来。你要是不开门，我就自己进来。”
左奇函没有说话。但那天晚上，他坐起来，喝了半杯水，吃了两口面包。面包是干的，嚼在嘴里像沙子。但他咽下去了。
第五天的时候，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出了门。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杨博文的律所楼下。
二十三层，那扇窗户黑着。灯没有亮。也许再也不会亮了。
他站在楼下，仰头看着那扇黑着的窗户，看了很久。路过的行人偶尔看他一眼，以为他在等人。
他确实在等人。只是不知道要等多久。
杨博文离开后的第一个月，左奇函开始整理杨博文留下的东西。
杨博文的出租屋里，大部分东西都已经搬走了，只剩下一些带不走的、或者不想带的。
左奇函每个月来一次，打扫卫生，开窗通风，换掉冰箱里过期的食物。
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看到他就叹气，说“小伙子，你也该往前看了”。左奇函笑了笑，没有说话。
往前看。往哪里看？
抽屉里的那本日记，他是在第二个月发现的。
那天他打扫完卫生，坐在书桌前休息，手指无意识地在抽屉边缘摩挲。
他拉开抽屉，看到了那个棕色的牛皮纸信封。打开，黑色封面的笔记本，边角卷起，纸页泛黄。
他翻开第一页——“今天，又见到他了。心跳比鼓点还快。”
他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没有日期，只有一行字：“他今天哭了。因为我。我不想让他哭。我想让他笑。但我不太会笑。他会不会觉得我不够喜欢他？他不知道。我喜欢他。比他想的，多很多。很多很多。”
左奇函抱着那本日记，在书桌前坐了一整个下午。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从这头移到那头，照在他的身上，照在他怀里的日记上，照在地板上那些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的泪痕上。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不是杨博文爱他，是杨博文爱了他很久。比他以为的久，比他以为的深，比他以为的真。
那些年，杨博文在走廊里说的“借过”，在操场上假装路过，不是不在意，是太在意了。
在意到不敢靠近，在意到把所有的心动都写在日记里、藏在抽屉最深处，在意到用十二年的时间去等待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可是那又怎样？那个写这本日记的人，不在了。
他去了很远的地方，远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甚至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这本日记，记不记得那些字，记不记得他。
左奇函把那本日记带回了自己的公寓，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会拿出来翻一页，读一行。不是因为他需要提醒自己杨博文爱他，是因为那些字让他觉得杨博文还在。
在字里行间，在那些褪色的、有些模糊的、但依然清晰的笔迹里。
杨博文离开后的第三个月，左奇函开始去杨博文姥姥的坟前。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
他从来没见过杨博文的姥姥，老人去世的时候，他和杨博文还没有在一起。
他只是听杨博文提起过——说她喜欢看月亮，说她会在夏天的晚上搬一把竹椅坐在院子里，指着天上的月亮说“月亮今天好圆”，说她走的那天晚上，月亮也很圆，很亮，像一个很大的、很亮的、永远不会熄灭的灯。
左奇函第一次去的时候，带了一束白色的菊花。他把花放在墓碑前，坐在石阶上，仰头看着天空。
天还没黑，月亮还没出来。他坐了很久，久到天黑了，月亮出来了。
不是很圆，但很亮，照在柏树的叶子上，照在墓碑上，照在他身上。
他想起杨博文说过的话——“姥姥说，以后她不在了，我想她的时候，就看看月亮。她就在月亮里。”
“姥姥说，要和爱的人一起看月亮。”
“左奇函，我想和你一起看月亮。”
他不知道杨博文现在看不看月亮。
瑞士的月亮，和这里的月亮，是同一个吗？他在月亮里，能看到杨博文吗？
杨博文在月亮里，能看到他吗？他坐在那里，看了很久的月亮。
然后他轻声说了一句：“姥姥，我是左奇函。杨博文喜欢的那个人。他现在不记得我了，但我在等他。您帮我看着他，好吗？”
风吹过柏树，沙沙作响，像是一个老人的回应。
从那以后，他每个月都去。
有时候带花，有时候不带。有时候坐一会儿，有时候坐一整个下午。他会在那里看月亮，从月初看到月尾，从缺看到圆，从圆看到缺。
月亮不会说话，不会回来，不会告诉他杨博文什么时候回来。但它会一直在那里。亮着。照着。等着。
杨博文离开后的第六个月，陈思罕来找他。
那天晚上，陈思罕没有提前打电话，直接来了他的公寓。
他手里拿着一瓶红酒，不是张桂源那种热闹的啤酒，是一瓶安静的、深沉的红酒，像他这个人一样。
两个人坐在阳台上，喝着红酒，看着城市的夜景。城市的灯火在远处闪烁，像一片倒扣在地上的星空。
陈思罕喝得很慢，一杯酒喝了快一个小时。左奇函喝得更慢，一杯酒还没喝完。
“你瘦了。”陈思罕说。
“你们都说我瘦了。”
“因为你确实瘦了。”陈思罕放下酒杯，看着他。“左奇函，你打算等他多久？”
左奇函沉默了一会儿。“等他回来。”
“如果他永远想不起来呢？”
左奇函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很圆，很亮，挂在远处高楼的上方，像一个沉默的、知道一切的见证者。
“那我就让他重新认识我。”左奇函说，“从零开始。从‘你好，我叫左奇函’开始。用一辈子，让他再爱上我一次。”
陈思罕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很短，但很真。“你比我想的傻。”
“你也是。”左奇函说，
陈思罕没有说话。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红酒在他的杯壁上留下深紫色的痕迹，像一道干涸的泪痕。
那天晚上，陈思罕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左奇函。”
“嗯。”
“你不是一个人。”
门关上了。左奇函站在玄关，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
他想起陈思罕在海边的露台上说的那句话——“兄弟都在呢。”他们都在。
张桂源每周来一次，送吃的，送用的，有时候什么都不送，就坐在他旁边，不说话，只是坐着。
张函瑞每个月给他寄一幅画，画上永远是海和月亮，有时候海是平静的，有时候海是汹涌的，但月亮永远在那里，圆着，亮着。
陈浚铭每周给他发消息，有时候是“左哥，我哥今天做康复训练，站了十五分钟”，有时候是“左哥，我哥今天吃到了他喜欢的菜，他说好吃”，有时候只是一张照片——瑞士的雪山，医疗中心的走廊，杨博文做治疗时的背影。
他存下了每一张照片。
第一年，左奇函学会了做饭。不是因为他想学，是因为他太想念老周做的排骨了，而老周在左明远入狱后就离开了左家，回了老家。
他给老周打过电话，问了排骨的做法。老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少爷，您终于问我了。”他把步骤一条一条地告诉他，从选肉到焯水，从炒糖色到收汁，每一个细节都讲得很仔细。
左奇函按照老周说的，一步一步地做。第一次失败了，排骨太柴。第二次失败了，糖色炒苦了。第三次，他端着那盘排骨，尝了一块，味道不对。不是老周做的味道。但他吃了整整一盘。
因为他在做这道菜的时候，一直在想杨博文。想杨博文第一次吃排骨的时候说“好吃”，想杨博文坐在律所的办公桌前，低着头，安静地咀嚼，耳朵尖微微泛红。
他做了很多次，终于在第不知道多少次的时候，做出了和老周几乎一模一样的味道。他站在厨房里，看着那盘排骨，忽然哭了。
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他终于学会了一道杨博文喜欢的菜。
可是杨博文不在。他学会了，也没有人吃。他把排骨放在冰箱里，第二天热了，自己吃了。第三天又做了一盘，又自己吃了。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他做了很多盘，自己吃了很多盘。
吃到后来，他不再想哭了。他只是安静地吃，安静地洗碗，安静地把盘子放回橱柜里。
像一种仪式，像一种修行，像一种不需要语言的对白——“我在等你。我在学着照顾自己。你回来的时候，我不会再让你担心了。”
杨博文离开后的第十三个月，左奇函接手了左家的产业。
老爷子身体越来越差了，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偶尔下来走一走，也只是在院子里坐一会儿，看看那棵老槐树。
老槐树的叶子一年比一年稀疏，枝干一年比一年干枯，像一个正在慢慢凋零的老人。
但老爷子还活着。他活着，坐在那把竹椅上，身上盖着一条薄毯，看着天空，不知道在看什么，也许在看月亮，也许在看云，也许在看那些他再也回不去的、年轻时的日子。
左奇函每天去老宅看老爷子，陪他下一盘棋，或者只是安静地坐一会儿。
老爷子的棋艺大不如前了，经常下着下着就忘了该谁走，或者把棋子放在不该放的位置。
左奇函不提醒他，只是顺着他的棋路走，让他赢。老爷子赢了也不高兴，只是看着棋盘发呆，说：“老了。什么都做不了了。”
左奇函说：“您养好身体就行。剩下的事，我来。”
老爷子看着他，看了很久。那双浑浊的、布满老年斑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不是眼泪，是一种释然。
一种终于可以把担子交出去的、如释重负的释然。
“你像你爷爷。”老爷子说，“不像你爸。”
左奇函笑了一下。“我是您孙子。”
老爷子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拍了拍左奇函的手背。那动作很轻，很慢，像一片干枯的叶子落在水面上。
左家的产业比左奇函想象的更复杂。
左明远入狱后，那些被他控制的公司群龙无首，有的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有的被合作方趁火打劫，有的内部管理混乱、账目不清。
左奇函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才把所有的资产梳理清楚。他撤换了那些不称职的管理人员，重组了财务系统，关闭了那些只用来洗钱的壳公司。
每一步都很难，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得罪人，但他没有犹豫。
因为他知道，这些产业，是老爷子一辈子的心血，也是他未来和杨博文生活的底气。
他不想让杨博文再为他担心。他想让杨博文回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站得住的、撑得起的、可以依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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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博文离开后的第一个星期，左奇函没有出门。
他把公寓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分白天黑夜。
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充电线插着，拔了，又插上。
他不看消息，不接电话，不吃东西。他只是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灯座的位置延伸出来，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以前杨博文在这里过夜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这道裂缝。因为他看的不是天花板，是杨博文的脸。
现在杨博文不在了，他终于有时间看天花板了。
第三天的时候，门铃响了。他没有动。门铃又响了。还是没有动。然后是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张桂源有他家的备用钥匙。门开了。
张桂源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两个袋子，一袋是吃的，一袋是用的。
他看到客厅里的黑暗，看到沙发上堆着的没洗的衣服，看到茶几上摆着的三天前的咖啡杯——咖啡干了，杯壁上留下一圈深褐色的印记，像年轮。
“左奇函。”
张桂源叫了一声。没有人应。他走到卧室门口，推开门。左奇函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像一具还有呼吸的、但灵魂已经不在的躯壳。
张桂源站在门口，看着他的样子，眼眶红了。
他没有说“你起来吃点东西”，没有说“你不能这样”，没有说任何那些正确但无用的话。
他只是走到床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阳光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地板上，细细的一道，像一根金色的针。
“杨博文没死。”张桂源说，“你说他没死，我就信你。但他没死，你也不能把自己弄死。你死了，他回来的时候谁给他开门？”
左奇函的眼睛动了一下。张桂源把吃的放在床头柜上，把用的放在椅子上，然后走了。走之前他说：“明天我还来。你要是不开门，我就自己进来。”
左奇函没有说话。但那天晚上，他坐起来，喝了半杯水，吃了两口面包。面包是干的，嚼在嘴里像沙子。但他咽下去了。
第五天的时候，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出了门。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杨博文的律所楼下。
二十三层，那扇窗户黑着。灯没有亮。也许再也不会亮了。
他站在楼下，仰头看着那扇黑着的窗户，看了很久。路过的行人偶尔看他一眼，以为他在等人。
他确实在等人。只是不知道要等多久。
杨博文离开后的第一个月，左奇函开始整理杨博文留下的东西。
杨博文的出租屋里，大部分东西都已经搬走了，只剩下一些带不走的、或者不想带的。
左奇函每个月来一次，打扫卫生，开窗通风，换掉冰箱里过期的食物。
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看到他就叹气，说“小伙子，你也该往前看了”。左奇函笑了笑，没有说话。
往前看。往哪里看？
抽屉里的那本日记，他是在第二个月发现的。
那天他打扫完卫生，坐在书桌前休息，手指无意识地在抽屉边缘摩挲。
他拉开抽屉，看到了那个棕色的牛皮纸信封。打开，黑色封面的笔记本，边角卷起，纸页泛黄。
他翻开第一页——“今天，又见到他了。心跳比鼓点还快。”
他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没有日期，只有一行字：“他今天哭了。因为我。我不想让他哭。我想让他笑。但我不太会笑。他会不会觉得我不够喜欢他？他不知道。我喜欢他。比他想的，多很多。很多很多。”
左奇函抱着那本日记，在书桌前坐了一整个下午。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从这头移到那头，照在他的身上，照在他怀里的日记上，照在地板上那些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的泪痕上。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不是杨博文爱他，是杨博文爱了他很久。比他以为的久，比他以为的深，比他以为的真。
那些年，杨博文在走廊里说的“借过”，在操场上假装路过，不是不在意，是太在意了。
在意到不敢靠近，在意到把所有的心动都写在日记里、藏在抽屉最深处，在意到用十二年的时间去等待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可是那又怎样？那个写这本日记的人，不在了。
他去了很远的地方，远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甚至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这本日记，记不记得那些字，记不记得他。
左奇函把那本日记带回了自己的公寓，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会拿出来翻一页，读一行。不是因为他需要提醒自己杨博文爱他，是因为那些字让他觉得杨博文还在。
在字里行间，在那些褪色的、有些模糊的、但依然清晰的笔迹里。
杨博文离开后的第三个月，左奇函开始去杨博文姥姥的坟前。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
他从来没见过杨博文的姥姥，老人去世的时候，他和杨博文还没有在一起。
他只是听杨博文提起过——说她喜欢看月亮，说她会在夏天的晚上搬一把竹椅坐在院子里，指着天上的月亮说“月亮今天好圆”，说她走的那天晚上，月亮也很圆，很亮，像一个很大的、很亮的、永远不会熄灭的灯。
左奇函第一次去的时候，带了一束白色的菊花。他把花放在墓碑前，坐在石阶上，仰头看着天空。
天还没黑，月亮还没出来。他坐了很久，久到天黑了，月亮出来了。
不是很圆，但很亮，照在柏树的叶子上，照在墓碑上，照在他身上。
他想起杨博文说过的话——“姥姥说，以后她不在了，我想她的时候，就看看月亮。她就在月亮里。”
“姥姥说，要和爱的人一起看月亮。”
“左奇函，我想和你一起看月亮。”
他不知道杨博文现在看不看月亮。
瑞士的月亮，和这里的月亮，是同一个吗？他在月亮里，能看到杨博文吗？
杨博文在月亮里，能看到他吗？他坐在那里，看了很久的月亮。
然后他轻声说了一句：“姥姥，我是左奇函。杨博文喜欢的那个人。他现在不记得我了，但我在等他。您帮我看着他，好吗？”
风吹过柏树，沙沙作响，像是一个老人的回应。
从那以后，他每个月都去。
有时候带花，有时候不带。有时候坐一会儿，有时候坐一整个下午。他会在那里看月亮，从月初看到月尾，从缺看到圆，从圆看到缺。
月亮不会说话，不会回来，不会告诉他杨博文什么时候回来。但它会一直在那里。亮着。照着。等着。
杨博文离开后的第六个月，陈思罕来找他。
那天晚上，陈思罕没有提前打电话，直接来了他的公寓。
他手里拿着一瓶红酒，不是张桂源那种热闹的啤酒，是一瓶安静的、深沉的红酒，像他这个人一样。
两个人坐在阳台上，喝着红酒，看着城市的夜景。城市的灯火在远处闪烁，像一片倒扣在地上的星空。
陈思罕喝得很慢，一杯酒喝了快一个小时。左奇函喝得更慢，一杯酒还没喝完。
“你瘦了。”陈思罕说。
“你们都说我瘦了。”
“因为你确实瘦了。”陈思罕放下酒杯，看着他。“左奇函，你打算等他多久？”
左奇函沉默了一会儿。“等他回来。”
“如果他永远想不起来呢？”
左奇函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很圆，很亮，挂在远处高楼的上方，像一个沉默的、知道一切的见证者。
“那我就让他重新认识我。”左奇函说，“从零开始。从‘你好，我叫左奇函’开始。用一辈子，让他再爱上我一次。”
陈思罕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很短，但很真。“你比我想的傻。”
“你也是。”左奇函说，
陈思罕没有说话。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红酒在他的杯壁上留下深紫色的痕迹，像一道干涸的泪痕。
那天晚上，陈思罕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左奇函。”
“嗯。”
“你不是一个人。”
门关上了。左奇函站在玄关，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
他想起陈思罕在海边的露台上说的那句话——“兄弟都在呢。”他们都在。
张桂源每周来一次，送吃的，送用的，有时候什么都不送，就坐在他旁边，不说话，只是坐着。
张函瑞每个月给他寄一幅画，画上永远是海和月亮，有时候海是平静的，有时候海是汹涌的，但月亮永远在那里，圆着，亮着。
陈浚铭每周给他发消息，有时候是“左哥，我哥今天做康复训练，站了十五分钟”，有时候是“左哥，我哥今天吃到了他喜欢的菜，他说好吃”，有时候只是一张照片——瑞士的雪山，医疗中心的走廊，杨博文做治疗时的背影。
他存下了每一张照片。
第一年，左奇函学会了做饭。不是因为他想学，是因为他太想念老周做的排骨了，而老周在左明远入狱后就离开了左家，回了老家。
他给老周打过电话，问了排骨的做法。老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少爷，您终于问我了。”他把步骤一条一条地告诉他，从选肉到焯水，从炒糖色到收汁，每一个细节都讲得很仔细。
左奇函按照老周说的，一步一步地做。第一次失败了，排骨太柴。第二次失败了，糖色炒苦了。第三次，他端着那盘排骨，尝了一块，味道不对。不是老周做的味道。但他吃了整整一盘。
因为他在做这道菜的时候，一直在想杨博文。想杨博文第一次吃排骨的时候说“好吃”，想杨博文坐在律所的办公桌前，低着头，安静地咀嚼，耳朵尖微微泛红。
他做了很多次，终于在第不知道多少次的时候，做出了和老周几乎一模一样的味道。他站在厨房里，看着那盘排骨，忽然哭了。
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他终于学会了一道杨博文喜欢的菜。
可是杨博文不在。他学会了，也没有人吃。他把排骨放在冰箱里，第二天热了，自己吃了。第三天又做了一盘，又自己吃了。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他做了很多盘，自己吃了很多盘。
吃到后来，他不再想哭了。他只是安静地吃，安静地洗碗，安静地把盘子放回橱柜里。
像一种仪式，像一种修行，像一种不需要语言的对白——“我在等你。我在学着照顾自己。你回来的时候，我不会再让你担心了。”
杨博文离开后的第十三个月，左奇函接手了左家的产业。
老爷子身体越来越差了，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偶尔下来走一走，也只是在院子里坐一会儿，看看那棵老槐树。
老槐树的叶子一年比一年稀疏，枝干一年比一年干枯，像一个正在慢慢凋零的老人。
但老爷子还活着。他活着，坐在那把竹椅上，身上盖着一条薄毯，看着天空，不知道在看什么，也许在看月亮，也许在看云，也许在看那些他再也回不去的、年轻时的日子。
左奇函每天去老宅看老爷子，陪他下一盘棋，或者只是安静地坐一会儿。
老爷子的棋艺大不如前了，经常下着下着就忘了该谁走，或者把棋子放在不该放的位置。
左奇函不提醒他，只是顺着他的棋路走，让他赢。老爷子赢了也不高兴，只是看着棋盘发呆，说：“老了。什么都做不了了。”
左奇函说：“您养好身体就行。剩下的事，我来。”
老爷子看着他，看了很久。那双浑浊的、布满老年斑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不是眼泪，是一种释然。
一种终于可以把担子交出去的、如释重负的释然。
“你像你爷爷。”老爷子说，“不像你爸。”
左奇函笑了一下。“我是您孙子。”
老爷子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拍了拍左奇函的手背。那动作很轻，很慢，像一片干枯的叶子落在水面上。
左家的产业比左奇函想象的更复杂。
左明远入狱后，那些被他控制的公司群龙无首，有的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有的被合作方趁火打劫，有的内部管理混乱、账目不清。
左奇函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才把所有的资产梳理清楚。他撤换了那些不称职的管理人员，重组了财务系统，关闭了那些只用来洗钱的壳公司。
每一步都很难，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得罪人，但他没有犹豫。
因为他知道，这些产业，是老爷子一辈子的心血，也是他未来和杨博文生活的底气。
他不想让杨博文再为他担心。他想让杨博文回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站得住的、撑得起的、可以依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