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冬天又来
十二月的时候，宜城下了第一场雪。江屿收到母亲发来的照片，窗外的雪下得很大，白茫茫一片，窗台上的那盆花还开着，红艳艳的，在雪里格外扎眼。照片下面是母亲发来的一条语音，他点开，听到母亲的声音：“小屿，下雪了，你那冷不冷？多穿点。”
他听了两遍，回了两个字：“不冷。”然后又打了一行字：“妈，你也是。”发送之后，他看着屏幕上那行字，觉得不够，又加了一句：“下个月回去看你。”母亲秒回了一个“好”字，后面跟了一个笑脸。
沈临洲从厨房走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凑过来看了一眼。“你妈说什么了？”“说下雪了，问我冷不冷。”“你怎么说的？”“说不冷。”
沈临洲看着他，目光落在他身上那件旧羽绒服上，袖子都磨得发白了，领口的绒毛已经结成了硬块。“你这件羽绒服穿了几年了？”“五年。”“明年换新的。”“明年再说。”沈临洲没有再说，转身回了厨房。江屿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弯了一下，弯成一个很小的弧度。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店里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沈临洲正在炒菜，江屿在外面招呼客人。门被推开了，风铃响了，进来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穿着深灰色的大衣，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化了淡妆，看起来像从某个重要的会议上直接过来的。
江屿愣了一下。“阿姨？”沈母站在门口，头发上还沾着雪珠，大衣的肩膀处湿了一片。她的眼眶有点红，但表情很平静。
“小江，”她说，“临洲在吗？”
沈临洲从厨房探出头来，看到母亲，手里的锅铲滑了一下，差点掉在地上。“妈？你怎么来了？”
沈母走进来，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你大伯跟我说了，他去你店里的事了。”
沈临洲从厨房走出来，在她对面坐下。“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找了个不错的人。”沈母看着沈临洲，又看了看江屿，眼眶更红了。“他说你为了那个人，连沈家都不要了。他说你是个傻子。”她停了一下，声音有些哽咽。“但他说，傻子比聪明人幸福。”
沈临洲看着母亲，看到她头发上还没化完的雪珠，看到她大衣肩膀处那片湿痕，看到她红红的眼眶和忍着不哭的表情。
“妈，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让你担心了。”
沈母摇了摇头。“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想你了。”她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但没有擦，就那样让眼泪流着。“你爸说你想回就回，不用管他。”她看着沈临洲的眼睛，“临洲，妈不是来劝你回去的。妈就是来看看你。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沈临洲伸出手越过桌面，握住了母亲的手。她的手很凉，指尖冰凉的，和他记忆中那双温暖的手不一样了——时间让所有人都变了，让她的手变凉，让她的头发变白，让她的眼眶变红。
“我过得很好，妈。”
沈母点了点头，又看了看江屿。“小江，你也过来。”
江屿走过来，在沈临洲旁边坐下。沈母看着他们两个人，并排坐在一起，穿着同款不同色的毛衣——她寄来的那两件——手上戴着同款不同色的戒指，银的和金的，四枚挨在一起。
“你们好好的，”她说，“妈就放心了。”
那天晚上，沈母在店里吃了晚饭。沈临洲做了她爱吃的清蒸鲈鱼，还有新学的酸菜鱼。她吃得很慢，每吃一口就说一句“好吃”，也不知道是真的好吃还是因为是她儿子做的。吃完以后她帮忙收拾碗筷，江屿说“阿姨我来”，她说“不用，你们忙”，就端着碗筷进了厨房。沈临洲跟进去，看到母亲站在水槽前，弯着腰，正在洗碗。她的背影很瘦，肩膀窄窄的，头发花白，水龙头开着，哗哗的水声盖住了她的吸鼻子的声音。
“妈。”沈临洲走过去，从她手里拿过碗，放在一边。他把母亲转过来，看到她满脸都是泪水——不是无声无息的那种，是有声音的。
“临洲，”她说，“妈就是想你。就是想看看你。没别的。”
沈临洲伸手抱住他母亲。她比他记忆中矮了很多，瘦了很多，肩膀窄窄的，靠在他怀里像一只疲惫的鸟。她哭得很厉害，肩膀一抖一抖的，泪水打湿了他的毛衣。
“妈，我下个月回去看你。”
“你说真的？”
“真的。”
沈母从他怀里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擦眼泪，笑了。“好，妈给你做红烧肉。”
沈母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雪还在下，不大，细细碎碎的，在路灯的光里旋转、飘落。沈临洲站在门口看着母亲上了车，车子慢慢开远，尾灯在雪中变成两个模糊的红点，最后消失在街道转角处。
江屿走出来，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那个方向。“走了？”“嗯。”“她哭了吗？”“哭了。”“你呢？”沈临洲偏头看着他，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很清楚——没有哭，但眼眶是红的，鼻尖也是红的，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弧度，说不清是笑还是别的什么。
“没有，我是男的，男的不能哭。”
江屿看着他，忽然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四枚戒指在路灯下泛着交叠的光，银的柔和金的温暖，挨在一起。“男的也能哭。”
沈临洲没有说话，只是握紧了江屿的手。
他们站在店门口，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看着路灯下那片橘黄色的光。后巷传来橘子的一声轻叫，大概是在梦里翻了个身，或者梦到了什么好吃的。风铃响了，是风，十二月的风。
那年的除夕，“屿洲”没有营业。门上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除夕休息，初六开业。祝大家新年快乐。”纸条是江屿写的，字迹端正，一笔一划。
他们回了沈临洲的老家。沈母做了一大桌子菜，沈父开了瓶珍藏多年的白酒。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给沈临洲倒了一杯，看了看江屿，又给他倒了一杯。
“能喝吗？”沈父问。
“能喝一点。”江屿说。
“那就喝一点。”
三个人碰了杯，白酒辣辣的，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江屿咳嗽了两声，沈临洲递给他一杯水，他接过去喝了一口，继续咳嗽。沈母在旁边笑了，“不会喝就别喝，喝坏了胃。”江屿摇了摇头，“没事阿姨，叔叔敬的酒，得喝。”
沈父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大概算是一个笑容。
窗外有烟花，一朵一朵的，在夜空中炸开，红的绿的紫的，把天空染成花花绿绿的颜色。电视里播着春晚，声音开得很大，笑声、掌声、音乐声混在一起，热闹得让人头疼。沈母在厨房里忙活，沈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江屿和沈临洲站在阳台上看烟花。
“沈临洲。”
“嗯。”
“明年除夕，我们在哪里过？”
沈临洲想了想。“在新店过。你切菜，我炒菜。爸和妈来，坐在靠窗的位置。吃完饭我们去阳台上看烟花。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冷了就进屋，进屋继续吃。”
江屿看着他，烟花的彩色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忽明忽暗，但嘴角那个弧度是确定的，从来都是确定的。
“好，”江屿说，“在新店过。”
那天晚上，沈临洲在手机备忘录里写道：“今年除夕在新店过。明年也在新店过。后年也在，大后年也在。年年都在。只要他在，我就在。只要我在，店就在。只要店在，年就在。”他看了这行字很久，然后锁了屏幕。江屿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手还握着他的手，即使在睡梦中也没有松开。四枚戒指在月光下泛着交叠的光，银的柔和金的温暖，挨在一起，像四个靠在一起的、永远不会分开的句号。
窗外的烟花还在放，一朵接一朵，把夜空照得忽明忽暗。沈临洲看着那些烟花，忽然想起八年前那个暴雨天。他想起自己把伞递给一个不认识的人，想起那个人在车棚里看着他的眼神，想起自己转身跑进雨里时雨水打在脸上的感觉。那时候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不知道那个人会用八年走到他面前，不知道那个人会和他一起开一家叫“屿洲”的店，不知道那个人会和他一起过一辈子的除夕。那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但他做了一件对的事。他把伞递了出去。
他听了两遍，回了两个字：“不冷。”然后又打了一行字：“妈，你也是。”发送之后，他看着屏幕上那行字，觉得不够，又加了一句：“下个月回去看你。”母亲秒回了一个“好”字，后面跟了一个笑脸。
沈临洲从厨房走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凑过来看了一眼。“你妈说什么了？”“说下雪了，问我冷不冷。”“你怎么说的？”“说不冷。”
沈临洲看着他，目光落在他身上那件旧羽绒服上，袖子都磨得发白了，领口的绒毛已经结成了硬块。“你这件羽绒服穿了几年了？”“五年。”“明年换新的。”“明年再说。”沈临洲没有再说，转身回了厨房。江屿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弯了一下，弯成一个很小的弧度。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店里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沈临洲正在炒菜，江屿在外面招呼客人。门被推开了，风铃响了，进来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穿着深灰色的大衣，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化了淡妆，看起来像从某个重要的会议上直接过来的。
江屿愣了一下。“阿姨？”沈母站在门口，头发上还沾着雪珠，大衣的肩膀处湿了一片。她的眼眶有点红，但表情很平静。
“小江，”她说，“临洲在吗？”
沈临洲从厨房探出头来，看到母亲，手里的锅铲滑了一下，差点掉在地上。“妈？你怎么来了？”
沈母走进来，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你大伯跟我说了，他去你店里的事了。”
沈临洲从厨房走出来，在她对面坐下。“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找了个不错的人。”沈母看着沈临洲，又看了看江屿，眼眶更红了。“他说你为了那个人，连沈家都不要了。他说你是个傻子。”她停了一下，声音有些哽咽。“但他说，傻子比聪明人幸福。”
沈临洲看着母亲，看到她头发上还没化完的雪珠，看到她大衣肩膀处那片湿痕，看到她红红的眼眶和忍着不哭的表情。
“妈，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让你担心了。”
沈母摇了摇头。“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想你了。”她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但没有擦，就那样让眼泪流着。“你爸说你想回就回，不用管他。”她看着沈临洲的眼睛，“临洲，妈不是来劝你回去的。妈就是来看看你。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沈临洲伸出手越过桌面，握住了母亲的手。她的手很凉，指尖冰凉的，和他记忆中那双温暖的手不一样了——时间让所有人都变了，让她的手变凉，让她的头发变白，让她的眼眶变红。
“我过得很好，妈。”
沈母点了点头，又看了看江屿。“小江，你也过来。”
江屿走过来，在沈临洲旁边坐下。沈母看着他们两个人，并排坐在一起，穿着同款不同色的毛衣——她寄来的那两件——手上戴着同款不同色的戒指，银的和金的，四枚挨在一起。
“你们好好的，”她说，“妈就放心了。”
那天晚上，沈母在店里吃了晚饭。沈临洲做了她爱吃的清蒸鲈鱼，还有新学的酸菜鱼。她吃得很慢，每吃一口就说一句“好吃”，也不知道是真的好吃还是因为是她儿子做的。吃完以后她帮忙收拾碗筷，江屿说“阿姨我来”，她说“不用，你们忙”，就端着碗筷进了厨房。沈临洲跟进去，看到母亲站在水槽前，弯着腰，正在洗碗。她的背影很瘦，肩膀窄窄的，头发花白，水龙头开着，哗哗的水声盖住了她的吸鼻子的声音。
“妈。”沈临洲走过去，从她手里拿过碗，放在一边。他把母亲转过来，看到她满脸都是泪水——不是无声无息的那种，是有声音的。
“临洲，”她说，“妈就是想你。就是想看看你。没别的。”
沈临洲伸手抱住他母亲。她比他记忆中矮了很多，瘦了很多，肩膀窄窄的，靠在他怀里像一只疲惫的鸟。她哭得很厉害，肩膀一抖一抖的，泪水打湿了他的毛衣。
“妈，我下个月回去看你。”
“你说真的？”
“真的。”
沈母从他怀里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擦眼泪，笑了。“好，妈给你做红烧肉。”
沈母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雪还在下，不大，细细碎碎的，在路灯的光里旋转、飘落。沈临洲站在门口看着母亲上了车，车子慢慢开远，尾灯在雪中变成两个模糊的红点，最后消失在街道转角处。
江屿走出来，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那个方向。“走了？”“嗯。”“她哭了吗？”“哭了。”“你呢？”沈临洲偏头看着他，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很清楚——没有哭，但眼眶是红的，鼻尖也是红的，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弧度，说不清是笑还是别的什么。
“没有，我是男的，男的不能哭。”
江屿看着他，忽然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四枚戒指在路灯下泛着交叠的光，银的柔和金的温暖，挨在一起。“男的也能哭。”
沈临洲没有说话，只是握紧了江屿的手。
他们站在店门口，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看着路灯下那片橘黄色的光。后巷传来橘子的一声轻叫，大概是在梦里翻了个身，或者梦到了什么好吃的。风铃响了，是风，十二月的风。
那年的除夕，“屿洲”没有营业。门上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除夕休息，初六开业。祝大家新年快乐。”纸条是江屿写的，字迹端正，一笔一划。
他们回了沈临洲的老家。沈母做了一大桌子菜，沈父开了瓶珍藏多年的白酒。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给沈临洲倒了一杯，看了看江屿，又给他倒了一杯。
“能喝吗？”沈父问。
“能喝一点。”江屿说。
“那就喝一点。”
三个人碰了杯，白酒辣辣的，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江屿咳嗽了两声，沈临洲递给他一杯水，他接过去喝了一口，继续咳嗽。沈母在旁边笑了，“不会喝就别喝，喝坏了胃。”江屿摇了摇头，“没事阿姨，叔叔敬的酒，得喝。”
沈父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大概算是一个笑容。
窗外有烟花，一朵一朵的，在夜空中炸开，红的绿的紫的，把天空染成花花绿绿的颜色。电视里播着春晚，声音开得很大，笑声、掌声、音乐声混在一起，热闹得让人头疼。沈母在厨房里忙活，沈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江屿和沈临洲站在阳台上看烟花。
“沈临洲。”
“嗯。”
“明年除夕，我们在哪里过？”
沈临洲想了想。“在新店过。你切菜，我炒菜。爸和妈来，坐在靠窗的位置。吃完饭我们去阳台上看烟花。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冷了就进屋，进屋继续吃。”
江屿看着他，烟花的彩色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忽明忽暗，但嘴角那个弧度是确定的，从来都是确定的。
“好，”江屿说，“在新店过。”
那天晚上，沈临洲在手机备忘录里写道：“今年除夕在新店过。明年也在新店过。后年也在，大后年也在。年年都在。只要他在，我就在。只要我在，店就在。只要店在，年就在。”他看了这行字很久，然后锁了屏幕。江屿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手还握着他的手，即使在睡梦中也没有松开。四枚戒指在月光下泛着交叠的光，银的柔和金的温暖，挨在一起，像四个靠在一起的、永远不会分开的句号。
窗外的烟花还在放，一朵接一朵，把夜空照得忽明忽暗。沈临洲看着那些烟花，忽然想起八年前那个暴雨天。他想起自己把伞递给一个不认识的人，想起那个人在车棚里看着他的眼神，想起自己转身跑进雨里时雨水打在脸上的感觉。那时候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不知道那个人会用八年走到他面前，不知道那个人会和他一起开一家叫“屿洲”的店，不知道那个人会和他一起过一辈子的除夕。那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但他做了一件对的事。他把伞递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