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远走
七月下旬，周渡拿到了体检报告。
不是年度体检，是林医生打电话来让他去取的专项筛查结果。上次筛查神经系统的时候加了一项基因检测，针对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遗传标记。周渡的父亲七十四岁，手抖了半年，每天早晚各吃一次药。直系亲属的患病风险比普通人高。林医生说不是概率的问题，是标记物的问题——你父亲携带的标记物，你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遗传。如果遗传了，发病年龄通常比上一代更早。
周渡拿到报告的时候正在办公室签一份文件。他把笔放下，把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第一遍看数据，第二遍看结论。数据本身对他而言没有意义，他查过那些医学术语，知道每一个缩写代表什么，但看到自己的名字和那些缩写连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又变回了陌生的符号。他把报告折好放进公文包里，继续签文件。签完之后把笔帽盖回去，发现手指上沾了墨水。笔帽没盖好，漏了。他把笔扔进抽屉里，换了一支新的。
他开车回家的路上堵了一路。晚高峰比平时更堵，前面有追尾事故，车流一寸一寸地往前挪。他把公文包放在副驾驶座上，报告在包里。等红灯的时候把手伸进包里摸了摸那几张纸，纸是凉的，光滑的，和他每天经手的合同纸没有任何区别。他拿出来翻了两页，在“遗传标记”那几个字上停下来。绿灯亮了，后面的车按了喇叭。他把报告塞回包里，继续开车。
他做了一个决定：不告诉谢以安，不告诉周怀远。不是永远不告诉。是今天不告诉。今天周怀远的手没有抖，吃晚饭的时候用右手拿筷子夹了一块红烧鱼，稳稳当当的。周渡看着他爸把鱼肉放进嘴里，把刺吐出来，拿纸巾擦了擦嘴角。这个流畅的动作序列让他觉得今天报告上的字可能是打错了。他知道不是。但他决定相信今天。
饭后他洗碗，谢以安在旁边擦碗。洗到最后一个盘子的时候他的手滑了一下，盘子掉进水池里，磕在水龙头底座上，没碎。他捡起来继续洗。谢以安看着他的手，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周渡说没有，手滑了一下。
当天晚上谢以安醒来的时候，周渡不在床上。卧室的门虚掩着，走廊上安静到能听见客厅钟摆的晃动声。他穿上拖鞋下了楼。周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开灯。窗帘没有拉，窗外的月光照进来，把他照成一个很清晰的剪影。他的背没有靠在沙发背上，身体微微前倾，两只手肘搁在膝盖上，低着头。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那份报告，报告旁边是他父亲的药瓶——不是现在吃的那个，是上次吃完的空瓶。周怀远没扔，放在餐桌上，被周渡拿了过来。
谢以安在他旁边坐下来。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过了很久，周渡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在安静的客厅里几乎听不出是个活人在发声。
“百分之五十。不是概率。是标记物。爸的标记物我遗传了。发病年龄可能比他更早。”
谢以安没有说话。他把手放在周渡的膝盖上，周渡的膝盖是硬的。
“林医生问我，你要不要自己先做一个早期筛查。我说不用了。标记物已经在了，早查晚查都一样。”
“什么时候拿到的报告。”
“今天下午。没告诉你是因为我自己还没消化完。”他把药瓶拿起来在掌心里转了一下。空药瓶很轻，塑料的，转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咔嗒声。
“回来的路上我在想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爸的手是这几年才开始抖的。他去公司的时候，开会的时候，签字的时候，手从来没抖过。我还记得他签最后一份股权转让书的时候，笔握得很稳。就是那次把周氏正式交给我的那次。怎么现在就不行了。我总觉得应该有个顺序——先把事做完，再把所有文件清理掉，再去墓园见见他想见的人，然后病情再慢慢发展。一样一样来，按顺序来。”他把药瓶放回茶几上。“但病不走顺序。”
谢以安没有说话。他把周渡的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握在自己手里。周渡的手指是凉的。
“谢以安。我本来想和你过很久。”
“现在也是很久。很久不是时间。很久是在一起。”
周渡的手在谢以安掌心里动了一下，然后安静了。两个人坐在沙发上，月光从窗帘没有拉严的那一侧泄进来，把茶几上的报告单照成了银白色。窗外江心的灯在夜色里维持着一个恒定的亮度。没有风。没有蝉鸣。没有药瓶碰撞的声音。只有两个人的呼吸。
八月头上，画室里发生了几件事。
丁可可不再画竹子了。她开始画猫。不是豆豆那种方耳朵蓝猫，是一种很瘦的、四条腿画得像竹签的黑猫。豆豆说这猫太瘦了像没吃饱。丁可可说这是流浪猫，她们家楼下有一窝黑猫，她每天晚饭后拿剩饭去喂。豆豆说流浪猫也可以画胖一点。丁可可想了想加了一碗猫粮在猫旁边。豆豆说这还差不多。后来丁可可把那一窝黑猫都画了，大大小小一共四只，贴在新教室的墙上，贴在竹子旁边。四只黑猫姿态各异，都长着一双黄色的圆眼睛，画得那么大，好像黑暗里浮着几盏小灯。
糖糖开始画晚霞系列。她说夏天的晚霞比立春的硬，比冬天的厚，是积雨云被太阳晒透了之后炸开的那种。她用大号刷子铺底色，橘红朱红玫瑰红一层一层往上叠，画纸的下半截全是浓烈的红色。吴雨桐说你这个用的是水彩还是油画，糖糖说我也不知道，混着用的。吴雨桐说混用会裂。糖糖说裂了就裂了，裂了是晚霞的纹路。
小北不再画画了。他在写字。这是他从画室开班以来第一次用写字代替画画。不是作文，是自己写的。他每天上午来，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面前铺的不是画纸，是一本笔记本，横线格的，封面是牛皮纸色的。他写得很慢，笔在纸上停很久才落下。谢以安走到他旁边的时候他不会遮本子。有时候给他看一两页，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他记得的事——爷爷说过的话，院子里那棵被砍掉的树的位置，橘子皮晾在窗台上慢慢变干的样子。有些字写错了用修正液盖掉，有些字写了又涂掉重写。他说他怕忘了。不是怕忘了画画，是怕忘了爷爷说话的声音。爷爷走了两年了，他已经记不太清楚声音了。但写下来就不会忘。写下来，声音就还在纸上。
谢以安看着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整个八月。小北说画完了能画的东西，先写下来。等写完了再画。谢以安说他学会了另一种留住东西的方法。
九月初，周怀远摔了一跤。
是在阳台上。他给素心兰浇水的时候想挪一下花盆的位置，往后撤步的时候拖鞋底在湿瓷砖上滑了一下。谢以安在客厅听到阳台上闷闷地响了一声，跑过去的时候周怀远已经自己坐起来了，背靠着阳台栏杆。他的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只是有些意外。喷壶倒在他脚边，水流了一地。他活动了一下胳膊确认骨头没事，说没事，就是滑了一下。谢以安把他从地上扶起来的时候，发现他的手臂很轻——不是体重轻了，是肌肉少了。方院长上次说的“瘦了”，他一直在想，现在他用自己的手确认了。周怀远站起来之后用毛巾擦了擦身上的水，说这把老骨头还挺结实。他的语气是轻松的，但谢以安注意到他扶着栏杆的手抓得很紧，关节全部发白。
那天晚上周渡回家之后和谢以安一起把阳台上的瓷砖全部铺了一层防滑垫。灰色的，一块一块拼在一起，铺满了整个阳台地面。留下素心兰下面那一块没铺，因为花盆不需要防滑。周渡铺防滑垫的时候周怀远站在阳台门口看着，没有说话。
铺完之后周渡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以后不会滑了。”
周怀远点了点头。“好。”他说完转过身回了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把老花镜戴上，拿起遥控器把电视打开。电视里放的是新闻。他在防滑垫铺好之后什么都没说，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习惯被别人这样照顾。过去这些年，他习惯的是照顾别人。他把公司交给周渡，把韩铮的信托基金管理费交到2033年，把该减的都减了，把该留的都留在黄色纸箱里。他以为做到这里，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今晚有人在他脚下铺了一层防滑垫。他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屏幕，屏幕上的光亮映在他的镜片上。防滑垫在阳台地面上安静地躺着，灰色的，一块一块拼在一起，踩上去脚感是软的。
十月中旬，柿子苗开花了。小小的白花，五瓣，花瓣很薄，几乎透明，藏在叶子中间，不仔细看真的会漏掉。周渡在阳台上发现了第一朵。他叫谢以安出来看，两个人站在一起看着那朵小花。柿子苗从一颗种子长到现在，长了快一年。去年初冬它还在窗台上过冬，周渡蹲在花盆前面看它活没活着。现在它开花了。白色的花在秋天的阳光里安静地支着，花瓣的质地很薄，但五瓣全部张开了。
“去年冬天你说它叫以安。”
“它现在还叫以安。”
“能结果吗。”
“不一定。有的柿子树要长好几年才结果。”
外面起了风，把素心兰的叶子吹动了一下。谢以安伸出手把那朵花稍微扶正了一些。这是个很轻很轻的动作。
十一月，周怀远的手彻底不行了。
不是时好时坏的那种不行。是坏的天数占了绝大多数，好的时候越来越少，间隔越来越长。他的右手连筷子都握不住了，吃饭只能用左手。药还在吃，但药效似乎在递减——以前吃一粒能稳半天，现在吃一粒只能稳一两个小时。林医生说这是病程发展的正常现象，但周渡听完之后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窗帘被穿堂风吹起来，凉意从走廊那头灌进来。
周怀远不再浇花了。不是不想浇，是端不起喷壶。王姐每天帮他浇，早上浇素心兰，傍晚浇柿子苗。她浇花的时候周怀远有时候会站在阳台门口看着，右手垂在身侧，左手扶着门框。他的手指微微蜷着，大拇指根部的关节凸起得更明显了。有一天早上王姐浇花的时候水洒出来了，浇到了他脚下。王姐说哎呀对不起周先生。周怀远说没事，又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王姐低头把水擦干净。周怀远还站在原地看着那盆素心兰。素心兰第七朵花开了很久还没谢，他右手抬起来，五根手指在空气里顿了顿，最终还是用左手摸了摸花瓣的边缘。
十二月，冬至前一周，周怀远住进了医院。
病房在十二楼，窗户对着医院的内院，能看到院子里一棵银杏树。树上的叶子快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周怀远靠在病床上，床头摇起来四十五度。他的手腕上扎着留置针，床头柜上放着周渡从家里拿来的闹钟——那只在餐桌上响了快一年的闹钟，设好时间，每天早晚各一次。闹钟响了，他就着温水吞药，然后把杯子放回床头柜上，不说什么。病号服是淡蓝色的，领口有点大，锁骨凸出来。
谢以安每天下午来医院，画室下了课就过来。周渡请了假，一个月。
冬至那天下午，窗外下了小雪。今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比去年晚。周怀远让周渡把窗帘全部拉开。雪花很细小，飘到窗玻璃上就化了。他靠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去年冬至我说‘活了’，说的是韩铮。今年这一天又到了。雪还是和去年一样的雪。”他转过头看着周渡和谢以安。他的眼睛还是亮的，和去年冬至说“活了”的时候一样亮。那盏从他妻子去世那年开始就亮着的灯，燃烧了整整二十三年。雪落在他窗台上，薄薄的一层。
“周渡。以安。你们记不记得，去年我说过一句话——好好活。”
“记得。第三卷开始那天，您说好好活。”
“现在我要加一句了。好好活。活到不害怕。”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没有停顿，没有犹豫。他的手在被子上搁着，没有抖。
他把留在客厅茶几上那叠旧信中抽出来的方院长那张明信片——一张褪色的老照片，背面写着“怀远兄留念”——让谢以安帮他投进小区门口的邮筒，寄还给他。他说那是方院长年轻时和他吵架后写的道歉信，方院长早忘了，但他一直留着。“现在还给他，让他自己看看当年写了什么肉麻话。”谢以安说明天就去寄。周怀远说好。
那天晚上雪停了。病房的窗户上凝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外面的路灯透过雾气照进来，光晕模糊。周渡坐在病床左边的椅子上，靠着椅背，眼睛闭着但没睡着。谢以安坐在病床右边，倒了一杯温水放在床头柜上。周怀远睡着了，他的呼吸很平稳，手指在被子上轻轻蜷着。闹钟在床头柜上，屏幕亮着，倒计时显示距离下次服药还有六小时十二分钟。
凌晨，监护仪的报警声响了。声音很尖，持续了不到十秒就被护士关掉了。医生和护士在病房里进进出出，周渡站在病床左边，谢以安站在病床右边。床头柜上的闹钟还在走，屏幕还在亮。周怀远的手搁在被子上，手指微微蜷着，像平时睡着的样子。
窗外还在下雪。今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晚。他赶在冬至这天看完了。雪落在他窗台上，薄薄的一层。他刚好赶在最后一场雪到来之前，把该说的都说完了。留在他床头的闹钟已经停了——不是坏了，是按期走完了。
周渡没有哭。
他在病房里站了很久。护士进来把监护仪的线收走了，床头柜上的闹钟还在走，屏幕上的倒计时还在跳。他把闹钟拿起来，按掉了开关。屏幕黑了。他把闹钟放进口袋里。然后他走到病床旁边，把周怀远的手从被子上拿起来，握了一会儿。手还是温的。他把手放回去，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到胸口的位置。他说，爸，我出去打个电话。然后他走出病房，在走廊上站了片刻，拿出手机。他没有打电话。他把手机翻开来又合上，翻开来又合上，重复了三次。然后他靠在墙上，后脑勺抵着冰凉的瓷砖，看着走廊尽头的日光灯。日光灯在嗡嗡响，频率和他每天在办公室里听到的空调出风声一模一样。他忽然想起今天下午周怀远说“好好活，活到不害怕”。他当时站在病床左边，没有接话。现在他站在走廊上，对着日光灯，把这句话在心里重复了一遍。
谢以安从病房里出来的时候，周渡还靠在墙上。谢以安走到他旁边，没有碰他，只是站在他肩膀旁边，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两个人并排靠墙站着。走廊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的低响和远处护士站偶尔传来的电话铃声。过了很久，周渡开口了，声音很干。
“他前几天跟我说，想看我结婚。我说快了，等你出院就办。他说好。”
谢以安没有说话。他把手伸过去，握住了周渡的手腕。周渡的手腕是僵的，脉搏跳得很快。谢以安走到走廊尽头的长椅上坐下来。他没有拉周渡，但他知道周渡会跟过来。
周渡在他旁边坐下来，两个人坐在长椅上，面对着走廊的白墙，开始处理事情。不是情绪，是事情——他一项一项地说，声音很平。通知林峯，让他通知公司。通知方院长。通知王姐，让她这几天不用来做饭了，但她如果想来家里帮忙收拾就过来。墓园那边需要联系，素心兰怎么处理，阳台上的柿子苗还没浇。他在手机备忘录一项一项打下来，没哭。打完最后一行字他忽然停下，低下头去摘眼镜，拇指和食指同时按住了两边眼角，用力非常猛，像是在止住某种比痉挛更深的剧痛。呼吸一下子就不稳了，肩膀抖了两下，但很快被他用拳头按住，把呼吸从喉咙里硬生生拉回正轨。整个过程持续了大概十秒。没有声音。没有眼泪。
他把眼镜重新戴好。镜片上沾了指纹，他没有擦。
“你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他做了一桌子菜。后来你走了，他问我，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周渡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到谢以安要侧过头才能听清。“他不是在等你来。他是在等我带人来。他觉得我不会带人回来。他等了很多年。”他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不停地颤抖起来，但那不是哭泣，没有声音，只有沉默的痉挛。他把所有声音都吞进了肺里。他弓着背，两只手掌捂住整张脸，把整张脸的肌肉往下搓，仿佛想驱散掉皮肤底下压着的一切。
谢以安没有说“没事”。他让他哭。走廊里很安静。
过了很久，周渡把手从脸上拿下来。他的眼睛是红的，但没有再流泪。
“他这辈子最后几年才学会不扛。我想让他多舒坦一阵。还没来得及。闹钟响了快一年，忽然停了。”
“没来得及吗。他走之前你请了假，一个月。你这一个月每天都在病房里。他每天醒过来就看到你坐在左边椅子上。他在最后这段日子，不用再担心你扛不扛得住。他知道你要娶我。他问过我。他说周渡有没有跟你提过结婚的事，我说提过。他说那就好。他等这顿喜酒等了很久。”
周渡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刚才握着周怀远的手——周怀远的手在他掌心里慢慢变凉，他在病床左边从凌晨站到天快亮，一整个后半夜没松开过。现在他发现自己的手还在微微发颤，无名指尤其抖得厉害。
医生过来让家属签字。周渡站起来，走过去接过笔。他的手在抖，但签名签得很稳。不是药起效的那种稳——是他自己逼出来的稳。签完之后他把笔还给医生，说谢谢。然后他转过身，对谢以安说我出去透透气，就走出了病房。他没有下楼。他走到走廊尽头的楼梯间，坐在楼梯台阶上，背靠着墙。楼梯间的灯是感应灯，他坐了一会儿灯就灭了。他在黑暗里坐着，直到感应灯重新亮起来。
谢以安没有跟过去。他知道周渡需要一个人坐一会儿。他在病房门口等着。过了大概二十分钟，周渡从楼梯间回来了。他的脸上没有泪痕，头发被楼梯间的风吹得有点乱。
“走吧。还要去墓园。”
去墓园的路上是周渡开的车。他开得很稳，和平时一样。等红灯的时候他的手放在方向盘上，手指轻轻敲着方向盘的皮革套，一下，两下，三下，像在为某个只有他听得见的节奏打拍子。谢以安坐在副驾驶，没有说话。快到墓园的时候周渡忽然靠边停了车，熄了火。他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放在膝盖上。
“等一会儿再上去。我跟他说过，我会带他来这儿看我妈。后来各种事耽误了。他从来没有催过我。他只是每年清明自己来。今年清明他没来。他的手已经开不了那么远的车了。”
他双手交握着搁在膝盖上，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灰白色的天空。
“我一直在想，他的闹钟还在口袋里。屏幕是黑的。我不敢把它打开。我怕看到上面还在倒计时。”
谢以安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周怀远的药瓶。是那瓶营养神经的药，标签上写着一天两次，饭前服用。上周周怀远让他带回家，说药快过期了先放在家里，其实是骗他带回去——他不想让儿子每天数他还有多少药、还剩几天。谢以安把药瓶放在周渡手里。周渡握住那个药瓶，握得很紧，指关节发白。然后他把药瓶也放进了口袋，和闹钟放在同一个口袋里。两个塑料物件在口袋里轻轻碰了一下，发出几不可闻的咔嗒声。
“走吧。”
他重新发动了车。开进墓园停车场的时候，他停好车，熄了火。下车之前他在驾驶座上坐了片刻，伸手把副驾驶前面储物格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红纸——是去年除夕周怀远写的那张福字。他当时说写得不好，右边的畐挤得太歪，但没扔。
“这张他写给我的。”
他把福字重新叠好，放回储物格里。然后推开车门下了车。
墓园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周怀远的墓碑紧挨着周渡母亲的墓——这是他二十多年前就为自己订好的位置。两座碑石并排立着，中间隔着不到一臂的距离。周渡站在两座碑石前面，他先是摸了摸母亲的碑石，手指在“爱妻”两个字上停了一下，然后把带来的那盆素心兰从后备箱里拿出来，放在周怀远碑前。那是他一直养在阳台上的那盆，第七朵花已经谢了。谢了的花瓣还挂在花萼上，颜色从纯白变成了极淡的褐。不是枯死的褐，是褪色的褐，像一件穿了很多年的白衬衫，洗到最后变成了米色。
“爸。我把素心兰带来了。”
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就没有再说了。他站在碑前，低着头，两只手垂在身侧。风从墓园的山坡上吹过来，吹动了他的头发。谢以安站在他旁边，把手里那盆新的素心兰放在旧的旁边。两盆并排，一盆有谢了的花，一盆只有叶子。
下山的时候周渡走在前面。他的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走到半山腰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下墓园的方向。从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一片灰色的墓碑和零零星星的松柏。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谢以安伸出手，把他的手握住。他的手终于有了温度。
回到家已经是下午。王姐做了饭放在锅里温着，人不在。她留了纸条，字写得很用力，纸背凸起了笔画的凹痕：周先生，饭在锅里。我明天再来。冰箱里的菜够吃三天。您保重。她把纸条压在餐桌上的闹钟底座下面，但闹钟已经不在了。
周渡走进厨房，把锅盖打开。红烧鸡块，清炒苋菜，米饭。他把饭菜端到餐桌上，摆了三副碗筷。然后他站在餐桌旁边看着那三副碗筷，站了一会儿。谢以安把多出来的那副碗筷收起来，放进碗柜里。周渡没有说话。
两个人在餐桌前坐下来吃饭。周渡吃了两碗饭，把鸡块都吃完了，骨头在碟子边上码得整整齐齐。
吃完饭周渡去洗碗。谢以安站在旁边，但没有擦碗。他把水池里的碗捞出来，一只一只擦干，放进碗柜里。放完之后他把碗柜的门关上，手在柜门上停了一下。
“明天要去公司吗。”
“不去。请了一个月的假，还没用完。老板不会说什么。”他关掉水龙头，把手在毛巾上擦干。“明天去寄明信片。爸交代的。寄给方院长。”
“好。一起去。”
周渡转过身靠在灶台边上，看着窗外。窗外是黑的。江心的灯在远处亮着。谢以安走过去站在他旁边。两个人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周渡的手垂在身侧，谢以安把自己的手伸过去，握住了他的手。周渡的手指在他掌心里动了一下，然后反握回来。
不是年度体检，是林医生打电话来让他去取的专项筛查结果。上次筛查神经系统的时候加了一项基因检测，针对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遗传标记。周渡的父亲七十四岁，手抖了半年，每天早晚各吃一次药。直系亲属的患病风险比普通人高。林医生说不是概率的问题，是标记物的问题——你父亲携带的标记物，你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遗传。如果遗传了，发病年龄通常比上一代更早。
周渡拿到报告的时候正在办公室签一份文件。他把笔放下，把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第一遍看数据，第二遍看结论。数据本身对他而言没有意义，他查过那些医学术语，知道每一个缩写代表什么，但看到自己的名字和那些缩写连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又变回了陌生的符号。他把报告折好放进公文包里，继续签文件。签完之后把笔帽盖回去，发现手指上沾了墨水。笔帽没盖好，漏了。他把笔扔进抽屉里，换了一支新的。
他开车回家的路上堵了一路。晚高峰比平时更堵，前面有追尾事故，车流一寸一寸地往前挪。他把公文包放在副驾驶座上，报告在包里。等红灯的时候把手伸进包里摸了摸那几张纸，纸是凉的，光滑的，和他每天经手的合同纸没有任何区别。他拿出来翻了两页，在“遗传标记”那几个字上停下来。绿灯亮了，后面的车按了喇叭。他把报告塞回包里，继续开车。
他做了一个决定：不告诉谢以安，不告诉周怀远。不是永远不告诉。是今天不告诉。今天周怀远的手没有抖，吃晚饭的时候用右手拿筷子夹了一块红烧鱼，稳稳当当的。周渡看着他爸把鱼肉放进嘴里，把刺吐出来，拿纸巾擦了擦嘴角。这个流畅的动作序列让他觉得今天报告上的字可能是打错了。他知道不是。但他决定相信今天。
饭后他洗碗，谢以安在旁边擦碗。洗到最后一个盘子的时候他的手滑了一下，盘子掉进水池里，磕在水龙头底座上，没碎。他捡起来继续洗。谢以安看着他的手，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周渡说没有，手滑了一下。
当天晚上谢以安醒来的时候，周渡不在床上。卧室的门虚掩着，走廊上安静到能听见客厅钟摆的晃动声。他穿上拖鞋下了楼。周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开灯。窗帘没有拉，窗外的月光照进来，把他照成一个很清晰的剪影。他的背没有靠在沙发背上，身体微微前倾，两只手肘搁在膝盖上，低着头。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那份报告，报告旁边是他父亲的药瓶——不是现在吃的那个，是上次吃完的空瓶。周怀远没扔，放在餐桌上，被周渡拿了过来。
谢以安在他旁边坐下来。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过了很久，周渡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在安静的客厅里几乎听不出是个活人在发声。
“百分之五十。不是概率。是标记物。爸的标记物我遗传了。发病年龄可能比他更早。”
谢以安没有说话。他把手放在周渡的膝盖上，周渡的膝盖是硬的。
“林医生问我，你要不要自己先做一个早期筛查。我说不用了。标记物已经在了，早查晚查都一样。”
“什么时候拿到的报告。”
“今天下午。没告诉你是因为我自己还没消化完。”他把药瓶拿起来在掌心里转了一下。空药瓶很轻，塑料的，转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咔嗒声。
“回来的路上我在想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爸的手是这几年才开始抖的。他去公司的时候，开会的时候，签字的时候，手从来没抖过。我还记得他签最后一份股权转让书的时候，笔握得很稳。就是那次把周氏正式交给我的那次。怎么现在就不行了。我总觉得应该有个顺序——先把事做完，再把所有文件清理掉，再去墓园见见他想见的人，然后病情再慢慢发展。一样一样来，按顺序来。”他把药瓶放回茶几上。“但病不走顺序。”
谢以安没有说话。他把周渡的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握在自己手里。周渡的手指是凉的。
“谢以安。我本来想和你过很久。”
“现在也是很久。很久不是时间。很久是在一起。”
周渡的手在谢以安掌心里动了一下，然后安静了。两个人坐在沙发上，月光从窗帘没有拉严的那一侧泄进来，把茶几上的报告单照成了银白色。窗外江心的灯在夜色里维持着一个恒定的亮度。没有风。没有蝉鸣。没有药瓶碰撞的声音。只有两个人的呼吸。
八月头上，画室里发生了几件事。
丁可可不再画竹子了。她开始画猫。不是豆豆那种方耳朵蓝猫，是一种很瘦的、四条腿画得像竹签的黑猫。豆豆说这猫太瘦了像没吃饱。丁可可说这是流浪猫，她们家楼下有一窝黑猫，她每天晚饭后拿剩饭去喂。豆豆说流浪猫也可以画胖一点。丁可可想了想加了一碗猫粮在猫旁边。豆豆说这还差不多。后来丁可可把那一窝黑猫都画了，大大小小一共四只，贴在新教室的墙上，贴在竹子旁边。四只黑猫姿态各异，都长着一双黄色的圆眼睛，画得那么大，好像黑暗里浮着几盏小灯。
糖糖开始画晚霞系列。她说夏天的晚霞比立春的硬，比冬天的厚，是积雨云被太阳晒透了之后炸开的那种。她用大号刷子铺底色，橘红朱红玫瑰红一层一层往上叠，画纸的下半截全是浓烈的红色。吴雨桐说你这个用的是水彩还是油画，糖糖说我也不知道，混着用的。吴雨桐说混用会裂。糖糖说裂了就裂了，裂了是晚霞的纹路。
小北不再画画了。他在写字。这是他从画室开班以来第一次用写字代替画画。不是作文，是自己写的。他每天上午来，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面前铺的不是画纸，是一本笔记本，横线格的，封面是牛皮纸色的。他写得很慢，笔在纸上停很久才落下。谢以安走到他旁边的时候他不会遮本子。有时候给他看一两页，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他记得的事——爷爷说过的话，院子里那棵被砍掉的树的位置，橘子皮晾在窗台上慢慢变干的样子。有些字写错了用修正液盖掉，有些字写了又涂掉重写。他说他怕忘了。不是怕忘了画画，是怕忘了爷爷说话的声音。爷爷走了两年了，他已经记不太清楚声音了。但写下来就不会忘。写下来，声音就还在纸上。
谢以安看着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整个八月。小北说画完了能画的东西，先写下来。等写完了再画。谢以安说他学会了另一种留住东西的方法。
九月初，周怀远摔了一跤。
是在阳台上。他给素心兰浇水的时候想挪一下花盆的位置，往后撤步的时候拖鞋底在湿瓷砖上滑了一下。谢以安在客厅听到阳台上闷闷地响了一声，跑过去的时候周怀远已经自己坐起来了，背靠着阳台栏杆。他的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只是有些意外。喷壶倒在他脚边，水流了一地。他活动了一下胳膊确认骨头没事，说没事，就是滑了一下。谢以安把他从地上扶起来的时候，发现他的手臂很轻——不是体重轻了，是肌肉少了。方院长上次说的“瘦了”，他一直在想，现在他用自己的手确认了。周怀远站起来之后用毛巾擦了擦身上的水，说这把老骨头还挺结实。他的语气是轻松的，但谢以安注意到他扶着栏杆的手抓得很紧，关节全部发白。
那天晚上周渡回家之后和谢以安一起把阳台上的瓷砖全部铺了一层防滑垫。灰色的，一块一块拼在一起，铺满了整个阳台地面。留下素心兰下面那一块没铺，因为花盆不需要防滑。周渡铺防滑垫的时候周怀远站在阳台门口看着，没有说话。
铺完之后周渡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以后不会滑了。”
周怀远点了点头。“好。”他说完转过身回了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把老花镜戴上，拿起遥控器把电视打开。电视里放的是新闻。他在防滑垫铺好之后什么都没说，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习惯被别人这样照顾。过去这些年，他习惯的是照顾别人。他把公司交给周渡，把韩铮的信托基金管理费交到2033年，把该减的都减了，把该留的都留在黄色纸箱里。他以为做到这里，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今晚有人在他脚下铺了一层防滑垫。他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屏幕，屏幕上的光亮映在他的镜片上。防滑垫在阳台地面上安静地躺着，灰色的，一块一块拼在一起，踩上去脚感是软的。
十月中旬，柿子苗开花了。小小的白花，五瓣，花瓣很薄，几乎透明，藏在叶子中间，不仔细看真的会漏掉。周渡在阳台上发现了第一朵。他叫谢以安出来看，两个人站在一起看着那朵小花。柿子苗从一颗种子长到现在，长了快一年。去年初冬它还在窗台上过冬，周渡蹲在花盆前面看它活没活着。现在它开花了。白色的花在秋天的阳光里安静地支着，花瓣的质地很薄，但五瓣全部张开了。
“去年冬天你说它叫以安。”
“它现在还叫以安。”
“能结果吗。”
“不一定。有的柿子树要长好几年才结果。”
外面起了风，把素心兰的叶子吹动了一下。谢以安伸出手把那朵花稍微扶正了一些。这是个很轻很轻的动作。
十一月，周怀远的手彻底不行了。
不是时好时坏的那种不行。是坏的天数占了绝大多数，好的时候越来越少，间隔越来越长。他的右手连筷子都握不住了，吃饭只能用左手。药还在吃，但药效似乎在递减——以前吃一粒能稳半天，现在吃一粒只能稳一两个小时。林医生说这是病程发展的正常现象，但周渡听完之后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窗帘被穿堂风吹起来，凉意从走廊那头灌进来。
周怀远不再浇花了。不是不想浇，是端不起喷壶。王姐每天帮他浇，早上浇素心兰，傍晚浇柿子苗。她浇花的时候周怀远有时候会站在阳台门口看着，右手垂在身侧，左手扶着门框。他的手指微微蜷着，大拇指根部的关节凸起得更明显了。有一天早上王姐浇花的时候水洒出来了，浇到了他脚下。王姐说哎呀对不起周先生。周怀远说没事，又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王姐低头把水擦干净。周怀远还站在原地看着那盆素心兰。素心兰第七朵花开了很久还没谢，他右手抬起来，五根手指在空气里顿了顿，最终还是用左手摸了摸花瓣的边缘。
十二月，冬至前一周，周怀远住进了医院。
病房在十二楼，窗户对着医院的内院，能看到院子里一棵银杏树。树上的叶子快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周怀远靠在病床上，床头摇起来四十五度。他的手腕上扎着留置针，床头柜上放着周渡从家里拿来的闹钟——那只在餐桌上响了快一年的闹钟，设好时间，每天早晚各一次。闹钟响了，他就着温水吞药，然后把杯子放回床头柜上，不说什么。病号服是淡蓝色的，领口有点大，锁骨凸出来。
谢以安每天下午来医院，画室下了课就过来。周渡请了假，一个月。
冬至那天下午，窗外下了小雪。今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比去年晚。周怀远让周渡把窗帘全部拉开。雪花很细小，飘到窗玻璃上就化了。他靠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去年冬至我说‘活了’，说的是韩铮。今年这一天又到了。雪还是和去年一样的雪。”他转过头看着周渡和谢以安。他的眼睛还是亮的，和去年冬至说“活了”的时候一样亮。那盏从他妻子去世那年开始就亮着的灯，燃烧了整整二十三年。雪落在他窗台上，薄薄的一层。
“周渡。以安。你们记不记得，去年我说过一句话——好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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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第三卷开始那天，您说好好活。”
“现在我要加一句了。好好活。活到不害怕。”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没有停顿，没有犹豫。他的手在被子上搁着，没有抖。
他把留在客厅茶几上那叠旧信中抽出来的方院长那张明信片——一张褪色的老照片，背面写着“怀远兄留念”——让谢以安帮他投进小区门口的邮筒，寄还给他。他说那是方院长年轻时和他吵架后写的道歉信，方院长早忘了，但他一直留着。“现在还给他，让他自己看看当年写了什么肉麻话。”谢以安说明天就去寄。周怀远说好。
那天晚上雪停了。病房的窗户上凝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外面的路灯透过雾气照进来，光晕模糊。周渡坐在病床左边的椅子上，靠着椅背，眼睛闭着但没睡着。谢以安坐在病床右边，倒了一杯温水放在床头柜上。周怀远睡着了，他的呼吸很平稳，手指在被子上轻轻蜷着。闹钟在床头柜上，屏幕亮着，倒计时显示距离下次服药还有六小时十二分钟。
凌晨，监护仪的报警声响了。声音很尖，持续了不到十秒就被护士关掉了。医生和护士在病房里进进出出，周渡站在病床左边，谢以安站在病床右边。床头柜上的闹钟还在走，屏幕还在亮。周怀远的手搁在被子上，手指微微蜷着，像平时睡着的样子。
窗外还在下雪。今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晚。他赶在冬至这天看完了。雪落在他窗台上，薄薄的一层。他刚好赶在最后一场雪到来之前，把该说的都说完了。留在他床头的闹钟已经停了——不是坏了，是按期走完了。
周渡没有哭。
他在病房里站了很久。护士进来把监护仪的线收走了，床头柜上的闹钟还在走，屏幕上的倒计时还在跳。他把闹钟拿起来，按掉了开关。屏幕黑了。他把闹钟放进口袋里。然后他走到病床旁边，把周怀远的手从被子上拿起来，握了一会儿。手还是温的。他把手放回去，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到胸口的位置。他说，爸，我出去打个电话。然后他走出病房，在走廊上站了片刻，拿出手机。他没有打电话。他把手机翻开来又合上，翻开来又合上，重复了三次。然后他靠在墙上，后脑勺抵着冰凉的瓷砖，看着走廊尽头的日光灯。日光灯在嗡嗡响，频率和他每天在办公室里听到的空调出风声一模一样。他忽然想起今天下午周怀远说“好好活，活到不害怕”。他当时站在病床左边，没有接话。现在他站在走廊上，对着日光灯，把这句话在心里重复了一遍。
谢以安从病房里出来的时候，周渡还靠在墙上。谢以安走到他旁边，没有碰他，只是站在他肩膀旁边，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两个人并排靠墙站着。走廊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的低响和远处护士站偶尔传来的电话铃声。过了很久，周渡开口了，声音很干。
“他前几天跟我说，想看我结婚。我说快了，等你出院就办。他说好。”
谢以安没有说话。他把手伸过去，握住了周渡的手腕。周渡的手腕是僵的，脉搏跳得很快。谢以安走到走廊尽头的长椅上坐下来。他没有拉周渡，但他知道周渡会跟过来。
周渡在他旁边坐下来，两个人坐在长椅上，面对着走廊的白墙，开始处理事情。不是情绪，是事情——他一项一项地说，声音很平。通知林峯，让他通知公司。通知方院长。通知王姐，让她这几天不用来做饭了，但她如果想来家里帮忙收拾就过来。墓园那边需要联系，素心兰怎么处理，阳台上的柿子苗还没浇。他在手机备忘录一项一项打下来，没哭。打完最后一行字他忽然停下，低下头去摘眼镜，拇指和食指同时按住了两边眼角，用力非常猛，像是在止住某种比痉挛更深的剧痛。呼吸一下子就不稳了，肩膀抖了两下，但很快被他用拳头按住，把呼吸从喉咙里硬生生拉回正轨。整个过程持续了大概十秒。没有声音。没有眼泪。
他把眼镜重新戴好。镜片上沾了指纹，他没有擦。
“你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他做了一桌子菜。后来你走了，他问我，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周渡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到谢以安要侧过头才能听清。“他不是在等你来。他是在等我带人来。他觉得我不会带人回来。他等了很多年。”他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不停地颤抖起来，但那不是哭泣，没有声音，只有沉默的痉挛。他把所有声音都吞进了肺里。他弓着背，两只手掌捂住整张脸，把整张脸的肌肉往下搓，仿佛想驱散掉皮肤底下压着的一切。
谢以安没有说“没事”。他让他哭。走廊里很安静。
过了很久，周渡把手从脸上拿下来。他的眼睛是红的，但没有再流泪。
“他这辈子最后几年才学会不扛。我想让他多舒坦一阵。还没来得及。闹钟响了快一年，忽然停了。”
“没来得及吗。他走之前你请了假，一个月。你这一个月每天都在病房里。他每天醒过来就看到你坐在左边椅子上。他在最后这段日子，不用再担心你扛不扛得住。他知道你要娶我。他问过我。他说周渡有没有跟你提过结婚的事，我说提过。他说那就好。他等这顿喜酒等了很久。”
周渡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刚才握着周怀远的手——周怀远的手在他掌心里慢慢变凉，他在病床左边从凌晨站到天快亮，一整个后半夜没松开过。现在他发现自己的手还在微微发颤，无名指尤其抖得厉害。
医生过来让家属签字。周渡站起来，走过去接过笔。他的手在抖，但签名签得很稳。不是药起效的那种稳——是他自己逼出来的稳。签完之后他把笔还给医生，说谢谢。然后他转过身，对谢以安说我出去透透气，就走出了病房。他没有下楼。他走到走廊尽头的楼梯间，坐在楼梯台阶上，背靠着墙。楼梯间的灯是感应灯，他坐了一会儿灯就灭了。他在黑暗里坐着，直到感应灯重新亮起来。
谢以安没有跟过去。他知道周渡需要一个人坐一会儿。他在病房门口等着。过了大概二十分钟，周渡从楼梯间回来了。他的脸上没有泪痕，头发被楼梯间的风吹得有点乱。
“走吧。还要去墓园。”
去墓园的路上是周渡开的车。他开得很稳，和平时一样。等红灯的时候他的手放在方向盘上，手指轻轻敲着方向盘的皮革套，一下，两下，三下，像在为某个只有他听得见的节奏打拍子。谢以安坐在副驾驶，没有说话。快到墓园的时候周渡忽然靠边停了车，熄了火。他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放在膝盖上。
“等一会儿再上去。我跟他说过，我会带他来这儿看我妈。后来各种事耽误了。他从来没有催过我。他只是每年清明自己来。今年清明他没来。他的手已经开不了那么远的车了。”
他双手交握着搁在膝盖上，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灰白色的天空。
“我一直在想，他的闹钟还在口袋里。屏幕是黑的。我不敢把它打开。我怕看到上面还在倒计时。”
谢以安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周怀远的药瓶。是那瓶营养神经的药，标签上写着一天两次，饭前服用。上周周怀远让他带回家，说药快过期了先放在家里，其实是骗他带回去——他不想让儿子每天数他还有多少药、还剩几天。谢以安把药瓶放在周渡手里。周渡握住那个药瓶，握得很紧，指关节发白。然后他把药瓶也放进了口袋，和闹钟放在同一个口袋里。两个塑料物件在口袋里轻轻碰了一下，发出几不可闻的咔嗒声。
“走吧。”
他重新发动了车。开进墓园停车场的时候，他停好车，熄了火。下车之前他在驾驶座上坐了片刻，伸手把副驾驶前面储物格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红纸——是去年除夕周怀远写的那张福字。他当时说写得不好，右边的畐挤得太歪，但没扔。
“这张他写给我的。”
他把福字重新叠好，放回储物格里。然后推开车门下了车。
墓园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周怀远的墓碑紧挨着周渡母亲的墓——这是他二十多年前就为自己订好的位置。两座碑石并排立着，中间隔着不到一臂的距离。周渡站在两座碑石前面，他先是摸了摸母亲的碑石，手指在“爱妻”两个字上停了一下，然后把带来的那盆素心兰从后备箱里拿出来，放在周怀远碑前。那是他一直养在阳台上的那盆，第七朵花已经谢了。谢了的花瓣还挂在花萼上，颜色从纯白变成了极淡的褐。不是枯死的褐，是褪色的褐，像一件穿了很多年的白衬衫，洗到最后变成了米色。
“爸。我把素心兰带来了。”
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就没有再说了。他站在碑前，低着头，两只手垂在身侧。风从墓园的山坡上吹过来，吹动了他的头发。谢以安站在他旁边，把手里那盆新的素心兰放在旧的旁边。两盆并排，一盆有谢了的花，一盆只有叶子。
下山的时候周渡走在前面。他的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走到半山腰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下墓园的方向。从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一片灰色的墓碑和零零星星的松柏。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谢以安伸出手，把他的手握住。他的手终于有了温度。
回到家已经是下午。王姐做了饭放在锅里温着，人不在。她留了纸条，字写得很用力，纸背凸起了笔画的凹痕：周先生，饭在锅里。我明天再来。冰箱里的菜够吃三天。您保重。她把纸条压在餐桌上的闹钟底座下面，但闹钟已经不在了。
周渡走进厨房，把锅盖打开。红烧鸡块，清炒苋菜，米饭。他把饭菜端到餐桌上，摆了三副碗筷。然后他站在餐桌旁边看着那三副碗筷，站了一会儿。谢以安把多出来的那副碗筷收起来，放进碗柜里。周渡没有说话。
两个人在餐桌前坐下来吃饭。周渡吃了两碗饭，把鸡块都吃完了，骨头在碟子边上码得整整齐齐。
吃完饭周渡去洗碗。谢以安站在旁边，但没有擦碗。他把水池里的碗捞出来，一只一只擦干，放进碗柜里。放完之后他把碗柜的门关上，手在柜门上停了一下。
“明天要去公司吗。”
“不去。请了一个月的假，还没用完。老板不会说什么。”他关掉水龙头，把手在毛巾上擦干。“明天去寄明信片。爸交代的。寄给方院长。”
“好。一起去。”
周渡转过身靠在灶台边上，看着窗外。窗外是黑的。江心的灯在远处亮着。谢以安走过去站在他旁边。两个人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周渡的手垂在身侧，谢以安把自己的手伸过去，握住了他的手。周渡的手指在他掌心里动了一下，然后反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