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春寒
二月下旬，立春已经过了好些天，天还是冷。江边的柳树冒了芽，但风刮在脸上还是硬的，冬天的劲头没有完全过去。
谢以安那天在画室里。上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靠窗那排画架上。小北坐在他旁边，把写满了大半本的笔记本推到他面前，说写完了第一遍，让谢老师看看。笔记本的封面是牛皮纸色的，翻了一整个冬天，边角磨出了白色的纤维，书脊被手汗浸得颜色深浅不一。豆豆在画一只猫蹲在窗台上，窗外的柳树刚冒了新芽，猫的毛画得比平时厚，她说春天猫还穿着冬天的毛，要过一阵才换。丁可可不再画竹子了，正在画她的第四只黑猫，这只猫的尾巴比前三只都长，她说这只最不怕人，敢走到她脚边吃猫粮。糖糖在画一朵胖乎乎的云，说春天的云就是胖的，冬天太冷云都缩起来了，到了春天它们就舒展开了。吴雨桐的江画到一半，她把画纸举起来对着光看，说水纹还是不太对，用干笔画不出流水的弧度，得加水，但加水又会洇。赵一鸣在旁边帮丁可可调黑色——纯黑不够用，他加了一点群青，黑里透着极淡的蓝，丁可可说这个黑比纯黑好看。
手机放在颜料架旁边。屏幕亮起来的时候谢以安正在给小北看笔记本上的一处修改——小北写爷爷剥橘子那段，写着“剥完的橘子皮晾在窗台上慢慢变干”，谢以安说这里可以加一句“橘子皮卷起来的时候像一朵很小的干花”，小北想了想，说好，低头在笔记本上添了一行字。他的字写得很小，挤在那段话的空白处，写完又描了一遍。手机震动了第三次谢以安才注意到它。来电显示是张婶——养母的邻居，存了很多年的号码，以前只在过年的时候打过，后来养母学会用微信了就不再打了。号码还是十一位数字，没有存头像。他拿起手机往窗边走了两步，接起来。
“以安。你妈今天早上没出来晨练。她每天早上七点都下楼，在小区门口那个小广场上走几圈，风雨无阻，下雪天也出去。今天没出来，我就觉得不对。我敲了半天门没人应，用备用钥匙开的门。她躺在床上，叫不醒了。”
谢以安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窗外江面上有一只船在慢慢地走，船尾拖着一道白色的水痕。他盯着那道水痕，目送它从江心一直延伸到桥那头。
“她脸上很安详，和睡着了一样。被子盖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也不乱。床头柜上有一杯凉了的水，还有一张纸条，压在杯子底下。”
“什么纸条。”
“写给你的。冰箱里有饺子，白菜猪肉的。说你上次回来说好吃。”
谢以安说我知道了，谢谢张婶。他把电话挂了。画室里孩子们还在画画，豆豆的猫画了一半，猫尾巴还差最后一截没画卷，她的画笔停在半空中，正在犹豫尾巴是往上翘还是往下垂。糖糖的云刚铺了底色，她用大号刷子把白色铺满了上半张纸。小北在笔记本上继续写他的橘子皮，他把刚才加的那行字又涂掉了，改成“橘子皮卷起来的时候像一只很小很小的船”。谢以安把手机放在颜料架旁边，屏幕朝下。手从手机上移开的时候碰到了旁边一瓶没盖紧的群青，瓶子晃了一下没倒，他扶住了，把盖子拧紧。然后走到小北面前，说谢老师出去一下，笔记本等我回来再看。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平时说“我去倒杯水”差不多。小北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为什么，只是把笔记本合上放在画架旁边，合上之前把那张还没写完的纸用指尖抚平了一下。谢以安拿起外套——外套是周渡的旧羽绒服，穿了好几个冬天，袖口磨得发亮，左边口袋的拉链坏了一直没修。穿上之后才发现拿错了，自己的挂在门后面，手里这件肩膀宽了一截。他没有换，把拉链拉到领口，推开门走了出去。
周渡的车已经停在画室门口了。黑色的车身在灰白色的江边格外显眼，发动机还没熄，排气管冒着淡淡的白烟，白烟被江风吹散，很快就不见了。周渡也没打电话问他是往哪个方向——去养母家还是去殡仪馆，他只是把车停在门口。谢以安坐进副驾驶，关上车门。车里暖风开着，有咖啡的味道——周渡在等他下楼的时候买了杯咖啡，已经喝掉了大半，杯沿上有一点干了的咖啡渍。
“你在等我。”
“我在等你。”
车开出城上了高速。冬天的田野上还有残雪，灰白色的，一块一块铺在枯黄的庄稼地上。越往北雪越厚，路边的行道树从樟树变成了白杨，枝丫光秃秃地伸向铅灰色的天空。车里的暖风吹着，收音机调到静音，只有发动机匀速的低响。谢以安看着窗外，他的左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右手握着安全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他忽然开口了。
“她上次打电话说想去看谢衍之。我说开了春就带她去。她每年冬天都问我一次，问了三年。第一年我说画室刚开课走不开。第二年我说等天气暖和了。第三年我说开了春一定去。我每年都说开了春。去年冬天她没问，我以为她忘了。她没忘——她知道自己等不到开春了，所以不问。”
周渡没有说话，把车速放慢了一点，从一百二降到一百。后面的车超了过去，尾灯在灰白色的天光里闪了一下。
“上一次回去她给我织了一件深蓝色的毛衣。她说袖子长了一点，我说长的好，冬天风大，袖子长能盖住手腕。她又织了一双手套，说配一套。手套的手指头织得不太齐，左手的中指比右手的长了一点，她织的时候大概忘了数针数，织到一半才发现错了，又不想拆。我戴着回了画室，小北说谢老师你的手套不一样长。我说是我妈织的。他说难怪不一样长，妈妈织的都是不一样的。后来那双手套我放在画室的抽屉里，怕戴脏了。”
他说完这段话之后安静了。窗外的田野还在往后退，有一个村庄的轮廓越来越近——红砖房，灰瓦顶，屋顶上盖着残雪，雪化了一半，露出瓦片的边缘。烟囱里冒着一缕很细的灰烟，在风里歪了一下就散了。他把视线从村庄上移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到了养母家楼下，张婶在门口等着。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旧棉袄，两只手在袖子里拢着，脸被风吹得发红，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白皮。她大概在门口站了很久——脚边有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把芹菜，芹菜叶子上还带着水珠，是早上买菜回来没来得及放回家。她把备用钥匙交给谢以安，说走得很安详，床头柜上还压着纸条。谢以安接过钥匙，说谢谢张婶。张婶拍了拍他的手臂，没有再说别的。
楼道还是以前的楼道。声控灯，一楼到二楼亮着，爬到三楼灯灭了，谢以安跺了一下脚，灯重新亮起来。五楼，没有电梯，楼梯扶手是铁管的，漆面磨得发亮，拐角处的扶手被无数只手握过，磨出了一层包浆。养母每天早上爬这五层楼去买菜，回来再爬五层。她以前说爬楼是锻炼，不用去公园。门口的对联还是去年春节贴的，褪了色，上联的“年”字缺了一个角，是被风吹的还是被楼上小孩撕的，不知道。谢以安用钥匙开了门。
屋子里还是以前的样子。玄关处摆着三双拖鞋，一双是旧的，两双是新的——上次他们来过年的时候养母去超市买的，周渡穿的是蓝色那双，鞋底还没怎么磨损。沙发上的白色坐垫，边缘勾着线，洗了无数次已经起了毛球，她始终没舍得拆掉重勾。茶几上摆着一碟没吃完的花生米，是那种超市散称的，一小堆剥开的壳和没剥壳的混在一起，旁边还有半杯凉掉的豆浆，豆浆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皮。电视的电源灯还亮着，机顶盒旁边的塑料盒里有几只绕好的线团和一把剪刀——她又拆了一件旧毛衣重新绕线，打算织什么新东西。毛线的颜色是深蓝的，和给谢以安织的那件毛衣一样。窗帘是拉开的，阳光照进来，照在沙发上，光柱里有灰尘慢慢地浮着。一切都和上次走的时候一样——茶几上的花生米，机顶盒旁边的线团，沙发上的坐垫，电视的电源灯。只是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人，整个屋子就空了。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空，是一种更深的空——好像所有的东西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但它们失去了被一个人每天经过的意义。那双拖鞋不会再有人穿了，那碟花生米不会再有人吃完了，那个线团不会再有人继续绕下去了。
谢以安走进卧室。被子盖得整整齐齐，不是匆忙之间拉平的，是那种睡前就铺好、睡醒之后稍微整理了一下的平整。养母一直这样铺床——被角折进去一小截，枕头摆正，不偏不倚放在床头正中间。枕头上有几根灰白的头发，很短，是梳头的时候自然掉落的。床头柜上的水杯沿口有一点干了的唇印，那是她睡前喝了一口水。纸条压在杯子底下，是撕下来的日历背面。日历是那种老式的单页日历，每天撕一张，背面是空白的，她舍不得买便签纸，就用日历背面写字。上面的字有些歪。她在写的时候手已经开始发颤了，但每一笔都认得认真真——“以安，冰箱里有饺子。白菜猪肉的。你上次回来说好吃，妈又包了一些。别老吃外卖。”
他站在这张纸条前面。然后把纸条拿起来，用手指摸了一遍那些笔画。从“以安”开始——横、竖、撇、捺、点。每一笔的起笔和收笔都能摸到，有些笔画写到一半墨断了，留下很浅的白痕。摸到落款“妈”字的时候，这个字的最后一笔拖得特别长，像她平时叫他名字的时候尾音会往上扬。他的手指顺着那道拖长的笔迹一直划到纸的边缘，把纸条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那个口袋是衬衫左边的位置——他穿走了周渡的羽绒服，但自己的衬衫还在。衬衫口袋是他放重要东西的地方，以前放过周怀远写给他的福字，现在放着养母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
然后他走进厨房，拉开冰箱门。冷冻层里有三层饺子，一层一层码在保鲜盒里。每一层之间垫着一张烘焙纸，防止饺子粘在一起。第一层是纯白菜猪肉的，饺子一个个排得很整齐，间距均匀，像列队的士兵。第二层有几个捏了花边的——他在电话里提过一次周渡家的保姆包海鲜饺子会在上面捏花边，她就记住了。花边捏得不太好，有些歪，有的地方褶子折了三道，有的地方折了四道，但一看就知道是哪几个。第三层是纯肉馅的——周渡爱吃肉馅，她记住了。他从来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学会捏花边的，她这辈子只包白菜猪肉一种饺子，从来没变过。为了一个电话里随口提的花边，她愿意在半夜揉完面之后拿筷子一遍一遍地试。
盒盖上贴着标签，养母的字迹：白菜猪肉，2月3日。这是立春前一天的日期。
冰箱的压缩机嗡嗡地响着，冷气往外冒，吹在他脸上。他关上冰箱门，把额头抵在冰箱门上。冰箱门是不锈钢的，凉意从额头渗进皮肤下面，那种冷不是冬天江风的那种刺骨的冷，是金属表面均匀的、不偏不倚的冷。
“她上次打电话说想去看谢衍之。我说开了春就带她去。现在开春了。我答应她的时候觉得还有时间。她什么都提前安排好。连饺子都包好了。她知道我喜欢吃白菜猪肉的，周渡喜欢吃肉馅的。她把两种都包了。肉馅的那一盒放在最下面一层，标签上没写字，但我认得——她给肉馅饺子捏的花边不一样，褶子更密。她怕我们分不清，用花边做记号。”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得像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但额头没有从冰箱门上抬起来。
周渡没有说话，从背后把手放在谢以安的后脑勺上。谢以安的后脑勺是温的，头发有点长，遮住了衣领。他在冰箱前面站了很久，久到冰箱的压缩机停止运转，整个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客厅里钟摆走动的声音。那是养母用了很多年的老式挂钟，每到整点会报时，声音沙哑，像一只鸟在远处叫。挂钟敲了三下——下午三点了。他才把额头从冰箱门上移开，额头上留了一块圆形的红印，他没有去擦。
那天下午他在养母的房间里收拾遗物。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东西——养母一辈子不攒东西，衣柜里衣服不多，整整齐齐叠着，按季节分摞。冬天的毛衣有三件——一件是深蓝的，给他织的。一件是枣红的，她自己穿。还有一件是灰色的，尺寸介于两者之间，织到一半还没收针。她把两种毛线接在一起，大概是想织一件混色的背心。不知道是给谁织的——也许是给周渡，也许是想留给画室的孩子，也许谁都不给，就是织来打发时间。她织了一辈子，停下来不知道做什么。谢以安把毛线针拔出来，绕好线团。线团绕到一半的时候发现里面有接头——她把旧的毛衣拆了，把线接起来重新绕，接头处打了个很结实的死扣，不会散。他把线团放进塑料袋里，和那几团拆好的旧毛线放在一起。
床头柜抽屉里找到了她的身份证、户口本、一本存折。存折上的数字不大，但每一笔都存得很规律，每个月存一点，备注栏里写的大多是“以安”——最早的记录从他来美院那年开头。他似乎能透过这些数字看见她每个月去银行排队的背影——存完钱走出来，在路边买个烧饼当午饭，舍不得多买一个。
在抽屉最里面，他找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几张照片和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照片最上面那张是谢衍之抱着他——那时候他还很小，被裹在一条红色的小被子里，只露一张脸。他站在床边，对着窗户的光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照片背后写着日期。纸展开来是一张收养登记表的复印件，表格底部是养母的签字，还有当年民政部门的公章。她签的是自己的名字，笔迹和纸条上的完全不同——那时候手还很稳，横平竖直，每一笔都不抖。下面还有一张，是他去年画的画——他画的那张江岸，背面写着日期，养母在旁边用铅笔加了一行字：以安画的江。他把这些放回信封里。然后坐在养母的床上，坐了大概十分钟。床垫很硬，是养母用了很多年的棕垫，上面铺了一层薄褥子。他站起来的时候用手在床垫上按了一下，按下去的凹陷慢慢弹回来。他说了一句这张床拆的时候我回来拆。
后事是张婶帮着办的。其实也没太多可办的事——养母生前跟张婶交代过，走了不要大办，不麻烦人。殡仪馆是张婶联系的，她有一个亲戚在那边工作，手续办得比平时快。证件是周渡帮着找的——身份证、户口本、死亡证明，一式几份分开装进不同信封，信封上他用圆珠笔标注了内容，字迹和写遗嘱那天一样用力。张婶说养母去年冬天就找她聊过，说万一哪天她起不来，不要通知太多人，就告诉以安一个人就行。她连花圈都提前订好了，钱已经付了——那种最素的白菊花，没有挽联，什么字都不留。
谢以安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正在阳台上站着。养母的阳台不大，种了几盆绿萝，冬天没搬进屋，叶子冻坏了，蔫在盆沿上，软塌塌地垂下来，颜色从深绿变成了灰绿色。他伸手摸了摸一片冻坏的叶子，叶子是软的，冰凉。阳台上还晾着一件没来得及收的衣服——是那件深蓝色的毛衣，洗过了，挂在衣架上，袖口滴水的位置在阳台地面上留了一圈很浅的水渍。他站在那里看着那几盆冻坏的绿萝和那件毛衣。心里在想她怎么连花圈都提前订好了？他把所有事情都预先跑完，像在赶一趟事先就知道时刻表的末班车。
周渡出来找他，站在阳台门口，没有走到他身边，只是靠在门框上，等他自己转身。
下葬那天是阴天。二月底，风还是冷的。青山墓园的桃花还没开，树枝光秃秃的，和去年清明来的时候一样，只有零星的几个花苞裹在灰褐色的萼片里，不凑近看根本发现不了。张婶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站在谢以安旁边，手里拿着一束白菊花。她说养母生前最喜欢白菊花，年年秋天在阳台上种。墓碑是提前刻好的，碑上的字很简洁——养母的名字和日期，没有生平简介，没有墓志铭。
谢以安接过花，弯下腰放在墓碑前面。他摸了摸碑石。新刻的碑石，石面上还有细小的粉尘，用手指一抹就沾在指腹上，像一层很薄的霜。他从“母”字的最后一捺划到“安”字的第一个点。这两个字隔得很近，只有几厘米的距离，养母这辈子走过的路却那么长。然后他站起来。
“爸。妈。我把妈带来了。他们可以做邻居了。妈，照片我带在身上了。你不用担心找不着爸。他就在你旁边。你俩中间只隔了一棵小柏树。你喜欢种树，张婶就帮你种了一棵。你到了那边也可以接着种。”
他说完之后退后一步。周渡弯腰把手上的另一束菊花放在碑前，分成两半——白菊给谢衍之，黄菊给养母。两束花挨在一起，风一吹花瓣碰着花瓣，发出很轻很细的摩擦声。
旁边谢衍之墓碑前，韩铮那盆白瓷素心兰还在安静地开着，盆底的纸条还在，被石头压着，字迹淡了一点但还能看清，花瓣的边缘有一点透明，被昨天的霜打过了。谢以安走过去蹲下来，把那些被霜打湿的花瓣轻轻抖了抖，水珠滚落到泥土里。然后站起来——那一瞬他的身体微微晃了一下，不是头晕，是一种很平静的、确认过所有仪式都已完成之后的疲乏。周渡握住他的手。
“归途。”谢以安说。
“嗯。”
“他们都在归途上。我爸。我妈。韩远山。爸。现在妈也在。所有人都齐了，就剩韩铮还在外面。他是唯一一个还活在别处的。”
“他也迟早会归队。”
下山的路上谢以安走在前面。他的步子和平时一样稳，但走过的地方在松软的泥地上留下了比平时更深的鞋印。泥地是前天下过雨之后半干的那种，踩上去软软的，鞋底的花纹印得很清楚。走到半山腰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下。从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一片灰色的墓碑和零零星星的松柏，养母那棵小柏树被山坡的角度遮住了，看不见。但他知道它在哪个位置——谢衍之墓碑往右数第三棵。他在心里数了一下。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眼睛里有一点很细的水光，但没有让那点水光变成眼泪。他转身继续走，步子迈得比来的时候大了一些。鞋底的泥被山坡上的碎石刮掉了几块，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
回到车里的路上他没有说话。周渡把车发动，暖风吹起来，方向盘上的皮革套被他的手握出了一层薄薄的热气。车开出墓园的盘山路，过了第一个弯道之后谢以安忽然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
“以前我爸走的时候，我还小，不懂什么叫失去。后来长大了，知道失去了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但那种感觉是模糊的，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你知道玻璃那边有人，但你看不清。后来遇见了你，慢慢知道拥有的感觉。然后爸走了，我第一次亲眼看着一个人在我面前走完最后一程。现在妈也走了。每一次失去都让我能摸到上次失去的轮廓，一层一层，越来越清晰。原来失去是可以叠加的。”
“怕不怕。”
“以前怕过。怕自己一个人，后来怕失去，怕还没来的事。今天站在墓园里，爸妈的墓碑并排放在一起，我站在中间，忽然觉得不是失去。是归队。”他把头靠在座椅靠背上，闭上了眼睛。暖风从出风口吹出来，把他额前的头发吹动了。
回到画室已经是三月初。门上那张手写的告示边角翘起来了——“过年放假，正月十五后复课。钥匙在老地方。”胶带被雨水打湿过又晒干了，边角松脱了一半，字迹被阳光晒得褪了点色。谢以安把钥匙从门框上拿下来，钥匙上蒙了一层很薄的灰。他开了门。
画室里还是他走之前的样子。墙上贴满了画，从天花板往下铺到齐腰的位置。豆豆的猫从小耳朵长在头顶上到方耳朵蓝猫，糖糖的云从紫色到嫩绿，小北的火车从三节到十六节再到树和墓碑和空鸟窝。还有他自己那幅《归途》——江、灯、船、两个人、岸上的树、树下的老人、一朵白云、一只蓝色的方耳朵猫。
他站在这幅画前面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画笔，调了赭石和群青，在老人的旁边画了一个人影。穿着红色羽绒服，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个橘子。她站在树下，挨着老人。老人手里有一片叶子，她手里有橘子。他们在同一棵树底下。树冠很大，叶子密密地挤在一起，把两个人都罩在树荫里。他把画笔放下。
“谢老师。”
他转过身。小北站在画室门口，背着那个缠了一圈透明胶带的画筒。他手里拿着那本笔记本，封面从牛皮纸色变成了深棕色，是翻了一整个冬天翻出来的。丁可可从他身后探出头，手里举着一张新画的画——她的第五只黑猫，这只猫趴在竹子上，竹节一节一节地鼓出来，猫的眼睛画成了一条缝，它在睡觉。
“我写完了。爷爷的事，橘子的事，院子里那棵树的事。都写完了。”
谢以安接过笔记本。第一页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开头第一句话是：我爷爷叫李福田。字迹工整，涂抹很少，有些地方用箭头标了插入的位置。右下角有一小块没擦干净的橡皮屑。
“谢老师。人会死，但写下来的东西不会死。”
谢以安没有回答。他把笔记本放在颜料架旁边，转身继续看着那幅画。画上的红色羽绒服还没有干透，朱红加了一点赭石，调出来是接近真实的枣红色。那个没干透的红色人影站在树下，挨着老人，在同一片树荫里。她手里提着塑料袋，袋子里隐约能看出几只橘子的轮廓。颜料被画纸的纹路吃进去一点，边缘有极细微的洇染，像她的身影本来就应该在那里，不是加上去的，是从纸里面慢慢现出来的。
他把椅子拉到画前面，坐下来。暖黄色的灯光从天花板上照下来，把满墙的画照成一片均匀的金色。他翻开小北的笔记本，从头读起。窗外的江面上灯亮了。那盏灯是碎过又合上的，今天很稳。
谢以安那天在画室里。上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靠窗那排画架上。小北坐在他旁边，把写满了大半本的笔记本推到他面前，说写完了第一遍，让谢老师看看。笔记本的封面是牛皮纸色的，翻了一整个冬天，边角磨出了白色的纤维，书脊被手汗浸得颜色深浅不一。豆豆在画一只猫蹲在窗台上，窗外的柳树刚冒了新芽，猫的毛画得比平时厚，她说春天猫还穿着冬天的毛，要过一阵才换。丁可可不再画竹子了，正在画她的第四只黑猫，这只猫的尾巴比前三只都长，她说这只最不怕人，敢走到她脚边吃猫粮。糖糖在画一朵胖乎乎的云，说春天的云就是胖的，冬天太冷云都缩起来了，到了春天它们就舒展开了。吴雨桐的江画到一半，她把画纸举起来对着光看，说水纹还是不太对，用干笔画不出流水的弧度，得加水，但加水又会洇。赵一鸣在旁边帮丁可可调黑色——纯黑不够用，他加了一点群青，黑里透着极淡的蓝，丁可可说这个黑比纯黑好看。
手机放在颜料架旁边。屏幕亮起来的时候谢以安正在给小北看笔记本上的一处修改——小北写爷爷剥橘子那段，写着“剥完的橘子皮晾在窗台上慢慢变干”，谢以安说这里可以加一句“橘子皮卷起来的时候像一朵很小的干花”，小北想了想，说好，低头在笔记本上添了一行字。他的字写得很小，挤在那段话的空白处，写完又描了一遍。手机震动了第三次谢以安才注意到它。来电显示是张婶——养母的邻居，存了很多年的号码，以前只在过年的时候打过，后来养母学会用微信了就不再打了。号码还是十一位数字，没有存头像。他拿起手机往窗边走了两步，接起来。
“以安。你妈今天早上没出来晨练。她每天早上七点都下楼，在小区门口那个小广场上走几圈，风雨无阻，下雪天也出去。今天没出来，我就觉得不对。我敲了半天门没人应，用备用钥匙开的门。她躺在床上，叫不醒了。”
谢以安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窗外江面上有一只船在慢慢地走，船尾拖着一道白色的水痕。他盯着那道水痕，目送它从江心一直延伸到桥那头。
“她脸上很安详，和睡着了一样。被子盖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也不乱。床头柜上有一杯凉了的水，还有一张纸条，压在杯子底下。”
“什么纸条。”
“写给你的。冰箱里有饺子，白菜猪肉的。说你上次回来说好吃。”
谢以安说我知道了，谢谢张婶。他把电话挂了。画室里孩子们还在画画，豆豆的猫画了一半，猫尾巴还差最后一截没画卷，她的画笔停在半空中，正在犹豫尾巴是往上翘还是往下垂。糖糖的云刚铺了底色，她用大号刷子把白色铺满了上半张纸。小北在笔记本上继续写他的橘子皮，他把刚才加的那行字又涂掉了，改成“橘子皮卷起来的时候像一只很小很小的船”。谢以安把手机放在颜料架旁边，屏幕朝下。手从手机上移开的时候碰到了旁边一瓶没盖紧的群青，瓶子晃了一下没倒，他扶住了，把盖子拧紧。然后走到小北面前，说谢老师出去一下，笔记本等我回来再看。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平时说“我去倒杯水”差不多。小北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为什么，只是把笔记本合上放在画架旁边，合上之前把那张还没写完的纸用指尖抚平了一下。谢以安拿起外套——外套是周渡的旧羽绒服，穿了好几个冬天，袖口磨得发亮，左边口袋的拉链坏了一直没修。穿上之后才发现拿错了，自己的挂在门后面，手里这件肩膀宽了一截。他没有换，把拉链拉到领口，推开门走了出去。
周渡的车已经停在画室门口了。黑色的车身在灰白色的江边格外显眼，发动机还没熄，排气管冒着淡淡的白烟，白烟被江风吹散，很快就不见了。周渡也没打电话问他是往哪个方向——去养母家还是去殡仪馆，他只是把车停在门口。谢以安坐进副驾驶，关上车门。车里暖风开着，有咖啡的味道——周渡在等他下楼的时候买了杯咖啡，已经喝掉了大半，杯沿上有一点干了的咖啡渍。
“你在等我。”
“我在等你。”
车开出城上了高速。冬天的田野上还有残雪，灰白色的，一块一块铺在枯黄的庄稼地上。越往北雪越厚，路边的行道树从樟树变成了白杨，枝丫光秃秃地伸向铅灰色的天空。车里的暖风吹着，收音机调到静音，只有发动机匀速的低响。谢以安看着窗外，他的左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右手握着安全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他忽然开口了。
“她上次打电话说想去看谢衍之。我说开了春就带她去。她每年冬天都问我一次，问了三年。第一年我说画室刚开课走不开。第二年我说等天气暖和了。第三年我说开了春一定去。我每年都说开了春。去年冬天她没问，我以为她忘了。她没忘——她知道自己等不到开春了，所以不问。”
周渡没有说话，把车速放慢了一点，从一百二降到一百。后面的车超了过去，尾灯在灰白色的天光里闪了一下。
“上一次回去她给我织了一件深蓝色的毛衣。她说袖子长了一点，我说长的好，冬天风大，袖子长能盖住手腕。她又织了一双手套，说配一套。手套的手指头织得不太齐，左手的中指比右手的长了一点，她织的时候大概忘了数针数，织到一半才发现错了，又不想拆。我戴着回了画室，小北说谢老师你的手套不一样长。我说是我妈织的。他说难怪不一样长，妈妈织的都是不一样的。后来那双手套我放在画室的抽屉里，怕戴脏了。”
他说完这段话之后安静了。窗外的田野还在往后退，有一个村庄的轮廓越来越近——红砖房，灰瓦顶，屋顶上盖着残雪，雪化了一半，露出瓦片的边缘。烟囱里冒着一缕很细的灰烟，在风里歪了一下就散了。他把视线从村庄上移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到了养母家楼下，张婶在门口等着。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旧棉袄，两只手在袖子里拢着，脸被风吹得发红，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白皮。她大概在门口站了很久——脚边有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把芹菜，芹菜叶子上还带着水珠，是早上买菜回来没来得及放回家。她把备用钥匙交给谢以安，说走得很安详，床头柜上还压着纸条。谢以安接过钥匙，说谢谢张婶。张婶拍了拍他的手臂，没有再说别的。
楼道还是以前的楼道。声控灯，一楼到二楼亮着，爬到三楼灯灭了，谢以安跺了一下脚，灯重新亮起来。五楼，没有电梯，楼梯扶手是铁管的，漆面磨得发亮，拐角处的扶手被无数只手握过，磨出了一层包浆。养母每天早上爬这五层楼去买菜，回来再爬五层。她以前说爬楼是锻炼，不用去公园。门口的对联还是去年春节贴的，褪了色，上联的“年”字缺了一个角，是被风吹的还是被楼上小孩撕的，不知道。谢以安用钥匙开了门。
屋子里还是以前的样子。玄关处摆着三双拖鞋，一双是旧的，两双是新的——上次他们来过年的时候养母去超市买的，周渡穿的是蓝色那双，鞋底还没怎么磨损。沙发上的白色坐垫，边缘勾着线，洗了无数次已经起了毛球，她始终没舍得拆掉重勾。茶几上摆着一碟没吃完的花生米，是那种超市散称的，一小堆剥开的壳和没剥壳的混在一起，旁边还有半杯凉掉的豆浆，豆浆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皮。电视的电源灯还亮着，机顶盒旁边的塑料盒里有几只绕好的线团和一把剪刀——她又拆了一件旧毛衣重新绕线，打算织什么新东西。毛线的颜色是深蓝的，和给谢以安织的那件毛衣一样。窗帘是拉开的，阳光照进来，照在沙发上，光柱里有灰尘慢慢地浮着。一切都和上次走的时候一样——茶几上的花生米，机顶盒旁边的线团，沙发上的坐垫，电视的电源灯。只是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人，整个屋子就空了。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空，是一种更深的空——好像所有的东西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但它们失去了被一个人每天经过的意义。那双拖鞋不会再有人穿了，那碟花生米不会再有人吃完了，那个线团不会再有人继续绕下去了。
谢以安走进卧室。被子盖得整整齐齐，不是匆忙之间拉平的，是那种睡前就铺好、睡醒之后稍微整理了一下的平整。养母一直这样铺床——被角折进去一小截，枕头摆正，不偏不倚放在床头正中间。枕头上有几根灰白的头发，很短，是梳头的时候自然掉落的。床头柜上的水杯沿口有一点干了的唇印，那是她睡前喝了一口水。纸条压在杯子底下，是撕下来的日历背面。日历是那种老式的单页日历，每天撕一张，背面是空白的，她舍不得买便签纸，就用日历背面写字。上面的字有些歪。她在写的时候手已经开始发颤了，但每一笔都认得认真真——“以安，冰箱里有饺子。白菜猪肉的。你上次回来说好吃，妈又包了一些。别老吃外卖。”
他站在这张纸条前面。然后把纸条拿起来，用手指摸了一遍那些笔画。从“以安”开始——横、竖、撇、捺、点。每一笔的起笔和收笔都能摸到，有些笔画写到一半墨断了，留下很浅的白痕。摸到落款“妈”字的时候，这个字的最后一笔拖得特别长，像她平时叫他名字的时候尾音会往上扬。他的手指顺着那道拖长的笔迹一直划到纸的边缘，把纸条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那个口袋是衬衫左边的位置——他穿走了周渡的羽绒服，但自己的衬衫还在。衬衫口袋是他放重要东西的地方，以前放过周怀远写给他的福字，现在放着养母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
然后他走进厨房，拉开冰箱门。冷冻层里有三层饺子，一层一层码在保鲜盒里。每一层之间垫着一张烘焙纸，防止饺子粘在一起。第一层是纯白菜猪肉的，饺子一个个排得很整齐，间距均匀，像列队的士兵。第二层有几个捏了花边的——他在电话里提过一次周渡家的保姆包海鲜饺子会在上面捏花边，她就记住了。花边捏得不太好，有些歪，有的地方褶子折了三道，有的地方折了四道，但一看就知道是哪几个。第三层是纯肉馅的——周渡爱吃肉馅，她记住了。他从来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学会捏花边的，她这辈子只包白菜猪肉一种饺子，从来没变过。为了一个电话里随口提的花边，她愿意在半夜揉完面之后拿筷子一遍一遍地试。
盒盖上贴着标签，养母的字迹：白菜猪肉，2月3日。这是立春前一天的日期。
冰箱的压缩机嗡嗡地响着，冷气往外冒，吹在他脸上。他关上冰箱门，把额头抵在冰箱门上。冰箱门是不锈钢的，凉意从额头渗进皮肤下面，那种冷不是冬天江风的那种刺骨的冷，是金属表面均匀的、不偏不倚的冷。
“她上次打电话说想去看谢衍之。我说开了春就带她去。现在开春了。我答应她的时候觉得还有时间。她什么都提前安排好。连饺子都包好了。她知道我喜欢吃白菜猪肉的，周渡喜欢吃肉馅的。她把两种都包了。肉馅的那一盒放在最下面一层，标签上没写字，但我认得——她给肉馅饺子捏的花边不一样，褶子更密。她怕我们分不清，用花边做记号。”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得像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但额头没有从冰箱门上抬起来。
周渡没有说话，从背后把手放在谢以安的后脑勺上。谢以安的后脑勺是温的，头发有点长，遮住了衣领。他在冰箱前面站了很久，久到冰箱的压缩机停止运转，整个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客厅里钟摆走动的声音。那是养母用了很多年的老式挂钟，每到整点会报时，声音沙哑，像一只鸟在远处叫。挂钟敲了三下——下午三点了。他才把额头从冰箱门上移开，额头上留了一块圆形的红印，他没有去擦。
那天下午他在养母的房间里收拾遗物。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东西——养母一辈子不攒东西，衣柜里衣服不多，整整齐齐叠着，按季节分摞。冬天的毛衣有三件——一件是深蓝的，给他织的。一件是枣红的，她自己穿。还有一件是灰色的，尺寸介于两者之间，织到一半还没收针。她把两种毛线接在一起，大概是想织一件混色的背心。不知道是给谁织的——也许是给周渡，也许是想留给画室的孩子，也许谁都不给，就是织来打发时间。她织了一辈子，停下来不知道做什么。谢以安把毛线针拔出来，绕好线团。线团绕到一半的时候发现里面有接头——她把旧的毛衣拆了，把线接起来重新绕，接头处打了个很结实的死扣，不会散。他把线团放进塑料袋里，和那几团拆好的旧毛线放在一起。
床头柜抽屉里找到了她的身份证、户口本、一本存折。存折上的数字不大，但每一笔都存得很规律，每个月存一点，备注栏里写的大多是“以安”——最早的记录从他来美院那年开头。他似乎能透过这些数字看见她每个月去银行排队的背影——存完钱走出来，在路边买个烧饼当午饭，舍不得多买一个。
在抽屉最里面，他找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几张照片和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照片最上面那张是谢衍之抱着他——那时候他还很小，被裹在一条红色的小被子里，只露一张脸。他站在床边，对着窗户的光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照片背后写着日期。纸展开来是一张收养登记表的复印件，表格底部是养母的签字，还有当年民政部门的公章。她签的是自己的名字，笔迹和纸条上的完全不同——那时候手还很稳，横平竖直，每一笔都不抖。下面还有一张，是他去年画的画——他画的那张江岸，背面写着日期，养母在旁边用铅笔加了一行字：以安画的江。他把这些放回信封里。然后坐在养母的床上，坐了大概十分钟。床垫很硬，是养母用了很多年的棕垫，上面铺了一层薄褥子。他站起来的时候用手在床垫上按了一下，按下去的凹陷慢慢弹回来。他说了一句这张床拆的时候我回来拆。
后事是张婶帮着办的。其实也没太多可办的事——养母生前跟张婶交代过，走了不要大办，不麻烦人。殡仪馆是张婶联系的，她有一个亲戚在那边工作，手续办得比平时快。证件是周渡帮着找的——身份证、户口本、死亡证明，一式几份分开装进不同信封，信封上他用圆珠笔标注了内容，字迹和写遗嘱那天一样用力。张婶说养母去年冬天就找她聊过，说万一哪天她起不来，不要通知太多人，就告诉以安一个人就行。她连花圈都提前订好了，钱已经付了——那种最素的白菊花，没有挽联，什么字都不留。
谢以安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正在阳台上站着。养母的阳台不大，种了几盆绿萝，冬天没搬进屋，叶子冻坏了，蔫在盆沿上，软塌塌地垂下来，颜色从深绿变成了灰绿色。他伸手摸了摸一片冻坏的叶子，叶子是软的，冰凉。阳台上还晾着一件没来得及收的衣服——是那件深蓝色的毛衣，洗过了，挂在衣架上，袖口滴水的位置在阳台地面上留了一圈很浅的水渍。他站在那里看着那几盆冻坏的绿萝和那件毛衣。心里在想她怎么连花圈都提前订好了？他把所有事情都预先跑完，像在赶一趟事先就知道时刻表的末班车。
周渡出来找他，站在阳台门口，没有走到他身边，只是靠在门框上，等他自己转身。
下葬那天是阴天。二月底，风还是冷的。青山墓园的桃花还没开，树枝光秃秃的，和去年清明来的时候一样，只有零星的几个花苞裹在灰褐色的萼片里，不凑近看根本发现不了。张婶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站在谢以安旁边，手里拿着一束白菊花。她说养母生前最喜欢白菊花，年年秋天在阳台上种。墓碑是提前刻好的，碑上的字很简洁——养母的名字和日期，没有生平简介，没有墓志铭。
谢以安接过花，弯下腰放在墓碑前面。他摸了摸碑石。新刻的碑石，石面上还有细小的粉尘，用手指一抹就沾在指腹上，像一层很薄的霜。他从“母”字的最后一捺划到“安”字的第一个点。这两个字隔得很近，只有几厘米的距离，养母这辈子走过的路却那么长。然后他站起来。
“爸。妈。我把妈带来了。他们可以做邻居了。妈，照片我带在身上了。你不用担心找不着爸。他就在你旁边。你俩中间只隔了一棵小柏树。你喜欢种树，张婶就帮你种了一棵。你到了那边也可以接着种。”
他说完之后退后一步。周渡弯腰把手上的另一束菊花放在碑前，分成两半——白菊给谢衍之，黄菊给养母。两束花挨在一起，风一吹花瓣碰着花瓣，发出很轻很细的摩擦声。
旁边谢衍之墓碑前，韩铮那盆白瓷素心兰还在安静地开着，盆底的纸条还在，被石头压着，字迹淡了一点但还能看清，花瓣的边缘有一点透明，被昨天的霜打过了。谢以安走过去蹲下来，把那些被霜打湿的花瓣轻轻抖了抖，水珠滚落到泥土里。然后站起来——那一瞬他的身体微微晃了一下，不是头晕，是一种很平静的、确认过所有仪式都已完成之后的疲乏。周渡握住他的手。
“归途。”谢以安说。
“嗯。”
“他们都在归途上。我爸。我妈。韩远山。爸。现在妈也在。所有人都齐了，就剩韩铮还在外面。他是唯一一个还活在别处的。”
“他也迟早会归队。”
下山的路上谢以安走在前面。他的步子和平时一样稳，但走过的地方在松软的泥地上留下了比平时更深的鞋印。泥地是前天下过雨之后半干的那种，踩上去软软的，鞋底的花纹印得很清楚。走到半山腰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下。从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一片灰色的墓碑和零零星星的松柏，养母那棵小柏树被山坡的角度遮住了，看不见。但他知道它在哪个位置——谢衍之墓碑往右数第三棵。他在心里数了一下。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眼睛里有一点很细的水光，但没有让那点水光变成眼泪。他转身继续走，步子迈得比来的时候大了一些。鞋底的泥被山坡上的碎石刮掉了几块，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
回到车里的路上他没有说话。周渡把车发动，暖风吹起来，方向盘上的皮革套被他的手握出了一层薄薄的热气。车开出墓园的盘山路，过了第一个弯道之后谢以安忽然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
“以前我爸走的时候，我还小，不懂什么叫失去。后来长大了，知道失去了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但那种感觉是模糊的，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你知道玻璃那边有人，但你看不清。后来遇见了你，慢慢知道拥有的感觉。然后爸走了，我第一次亲眼看着一个人在我面前走完最后一程。现在妈也走了。每一次失去都让我能摸到上次失去的轮廓，一层一层，越来越清晰。原来失去是可以叠加的。”
“怕不怕。”
“以前怕过。怕自己一个人，后来怕失去，怕还没来的事。今天站在墓园里，爸妈的墓碑并排放在一起，我站在中间，忽然觉得不是失去。是归队。”他把头靠在座椅靠背上，闭上了眼睛。暖风从出风口吹出来，把他额前的头发吹动了。
回到画室已经是三月初。门上那张手写的告示边角翘起来了——“过年放假，正月十五后复课。钥匙在老地方。”胶带被雨水打湿过又晒干了，边角松脱了一半，字迹被阳光晒得褪了点色。谢以安把钥匙从门框上拿下来，钥匙上蒙了一层很薄的灰。他开了门。
画室里还是他走之前的样子。墙上贴满了画，从天花板往下铺到齐腰的位置。豆豆的猫从小耳朵长在头顶上到方耳朵蓝猫，糖糖的云从紫色到嫩绿，小北的火车从三节到十六节再到树和墓碑和空鸟窝。还有他自己那幅《归途》——江、灯、船、两个人、岸上的树、树下的老人、一朵白云、一只蓝色的方耳朵猫。
他站在这幅画前面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画笔，调了赭石和群青，在老人的旁边画了一个人影。穿着红色羽绒服，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个橘子。她站在树下，挨着老人。老人手里有一片叶子，她手里有橘子。他们在同一棵树底下。树冠很大，叶子密密地挤在一起，把两个人都罩在树荫里。他把画笔放下。
“谢老师。”
他转过身。小北站在画室门口，背着那个缠了一圈透明胶带的画筒。他手里拿着那本笔记本，封面从牛皮纸色变成了深棕色，是翻了一整个冬天翻出来的。丁可可从他身后探出头，手里举着一张新画的画——她的第五只黑猫，这只猫趴在竹子上，竹节一节一节地鼓出来，猫的眼睛画成了一条缝，它在睡觉。
“我写完了。爷爷的事，橘子的事，院子里那棵树的事。都写完了。”
谢以安接过笔记本。第一页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开头第一句话是：我爷爷叫李福田。字迹工整，涂抹很少，有些地方用箭头标了插入的位置。右下角有一小块没擦干净的橡皮屑。
“谢老师。人会死，但写下来的东西不会死。”
谢以安没有回答。他把笔记本放在颜料架旁边，转身继续看着那幅画。画上的红色羽绒服还没有干透，朱红加了一点赭石，调出来是接近真实的枣红色。那个没干透的红色人影站在树下，挨着老人，在同一片树荫里。她手里提着塑料袋，袋子里隐约能看出几只橘子的轮廓。颜料被画纸的纹路吃进去一点，边缘有极细微的洇染，像她的身影本来就应该在那里，不是加上去的，是从纸里面慢慢现出来的。
他把椅子拉到画前面，坐下来。暖黄色的灯光从天花板上照下来，把满墙的画照成一片均匀的金色。他翻开小北的笔记本，从头读起。窗外的江面上灯亮了。那盏灯是碎过又合上的，今天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