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十八岁的恨
火车开出去三个小时，慕怀安才意识到自己把画板落在家了。
那画板上有一幅没画完的素描，画的是院子里的海棠树，树下蹲着个人——他本打算画完再走的。轮廓已经有了，是一个瘦瘦小小的背影，蹲在地上，像在捡什么东西。
现在那幅画永远停在半成品了。
窗外掠过一片又一片田野，春末的麦子正在灌浆，绿得铺天盖地。
慕怀安靠着车窗，把那袋零食翻出来看了一眼，是他在车站随手买的，想带给宿舍同学，翻到最底下，摸到一包拆过封的饼干。
他愣了一下。
走的那天早上，他经过厨房时看见桌上放着一堆塑料袋，没多想就全扫进了包里。
现在他认出那包饼干——是他那天递进慕烬怀里那袋。
拆开了，吃了几片，封口压得不工整，像小孩子随手捏的。
慕怀安捏着饼干袋子，在火车哐当哐当的节奏里坐了很长时间，最后他把袋子放回包里，没有系封口，只是放回去，也没有扔。
窗外的田野变成了山，山又变成了隧道，手机在口袋里震了又震，是母亲。他按掉，又震，又按掉，最后接起来。
“怀安。”
“嗯。”
对面沉默，火车穿过隧道的尖锐风声灌进听筒。
“阿烬跟你爸走了。”母亲的声音很平，像个陈述句。
“我知道。”
“你有没有……”
“没有。”慕怀安打断她，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断得这么快，他把车窗玻璃当镜子，看见自己面无表情的脸。
“他自己选的。”
母亲没再说什么。
电话挂断之后，慕怀安看了两秒屏幕上的通话记录，然后把那条记录也删了。
车窗上倒映的那张脸十八岁，轮廓还带着少年人的单薄，眉眼很好看，但此刻绷得太紧，有一种与自己年纪不符的冷硬。
他对自己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弟弟贪钱，父亲混账，这个家早就该散了。
此后十年，他说到做到。
戏剧学院的日子比他想得忙碌，形体课从早压到晚，台词课把嗓子练到哑，表演课上对着镜子一遍遍撕开自己的表情，直到老师说“够了”。
他练得比谁都狠，是那种不带退路的狠。
大二那年，有剧组来学校挑人，导演在台下看了半天，指着他问：“那个第三排靠窗的，叫什么？”
慕怀安。
导演说，他眼睛里有东西。
没人知道那东西是什么。
慕怀安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每次演到愤怒的戏都格外顺手，导演喊卡之后，同组演员半开玩笑地说他“刚才那个眼神好吓人”。
他笑着拍拍对方的肩，道了歉，转身去饮水机接水时，脸上的笑意就已经收干净了。
大三时签了第一家公司，签约那天傅辞也在，以投资人的身份坐在长桌那头，翻着他的资料，抬头看了他一眼。“慕怀安？”
“是。”
“很年轻。”傅辞合上文件夹，“戏我看过两场，有天赋。不过你这个年纪，最怕的不是没本事，是心里有事。”
慕怀安没有接话。
傅辞也没追问，把合同推过来，说不急，回去慢慢看。
他当天就签了。
后来傅辞成了他最稳定的合作方，周松砚成了他的律师，林志成了他在圈子里为数不多能一起喝酒的朋友。
媒体写他“年少成名”“天赋异禀”，写他“出道即巅峰”，影迷说他本人比镜头里还好看，五官深邃立体，说话时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
他们只看得到玻璃，看不到玻璃后面的东西。
毕业第二年，第一部主演的电影拿了奖。
颁奖典礼结束后的采访，记者问了一个不在提纲上的问题：“听说您还有一个弟弟？”
慕怀安脸上的笑容没变，但旁边站着的杜兰特注意到，他握着奖杯的手指收紧了一下。
“是。”慕怀安说。
“能聊聊他吗？”
“不了。”语气依然温和，微微笑着，像拒绝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
记者识趣地换了问题。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杜兰特敲门送第二天的行程表，推门进去时，看见慕怀安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摊着手机，屏幕亮着，界面停在一个搜索引擎的页面上。搜索框里打了两个字。
慕烬。
什么搜索结果也没点开，就那样停着。像一个反复输入又反复删掉的习惯动作。
杜兰特没问，他把行程表放下，说了句“早点休息”，关门离开。做了慕怀安四年的经纪人，他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问。
不问影帝为什么偶尔深夜发来修改行程的请求，语气平静，措辞克制，但发送时间永远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
不问他在杀青宴上喝了酒之后，为什么会对着手机通讯录里一个备注成乱码的号码发呆。
那个号码是真的存在的。
慕怀安换过几次手机，通讯录每次都同步，那个乱码一直在。没有通话记录，没有短信记录。十年来一次都没有。
但他保留了十年。
二十四岁那年，他和林诗语差点订婚。
说是“差点”，是因为所有流程都走到最后一步了。
酒席定好了，戒指选好了，双方父母见过面。林诗语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女孩，温柔，善良，爱笑。她会在他拍夜戏的时候送自己煲的汤，会在他杀青后带他去吃路边摊，会把他的行程表存在手机里，比杜兰特还清楚。
慕怀安知道自己应该娶她，所有条件都对，所有人都说对。
订婚宴前一周，他在家翻找户口本，翻到一本旧相册。不是刻意找的，是收在抽屉最底层，被其他文件压在下面，好几年没打开过。
他坐在地板上翻了翻，前几页是他的童年照，穿着小背心在院子里跑，胖乎乎的脸，笑得没心没肺。旁边有时候会跟着一个更小的孩子，圆脸，梨涡，走不稳路，拽着他的衣角。
他合上相册。
第二天他给林诗语打了电话，说了很久。说了什么，除了他们两个没有任何人知道。后来林诗语那边退了婚约，对外只说性格不合适。
林志私下问过他：“你跟诗语到底怎么回事？”
慕怀安说：“不合适。”
“哪不合适？”
他没有回答，林志也没有再问。
那晚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城市灯火明明灭灭，手里转着手机。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那个乱码的号码始终没有拨出去。
他想起十四岁的慕烬最后看他的那一眼，不是贪婪，不是得意，是他在愤怒和恨意里刻意忽略的东西。
是什么呢。
他把手机屏幕按灭，对着夜空说了一句谁也没听到的话。
“慕烬，你到底图什么。”
声音散在风里，没有人回答。
同年冬天，他接了一部文艺片。
导演是出了名的细节控，有一场戏需要他对着镜头哭，哭得不能太用力，要那种——
“憋了很久、堵在喉咙口、死活掉不下来的眼泪。”导演说，“你能理解吗？不是不想哭，是习惯了不哭，等你想哭的时候已经哭不出来了。”
慕怀安说：“能。”
一条过。
片场安静了好几秒，导演喊卡之后，执行导演小声问，刚才那个镜头是不是需要补一条保底？导演说不用。
“你看他那个眼神，”导演盯着监视器，把回放倒回去看了第二遍，“那不是演的。”
那天收工后慕怀安没有回酒店，他一个人沿着影视城的外墙走了很久，走到路灯都稀疏了，走到手机里林志打了三个电话都没接。
他站在空旷的街道上，呼出的白气消散在冬夜里，脚下是冻硬的泥土，头顶是没有星星的天空。
他想起母亲有一次电话里提起过，说慕烬好像过得不好。他打断了，说那是他自己的选择，过得好不好都跟咱们没关系。
当时的语气斩钉截铁。
现在他站在寒夜里，拿出手机打开那个搜索引擎，光标在搜索框里闪了很久。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搜。
锁屏，放回口袋。
回去的路走了二十分钟，每一步都踩得很稳。他对自己说，那是恨。是理所当然的恨。是每个被背叛过的人都该有的恨。
十八岁种下的恨意，他用整个青春浇灌，不许任何人碰，也不许自己怀疑。他不知道的是，那个被他恨了十年的人，正在另一座城市的泥沼里为他守着一个他永远不会知道的秘密。
院子里的海棠树现在怎样了，他不知道。
宋柔淑偶尔会回去看看老房子，给海棠树浇水。她从来不跟慕怀安说。
慕怀安也从来不问。
他不知道，他不敢知道。
那画板上有一幅没画完的素描，画的是院子里的海棠树，树下蹲着个人——他本打算画完再走的。轮廓已经有了，是一个瘦瘦小小的背影，蹲在地上，像在捡什么东西。
现在那幅画永远停在半成品了。
窗外掠过一片又一片田野，春末的麦子正在灌浆，绿得铺天盖地。
慕怀安靠着车窗，把那袋零食翻出来看了一眼，是他在车站随手买的，想带给宿舍同学，翻到最底下，摸到一包拆过封的饼干。
他愣了一下。
走的那天早上，他经过厨房时看见桌上放着一堆塑料袋，没多想就全扫进了包里。
现在他认出那包饼干——是他那天递进慕烬怀里那袋。
拆开了，吃了几片，封口压得不工整，像小孩子随手捏的。
慕怀安捏着饼干袋子，在火车哐当哐当的节奏里坐了很长时间，最后他把袋子放回包里，没有系封口，只是放回去，也没有扔。
窗外的田野变成了山，山又变成了隧道，手机在口袋里震了又震，是母亲。他按掉，又震，又按掉，最后接起来。
“怀安。”
“嗯。”
对面沉默，火车穿过隧道的尖锐风声灌进听筒。
“阿烬跟你爸走了。”母亲的声音很平，像个陈述句。
“我知道。”
“你有没有……”
“没有。”慕怀安打断她，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断得这么快，他把车窗玻璃当镜子，看见自己面无表情的脸。
“他自己选的。”
母亲没再说什么。
电话挂断之后，慕怀安看了两秒屏幕上的通话记录，然后把那条记录也删了。
车窗上倒映的那张脸十八岁，轮廓还带着少年人的单薄，眉眼很好看，但此刻绷得太紧，有一种与自己年纪不符的冷硬。
他对自己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弟弟贪钱，父亲混账，这个家早就该散了。
此后十年，他说到做到。
戏剧学院的日子比他想得忙碌，形体课从早压到晚，台词课把嗓子练到哑，表演课上对着镜子一遍遍撕开自己的表情，直到老师说“够了”。
他练得比谁都狠，是那种不带退路的狠。
大二那年，有剧组来学校挑人，导演在台下看了半天，指着他问：“那个第三排靠窗的，叫什么？”
慕怀安。
导演说，他眼睛里有东西。
没人知道那东西是什么。
慕怀安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每次演到愤怒的戏都格外顺手，导演喊卡之后，同组演员半开玩笑地说他“刚才那个眼神好吓人”。
他笑着拍拍对方的肩，道了歉，转身去饮水机接水时，脸上的笑意就已经收干净了。
大三时签了第一家公司，签约那天傅辞也在，以投资人的身份坐在长桌那头，翻着他的资料，抬头看了他一眼。“慕怀安？”
“是。”
“很年轻。”傅辞合上文件夹，“戏我看过两场，有天赋。不过你这个年纪，最怕的不是没本事，是心里有事。”
慕怀安没有接话。
傅辞也没追问，把合同推过来，说不急，回去慢慢看。
他当天就签了。
后来傅辞成了他最稳定的合作方，周松砚成了他的律师，林志成了他在圈子里为数不多能一起喝酒的朋友。
媒体写他“年少成名”“天赋异禀”，写他“出道即巅峰”，影迷说他本人比镜头里还好看，五官深邃立体，说话时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
他们只看得到玻璃，看不到玻璃后面的东西。
毕业第二年，第一部主演的电影拿了奖。
颁奖典礼结束后的采访，记者问了一个不在提纲上的问题：“听说您还有一个弟弟？”
慕怀安脸上的笑容没变，但旁边站着的杜兰特注意到，他握着奖杯的手指收紧了一下。
“是。”慕怀安说。
“能聊聊他吗？”
“不了。”语气依然温和，微微笑着，像拒绝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
记者识趣地换了问题。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杜兰特敲门送第二天的行程表，推门进去时，看见慕怀安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摊着手机，屏幕亮着，界面停在一个搜索引擎的页面上。搜索框里打了两个字。
慕烬。
什么搜索结果也没点开，就那样停着。像一个反复输入又反复删掉的习惯动作。
杜兰特没问，他把行程表放下，说了句“早点休息”，关门离开。做了慕怀安四年的经纪人，他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问。
不问影帝为什么偶尔深夜发来修改行程的请求，语气平静，措辞克制，但发送时间永远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
不问他在杀青宴上喝了酒之后，为什么会对着手机通讯录里一个备注成乱码的号码发呆。
那个号码是真的存在的。
慕怀安换过几次手机，通讯录每次都同步，那个乱码一直在。没有通话记录，没有短信记录。十年来一次都没有。
但他保留了十年。
二十四岁那年，他和林诗语差点订婚。
说是“差点”，是因为所有流程都走到最后一步了。
酒席定好了，戒指选好了，双方父母见过面。林诗语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女孩，温柔，善良，爱笑。她会在他拍夜戏的时候送自己煲的汤，会在他杀青后带他去吃路边摊，会把他的行程表存在手机里，比杜兰特还清楚。
慕怀安知道自己应该娶她，所有条件都对，所有人都说对。
订婚宴前一周，他在家翻找户口本，翻到一本旧相册。不是刻意找的，是收在抽屉最底层，被其他文件压在下面，好几年没打开过。
他坐在地板上翻了翻，前几页是他的童年照，穿着小背心在院子里跑，胖乎乎的脸，笑得没心没肺。旁边有时候会跟着一个更小的孩子，圆脸，梨涡，走不稳路，拽着他的衣角。
他合上相册。
第二天他给林诗语打了电话，说了很久。说了什么，除了他们两个没有任何人知道。后来林诗语那边退了婚约，对外只说性格不合适。
林志私下问过他：“你跟诗语到底怎么回事？”
慕怀安说：“不合适。”
“哪不合适？”
他没有回答，林志也没有再问。
那晚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城市灯火明明灭灭，手里转着手机。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那个乱码的号码始终没有拨出去。
他想起十四岁的慕烬最后看他的那一眼，不是贪婪，不是得意，是他在愤怒和恨意里刻意忽略的东西。
是什么呢。
他把手机屏幕按灭，对着夜空说了一句谁也没听到的话。
“慕烬，你到底图什么。”
声音散在风里，没有人回答。
同年冬天，他接了一部文艺片。
导演是出了名的细节控，有一场戏需要他对着镜头哭，哭得不能太用力，要那种——
“憋了很久、堵在喉咙口、死活掉不下来的眼泪。”导演说，“你能理解吗？不是不想哭，是习惯了不哭，等你想哭的时候已经哭不出来了。”
慕怀安说：“能。”
一条过。
片场安静了好几秒，导演喊卡之后，执行导演小声问，刚才那个镜头是不是需要补一条保底？导演说不用。
“你看他那个眼神，”导演盯着监视器，把回放倒回去看了第二遍，“那不是演的。”
那天收工后慕怀安没有回酒店，他一个人沿着影视城的外墙走了很久，走到路灯都稀疏了，走到手机里林志打了三个电话都没接。
他站在空旷的街道上，呼出的白气消散在冬夜里，脚下是冻硬的泥土，头顶是没有星星的天空。
他想起母亲有一次电话里提起过，说慕烬好像过得不好。他打断了，说那是他自己的选择，过得好不好都跟咱们没关系。
当时的语气斩钉截铁。
现在他站在寒夜里，拿出手机打开那个搜索引擎，光标在搜索框里闪了很久。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搜。
锁屏，放回口袋。
回去的路走了二十分钟，每一步都踩得很稳。他对自己说，那是恨。是理所当然的恨。是每个被背叛过的人都该有的恨。
十八岁种下的恨意，他用整个青春浇灌，不许任何人碰，也不许自己怀疑。他不知道的是，那个被他恨了十年的人，正在另一座城市的泥沼里为他守着一个他永远不会知道的秘密。
院子里的海棠树现在怎样了，他不知道。
宋柔淑偶尔会回去看看老房子，给海棠树浇水。她从来不跟慕怀安说。
慕怀安也从来不问。
他不知道，他不敢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