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当“中国思维方式”遇到“美国思维方式”
世界上被这西方的国家称之为“COINCIDENCE”之事，在我们东方的那一国里亦被称作为“缘。”这个“缘分”特指在男女关系上时，则往往含有一种“天作之合”的意味。而且这种意味是既充满惊惊喜喜，又充满甜甜蜜蜜的。而我这个和司马汉克自小而大的缘，虽然充满惊，但不充满喜；既无所谓甜，更无所谓蜜，实实在在是一个既滑稽又恐惧的未知数。
嗨，过过再说。我很快下定决心，因为别无选择。如果天下事难不倒众多英雄好汉，又怎么会难得倒我冰雪聪明的苏辛蒂！
我和司马从城东跑到城西，忙了整整一个下午，才总算熬到了“新婚之夜”。
之所以会这样忙，就是为了要“营造”这个所谓的“新婚之夜”。司马不停地对我说，“真的容易，营造则难！”我开始还不懂他这话的深刻哲理内涵，直到走进我们的那个窝。
“祝贺你们哪，汉克，辛蒂！从今以后，我得改口叫你们司马先生、司马太太了罗！哈哈哈哈！我哪天象中乐透彩卷一样也找个所罗门先生回家来一起过日子多好！”
“假，就要从这房东太太的眼珠子里假起！如果被这肥婆发现破绽，给移民局告发，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必须天衣无缝！”司马十分严肃，象如临大敌一样地对我说。
从此就请君详看我和司马先生是怎么个“天衣无缝”的吧。
司马先从房东太太那里把我在地下室的房间退了，让我“升天”似的迁入他在顶楼上的“居所”。这“居所”跟中文“居室”表面上的意思差不多，实际上却有天壤之别：那“室”是一个象火柴匣一样的统仓，吃饭、睡觉、上厕所全在一个空间里；而那“所”则大不一样了。这“所”里含得有一厅、一卧、一厨、一厕。也就是说，我以前做四件事全在一个空间里，而现在做这同样四件事则可以在不同的四个空间里。谁叫我苏辛蒂如此好命当了个“司马太太”呢？
我与司马同心协力，用下午才买来的新的鸳鸯大床换走了他原来卧室里那张独人小床。新的，缀满粉红色玫瑰花的床单铺上了；新的、缀满粉红色玫瑰花的枕头排好了；新的、缀满粉红色玫瑰花的被子也展开了；然后，我就拭目以待，看和司马这一个“新婚之夜”要如何正式地展开 －－－－－－
记得小时候在读中国国粹小说“红楼梦”时，那位大名鼎鼎的经典作家曾写下这么一句令人过目不忘的句子，叫“假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我们结的这个婚，虽说假是假，但这房里有了这张铺排艳俗的大鸳鸯床之后，看起来还真不假。
“我要睡觉了。”在司马讲出这个重要话题的时候，已是午夜十二点了。我当时不敢坐在那个鸳鸯床上，而是坐在离那鸳鸯床还有三尺距离的地板上，欣赏这“白玉为堂，金作马”似的新居。
“那我呢？”
“你当然也去睡觉！”司马的声音中透出丝丝的不耐烦。看我没什么行动，他又提高了声音继续说，“你去客厅里的那个沙发上睡！我明天还要去公司上班呢！”
好了，司马那小气鬼的嘴脸这下总算暴露出来了。其实，司马的小气，我从小就领教过，刚到美国来时又领教过。现在好象又要开始领教了。 而话又不得不从我们这个代表新婚燕尔的鸳鸯大床说起。下午，当我们在那家家具店买床时，那张床连本带税一共是三百九十九元。当时司马还开了句玩笑，说“九九”是个吉祥数，“九九，”那不是说“天长地久”吗？可转眼之间，就见他急急忙忙地从右边裤袋里掏出那个记帐本，“三百九十九加税再除以二，一人二百一十一元四角零七分。”“我记在这里了啊！”司马先生仿佛怕我没看见，还把那小帐本在我鼻子尖前晃了晃。
“好家伙，连零头都记上了。好吧，咱们两年以后再见分晓。你最多得意这一时，看你还能得意一辈子！”
好了，虽然我在心里发下狠誓，两年以后要与司马见分晓，可是眼目下从这新婚之夜算起，还有漫长的两个三百六十五天要过。要用个什么样的法子去熬呢？
“你听到了没有？”司马先生实在是有些不高兴起来，这才又把我从那冗长的意识流里扯到现实这睡觉的问题上。
去沙发上睡，就去沙发上睡吧，虽然那张鸳鸯大床我名义上是出了一半的钱，可这毕竟是寄人篥下，忍气吞声，只有睡沙发的命了。
那张沙发，说的是叫沙发，如果它是一个人，一定是个邪恶的人。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那座宝贝大沙发呢？请看，其一，它只容得下一个屁股的宽度；其二，只容得下半个人的长度；其三，那布垫下的弹簧坏了三处；更为邪恶的是，它那两只可怕的所谓“扶手”死贴贴地硬撑在两头，似乎在对我说：“小姐，不，司马太太，请君人瓮！”
本司马太太在当晚那八个小时之内，其一，滚下地板上八次；其二，背、腰、脖子、脚筋、手膀、屁股被那邪恶之物暗损了八次；其三，那眼泪水而不是马尿水也流了八次。
清早，司马先生从那大鸳鸯床上，象皇帝那样起得身来，龙颜大悦地问，“怎么样，睡得还好吧？”
“托您的福，有那么多三八的事儿，当然睡得特别好了！”
“好啊！三八，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些个8 字。 888 ，三个八，一路发！”司马先生一面念著 8 字，一面伸著懒腰。
“好了，那如果你爱死了那个八字，我怎么能独自一个人发，而不让你也去发一发呢？”
“嘿，你别误会我的意思。这发不发对我一个小工程师来讲最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你要发才行，你马上就要当老板娘了，对不对？”司马先生伶牙俐齿的程度绝对不下于我这个恶作剧西施。
“反正我也出了一半的钱，我们还是一人睡一晚那老祖宗沙发得了。这样，我们一人都发他一回，这不是谁也不沾谁的便宜了吗？”
司马先生一定是听懂了我说的“一半的钱”那几个字的意思，马上收敛了许多，“那好，让我想想，让我去想想！”然后一溜烟跑不见了。
当天发生的事，都是由我们这个“当家的”去办，并且据他说是“办妥了。”其一，司马先生从他的银行里据他说是抽空了他的银子，交给了咪咪，又与咪咪去法院办了交接手续，拿到营业许可证；其二，回到我们这个所谓的“家”之后，司马先生又慎重其事地交给我一张清单：
“诺，这时你歉我钱的总数。”他好象还怕我不明白似的，说完之后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微型计算器，“你看，两万除以二十四是多少？”他细细灵巧的手指，在那小计算器上十分精明地拨动著，“是 1，666，66666 、、、，四舍五入，则是 、、、，对不对？”“别忘了，还要加利息，、、、，那么你每个月就该还我 1，677 元，对不对？”
“大概是吧！”
“不要说什么‘大概’！其实我是非常优惠你了。我现在把钱借给你，没有照利滚利的算法，比放在银行里还是要亏一些。但想想吃亏者人常在，何况我们还是同乡，就不和你计较了。”
这样还不叫“和我计较”，那么一旦这司马先生真的和我计较起来，可能真的是要把我那份穷骨头熬出几分油钱出来才算得！”
可能是发现我的脸青一阵白一阵地很难看，司马先生又马上采用一种“师长”的态度对我谆谆教诲起来：“我说这位大小姐，你这是在美国，不是在中国，所以你那个脑子就要采用‘美国式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来想问题”。
哦，原来如此。敢情这叫“美国思维方式？”我真的不要再当个中国老土了。于是，当司马先生再抛砖引玉地讲出如下“美式”标准及要求时，我的心就非常非常之坦荡荡了：
“每个月我们的房租是四百块，瓦斯是九十块，电费是六十块，电话费是三十八块，水费是二十三块，垃圾是三十块 、、、”
“等一下，当垃圾还要交费？”我还是忍不住想要问问题。
“小姐，不是去当垃圾，我说的是我们丢出去的垃圾别人来收，要CHARGE 我们三十块！”
他吸了一口气又继续说，“最后一笔是伙食费。诺，这通通加起来除以二 ── 每人每月平摊三百八十二块零一分。这样公不公平？”
“非常公平！”我十分诚心诚意地以一种美式思维方式附合著他。尽管那最后的“零一分钱”听上去还是有些别别扭扭的，老让我以“中国的思维方式”去乱想。
“你看，这两个人在上边住，比起你一个人在地下住是不是省钱多了？”他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对我说。
“不是‘一个人在地下住’”，我不得不纠正他。因为“地下”和“地下室“之间有天大的差别：老鼠才住地下，而人，至少是个人，才住地下室。
“好，好，好，不和你争了！”他又显出十分宽宏大量的男子汉样子。
“再就是睡觉的问题。”他一句点中要害。经过将近一整天的恢复以后，我的八处痛里已有四处处于非痛的状态。但腰、背、脖子、肩膀，这几个要点部位仍然十分酸溜溜的。
“既然你说你出了一半的钱，那么我就另外给你买了一个床。这个床吧，你就不必出钱了！”
好家伙，是什么样的床，居然不用我来付钱的！可见这司马多少还是有些残留的“中国思维方式”吧。
当司马先生跑下楼去从车上“请”下来要免费给我的那个床时，才让我傻眼了。
“你还傻呼呼地呆在那里干什么，还不来帮我搭个手？”
当那个司马先生口中说的“床”最终坐落在那客厅的一角时，司马先生又对我如是说：“只能这样才能掩人耳目罗！”
你猜不猜得到：那司马先生居然给我买了一个婴儿床！
不知道诸位中有没有来过我们美国，并且亲眼观摩过我们山姆大叔给我们美国儿童制造的那种称之为“床”的东西否？
在中文的意义上，司马给我的那“一个”床，应当被称为“一架”床才对。因为那个床只有三尺宽，五尺长。更为让你惊叹的是那床之四周居然围起一尺半高的木头栏杆。我想那该是防止婴儿滚落下地用的吧。于是我取来司马先生工程专用的美式尺子准确地将自己丈量了一下：宽，一尺半；厚，半尺；这些都还可以达到婴儿床的标准。而我的长，一量，则量出“五尺半”，比那个婴儿床长出个“半尺”来。
“你的腿就收一收吧！”这就是司马先生给我的美式解决问题的方法。
好吧，有床总比没有床好。收一收就收一收吧，反正最坏不过就是收那么两年。只要两年以后那双腿不要收得象司马的腿那样弯弯扭扭的就好。
这新婚之第二夜真的叫“收放自如”了。收的时候，双腿象青蛙；放的时候，则象燕尾 ── 是叉在木头栏杆上的燕尾。一晚上这样“收放自如”地睡下来，早上头不仅奇痛无比，居然还晕乎乎地的。好不容易才扯著足尖从那床上翻爬到地上来，心里同时思考著，是要用这个中国思维方式还是要用那个美国思维方式才能给那司马先生一个最大的好看！
“咚咚咚！”
“糟了，这么早，谁来敲门？”是不是安妮公主去告了移民局，移民局派人来抓我了！心里一惊又一沉，想是不是要赶快把司马叫起来。
“嗨，早安！”还没等我去开门，那门就不请自开了。
“司马太太，您今天早上看上去真是美丽极了！”原来是那个肥得肉感十足的房东太太贝蒂。
“托您的福，我今天早上真正地是美极了！”我的大脑仍然是昏昏沉沉地，怎么也想不清楚，这个房东太太一大早不请自来究竟想干些什么？
“哟，你们好快呀！”房东太太用肥滋滋的双手唔住自己那只厚滋滋的嘴，做出十二万分惊奇的样子。
“您说我们什么好快呀？”我还是晕晕乎乎地完全搞不清状况。
这时房东太太看我还不开窍，就用手指指我身后那架让我一夜“收放自如”的婴儿床。
“有小 BABY 了？”
“我，我，我 ── ”我这才一下慌了神，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
“还没有那么快呢！只是希望越快越好，所以就越早做准备越好，对不对？”不知道司马先生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他一边说这话，还一边用一只胳膊揽著我的腰，作出一种在电影里才看得到的新婚夫妇之浓情蜜意的样子。
“哦哦，那当然，那当然是越早越好，越早越好罗！”不等这话说完，她就一溜烟地跑下楼去了。
“CURIOSITYKILLSCAT！”司马冲著她的背影，压著嗓子，暗暗狠狠地说，“居然还敢跑来探查，我那床放定在那里了，看她有几个种！”司马的火气还没有消，转过头来又对我说，“你看，叫你睡沙发你还嫌弃，逼得我不得不给你弄个床来。幸好我未仆先知，知道不能买个大人床，让别人怀疑我们根本没有同床是假结婚，所以买上一个婴儿床。要不然，早就被这娘儿们告发去了！”
原来那一夜“收放自如”后闷压在心底的怒火早就被这一场虚惊给驱逐到爪哇岛去了。嗨，认了！
生活中，节节败退是件迫不得已的事，而那节节退让则是一件出于心甘情愿的事。我虽然属于后者，但是，当一种从一开始即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要逐渐地沦落为一种：假丈夫与假太太的关系，债主与欠债人的关系，主子与仆人的关系时，我开始思考：如果要继续在这种状况里活下去，究竟是要以一种绝对的“美国思维方式”还是一种绝对的“中国思维方式”，或者干脆是一种“中为西用，洋为中用”的思维方式，才能让我见招拆招，反败为胜，反弱为强。我相信这个问题，会随著我与美利坚共和国从此相濡以沫的共同生长而得出一个让自己或让别人都十分受益的标准答案来！
嗨，过过再说。我很快下定决心，因为别无选择。如果天下事难不倒众多英雄好汉，又怎么会难得倒我冰雪聪明的苏辛蒂！
我和司马从城东跑到城西，忙了整整一个下午，才总算熬到了“新婚之夜”。
之所以会这样忙，就是为了要“营造”这个所谓的“新婚之夜”。司马不停地对我说，“真的容易，营造则难！”我开始还不懂他这话的深刻哲理内涵，直到走进我们的那个窝。
“祝贺你们哪，汉克，辛蒂！从今以后，我得改口叫你们司马先生、司马太太了罗！哈哈哈哈！我哪天象中乐透彩卷一样也找个所罗门先生回家来一起过日子多好！”
“假，就要从这房东太太的眼珠子里假起！如果被这肥婆发现破绽，给移民局告发，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必须天衣无缝！”司马十分严肃，象如临大敌一样地对我说。
从此就请君详看我和司马先生是怎么个“天衣无缝”的吧。
司马先从房东太太那里把我在地下室的房间退了，让我“升天”似的迁入他在顶楼上的“居所”。这“居所”跟中文“居室”表面上的意思差不多，实际上却有天壤之别：那“室”是一个象火柴匣一样的统仓，吃饭、睡觉、上厕所全在一个空间里；而那“所”则大不一样了。这“所”里含得有一厅、一卧、一厨、一厕。也就是说，我以前做四件事全在一个空间里，而现在做这同样四件事则可以在不同的四个空间里。谁叫我苏辛蒂如此好命当了个“司马太太”呢？
我与司马同心协力，用下午才买来的新的鸳鸯大床换走了他原来卧室里那张独人小床。新的，缀满粉红色玫瑰花的床单铺上了；新的、缀满粉红色玫瑰花的枕头排好了；新的、缀满粉红色玫瑰花的被子也展开了；然后，我就拭目以待，看和司马这一个“新婚之夜”要如何正式地展开 －－－－－－
记得小时候在读中国国粹小说“红楼梦”时，那位大名鼎鼎的经典作家曾写下这么一句令人过目不忘的句子，叫“假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我们结的这个婚，虽说假是假，但这房里有了这张铺排艳俗的大鸳鸯床之后，看起来还真不假。
“我要睡觉了。”在司马讲出这个重要话题的时候，已是午夜十二点了。我当时不敢坐在那个鸳鸯床上，而是坐在离那鸳鸯床还有三尺距离的地板上，欣赏这“白玉为堂，金作马”似的新居。
“那我呢？”
“你当然也去睡觉！”司马的声音中透出丝丝的不耐烦。看我没什么行动，他又提高了声音继续说，“你去客厅里的那个沙发上睡！我明天还要去公司上班呢！”
好了，司马那小气鬼的嘴脸这下总算暴露出来了。其实，司马的小气，我从小就领教过，刚到美国来时又领教过。现在好象又要开始领教了。 而话又不得不从我们这个代表新婚燕尔的鸳鸯大床说起。下午，当我们在那家家具店买床时，那张床连本带税一共是三百九十九元。当时司马还开了句玩笑，说“九九”是个吉祥数，“九九，”那不是说“天长地久”吗？可转眼之间，就见他急急忙忙地从右边裤袋里掏出那个记帐本，“三百九十九加税再除以二，一人二百一十一元四角零七分。”“我记在这里了啊！”司马先生仿佛怕我没看见，还把那小帐本在我鼻子尖前晃了晃。
“好家伙，连零头都记上了。好吧，咱们两年以后再见分晓。你最多得意这一时，看你还能得意一辈子！”
好了，虽然我在心里发下狠誓，两年以后要与司马见分晓，可是眼目下从这新婚之夜算起，还有漫长的两个三百六十五天要过。要用个什么样的法子去熬呢？
“你听到了没有？”司马先生实在是有些不高兴起来，这才又把我从那冗长的意识流里扯到现实这睡觉的问题上。
去沙发上睡，就去沙发上睡吧，虽然那张鸳鸯大床我名义上是出了一半的钱，可这毕竟是寄人篥下，忍气吞声，只有睡沙发的命了。
那张沙发，说的是叫沙发，如果它是一个人，一定是个邪恶的人。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那座宝贝大沙发呢？请看，其一，它只容得下一个屁股的宽度；其二，只容得下半个人的长度；其三，那布垫下的弹簧坏了三处；更为邪恶的是，它那两只可怕的所谓“扶手”死贴贴地硬撑在两头，似乎在对我说：“小姐，不，司马太太，请君人瓮！”
本司马太太在当晚那八个小时之内，其一，滚下地板上八次；其二，背、腰、脖子、脚筋、手膀、屁股被那邪恶之物暗损了八次；其三，那眼泪水而不是马尿水也流了八次。
清早，司马先生从那大鸳鸯床上，象皇帝那样起得身来，龙颜大悦地问，“怎么样，睡得还好吧？”
“托您的福，有那么多三八的事儿，当然睡得特别好了！”
“好啊！三八，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些个8 字。 888 ，三个八，一路发！”司马先生一面念著 8 字，一面伸著懒腰。
“好了，那如果你爱死了那个八字，我怎么能独自一个人发，而不让你也去发一发呢？”
“嘿，你别误会我的意思。这发不发对我一个小工程师来讲最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你要发才行，你马上就要当老板娘了，对不对？”司马先生伶牙俐齿的程度绝对不下于我这个恶作剧西施。
“反正我也出了一半的钱，我们还是一人睡一晚那老祖宗沙发得了。这样，我们一人都发他一回，这不是谁也不沾谁的便宜了吗？”
司马先生一定是听懂了我说的“一半的钱”那几个字的意思，马上收敛了许多，“那好，让我想想，让我去想想！”然后一溜烟跑不见了。
当天发生的事，都是由我们这个“当家的”去办，并且据他说是“办妥了。”其一，司马先生从他的银行里据他说是抽空了他的银子，交给了咪咪，又与咪咪去法院办了交接手续，拿到营业许可证；其二，回到我们这个所谓的“家”之后，司马先生又慎重其事地交给我一张清单：
“诺，这时你歉我钱的总数。”他好象还怕我不明白似的，说完之后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微型计算器，“你看，两万除以二十四是多少？”他细细灵巧的手指，在那小计算器上十分精明地拨动著，“是 1，666，66666 、、、，四舍五入，则是 、、、，对不对？”“别忘了，还要加利息，、、、，那么你每个月就该还我 1，677 元，对不对？”
“大概是吧！”
“不要说什么‘大概’！其实我是非常优惠你了。我现在把钱借给你，没有照利滚利的算法，比放在银行里还是要亏一些。但想想吃亏者人常在，何况我们还是同乡，就不和你计较了。”
这样还不叫“和我计较”，那么一旦这司马先生真的和我计较起来，可能真的是要把我那份穷骨头熬出几分油钱出来才算得！”
可能是发现我的脸青一阵白一阵地很难看，司马先生又马上采用一种“师长”的态度对我谆谆教诲起来：“我说这位大小姐，你这是在美国，不是在中国，所以你那个脑子就要采用‘美国式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来想问题”。
哦，原来如此。敢情这叫“美国思维方式？”我真的不要再当个中国老土了。于是，当司马先生再抛砖引玉地讲出如下“美式”标准及要求时，我的心就非常非常之坦荡荡了：
“每个月我们的房租是四百块，瓦斯是九十块，电费是六十块，电话费是三十八块，水费是二十三块，垃圾是三十块 、、、”
“等一下，当垃圾还要交费？”我还是忍不住想要问问题。
“小姐，不是去当垃圾，我说的是我们丢出去的垃圾别人来收，要CHARGE 我们三十块！”
他吸了一口气又继续说，“最后一笔是伙食费。诺，这通通加起来除以二 ── 每人每月平摊三百八十二块零一分。这样公不公平？”
“非常公平！”我十分诚心诚意地以一种美式思维方式附合著他。尽管那最后的“零一分钱”听上去还是有些别别扭扭的，老让我以“中国的思维方式”去乱想。
“你看，这两个人在上边住，比起你一个人在地下住是不是省钱多了？”他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对我说。
“不是‘一个人在地下住’”，我不得不纠正他。因为“地下”和“地下室“之间有天大的差别：老鼠才住地下，而人，至少是个人，才住地下室。
“好，好，好，不和你争了！”他又显出十分宽宏大量的男子汉样子。
“再就是睡觉的问题。”他一句点中要害。经过将近一整天的恢复以后，我的八处痛里已有四处处于非痛的状态。但腰、背、脖子、肩膀，这几个要点部位仍然十分酸溜溜的。
“既然你说你出了一半的钱，那么我就另外给你买了一个床。这个床吧，你就不必出钱了！”
好家伙，是什么样的床，居然不用我来付钱的！可见这司马多少还是有些残留的“中国思维方式”吧。
当司马先生跑下楼去从车上“请”下来要免费给我的那个床时，才让我傻眼了。
“你还傻呼呼地呆在那里干什么，还不来帮我搭个手？”
当那个司马先生口中说的“床”最终坐落在那客厅的一角时，司马先生又对我如是说：“只能这样才能掩人耳目罗！”
你猜不猜得到：那司马先生居然给我买了一个婴儿床！
不知道诸位中有没有来过我们美国，并且亲眼观摩过我们山姆大叔给我们美国儿童制造的那种称之为“床”的东西否？
在中文的意义上，司马给我的那“一个”床，应当被称为“一架”床才对。因为那个床只有三尺宽，五尺长。更为让你惊叹的是那床之四周居然围起一尺半高的木头栏杆。我想那该是防止婴儿滚落下地用的吧。于是我取来司马先生工程专用的美式尺子准确地将自己丈量了一下：宽，一尺半；厚，半尺；这些都还可以达到婴儿床的标准。而我的长，一量，则量出“五尺半”，比那个婴儿床长出个“半尺”来。
“你的腿就收一收吧！”这就是司马先生给我的美式解决问题的方法。
好吧，有床总比没有床好。收一收就收一收吧，反正最坏不过就是收那么两年。只要两年以后那双腿不要收得象司马的腿那样弯弯扭扭的就好。
这新婚之第二夜真的叫“收放自如”了。收的时候，双腿象青蛙；放的时候，则象燕尾 ── 是叉在木头栏杆上的燕尾。一晚上这样“收放自如”地睡下来，早上头不仅奇痛无比，居然还晕乎乎地的。好不容易才扯著足尖从那床上翻爬到地上来，心里同时思考著，是要用这个中国思维方式还是要用那个美国思维方式才能给那司马先生一个最大的好看！
“咚咚咚！”
“糟了，这么早，谁来敲门？”是不是安妮公主去告了移民局，移民局派人来抓我了！心里一惊又一沉，想是不是要赶快把司马叫起来。
“嗨，早安！”还没等我去开门，那门就不请自开了。
“司马太太，您今天早上看上去真是美丽极了！”原来是那个肥得肉感十足的房东太太贝蒂。
“托您的福，我今天早上真正地是美极了！”我的大脑仍然是昏昏沉沉地，怎么也想不清楚，这个房东太太一大早不请自来究竟想干些什么？
“哟，你们好快呀！”房东太太用肥滋滋的双手唔住自己那只厚滋滋的嘴，做出十二万分惊奇的样子。
“您说我们什么好快呀？”我还是晕晕乎乎地完全搞不清状况。
这时房东太太看我还不开窍，就用手指指我身后那架让我一夜“收放自如”的婴儿床。
“有小 BABY 了？”
“我，我，我 ── ”我这才一下慌了神，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
“还没有那么快呢！只是希望越快越好，所以就越早做准备越好，对不对？”不知道司马先生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他一边说这话，还一边用一只胳膊揽著我的腰，作出一种在电影里才看得到的新婚夫妇之浓情蜜意的样子。
“哦哦，那当然，那当然是越早越好，越早越好罗！”不等这话说完，她就一溜烟地跑下楼去了。
“CURIOSITYKILLSCAT！”司马冲著她的背影，压著嗓子，暗暗狠狠地说，“居然还敢跑来探查，我那床放定在那里了，看她有几个种！”司马的火气还没有消，转过头来又对我说，“你看，叫你睡沙发你还嫌弃，逼得我不得不给你弄个床来。幸好我未仆先知，知道不能买个大人床，让别人怀疑我们根本没有同床是假结婚，所以买上一个婴儿床。要不然，早就被这娘儿们告发去了！”
原来那一夜“收放自如”后闷压在心底的怒火早就被这一场虚惊给驱逐到爪哇岛去了。嗨，认了！
生活中，节节败退是件迫不得已的事，而那节节退让则是一件出于心甘情愿的事。我虽然属于后者，但是，当一种从一开始即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要逐渐地沦落为一种：假丈夫与假太太的关系，债主与欠债人的关系，主子与仆人的关系时，我开始思考：如果要继续在这种状况里活下去，究竟是要以一种绝对的“美国思维方式”还是一种绝对的“中国思维方式”，或者干脆是一种“中为西用，洋为中用”的思维方式，才能让我见招拆招，反败为胜，反弱为强。我相信这个问题，会随著我与美利坚共和国从此相濡以沫的共同生长而得出一个让自己或让别人都十分受益的标准答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