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他每天早上六点多就起了。”陈渡说。他夹了一块红烧肉，把肥的部分用筷子剔掉，瘦的放进周屿碗里。这个动作做得太自然了，自然到他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
陈渡母亲看见了。她看了一眼那块被剔了肥肉的红烧肉，又看了一眼周屿碗里堆起来的东西，然后低下头继续吃饭。没说什么。但她下一次给周屿夹菜的时候，夹的是青菜——不是肉。不是肉不够了。是她在这一筷子之间做出了某种判断。
吃完饭，陈渡洗碗。周屿想帮忙，被陈渡母亲拦住了。
“你是客人，”她说，“坐着。”
周屿坐在方桌旁边。陈渡母亲在他对面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电视机开着但声音被关小了，画面是一个重播的春节晚会，色彩很艳，在小卖部后面的小房间里投下不断变换的光影。
沉默了几秒。然后陈渡母亲开口了。
“他在外面，有没有被人欺负。”
她说的是方言，但周屿听懂了。他愣了一下。他以为她会问陈渡的训练成绩、比赛奖牌、职业前景。但她问的是这个——有没有被人欺负。好像在她眼里，全国冠军的金牌不如这个重要。
周屿想了想。“现在没有了。”
他说的是“现在”。不是“从来没有”。陈渡母亲听懂了。她低下头，把水杯在手里转了两圈。她的手指关节有一点粗——那是常年搬货的手，指甲剪得很短，无名指上有一道被纸箱边缘割过的旧疤。陈渡的手指和她很像。
“他从小就不爱说。小学被同学推了一下，回来不说。初中被人在校门口堵过，也不说。我问了他好几次他才讲。”她把水杯放下，看着电视机上无声的晚会画面。“后来他练了摔跤，我以为会好一点。有一回他在器材室被几个大队员堵在里面，回来的时候嘴角破了。我问他，他说是训练碰的。”
她转过来看着周屿。目光很直，和陈渡一模一样。
“你在的时候，他有没有再被人打过。”
周屿回忆了很多画面。巷口积水反射的灯箱白光。陈渡坐在便利店高脚凳上，左眼角肿得睁不开。陈渡无名指上的创可贴被血浸透了。便利店门口派出所回来的凌晨，陈渡抱住他，全身都在抖，背上的骨头硌在他手掌里。
“以前有过。”他说。然后他停了一下。“后来有一次，三个人在巷子里堵他。我刚好路过。报了警。”
陈渡母亲看着他的眼睛。“然后呢。”
“然后那几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周屿的声音很平。他没有说威胁纸条的事，没有说他把那三个人的名字和学号用断水的圆珠笔抄在便利店的价签背面、锁进收银台抽屉里。他只是说结果。“后来他换了新教练，搬到学校外面住。训练馆里的规矩也改了。没有人再动过他。”
陈渡母亲沉默了好一阵子。电视机上的晚会结束了，字幕在无声地滚动，把她的侧脸映得忽明忽暗。厨房里水龙头的水声停了，碗碟磕碰的清脆声响隔着一道碎花布帘传出来。
“是你帮他找的房子。”她说。不是问句。
“是。”
“他搬出去以后，”她把水杯端起来，没喝，“第一次回家过年，给我带了一盒护手霜。说是有人告诉他冬天搬货手容易裂。”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无名指上那道旧疤。“那人是你吧。”
周屿没有接话。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指压了一下。
陈渡母亲把水杯放下。然后她站起来，走到收银台后面，拉开玻璃柜台的抽屉。抽屉里是零钱、账本、几支圆珠笔。她从最里面摸出一个东西，放在周屿面前。
是一管护手霜。白色管身蓝色字，和周屿用过的第一管是同款——便利店货架上最便宜的那种。管身被挤得很皱了，从底部往上卷了好几圈，看得出被用了很久，剩的不多了。但她没扔。她把儿子送给她的第一支护手霜收在收银台抽屉最里面，和所有零钱、账本放在一起。
“你给他的不止这些。他不会说。但你给他的，他全记住了。他以前不会照顾人——他连自己的手指破了都不管。后来他回家，给我带了护手霜，给他爸带了膏药。问他谁教的，他不说。”
她顿了顿。便利店的灯箱白光从玻璃门透进来，和室内电视机的余晖混在一起，把她脸上的皱纹照得很浅。
“他不说我也知道。”
周屿低下头。他没有说话。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松开了。
晚上，小卖部打烊以后。
陈渡坐在门口台阶上。周屿坐在他旁边。两个人肩并肩，膝盖挨着膝盖。县城晚上的气温比省城低，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变成一团浓密的白雾。小卖部门口的灯箱是陈渡自己换的——去年暑假回来发现原来的灯管坏了，他去五金店买了一根新的换上。灯箱照在门口的柏油路面上，投下一个暖黄色的长方形光斑。
县城很安静。偶尔有摩托车从街上开过去，引擎声在狭窄的街道上回荡好几秒才消失。远处有零星的鞭炮声。隔壁理发店关门了，卷帘门拉到底，上面被人用粉笔写了“初八开门”。
陈渡把手揣在羽绒服口袋里。“我妈看出来了。”
周屿偏头看他。“看出来什么。”
“看出来你不是普通朋友。”陈渡说。他的语气很平，但在说“不是普通朋友”这几个字的时候，他把脸往卫衣领子里缩了一点——不是冷，是下意识的。“她刚才在厨房问我，那个人是不是帮了我很多。我说是。她说那就好好对人家。”
周屿沉默了一下。他把脚边的石子踢开。“她还问了我别的。”
“什么。”
“问你在外面有没有被人欺负。”周屿把手指在膝盖上按了一下。“我说现在没有了。”
陈渡没说话。他看着马路对面的电线杆。那根电线杆上贴满了小广告——租房、招工、寻狗启事，一层盖一层，最底层的已经看不清字了。他从小就在这根电线杆旁边长大。以前每次被欺负了，他就在放学后蹲在这根电线杆下面等天黑。不回家是因为不想让母亲看到脸上的伤。
“以前她问过我，每次回来都问。我说训练弄的。她不戳穿我，但从来不信。”
“现在呢。”
“现在——”陈渡把视线从电线杆上收回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无名指。关节光洁，不需要创可贴。“现在你坐在她给我准备的饭桌上，吃她做的煎蛋。她不用问了。”
周屿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转了一遍。然后他把羽绒服的拉链往下拉了一点，从里面口袋掏出一双灰色粗针手套。食指上有焦斑。他今天带来了。
“你上次给我的手套，”他说，“我今天带来了。”
陈渡看了一眼那双手套。毛线在灯箱的白光下颜色比白天深，焦斑看不太清，但手腕处那截被重新缝过的松紧带隐约能见针脚。他把手套拿过去，翻过来看了看掌心那片绒毛。绒毛比前些日子又厚了一点点——周屿大概也经常摩挲它。
“你戴。”陈渡把手套还给他。
周屿把手套戴上。他的手指在毛线里慢慢伸展，指尖顶到了稍微松掉的那个位置。
“你妈很好。”周屿说，声音压得比刚才轻了半度。
“嗯。”
“比我妈好。”他把视线投向马路对面那根贴满小广告的电线杆。“我妈走的时候没回头。她站在大巴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上去了。就一眼。后来再也没有联系过。”
陈渡把头转向他。
“以前我觉得，所有的妈都不会回头。你妈让你在外面好好对人家。我妈——”他把手套在膝盖上摊平，看着食指上那个焦斑。“这手套就是她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小叔说是织给他的，但我知道不是。小叔不抽烟。我妈她织的时候大概已经忘了自己手上夹着烟。”
他呼出的白雾在冷空气里拉成一条很长的线，被风慢慢吹散。
陈渡伸手覆住了他戴着手套的那只手。不是勾小指，不是攥手腕。是把整个手掌覆上去——他能感觉到手套毛线粗糙的质感和底下周屿手指的骨骼轮廓。然后他收紧了手指，把那只戴着旧手套的手攥在自己掌心里。力度和在垫子上攥住对手手腕准备反摔时一样——不松手。
“她回头了。”陈渡说。
周屿侧头看他。
“她回头看了你一眼。不是没回。是回头之后还是走了。”陈渡说这句话的时候语速比平时慢了半拍，像是在挑每一个字的重量。“她回头了，但她没有别的办法。你小叔替她把你养大，他替她说了那句‘孩子大了你别来了’。他没有替她忘掉你。他把手套留了那么多年。这不是她一个人不要你——是所有人都在用笨的方式爱你。包括你妈。包括你小叔。”
周屿把手套的指尖捏了一下又松开。他看着自己的手被陈渡握着，那双从小就比同龄人更知道怎样抓握和支撑的手，此刻却在轻轻发抖。不是冷。
“你妈刚才问我你有没有被人欺负，我没说全。我没说那些伤后来全是她自己慢慢舔回来的。你妈问我的时候，我说‘现在没有了’，但我没办法跟她说以前的事。”
“那就别说。”陈渡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以前的事她知道。她不说，但她知道。”
两个人坐在台阶上，手叠着手，谁都没再说话。小卖部的灯箱在他们身后静静亮着。隔壁修理铺的灯也熄了。整条街只剩这家还在亮。
远处还有零星的鞭炮声，很远了。
第二天上午。陈渡带周屿去见他父亲。
父亲不在家。他在隔壁镇上的一个工地上干活——过年期间工地停工，但他留在工棚里看材料，顺便赚一笔值班费。陈渡提前打了电话，说会带一个朋友过来看看。他父亲在电话里说“好”，然后又说“工棚脏，你们别嫌弃”。
工地在镇子边上，靠近新修的国道。工棚是一排活动板房，墙面是铁皮的，被风吹得哗哗响。空气里有铁锈和水泥灰的味道，和训练馆器材室那股气味意外地相似。
陈渡站在工棚外面喊了一声“爸”。门从里面推开了。
陈渡父亲比陈渡高半个头，肩膀很宽。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工装棉袄，袖口磨得发亮。他的脸被风吹得很粗糙，颧骨上有一块冻伤的暗红色。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鞋底的纹路快磨平了。他看见陈渡，嘴张了一下又合上，最后说了一句“来了”。然后他看见了周屿，点了点头。
“叔。新年好。”
“进屋。外面风大。”
工棚里面比外面看起来要整洁。一个铁架床，一张折叠桌，一把塑料凳子。桌上放着一个小电磁炉和一个泡面锅。墙上挂着一件旧的荧光背心，背心上印着“安全生产”。墙角堆着几双旧手套和一卷防水胶带。铁架床上铺着两层褥子，叠得很整齐。床头有一个小塑料袋，袋子里放着几片膏药和一瓶活络油。
陈渡父亲把唯一的塑料凳子让给了周屿，自己在铁架床上坐下来。陈渡坐在床的另一头。
“你妈还好。”
“还好。小卖部过年生意好。”
“那就好。”
沉默了几秒。电磁炉的电源灯在黑暗里发着红光。
“你那个比赛，”陈渡父亲说，“我在手机上看新闻看到了。拿了冠军。”他把手在膝盖上蹭了一下。手上的皮肤很糙，指缝里有洗不掉的水泥灰色。“工地上没电视。老李手机上有那个什么新闻推送，他说你儿子上新闻了。我看了照片，是你。”
陈渡看着他父亲的侧脸。这张脸和他记忆里的不太一样了。小时候父亲的脸是硬的，眉头总是皱着，说话的声音很大。现在的这张脸被风吹得太久，表情的棱角被磨掉了。眼睛下面挂着很重的眼袋，和眼角的皱纹连成一片。
“金牌带了吗。”父亲问。
陈渡从背包里把金牌拿出来。金牌在工棚的日光灯下反射出柔和的光泽，绶带的红色在铁皮墙面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父亲没有伸手接。他只是低头看着陈渡手里的金牌，看了很久。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但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站起来，走到墙角，弯腰翻了几下，从工具包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枚用报纸包着的奖牌。省中学生摔跤比赛，季军。奖牌的绶带已经磨得起毛了，金属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锈。那是陈渡初中拿的，他以为早就丢了。
“你上初中拿的。搬家的时候从你床底下翻出来的。我收着了。”
陈渡低头看着那枚旧奖牌。铜牌，分量比金牌轻很多。他记得这场比赛——初中三年级，市里的比赛，他拿了第三名。回到家把奖牌往床底下一扔，因为不是冠军。他以为没人会发现。
父亲把两个奖牌并排放在折叠桌上。一个是初中的铜牌，一个是全国赛的金牌。中间隔了好几年的距离。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又擦，然后伸出食指，在金牌上轻轻碰了一下。那根食指，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细细的水泥灰。在碰金牌的时候还在微微发颤——不是害怕，是这双手这辈子从来没摸过金牌，他怕自己的手太糙，会把金牌刮花了。
“爸。”陈渡忽然叫了他一声。他很少开口叫爸。他说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第一次学这个字的发音。“我给你带了点东西。”
他从背包里翻出一个塑料袋。是一盒膏药，一盒活络油，和一双新的劳保手套。膏药和活络油是他从省城大药房买的，和队医给老韩开的是同款。手套是在劳保用品店挑的，防滑颗粒最密的那种，他挑的时候反复试了好几双，最后选了掌心有加厚垫的款。他把塑料袋放在父亲手里。
陈渡母亲看见了。她看了一眼那块被剔了肥肉的红烧肉，又看了一眼周屿碗里堆起来的东西，然后低下头继续吃饭。没说什么。但她下一次给周屿夹菜的时候，夹的是青菜——不是肉。不是肉不够了。是她在这一筷子之间做出了某种判断。
吃完饭，陈渡洗碗。周屿想帮忙，被陈渡母亲拦住了。
“你是客人，”她说，“坐着。”
周屿坐在方桌旁边。陈渡母亲在他对面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电视机开着但声音被关小了，画面是一个重播的春节晚会，色彩很艳，在小卖部后面的小房间里投下不断变换的光影。
沉默了几秒。然后陈渡母亲开口了。
“他在外面，有没有被人欺负。”
她说的是方言，但周屿听懂了。他愣了一下。他以为她会问陈渡的训练成绩、比赛奖牌、职业前景。但她问的是这个——有没有被人欺负。好像在她眼里，全国冠军的金牌不如这个重要。
周屿想了想。“现在没有了。”
他说的是“现在”。不是“从来没有”。陈渡母亲听懂了。她低下头，把水杯在手里转了两圈。她的手指关节有一点粗——那是常年搬货的手，指甲剪得很短，无名指上有一道被纸箱边缘割过的旧疤。陈渡的手指和她很像。
“他从小就不爱说。小学被同学推了一下，回来不说。初中被人在校门口堵过，也不说。我问了他好几次他才讲。”她把水杯放下，看着电视机上无声的晚会画面。“后来他练了摔跤，我以为会好一点。有一回他在器材室被几个大队员堵在里面，回来的时候嘴角破了。我问他，他说是训练碰的。”
她转过来看着周屿。目光很直，和陈渡一模一样。
“你在的时候，他有没有再被人打过。”
周屿回忆了很多画面。巷口积水反射的灯箱白光。陈渡坐在便利店高脚凳上，左眼角肿得睁不开。陈渡无名指上的创可贴被血浸透了。便利店门口派出所回来的凌晨，陈渡抱住他，全身都在抖，背上的骨头硌在他手掌里。
“以前有过。”他说。然后他停了一下。“后来有一次，三个人在巷子里堵他。我刚好路过。报了警。”
陈渡母亲看着他的眼睛。“然后呢。”
“然后那几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周屿的声音很平。他没有说威胁纸条的事，没有说他把那三个人的名字和学号用断水的圆珠笔抄在便利店的价签背面、锁进收银台抽屉里。他只是说结果。“后来他换了新教练，搬到学校外面住。训练馆里的规矩也改了。没有人再动过他。”
陈渡母亲沉默了好一阵子。电视机上的晚会结束了，字幕在无声地滚动，把她的侧脸映得忽明忽暗。厨房里水龙头的水声停了，碗碟磕碰的清脆声响隔着一道碎花布帘传出来。
“是你帮他找的房子。”她说。不是问句。
“是。”
“他搬出去以后，”她把水杯端起来，没喝，“第一次回家过年，给我带了一盒护手霜。说是有人告诉他冬天搬货手容易裂。”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无名指上那道旧疤。“那人是你吧。”
周屿没有接话。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指压了一下。
陈渡母亲把水杯放下。然后她站起来，走到收银台后面，拉开玻璃柜台的抽屉。抽屉里是零钱、账本、几支圆珠笔。她从最里面摸出一个东西，放在周屿面前。
是一管护手霜。白色管身蓝色字，和周屿用过的第一管是同款——便利店货架上最便宜的那种。管身被挤得很皱了，从底部往上卷了好几圈，看得出被用了很久，剩的不多了。但她没扔。她把儿子送给她的第一支护手霜收在收银台抽屉最里面，和所有零钱、账本放在一起。
“你给他的不止这些。他不会说。但你给他的，他全记住了。他以前不会照顾人——他连自己的手指破了都不管。后来他回家，给我带了护手霜，给他爸带了膏药。问他谁教的，他不说。”
她顿了顿。便利店的灯箱白光从玻璃门透进来，和室内电视机的余晖混在一起，把她脸上的皱纹照得很浅。
“他不说我也知道。”
周屿低下头。他没有说话。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松开了。
晚上，小卖部打烊以后。
陈渡坐在门口台阶上。周屿坐在他旁边。两个人肩并肩，膝盖挨着膝盖。县城晚上的气温比省城低，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变成一团浓密的白雾。小卖部门口的灯箱是陈渡自己换的——去年暑假回来发现原来的灯管坏了，他去五金店买了一根新的换上。灯箱照在门口的柏油路面上，投下一个暖黄色的长方形光斑。
县城很安静。偶尔有摩托车从街上开过去，引擎声在狭窄的街道上回荡好几秒才消失。远处有零星的鞭炮声。隔壁理发店关门了，卷帘门拉到底，上面被人用粉笔写了“初八开门”。
陈渡把手揣在羽绒服口袋里。“我妈看出来了。”
周屿偏头看他。“看出来什么。”
“看出来你不是普通朋友。”陈渡说。他的语气很平，但在说“不是普通朋友”这几个字的时候，他把脸往卫衣领子里缩了一点——不是冷，是下意识的。“她刚才在厨房问我，那个人是不是帮了我很多。我说是。她说那就好好对人家。”
周屿沉默了一下。他把脚边的石子踢开。“她还问了我别的。”
“什么。”
“问你在外面有没有被人欺负。”周屿把手指在膝盖上按了一下。“我说现在没有了。”
陈渡没说话。他看着马路对面的电线杆。那根电线杆上贴满了小广告——租房、招工、寻狗启事，一层盖一层，最底层的已经看不清字了。他从小就在这根电线杆旁边长大。以前每次被欺负了，他就在放学后蹲在这根电线杆下面等天黑。不回家是因为不想让母亲看到脸上的伤。
“以前她问过我，每次回来都问。我说训练弄的。她不戳穿我，但从来不信。”
“现在呢。”
“现在——”陈渡把视线从电线杆上收回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无名指。关节光洁，不需要创可贴。“现在你坐在她给我准备的饭桌上，吃她做的煎蛋。她不用问了。”
周屿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转了一遍。然后他把羽绒服的拉链往下拉了一点，从里面口袋掏出一双灰色粗针手套。食指上有焦斑。他今天带来了。
“你上次给我的手套，”他说，“我今天带来了。”
陈渡看了一眼那双手套。毛线在灯箱的白光下颜色比白天深，焦斑看不太清，但手腕处那截被重新缝过的松紧带隐约能见针脚。他把手套拿过去，翻过来看了看掌心那片绒毛。绒毛比前些日子又厚了一点点——周屿大概也经常摩挲它。
“你戴。”陈渡把手套还给他。
周屿把手套戴上。他的手指在毛线里慢慢伸展，指尖顶到了稍微松掉的那个位置。
“你妈很好。”周屿说，声音压得比刚才轻了半度。
“嗯。”
“比我妈好。”他把视线投向马路对面那根贴满小广告的电线杆。“我妈走的时候没回头。她站在大巴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上去了。就一眼。后来再也没有联系过。”
陈渡把头转向他。
“以前我觉得，所有的妈都不会回头。你妈让你在外面好好对人家。我妈——”他把手套在膝盖上摊平，看着食指上那个焦斑。“这手套就是她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小叔说是织给他的，但我知道不是。小叔不抽烟。我妈她织的时候大概已经忘了自己手上夹着烟。”
他呼出的白雾在冷空气里拉成一条很长的线，被风慢慢吹散。
陈渡伸手覆住了他戴着手套的那只手。不是勾小指，不是攥手腕。是把整个手掌覆上去——他能感觉到手套毛线粗糙的质感和底下周屿手指的骨骼轮廓。然后他收紧了手指，把那只戴着旧手套的手攥在自己掌心里。力度和在垫子上攥住对手手腕准备反摔时一样——不松手。
“她回头了。”陈渡说。
周屿侧头看他。
“她回头看了你一眼。不是没回。是回头之后还是走了。”陈渡说这句话的时候语速比平时慢了半拍，像是在挑每一个字的重量。“她回头了，但她没有别的办法。你小叔替她把你养大，他替她说了那句‘孩子大了你别来了’。他没有替她忘掉你。他把手套留了那么多年。这不是她一个人不要你——是所有人都在用笨的方式爱你。包括你妈。包括你小叔。”
周屿把手套的指尖捏了一下又松开。他看着自己的手被陈渡握着，那双从小就比同龄人更知道怎样抓握和支撑的手，此刻却在轻轻发抖。不是冷。
“你妈刚才问我你有没有被人欺负，我没说全。我没说那些伤后来全是她自己慢慢舔回来的。你妈问我的时候，我说‘现在没有了’，但我没办法跟她说以前的事。”
“那就别说。”陈渡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以前的事她知道。她不说，但她知道。”
两个人坐在台阶上，手叠着手，谁都没再说话。小卖部的灯箱在他们身后静静亮着。隔壁修理铺的灯也熄了。整条街只剩这家还在亮。
远处还有零星的鞭炮声，很远了。
第二天上午。陈渡带周屿去见他父亲。
父亲不在家。他在隔壁镇上的一个工地上干活——过年期间工地停工，但他留在工棚里看材料，顺便赚一笔值班费。陈渡提前打了电话，说会带一个朋友过来看看。他父亲在电话里说“好”，然后又说“工棚脏，你们别嫌弃”。
工地在镇子边上，靠近新修的国道。工棚是一排活动板房，墙面是铁皮的，被风吹得哗哗响。空气里有铁锈和水泥灰的味道，和训练馆器材室那股气味意外地相似。
陈渡站在工棚外面喊了一声“爸”。门从里面推开了。
陈渡父亲比陈渡高半个头，肩膀很宽。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工装棉袄，袖口磨得发亮。他的脸被风吹得很粗糙，颧骨上有一块冻伤的暗红色。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鞋底的纹路快磨平了。他看见陈渡，嘴张了一下又合上，最后说了一句“来了”。然后他看见了周屿，点了点头。
“叔。新年好。”
“进屋。外面风大。”
工棚里面比外面看起来要整洁。一个铁架床，一张折叠桌，一把塑料凳子。桌上放着一个小电磁炉和一个泡面锅。墙上挂着一件旧的荧光背心，背心上印着“安全生产”。墙角堆着几双旧手套和一卷防水胶带。铁架床上铺着两层褥子，叠得很整齐。床头有一个小塑料袋，袋子里放着几片膏药和一瓶活络油。
陈渡父亲把唯一的塑料凳子让给了周屿，自己在铁架床上坐下来。陈渡坐在床的另一头。
“你妈还好。”
“还好。小卖部过年生意好。”
“那就好。”
沉默了几秒。电磁炉的电源灯在黑暗里发着红光。
“你那个比赛，”陈渡父亲说，“我在手机上看新闻看到了。拿了冠军。”他把手在膝盖上蹭了一下。手上的皮肤很糙，指缝里有洗不掉的水泥灰色。“工地上没电视。老李手机上有那个什么新闻推送，他说你儿子上新闻了。我看了照片，是你。”
陈渡看着他父亲的侧脸。这张脸和他记忆里的不太一样了。小时候父亲的脸是硬的，眉头总是皱着，说话的声音很大。现在的这张脸被风吹得太久，表情的棱角被磨掉了。眼睛下面挂着很重的眼袋，和眼角的皱纹连成一片。
“金牌带了吗。”父亲问。
陈渡从背包里把金牌拿出来。金牌在工棚的日光灯下反射出柔和的光泽，绶带的红色在铁皮墙面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父亲没有伸手接。他只是低头看着陈渡手里的金牌，看了很久。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但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站起来，走到墙角，弯腰翻了几下，从工具包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枚用报纸包着的奖牌。省中学生摔跤比赛，季军。奖牌的绶带已经磨得起毛了，金属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锈。那是陈渡初中拿的，他以为早就丢了。
“你上初中拿的。搬家的时候从你床底下翻出来的。我收着了。”
陈渡低头看着那枚旧奖牌。铜牌，分量比金牌轻很多。他记得这场比赛——初中三年级，市里的比赛，他拿了第三名。回到家把奖牌往床底下一扔，因为不是冠军。他以为没人会发现。
父亲把两个奖牌并排放在折叠桌上。一个是初中的铜牌，一个是全国赛的金牌。中间隔了好几年的距离。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又擦，然后伸出食指，在金牌上轻轻碰了一下。那根食指，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细细的水泥灰。在碰金牌的时候还在微微发颤——不是害怕，是这双手这辈子从来没摸过金牌，他怕自己的手太糙，会把金牌刮花了。
“爸。”陈渡忽然叫了他一声。他很少开口叫爸。他说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第一次学这个字的发音。“我给你带了点东西。”
他从背包里翻出一个塑料袋。是一盒膏药，一盒活络油，和一双新的劳保手套。膏药和活络油是他从省城大药房买的，和队医给老韩开的是同款。手套是在劳保用品店挑的，防滑颗粒最密的那种，他挑的时候反复试了好几双，最后选了掌心有加厚垫的款。他把塑料袋放在父亲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