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我让你去见他
陈砚白在医院躺了四天。
葡萄糖输了两天，第三天开始能喝粥了。周秀兰用保温桶从家里带了小米粥，上面卧了一个荷包蛋。他把粥喝完了，蛋也吃完了。第四天早上医生来查房，翻了翻他的眼皮，听了听心肺，又撩开衬衫看了看他后背那些旧疤，说可以出院了。周秀兰在旁边叠衣服，听到这话叠衣服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叠，把衬衫袖子对折、下摆对折，每一个褶都压得平平整整。她不敢高兴得太早——她知道她丈夫还没发话。
陈宗良是第五天来的。不是来探病，是来接人。他让老周把车停在住院部楼下，自己一个人上来。他站在病房门口，大衣扣子还是系到最上面那颗，手里没拎水果没拎营养品，就那么空着手站着。陈砚白坐在床沿上系鞋带，手指因为几天没吃东西还是不大利索，鞋带系了两遍才系好。他系完鞋带直起腰，看着他爸。
“我让你去见他。”陈宗良说。
病房里安静了好几秒。周秀兰叠衣服的手彻底停了。陈砚舟站在窗户前面转过身来，眼里的光跳了一下。
“但是你记住，这是最后一次。见完之后，你就回来，跟他彻底断了。工作的事我不再逼你，调令可以拖一拖，青沂这边你想待就待，不想待自己考走也行，我不再拦。”陈宗良顿了顿，把声音压得更低了，不是软，是更硬，“你要是见完还不死心——我就亲自去岚州。我陈宗良说到做到。”
陈砚白看着他爸。这个人在他六岁的时候教他写毛笔字，握着他的小手在宣纸上写“陈家”两个字，写歪了就抽他手心，抽完让他重写。这个人也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站在云安那个出租屋的客厅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用皮带抽到他晕过去，用调令把他从工作四年的城市连根拔起。现在这个人站在病房门口，脸上没有任何心虚和不安，依旧是那副在谈判桌上寸土不让的表情。他知道他爸会用同样的办法去毁沈知聿——就像之前那个电话从青沂打到岚州一样，精准，致命，不留余地。
他点了点头。不是屈服，是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要先踏出青沂，要先看到沈知聿，之后的事等他确认那个人还活着、还能站在他面前、还能叫他一声“哥”再说。之后的事他可以用一辈子去解决，但前提是他必须现在就动身。他没有跟他爸争辩“最后一次”是真还是假，也不想把力气花在讨价还价上。他的心已经不在这间病房里了。
陈宗良从大衣内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床尾。新的身份证——不是临时那张，是真的，正式身份证，地址还是青沂老宅的地址。信封里还有一沓现金，不算厚，但够来回车票和路上吃住。他把信封放下就走了，皮鞋声在走廊里渐渐远了。
陈砚白把信封拿过来，抽出身份证看了一眼，放进口袋。他弯腰从床头柜抽屉里把那个黑色胸包拿出来——他弟在他住院期间把东西都收好了。拉链拉开检查了一遍：临时身份证还在卡套里，银行卡还在夹层，手写路线图折了一道新痕但还是完整的。他把胸包挂在脖子上贴身绑在夹克里面。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晃了一下，周秀兰赶紧扶住他的胳膊，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他袖口的拉链拉好。
陈砚舟送他去火车站。出租车里两兄弟坐在后座，路过长途汽车站的时候陈砚舟往窗外看了一眼，说上次的计划要不是爸回来就成功了。陈砚白说这次不会了，然后把那份手写路线图递给他弟，说不用了，这次坐高铁，三个半小时。陈砚舟把那张被折了无数次、边缘起了毛的路线图接过去，捏在手里，没有说话。
到了高铁站，陈砚舟在进站口外面站着，看他哥刷身份证进闸机。闸机响了一声，绿灯亮了，陈砚白推开门头也不回地往里走。陈砚舟站在原地，手插在口袋里，摸到那张没用上的路线图，纸角被他捏得皱巴巴的。他看着他哥走到安检口，脱了外套，举着手转了一圈，然后穿上外套又往前走，背影被候车大厅的玻璃门吞掉了。他抽了一下鼻子，转身走了。
陈砚白坐在靠窗的位置。高铁开动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只是窗外的站台开始往后滑，越来越快，从站台变成了铁轨旁边的隔音墙，从隔音墙变成了一片一片的田野。他坐过很多次火车，往返青沂和云安的那趟绿皮车他坐了七年，每一次都是十三四个小时，窗外是同样的风景——华北平原上散落的村庄、结冰的河沟、光秃秃的杨树林。他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觉得窗外的东西是模糊的。不是车窗脏，是他的眼睛对不上焦。
他不知道自己紧不紧张——这个词对他来说太轻了。他心里有一个被反复撕扯的伤口，上火车前他爸那句“最后一次”还在上面撒盐。火车每往前跑一公里，他离沈知聿就近了一步，可他也离那个“彻底断了”的最后通牒近了一步。他要见到沈知聿。可他也害怕见到沈知聿。他怕那个人瘦了，怕那个人膝盖疼到站不起来，怕那个人坐在窗户前面自言自语说院子里的多肉该浇水了。他最怕的是，当那个人叫“哥”的时候，他还能不能接得住。
他在心里把沈知聿的脸翻来覆去地画——笑眯眯的眼睛，说话时乱飞的眉毛，冬天冻得通红的鼻尖，脖子上那条起了毛球的黑围巾。那张脸和钉着铁条的窗户重叠在一起，和霉斑的天花板重叠在一起，和他弟说过的那句“瘦成一把柴”重叠在一起。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身份证的硬角，往外掏的时候把身份证带了出来——背面压着那张皱巴巴的照片。他把它又往里推了推，指腹在照片上面摩挲了几下，那上面的人还在浇多肉，手指上沾着泥，笑得没心没肺。他收回手，重新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
他不知道五十三天以后，那个人还愿不愿意拿正眼看他。
葡萄糖输了两天，第三天开始能喝粥了。周秀兰用保温桶从家里带了小米粥，上面卧了一个荷包蛋。他把粥喝完了，蛋也吃完了。第四天早上医生来查房，翻了翻他的眼皮，听了听心肺，又撩开衬衫看了看他后背那些旧疤，说可以出院了。周秀兰在旁边叠衣服，听到这话叠衣服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叠，把衬衫袖子对折、下摆对折，每一个褶都压得平平整整。她不敢高兴得太早——她知道她丈夫还没发话。
陈宗良是第五天来的。不是来探病，是来接人。他让老周把车停在住院部楼下，自己一个人上来。他站在病房门口，大衣扣子还是系到最上面那颗，手里没拎水果没拎营养品，就那么空着手站着。陈砚白坐在床沿上系鞋带，手指因为几天没吃东西还是不大利索，鞋带系了两遍才系好。他系完鞋带直起腰，看着他爸。
“我让你去见他。”陈宗良说。
病房里安静了好几秒。周秀兰叠衣服的手彻底停了。陈砚舟站在窗户前面转过身来，眼里的光跳了一下。
“但是你记住，这是最后一次。见完之后，你就回来，跟他彻底断了。工作的事我不再逼你，调令可以拖一拖，青沂这边你想待就待，不想待自己考走也行，我不再拦。”陈宗良顿了顿，把声音压得更低了，不是软，是更硬，“你要是见完还不死心——我就亲自去岚州。我陈宗良说到做到。”
陈砚白看着他爸。这个人在他六岁的时候教他写毛笔字，握着他的小手在宣纸上写“陈家”两个字，写歪了就抽他手心，抽完让他重写。这个人也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站在云安那个出租屋的客厅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用皮带抽到他晕过去，用调令把他从工作四年的城市连根拔起。现在这个人站在病房门口，脸上没有任何心虚和不安，依旧是那副在谈判桌上寸土不让的表情。他知道他爸会用同样的办法去毁沈知聿——就像之前那个电话从青沂打到岚州一样，精准，致命，不留余地。
他点了点头。不是屈服，是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要先踏出青沂，要先看到沈知聿，之后的事等他确认那个人还活着、还能站在他面前、还能叫他一声“哥”再说。之后的事他可以用一辈子去解决，但前提是他必须现在就动身。他没有跟他爸争辩“最后一次”是真还是假，也不想把力气花在讨价还价上。他的心已经不在这间病房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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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良从大衣内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床尾。新的身份证——不是临时那张，是真的，正式身份证，地址还是青沂老宅的地址。信封里还有一沓现金，不算厚，但够来回车票和路上吃住。他把信封放下就走了，皮鞋声在走廊里渐渐远了。
陈砚白把信封拿过来，抽出身份证看了一眼，放进口袋。他弯腰从床头柜抽屉里把那个黑色胸包拿出来——他弟在他住院期间把东西都收好了。拉链拉开检查了一遍：临时身份证还在卡套里，银行卡还在夹层，手写路线图折了一道新痕但还是完整的。他把胸包挂在脖子上贴身绑在夹克里面。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晃了一下，周秀兰赶紧扶住他的胳膊，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他袖口的拉链拉好。
陈砚舟送他去火车站。出租车里两兄弟坐在后座，路过长途汽车站的时候陈砚舟往窗外看了一眼，说上次的计划要不是爸回来就成功了。陈砚白说这次不会了，然后把那份手写路线图递给他弟，说不用了，这次坐高铁，三个半小时。陈砚舟把那张被折了无数次、边缘起了毛的路线图接过去，捏在手里，没有说话。
到了高铁站，陈砚舟在进站口外面站着，看他哥刷身份证进闸机。闸机响了一声，绿灯亮了，陈砚白推开门头也不回地往里走。陈砚舟站在原地，手插在口袋里，摸到那张没用上的路线图，纸角被他捏得皱巴巴的。他看着他哥走到安检口，脱了外套，举着手转了一圈，然后穿上外套又往前走，背影被候车大厅的玻璃门吞掉了。他抽了一下鼻子，转身走了。
陈砚白坐在靠窗的位置。高铁开动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只是窗外的站台开始往后滑，越来越快，从站台变成了铁轨旁边的隔音墙，从隔音墙变成了一片一片的田野。他坐过很多次火车，往返青沂和云安的那趟绿皮车他坐了七年，每一次都是十三四个小时，窗外是同样的风景——华北平原上散落的村庄、结冰的河沟、光秃秃的杨树林。他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觉得窗外的东西是模糊的。不是车窗脏，是他的眼睛对不上焦。
他不知道自己紧不紧张——这个词对他来说太轻了。他心里有一个被反复撕扯的伤口，上火车前他爸那句“最后一次”还在上面撒盐。火车每往前跑一公里，他离沈知聿就近了一步，可他也离那个“彻底断了”的最后通牒近了一步。他要见到沈知聿。可他也害怕见到沈知聿。他怕那个人瘦了，怕那个人膝盖疼到站不起来，怕那个人坐在窗户前面自言自语说院子里的多肉该浇水了。他最怕的是，当那个人叫“哥”的时候，他还能不能接得住。
他在心里把沈知聿的脸翻来覆去地画——笑眯眯的眼睛，说话时乱飞的眉毛，冬天冻得通红的鼻尖，脖子上那条起了毛球的黑围巾。那张脸和钉着铁条的窗户重叠在一起，和霉斑的天花板重叠在一起，和他弟说过的那句“瘦成一把柴”重叠在一起。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身份证的硬角，往外掏的时候把身份证带了出来——背面压着那张皱巴巴的照片。他把它又往里推了推，指腹在照片上面摩挲了几下，那上面的人还在浇多肉，手指上沾着泥，笑得没心没肺。他收回手，重新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
他不知道五十三天以后，那个人还愿不愿意拿正眼看他。